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九開國立業（一）（11）

為了防止土改中急躁冒進的錯誤傾向，**在1951年2月18日擬定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中指出：土地改革要“積極地創造條件。凡條件不成熟者，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勉強去做”。根據這一指示，各地黨政領導機關都十分重視土地改革的準備工作，堅持從本地區的實際況出，通過典型試驗，取得經驗，然後逐步鋪開，而不是一哄而起。凡是土改的三個條件（即環境、群眾、幹部三個方面的況）尚不成熟的地區，就不倉促進行，而是先實行減租減息，積極創造條件。對條件業已成熟的地區，則集中力量放手動群眾，及時地進行土地改革，並儘可能迅速地予以完成。同時注意掌握動向，及時現和糾正“左”、右偏差，使土地改革運動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

為了搞好這次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為了使封建地主階級完全陷於孤立，**還親自部署和組織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工商界人士、知識界人士，參加和參觀土地改革運動，使他們從中經受鍛煉，提高對土地改革意義的認識，建立全國規模的城鄉反封建統一戰線。處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是建立城鄉反封建統一戰線重要的一環。

在**和**中央領導下，全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先在華北、華東、中南等條件成熟的地區展開。各市、縣以上的領導機關在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前，選擇了少數地區進行試驗，在方法上則採取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訓練幹部，根據不同地區具體況，再分期分批地進行。每一期土改一般都經過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和分配土地，複查總結等步驟。在土地改革中，還堅持了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劃分階級成分時，採取自報公議辦法，即由鄉村農民代表大會在鄉村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進行民主評議，並允許個人申辯，由群眾評定，最後報人民政府批准。清算地主階級罪行時，放手動農民群眾，迫使地主階級在農民面前低頭認罪。對於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並要求懲辦的惡霸分子和違抗、破壞土地法令的罪犯，則由人民法庭依法予以公判懲辦。

由於黨中央和**領導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步驟是穩妥的，時機是恰當的，因而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進展極為順利。到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和台灣省外，土地改革在全國基本完成。這樣，連同老區在內，全國約有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7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他們過去每年向地主繳納的700億公斤糧食的苛重地租。土地改革運動的全面展開和偉大勝利，徹底消滅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制度，打倒了地主階級，摧毀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賴以實現復辟的社會基礎，極大地提高了廣大農民的政治覺悟，翻身農民真正成為農村的主人，從而鞏固了工農聯盟，加強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勝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極大地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獲得迅速的恢復和展，並為工業展提供了原料和廣闊的市場，有力地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為即將開始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展社會主義經濟準備了條件。

鎮壓反革命運動，是建國初黨中央和**動領導廣大人民同舊社會的反動殘餘勢力進行的一場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為鞏固自己的政權而採取的一項重要的強力措施。

這一運動是從剿匪反霸運動拉開序幕的。1949年11月14日，**在致彭德懷、西北局的信中指出：“據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馬匪餘黨，在許多地方煽動群眾，組織反抗。此次蘭州會議上請予以嚴重注視。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縣委集中注意力做艱苦的群眾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政策外，各級政權機關均應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額，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參加政府工作。”針對土匪、惡霸勢力的猖獗，**在1950年3月14日給劉揆一的信中指出：“匪禍必剿，惡必辦，是為定則；惟剿辦須有策略步驟，以期迅速解決，安定全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