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從汀州會議到羅坊會議（1）

1930年6月上旬，**主持召開“南陽會議”期間，中央派代表塗震農來到汀州。傳達中央的有關決議和命令。於是，會議接着移到汀州繼續舉行。在汀州期間舉行的聯席會議，又稱為“汀州會議”。

塗震農在會上的報告，完全傳達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精神。其主要內容是：“紅軍問題：1．擴大紅軍的策略與路線。a．無條件擴大，在八月以前擴充到五十萬。b．克服困難：（1）打破群眾保守主義，地方觀念；（2）打破紅軍中右傾觀念，使同志明了革命**已經到來，有人就有給養，有群眾就有幹部。c．戰略與戰術：（1）進攻打破游擊主義；（2）打硬仗，打破逃跑主義；（3）官兵有決心提高作戰犧牲的勇氣；（4）與群眾配合集中力量統一指揮（不是命令群眾文明式的繳槍方法）。2．紅軍的編製。a。原則：以前游擊戰爭時代是短小精悍，現在集中進攻時代是強大充實。……10。中央對四軍的批評：四軍是存在於群眾擁護之中，四軍執行了六次大會的政治路線，深入了土地革命，動了廣大工農群眾。所以，四軍是中國紅軍主力的主力。但四軍也有錯誤，是新右傾主義：a。否認突然的擴大；b．逃跑主義，放鬆了大的敵人，放棄了大城市。11。四軍展路線：總的路線是奪取武漢。頭一步要打下吉安，動贛西割據，再由贛西與八軍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漢，一面脅迫南京。”

根據中央指示，汀洲會議除成立紅一軍團外，還決定由**、朱德等17人組成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主席。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黨中央以後，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等又出了《中央致紅四軍前委的信》，指責**等“非常怕帝國主義，所以過去我們指示你們到東江，你們說東江帝國［主義］力量大，中央指示你們應當準備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先勝利，向南昌展，爭取武漢的勝利，你們說武漢帝國主義力量大，不可能，……這是一個極嚴重的錯誤。”並嚴厲地指出：“中央新的路線到達四軍后，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四軍的路線轉變對於全國有極大的意義，希望四軍能堅決的執行，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對於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開始即存疑慮，但在黨中央的一再批評和壓力之下，不得不在組織上表示接受中央的決定。其心與境況，正如後來朱德對史沫特萊所說：

“**和我對於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報很不全面。在這種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我們籠統地知道中國的況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執政時還糟糕。中央委員會認為全國已經處在總起義的前夕，我們只好接受。

話雖如此，就我們所知，我們的部隊以及其他紅軍部隊力量既弱，裝備又不好。即或我們能夠攻戰幾座工業城市，即或有些產業工人參加戰鬥，但能否堅守城市的確是大可懷疑的。反革命的部隊在數量上佔優勢，在裝備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們比過去還更堅信，支持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帝國主義會積極進行干涉，來保護那個獨裁政權。蔣介石雖然正在跟馮玉祥作戰，我們還覺得他正在計劃對我們動一次大的攻勢，而且不久就要開始。

除了**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

**和我認識到這一點（——即當時紅軍進攻大城市的計劃是行不通的）。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報資料來反對這項計劃；而且象我們這樣心存疑慮的人是不對的。”

儘管**接受了中央的決定，但疑慮的心理，決定了他率領紅軍執行中央關於攻打南昌的決定時，採取了極其謹慎的逐步推進方針。

1930年6月22日，紅一軍團總指揮部下達了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的訓令，指出：“蔣閻戰爭激烈，雙方死亡各達萬餘，蔣逆負傷，張桂軍到長沙，各地工農運動高漲，時局大為開展。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權之任務，擬於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6月25日，**與朱德等又簽了《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為進攻南昌會師武漢通知》。通電中稱：“反動統治已走向崩潰，……全國革命勝利主客觀條件均十分成熟，革命**已來到我們面前。在這一政治形勢之下，革命群眾當前任務是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根本把反動統治推翻，奪取全國政權，爭取全國革命勝利。本委員會為接受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決議，完成革命任務，統率紅軍第一軍團向南昌進，與紅軍第二、第三各軍團會師武漢，奪取湘鄂贛數省先勝利，以推動全國革命**。……我們這一決戰，即是我們中國從帝國主義軍閥鐵蹄之下解放出來的決戰，革命的火藥已經爆，革命的曙光快要到來，我們的紅旗將要在全世界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