230.十一烈士暮年（一）（15）

奪權以後，新生的政權採取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呢這是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上海奪權以後，在張春橋授意下，於2月5日成立所謂“上海人民公社”這一地方國家機構。但**否定了這一名稱。2月12日，**為此事專門召見張春橋、姚文元說：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慮到國家體制改變的問題很複雜（國家體制的改變，又牽扯到外國是否承認的問題）。因此，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一些。在**和中央指示下，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易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以後的其他各省在奪權后就全部以“革命委員會”來命名新的政權機構。1967年《紅旗》雜誌第5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傳達**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這是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根據**的指示精神，“革命委員會”這個權力機構形式進一步完善。“革命委員會”逐步擴展成為既是省以下各級政權的組織形式，又是各企事業和農村基層單位領導機構的組織形式。並實際取代各級黨組織，“以政代黨”。從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歷時一年八個月，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革命委員會”，標誌着奪權任務已基本完成。1968年3月，**總結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他認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11］“革命委員會”的產生，既是“文革”特定歷史條件下收拾時局，填補政權和各級領導班子空缺的不得已之舉；也反映出**變革中國政治體制以防止官僚主義和產生特權階層的政治思考。

為穩定日益動蕩的局勢，**多次批示修改旨在穩定軍隊、不準衝擊軍事機關的“軍委八條”。1967年1月23日，**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此後，解放軍陸續對一些要緊機關、部門和領域，以及派性武鬥嚴重的地區實行軍管。這對控制全國的局勢一度產生重大的作用。但也帶來不小的副作用。1967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三個大區，調查河北、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況，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的這次視察，是在“文化大革命”陷入極度混亂的局面下進行的。7月中旬離京后，**沿途找來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彙報況，了解和考察運動開展況，並表談話。面對極度混亂的局面，**希望使其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針對當時群眾之間的分裂現象，**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認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別組織。**提出：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要求：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各自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批評說：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他指出：要正確地對待受蒙蔽的群眾。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針對當時武鬥成風的局面，**指出：在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斗，不要搞武鬥，也不要搞變相的武鬥。針對紅衛兵的過火行為，**告誡說：對紅衛兵要加強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