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第十五章十萬進士(6)

68.第十五章十萬進士(6)

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甚至還要査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北方無論是春闈還是秋試,都會遇到寒冷的日子,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襖里挾帶,規定一切進考場的羊皮襖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紛亂的羊群。

這景象在我想來是觸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生了什麼事?一群讀書人,只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只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試都應該反作弊,這沒有錯。但是,我們中國常常會遺忘一個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範都不應該剝奪所有無辜者的尊嚴。當人的基本尊嚴可以被隨意糟踐時,文化的意義又在哪裏?

幾百年反作弊的誇張行動也給中國文化本身帶來一個毛病,那就是特別注意記憶功能。直到現代,很多人被尊為國學大師、學富五車,基本上都是在稱獎他們的記憶功能,而不是創造功能。我認為,這完全是出於那些挾帶不成的考生對於不必挾帶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續至今,成為一種文化心理定式。

反作弊的誇張行動,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間的極度不信任。在這種不信任的氣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戰戰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會試,公佈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很小的知識性誤差。估計當時考官太欣賞文章的立意和文辭了,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結果,落第考生大嘩,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盡了臉面,不敢吱聲。

又如,清代有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過兩棵槐樹之間一口井這樣一種普通的景象,不知怎麼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裏典故太少,寫出文章來容易被人覺得沒有學問,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

他寫得那麼從容,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體猜測到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因而只能閉一隻眼睛算他“用典有據”。這是考生對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貓一般。

一些大學問家也經常遇到這種麻煩。一**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現一份優秀考卷中有“閭面”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龢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閭面”對“檐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龢鬧了笑話。但我們在笑翁同龢的時候,還是應該相信他確實看到過“閭面”。沉澱了數千年的文史深潭,幾乎能為任何一種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這方面的長久對峙,挑動了中國文人在文史細節上數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國語文親切、活潑、靈動的美好風範,變得刺蝟般地不可接近。

科舉制度積累了很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它遇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十九世紀的中國,面臨著列強的船堅炮利,突然現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這一下使科舉制度和中國文人一起暈眩了。

一千多年前當科舉制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科舉制度不就是要掘更多的人才來為這個形象增色添彩的嗎,怎麼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國上了科舉制度的當,還是科舉制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歷史魔力的當?

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着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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