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4章

漢族向來重視式與服飾之美。漢族男子成年之後不再剃。明代男子常把頭挽髻，以針插在腦後。漢服展至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詔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舊”。這樣，明代男子服飾便大抵傳承了唐宋兩代大襟右衽交領和圓領的服飾特點，但亦有保留元代曳撒等服飾特點。

滿族男子的型則與漢人迥然不同。滿族男性把前顱、兩鬢的頭全部剃光，僅后顱留下頭，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海外散人寫的《榕城紀聞》一文中，對此作出解釋：“剃，只留一頂如錢大，作辮，謂之金錢鼠尾。”則大清開國時的普遍式為金錢鼠尾式，跟清晚期的留半頭型亦有較大的不同。滿族服飾則以長袍馬褂為主，滿族着裝的特點為立領、對襟、盤扣等。

“剃、易服”政策，最早試行於努爾哈赤的后金關外時期。當時，努爾哈赤佔領全遼，他針對遼東漢人，提出一種“衣冠風俗同，則國家同”的口號，以屠刀威逼投降的漢人剃易服，從而達到迅速征服遼東的戰略意圖。

多爾袞率領八旗勁旅遽爾進入北京城之後，面對那樣一個人口眾多、地盤遼闊的中原大地，多爾袞一時確有管不過來的忙亂之感。於是，在確定把中原文化全盤吸收的同時，為了保持滿族自己的活力，多爾袞仍把父親努爾哈赤創立的，以剃鑒別漢人順逆的統治之術移用於關內試行。多爾袞在解釋“剃令”的妙用時，理由很簡單：“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以別順逆。”當時，清兵與反清復明的勢力，甄別一個地區人心向背的方法很簡單。但凡一地之民將頭剃去的，必定是大清朝的朋友。反之，若一地之民，將頭保留者，即對於滿洲抱有很深的敵意。反清復明的志義但凡遇上剃的漢人，也必定以漢奸之罪施以殺戮。所以，多爾袞所確定的“剃令”，是以少數的滿洲人口，迅速征服多數的漢族人口的一個十分有效的政治行動。

因此，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一，多爾袞剛剛來到北京，他連京畿地面上漢族大佬們的人面都還沒有廝混熟悉，即急不可耐地頒了“剃令”。當時，前明“江北文官集團”的馮銓、謝升等一批領頭羊，均尚未收服，北方士大夫階層普遍存在着抗拒緒，多爾袞覺得壓力太大，便及時調整了步伐，於20餘天後布了一道暫緩剃的命令：“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悉從其便。”

一年以後，北方士大夫的人心，基本上被多爾袞收拾妥當了。南方的南京城破，南明20餘萬軍隊一時俱降，南方這時也沒有了一個抗清的中心。於是，多爾袞再布“剃令”。他給正在南方負責軍事的豫親王多鐸下達的指令是：“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倘有不從，軍法從事。”天子腳下的北京城，則限半個月完成，凡是思想上有抵觸緒者，多爾袞咬牙吐出了三個字：“殺無赦。”當時，多爾袞勒令手頭無緊急公務的政府公務員，一律每人一面銅鑼，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鳴鑼吆喝：“留頭不留，留不留頭！”務必使限期剃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

多爾袞對於北方局勢的判斷大抵上是準確的。多爾袞“剃”的號令再起，當時，在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由於北方士大夫意識到明清易代已為一種不可逆的趨勢，多數已採取合作的態度，因此，反應相對平靜了許多。

對於剃令反抗最劇烈的地區，仍然來自於南方新佔領區以及那些即將佔領的地區。例如，在蘇州的常熟，清朝蘇州巡撫土國寶任命的、常熟縣主簿陳元芳已經就位。剃令一下，常熟的“人洶洶，議論紛騰而起”，最後，群激昂的鄉民打死了陳主簿，推弘光朝的兵部郎中嚴栻為領，起兵抗清。江陰縣也是先向清朝獻過了圖冊，清政府派了一個叫方亨的人來主持地方大局，眾人均以為可以安心過日子了。“豈意剃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耆老，誓死不從。”陳明遇、閻應元領導的抵抗運動堅持了81日，城破后，清軍血洗江陰城。閻應元臨就義之際，曾經不動如山地寫下了一七絕詩：“八十日帶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嘉定總兵吳志葵帶領奮勇反抗的人民，據嘉定城而戰，最後導致了李成棟的屠城，是為大清開國史上令人震驚的“嘉定三屠”。

當時生於江蘇浙江兩地的、大規模的漢人反剃群體鬥爭，雖然很快便被清軍血腥地鎮壓下去了。但是，江南漢人的民心，普遍是充滿着敵意的。於是，為了緩和滿漢兩族之間緊張到令人窒息的敵對緒，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爾袞向江南的地方長官，下達了一個內部控制的文件：再次重申剃的決定，但漢人的衣冠變易，則允許“從容更易”，這就是後來在江南民謠中盛傳的“十降十不降”之歌。例如，“生降死不降”，指男子生時一定要穿滿族衣裝，死後則可穿明朝衣冠。“老降少不降”，兒童可穿明代童裝，成年人則一定不可以。“男降女不降”，過去的女子甚少出門，不必嚴格要求。“妓降優不降”，娼妓應酬一定要穿滿族衣服的，演員登台表演則不必忌諱。“官降民不降”，官員一定要以身作則，穿戴好滿族服飾，民間特別是偏遠地區，清政府就鞭長莫及了。現今在台灣的“故宮博物院”中，仍收藏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間，所繪就的46幅耕織圖，圖中婦女野老以及平民工農的裝束仍是明人的衣冠服飾。此圖是經過康熙帝審定後方允許刊刻的。這一類的古董文物，便為後代的史家認定為清代“官降民不降”的一個證據。

其實，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爾袞在全國推行剃令之時，帝國的政界元老禮親王代善、信義輔政叔王濟爾哈朗以及兩宮皇太后哲哲、布木布泰等人，均已經從瀋陽來到了北京。

多爾袞知道推行剃令的事體重大，為了減輕執行的阻力，便把剃令拿出來給大家討論。當時，代善、哲哲太后頗有顧慮，怕剃令在關內引起不可收拾的大動亂。

布木布泰太后平靜地引用了夫君皇太極生前講的一句話：“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這是對於多爾袞在關內大規模推行“剃令”的一種贊同。隨即，布木布泰太后又講，她從前從瀋陽入關的路上，見過一些裹小腳的漢族女子，連走路也要人扶持，真是太可憐了。因此，布木布泰太后詢問多爾袞：能否趁着“剃令”施行之時，一併把漢族女子纏足的陋俗也廢除了呢？多爾袞兩項任務是執行，三項指標也是讓下面的人去執行，便很爽快地答應了一個字：行。所以，後來，大家有所不知的一個事實是，當時，多爾袞動用國家暴力工具，在全國推行的是三項政策：剃、易服與禁止女人裹小腳。只不過，多爾袞拼盡了全身力氣，也只勉強完成了“剃”的任務，後面的兩個指標卻基本上落空了。

因此，講到多爾袞開清惡政之--剃令，近代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一書中，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作出了自己的評價：

巴洛認為滿人的做法堪稱政治上的傑作，這對一個半開化的民族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為樹立起自己的影響，他們採取了十分靈活的實用主義態度。被漢人召來鎮壓一場造反運動的滿人，把自己的頭頭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們採用了中央帝國和天朝的官僚體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們僅限於強迫別人留他們那令人屈辱的式：頭剃光但留一條辮子--後來漢人把辮子塞在帽內，並一有造反行動就把它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