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數字賦權（1）

20世紀50～60年代，現代化理論非常盛行，這一理論認為，信息技術是政治進步，尤其是民主政治展的一個前提條件。***這個學派的學者認為，民主的展需要特定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條件，這些條件是通過經濟增長、教育、工業化和城市化展起來的。在衡量一個社會的社會-經濟狀況時，信息技術的進步和傳播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廣播和電話的統計數值，對於民主的產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seymourmartin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3（1959），pp。69-105。

此外，信息技術被視為民主制度運行的保障。羅伯特·達爾（robertdahl）是當代民主理論的重要思想家，根據他的觀點，民主運作的主要威脅，更多來自於信息和知識的不平等，而非來自於財富或經濟地位的不平等。通過使政治信息更加隨手可及，信息技術或許能夠為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矯正措施。roberta。dahl，democracyanditscritics（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89）。達爾認為，信息技術提供了多種手段來減少政治不平等。信息技術的展加強了獲取有關政治議程信息的能力，這反過來促進了民眾參與。信息技術也擴大了公民為政治過程做貢獻的途徑。它使得全體民眾對公職人員的觀察和監督總體上變得更加容易。由於信息技術擴大了信息和通訊的流動，它使得政府更加透明，政府越透明，精英對全體民眾所享有的信息優越感就越小。

同樣，本傑明·巴伯（benjaminbarber）聲稱，對信息技術的使用可以增強公民對民主事務的參與。benjaminbarber，strongdemocracy：participatorypoliticsforanewag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andbarber，“threescenariosforthefutureoftechnologyandstrongdemocrac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13（4），1998，pp。573-589。巴伯在信息技術展的嬰兒期就提出了這個觀點，他相信，將電信技術作為一種手段，用於解決大範圍民主所造成的問題和創造溝通的論壇（如“市政廳”），是可能的，它可以擺脫空間上的限制。社區理論學派的學者，也很重視信息技術的這種角色，他們聲稱，信息流動中的技術進步提高了社區的質量，也促成了更強大社區的建設。例如，amitaietzioni，thespiritofcommunity：rights，responsibilities，andthecommunitarianagenda（newyork：crownpublishers，1993）。

在經驗層面，學者們現，現代大眾媒體有一個積極的作用，那就是支撐和促進公民參與。學者們展示了報紙是如何動員和強化選民的，例如，anguscampbell，philipconverse，warrene。miller，anddonalde。stokes，theamericanvoter（newyork：wiley，1960）。以及新聞媒體如何能夠幫助全體選民做出明智的或理智的選擇。andrewgelmanandgaryking，“whyareamericapresidentialelectioncampaignpollssovariablewhenvotesaresopredictable？”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23（1993），pp。409-451。現代化使人們擁有一群多樣化和專業化的新聞媒體可供選擇，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和現在的互聯網，它們迎合了不同的市場，並為達的工業化民主國家的公民提供了一個豐富而密集的信息環境。對那些對公共事務感興趣的公民來說，他們獲取所需信息的代價大大減少了。現代化還導致了更高水平的識字率和教育，這增強了公民利用他們所獲取的信息的能力。所有的這些進步，造就了一個對公共事務更具有參與能力且更成熟的選民團體。pippanorris，“theimpactoftelevisiononcivicmalaise，”insusanj。pharrandrobertd。putnam，eds。，disaffecteddemocracies：what’stroublingthetrilateralcountri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p。23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