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駐日公使很是樂觀（1）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政策已定。***現在，該輪到國民政府出牌了。

說到20世紀30年代前半的中日外交，就不能不提到蔣作賓這個名字。

從照片上看，蔣作賓有着一幅很福相的面龐。他不但是民國時期的政要，還是著名的居士。蔣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1905年即加入同盟會，是老資格的國民革命者。辛亥鼎革后，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陸軍部次長，而當時的陸軍部部長是黃興。1929年，時任中國駐德公使的他，代表中國政府出席日內瓦國際聯盟裁軍會議，在會上，他一改國聯多年只使用英、法兩種語的慣例，莊嚴地用帶着湖北口音的國語在講壇上，引起外國輿論的稱讚，漢語遂被定為國聯正式使用的語種之一。

蔣作賓在歐洲的表現，足以證明他是堪當重任的外交人才。1931年8月，蔣改任駐日本公使，一直到1935年底。此間，中日兩國使節升格為大使級，蔣作賓成為任駐日大使。

蔣作賓在日本的四年，正是中日關係波詭雲譎的四年。在這四年中，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中日雙方政府所有的和平努力，都歸於破產，中日兩國最終走上了戰爭之路。國民政府始終都想迴避與日本的戰爭，因為它既沒有與日作戰的實力，更沒有與日作戰的勇氣和膽識。所以，爭取最後一絲希望以避免戰爭，就是國民政府賦予蔣作賓的艱難使命。

9月9日，新任駐日公使的蔣作賓離開上海前往東京赴任。當時，中國人去日本基本上都是乘船從上海出，途經漢城到達日本，得半個月到20天。可是，肩負重要使命的蔣作賓，卻沒有從海陸徑直東行，而是一路北上，在天津港登陸後來到北平，會晤時任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會晤，而是因為“日本對滿蒙問題有急進態勢”，蔣作為中央政府的代表，要向對東北局勢最有權的少帥問策。

此前，張學良對東北時局以及中日關係已多次表明過自己的態度。早在7月6日，張學良在給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這封電文表達了三個意思：第一，東北局勢危急，戰爭一觸即；第二，我們打不過日本，戰爭結果只能是對我更加不利；第三，為今之計，只有力避衝突，在國際公法的架構內解決問題。顯然，張學良認為儘管局勢嚴重，但還有通過外交手段轉身騰挪的空間。

張學良的態度是有代表性的。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表示“此未對日作戰之時”，13日，時任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也在致張學良的電報中，以一個老國民黨的身份說道：“中央現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

顯然，國民政府的要員們並沒有對日本內閣在前一天的決議產生起碼的警覺。

樂觀使人心釋然。聽了張學良的看法，蔣作賓似乎覺得輕鬆了一些。

三天後，在與北平的記者們見面時，蔣作賓面帶笑容地向焦慮的記者們說道：在我們南方，對中村事件似乎沒有你們北方傳得那麼邪乎，你們要注意輿論導向哦！並表示中村事件是完全可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中央對此亦無須做出任何特殊的訓令，只待本人到日本后，當可迅速解決，事態決不致擴大。

此後，蔣作賓又逶迤北上，取道東北和朝鮮去日本。沿途，他不斷與駐當地的日本外交和政商人士會談，作了一路的調查研究。他所得到的信息是，所有人都以為目前局勢堪憂，希望早日解決懸案，以免為日本軍方激烈派有所借口。不料，蔣剛到漢城，就傳來事變的消息。

寄希望於外交努力而力避衝突，這是當時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底牌。但這張底牌還沒有打出來，就已註定要輸掉牌局了。

1931年底，若相因為“擺不平”由九一八事變而引的危機而黯然去職。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以《不聽從命令的軍隊》為題，對事變後日本軍隊對內閣的決定置若罔聞訴苦道：“內閣部長制定出關於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交陸軍大臣將此方針下達給滿洲軍，但滿洲軍卻仍不停止前進。”可訴苦歸訴苦，後來日本內閣不但“追認”了日軍未經批准的軍事行動，還連“不法”軍事行動所需的軍費也一併批准了。軍隊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后再由內閣來“補蓋公章”對這種日本對外政策的實際操作模式缺乏必要的認知，正是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致命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