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第十五章十萬進士（4）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我將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台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當年的士子們如果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王泠然未必是獨一份。

五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篩的種子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會聚散佚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渾濁了。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

伺機心理也可稱做苦熬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

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華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凈，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祥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牢騷、吐怨，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樣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暗示懷才不遇。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那就是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着實，兩頭都難落地。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理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學術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有偶爾閃光，卻無法貫串生命。

結果，圍繞着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着邊際，既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得沒有支點，圓通得無所作為。

其三，矯傾向。

科舉考試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須割捨親牽連，讓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沒有期限的別離和等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考不上。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後來這些人互相間構建起一種價值原則——只有鐵石心腸的男子才會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讚揚，那就全然走向了矯和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