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歷史不忍細看（世界史）》（6）
那些奇特的歷史現象，有的讓你微笑，有的讓你尖叫
金字塔是怎樣建成的？
金字塔是埃及文明的標誌，被全世界的人們所知曉。對於其他國家的人來說，金字塔與日常的建築很不一樣。金字塔是梯形分層的，又稱作層級金字塔。它是一種高大的角錐體建築物，底座四方形，每個側面是三角形，樣子就像漢字的“金”字，所以我們叫它“金字塔”。《金字塔銘文》中有這樣的話：“為他（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
數千年來，金字塔以其雄偉的外形、奇特的結構，一直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對其加以探究。
據統計，埃及境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有百座之多。金字塔一般都比較雄偉，如其中最大的一座、第四王朝法老的胡夫金字塔，它原高146.59米，經過數千年的風吹雨打，頂端已經剝蝕了近10米。在1888年巴黎艾菲爾鐵塔建立以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它的底面呈正方形，每邊長230多米，繞金字塔一周，差不多要走1千米的路程。胡夫金字塔除了規模巨大，建築技巧也十分精湛。塔身的石塊之間，沒有任何水泥之類的黏合劑，而是一塊石頭疊在另一塊石頭上面。每一塊石頭都磨得很平，雖歷時數千年，現在的人們也很難用一把鋒利的刀刃插入石塊間的縫隙，而且它歷經數千年而不倒，確實是建築史上的奇迹。另外，在大金字塔身的北側離地面13米高的地方，有一個用4塊巨石砌成的三角形出入口。這個三角形用得很巧妙，如果不用三角形而用四邊形，那麼，100多米高的金字塔本身的巨大壓力將會把這個出入口壓塌。4000多年前的埃及人民就能對力學原理有這樣的理解和運用，並能建造出如此巧妙的構造，確實是十分了不起的。胡夫死後不久，在他的大金字塔不遠處，又建起了另一座金字塔。那是胡夫的兒子哈夫拉的金字塔，它比胡夫的金字塔低3米，但由於它的地面稍高，因此看起來比胡夫的金字塔還要高一些。金字塔的附近還建有一個雕着哈夫拉的頭部配着獅子身體的大雕像，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獅身人面像。除獅身是用石塊砌成的之外，整個人面像是在一塊巨大的天然岩石上鑿成的。它距今有4500多年的歷史。這座巨大的金字塔由成千上萬塊總重達2000噸的巨石砌成，這是現代人無法想像的。
那麼，這些巨大的金字塔到底是怎樣建成的呢？
有的科學家認為，建造金字塔的巨石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澆築的。科學家對從金字塔上取下來的小石塊逐個化驗，發現這些石塊都是由人工澆築貝殼灰石組成。由此推測，在埃及，奴隸建造金字塔很可能是採用“化整為零”的辦法，先將攪拌好的混凝土裝進筐子，再一點點抬上去，逐級建造，日積月累，巨大的金字塔就建好了。按照科學家的這個推測，只要掌握一定的技術，就能澆築成一塊塊巨石。而且，有科學家還在石塊中發現一縷一英寸的頭髮。如果是天然的石頭，裏面是不可能有頭髮的。這是一個相對合理的說法。
很多年以來，人們相信金字塔是由奴隸們手工建造的。但是，這種說法引起了各方的質疑。根據金字塔的建造規模，相關專家估計，在修建大金字塔時，埃及的居民至少應有5000萬人。然而，根據歷史資料的統計，在那個時期，全世界的總人口才有2000多萬人。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建造金字塔的石塊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到吉薩沙漠中去的。這些石塊大的有50噸，小的也有2.5噸，僅胡夫大金字塔就用了230萬塊這樣的石塊。以埃及當時的科技水平，它是不可能運輸如此又重又多的大石塊的。因此，有人大膽設想，石塊不是從陸地或水上運輸的，而是由外星人從空中運輸的。這種大膽的設想看似荒謬，但也是一種解釋。就拿胡夫金字塔來說，該塔底每邊邊長為230米，誤差不到20厘米。塔高146.5米，有40層樓那麼高，其東南角與西北角的高度誤差僅為1.27厘米。如此低的誤差率，即使很多現代建築也都難以望其項背。更令人驚奇的是，胡夫大金字塔的塔高乘以10億就等於地球到太陽的距離；用2倍塔高除以塔底面積，等於圓周率，即3.14159，而該塔建造好差不多3000年後，人們才把圓周率算到了這個精度。穿過胡夫金字塔的子午線正好把地球上的陸地和海洋分成相等的兩半，塔的四邊正對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塔的周長米數正好與一年的天數相吻合（即365.24），而周長乘以2正好是赤道的時分度，坡面的高是緯度的6%，塔的自重乘以10的15次方正好是地球的重量。因此，無論是誰選定的這個塔址，都應該對地球的結構、陸地和海洋的分佈等都有着非常充分的了解。按照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那時候的埃及人是不可能具備這種能力的。更讓人驚嘆的是“金字塔能”，它指的是金字塔形的構造物內部產生着一種無形的、特殊的能量。這種能量有着許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最明顯就是能使屍體等有機物質不會變質，而是木乃伊化了。科學家們通過研究還發現：金字塔的結構是一個較好的微波諧振腔體，微波能量的加熱效應可以殺菌，並且能使屍體脫水，而在這個腔體中，正好可以充分發揮微波的作用。還有科學家研究認為任何建築物都可以根據它們的外部形狀吸收不同的宇宙波，金字塔內的花崗岩具有蓄電池的作用，它吸收各種宇宙波並加以儲存，而金字塔內所產生的那種超自然力量的能，正是宇宙波作用的結果。這些高科技的產物為什麼會被4000年前的法老利用，僅僅說是巧合，恐怕難以令人信服。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話，這種說法確實能站得住腳。
除了上述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埃及人用水來解決巨大的重力障礙。在河流與通往胡夫金字塔的路線上建造運河，然後藉助水的浮力來運送石頭。這樣就會有一個問題：怎麼讓那麼大的石頭在水中保持漂浮而不沉下去？建造金字塔的原料來自於距離遙遠的採石場，那時沒有橡膠，更不要說大輪船了，古埃及人所能做的，就是用皮筏和繩索固定石塊，讓石頭自己浮起來。皮筏的原料來自於羊群，鼓撐的羊皮加上充沛的水量，就能夠提供足夠的浮力。當時的尼羅河旁生長了許多紙莎草——它最有名的用途就是做莎草紙，在建造金字塔時，人們也會用紙莎草來編織粗硬的繩索。採石場的古埃及人利用水中不同高的平面，將石頭卡在上面，在同樣的水平下就能確保每塊石頭都一樣大小，而且光滑平整，讓金字塔穩穩地向上堆疊。在採石場將石頭加工完以後，古埃及人會用牛把一個個石塊運到運河的港口。那麼，怎麼把這些石頭一層一層地運上去呢？在往上的渠道中間，古埃及人設置了許多道閘門，當第一道閘門開啟時，石頭就會浮到第二道閘門處；再關閉第一道，打開第二道，以此類推。因為大氣壓，水會積聚在渠道的內部，只要有充足的浮力就可以讓石頭持續往上升。採用這種運輸方式，石頭就可以被運送到準備施工的高度，再這樣一層一層地往上砌築。運上來的石頭都在四周的水道漂流，工人只要在正確的區域卸下羊皮筏，就能讓石頭落下。當時的工人讓石頭卡在預先設定好的地方，而這個石塊有52度的傾斜角，它能讓整個渠道變得穩固，又不至於太傾斜而難以使用，這也是金字塔蓋好后的傾斜度。在這樣層層疊疊的石頭之下，渠道也一直隨着建造的高度而水平上升。建造完成之後再打開水閘，水就放掉了。就這樣，藉助外界的力量達到似乎難以企及的目標，也就變得可信了。這也是古埃及人民在勞動力水平極端低下的情況下想出的最完美的智慧。但這也不過是一種推測，畢竟金字塔所體現的技巧性與完美程度，很難讓人相信只是通過這種原始的方法就能達到。
以上是人們關於金字塔怎樣建造的幾種推測，雖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也是從現實的條件下得到的比較合適的解釋。金字塔確實是個謎，要揭開這個謎，恐怕還需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才能實現。
古埃及王室近親結婚的奇異風俗
古埃及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距今已有8000年的文明史，比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還早了3000年。宏偉壯麗的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以及保存數千年而不腐的木乃伊幾乎已經成為埃及文明的標誌。埃及的文明如此悠久，實在是令人驚嘆。然而古埃及卻有一種頗為奇異的習俗，實在是讓現代人咂舌，那就是王室的兄弟姐妹之間可以通婚，甚至父女之間都能結婚。這樣的通婚習俗甚至傳到了後來的波斯帝國以及歐洲王室。這樣的習俗，我們現在看來是有違人倫的，是不可理解的。那麼，古埃及的統治階級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習俗呢？
在古埃及，法老都自稱是神，“神的血統”要保持純潔，不能被玷污。因此，王室的結婚對象便不能外求，只能在內部尋找。就這樣，我們今天看來是不能理解的現象，在當時卻是合理合法的。而且，這樣做可以避免國家大權和王室財產落入外人之手。
除此之外，還有社會方面的原因。
古埃及一直保持着母系繼承製度，當時女性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是高於男性的，而且那時男女之間的關係也是很開放的。據說當時盛行“金牛”崇拜，所謂的“金牛”，就是生殖之神奧西里斯的化身。凡“金牛”出生，祭司們需小心飼養，長到4個月大時，就被送進“金牛廟”。女子在廟內裸體供奉，並紛紛把下體獻給“金牛”。還有一種習俗，就是當時的女性會將自己的初夜獻給神在人間的代表——祭司階層。古埃及的女性成熟很早，十幾歲時就已經發育很成熟了。女人在婚前有性行為也是家常便飯，追求愛人也會很直白：“我英俊的朋友，你太讓我着迷了，我求你讓我做你的妻子，替你管家。”這樣的表白，現在的女子似乎都很難啟齒，但在古埃及，卻是很普遍的。那時的女人和男人之間可以公開談論性。最初時，男女都裸露上身，對自己的性特徵根本不加掩飾。
正是在一種神性的崇拜和性開放的社會環境下，這種近親通婚的現象才如此的普遍和習以為常。
埃及十八王朝的哈特謝普蘇特是一位女法老，是圖特摩斯一世的女兒，她嫁給了同父異母的哥哥。在丈夫兼哥哥去世后，她作為攝政王輔助幼主，後來索性自己做了法老。她是埃及歷史上很有影響力的女人，很像中國的女皇帝武則天。
埃赫那吞是埃及歷史上一位頗有爭議的法老，他推翻埃及以往敬奉的所有神，只崇拜太陽神“阿吞”為唯一的神。他與自己的兩個女兒結婚，並宣稱這是延續阿吞神脈的最好方式。
埃赫那吞死後，他年幼的兒子圖坦卡蒙繼承王位。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他與埃赫那吞的遺孀，同時也是他同父異母的姐姐結了婚。
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他統治時期是埃及新王國最後的強盛時代，他本身是一位強力的國王、偉大的將軍，統治埃及長達67年。根據史料的記載，他與自己的兩個女兒結了婚。
還有著名的埃及艷后克里奧佩特拉，她先後與自己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兄弟結婚。
從遺傳學上看，近親結婚未必都會產生畸形的後代，但是產生畸形後代的概率還是要比非近親結婚產生的後代要高出很多。考古學家在發現圖坦卡蒙的陵墓和木乃伊以後，研究者們一直試圖解開他的死亡之謎。有人推測他死於謀殺，有人認為他從戰車上跌落摔死，也有人推測他是被馬踢死的，還有人猜測他是罹患敗血症或脂肪栓塞而死。後來的掃描結果顯示，圖坦卡蒙生前“疾病纏身”，脊柱嚴重彎曲，腿腳不便，一條腿骨折。而DNA檢測結果顯示，圖坦卡蒙生前得過瘧疾並患有多種遺傳性疾病。結合最新檢測結果和先前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員認為，圖坦卡蒙是死於嚴重的瘧疾和併發症。研究報告說，人們常常把圖坦卡蒙想像成一位優雅的少年法老，但他其實“身體羸弱，骨頭壞死……右腳缺趾，左腳畸形，要靠拐杖走路”。由此看來，想像和現實的差距還是挺大的。
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史學博士霍華德·馬克爾說，圖坦卡蒙之所以罹患這些疾病，與父母近親結婚可能有很大的關係。他和父親一樣都患有齶裂，又和祖父一樣足部畸形。埃及考古學家扎西·哈瓦斯觀察到，在埃及古代圖畫中，圖坦卡蒙都是坐在戰車上射箭，而不是站着射箭。這個細節很不尋常。考古人員在他的陵墓中發現了大量的陪葬拐杖，“起初我們認為那是權力的象徵，但他顯然用過那些拐杖，他幾乎難以站立”。估計圖坦卡蒙墓葬中兩具隨葬的、在腹中夭折的雙胞胎女兒也是基因變異的後果。人類的遺傳基因DNA，會產生變異和缺陷，近親之間通婚，將這種產生變異和缺陷的基因傳給後代的概率要高於一方有這種基因、一方沒有這種基因的人之間的結合。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國法律才禁止近親結婚。
因為古埃及文明的傳承很早就中斷了，所以關於古埃及歷史的流傳總帶着神秘的色彩，但王室中近親結婚卻是被後世公認的現象。這種現象我們現在或許覺得不可思議，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卻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所以，讀史需要深入，只有深入了解，我們才能不冤枉古人。
圖坦卡蒙的詛咒真的有那麼靈驗嗎？
1922年11月5日，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終於在埃及的一處斷崖下面找到了圖坦卡蒙陵墓的入口。隨後，卡特的同伴卡納馮趕到，他們一起打開了兩道墓門。墓內有不計其數的奇珍異寶，這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喜不已。1923年2月17日，他們又發現了第三道墓門，門后是圖坦卡蒙異常豪華的棺槨。他們將棺槨打開，卡特發現了一塊匾額，匾額上寫有字。過了幾天，他們將匾額上的文字翻譯出來后，身上直冒冷汗：“誰要是干擾了法老的安寧，死亡就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這便是圖坦卡蒙的詛咒。自從這句詛咒被翻譯出來，每個進入圖坦卡蒙陵墓的人，心頭都有一團揮之不去的陰影。不幸的是，詛咒似乎應驗了，數十年來，很多進入圖坦卡蒙陵墓的人，都是在進去后不久就死了。
第一個“詛咒的受害者”是卡納馮。卡納馮在進入陵墓入口時，左面頰似乎被什麼東西蜇了一下，傷口當時便腫脹起來，且疼痛難忍。過了不久，卡納馮便患了壞血症，發起了高燒，牙齒也陸續脫落。他看上去非常疲憊，還似乎受了某種驚嚇。他的精神和身體迅速垮了下去。十幾天過去了，卡納馮搬到了埃及的開羅，在那裏，他的脖子開始腫脹，併發肺炎。卡納馮不得不住進了開羅的一家醫院。1923年3月下旬，卡納馮高燒40攝氏度，持續燒了12天。4月15日凌晨，值班護士突然聽見卡納馮大喊：“我完了！我完了！我已經聽見召喚了……”護士還沒趕到他身邊，醫院突然停電了，到處漆黑一團。5分鐘后，終於來電了，但卡納馮斷氣了——極為驚恐地瞪大眼睛，半張着嘴。周圍的人都非常驚恐，說法老的詛咒是真的。更詭異的是，不但卡納馮莫名其妙地死去了，連他在英國的狐皮狗也嚎叫着死了。
不久，開羅那家醫院護理過卡納馮的護士也突然死去了，死因不明。
卡納馮的朋友、美國鐵路業巨頭喬治·傑戈德，曾走進圖坦卡蒙的陵墓參觀了一遍。第二天，傑戈德便無緣無故地發起了高燒，當天夜裏就死了。
1926年，法國埃及學家喬治·貝內迪特參觀圖坦卡蒙陵墓后摔了一跤，一下子就摔死了。
就在這一年，勒·弗米爾教授也在參觀圖坦卡蒙陵墓的當晚，在睡夢中死去。英國商人喬爾·伍爾在參觀之後也發起了高燒，接着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第一個解開裹屍布，用X光透視法老木乃伊的解剖學家齊伯爾特·德利教授在拍了幾張X光片之後就發起了高燒，身體迅速衰弱。他回到倫敦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考古學家亞瑟·梅斯是卡特最重要的助手，就是他幫助卡特打開圖坦卡蒙陵墓最後一堵厚牆。在這次發掘之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就在這一年，他莫名其妙地陷入深度昏迷，最後於1928年4月死在了旅館裏。同年，卡特的另一位助手邁斯死於間歇性高燒。
1929年11月，卡特另外一位助手理查德·貝瑟爾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他遠在倫敦、87歲的老父親聽說了兒子的死訊后，便從住處跳樓身亡。在為老人舉辦葬禮時，運送靈柩的馬車又軋死了一名8歲的兒童。
卡特曾陪一個美國人參觀過圖坦卡蒙的墓室，這個美國人第二天便高燒死亡。
還有一個南非的富豪，在參觀完陵墓的挖掘現場后，在歸國途中從遊艇上跌進風平浪靜的尼羅河中淹死了。
有一個名叫阿·薩·C.麥斯的教授和一個名叫埃普林·霍瓦依特的博士自願與失去了助手的卡特博士合作，繼續對陵墓進行深入研究。麥斯教授在進入安放圖坦卡蒙棺槨的房間時，突然倒地身亡。霍瓦依特博士在參與研究幾天後，便上吊自殺。他在臨死前曾咬破手指，寫下遺書，稱：“我因受到法老的詛咒而離開這個世界。”
1929年，卡納馮的遺孀也死了。
短短的6年裏，20多個與圖坦卡蒙陵墓有過接觸的人相繼死去。
一時間，“圖坦卡蒙的詛咒”搞得人心惶惶，似乎真有什麼靈異的力量來實施法老的詛咒。但是這些都讓人難以信服，後世的研究者從科學的角度加以解釋，提出了幾種猜測，似乎更能讓現代人接受。
一種解釋認為：圖坦卡蒙的陵墓中可能有某種致命真菌的孢子。1989年，美國的考古學家在埃及帝王谷中挖掘了一座編號為K-V5的陵墓。陵墓里埋葬着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子們。陵墓早被盜掘，但考古學家在這座黑暗潮濕的陵墓中，發現了很多成團狀的奇怪東西。它們是以木乃伊和陪葬的食物為營養物質的真菌，後來滲入的尼羅河洪水又能為它們提供長期的營養。它們都是些厭氧性真菌，不需要氧氣就能存活。它們能產生致命的孢子。圖坦卡蒙陵墓最初被開啟時，墓中也發現了許多成團的“莫明其妙的東西”。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真菌。如果是同樣的致命孢子，為什麼發掘K-V5的考古學家們沒有一個致死呢？那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末的考古技術與20年代已經有天壤之別了，此時人們懂得隔離的重要性，進入陵墓時都穿上了防護服等裝置，有效地保護了自身的安全。而在發掘圖坦卡蒙的陵墓時，人們還沒有這種意識。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解釋。
一種解釋認為：陵墓周圍被施以劇毒。古埃及的祭司們是非常擅於用毒的一群人。人們從得到的古埃及文書上，看到了很多記載使用劇毒的方法。因此，有人認為，古埃及人可能將劇毒作為保護法老陵墓的一種手段。那些陵墓壁畫的顏料里，就含着各種劇毒的成分。此外，不排除“屍毒”的可能。這些各式各樣的毒素在墓中日積月累，難以消散，很可能對闖入者產生致命的傷害。
另一種解釋認為：放射物質的輻射。前面與圖坦卡蒙陵墓接觸而死的案例中，死者的癥狀除了有發高燒、中風之外，更多的是瘋癲及血液循環系統的毀壞。這也有可能與放射物質的輻射有關。有人發現建築金字塔的部分石材帶有放射性物質。人們進一步推測，古代埃及人可能已經發現了放射性物質的作用，因此用它來保護法老陵墓的平安。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因心理壓力過大而死。這看似有點無稽，卻在初次接觸金字塔的非專業人士中間多次發生過。那些令人窒息的長長黑暗墓道，以及對神秘傳說先入為主的心理暗示，都會加重一些人的畏懼心理，這對那些意志較為薄弱的人極可能造成身體和精神上的損害。1866年，中國學者張德彝隨使團出國，曾參觀了胡夫金字塔。後來他形容自己入塔的感受時說，有喪魂失魄之感，眩暈不能自制，出塔之後才發覺自己已是一身冷汗。“至今思之，為之神悸。”這雖然是一種說法，但在6年內讓20多人死亡，而原因只是死者的心理素質薄弱，似乎不太說得通。
還有一些科學家認為，對人造成致命傷害的是陵墓的結構，墓道與墓穴的設計能產生和聚集某種特殊的磁場或能量波，從而造成人的死亡。但這又涉及科技發展階段的問題，當時似乎沒有這樣的技術。然而，連金字塔的建造都是個謎，提出這樣的說法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雖然這些觀點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一些解釋不通的地方。比如，致命孢子怎麼能在陵墓掘開，空氣流通很長一段時間后，仍然具有強大的殺傷力？比如，屍毒在空氣流通后，別人又不觸摸墓內物品的情況下，怎麼還能致命？等等。這又讓“圖坦卡蒙的詛咒”帶有靈異的色彩。
後來有人統計，第一批進入圖坦卡蒙陵墓的人只有5%是非正常死亡，比例很小。如果打擾了法老的安寧就要被死神光顧，為什麼死神這麼有選擇性？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圖坦卡蒙陵墓最早是由霍華德·卡特發現的，而且他是打開墓門的主要人物，但他在首次進入圖坦卡蒙陵墓后又活了近17年，享年65歲，在當時屬於壽終正寢。卡特本人認為“詛咒”之說純屬無稽之談，他說如果有人要被詛咒的話，第一人就應該是他，而他卻活得好好的。
“圖坦卡蒙的詛咒”被傳得神乎其神，但那似乎只是愚夫愚婦的流言而已。具體是什麼原因造成進入圖坦卡蒙陵墓人員的非正常死亡，現在依然沒有令人十分信服的答案。隨着科學技術和檢測手段的進步，相信總有撥開雲霧見青天的那一天。
古巴比倫的通天塔真的存在過嗎？
古巴比倫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它曾有兩處讓人嘆為觀止、心馳神往的景觀：一處是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一處是古巴比倫通天塔。這兩個地方現在都已不復存在，只能在《聖經》和其他史料中看到隻言片語。因此，人們不禁會產生疑問，古巴比倫通天塔究竟是真的存在過，還是只是在書中出現的古老傳說。
古巴比倫通天塔也叫巴別塔，在希伯來語中，“巴別”是“變亂”的意思，並非一個含褒義的詞語。也有人將“變亂”一詞解釋為“巴比倫”，稱那座城叫“巴比倫城”，那座塔叫“巴比倫塔”。在古巴比倫語中，“巴別”或“巴比倫”都是“神之門”的意思。同一個“巴別”一個表示神聖的“神之門”，一個則表示含貶義的“變亂”，這着實有點讓人費解。但出現這種情況，也是有其原因的。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滅掉了猶太王國，拆毀了猶太人的聖城耶路撒冷，焚毀其神廟，將國王連同近萬名臣民擄掠到古巴比倫，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巴比倫之囚”。猶太人在巴比倫多半淪為奴隸，為尼布甲尼撒修建巴比倫城，直到70多年後被波斯的居魯士大帝所拯救。亡國之恨讓猶太人刻骨銘心，他們雖然不能在行動上做出什麼實質性的反抗，但可以用自己的思想表達憤怒。於是，古巴比倫人的“神之門”在猶太人眼裏充滿了罪惡，遭到了詛咒。
而《聖經》中關於巴別塔的傳說大概是這樣的：
上帝用來懲罰世人的大洪水過後，天上出現了第一道彩虹。上帝走過來說：“我把彩虹放在雲彩中，這就作為我與大地立約的記號，水就不再泛濫，不再毀壞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了。”此後，大地上的人都講一樣的語言，用一樣的口音。諾亞的子孫越來越多，便逐漸向東遷移。在示拿地（古巴比倫附近），他們看到了一片平原，便定居了下來。
一天，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怎麼知道以後不會再有諾亞時代的洪水將我們淹死，就像淹死我們祖先那樣？”“這有彩虹為證啊。”有人回答道，“當我們看到彩虹，就會想起上帝的諾言，他說永遠不會再用洪水毀滅世界。”“但是沒有理由要把我們的將來以及我們子孫的前途寄托在彩虹上呀。”另一個人爭辯說，“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以免洪水再發生！”於是，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於是他們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又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大地上。”
由於大家語言相通，同心協力，建成的古巴比倫城繁華而美麗，高塔直插雲霄，欲與天公試比高。
此舉驚動了上帝！
上帝發現自己的誓言受到了懷疑，便決心懲罰這些忘記約定的人們，就像懲罰偷吃了禁果的夏娃一樣。
他看到人們這樣齊心協力，統一強大，心想：如果人類真的修成宏偉的通天塔，那以後還有什麼事幹不成呢？一定得想辦法阻止他們。
於是，他悄悄地離開天國來到人間，改變並攪亂了人類的語言，使他們因為語言不通而分散在各處，而那座塔也半途而廢了。
帶有神話色彩的古巴比倫通天塔最終沒有建成。
但後來備受稱讚的“巴別塔”，按照歷史記載，是真實存在過的。它一般指那波帕拉沙爾父子修建而成的那一座。尼布甲尼撒二世之父那波帕拉沙爾建立了新巴比倫王國后，開始重建巴別塔，他在銘文中寫道：“巴比倫塔年久失修，因此馬爾杜克命我重建。他要我把塔基牢固地建在地界的胸膛上，而尖頂要直插雲霄。”馬爾杜克是古巴比倫城的主神，以神的名義修建此塔十分的名正言順。
這座塔建成后，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公元前460年，在塔建成150年後，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遊覽古巴比倫城時，對這座已經受損的塔仍是讚嘆不已。根據他的記載，通天塔建在許多層巨大的高台上，這些高台共有8層，愈高愈小，最上面的高台上建有馬爾杜克神廟。牆的外沿建有螺旋形的階梯，可以繞塔而上，直達塔頂；塔梯的中腰設有座位，可供歇息。據19世紀的考古學家科爾德維實際的測量和推算，巴別塔的塔基邊長約為96米，塔和廟的總高度也在96米左右。巴別塔是當時巴比倫國內最高的建築，在國內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人們稱它“通天塔”。
在古巴比倫人看來，巴比倫王的王位是馬爾杜克授予的，祭司是馬爾杜克的僕人，巴比倫的人民需要得到他的庇護。為了取悅馬爾杜克，巴比倫人將巴別塔作為禮物獻給了他。在巴別塔里，每年會定期舉行大規模的祭祀活動，全國各地的人都要趕來朝拜。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塔的上下各有一座馬爾杜克神廟，分別稱上廟和下廟。下廟供有神像。上廟位於塔頂，裏面沒有神像，但金碧輝煌，由深藍色的琉璃磚製成並飾以黃金。古巴比倫人按照世俗生活的理想來侍奉他們的主神。大殿內只有一張“鋪設十分豪華”的大床，床邊有一張飾金的桌子。（美索不達米亞的貴族跟古希臘羅馬的貴族一樣，也是躺着進食。）廟裏只住着一位專門挑選出來陪馬爾杜克尋歡作樂的年輕貌美女子。祭司們使人們相信，他們的神會不時地來到廟裏並躺在這張床上休息。只有國王和祭司們才能進入神殿，為馬爾杜克服務，並聽取他的教誨。據希羅多德記載，神像和附屬物品一共用去800塔蘭同的黃金（約合現在的2400萬美元）。
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巴別塔除了奉祀神明外，還有另外兩個用途。其一是尼布加尼撒二世以神的莊嚴來顯示個人的權威，以求永垂不朽；其二是討好祭司們，讓他們幫助自己控制城邦人民的思想。當時美索不達米亞對神明比較崇拜，祭司階層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影響着人民，而且掌握着大量土地和財富，拉攏他們十分有必要。
希臘的歷史學家還認為，巴別塔還是一個天象觀測台。新巴比倫人篤信占星術，他們認為一顆星辰就代表一個神明，他們的主神馬爾杜克就是木星。希羅多德認為巴別塔中的祭司們躺在床上，除了侍奉主神馬爾杜克外，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觀測星辰。人類早期的天文學知識直接產生於宗教和巫術中，而掌握這些知識的多是祭司階層。古巴比倫人取得了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天文學成就，這座塔似乎功不可沒。可惜的是，因為巴比倫人的反抗，這座塔連同古巴比倫城都被波斯的薛西斯一世給徹底毀掉了。
神話傳說雖不可信，但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巴別塔應該是真實存在過的。雖然它已不復存在，但它卻反映了當時巴比倫人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作為一個神話和歷史遺迹，確實應該長久地為後人所景仰和紀念。
古希臘雕塑為什麼都是裸體的？
古希臘雕塑是人類藝術領域內的最高成就之一，即使過了兩千多年，藝術手段日新月異，在這一領域，仍然無出其右者。即使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如米開朗基羅、近現代大師如羅丹等，最多也只是達到或接近當時的水準，卻沒能超越它。雖然如此，當我們在博物館或一些美術作品裏看到希臘雕塑，如《擲鐵餅者》《維納斯》《拉奧孔》等作品時，發現它們都是裸體的。這在東方藝術作品中是非常少見的。為什麼古希臘人在藝術表現上偏愛裸體呢？
首先我們要看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與思想狀況，而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思想狀況，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生活環境的影響。
希臘位於地中海北岸、歐洲東南部，土地面積狹小，三面環海，周圍島嶼眾多，屬於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因此，那裏冬季溫暖濕潤，日照充足；夏季炎熱，卻因有海風的調劑，非常宜人。在這種良好的氣候下，人們註定不會穿太多的衣服。而且溫和的氣候也造就了人們自然活潑的精神。據說酷熱能使人慵懶消沉，嚴寒能使人僵硬遲鈍。希臘沒有這種極端的氣候，而且光照充足，所以人們的性格比別的民族更加活潑。加之周圍都是大海，視野開闊明朗，這也造就了希臘人樂觀開朗的心胸。開闊明朗的環境塑造了古希臘人熱愛自由、喜歡身心不受羈絆的性格，這一點在政治上很容易看出來。古希臘的民主政治是古代最完善的民主政治之一，這時的公民權利被很大程度地伸張，公民的自由都有保障。沒有政治上的壓迫，每個公民都能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自由而不受束縛的，因而，他們也不介意身體的袒露。
然而，熱愛自由只是為喜歡光着身子提供了思想基礎，要把光着身子變成美的體現，還需一定的現實和物質條件。大英博物館的策展人伊恩·詹金斯說：“過去希臘人脫的衣服比我們多，然而在雅典城繁華的大街上，沒有人會光着身子大搖大擺行走。”“古希臘雕塑崇尚裸體……但是在希臘人眼裏，裸體是英雄的標誌。裸體代表的不是這個眼下的世界，而是充滿神話色彩的世界。”
古希臘人性格開朗，熱愛自由，但把裸體變成一種美寓於生活中的，卻是通過體育運動。古希臘人非常注重體育鍛煉，認為神也一定可以從運動中獲得快樂。因此，體育運動是所有年輕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他們理想中的男子氣概就是健全的精神寄於健全的身體之中。理想的人最強大的官能不是善於思索的頭腦或者感覺敏銳的心靈，而是血統好、發育好、比例勻稱、身手矯健、擅長各種運動的軀體。這一點，在當時武力最強大的城邦斯巴達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全希臘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能夠讓當時交戰的城邦停止戰爭，更是突出地體現了這一點。在參加體育運動時，古希臘人會毫不介意地脫掉衣服。斯巴達年輕的女子在參加運動時，也基本是裸體的。古希臘人對體育鍛煉的熱愛，淡化了他們的羞恥心。在健身場上、跑道上以及莊嚴的節會中，參加運動的人們把衣服完全脫掉。普林尼說：“全身赤裸是希臘人特有的習慣。”蘇格拉底說：“不能表現身體的美是一種恥辱。”羅馬時代的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在記述當時少女們裸體參加運動會的情景時寫道：“儘管少女們確乎是這樣公開地赤身裸體，但是絕對感覺不到有什麼不正當的地方。這一切的運動都充滿嬉戲之情，並沒有任何的春情或者淫蕩。”可以說，古希臘人舉辦全民性的盛大慶祝，如奧林匹克運動會、科林斯地峽運動會等體育大會，都是赤裸裸地展覽與炫耀裸體的場合。贏得冠軍的人，人們膜拜他，詩人歌詠他，雕塑家還要為他製作雕像。因為這個緣故，他們不怕在神前和莊嚴的典禮中展覽肉體，甚至還設立一門研究姿態與動作的學問，叫作“奧蓋斯底克”，專門教人美妙的姿態，作敬神的舞蹈。
伊恩·詹金斯的同事尼爾·麥克格瑞格說：“希臘並不把赤裸當作恥辱，反而認為這是男性社會地位的象徵”“年輕人脫掉外衣在古奧林匹克運動會上角逐時，他不僅僅是在同伴前裸體，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種正義感。”“他們並不是全天都裸體，當進入體育場時才這樣，實事上，‘gymnasium’（體育場）一詞來源於希臘的‘gymnos’，就是裸體的意思。”這是非常有道理的。
雕塑家在浴場上，在健身場上，在敬神的舞蹈中，在公眾競技中，經常看到裸體和裸體的動作，他們依照這些進行創作，表現力量、健康和活潑的形態和姿勢，希臘雕像的形式因此而得到完美的體現。
有人說，古希臘人熱愛裸體，與當時戰爭的頻繁有一定的關係，這種說法雖然有點牽強，也不無道理。我們知道，斯巴達是當時武力最強大的城邦，在抵禦波斯帝國的進攻中，斯巴達戰士表現得最為突出。斯巴達是個軍國主義國家，全體男性公民都是戰士，一生都在進行軍事訓練（日常的生產活動全由奴隸負責），體育比賽就是家常便飯。斯巴達的女人為了生出健康的孩子，也會被強制要求參加體育鍛煉。畸形或不夠健壯的孩子，一出生就會被城邦殺死。而斯巴達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要經常與周圍的城邦打仗，維持在伯羅奔尼撒和全希臘的霸權。古希臘人熱愛自由，任何一個實力強大到威脅其他城邦自由的國家，都會招致大家的嫉恨，會群起而攻之。因此，在古希臘，各城邦的戰爭是非常頻繁的。古希臘人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原因也在於此。著名哲學家柏拉圖的《對話錄》、丹納的《藝術哲學》都說：那時的戰爭全憑肉搏，因此每個士兵都得鍛煉好身體，愈強壯愈矯健愈好。青年人大半時間都在練身場上角斗、跳躍、拳擊、賽跑、擲鐵餅，把赤露的肌肉練得又強壯又柔軟，目的是要練成一個最結實、最輕靈、最健美的身體，而沒有一種教育在這方面做得比古希臘教育更成功的了。
這便是古希臘人偏好裸體的現實生活來源。
不但如此，在古希臘人的觀念里，萬物之中，人是最美的。他們把具有健、力、美的軀體看作是神的饋贈，並將其作為人們追求和崇拜的最大目標。於是，古老的奧運會就成了炫耀和展示人體的盛會。美術史家阿爾巴托夫也說過：“無論在希臘人之前或希臘人之後，人們再也不能那樣單純無邪地去看待裸體了”。
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社會風尚和由此產生的特殊審美觀念，決定了古希臘的人像雕刻往往採取裸體的形式——這種形式在展現人體美上達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高度。正如19世紀俄國著名的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所說的：“希臘人的雕像用了裸體刻畫的形式，在他人看來，這或許是厚顏無恥、有礙觀瞻的事。但在古代世界，這曾經是純潔無瑕的詩章和對人的尊嚴的賞識。”美國學者伯恩斯教授、拉爾夫教授在他們的著作《世界文明史》中說：“希臘藝術所表達的是什麼？總而言之，它是把人文主義象徵化，即是把人視為宇宙中最重要的造物而加以讚美。儘管許多雕刻描繪神，但這一點也不減損人文主義的本質。希臘人的神是為人的利益而存在，所以他讚美神，也就是讚美自己。”
古希臘雕塑的裸體形式，和戰爭、體育以及審美都頗有聯繫。而審美觀念一旦形成，往往會逐漸偏離原來的目的，具有相對獨立的審美意義。於是，裸體雕塑就大量出現了。
雖然我們認為古希臘雕塑採用裸體的形式與戰爭、體育以及審美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聯繫，但其形成的原因，至今仍未有定論。雖然如此，這並不影響我們對那些力與美完美結合、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珍品的欣賞，以及對古希臘藝術家的敬意。
歐洲的黑死病為什麼被稱為“人類的噩夢”，它究竟有多可怕？
很多人都看過美國的經典影片《夜訪吸血鬼》，這部影片是由尼爾·喬丹導演，聚集了布拉德·皮特與湯姆·克魯斯等一眾荷里活明星，闡述了很多意義深刻的東西。其中，影片的主人公吸血鬼路易斯與克蘿迪婭到歐洲遊歷時，見到了黑死病橫行的慘狀，那些人畜橫死，朝不保夕的景象令人心生恐懼，那種整個城鎮或者村莊的人全部死亡的場景活脫脫就是地獄的模樣。
黑死病於14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肆虐，傳遍了西亞與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在隨後的300年間，黑死病不斷地降臨這塊飽受折磨的地方。直到近150年後歐洲人口才逐步恢復到疫情爆發之前的水平，對整個歐洲、亞洲、非洲都帶來了十分嚴重的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348—1350年的3年內，只歐洲一地就有近3000萬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1348年德意志編年史學家呂貝克記載死亡了9萬人，最高一天的死亡數字高達1500人。在這3年裏，黑死病蹂躪了整個歐洲大陸，再傳播到俄國，導致俄國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如果再算上以後300年因此病死亡的人數，歐洲有近一半的人口因黑死病而喪生，全球有近3億人失去生命。連最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也比不上這次瘟疫所導致的死亡數字。
英法間的百年戰爭也因為黑死病造成的人員大幅減少而導致兩國停戰。
那麼，黑死病是如何傳入並且肆虐歐洲的呢？
1347年，12艘熱那亞船隻來到了意大利西西里島的墨西拿市。雖然可以登陸了，但船上的人都沒有機會下來了，因為他們都死了，屍體上滿是奇怪的膿血。黑死病當年10月份便開始在歐洲傳播，奪走無了數人的生命。這12艘熱那亞船隻恐怕就是黑死病傳入歐洲的源頭。
那麼，這12艘熱那亞船隻是怎樣把黑死病帶到歐洲的呢？這個問題似乎很難回答，因為船上的人都死了。但我們把時間軸往前推，可以發現，蒙古帝國後期除了元朝之外，還建立了四大汗國：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兒汗國。這四大汗國建立后，每個汗國仍在不斷地對外發動戰爭。1308年，伊兒汗國征服了在安納托利亞的羅姆蘇丹國，而這個羅姆蘇丹國不僅曾經強盛一時，它更是之後威震歐亞的奧斯曼帝國的前身。位於最北方的金帳汗國也在進行着他們的征服。14世紀，金帳汗國的兵鋒再次進逼烏克蘭，不過他們這次的目標並不是瑟瑟發抖的羅斯王公們，而是位於黑海北岸以及克里米亞半島上古老的游牧民族和在那裏的熱那亞人。當時生活在克里米亞的游牧部落，實際上正是曾經在歐洲大陸留下深遠影響的哥特人。不過即使是哥特人這樣的古老部落，在蒙古大軍的侵襲下也毫無抵抗之力，最終接受了蒙古人的統治。
不過金帳汗國的軍隊在克里米亞還遭遇了一個強有力的對手，那就是在克里米亞南部港口城市紮根已久的熱那亞人。熱那亞和威尼斯是兩個強大的商業城邦，雙方為了爭奪黑海地區的貿易權，都在黑海北岸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軍事設施，因此，蒙古人在進攻熱那亞城邦卡法時，遭到了極大的阻礙。由於沒有海軍的支持，蒙古人實際上並不能對這座殖民城市進行真正的圍困。卡法的熱那亞人仍然可以通過海陸兩條通道向黑海其他地區，甚至愛琴海的熱那亞城邦獲得兵員和給養。這對蒙古人而言，是一個不好的消息。雖然這些游牧軍隊姑且能夠忍受勞師遠征的痛苦，但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困擾着這支軍隊，那就是——鼠疫。這種來自亞洲的疾病，主要是由跳蚤傳播，尤其是游牧民族時常食用的草原鼠，實際上是一個鼠疫的載體。伴隨着蒙古征服所帶來的商路暢通，鼠疫也被商人和蒙古的軍隊帶到了歐洲。
在卡法堅固的城防下，蒙古人圍攻了三年，卻一無所獲。鼠疫的到來，無異於是對軍心極大的破壞，最後忍無可忍的蒙古人，決定使用一個惡毒的“細菌戰”。他們將滿身黑泡，因為鼠疫而死的屍體，用投石機拋進了卡法城內。這一招果然奏效，卡法城裏立刻出現了嚴重的瘟疫，不僅如此，熱那亞人又因為自己暢通的海陸聯繫，很快把卡法的鼠疫擴散到了各個殖民城邦當中。在鼠疫的打擊之下，熱那亞人被迫逃離卡法，帶着滿是鼠疫病菌的商船回到了歐洲，從而引發了改變歐洲的黑死病。蒙古人最終如願以償地進入卡法，但那已經是一座瘟疫橫行的死城了。
這可能就是1347年那12艘載滿了瘟疫載體的熱那亞船隻的由來吧。
至於黑死病是如何傳播的，一直是眾說紛紜，大部分人認為主要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所攜帶的鼠疫病毒導致的。然而根據最新的研究，事情的真相或許與我們已經了解的完全不同。
此前，奧斯陸大學的研究人員通過一個數學模型來研究這個問題。他們假定老鼠是傳播黑死病的源頭，並以此推算人類的死亡情況。計算結果顯示，如果按照這種方式傳播，包括倫敦在內的歐洲9個城市，死亡的人數可能遠遠少於歷史記載的數字。
如果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了鼠疫，科學家覺得首先應該先有幾個死亡案例，然後再出現爆發性的增長，但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
那麼，如果不是老鼠和它們身上的跳蚤導致了歐洲中世紀的這場噩夢，罪魁禍首又是誰呢？科學家說，很可能是人類身上的跳蚤和體虱。也就是說，一切的根源在於大家沒有經常洗澡。
當1347年黑死病抵達歐洲時，人們洗澡的頻率非常低，因此每個人身上基本都有跳蚤和體虱。
來自奧斯陸大學的生態與進化綜合研究中心的計算生物學家鮑里斯·施密德說，對於中世紀9個歐洲城市中的7個城市來說，最符合黑死病爆發原因的模型就是通過人類體外寄生蟲的方式。
“即使在中世紀的城市裏，假設每個人都匹配一隻老鼠——這個數字可能已經是實際老鼠數量的10倍了——死亡率還是不會有現在這樣的水平。”
1348年，黑死病在18個月裏幾乎消滅了倫敦一半的人口。
為什麼這個問題會由奧斯陸的科學家提出來呢？主要原因是在北歐地區，老鼠並不常見。
東英吉利大學歷史學家、黑死病專家馬克·貝利教授對人體寄生蟲才是黑死病傳播的主因這一說法也頗為贊同。
黑死病帶來的後果異常慘烈，但除此之外，也並非一點好處都沒有。英格蘭德比郡的小村亞姆有一個外號，叫“瘟疫之村”。但這個稱呼並不含貶義，相反，它是一種榮耀。1665年9月初，村裏的裁縫收到了一包從倫敦寄來的布料，4天後就死了。月底又有5人死亡，村民們突然醒悟，那包布料已將黑死病從倫敦帶到了這個小村。在瘟疫襲來的恐慌中，本地教區長說服村民作出了一個勇氣驚人的決定：與外界斷絕來往，以免疾病擴散。此舉無異於自殺。一年後，首次有外人來到此地，他們本來以為會看到一座鬼村，卻驚訝地發現，儘管全村350名居民中有260人被瘟疫奪去生命，但還有一小部分人活了下來。
有一位婦人在一個星期內送走了丈夫和6個孩子，自己卻從未發病。村裏的掘墓人親手埋葬了幾百名死者，卻並未受到這種致死率100%疾病的影響。這些倖存者接觸病原體的機會與死者一樣多，是否存在什麼遺傳因素使他們不容易被感染呢？由於亞姆村從1630年代起就實施死亡登記制度，而且幾百年來人口流動較少，歷史學家可以根據家譜準確地追蹤倖存者的後代。以此為基礎，科學家於1996年分析了瘟疫倖存者後代的DNA，發現約14%的人帶有一個特別的基因變異，稱為CCR5-△32。
這個變異基因並不是只在這時被發現，前不久它在有關愛滋病病毒（HIV）的研究中也與人類打過照面。它能阻止HIV進入免疫細胞，使人能夠抵抗HIV的感染。300多年前的瘟疫，與愛滋病這種誕生未久的現代瘟疫，通過這個基因變異產生了奇妙的聯繫。
我們知道，HIV只襲擊特定的細胞。不同的細胞表面有着不同的蛋白質，這些稱為“受體”的蛋白質是細胞身份的標識，好像士兵不同顏色和式樣的盔甲。HIV進入免疫細胞，摧毀人體免疫系統的主要通道，是稱為CD4和CCR5的兩個受體。CCR5-△32變異，就是編碼CCR5受體的基因發生的一個微小變異——丟失了32個鹼基對。其結果是形成一種較小的蛋白質，它並不位於免疫細胞表面。這樣，大多數HIV病毒就失去門路，無法感染細胞。
在一般的情況下，人體中每個基因都有兩個副本，擁有一個CCR5-△32變異副本，人對HIV的抵抗力就會增強，即使受到感染，發病過程也會比普通人緩慢。如果有兩個變異副本，就基本上對HIV產生免疫了（並非完全的免疫，有兩個變異副本而仍死於愛滋病的例子，雖然罕見，但的確存在，有的HIV病毒可能並不需要以CCR5為通道）。
這個變異對HIV以及古代瘟疫的抵抗力，促使科學家調查了它在不同人群中出現的頻率。結果顯示，非洲土著、東亞、印度等地區人群里都不存在這個變異，它僅僅存在於歐洲人和居住在美洲的歐洲移民後裔中。也就是說，它是歐洲人所特有的。在歐洲的不同地區，它出現的頻率也不一樣，其中北歐高達14%，地中海沿岸僅為2%。平均而言，約有10%的歐洲人擁有一個變異副本，1%的人擁有兩個副本。
CCR5-△32剛被發現，製藥企業就紛紛試着模擬它的機制，來製造新的抗愛滋病疫苗或藥物。很多擁有兩個變異副本的人健康地活着，似乎顯示該變異並無有害影響，這一點尤其有利。不過，它究竟從何而來？這個變異僅在歐洲人中廣泛存在，對此的合理解釋是，在歐洲的歷史上，擁有這個變異的人有更大的機會生存下來，留存後代。它是偶然出現的，起初只存在於極少數人身上，但某種嚴酷事件產生了強大的“選擇壓力”，使得這個能帶來一定生存優勢的變異在人群中出現的頻率不斷升高。
這個變異可以增進人對HIV的抵抗力，但據估計它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歷史了。那麼歷史上有什麼疾病足以產生這樣的壓力？流感、麻疹、猩紅熱、傷寒、霍亂……許多傳染病襲擊過歐洲，但致死率和流行程度足夠高的，目前只有兩種：黑死病和天花。
不過隨着現代醫學的發展，黑死病再也無法讓人類坐以待斃了，人類通過接種疫苗以及抗生素的使用，再加上配套醫療手法的改進，已經很少再有黑死病的疫情爆發與泛濫了，目前僅有少量病毒被培養於美國等幾個國家的實驗室中，以對其進行研究。
黑死病這個人類的噩夢，也許再也不會出現了吧。
卡克斯頓，影響力超過牛頓的英國印刷商人
1999年元旦，英國廣播公司舉行的“BBC聽眾評選千年英國名人”活動的結果揭曉，中世紀的一位印刷商人威廉·卡克斯頓排名第三，僅位於莎士比亞、丘吉爾之後，擊敗了達爾文、牛頓、克倫威爾等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名人。這個結果對中國人來說，似乎很難理解。因為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聽過卡克斯頓這個名字，而莎士比亞、丘吉爾、達爾文、牛頓、克倫威爾的名字，我們則耳熟能詳。但對英國人來說，卡克斯頓對英國文學的貢獻和影響力，除了莎士比亞之外，其他人都是無法超越的。
那我們就看一看，卡克斯頓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卡克斯頓於1422年生於英格蘭肯特郡，家境比較富裕，因而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1438年，16歲的卡克斯頓前往倫敦，在著名的布商、後來的倫敦市長勒澤手下當學徒。勒澤1441年去世以後，19歲的卡克斯頓離開英國，前往佛蘭德斯的布魯日，專做英國和佛蘭德斯之間的紡織品貿易。通過20多年的努力，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463年，他已經成為尼德蘭一帶的英國商會會長——這是一個相當顯赫的職位，甚至能夠代表英國國王從事外交活動。1469年，他辭去英國商會會長的職位，應邀就任英國國王愛德華四世的妹妹勃艮第公爵夫人瑪格麗特的顧問。
卡克斯頓通曉英、法、德、拉丁等多種文字，沒事時喜歡寫些東西，翻譯一些書籍。1469年，他開始着手翻譯自己比較喜歡的《特洛伊歷史故事集》等書。他的翻譯很受朋友們的喜愛，紛紛向他索要譯本。當時古登堡的金屬活字印刷剛發明不久，還沒傳到佛蘭德斯，書基本上要靠抄寫。為了滿足朋友們的需求，卡克斯頓除了找抄寫員外，有時還要親自抄錄。他感到這樣太過耗時費力，難以持續下去。
不久，他得知了谷登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已從德意志的美因茨傳到科隆的消息，便於1471年前往科隆。在科隆，卡克斯頓花費高價，刻苦學習印刷術。那時他已經50歲了。大約1474年，卡克斯頓帶着一套鉛字活版印刷的設備返回布魯日，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印刷所。1475年，他與曼遜合作，在布魯日印刷出世界上第一本英文出版物《特洛伊歷史故事集》，對英國而言，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1476年，卡克斯頓應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四世的邀請，返回英格蘭，在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建立了英國第一個印廠，開始大規模出版書籍。第二年，他出版了在英國本土印刷的第一部英文書籍《哲學家的名言或警句》（第一本印有出版日期的英文印刷品）。148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帶有插畫的英文書《世界鏡鑒》。到1491年卡克斯頓去世時，他已經出版了近百部書籍，其中74種是英文書籍，有一些還是長篇巨制，而他自己親自翻譯出版的書就有24種。在這些“卡克斯頓版”的書籍中，以孤本或殘篇保存下來的尚有1/3，是英國最為珍貴的“搖籃本”書籍。
我們看卡克斯頓的生平，會感覺他就是一個具有開創精神的印刷商人，也沒有多了不起，為什麼他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我們要知道，在中世紀，歐洲主要國家的官方語言和文學語言基本上都是拉丁語，各民族國家的本民族語言在文化上並沒有太大影響，這對本國文化的發展十分不利。在卡克斯頓時代的英格蘭，有多少個郡就有多少種方言，不論在口頭上，還是在書面上，英語都還遠未定型。然而，經過百年戰爭的激發和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英格蘭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在這一時期愈發強烈，英語被廣泛應用，逐漸成為官方語言。卡克斯頓在出版英文書籍時，選用的是倫敦和宮廷中較其他方言更接近法語的語言，使英語的句讀法和文法大致定型。為了英語的規範化，他甚至還編了一本《英法語辭彙》，這是最早的雙語詞典之一。而且，他出版的書籍幾乎無所不包，有宗教經籍、神學著作、騎士傳奇、詩歌、百科全書、歷史、哲學及倫理學等，這些書籍極大地開闊了當時英格蘭人的眼界，促進了英國新文化的發展。而且卡克斯頓幾乎出版了當時能夠得到的所有英國文學作品：1478年，他出版了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此後還出版了喬叟的《特洛伊羅絲和克瑞西達》以及其他詩作。1485年，他改編出版了托馬斯·馬洛禮的《亞瑟王之死》。此外，卡克斯頓還翻譯出版了很多外國文學作品，如《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歷史》等。他出版的這些書籍不僅對英國早期文學的保存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且深刻地影響了其後英國文學的閱讀和寫作。而他本人的寫作和翻譯，也對後世的英語寫作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卡克斯頓因此而被譽為英國文藝復興新文化發達和英國文學繁榮的助產士，是莎士比亞之前對英語影響最大的人。
美洲的發現竟源自一個錯誤
近代西方國家的發展其實跟大航海時代有着密切的關係，美洲大陸的發現又是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里程碑。新大陸的發現刺激了西方國家繼續投入大量的資源來支持航海活動，從而逐漸開啟了殖民時代。當然，他們的投入和冒險也換來了豐厚的回報，大量土地的侵佔、財富的掠奪不斷地推動着西方國家現代文明的發展。
提到大航海時代，就不得不提一個人——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他被稱為新大陸的發現者，是具有極高歷史地位的偉大航海家。且不說新大陸本來就不是所謂的“新”大陸，而是在4萬年前從白令海峽遷徙過去的亞洲人最先發現並在那片大陸上生活到了近代；即便是按照西方的記載來看，新大陸也並不是哥倫布最先發現的，而是被一個叫萊夫·埃里克斯的歐洲探險家所發現。但是，哥倫布之所以被稱為美洲大陸的發現者，是因為他第一次帶來了歐洲與美洲的持續接觸，並開創了大航海與殖民時代，因而被載入史冊。
為什麼說美洲大陸的發現源自一個錯誤呢？首先哥倫布本次的航海動機並非是把新大陸的發現作為目的。這次“錯誤的活動”，說到底，其實起源於意大利威尼斯一位旅行家的遊記。這本遊記的作者就是被寫進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馬可·波羅，他寫的那本《馬可·波羅遊記》則是一本從他的個人視角出發所看到或臆想到的一些情況。沒想到，這本書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其中對亞洲大陸文明富饒的描述讓一些充滿了冒險精神的冒險家或者“賭徒”們對東方的巨大財富充滿了嚮往，於是到東方國家如中國、印度、日本去“淘金”，變成了那個時代的航海家與冒險家們的夢想，例如最著名的哥倫布與麥哲倫等，都是奔着這個目標來組織航海活動的，可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所言不虛。但是，當時奧斯曼帝國已經把拜占庭帝國滅了，獨霸了地中海通往東方的商路，徹底堵住了歐洲國家從東方陸路到達中國的可能性，於是他們便向海洋擴張，使得從海上到達中國成為一種可能。
其次，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整個過程也充滿了偶然性的“錯誤”。哥倫布最開始想合作的對象並不是西班牙，而是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實力較為雄厚的國家，但是由於其他國家覺得他的這個想法和“地圓說”的理論並不完善，因此覺得他的這種想法過於冒險；同時他還提出了一些“私慾”——擔任“航海司令”，要求分給他10%的冒險收益，以及要求將他發現的國家的總督權賞賜給他的後代，所以他們一一拒絕了他。他為此遊說奔波了十幾年，終於，西班牙女王在他的遊說下，兼之對來自東方的香料、瓷器與絲綢的嚮往，使得她說服了西班牙國王裴迪南二世同意為這次活動投入資源並承擔風險。但是，即使這樣，航海活動也沒有馬上進行，而是由於各種原因被延遲了6年之久，直到1492年，哥倫布才帶領3條百十來噸的船隻開始他的航行。
他這次航行的首次登陸地點如果在理論上沒有錯誤的話，應該是在亞洲的最東方——日本，因為他從《馬可·波羅遊記》中推算出來的數據是日本在中國東方30度，其次分別是中國和印度，他甚至帶着兩份西班牙女王的國書，一份是給《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當時中國元朝的君主（此時中國已進入明朝中期），另一份則是帶給印度人的。就這樣，他從伊比利亞半島的巴羅斯港揚帆起航，開始了他的征途。
歷經70個晝夜的航行，他終於到達了第一塊陸地——古巴群島，他堅定地認為，這就是亞洲大陸。隨後他繼續航行，來到了今天的海地島。在對島的北岸進行了考察后，他決定返航，向西班牙國王報告他的發現。果然，在有了初步的收穫之後，西班牙王室對通過航海尋找東方有了更大的興趣。第二次出行的西班牙艦隊有了大幅增加，參加航海的人數超過1500人，包括各類技術人員甚至王室成員，而他們此行的目的則是要去印度建立新的殖民地。由於諸多原因，他們並沒有到達目的地，但是又發現了更多的島嶼。終於在第三次，他們發現了美洲大陸。第四次則企圖穿過美洲大陸，尋找到通往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並未如願。
可見，哥倫布的航海完全是依據“錯誤”的目標，“錯誤”的動機，“錯誤”的航向，到達了“錯誤”的大陸上。但是自此以後，歐洲開始進入了大航海時代，隨後又開始了罪惡的殖民時代與黑奴貿易以及“三角貿易”。貿易的發展、財富的積累、航海的需求都推動了西方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徹底推動西方擺脫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先於其他地區和國家進入現代文明，奠定了今日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的格局。
這些後續的發展，我想肯定是“哥倫布”所料想不到的，在他們看來，也許他們真正的目的只是冒險與獲取巨額的財富而已，但是這已經不重要了，畢竟這個動機推動了他們的前行。
我們也無從了解他們在進行開創式的探索時經歷過什麼。據說在初次航海時，對於巨大的未知，他們艦隊的船員們都充滿了極大的恐懼，甚至認為他們的船隊終將行駛到世界盡頭，進入深淵或者地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肯定同樣充滿了希望、失望與絕望，充滿了挫折、風雨雷暴與大潮。他們雖然沒有到達中國，但最終實現了他們錯誤的目標——發現了美洲大陸，整個西方也因此而獲益巨大。
任何一種開創性的工作，或許都避免不了“錯誤”，有很多發現甚至就是從“錯誤”開始的，因為你無法預料最終將到達哪裏。在這個“試錯”的過程中，你將收穫到一些你可能從未預料過的驚喜。
近代的歐洲人為什麼喜歡戴假髮？
我們經常在歐美影視劇中看到近代的歐洲人，尤其是貴族，都喜歡戴着白色的滿頭卷卷的假髮。這在我們看來，就像他們看清朝人的大辮子一樣奇怪。他們為什麼喜歡戴這樣的假髮，這個風氣又是怎樣興起的呢？
這還要從法國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三說起。波旁王朝時期的法國，尤其是路易十四統治時期，是歐洲第一流的強國，對當時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活方面影響非常深刻。
路易十三算得上是有為之主，在紅衣主教黎塞留的輔佐下，讓法國逐漸成為歐洲最舉足輕重的強國。但有為之君也有自己的苦惱，他是個禿頂。為了掩蓋這一缺陷，他便戴上了假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路易十三這一無心的舉動，讓貴族們紛紛效仿。他的兒子“太陽王”路易十四也因為頭髮稀疏，也喜歡佩戴假髮，他的貴族們因此將其變成法國上流社會一種時髦的裝扮。因為法國當時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戴假髮遂風靡歐洲。據說當時的假髮款式有數十種，連頭髮濃密的人都喜歡戴。按說女人們留着長發，無需再戴假髮，但她們是天生的時尚追逐者，所以上層社會的女人們都戴着各式的假髮出席社交場合。
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因為國內資產階級革命，父親查理一世被處死，他在法國流亡過一段時間。受此風氣的影響，他也開始戴起假髮。1660年，他回國復辟，又把這種風氣帶回到英國。英國17世紀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塞繆爾·佩皮斯在他著名的日記中曾多次出現與假髮相關的記載。1663年11月2日，當佩皮斯聽到了國王和大貴族們都要戴假髮的傳聞，他在第二天就把自己的頭髮剃個精光，定做了假髮。他在日記中寫道：“告別自己的頭髮還是有些許傷感。但一切都結束了，我就要戴假髮了。”在1665年9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起床后穿上我的絲質西裝，很好，還有買了好一陣子但不敢戴的新假髮，因為我是在爆發著瘟疫的西敏買的它，我在想瘟疫之後，人們怕假髮是從死於疫症的人頭上取來的頭髮製造的，怕被傳染就沒人敢買假髮，假髮的時尚會怎樣呢？”在1667年3月2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要去斯旺找我認識很久的假髮師傅傑瓦斯，他給了我一頂假髮，卻滿布虱卵，要送回去讓他弄乾凈！”
因為戴假髮是從社會上層逐漸流行起來的，所以，戴假髮逐漸成為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徵。由此可見，假髮的流行，上層社會的帶動是一個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假髮的流行，也與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息息相關。因為17世紀時，歐洲普遍缺乏供暖系統，人們洗澡洗頭都極不方便。像威名赫赫的“太陽王”路易十四，一生才洗了7次澡。長期不洗澡洗頭，就容易滋生寄生蟲，尤其是頭髮，毛髮濃密，經常流汗，就容易長虱子。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頭髮剪短或剃光，然而頭髮剪短或剃光，又不能體現貴族的身份，不如戴假髮，兩全其美。
假髮之所以能夠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除了貴族把它作為一種時尚外，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假髮價格昂貴，一般人戴不起。就像現在的奔馳、寶馬轎車，如果乞丐都開得起，有錢人開這些車就不會引以為傲了。17世紀時，假髮的製造非常精細。當時還沒有機器生產，全靠人工，一位熟練工匠製造一個假髮需要幾天的勞動。一個法官的假髮就要1800英鎊，而一個普通的假髮也得300英鎊。這些錢在今天都是一筆不菲的開支，更不要說工業革命前的西歐了。因此，戴假髮不是普通人能夠負擔得起的。而且當時的假髮相當笨重，帶起來也不舒服，經常勞動的人自然是不會戴的。
除了價格昂貴、佩戴不方便之外，假髮的修飾和維護也是相當煩瑣的。18世紀的假髮經常會加上一些花粉，還會加上一些顏料。加粉的假髮容易掉粉，而且難以打理。所以，它自然就不受普通人的青睞了。到了18世紀晚期，年輕的男性索性把粉加在自己的頭髮上。當時婦女佩戴的假髮大而精巧，引人注目，但這種假髮很重，還包含髮蠟、發粉以及其他裝飾品，成為奢華的標誌。
然而，隨着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的開始，人們的思想逐漸開化。沒有假髮束縛的自然頭髮慢慢地被更多人接受。在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中，維特的天然頭髮在當時引發一股自然的時尚潮流。法國大革命爆發后，革命黨人力圖建立平等的社會，掃除階級的差異，代表身份地位的假髮自然也在移風易俗的對象之列了。加之1795年，英國政府開始對發粉徵稅，這讓假髮和發粉的時尚遭受打擊，並於19世紀開始逐漸衰落。到了19世紀，假髮變得較小和莊重。在法國，假髮已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但是在英國，假髮作為身份的象徵仍然維持了一段時間。法國在大革命后，假髮雖然不再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卻與職業威望相聯繫。一些行業和領域把假髮作為他們專業服飾的一部分，如法官和律師。這種習慣一直維持到今天。英聯邦的法官和律師出庭或者參加重大典禮活動都佩帶假髮，這在以往的英國殖民地，至今仍然有這樣的傳統，這反讓假髮成為曾經殖民統治的一種印記。
一代風尚的流行，必有它產生的歷史背景，曾經在西歐中上層社會流行的假髮，在現在看來雖有些奇怪，卻折射出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還能看到現在某些社會現象的傳承，這不能不說是回望歷史時的一種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