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一中國之旅（5）

斯諾在上海期間還和宋慶齡、魯迅等進步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斯諾最早是在蔣介石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認識宋慶齡的。以後，在多次的交往中，斯諾感到：宋慶齡是孫中山先生“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恆久的核心。她一直忠實着孫中山的事業，為中國的窮苦人民的翻身而鬥爭。“她把自己和她認為是在被壓迫的中國的真正解放力量聯繫在一起。”

斯諾的判斷是正確的。宋慶齡堅信只有與中國**人合作，才能使革命取得勝利。自1931年從蘇聯回國后，她一直與**的地下組織和**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以各種方式掩護**的地下活動，疏通**與各方面的關係。1933年，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面前，她對斯諾說：“即使日本徵服整個中國，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終將勝利，或是現在已經被軍閥們丟棄的孫博士的萌芽性的社會主義，或是正在華中展着的蘇維埃制度。”她還對斯諾說，**是值得“信任的”。

在宋慶齡身上，斯諾看到了中國人的堅韌和獨立的性格——愛好和平、反對壓迫，這對斯諾產生了很大影響。斯諾後來寫道：“多虧早結識了宋慶齡，使我領悟到：中國人民有能力從根本上改革他們的國家，並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國提高到憑其歷史和眾多人口在世界上應佔有的地位。”“宋慶齡通過傳身教消除了我的一些矇昧無知。通過地，我體驗到了中國最美好的思想和感”。

在真誠、頻繁的交往中，宋慶齡和斯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2年，斯諾決定和海倫·福斯特（又名尼姆-韋爾斯）結婚。他最先向宋慶齡報喜。宋慶齡為他們舉辦了豐盛的廣東式宴會，並贈給他們一把美國造的銀質電咖啡滲濾壺，祝他們愛幸福、美滿。20世紀30年代，宋慶齡經常介紹斯諾“認識一些未來的歷史創造者——青年的作家、藝術家和戰士”，斯諾則在他們身上學習到了很多東西。1936年，斯諾出版了他選譯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在卷，斯諾寫了一段十分感人的獻詞：

獻給s．cl[宋慶齡]，她的堅貞不屈，勇敢忠誠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國最卓越而輝煌的象徵。

同年，正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衝破國民黨的封鎖，來到陝北蘇區，此後寫成了舉世聞名的《西行漫記》。

斯諾在探索中國社會變化的過程中，迫切想通過了解中國現代文化藝術對社會變動的反映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來把握這一變動的脈絡。正如他自己所說：“任何人在中國不需要呆多久就體會到他是生活在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中。這個環境為富有活力的藝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世界上最古老的、從未間斷過的文化解體了，這個國家對內對外的鬥爭迫使它在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來代替。千百年來視為正統的、正常的、天經地義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從而使一系列舊的信仰遭到摒棄，而新的領域在時間、空間方面開拓出來了。到處都沸騰着那種健康的騷動，孕育着強有力的、富有意義的萌芽。它將使亞洲東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面貌大為改觀。在中國這個廣大的競技場上，有的是衝突、對比和重新估價。今天，生活的浪濤正在洶湧澎湃，這裏的變革所創造的氣氛使大地空前地肥沃。在偉大藝術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動。”

斯諾先注意到魯迅，因為他知道，正是魯迅、胡適和陳獨秀起了文學革命運動，“這場運動確立了白話文在全國的地位——這是一場文化革命，其重要性不在推翻清王朝的政治革命之下”。“魯迅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作家。”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壇上已深負盛名，又是“中國左翼作家和藝術家的勇敢領袖”。斯諾找到姚莘農和他合作翻譯魯迅的名作《阿q正傳》。

斯諾的編譯計劃以及他和姚莘農翻譯魯迅著作的行動，得到魯迅的熱支持。1932年11月，因涉及版權及有關翻譯中的疑難問題，姚曾致函魯迅，請求給予“翻譯的特權”，並請教有關問題。魯迅在內山書店約見姚莘農，解答了《吶喊》裏某些作品中較費解處一一諸如“三百大錢九二串”和“猹”之類問題。由此，姚就認識了魯迅，並逐漸成為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