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后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術民族主義(2)

7.后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術民族主義(2)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尋求一種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幕後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儘管所推行的各種措施與變化中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能夠保持一致,但是有一個主題一直很突出,並且一直沒有改變——所有的改革,都必須使得中國**及其政府能夠增加或增強它們的政治合法性。

儘管鄧小平將后**時代的這場改革稱為“第二次革命”,但是他並不打算讓這場改革破壞列寧主義的國家結構,更不用說意圖推翻它。相反,他的意圖是,舊的制度必須要進行改革,新的經濟和政治秩序必須建立起來,以便中國能夠在國內追求經濟展,在國外獲得國際影響力。鄧小平:《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和《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82頁和第113-114頁。

當鄧小平於20世紀70年代末復出主持工作之時,他從**手上繼承了一個列寧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似乎在**時代多輪的政治運動之後嚴重地疲憊了,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政治上,它不再能夠為中國的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秩序;在經濟上,它也不再能夠為民眾提供產品。不僅僅是普通民眾,連黨員幹部和政府官員也對國家失去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的餘波中,一場國家認同危機在中國社會深深紮根。

中國**如何能夠重新獲得它的合法性呢?一個主要的方法是致力於經濟改革。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末先進行了農業改革,然後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啟了工業改革。最初的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有關中國改革進程的論述,參見barrynaughton,growingoutoftheplan:chineseeconomicreform1978-1993(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值得注意的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科學和技術在促進國家經濟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科學界在決策中變得富有影響力了。carolleehamrin,chinaandthechallengeofthefuture:changingpoliticalpattern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0)。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難。改革陷入了“集權-放權-再集權”的惡性循環。naughton,growingoutoftheplan。來自利益集團的抵抗非常強大,社會不滿也變得很明顯。為了克服這些抵抗並尋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來源,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改革的重點放在了政治改革上。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論述了為什麼政治改革對中國經濟的繼續改革非常重要。他指出,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鄧小平的許多講話都觸及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問題。例如,參見鄧小平:《政治上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以及《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均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118頁;第176-180頁和第213~214頁。我們很難質疑領導人關於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誠態度。在1987年召開的中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政治改革成為了一個重要議程項目。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政治領導人致力於激烈的辯論中,討論中國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政治改革,以及如何能夠開展這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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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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