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九章京族的族際交往（1）

商貿交往

1949年以前，漁業生產是京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有關的調查表明，1949年以前江平一帶絕大多數京族家庭每年的生活費用中約有70%以上依靠捕魚[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廣西省民族事務委員會：《防城越族況調查》（內部資料），第196頁，1954年版。]。這樣的經濟生產活動類型決定了京族對外經濟交往的需要更為迫切，因此，京族人很早就有了商貿活動。

因與越南越族同源同宗，京族有與越南進行經濟交往的傳統，與越族的商貿關係較為密切。在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年代，商貿活動主要是互通有無的以物易物方式。到了商品經濟活動較為頻繁的清末，有的京族小商販還利用他們的優勢經常跑到越南經商[韓肇明：《京族》，第31-32頁，民族出版社，1993年。]，但人數不多。一些近代文明詞彙，也是那時從法語傳入越語再傳入中國京語裏來的，如“肥皂”、“毛線”等詞。從這些詞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京族和越南越族商貿交往的狀況。1949年以前，澫尾、巫頭等地就有不少京族村民到越南芒街等地經商。1950年代至1960年代，雖然國內政策對邊境貿易多有限制，但京族和越族邊民之間的貿易往來仍然沒有中斷。而即使是在1979年中越關係嚴重惡化期間，京族地區也仍然有人到越南邊境地區販賣商品。1989年，中越邊境貿易重新恢復，由於京族人與越族之間不存在信任障礙，佔有天時地利人和優勢的京族人成為邊境貿易的最大受益者。

因為江平集鎮、東興集鎮的商貿比較達，京族與這一帶的漢族人的商貿交往也很密切。清末，不僅有廣東、福建和越南的商人來到東興與京族人做生意，也有不少京族人到東興從事商業活動，做小商販。江平鎮是離京族聚居區最近的商品集散地，更多的京族人則是每到街圩，涉水而來，用魚產品和漢族、壯族等換取糧食、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京族與漢族密切接觸、京族人當中出現不少雙語人，正是從集貿市場的討價還價開始的。抗日戰爭勝利后，有的京族商販在江平鎮購置房屋經營小本生意。如當時江平鎮有5家經營魚汁的商店，其中有4家就是由京族的小商販經營的。京族人的雙語使用況更加常見。

由於京族地區的商品銷售渠道不暢，1949年以前京族地區漁業產品的銷售價格較為低廉。一些老年村民說，一斤魚還換不到一斤米，在當時是一件極其平常的事。因此，儘管魚產頗豐，但京族人的經濟收入普遍較低。京族漁民家庭的經濟開支，主要用來購買糧食。除恆望、紅坎、山心，大部分京族人聚居的村莊由於土地貧瘠，大米、玉米、紅薯、木薯等糧食作物不能自給，只能從集市買入，價格往往比較高。而居住在山區的漢、壯、瑤等同胞，由於交通不便，與外界來往甚少，自產農產品但缺乏魚蝦、海鹽等海產品，這和京族的經濟生活形成了互補。一些京族漁民肩挑海產品，遊走於附近山區的大小村莊之間，以鹹魚乾等換取山民的大米和木薯干。由於同樣缺少現錢，在部分京族漁民與當地山區農村的壯、漢族村民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魚產品換取糧食的以貨易貨形式。這種只求獲取所需而沒有過多贏利目的的商品交換形式，不僅使當地農民和漁民能夠各取所需，同時也免去了以貨幣作為流通工具所帶來的種種不便，密切了京族人與山區的漢族、壯族、瑤族的商貿往來。

解放后相當一段時間，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及邊境戰事等影響，京族與外族的商貿活動非常稀少。改革開放后，京族聚居區的商貿活動得到了恢復和展，市場經濟的浪潮也席捲到了京族聚居區，京族人與外界的商貿聯繫日益增多。與傳統的純漁業捕撈相比，改革開放后海產養殖、海產品加工等新行業得到了展，京族人與外界的商貿活動比以往更密切、頻繁和深入，不僅與附近的各族人民開展了貿易活動，有的甚至還把業務拓展到了港澳台等地。邊境貿易的升溫，京族人揮精通越語、有親戚朋友在越南居住、了解越南況的優勢，充當邊貿經紀人、中介人，與越南越族人的邊境貿易成了京族人的龍頭從業項目。經濟學家指出，語是貿易中最有效的交際工具，與說相同語的人最容易生直接的貿易關係。越南人做生意喜歡與京族人直接聯繫，而且也比較信任京族人。在邊境做生意的還有其他民族的商人，但一般總是先由京族人用本民族語與越南商人商量好后，再由京族人與外族商販洽談生意。除了充當翻譯和中介，京族人還從越南採購國內所需商品運回國內銷售，又將越南市場需求的商品，通過陸路、水路運到越南銷售，直接加入了邊境貿易的行列。京族的族際商貿往來，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了歷史最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