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餘緒（1）

今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而生在65年前的百團大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65年以來，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和看法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如何看待和評價百團大戰？顯然我們不能簡單輕易地作出結論。我們必須把它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在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為了再現百團大戰這三個半月的日日夜夜，我們編寫了本書。

其實，關於百團大戰的評價，曾經幾度變化。百團大戰期間及剛結束的一段時間內，黨內軍內都給予了很高評價，如**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但隨之而來的華北戰爭形勢的惡化使高級領導人對百團大戰開始重新評價。1941年至1942年，日軍在華北連續推行了五次帶“總力戰”性質的“治安強化運動”。八路軍（還有新四軍及華南遊擊隊）所抗擊的敵軍總兵力，由1940年的58%，上升至1941年的75%和1942年的63%，八路軍的兵力則由1940年的40萬下降至1941年的30。5萬。

根據地也大幅度縮小。凡此種種，造成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的改變。1943年1月，鄧小平在太行分局會議的報告中對百團大戰已持批評態度：百團大戰使本區軍事力量過於暴露，傷亡很大，元氣不易恢復。

然而，造成對這一戰役評價上的大起大落，乃至生質的變化，則是由於政治風雲的變幻。隨着這一戰役主要起者和指揮者彭德懷政治上的沉浮，對百團大戰評價也就褒貶不一。

對於華北敵後抗戰，**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1945年春彭德懷向**彙報時說，華北抗戰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說：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麼基本上。而在廬山會議期間，百團大戰就成為彭的重要罪狀之一，如打百團大戰是無組織無紀律，是在抗戰戰略方針上反對**等。在廬山會議后的幾年，有的黨史讀物由於沒有迴避掉彭德懷的名字，就被定為“毒草”，更不要說客觀評價百團大戰了。到了“文革”期間，更上綱到什麼“階級投降主義”、“為了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引起蔣介石搞了皖南事變”等等，荒誕無稽的惡毒攻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對百團大戰的評價重新進入了一個正常的討論時期。作為當事人，彭德懷在歷次黨內鬥爭中雖然承認在百團大戰的指揮方面存在着問題，但堅持總體上肯定百團大戰。“文革”之後，黨史界對百團大戰持肯定見解的人也比較多了。

那麼，究竟百團大戰的意義以及它的缺點在哪裏？

先，百團大戰爆時，正值日、蔣談判7月23日備忘錄的達成，蔣介石和板垣征四郎腦級會談擬於8月間在長沙舉行（7月16日，米內內閣倒台，蔣方借故推遲了談判）。**當時雖然還不知道日、蔣談判的具體形，但感覺到蔣方對日日益妥協的立場。在百團大戰所鼓動的全國抗日**和抗日聲浪中，蔣介石不得不將對日妥協的行動停頓下來。8月下旬，當日本相近衛又寫了親筆信建議繼續會談時，遭到蔣方的拒絕。這是百團大戰的歷史意義之一。

其次，百團大戰打擊了日軍的“囚籠政策”。我軍在七個要害部位衝破敵軍戰線，撕碎了敵人的華北“囚籠”，打散了敵人的軍事系統，在近50個縣逼退了敵人。敵人不得不花費很大力氣整飭戰線，填補殘缺。1941年2月，敵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從第十一軍（武漢）、第十三軍（寧滬杭）各抽調一個師團增援華北，但戰局仍無轉機，迄1941年7月，敵在華北一直取戰略守勢。

直到蘇德戰爭爆，日本軍閥在南進（太平洋）戰略的誘惑下始於華北轉取攻勢。這是百團大戰的又一歷史意義。

但是百團大戰也存在着一些問題，正是這些問題造成了後來對其評價上的分歧。

先，百團大戰在敵判斷上是有誤的。從“集總”（彭德懷主持工作，朱德已回延安參加軍委工作）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其判斷是日軍將向西安、重慶、昆明動進攻。但實際上，在宜昌戰役后，日軍已暫取戰略守勢。如7月23日的“大陸命令第四三九號”中即要求，確保“黃河、黃泛區、廬州、蕪湖、杭州線以東地區”，在武漢方面的作戰區域，“大體在安慶、信陽、宜昌、岳州、南昌之間”。雖然戰時不可能獲得完全準確的敵方報，但對敵人主要戰略行動判斷得不對，結論下得過於輕率，無論如何是個比較大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