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十探索中國式建設道路（一）（2）

在一個經濟文化非常落後的大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不僅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而且也是當時國際**運動尚未解決好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時東歐的各人民民主國家，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大都搬用蘇聯經濟模式，即走一條以鋼鐵為中心，優先展重工業的建設道路，因而出現工農業生產嚴重脫節，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同時，又由於只強調中央指令性計劃，而忽略揮地方工業積極性的問題，因而又造成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在這種況下，如何以蘇聯為借鑒，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來，就自然成為**所深思的一個問題。

繼1955年冬至1956年1月，**圍繞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展綱要（草案）》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之後，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又用一個半月的時間集中聽取工業、農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彙報。這期間，他曾連續六天，每天下午用一兩個小時，或三四個小時參觀機械工業展覽，並在講解員講解的基礎上，找一些相關的圖書資料認真研讀，對中國經濟建設的況和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中央政治局又進行了多次討論，集體總結經驗。在此基礎上，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進一步的闡述。他在講話中初步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探索適合中國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提出《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論十大關係》中所提出的問題，都是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性問題，因而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主要是：第一，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工作的思想。有的論者認為**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和“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口號，比較含混，至多只是把“革命”與“建設”並重，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工作的思想是在黨的八大上才明確的。這個觀點有失公允。其一，**對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的思考由來已久，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明確講：“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城市中的各項工作，“都是圍繞着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就是後來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2］其二，就《論十大關係》所論述的十個問題的內容看，主要是談中國工業化道路、經濟展戰略和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的問題，即使是談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方面內容的，如民族關係、黨派關係和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也都是圍繞着如何調動積極因素為建設事業服務展開的。關於這個問題，**在八大召開前夕的一次講話中講得更為明確，他說：八大會議的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建設。［3］至於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的論斷，則更是眾所熟知的了。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後來改變了八大路線而否定他在《論十大關係》中已經率先明確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第二，在《論十大關係》的前三條，**集中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是**在《論聯合政府》中就已經提出的奮鬥目標，這也是一個世紀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矢志以求的願望。但是究竟應該怎樣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呢鑒於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教訓，**提出在堅持重工業為國家建設重點的同時，還要加重對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多展些農業和輕工業。這一觀點是一個創造性的貢獻，是一條有別於蘇東國家片面展重工業而實現工業化的道路。儘管後來我們在實踐中堅持得並不盡如人意。但是，**的這一觀點和後來他所提出的農輕重為序的觀點，以及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實際勾勒出以工、農業並舉實現國家工業化道路的輪廓。與此相關，**在《論十大關係》中關於沿海與內地工業、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方面的觀點，也都是具有創造性的真知灼見。但是由於當時國際形勢等因素的制約，這些觀點未能在實踐中得到很好的貫徹。第三，提出對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某些嘗試。這些觀點主要是：兼顧國家、集體和生產者個人的利益問題，中央簡政放權、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問題（他建議“黨政機構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企業要擴大自主權，成為公開的、合法的“獨立王國”［4］的問題，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的問題等等。這些觀點雖然都是初步的，並沒有充分展開，但卻展示了**在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之時，要求進一步調整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使之更相適應的強烈願望。更重要的是，這些觀點的提出，對全黨上下全面探索中國式建設道路起了表率和號召作用。第四，提出或在新形勢下重申了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一系列重要原則。如在民族問題上，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又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而重點在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在黨派關係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肅反問題上，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的原則；在是非問題上，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等。這些至今仍是我們政治生活堅持實行的方針和原則。第五，系統地論述了向外國學習問題。**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出，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因而都存在着向外國學習的必要性；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例外。而且，向外國學習是長期性的。“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針對建國初期一度存在的只注重學習蘇聯經驗的偏向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學習的目的是“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當時，**雖然還沒有做出對外開放的政策，也沒有使用“開放”的字樣，但已經很全面地闡述了向外國學習的必要性和長期性，以及向外國學習的方針、方法、內容和目的，展示出他走向世界的博大胸懷和強烈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