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啟動資本主義的泵（2）

共同田地的協作耕耘、除草、收割創建了工作、娛樂和典禮的模式，強化了村莊的團體生活。圈地則使每個人離開了這個群體義務和活動的網絡。它允許個人組織自己的資源，由此帶來了貧富之間更大的差距。主要生產者變成了單個家庭，而不是一群協調季節性任務周期的村民，共同命運的意識逐漸淡化。

與其他許多變化不同，整合與圍住曾經開放的田地非常引人注目。圈地運動引起了很多評論。對道德家來說，社區農業值得維持，因為它教會了人們彼此的職責。但是17世紀中期，新農業技術的倡導者積極挑戰了這個論點。他們認為如果農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輪作周期，靈活地鋪建牧場，或者種植穀物和牧草，那麼生產力獲得的提升會非常驚人。爭議喚起了不同的理想。珍惜窮人和培養兄弟之愛與利用自己的才智、遠見、自律和知識來增加自然的恩賜之間展開了角逐。

17世紀50年代，兩位牧師做起了宣傳冊的生意，這些小冊子以極大的熱探討了這些選項。牧師約翰·摩爾（johnmoore）全力攻擊圈地運動，從而引了這次交流：圈地運動把農夫變成了佃農，進而毀滅了他們，因為他們利用這麼小塊的地，無法養活他們的家庭。圈地鼓勵了對不熱愛主的窮人的漠不關心。牧師約瑟夫·李（josephlee）匿名回應了82這次攻擊，他認同不照顧窮人是一種罪惡，但是圈地運動后，租戶和自由租地農更有機會掙脫貧困。生產力提高正是圈地的優點。李解釋說：“一英畝的君主將會獲得更多的利潤，他可以和40人共同分享。”雖然爭論的核心是優勢，李還是強烈建議，人們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被團體福祉的理念禁錮。14當時的人反覆斟酌這些經濟方式，因為這些方式既沒有在聖經中被禁止，也很少與社會傳統相關聯，所以類似的論辯戰線一再出現。

16世紀末，同樣出於對重整舊有社會結構的關心，英國通過了《濟貧法》，重申了社會對養活民眾和滿足其工作需要的承諾。這部法律頒佈后，每個教區即地方政府的基本單位都設置了兩名濟貧助理的崗位。英國所有的男女兒童都有權在需要的時候，從他或她出生的教區獲得救濟。在放救濟前，教區官員會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條件。一位濟貧助理概括了這部法律的要旨：“為那些即將勞動的人效力，懲罰那些好逸惡勞的人，把麵包給那些沒勞動能力的人。”15這部法律的條款明確了社區的責任，即要麼給予戶外救援，要麼提供室內保健設施。從開放的田地變成封閉的私人農場的漫長過程中，越來越多曾經定居村莊的人變成了貧窮的佃農或者流動勞動力，所以這部法律也越來越重要。

17世紀末，一位名叫格雷戈里·金（gregoryking）的公務員編輯了一份國家社會類別的詳細清單，我們由此可以大致了解英國貧困人口的規模。他草擬的清單有不同的編號，其中包括男爵、店主等有法律地位的人，也包括流浪漢。16學者們仔細研究並且修正了金的這份令人着迷的清單。他總結的一個事實觸目驚心，即超過一半的英國人必須求助於某種形式的慈善才能度過一年。一個世紀前，這個群體可能更龐大，當時大批的乞丐和流浪漢使有產階級惶恐不安。這種擔憂推動建立了所有勞83動合同的標準，並且將定居人口的理念寫進了法律，在所有定居人口中，每個工人都有他的社會上級。僱主必須留用員工至少一年，而且要遵守工資的法定限制。

雖然農業改良使很多人失業，但是也讓更多的人活了下來。人口史學家在重建穀物價格升降與出生率和死亡率升降之間的關係時，偶然現了英國經濟歷史上的重要基準。他們現，1648~1650年農業歉收非常嚴重，糧食價格飆升，但是伴生的死亡並沒增多。食品價格儘管仍不時暴漲，但是饑饉不再是災難。到1700年，英國每年的農產品產量至少是其他歐洲國家的兩倍，而且這個差距一直保持到19世紀50年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