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都柏林人》（1）
喬伊斯生平
我選擇以都柏林為故事的場景，因為這個城市顯然是麻痹的中心。我試着用四種角度：兒童、青少年、成人、公眾生活，將這種麻痹呈現給冷漠的社會大眾。
——詹姆斯·喬伊斯
詹姆斯·喬伊斯（JamesJoyce，1882—1941），愛爾蘭小說家，與法國的普魯斯特並列為20世紀對小說革命影響力最深遠的作家。
1882年2月2日，喬伊斯出生於都柏林一個逐漸沒落的中產階級家庭。當時愛爾蘭是英國的貧窮屬地，如果將他為文學獻身的這個特徵除外，那麼他一生最大的特徵就是貧窮。
他的父親是都柏林的稅吏，熱愛聲樂，喜歡開玩笑，擁有一副美好的男高音嗓子，是個快活的人。母親則是個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彈得一手好鋼琴。父母親的氣質，正是都柏林這個城市氣氛的縮影，給喬伊斯的文學投下鮮明的影子，喬伊斯也從他們身上繼承了獨特的語言感覺和音樂細胞。
喬伊斯所讀的學校當然是名校——耶穌會系統的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學，但父親失業伴隨而來的家運衰退，使得他不得不退學回家。
不過隨後他就又以公費生的身份，轉入另一所名校——貝維代學院就讀，在那裏他習得拉丁語、法語和意大利語，但下定決心不從事神職。
1898年，喬伊斯進入皇家大學都柏林學院就讀，深為福樓拜、易卜生、豪普托曼所傾倒。
1900年，喬伊斯為易卜生的《當我們死而復醒時》寫了一篇名為《易卜生的新戲劇》的論文，發表於《半月評論》雜誌上，易卜生因此還特地向他致函表示感謝。
由這件事以及翌年他自費出版《喧囂的時代》，批評愛爾蘭文學劇場的褊狹性這個事實，可以清楚地得知喬伊斯對歐洲懷有嚮往和憧憬。
1902年喬伊斯大學畢業后，考慮到家裏的經濟情況，打算進入醫學院就讀，但旋即又退學前往巴黎，在身無分文的狀態下研習文學。這個時期，他看到了給予他的“內在獨白”手法強烈影響的埃杜阿·杜雅爾丹的《月桂樹被砍倒了》。
1903年，喬伊斯接到母親病危的通知返國，母親臨死之際，懇求兒子為她祈禱，但被他拒絕了。這個傷痛始終折磨着喬伊斯的心。
同年他也擔任小學的臨時教師，6月16日（這是個值得牢記的日子）認識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窮家女諾拉·巴那克爾，不久兩人共赴歐洲。
喬伊斯起先在的里雅斯特的一所學校任教，接着成為羅馬的銀行職員，隨後回到的里雅斯特當教師，然後又在該地和蘇黎世當家庭教師，繼續過着赤貧的日子。
另外他也四處奔走，想在都柏林設立電影院，之後雖然成立了，但不久即宣告倒閉。接受皇家文學基金的補助也是在這個時期。
不過當時他已經在葉芝的介紹下認識了龐德，經由龐德的幫忙，喬伊斯得以在《唯我主義者》雜誌連載執筆多年的長篇《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該書在1916年出版。同時被出版社要求刪改內容而長期僵持不下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也在1914年出版。在這之前，喬伊斯曾經返國兩次，但《都柏林人》與愛爾蘭出版社之間產生的不愉快，使得他以後再也沒有踏上祖國的土地。
1918年起，他開始在紐約的《小評論》雜誌連載長篇《尤利西斯》。1920年，喬伊斯移居巴黎，這部巨著最終在1922年出版。
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確立了喬伊斯的聲名和地位，讓他成為歐洲新文學的巨星。
1923年，喬伊斯立刻着手執筆的大作《芬尼根的守靈夜》，以“進展中的作品”為題，分別在各種雜誌上連載，並且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
1939年，《芬尼根的守靈夜》出版，1940年喬伊斯移居蘇黎世。1941年，喬伊斯因十二指腸潰瘍穿孔辭世，葬於蘇黎世的弗林貼隆墓地，享年59歲。
喬伊斯一生中值得矚目的事件，除前述的那些，還有他的眼疾、酗酒以及他的女兒露西亞的發瘋。而他的作品除戀愛詩集《室內樂》、短篇集《都柏林人》、長篇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還有劇本《流亡者》、詩集《一分錢一首的詩》，以及在他去世后發現的散文詩《雅可莫·喬伊斯》。
而他從1923年起，花了15年才完成在各種雜誌上分載的“進展中的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則在一個名叫H.C.伊亞里加的醉漢的一個夢中，將人類史予以封閉，以畢戈的連環型歷史觀完成體系。
這是個壯麗的嘗試，在創造新的語言的同時，也創造出新的世界。喬伊斯文學上的試驗不只是英語圈，就連法國的“新浪漫派”，以及南美拉丁語系諸國的新作家也深受影響。
喬伊斯的文學養料極為廣大而多元，不過給予他的青年時代最大影響的，還是19世紀以後的歐洲大陸文學，特別是福樓拜的小說。正如《都柏林人》所顯示出來的，作為小說家的他可以說是從自然主義式的寫實主義作風出發的。
但即使是福樓拜，在《布瓦爾和佩庫歇》以及《聖安東尼的誘惑》中，也還是會顯示出不同的局面。一般的歐洲文學大都顯現出受到象徵主義的影響，再從對個別事物的探究轉為對原型進行探究。
喬伊斯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之後開始運用以神話作為結構寫作小說的方法，在狹隘的意義上，是採用愛爾蘭文藝復興的方法，但若是放在更廣大的視野中去看，卻是象徵主義文學的必然展開。
而象徵主義的特質之一，就是對表現形式的極端執着。比如，喬伊斯就將他的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以小兒語為首的各種文體的變化這種形式予以成立，這個態度顯現出他的決心，亦即只有經由這個方法，才能正確闡述一個人的成長與發展過程，也就是說，只有這樣才能完全表現人生諸相。
他的新技法——著名的“意識流”獨白、諧音和創造新的語彙，如果都視為他要將人生諸相封閉在小說中的嘗試，應該是最正確的解釋。
在描寫戀愛中的都柏林青年心情的第一本詩集《室內樂》裏，年輕的喬伊斯把從伊麗莎白王朝的詩中獲得的主題，以象徵派詩人維爾倫的“詩法”予以表達出來。
通過深受20世紀末歐洲文學青年喜愛的喬伊斯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可以看出法國的短篇小說，特別是福樓拜的《三故事》對其的影響。
對從文學中做出文學來的喬伊斯來說，他“貪婪”採擷的過去的文學都變成了他的東西，被賦予了新生命。喬伊斯就是經由喚醒文學本來的生命力，而成為革新派的作家的。
《尤利西斯》出版后的第二年，T.S.艾略特這樣寫道：“這部作品給予了我所追求的一切吃驚、喜悅和恐怖。”他認為這是一部宣告一個時代結束和一個新時代開始的作品。正如《喬伊斯傳》的作者艾爾曼所說：“我們現在也還是想要做和喬伊斯同時代的人。”
喬伊斯以後的作家“全都承蒙他的恩惠”，如果硬要將他的影響力予以分類，那麼情況大致是這樣的：跟他有直接個人關係的作家，有伊塔羅·茲維伏、塞繆爾·貝克特，而弗蘭·奧布萊恩、安東尼·巴詹斯等代表愛爾蘭和英國的出色作家，則公開尊崇他為導師。
至於20世紀法國文學界新小說派的健將阿蘭·羅布-格里耶、米歇爾·布陶，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洛德·西蒙等受他的影響也是很顯著的。而經由多斯·帕索斯、福克納、瓦爾達等人，喬伊斯的影響力也廣泛浸透進美國文學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