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1章

孟心史在《清代史》中，講到順治朝開局的氣象宏敞，曾經開門見山地講過這樣一段話：

清入關創業，多爾袞一手所為，世祖沖齡，政由攝政王出。當順治七年以前，事皆攝政專斷，其不為帝者，自守臣節耳。屢飭廷臣致敬於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沖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幹帝位，為自古史冊所僅見。

這是在矜誇多爾袞的好本事。

是時，福臨在北京的登基大典剛過，大清朝的政治軍事形勢千頭萬緒，猶如一團亂麻。大清朝急需要一個有能力的治理者，為大清梳理出一個清晰的政治脈絡。於是，多爾袞硬着頸項，站在了領航者的位置。多爾袞以他睿智的頭腦，盡心、盡性、儘力地領着大清這個新興的帝國，從最初的政治沼澤地中，一步步地走了出來。

其實，大清剛把重心擺放到北京的那一段時間，多爾袞的政治地位，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穩若磐石。肅親王豪格在最初的皇位競爭之後，雖然受到了多爾袞的重磅政治打擊，被廢為庶人。但在隨之而來的順治帝喬遷北京大喜時，多爾袞卻不得不擺出了一副大人有大量的政治姿勢，恢復了豪格的親王爵位。這當然不能代表雙方已經緩和了冱寒的敵對狀態。多爾袞對於豪格，始終懷有一種百足之蟲、僵而不死的隱憂。另外一個令多爾袞瞿然斂容的政治老人，便是禮親王代善了。代善對於福臨的入承大統，其重要性自不待。哲哲與布木布泰這一對姑侄太后，為了表示對於代善的倚重與感激之意，特許禮親王代善今後上朝時，不用跪拜，而是賜椅子坐在下面。這對於代善而，自然是一種曠然無雙的浩蕩皇恩。如此，雖然代善在朝堂上遇見多爾袞時，總是顯出一種謙遜有禮的微笑。可是，這大清國的政治，只要政治老人代善還有一口氣兒，攝政王多爾袞就必須有所顧忌。

所以，當時，這大清國的朝廷政治，外有政治老人代善代為把關，內有持重老辣之哲哲皇太后的撐腰，中間再加上布木布泰太后積極為朝廷的建設建獻策，這小皇帝福臨的政治境況並不差。其時，政治上漸次入手的攝政王多爾袞，對於布木布泰太后還不敢表現出一種飛揚跋扈的態度。

就拿不久前決定大清國政治進退的遷都之爭來說吧，假若沒有以布木布泰太後為代表的皇宮勢力的傾力支持，單憑多爾袞一系的政治勢力，絕對說服不了盤踞在瀋陽老巢的、守舊的滿洲八旗貴族們挪窩兒。另一位擁立幼帝有大功的攝政王濟爾哈朗不願意到北京來，他留在盛京應該更有挾功自重的資本。因此，濟爾哈朗儼然以多爾袞的反對派領袖自居。當時，是留守瀋陽的太后布木布泰，大張旗鼓地為多爾袞的遷都計劃宣傳造勢，這才令攝政王濟爾哈朗的政治氣勢頓時為之一挫。後來，濟爾哈朗更在清兵入關后的一次集體大封賞中，從攝政王降格為信義輔政叔王。如此，濟爾哈朗再出來做事，便恢復了其察觀色的慎微本色。

多爾袞的犀利，仍在於他的從諫如流。

布木布泰太后給多爾袞推薦了兩個識時務的漢臣謀士范文程與洪承疇。攝政王多爾袞進入北京城剛喘過氣兒，范文程、洪承疇兩位哥們兒便又給多爾袞獻計了：咱在北京城要想安逸長久地住下來，這事兒恐怕還得在宣傳上加一把火兒！於是，心領神會的多爾袞立即喝令掄慣大刀殺人的滿洲大兵們，各拎一桶滿滿的石灰水兒，深入北京的大街小巷，以及京郊附近的村鎮書寫宣傳標語，“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這就把清兵的入關擺放在了一個見義勇為的英雄位置。

那段時間，范文程、洪承疇二人每天絕早起身，做的頂重要的一件事，便是給前來探口風的前明京畿官紳們做耐心細緻的解釋工作：

清兵從前的搶關，是做過一些燒殺搶的缺德事兒，可那不是被崇禎爺逼出來的嗎？清兵大老遠地跑進關來，與咱漢人交朋友，人家容易嗎？可崇禎爺生前愣沒給人家好臉色看，這誤會就生了。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打不相識，不打不罵難交真心朋友。這一回，這滿族的英雄好漢，那可是咱大明朝的總兵官吳三桂將軍誠心誠意請來為冤屈而死的崇禎爺報仇的哦。因此，現今咱與清兵的共同敵人便是李自成那獨眼龍！多爾袞王爺出必行，曾經應承吳三桂將軍一俟找回大明的太子朱慈烺，將護送其返回南京城重建大明。可眼下這大清國的多爾袞王爺，多方派出偵探打探明太子朱慈烺的下落，均杳無音信。咱估計這明太子多半被李自成那獨眼龍整死了。國不可一日無君。咱這裏偌大一個中原福地，也不能老沒有一個管事的主子不是？因此，多爾袞王爺便為咱着想，把大清國的幼主順治帝大老遠地從瀋陽城請來了北京。此後，滿漢不分家，滿漢團結如一家人。多爾袞王爺還話了：今後大家攪在同一口大鍋中和和氣氣地過日子，只要滿族人鍋里有的油水，大伙兒的碗裏就絕對少不了葷腥！大家一定得記牢，順治爺今後便是咱們的新皇帝，大家可得打點起精神氣兒，好好地服侍咱們的這位新主子哦。

如此，北京城的政權，在漢官鄉紳們的一陣稀稀落落的鼓掌聲中，便從容地完成了自大明朝向大清朝的轉型。

當時，跟隨着多爾袞進入北京城圍觀的朝鮮人，心裏還有點納悶兒：這算咋回事呢？不久前，李自成開進北京城時，這前明的官紳們還因為李自成的名不正、不順，鬧到要死不活的程度！可這一遭主角換成了滿族人，為何一向傲然獨立的前明官紳們卻有了“一風微吹萬舟阻”的寧靜呢？其時，朝鮮人哪裏懂得當年京畿地面上，那些官紳有產業階層心裏面的百般糾結！

黃仁宇做史學是一個融會貫通的雜家。他在《中國大歷史》一文中，總結起明清易代的成因，便一矢中的：“這樣一來，明朝亡國遺老們就進退兩難了。傳統上孟子的原則，只要民歡悅，國君的出處不成為問題。在這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抗清的憑藉。”從前，大漢民族的衣冠人物，講成仁成義的志向，大抵上需要一個英烈凜然、有生氣的理由，這才有機會博得一個青史留名。否則，便是無謂的犧牲了。如此，黃仁宇仍用一段輕巧的文字，為這一段恩愛仇的明亡清興史下了一個結句：“從歷史學家的眼光看來，滿人成功，端在他們肅清了一個憲法上的死結。他們在17世紀給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時的漢人反而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