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領袖卷之毛澤東（61）

“文化大革命”，先是從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揭開序幕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執筆、得到**批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公開表。在**的干預下，過了十多天後，北京各報刊才陸續轉載這篇文章，有些報刊還加了強調作為學術

問題展開討論的編者按。對此，**非常不滿。他更加堅信中央出了修正主義。1966年3月底，**三次同康生、**等談話，指責由彭真主持制定並經**中央同意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指責中央宣傳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且說：再不支持左派，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宣部、北京市委。在談話中，**還明確號召各地造反，向中央進攻。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16日通過了根據**會前幾次講話精神起草並經**多處修改的《中國**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親筆寫道：“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這就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務。這次會議還根據**的意見，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在組織上使**、康生、陳伯達等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得以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並逐漸替代**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

《五·一六通知》布后，“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展起來。當時**在南方，中央第一線領導同志雖然同意**動“文化大革命”的倡議，但對“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樣搞並不清楚。因而，他們在北京對運動的指導，很難合乎**的要求。**對**等人在領導運動中所採取的向大專院校派工作組等力圖控制混亂局面的措施，表示強烈的不滿。7月18日，在**從武漢回到北京的當天，**等就工作組問題向他作了片面的彙報。7月24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和鄧小平，作出撤銷工作組的決定。翌日，**明確指出：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

8月1日，**主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7日，他向全會印了他在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炮打”**為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會根據**的提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卻一躍而名列第二位，會後不久被宣佈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這次改組，不僅是接班人的變動，而且**本人也由第二線重返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這使他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中央的集體領導。

此後，**幾乎全身心地致力於“文化大革命”的動和領導。他希望通過這場觸及每個人靈魂深處的“革命”，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從思想上杜絕在中國產生修正主義的可能性，實現“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但是，由於指導思想上犯了“左”傾錯誤，他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實際成了一場延續10年之久的大內亂。加上**、**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利用和破壞，“文化大革命”給黨、給人民、給我們整個國家帶來慘重的損失，**等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及各級領導幹部和大批知識分子，被當作敵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暮年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