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6）

在19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已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之方劑，惟此一着爾！書告既，只有一意應戰，不再作迴旋之想爾！”

鑒於事態日益嚴重，國民黨軍事當局開始商討作戰計劃與戰法，並確定了戰鬥序列。22日，第十師、八十三師離開石家莊轉往武強、獻縣一帶集中，二十五師、十七師開抵石家莊集中。22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不同意拆除北平城內防禦工事，要求二十九軍“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23日，國民政府宣佈“懲治漢奸法”，並準備設置“總動員設計委員會”，同時預定派出大員去石家莊主持工事構築。

在加緊作戰準備的同時，蔣介石又對盧溝橋事變的和平解決，做了最後一次“迴旋之想”。23日，在召集軍政大員會商之後，蔣介石認為冀察當局的對日妥協並沒有超出自己期望的界限，於是依照唐生智的提議，追認了冀察當局於11日同日本簽訂的《秦松協定》。另外，蔣介石還電令駐日大使許世英晤見日本外相廣田，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決之願望”，平息中日爭端。

不料日本外務省官員竟然幸災樂禍地回答：“今後為軍人對軍人交涉，非外交當局時期。”在日本法西斯決心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條件下，所有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平津局勢不可遏止地趨向惡化。

從躊躇不定到匆匆應戰宋哲元的悲劇

日軍調兵遣將，步步緊逼之際，作為二十九軍最高長的宋哲元，卻仍然躊躇不定，對和平抱有很大希望，沒有下定決心作戰。

就連被公認為親日派的何應欽，此時也對形勢做了不容樂觀的估計，看到了戰爭的不可避免性。7月17日，何應欽給宋哲元去密電，告知近幾天日軍紛紛入關到各地駐防的報。何應欽已經看出了日軍的用意，“顯系對北平及南苑取包圍形勢”。對於日軍的和談姿態，何應欽並不看好，認為不過是表象而已，其目的很明顯，“近日則派小參謀數人與我方談判和平，希圖緩兵，以牽制我方，使不做軍事準備，一俟到達平郊部隊較我之廿九軍佔優勢時，即開始攻佔北平，先消滅我廿九軍。此項詭計，最為可慮”。何應欽已識破了日軍的詭計，而宋哲元卻是只緣身在廬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

何應欽憂心忡忡地告誡宋哲元：“兄等近日似均陷於政治談判之圈套，而對軍事準備頻現疏懈，如果能在不損失領土主權之原則下和平解決，固所深願，弟恐談判未成，大兵入關，彼時在強力壓迫之下，和戰陷於絕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後來實事證明了何應欽的看法。

針對宋哲元的猶豫，蔣介石給其打氣。蔣介石電令孫連仲的二十六軍、龐炳勛的四十軍統歸宋哲元指揮，並通過熊斌轉告宋哲元有關平漢北段另設總指揮之說，“並無其事”。同時，由太原來天津的張蔭梧，給宋哲元捎帶了閻錫山的一封信。閻錫山在信中，勸宋哲元接受中央軍的援助，協同抗戰，不可妄聽漢奸之挑撥。

閻錫山舉了自己接受中央軍入晉“剿匪”的例子來說明。閻錫山說，前年“赤匪”（按：這是閻錫山對紅軍的侮蔑之詞）東征入晉，中央派軍援晉。當時，在晉軍內部，持反對意見者甚多，餘力排眾議，決定歡迎中央軍，結果始能擊退“赤匪”，而中央軍在晉並無其他作用，可為例證。

何應欽的勸誡、蔣介石的電文以及閻錫山的來信，使宋哲元若有所思。

與此同時，日軍談判的價碼逐漸加重。1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接受陸軍省的意見，提出要宋哲元正式道歉，處罰責任者包括罷免馮治安，撤退八寶山附近的部隊，7月11日提出解決的條件上，改由宋哲元簽字。面對如此苛刻的條件，宋哲元很難接受，其態度由和向戰游移。

7月17日晚，宋哲元打電話給在保定的參謀次長熊斌，讓其轉陳中央：1。戰爭恐不能免；2。彼現在津，不能有明白表示；3。決不作喪權辱國之事，請勿聽謠；4。應做第二步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