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第二部 致雷莫斯伯爵的獻詞

［附錄］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

R.O.瓊斯[1]

有關塞萬提斯的書籍和文章恐怕足夠裝備整整一個圖書館，因此想在這裏把所有關於塞萬提斯的著述一覽無餘顯然是荒唐的。較為實際的辦法是擺脫絕大部分的相關解說，代之以大筆觸的概論，盡量簡明扼要地發掘其作品的內涵。當然這樣不可避免地要割捨許多細節和色彩。

米蓋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1547—1616）的父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外科醫生。他本人生平的絕大部分資料至今不甚翔實。他大約於1569年赴意大利，當過兵，參加了勒潘托戰役[2]，並負傷，左臂殘廢。1575年自那不勒斯返回西班牙途中被海盜俘獲，屢次企圖逃脫，均告失敗，五年之後方被贖出。一段時間裏，不知是不能還是不願，總之沒在社會上謀得固定職位，勉強靠筆耕餬口。後來被委以公職，負責為“無敵艦隊”購置軍需品。他連續擔任了幾年類似的政府職務，經常在賬目上遇到麻煩，並因此數次入獄。從現存的證據來看，顯然他的最大罪名也不過是行事不夠謹慎。他於1584年結婚；各種跡象表明，這實際上是一次十分不幸的婚姻。他暮年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窮困潦倒中度過的，謀求升遷的種種願望均告破滅。可是他的作品並沒有透露這些苦澀的經歷，卻反映出他那格外具有魅力的人格；與絕大多數同代人相比，他更懂得悲天憫人。

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受囚禁期間便開始寫作了。他創作了一些劇本和詩歌供難友們消遣。回到西班牙又寫了一些劇本，其中只保留下來兩部——《努曼西亞》和《阿爾及爾的交易》，均在18世紀問世。他一生不斷有詩作出版，其中大部分要麼是對其他作者作品的讚辭，要麼穿插在他本人的散文作品之中。《帕爾納索斯遊記》是對當時詩壇半史詩半戲謔式的評論。他常以詩人自詡，可實際上他的不少詩作連說得過去的平庸水準也達不到。

按出版日期排列，他的作品有：《伽拉苔亞》第一部（阿勒卡拉，1585）；《奇思異想的紳士堂吉訶德·德·拉曼卻》（馬德里，1605）；《訓誡小說》（馬德里，1613）；《八出喜劇和八出幕間新短劇》（馬德里，1615）；《奇思異想的紳士堂吉訶德·德·拉曼卻》第二部（馬德里，1615）；《貝雪萊斯和西吉斯蒙達歷險記》（馬德里，1617）。

關於《堂吉訶德》的詮釋浩如煙海，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許先入為主的見解嚴重妨礙外行人獨立自主地解讀。其實，塞萬提斯早在第一部序言中已明確無誤地點明了自己的意圖。他借虛構的朋友之口說出：編這個故事是為了反對騎士小說的，他以後又三次重申這一點。塞萬提斯總是反覆向我們提示他的意思，在第二部末尾又重新強調了一遍。就是說，這部作品是對騎士小說的嘲弄，因為塞萬提斯認為此類文學作品純屬謊言連篇，從藝術角度看，也是荒誕無稽的。

堂吉訶德，一位上歲數的鄉紳，在拉曼卻一個死氣沉沉的小鎮過着碌碌無為的生活。他讀騎士小說上了癮，結果發了瘋，把人間的一切都移入他的騎士世界。他眼中的騎士典範是阿馬迪斯，不過書中顯然還或多或少涉及其他許多同類書籍。“苦臉騎士”的稱號就是借自《堂克拉瑞昂》第三部（1524），參孫·卡拉斯科的別號“鏡子騎士”則借自第四部（1528）。堂吉訶德談到他在蒙特西諾斯洞穴的奇遇時，這樣描述他如何在遠處遙望杜爾西內亞：

他指給我看三個鄉下女人，當時她們正在那片幽靜的田野上山羊般地蹦蹦跳跳［……］（Ⅱ，XXIII）

杜爾西內亞的女伴蹦起來也夠有勁兒的：“凌空一跳足有兩巴拉高。”堂吉訶德之所以想像她們又蹦又跳，是因為桑丘在第二部第十章謊稱是杜爾西內亞的那個鄉下姑娘能格外輕巧地躥上驢背。不過，堂吉訶德也完全可能是聯想到他讀過的一本書：貝爾納多·德·瓦爾嘎斯的《西隆希里奧·德·色雷斯》（1545）；塞萬提斯曾兩次提及此書。書中的“清泉姑娘”淪為一名兇狠騎士的女奴，當別人發現她時，“她不管不顧地蹦起老高，甚至露出膝蓋以上的雙腿”。《堂吉訶德》的讀者至少應該清楚兩件事情：一是塞萬提斯讀過大量騎士小說，二是他對這類書籍的熟悉程度顯然決定了堂吉訶德的形象。現代評論家們往往自以為是地詮釋《堂吉訶德》，根本不了解或者不理會與其相關的文學氛圍，所以說不定他們雖然旨在廓清，實則加劇暗昧。

所有的文獻都表明，《堂吉訶德》在17、18世紀僅僅被認為是一部諧噱逗趣的傑作。即使到了浪漫主義時期，堂吉訶德的形象也沒被看作高尚的悲劇典型。對他的同代人而言，“苦臉”一詞指的是滑稽可笑的人物，所以，“苦臉騎士”的稱號可以做種種解釋，唯獨不包含悲劇意味。就整部作品而論，從浪漫主義到目前，大部分的現代解讀方式，都是脫離歷史的、不可信的；其中不少詮釋顯然是無稽之談。最為穩妥的辦法是遵循塞萬提斯本人宣佈的意圖，不能脫離作者自己的話，除非他的聲明與作品的某些內容不符。實際上不符的地方還的確不少：比如第一部里瑪爾塞拉的故事，還有堂吉訶德貌似清醒的許多場合。

《堂吉訶德》講的是一個瘋子的故事，因此有必要探討一下塞萬提斯和他的同代人對瘋癲的看法。說不定塞萬提斯借鑒了《心智分析》（1575年版及1594年增補版）的某些觀點。作者胡安·瓦爾特·德·聖胡安根據古老傳統，按照體液理論解釋人類的心理差異。當時普遍認為，世界由土、氣、火、水四種元素組成，人體內則有與之對應的體液成分：辛液、血液、膽液和黏液。此種觀點斷定，性格差別取決於混雜在每個人體內的各種體液的不同比例。完全均衡的體液配置造就能力平平的庸人，而智能的超常發展卻必須伴之以某種錯亂和失調。換言之，凡是傑出的心智必然是某種失衡的結果：

［……］無怪乎柏拉圖曾說，心智高超而不幾淪瘋魔的人是很難遇到的；這實際是頭腦的燥熱型失調。

為了說明一個偉大的天才是如何可能（其實應該說必然）與某種機能的紊亂相關，瓦爾特講了一個故事：哲學家德謨克里特[3]發瘋了，希波克拉底[4]被請去診治：

他人已入暮年，卻突然才情大增。終於失去常理，行為怪誕，言語奇特，完全有悖常情，於是整個阿布德拉城都認為他瘋了［……］。［希波克拉底］巧妙地向他提問，打算弄清他頭腦的什麼部位出了毛病，結果卻發現他本是世上絕無僅有的智者［……］。幸運的是德謨克里特在跟希波克拉底短暫的交談中碰巧發表了一通高明的宏論，而並非他欠缺的俗人常理。

而這正是我們在堂吉訶德身上看到的情況：分明是個瘋子，卻時而清醒，能道出驚人的至理名言。

一種古老習俗與上述古代理論有關，就是對瘋子的態度。一方面人們覺得他們是一些可以取樂的可笑角色，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滿腹都是常人不及的至理名言。宮廷小丑通常能起兩種作用。小丑實際是喬裝的道德說教者，批評出自瘋子之口總比出自常人之口更能受到寬容。頭腦不正常（此處無須對瘋癲和呆傻做任何區分）總被看作具有兩重性：可笑固然可笑，可是一般又認為瘋子說不定比他人更清醒。

正是此類兩可態度構成了文藝復興時期一部傑作的基礎，那便是伊拉斯謨[5]的《愚人頌》（1509），曾在歐洲產生過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擬人化的“瘋魔”誇耀人們的種種癲狂表現，說這無非是對它的讚頌。伊拉斯謨藉此譏諷了人類行為的諸多方面。“瘋魔”斷定大多數人都是瘋子，比方那些沉湎於狩獵、賭博或其他荒唐營生的諸君顯然是瘋子。不過，尤為瘋癲的是有些人居然企圖不身體力行基督的生活準則，只靠空洞的宗教儀式拯救自己的靈魂。“儘管如此，卻經常看到這個瘋子嘲笑那個瘋子，而且更多的是大瘋子戲弄小瘋子”。

伊拉斯謨論點的核心是：實際上可能所有的人都發了瘋，可是偏偏小瘋子更多受到世人欺侮。“瘋魔”還斷定，上帝更偏愛愚人，而不喜歡智者（它指的是精於世俗人情的智者）。“這有聖保羅的話為證，他曾說，他是上帝從通常被認為是瘋子的人們當中挑選出來的。”

按這種分析，盡可不必揣度塞萬提斯是否讀過伊拉斯謨，也足以認定，錯亂和清醒兼備的堂吉訶德並非不能自圓其說的杜撰，而是具有深刻含義的。他自我欺騙並受人欺騙固然可笑，其實很多時候，那些貌似清醒的人比他更顯瘋癲。他曾經面對風車直撲過去；又錯認客店老闆是城堡總管；而當髒兮兮的瑪麗托爾內斯與腳夫夜半幽會之時，他竟把她誤認為多情的仕女，前來誘他墮落，自己也失去童貞。不過此時的場景和笑料並無深意。可是當別人欺騙他時，只能引起難堪的苦笑，因為此時他的道德人品遠遠超出嘲弄者之上。正如奧布熱貢在埃斯皮內勒[6]的小說里指出的那樣：

依我看，受騙者的處境比自以為得計的欺騙者更優越、更保險。說到底，前者依仗的是純樸和善良，而後者卻需藉助謊言和惡毒用心。

這一點在第二部看得特別清楚。堂吉訶德屢屢受騙，成了無聊嬉戲的笑料，最後塞萬提斯不得不借西德·阿麥特·貝嫩赫里之口評論道：

他覺得被捉弄的固然愚蠢，可是捉弄別人的也未必好到哪裏去。公爵夫婦那麼起勁兒地捉弄兩個傻瓜，自己也就和傻瓜相差無幾了。（Ⅱ，LXX）

這不禁使人想起伊拉斯謨的那句話：“而且更多的是大瘋子戲弄小瘋子。”

塞萬提斯無疑希望我們認真對待堂吉訶德的不少言論，比如關於人類的“黃金時代”，文武兩行孰優孰劣，等等。在這些場合中，塞萬提斯一再強調堂吉訶德對聽眾說的話是多麼言之有理，其實是在有傾向地引導讀者。有些場合堂吉訶德的行為舉止也同樣合情合理。在第一部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的故事中，他的言行顯得既清醒又瘋癲。一些牧羊人款待了他和桑丘。堂吉訶德觸景生情、口若懸河，抓起一把橡樹子兒說道：

那是多麼美好的歲月、多麼幸福的時代啊！難怪古人冠其以“黃金”二字。倒不是我們這個黑鐵時代如此鍾愛的黃金，在那個幸運的時代可以毫不費力地獲得，而是因為，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不知道“你的”和“我的”這兩個字眼。

那時交易和不公正都鮮為人知，而如今卻籠罩着不公正。然後他又接著說起瘋話：因此必須要有遊俠騎士來“剷除邪惡”。彼時彼刻牧羊人都痴獃呆、傻呵呵地聽着他的“連篇廢話”，而桑丘則在偷偷喝酒。講這段故事是為了導出第二天另一段現實生活中的牧歌式故事：格利索斯托莫的葬禮。他因遭到美人瑪爾塞拉拒絕而悲憤自戕。這姑娘當了牧羊女，似乎有意重建堂吉訶德提到的純真自由的“黃金時代”。她出現在葬禮上，辯解自己並非人們同聲指責的那樣冷酷無情，進而申明了追求自由的心愿。然後死者的好友們對女子發出威脅，於是堂吉訶德出面成功地保護了她。他論述的宗旨體現為具體行動。他自詡是遊俠騎士固屬瘋癲，但他卻清醒地看出於旁人不能辨別的道理，即瑪爾塞拉是對的。不過這個印象很快就又被堂吉訶德弄糟了：他跟楊瓜斯人相遇，弄得狼狽可笑，接着還有一系列變故，其中的高潮是“曼布里諾頭盔”之戰。下面的事件——釋放苦役犯——更是令人迷惑莫解。整體上說，是一次瘋狂舉動，自然十分有趣，不過諸多囚犯中，有一人的遭遇特別醒目：他因為說媒拉縴被判了四年海上苦役。照他本人的話說，這實際上等於判了死刑。他年歲大了，又體弱多病，划海船的險惡生涯他恐怕挨不了多長時間。連桑丘都很可憐他，當即掏出一雷阿爾給他。堂吉訶德深為震驚，鄭重其事地發表演說維護媒妁行當。不管塞萬提斯本人意願如何，他其實是在引人發笑。不過他似乎有意告訴我們，法律應該寬厚而仁慈；有些罪行對社會危害甚微，卻毫無道理地受到嚴酷懲戒。

當然這並不是第一次涉及法律問題。在第一部第四章，堂吉訶德解救了挨棒打的男孩安德列斯。我們後來知道，他的介入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這就是堂吉訶德：一個不自量力的瘋子，他所做的一切純屬胡鬧，並無清醒理智可言。

在第一部第二十三章，堂吉訶德到了黑山，作品便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餘所有的章節（XXIII-LI）既講堂吉訶德的故事也講他人的故事。情節幾經迂迴，屢屢中斷，終於開始講述堂吉訶德如何在山中跟另一個瘋子相遇。直到卡爾德尼奧末了與多洛苔亞相遇，才把交叉敘述的兩個故事捏合起來，同時展示出四個人物的不同性格：優柔寡斷的卡爾德尼奧，莽撞而肆無忌憚的費爾南多，怯懦的露絲辛達，聰明而敢作敢為的多洛苔亞。最後還是多洛苔亞以自己的聰慧和滔滔辭令圓滿解決了四人之間的糾紛。在這個故事的開頭和結尾還穿插了一個短篇小說：《死乞白賴想知道究竟的人》（或許是在舉例說明不謹慎行事可能造成的災難），其間又插進堂吉訶德與酒囊大戰。這種把現實和虛構、滑稽和莊重的故事編織在一起的錯綜構思，其實是在炫耀敘事能力。這不過是塞萬提斯首創技巧的一個實例，目的在於展示自己是一名妙筆生花的作家，可以像雜耍藝人那樣同時把十二個物件拋出又接住。這一段結束之後，又開始了一個新故事——逃亡囚徒的遭遇，主旨是講謹慎果敢的人終將如願以償。堂吉訶德畫龍點睛地發表了有關文武行當的長篇演說。這本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老生常談，不過塞萬提斯卻以奔放的筆觸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他顯然是借用了自身經歷），而堂吉訶德又拿來闡明自己的觀點。演說完畢，他再次陷入瘋魔。不過到此刻為止，還必須認真對待他的言辭，而且人們也確實佩服他“思路清晰，言之有理”。

總之，《堂吉訶德》第一部主要講的是一個瘋子的故事。他很可笑，間或也有清醒的時候，其間情節夾雜。到了後半部堂吉訶德退居次要地位，只以自己的經歷襯托其他一系列事件和傳聞，而作者把這一切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顯然是為了展現一個文學技巧的成功範例。緊接着，便順理成章地引出托萊多教長關於小說的議論。他主張文學的功能在於說理和教化，而且通過一番有論有據的評說，重申了對騎士小說的嘲諷（這一點我們一刻也不能忽略），並提出用另一類創作來取代它，以便達到“天下文章所應追求的最高旨趣，即同時給人以愉悅和教益”。很明顯，《堂吉訶德》本身正是作為一種典範而寫成的。

無論是總體格調，還是形式的某些方面，第二部都有些不同。第二部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塞萬提斯談到已經刊印的第一部。他答覆了對第一部的評論，言外之意等於承諾在第二部避免節外生枝。儘管他只是部分地成功了，第二部總是顯得較為整齊劃一，因為在大部分情節中都有堂吉訶德參加，或者至少有他出面，沒有穿插其他故事。由於把堂吉訶德瘋魔和清醒交替出現的時刻安排得當，使得主題一貫起來；當然這也間接得之以受騙主題的反覆再現。堂吉訶德兩次受到參孫·卡拉斯科的好意欺騙，也曾被桑丘、公爵和公爵夫人戲弄。桑丘被委以“總督”官職也是一個騙局；堂娜羅德里格斯和她女兒也在公爵那場殘忍的玩笑中大上其當。也許這一切並沒有什麼特殊含義，只不過反映了看破人生的塞萬提斯的一種態度。他又年長了十歲，似乎深深體味到自身和國家的衰敗。當然也說不定他完全是為了避開編造新故事的難題，再重複第一部堂吉訶德那些“天然渾樸”的瘋魔舉動並非易事。塞萬提斯很可能是打算找到一個有助於他編故事的思路。或許開一連串的玩笑（看來“欺騙”一詞似乎過重一些，因為書中人物的用心無非是取樂而已）倒不失為一種遊刃有餘的路數。

不管怎麼說吧，反正結果是堂吉訶德面對那些戲弄他的人，越發在道義上顯得高大起來。堂吉訶德第一次受到巧妙偽裝的參孫·卡拉斯科挑戰之後，居然意外地打敗了他。於是托美·塞西亞勒議論道：“現在倒說說看，誰瘋得更厲害些？是真瘋子還是假瘋子？”西德·阿麥特以後也是這樣議論公爵和公爵夫人的。

戰勝了鏡子騎士而揚揚自得的堂吉訶德不久便遇到堂迭哥·德·米朗達，“一位機靈的拉曼卻鄉紳”，處處都表現出是個深得中庸之道的人，懂得“金貴的平庸”，活脫一個謹慎小心、精於深思熟慮的角色。他聽堂吉訶德講了自己的志向，驚奇地喊道：

我不能相信如今天底下還有人接濟寡婦、保護弱女、成全婚

姻、幫助孤兒。可是我卻眼睜睜看到了您，真是難以置信！（Ⅱ，XVI）

堂吉訶德很快又破壞了這個印象，因為他緊接着就向籠中猛獅發出挑戰，只是對方拒絕交戰：

可是那隻獅子卻顯得大度而平和，一點也不想耍威風，根本不理會無聊的招惹冒犯。上文說了，它東張西望了一番，就轉過身去，把屁股衝著堂吉訶德，又滿不在乎地在籠子裏躺下了。（Ⅰ，XVⅡ）

堂吉訶德在堂迭哥家思路清晰地議論詩作，離去后應邀參加了一次婚禮，並且面對狂怒的卡馬卻仗義執言，幫助了熱戀的巴西里奧和契特麗亞。在這之後，他又一次顯示出自己清明的神志和篤信基督的胸懷，設法平息兩個村莊的械鬥，結果卻由於桑丘捅了婁子，遭到亂石擊打。在公爵府邸，他則是忽而瘋魔忽而清醒。然而儘管瘋癲，或許恰恰因為如此，卻唯有他對堂娜羅德里格斯受誘騙的女兒表示了同情。於是藉此機會公爵又策劃了另一次殘忍的玩笑。

桑丘跟他主人一樣，既清醒又瘋癲。不過通常是後者據主導地位，而在他任“海島”總督的短短几天裏卻充分顯示出前者。他理事判案精明異常，眾人都為之嘆服。只是讀者不感到意外，因為他們已經事先得到提醒，心裏有所準備。比如，第二部第十二章有一段對話：

“桑丘呀，”堂吉訶德說，“你的傻氣一天天少了，心眼兒一天天多了。”

“可不是，我總得沾點您的靈氣吧。”桑丘回答。

桑丘最後寬厚大度地辭別了“海島”，連那些折磨他的惡棍也始料未及。

堂吉訶德終於被白月騎士擊敗，回到家鄉，不久便死了，不過臨終前恢復了神志。很可能是塞萬提斯有些於心不忍，不願叫一個人，哪怕是虛構的，在彌留之際由於神志昏聵而靈魂不得超度。當然也還有一個審美考慮：堂吉訶德既然以清醒起步，也應以清醒收場，方顯得對稱和諧。再說，塞萬提斯對阿維亞內達偽造的第二部深惡痛絕，也可以通過這一着徹底打消旁人接着續寫的念頭。

堂吉訶德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生涯。他的瘋魔誠然有趣，可也足以啟迪人心。說不定“玻璃碩士”[7]也是被作為一個瘋子構思出來的，即便如此，塞萬提斯卻未能為之注入生命活力。堂吉訶德清醒的時候可以給人許多教益，不過整部作品仍以詼諧戲謔為主旨。塞萬提斯一定會同意冷嘲熱諷的哲學家德謨克里特的說法。按瓦爾特的《心智分析》所載，他是這樣向希波克拉底解釋自己為什麼總是嘲笑：“請您看看人們，”他說，“他們連自己都管不好，居然還想管別人；他們愛呀，恨呀，打仗，殺戮，掘地三尺去找黃金……這一切跟瘋魔有什麼區別？”最後他還說：

這個世界不過是個瘋人院，人生其實是一出逗樂的喜劇，

是演出來引人發笑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老是嘲笑的原因。

塞萬提斯亦然。在他看來，人間萬象更能激起的是笑聲，而並非哭聲。

《堂吉訶德》無疑還包含着別的主題。霍阿金·卡薩勒杜埃若或許有他的道理，他在堂吉訶德身上看到某種顯而易見的思古之幽情，儘管口氣揶揄；而追念的則是西班牙和塞萬提斯壯偉的往昔；兩者的光輝同時在勒潘托達到頂峰。然而可悲的是，如今面對17世紀鄙俗的現實，這一切卻顯得那麼遙遠而古老。當然也可能還有其他主題，只是絕非所有作品詮釋者這方面的論述那麼洋洋洒洒。

兩卷《堂吉訶德》在讀者群中大獲成功，連續再版，而且很快便有各種譯文相繼出現。無疑，塞萬提斯創作了現代文學中一部奇巧多彩的消閑型小說。堂吉訶德其實是精神病理學生們熟悉的類型，可是塞萬提斯卻叫他脫離教科書，成了活生生的形象。桑丘也並非全新的人物，狡黠愚魯的農民也是人所共知的形象；就連他嘴上總掛着成串諺語這個細節，也是借鑒了16世紀《拉皮條的女人》[8]的仿製品。不過把兩個瘋子一起放出，讓他們滿世界去逗人發笑，引起爭論和疑惑，這可是塞萬提斯的創造。他的書不僅本身是一部消閑型的傑作，而且也為後世的歐洲小說樹立了典範。

（董燕生譯）

[1]R.O.瓊斯，劍橋大學教授。本文節譯自《西班牙文學史》（瓊斯主編）中《黃金世紀：散文和韻文》一章（瓊斯本人撰寫）。

[2]勒潘托戰役，1571年西班牙與土耳其之間的一場海戰。

[3]德謨克里特，古希臘哲學家，原子論的創始人。

[4]希波克拉底，古希臘醫生，被尊為西方醫聖。

[5]伊拉斯謨（約1466—1536），荷蘭人文主義學者。

[6]埃斯皮內勒（1551—1634），西班牙小說家和詩人。奧布熱貢是他的名著《侍從生涯》中的主人公。

[7]《玻璃碩士》是塞萬提斯《訓誡小說》中的一篇。

[8]《拉皮條的女人》，西班牙古典風俗小說，1499年出版，作者不詳。

《堂吉訶德》及其翻譯

古今中外凡是觀念超前、行為脫俗、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者，通常總被冠以“狂人”“瘋子”“傻瓜”之類的稱號。魯迅《狂人日記》中的主人公不正是這樣的人物嗎？世人無不渾渾噩噩，唯獨他清醒地看出所謂“仁義道德”的吃人本質，並且喊出“救救孩子”的凄厲呼聲。

堂吉訶德也是這樣。目睹殘暴不義、弱肉強食通行無阻，貪婪鄙俗、醉生夢死流於常規，他單槍匹馬樹起了“鏟暴鋤強”的大纛，立志恢復公正寧靜的“黃金時代”。在世俗眼中，他的志向狂妄可笑，他的行為有悖常理，於是對他極盡戲弄欺侮之能事，從而既顯示了自身的乖巧機靈，又為無聊生活增添了些許樂趣。

這恐怕是一切理想主義者的悲劇。他們的追求或許本屬子虛烏有，而他們也確實太耽於幻想，常常把風車當作巨人，不顧一切地衝上去搏鬥。

然而，社會畢竟還是需要理想光環的照耀，否則人類墮落為魔鬼的前景豈不指日可待？這一點，在人心幾乎全為實惠統攝的當今世界上，顯得尤其重要。清一色的機靈人佈滿天下，未免過於單調而險惡，有幾個“瘋子”“傻瓜”混雜其中，興許能在現實和理想兩極張力之間求得某種平衡，免得整個社會被不可遏止的物慾拖進深淵。

《堂吉訶德》自20世紀20年代介紹到中國，已經數易版本，譯文質量自然是逐步提高。但是隨着社會的變革、語言的發展和審美情趣的不斷更新，為使《堂吉訶德》在當代中國贏得更多的讀者，直接從西班牙語，按當代人的口味重譯的要求勢在必行。筆者不才，斗膽接受出版社之約，戰戰兢兢做了一次嘗試，主觀上始終小心翼翼以下列標準自律：

一、深刻全面理解原著，努力做到形、意、神三者均能盡量相似；不繞開難關，不隨意增刪改動，尤其要避免望文生義的誤譯和疏忽潦草的漏譯。

二、譯文嚴格採用現代漢語普通話，但根據原文穿插的仿古措辭和俚俗語言，做相應的上下浮動，盡量體現作者刻畫人物身份、性格、處境和心緒的傳神之筆。

三、書中各類書名，凡載入國內常見辭書者，一律採用規範形式，不自行杜撰，以防混亂。原著中諧音調侃式的文字遊戲另做變通處理，但設法保持其戲謔滑稽色彩。

四、由於譯文並非供學者研究的專著，註釋應力求少而精，旨在掃除閱讀中的障礙；註釋行文則應言簡意賅，點到為止。

就譯者本人意願而言，當然希望自己奉獻的成果能得到認可和喜愛。結果究竟如何，切盼同行和讀者評點指正。

整個翻譯過程中，不斷得到兩位西班牙同事的熱忱支持，幫助我廓清了大量疑團。她們是瑪爾塔·阿衣梅瑞奇和帕洛馬·法東兩位女士，謹在此表示忠心的謝意。

董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