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一中國之旅（8）

回家后，斯諾夫婦立即趕寫新聞報道，晚上，他就給紐約《太陽報》了獨家電訊。陳翰伯說：“從12月9日到次年1月，斯諾先生的照相機和打字機實在忙得一點空閑也沒有。這次震動全國的北平學生愛國運動，在國內報紙上未曾登出過一個字，而遠在西半球的《太陽報》卻表了詳細而且翔實的長篇電報，那裏面為我們保存了很多史料。這是斯諾先生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的一個貢獻。”

從1935年10月到1936年6月，斯諾夫婦差不多把時間和精力全部用在支持學運上。由於中國報紙不許登有關學生運動的消息，他們盡量利用外國報刊、記者來宣傳學運。“中國學生也不斷地向我們打聽消息。我們成了新聞中心。”1979年，尼姆對蕭乾這樣說。“我們是以個人身份協助中國打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後來，尼姆根據在學運中的親身經歷，寫成了《一九三五——一三六年的中國學生運動紀實》一書。

當斯諾正在苦苦地尋找着活的中國的心臟和頭腦的時候，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冰封雪飄、寒凝大地的古城北京，他有機會親身投入沸騰着熱血的青年們的偉大鬥爭中。年輕的戰士們為了祖國和民族的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壯舉使斯諾受到從未有過的、活生生的教育。他滿懷激地說，在一二九運動中，“我第一次看到中國知識青年表現出的集體的政治勇氣”。這種寶貴的政治勇氣使斯諾懂得，“歷史確定是可以被扭轉的”。不是嗎？一二九運動使國民黨和東京方面的陰謀流產了，土肥原被召回國了，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省表否認用武力并吞華北意圖的聲明，張學良將軍歡迎學生到他的部隊裏做宣傳鼓動工作。由此，斯諾由衷地稱讚：“青年愛國者們對國家和人民盡了最大職責，今天全世界都視他們為英雄。”。

更為重要的是，斯諾後來說，一二九運動的“經歷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識青年完全喪失對一個政權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個要索。對於這個現象，學究式的歷史學家往往是漫不經心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成了悲觀、停滯和鎮壓的象徵，把許多愛國的男女青年趕到作為中國最後希望的紅旗下去”。時隔半年，斯諾就毅然決心踏着燕京大學學生們的足跡，來到“作為中國最後希望的紅旗下”。在那裏，他現：“紅星將照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