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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修養更深、藝術氣質更重的主任醫生交往,和他們談論尼采和瓦格納。***戈達爾夫人接待丈夫的同事和學生,盼望有朝一日丈夫能當上醫學院院長。人們在晚會上欣賞音樂,戈達爾先生卻無意聆聽,而去隔壁的客廳里玩牌。然而他的好眼力,他診斷之敏捷、深刻、準確,令人讚嘆不已。第三點,關於戈達爾教授對我父親這種類型的人所採用的聲調和態度,應該指出,我們在生活的第二部分所顯示出的本質可能是第一本質的展或衰敗、擴大或減弱,但並不永遠如此,它有時是相反的本質,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戈達爾青年時代的那種遲疑的神、過分的靦腆與和藹曾使他經常受人挖苦,當然迷戀他的維爾迪蘭家除外。是哪位慈悲為懷的朋友勸他擺出冷冰冰的面孔呢?由於他的重要地位,這樣做是輕而易舉的。在維爾迪蘭家,他本能地恢復原貌,除此以外,在任何地方,他表現得冷若冰霜,往往是一不。而當他不得不說話時,他又往往採取斷然的口吻,故意令人不快。他將這種新態度試用於求醫者身上,既然求醫者以前從未與他謀面,自然無法作比較。他們如果得知戈達爾並非生性粗魯,準會大吃一驚。戈達爾極力使自己毫無表。他在醫院值班時,講述同音異詞的玩笑引得眾人—從主任醫生到新來的見習醫生—捧腹大笑,而他的面部肌肉卻紋絲不動。由於他剃去了鬍鬚,他的面孔也完全變了樣。
最後說說德·諾布瓦侯爵為何許人,戰前1他曾任全權公使。五月十六日危機期間2他任大使。儘管如此,使許多人大為吃驚
1指1870年普法戰爭前,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
2指1877年5月16日法國內閣危機。
的是,他後來曾多次代表法蘭西出使國外執行重要使命,甚至赴埃及出任債務監督,並施展他番茄的財務能力,屢有建樹,而這些使命都是由激進派內閣委任於他的。一般的反動資產者都拒絕為這個內閣效勞,更何況德·諾布瓦先生:他的經歷、社會關係和觀點都足以使他被內閣視為嫌疑分子。然而,激進派的部長們似乎意識到此種任命可以表明他們襟懷坦白,以法蘭西的最高利益為重,說明他們不同於一般政客,而當之無愧地被《辯論報》稱為國家要人。最後,他們可以從貴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劇突變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關注中得到好處。他們明白,起用德·諾布瓦先生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他們不用擔心後者會違背政治忠誠,因為,侯爵的出身不僅沒有引起他們的戒備防範,反而使他們放心。在這一點上,共和國政府沒有看錯。這先是因為某一類貴族從童年時起就認為貴族姓氏是一種永遠不會喪失的內在優勢(他的同輩人,或者出身更為高貴的人對這種優勢的價值十分清楚),他們知道自己大可不必像眾多資產者那樣費盡心機地(雖然並無顯著效果)表高見,攀交正人君子,因為這種努力不會給他們增添任何光彩。相反,他們一心想在身份比自己高的王侯或公爵面前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往姓氏中添加原來所沒有的東西:政治影響、文學或藝術聲譽、萬貫家產。他們無意在資產者所追求的、無用的鄉紳身上浪費精力,何況得到一位鄉紳的無實效的友誼並不會導致王侯的感激。他們將大量精力使用於能有助於他們擔任使館要職或參加競選的政治家身上(即使是共濟會會員也不在乎),使用於可以在自己的業務範圍內幫助他們進行“突破”的、聲譽顯赫的藝術家或學者身上,簡而之,使用於一切促使他們揚名,促使他們與富人結成姻親的人們身上。
德·諾布瓦先生從長期的外交實踐中吸收了那種消極的、墨守成規的、保守的精神,即所謂“政府精神”,這是一切政府所共有,特別是政府之下各使館所共有的精神。外交官的職業使他對反對派的手段—那些多少帶有革命性的、至少是不恰當的手段—產生憎惡、恐懼和鄙視。只有平民百姓和社交界中少數無知者才認為所謂不同的類型純屬空談,但就大多數況而,不同類型的相互接近不是出於相同的觀點,而是出於相同血緣的精神。像勒古費這種類型的院士是古典派,但他卻為馬克西姆·杜岡或梅西埃對維克多·雨果的頌詞1鼓掌,卻不願為克洛代爾對布瓦洛的頌詞22鼓掌。同一個民族主義使巴雷斯33與他的選民接近—後者對他和喬治·貝里4先生並不細加區別—卻無法使巴雷斯和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們接近,因為後者雖然與他政見一致但精神迥異;他們甚至不喜歡他而偏愛政敵里博先生和德沙涅爾55先生;忠誠的保皇派感到與里博和德沙涅爾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