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民眾運動正在起變化（2）

上海的學生代表對蔣介石的答覆，顯然並不滿意。***他們遷延約兩小時后，才離寧返滬。

當上海大學生們紛紛赴南京請願的同時，大學密集的北平也不會平靜。27日，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必先與之了《為東三省事件告全國民眾書》，斥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認為政府一再強調的“請示國聯公判”的政策是“軟弱無能，坐以待斃”，主張“以群眾的力量驅逐日軍出境，取消中日間一切懸案，實行對日宣戰”。從這個宣中透出與日本一戰以解決中日間所有爭端的緒，也可以說這是另一個版本的“全部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恰恰是中國政府要儘力迴避的。

在主張抗日、抨擊政府不抵抗主義的民眾運動中，還不止是學生。

26日，上海800餘個團體的20萬群眾舉行抗日救國大會，王曉籟任主席。上海市民運動不像學生運動那樣激烈，但對國民政府而可能影響力更大，任上海市民抗日救國大會主席王曉籟，在當時的黑白兩道上都是響噹噹的人物。他早期是光復會的成員，參加過反清鬥爭，秋瑾案后，他舉家避居上海，與他人一起創辦閘北商團，這就是一個兼有經濟性質和幫派性質的組織。1911年辛亥革命光復上海時，他就率領着商團的武裝力量參加攻佔北火車站之戰。1913年，他又助餉支援二次革命。1930年8月任上海市商會主席后，他廣收門生，為著名“海上聞人”之一，當時上海灘上的杜月笙等人，也要稱他為大哥。由這樣的人出任上海市民運動的領導，足可見其社會基礎的廣泛性和影響力。

上海抗日救國大會最後作出決議：

電請中央限令日軍退出佔領地，否則對日宣戰；通電擁護蔣介石統一軍權抗日；電促廣州國民政府泯滅私見，一致對外；電全國永久對日經濟絕交；嚴懲奸商；嚴懲對政府外交政策失誤負有直接責任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嚴懲不抵抗的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令張學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實行徵兵制，確定義勇軍為永久組織。

應該說與學生的要求相比，上海抗日救國大會的要求要更理性、更實際一些。可是，這些要求竟沒有得到政府的正式答覆。其中似乎透露出國民政府的邏輯——會鬧的孩子有奶吃，學生們堵到國民政府的大門口了，於是不得不做答；市民們只是在上海集會了一下，大可不必管它。

同日，南昌。寧波亦舉行10萬人抗日救國大會。

總之，到了26日前後，民眾運動生了靜悄悄的變化——由早先的以向日本抗議為重點，轉變為批評、反對政府的不抵抗主義為重點。而面對這種轉變，以蔣介石為的國民政府似乎並沒有引起警覺，也似乎是並不以為然。中國向來就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古訓，民眾運動也是川，川要疏導，而不能逆勢而動、想當然地面對它。不幸的是，蔣介石就犯了這樣的錯誤。兩天後，他就不得不站出來直接面對民眾運動的衝擊，從而也將自己在相當程度上推到了民眾訴求的對立面。

一九三一年

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