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第十五章十萬進士（2）

世襲制由於過於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

一個貴族，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裏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貴族在家裏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已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

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現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査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但是不難想像，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你說這個好，他說那個好，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為了克服這種毛病，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作為推薦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不想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都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裏。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着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

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四

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論。

先是整個社會心態因它而生了變異。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提供可能，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裏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陞之路，結果別無選擇的人們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

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歷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總被極度誇張的方式大肆鋪陳。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慶賀一下是應該的，但不知這麼一來，沒完沒了的繁複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游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至極，也得意至極。

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里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景。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