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歷史不忍細看：精編版》（9）
被誤讀的歷史新證，刷新你的認知
|華歆真的是利欲熏心之人嗎|
說到華歆，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因為一則“管寧割席”的故事，再加上京劇《受禪台》（又名《獻帝讓位》）中的精彩片段，給世人留下了貪慕虛榮、為虎作倀的奸臣形象。然華歆真是為虎作倀的奸臣賊子嗎？
《世說新語·德行》中記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然而人活於世，德行高低的標準本就尚無定論，見到片金拾起，遇到熱鬧觀望，在今天看來可謂人之常情，實難因此而說華歆貪慕虛榮。
京劇《受禪台》中，獻帝劉協，掛白須，着素衣，手捧玉璽，滿懷亡國之痛，唱腔凄慘；太尉華歆，金冠玉帶，翎羽高挑，按劍逼帝，揮來使去，一副奸臣模樣。正是這副“盛氣凌人、氣焰囂張”的姦邪模樣，使得華歆被世人認定為助魏篡漢、助紂為虐的千古罪人。翻查正史，卻並未找到關於華歆如何逼獻帝讓位的記載，而是在《三國演義》中有“華歆謅事魏，故草次詔，威逼獻帝降之”
的描述。舞台形象取材於此，豈不冤哉。
事實上，《三國志》注引華嶠《譜敘》時說，華歆在曹丕受獻帝禪位時，並非氣焰囂張，而是面露憂色。曹丕對此不滿，問尚書陳群：“我應天受禪，諸侯群后，無不人人喜悅，其形盡現於聲色，唯獨相國（指華歆）和你臉有不豫，這是為了什麼呢？”陳群答曰：“臣與相國曾為漢朝之臣，內心雖為陛下感到喜悅，但在義理上，臣等的神色實應畏懼，甚至憎恨陛下才對。”曹丕遂打消疑慮。
華歆歸附曹操后，曾任議郎、尚書、侍中、尚書令，赤壁之戰時任軍師，於曹丕即位后拜相國，一路官運亨通，並非趨炎附勢，而是亂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他主張重農非戰，重視文教德化。太和初年（227），魏明帝派兵攻打蜀漢，華歆上疏堅決反對，並指出：“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應先治理好本國事務，“以征伐為後事”，“兵不得已而用之”，切不能捨本逐末。時值秋雨連綿，不利於戰，明帝採納了他的建議。
華歆位極人臣，卻始終廉潔自奉。當年他受曹操徵召將行，“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華歆推辭不過，就暗自在禮品上做記號，事後一一送還。魏文帝時，華歆官拜相國，但“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
華歆無論在做人還是做官方面，都並非大奸大惡，一切罵名皆因參與了漢禪位於魏的改朝換代並易其主。史書《三國志·武帝傳》注引《曹瞞傳》中記載，皇后伏氏曾寫信給父親伏完，言及曹操“殘逼之狀”，並“令密圖之”。此事泄露，曹操大怒，派華歆“勒兵入宮”。華歆“壞戶發壁，牽后出”。華歆因此遭世人非議。
身逢亂世，帝王之位有能者居之，治世之才如良禽擇木而棲。若有才不為國家所用，有力不救民於水火，只顧清高，明哲保身，又豈能為世人敬仰、萬代流芳？華歆本是一代名相，結果卻落下一世罵名，實在是冤枉。
|建成太子是無能之輩嗎|
史書記載中，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一個不光彩的失敗者，而我們對建成太子的印象則建立於《貞觀政要》《舊唐書》《新唐書》這類書的基礎上。相反，李世民卻是一個頂着歷史光環的賢明君主。可是這個所謂“賢明”君王的英明之處，不在施政方面，而在於他修改了歷史史實。據記載，李世民曾經先後三次要求親自觀看高祖李淵和他本人的《實錄》。然而，粉飾的歷史終究掩蓋不了真相。翻開各類史料，從各種自相矛盾的記載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建成太子並非史書所說的那番不堪。
從人品修養上來講，史書將李建成醜化成“喜酒色遊獵”之徒，無疑是為了粉飾李世民奪位的合理性。事實是怎樣的呢？《資治通鑒》裏說，李建成“性仁厚”，這一點倒是平實可靠。其實，若真提到好酒色、遊獵，李世民倒是有些這類事迹。據史書所載，有一次，李世民隨李淵到齊王府，李元吉暗伏刺客欲於席間擊殺李世民。反而是李建成心地仁厚，怕因此而驚駭了李淵，及時制止了他的行動。事後李元吉埋怨說：“我不過是為大哥你着想罷了，這對我又有什麼好處？”這一句話很妙，從上文的語氣來猜測，此時李元吉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時說的，完全是一派“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情景。這就令人不得不疑心他深層次的動機。而在玄武門事變前夕，又是李元吉向李淵進言，要求誅殺李世民。而李建成的反應，史書卻沒有記載，若他有比李元吉更激烈的主張，史書一定會大書特書，以顯示他是何等不念兄弟之情。但卻從未出現李建成欲殺李世民之事。這隻能說明，李建成遠不像李元吉那樣，急於要置李世民於死地。因此，說李建民是個宅心仁厚的太子可謂有理有據。
說到軍事才能，用史學者何木風的話說：“作為李淵的長子，李建成在唐帝國未建時所立功勛是卓著的。可以這樣講，如果李淵沒有李建成，就很難成為唐高祖。也就是說，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後來的唐帝國。”建唐初期，晉陽起兵，定西河、下絳縣、駐永豐、入長安等軍事活動中，李建成衝鋒陷陣，戰功卓著。攻破長安也是李建成所為，這奠定了唐朝號令天下的軍事基礎。
除了在軍事上卓有成效外，李建成也擅長玩政治，且不遜色於李世民。李建成招賢納俊，一度網羅了魏徵、王珪等人才，這些人後來也成了貞觀年間的一代名臣。他在第二次對劉黑闥作戰中，採納魏徵的建議，以懷柔為主，武力為輔，更顯示出他的政治和軍事完美結合的才能。李建成當上太子之後輔佐李淵處理政務，可謂有條不紊，也表明他有較強的處理政務的能力。
與李世民相比，李建成並非如史書所說的那樣不堪，他與李世民都是人中之龍，都有經天緯地之才，而李建成更是名正言順的開國太子。只是，誰夠狠誰就可以活到最後，李世民先下手為強，以下犯上，以臣逼君，最終殺了親哥親弟，登上皇位。假使沒有李世民，李建成可能同樣會給唐王朝鑄造一個盛世，甚至不會比李世民差，然成王敗寇就在一念之間，李世民勝在佔了先機，李建成則敗在不知防人。
|“潘仁美”的歷史原型|
說起潘美，也許不太有人知道。但說起《楊家將》裏的潘仁美，估計就耳熟能詳了。這是一個在文學藝術里塑造得相當成功的大奸大惡之人，其陷害忠良、賣國求榮的惡行，令世人髮指。然而在真實的歷史中，“潘仁美”的原形，卻是北宋開國功臣潘美，絕非奸佞之臣。
潘美字仲詢，大名（今河北大名東北）人。初事周世宗柴榮，補供奉官。因與趙匡胤交情匪淺，當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時，擁立其稱帝。宋朝建立后，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解除了開國諸將的兵權，唯獨潘美例外。可見，趙匡胤對潘美信任非常。其後，潘美率兵南征北戰，先滅南漢，再滅南唐，后伐北遼，屢立奇功，對北宋的統一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頗受趙匡胤的賞識與器重。
潘美不僅戰功赫赫，而且宅心仁厚。宋人王銍在《默記》中有記載，某日趙匡胤看見太監帶來周世宗柴榮的兩個兒子，便命左右拉去斬首。當時潘美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趙匡胤看出其心事，便問：“汝以為非也？”潘美回答說：“臣豈敢，但於理未安。”趙匡胤便放還二子，並把其中的一個賜給潘美，即潘美的養子潘維正。可見潘美的確具有仁愛之心，品格忠厚。
如此一位開國功臣、大宋良將，為何在《楊家將》中竟成了賣國求榮的奸臣了呢？恐怕還得從宋遼之戰說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遼軍以十餘萬兵力大舉入侵北宋。宋廷兵分東西兩路迎擊敵人，東路軍由曹彬統帥，戰敗於涿州。西路軍由潘美統帥，楊業為副帥，與遼兵接戰於朔州。楊業便是《楊家將》中佘太君的丈夫，楊繼業。宋遼之戰，遼兵實力強大，楊業深知硬攻不可取，但隨軍監軍王侁、劉文裕等邀功心切，主張強取，更下令逼楊業出戰。楊業就是在力諫不成，被逼強攻而後援接應失誤的情況下，兵敗被捕，絕食身亡的。
史實如此，是否應該說是王侁害死楊業？可為何陷害忠良的罪名最終卻落在了潘美頭上？仔細推敲，身為統帥的潘美，歷經數年征戰，對其時的敵我形勢應該心中有數，竟然眼看着副帥楊業被逼出戰而不力保之，這恐怕就是潘美被後人非議，甚至被塑造成反面人物的根源所在吧。但潘美是故意任楊業送死而不顧，還是因有心無力、有所顧忌，仍未可知。
之所以說潘美有心無力，有所顧忌，是因為王侁的監軍身份。太宗皇帝在兵制上採取了收權的措施，在軍中設監軍，往往由其親自指派的宦官擔任，對在外將領進行監督，負責將士的功過賞罰，甚至有權處死意圖不軌的將帥。後來竟演變為監軍有權處理軍機，並且能使將帥服從命令。這就造成了精通軍事的將帥無權而不懂用兵的宦官發令的混亂局面。王侁恰恰就是一個剛愎自用但又深得皇帝信任的監軍，也難怪潘美可能會心存自保之念而不敢與之作對，唯有眼看着副帥楊業“英雄一去不復還”了。
歲月滄桑，終不能磨滅潘美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的豐功偉績。然而人言可畏，世代相傳的文藝作品，致使多少歷代忠臣良將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被世人唾罵？這恐怕比楊業之死，還要令人心痛吧。
|吳三桂降清的歷史真相|
吳三桂歸降清朝，使清軍不費一兵一卒佔領山海關，改變了整個中國歷史的進程。吳三桂忠明叛明，聯李破李，降清叛清，因此吳三桂是大漢奸的蓋棺定論，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但是，學術界對於吳三桂降清還有頗多爭議。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放棄山海關，引清兵入關擊退李自成。清政府成立之後，吳三桂被封平西王，管理雲南貴州地區。吳三桂因此也被貼了叛臣賊子的標籤。
近年來，經史學家考證，當年李自成十萬大軍到達山海關下，吳三桂確有向清朝求援的舉動，但是吳三桂是否降清，還有待商榷。
廣為傳頌的“衝冠一怒為紅顏”的故事，歷來被人們認為是吳三桂降清的主因。其實，吳三桂降清與否的疑點還是頗多的。大多數人認為吳三桂主動投降清朝，依據主要在於：清政府成立之後，給了吳三桂王爵。吳三桂作為明將，為何會被清政府封為平西王呢？極有可能是因為吳三桂投降，獻出山海關，讓清軍能順利通過山海關，入主中原。吳三桂的投降對清朝統一天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清政府以封王來獎勵吳三桂。此外，明朝滅亡以後，南明政權曾多次要拉攏吳三桂反清復明，吳三桂卻採取了追殺南明永曆王的舉動，這無疑成為吳三桂背叛明朝的鐵證。
但是，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觀點，認為吳三桂並未降清，而是形勢所迫。吳三桂的確向清政府借過兵馬以攻打李自成。關鍵在於他所借兵馬的人數——一萬人。為何只是區區一萬人呢？難道吳三桂因為多了這一萬清兵就能打敗李自成？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戰場何等殘酷，並不是區區一萬人就能改變形勢的。況且，李自成十萬大軍兵臨山海關下，雖然吳三桂只有五萬兵馬駐守山海關，但是這並不代表吳三桂怕了李自成。因為吳三桂這五萬兵馬都是長年南征北討而組成的精銳之師，李自成雖然在人數上佔優勢，可是他的大軍戰鬥力並不強。所以，從戰鬥力上來說，吳三桂的大軍並不輸給李自成。既然吳三桂並不害怕李自成，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向清軍借兵呢？他又是如何借的兵呢？這就涉及與吳三桂、清朝都有密切關係的兩個人，即降清明將洪承疇和祖大壽。洪承疇是吳三桂的老上司，祖大壽則是吳三桂的舅舅。當初洪承疇降清時，被俘明軍有3000人，而祖大壽降清之時，被俘明軍有7000多人，兩組人數相加正好是一萬人。與吳三桂借兵一萬正好吻合。在祖大壽與洪承疇的配合之下，吳三桂想要借得這一萬人馬也極有可能。然而，吳三桂真正的目的並不是借兵，而是要收回這一萬兵馬，並藉此擺脫清軍的威脅。吳三桂能想到的，多爾袞當然也能想到。即使如此，多爾袞還是必須要拉攏吳三桂。吳三桂與多爾袞商定，清軍由中協入關，與吳軍配合，兩面夾擊李自成。當戰役開打之時，清軍14萬援軍卻直撲山海關而來。形勢對吳三桂極為不利，吳三桂不得不讓出山海關。換一個角度，如果吳三桂一開始就有意降清，那麼他也沒有必要向清軍借兵，甚至發動對李自成的戰役，最後還讓本來已經落入自己圈套的李自成逃走，而害死了自己的親人。
其次，吳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之後，南明小朝廷曾經為了表彰吳三桂打退李自成的功績，特封吳三桂為薊遼王。如果吳三桂降清，南明朝廷也不可能封賞一個背叛自己的叛將。這也說明吳三桂當年並未降清。
從吳三桂剛直的性情來說，他也不可能降清。山海關之戰，多爾袞背棄了與吳三桂的信約，讓14萬大軍直撲山海關而來，吳三桂與多爾袞雙方已經失去信任的基礎。因此在多爾袞執政期間，吳三桂根本不可能降清。吳三桂真正降清也應該是在多爾袞去世之後。
|收復台灣的施琅是叛將還是忠臣|施琅，福建晉江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縣方集鎮，字尊候，號琢公，生於天啟元年（1621），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人們對他的看法往往存在這樣的分歧：施琅是收復寶島台灣，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愛國將領；他是背棄明朝，投靠清朝的叛臣。
從小生長在海邊的施琅，擁有一身技冠群雄的武功。順治三年（1646），施琅加入鄭成功的抗清隊伍，不久成為鄭成功旗下最為得力的驍將。
早年時的施琅，性格十分要強，常與鄭成功擦出不和的火花。順治八年（1651），施琅對鄭成功“舍水就陸”、掠奪軍餉的舉動提出了異議，引發了彼此間強烈的不滿。之後，施琅的部下曾德因犯罪而逃至鄭成功處，並在鄭軍中得以重用。施琅不顧鄭成功的意願，殺了曾德，因而再次得罪鄭成功，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鄭成功下令將施琅父子三人（施琅及父親施大宣、弟弟施顯）逮捕起來，投入大牢。施琅用計逃到大陸，可是其父和弟弟卻慘遭殺害，施琅被迫降清，任福建水師提督，與鄭成功為敵。
康熙二十二年（1682），施琅率領清軍東征，攻克澎湖。當時，經過多次的談判都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而施琅對完成清朝的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為清奠定現代中國版圖，鞏固和發展多民族國家作出了貢獻。
在清軍入澎湖之時，有人認為施琅可以藉此機會為親人報仇，施琅卻以其寬廣的胸襟告之：“我們的作戰是為國為民，而非私事。”他還示意他的手下，不能公報私仇。
收復台灣后，朝廷內部對是否留台的問題產生了爭論，在施琅等少數大臣的力爭下，康熙轉變了之前“棄台”的觀點，認識到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採納了施琅的意見，決定治理台灣。
忠，自古就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即要盡心儘力，真心實意，沒有二心。
而對輾轉於明清的施琅，人們的看法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人視施琅為“叛徒”，作為一臣子，他必定要忠於其主。本是明朝將士的施琅，就得臣服於明朝，臣服於鄭氏，乃至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台灣本是他的故土，而他卻引狼入室，帶領着清廷軍隊攻打台灣，這是對國家的不忠；明清之爭乃滿漢之爭，施琅投身強大的清政府而欺凌弱小的台灣，是對民族的不仁；施琅進攻台灣，背叛了曾經的君主，是對君主的不義，由此可見是個十足的“漢奸”。
但也有人認為鄭成功殺害施琅的父親和弟弟，是不義在先，那麼施琅的降清也就不是不忠。而此時清朝的建立和強大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鄭氏堅守的台灣與清朝政府不再是兩個民族、兩個帝國之間的鬥爭，而是關乎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不管是滿族還是漢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收復台灣，是從大局出發，從整體利益出發的。他維護了中國大一統的版圖，維護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所以說施琅是個忠國忠民的有功之士。也有人認為，評價施琅，不能夠因為他投靠清軍，就給他背上“叛臣”的罪名，而否定其作出的貢獻，也不可因為收復台灣而一味將其尊奉為“忠義”的聖賢，忽視他易主的事實。
歷史已然逝去，對於施琅的評價，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而施琅到底是不是忠臣，也自有後世來評說。
|柳下惠並未“坐懷不亂”|
古人以“坐懷不亂”一詞，形容男子在兩性關係方面作風正派。所謂的“坐懷不亂”者，指的便是春秋時期魯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後裔柳下惠。事實上，“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則是他的謚號，所以後人稱他“柳下惠”。
柳下惠曾被孟子尊稱為“和聖”，因其道德學問深厚，名滿天下，在當時受到很多名門貴族的推崇。有一段時間，柳下惠任魯國大夫，後來遭人排擠，仕途蹭蹬，遂隱遁成為“逸民”。有許多貴族招攬他，但都被他拒絕。《孔子》曾記載過他不再出仕的理由：“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言下之意是說，自己在魯國之所以屢被黜免，是因為堅持了做人的原則，如果不改原則，到了哪裏都會遭到黜免。倘若真的可以委曲求全，何必捨近求遠，在魯國就能夠得到榮華富貴。
柳下惠如此德行，自然深受諸子推崇，也正因為其品德謙厚，對禮學深有研究，於是在《詩經·小雅·巷伯》的西漢毛亨傳本里，記載了這樣一段與柳下惠有關的故事：
魯國有男子名為顏叔子，獨居一室，鄰居獨居一寡婦。一天夜裏，暴風雨大作，寡婦的房子被摧毀，遂來到顏叔子這裏請求庇護。顏叔子不讓婦人進門，婦人問何故？顏叔子說：“我聽說男女不到六十歲不能同居一室。如今我年紀輕輕，你亦如此，我怎可放你進來。”婦人說：“你為何不像柳下惠那樣，用身體溫暖來不及入門避寒的女子，而別人也不認為他有非禮行為。”男子說：“柳下惠可以開門，我不能開門。所以我要以‘不開門’來效仿柳下惠的‘開門’”。
看罷該則典故，人們應當發現，柳下惠“坐懷不亂”是從西漢學者毛亨傳《詩經》的本子中提及的，且“坐懷不亂”典故出於顏叔子之口，而真正的春秋時期並沒有關於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實際記載。直到元代時的胡炳文（1250～1333）在《純正蒙求》卷上才記錄道：“魯柳下惠，姓展名禽，遠行夜宿都門外。時大寒，忽有女子來托宿，柳下惠恐其凍死，乃坐之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為亂。”
從春秋到元代，時隔一千多年的時光，縱觀整個春秋史，根本沒有柳下惠“坐懷不亂”之說。此乃西漢始有提及，元代方才形成真正的故事。原來人們對柳下惠在男女關係上正派的想法竟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那麼，究竟是誰杜撰了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故事呢？有人認為，元人應當是受了宋代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影響，為了彰顯儒家傳統道德，教育世人潔身自好，所以借古人引話題。而柳下惠因為是古代著名的道德學者，素有“以禮治邦”“執法以平”“治國以德”的美名，再加上西漢毛亨傳《詩經》本中提到了柳下惠的有關內容，自然就被元人拿來大大地誇耀一番。不過，西漢的毛亨作為著名的訓詁學者，為何也會講柳下惠“坐懷不亂”呢？
或許，是柳夫子高貴品行給了世人過多美好的想像，才造成了後世諸多的誤解，不過這個誤解尚算理想，也算是評價男子品性的標準之一。
|趙高根本不是太監|
趙高，一個在秦始皇魂歸西天之後篡改詔書逼死長子扶蘇、擁立幼子胡亥稱帝的秦朝官吏，由中車府令一路升遷至當朝丞相。他操縱傀儡皇帝，玩弄皇權，巧取豪奪，陷百姓於嚴刑酷法、賦稅徭役的水深火熱之中。為官十數載，趙高處心積慮陷害忠良，苦心籌謀篡奪王位，其結果是——他在距離王位一步之遙處，死於非命。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壞事做盡的奸佞小人，居然也有被人冤枉的時候。世人的誤讀給趙高扣上了“宦官”的帽子，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亡國的第一人。
然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並沒有趙高列傳，而是在《秦始皇本紀》《蒙恬列傳》《李斯列傳》中零散地記述了一些趙高的生平行事，即便如此，也沒有提及“趙高是宦官”之類的說法。遍尋東漢以前的史籍文獻，也沒有明確指明“趙高是宦官”。那麼，趙高究竟是如何成為“宦官”的呢？
說趙高是宦官，一是出於對“隱宮”一詞的曲解，二是出於對“宦”字的誤解。
《史記·蒙恬列傳》中有記載：“趙高兄弟皆生隱宮。”“隱宮”一詞，語義並不明確。東漢以後，一位為《史記》作注的劉姓人士不知從何得知此詞的含義，竟將“隱宮”之“宮”解釋為宮刑，進而說趙高的父親受了宮刑，母親與他人野合生下趙高兄弟。后因趙高兄弟冒姓趙，也受宮刑而成了宦官。如此以訛傳訛，“趙高一家都是宦官”逐漸成為“事實”，唐代以後幾乎成了一種固定的說法。
秦史專家馬非百先生曾根據《睡虎地秦墓竹簡》指出，“趙高兄弟皆生隱宮”的“隱宮”，實際上是“隱官”的誤寫。《張家山漢墓竹簡》出土后，“隱官”的意義清楚明了，即“刑滿人員工作的地方”，同時也用來指稱“刑期已滿的人”。此詞無論如何都與宮刑毫不相干。除此之外，從句意上看，倘若將“隱官”註釋為“宮刑”，那“皆生隱官”的解釋將牽強拗口。相比之下，若註釋為“刑滿人員工作的地方”，則句意清晰，一目了然。由此可見，此說有其合理性，並非標新立異的突兀之說。
除“隱宮”一詞使趙高蒙冤外，最致命的要數後人對“宦”字的誤解了。
《史記·李斯列傳》有記載，說趙高是“宦人”，有“宦籍”。根據新出土的《張家山漢墓竹簡》，“宦”，意為“在宮中內廷任職”；“宦人”，就是“任職於宮內之人”，相當於皇帝的親近侍衛。“宦籍”，即“用來登記出入於宮門者的登記冊”。秦漢時代，被施以宮刑去勢的男人稱為“奄（閹）人”，在宮中任職的閹人被稱為“宦奄（閹）”。由此可見，趙高是任職於宮中的宦人，即皇帝的近臣，而不是後人所理解的“太監”宦官。
字詞上的誤解，只是趙高蒙冤的源頭，而源遠流長的罵名，則依附於歷朝歷代接連不斷的由宦官專權、擾亂朝綱引起的改朝換代、亡國滅族的禍患。無論是朝臣抑或百姓，都對宦官的惡劣行徑痛恨不已。在文獻記載的誤讀之下，聯繫史籍中趙高的所作所為，“趙高是宦官”的流言經久不衰，也可謂之“情理之中，意料之內”了。
|武松沒有上過梁山|
大家都知道，武松是個英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至今讓人津津樂道。“赤手空拳打虎”“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等，每一個故事都膾炙人口，讓人拍手稱快。他的行俠仗義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滸傳》是一部小說，所以大家可能會把武松當作小說中的人物，認為武松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的英雄事迹是作者杜撰出來的。
其實不然，歷史上確實有武松這樣一個人。經歷史學家考證，武松是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縣人，生活在北宋年間，身懷武藝、有勇有謀。他是一個下層俠義之士，崇尚忠義、快意恩仇。
雖然他在小說中的事迹是杜撰出來的，但他的確是一個為民除害的英雄。
《臨安縣誌》《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有關於武松的記載：武松，原系浪跡江湖的賣藝人，“貌奇偉，嘗使技於涌金門外”，“非盜也”。杭州知府高權見武松武藝高強，才貌出眾，就邀請他來知府當督頭。不久，因功被提升為提轄，成為知府高權的得力助手。後來，因高權得罪權貴，被奸人誣陷而罷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牽連，被趕出衙門。
繼任的新知府是太師蔡京的兒子蔡鋆，是個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權勢，在杭州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百姓怨聲載道，便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蔡虎”。武松對這個“蔡虎”恨之入骨，決心拼上性命也要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躲在蔡府附近，等到“蔡虎”前呼後擁回府的時候，便箭一般地衝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數刀，當即結果了這個壞蛋的性命。官兵蜂擁前來圍住武松，武松終因寡不敵眾被官兵捕獲。后慘遭重刑死於獄中。
從這裏可以得知，武松除害后在獄中“遭重刑”而死，並沒有上梁山。
杭州的老百姓“深感其德”，為了紀念這位好漢，將他葬於杭州北山街西泠橋畔，面對着秀麗的西湖。後人立碑，題曰“宋義士武松之墓”。
如此俠義之人自然成了小說家筆下完美英雄的化身，其中尤以施耐庵通過藝術加工，將他塑造成了《水滸傳》中的武松的形象，至於武松最後的結局，《水滸傳》也寫到他成了清忠祖師，得享天年，實在是一種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藝術處理。
|岳母從未刺字|
孟母三遷，岳母刺字，這些都是民間流傳下來的小故事，有很深的教育意義。聽這些故事不禁讓人覺得，凡是一心為國的大英雄，都必然有一位深明大義、知書達理的母親。那麼，岳飛的後背上是否刺有“盡忠報國”四個大字呢？
如果有，真的是岳母親手刺上去的嗎？
很多史書都對岳飛背後的刺字做了記載。首先來看《鄂國金佗粹編》中第九卷《遺事》中的一段文字：“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先臣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為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姐為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先臣欣拜且泣，謝不孝。”而在《宋史》第三百八十卷《何鑄傳》中描寫岳飛被審問的時候提到的：“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深入膚理”這四個字說明盡忠報國四個字已在岳飛背後多年，結合上面一段古人留下的文章，岳飛的母親要求他為國家效力，其間託人轉告，勿念家中老小，並未提及刺字一事。轉而到了岳飛被審問，背上的盡忠報國就已經“深入膚理”，刺字的時間上首先出現了疑問。
其次，就刺字這件事而言，岳飛之母雖深明大義，但畢竟只是一名村婦，中國自古講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不要說刻字，可能連字都不識。對於刺字這門手藝，也不是誰都可以的，這一點從《水滸傳》中就可以得到證實。《水滸傳》第八回中說到林衝要被在臉上刺字發配充軍的時候，有這樣的文字：“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第十二回說到楊志被判刑的時候也提及“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可見，刺字這件事的確不是誰都會的。
那麼岳飛背上“盡忠報國”四個大字到底是誰刻上去的呢？
明朝末年，馮夢龍所撰寫的《精忠旗》一書給了我們確切的答案。書中第二折“岳侯涅背”就告訴了我們岳飛背上的字到底是誰刻上去的。後人摘錄出這樣的文字：生說：“張憲，你把刀來，在我背上深刻‘盡忠報國’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說：“怕老爺疼痛。”生大怒介，說：“唉，我岳飛死且不懼，怕什麼疼痛！”末說：“既如此，小人大膽動手了！”作刻介，末說：“刻完了。”生說：“與我以墨涅之。”末應涅介，外與生穿衣，末說：“老爺固然立志報國，何苦忍此疼痛？”生說：“張憲，如今為臣子者，都則面前媚主，背後忘君，我今刻此四字於背上呵，喚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顧。”這裏的“生”
指的就是岳飛，而“末”指的就是張憲，也就是說，岳飛背上的“盡忠報國”並不是他的母親刻上去的，而是張憲刻的。刻這四個字的目的也不是像後人流傳的那樣，是岳母為了時刻提醒岳飛要盡忠報國，而是岳飛要給背主忘君的人敲一個警鐘。
而岳母刺字的傳說則是直到康熙五十三年，《如是觀傳奇》的問世才出現的。
這本書中第一次出現了岳母為岳飛刺字的情節，說岳母刺字是為了提醒岳飛要時刻記得助君主擊退胡酋，並且這時已將先前的“盡忠報國”訛傳為“精忠報國”。
此後清朝與岳飛相關的各個版本的書籍都會以此為依據，添加岳母刺字這一段，場面描寫也是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激昂悲壯。自此，岳母刺字的故事就這麼被大家誤傳開來。
|倭寇主要是中國人|
戚繼光帶領戚家軍抗擊倭寇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現代人幾乎都以為，倭寇就是指來自日本的海上盜賊，其實不然，只因為日本古稱倭奴國，而最早的一批海盜來自倭奴國，所以人們才有這樣的誤解。
公元13世紀開始，倭寇頻繁出現在中國、朝鮮沿海，直到16世紀才漸漸消泯，前後歷時達三百年之久。這些倭寇並非純正的海盜，雖然他們曾經被歸類為海盜一脈，但其實際劫掠的對象不僅僅是海上船隻，有時還直接深入陸地，劫掠海邊城鎮，殺害大量平民百姓。這也就決定了倭寇不僅是海盜那麼簡單，還包括內陸上與之勾結的盜賊和姦商。他們最主要的成員是日本武人、浪人（不同國家流亡海上的敗將殘兵）、海盜商人和破產農民。
在這裏，浪人這個概念需要解釋一番。元朝末年，不少民間的武裝力量被朱元璋打敗，因為無法在中土立足，所以有很多逃亡日本，以日本周邊的海島為根據地，聯合部分不受政府控制的浪人和武士，返回中國海岸搶劫。也就是說，日本的浪人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本是中土人。所以說，倭寇僅指日本人，顯然是不正確的。
再者，倭寇的侵擾行為並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指使。13世紀至16世紀時期，日本正值軟弱無能的室町幕府統治，后又逢戰國時代，天皇形同虛設，根本無力管理地方藩鎮和武士，四分五裂的日本國無暇顧及是否有倭寇出海橫行。不僅如此，由於倭寇會從中國、朝鮮等地搶掠大量珍貴物品回到日本兜售，間接刺激了日本的經濟發展，所以日本政府對倭寇橫行事件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不縱容，也不控制的態度，令明朝政府無法直接指責日本，只能自行解決。
據史料記載，當時中國沿海的一些不法分子進行走私活動，他們不僅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還會時而勾結無業的日本武士在中國沿海販私搶劫。其中，李光頭、許棟、汪直、陳思盻等大走私販聞名一時，令中國沿海居民聞風喪膽。真實的歷史就是，十寇倭者三四，其餘皆是本地豪強霸王。
明成祖朱棣永樂十七年（1419）六月，明遼東總兵劉江率師於“望海堝”
全殲數千來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斂跡。但隨着明政府海防逐漸薄弱，倭寇再次泛濫。直到1563年，戚繼光、俞大猷等帶領家將大破倭寇，同時整頓內陸奸販，才強硬地遏制倭寇活動。1567年，明政府終於解除了長達兩世紀的海禁，允許中國商人到南海通商，隨着商貿活動的頻繁，四鄰皆能獲得優惠，倭寇活動才大大減少。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明末秦淮名妓的愛情故事不知被後世演繹了多少次，故事被民間加工得跌宕起伏卻又極具傳奇色彩。比如引得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跳水殉情的柳如是；還有一位更戲劇化的人物董小宛。董小宛如此有名，除了她本身作為秦淮名妓艷名遠播之外，最重要的是後人還把她與清世祖順治皇帝聯繫在了一起，認為董小宛就是清史上記載的與順治帝情投意合的董鄂妃，即那個讓少年天子順治出家的女主角。
與順治帝傾心相愛的董鄂妃，真的是董小宛本人嗎？其實把順治帝與董小宛聯繫起來實屬無稽之談。
董小宛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生於公元1624年，卒於公元1652年。是冒襄（辟疆）的妾。冒襄是當年江南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曾經與秦淮河畔的另外一位風雲美女陳圓圓有過一段風花雪月的交往。但是最終也隨着陳圓圓入宮無疾而終。后冒襄又同與陳圓圓齊名的董小宛交往，董小宛雖然是秦淮河畔的美女，才色雙全，但是她的出身也註定了她為妾的命運。冒襄曾作《影梅庵憶語》以及《如皋冒氏嚴書·家乘舊聞·亡妾董小宛哀辭》來描述董小宛，這是歷史上唯一有關董小宛的記載。
至於順治皇帝，《清史》等正史之中有詳細的記載。順治帝即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是清太宗皇太極的第九個兒子。皇太極去世之後，皇太極長子豪格與皇太極之弟多爾袞陷入帝位之爭，但是雙方實力相當，最後在不得不妥協的情況下選擇了年僅六歲的福臨繼承帝位。稱帝后的福臨在攝政王多爾袞的幫助之下，從滿洲汗國的汗王一躍成為中國皇帝，少年皇帝的名字可謂實至名歸，上天的確給他兩個貴人，多爾袞和吳三桂。多爾袞代替他征戰南北，吳三桂一怒為紅顏，使多爾袞的部隊能夠不費吹灰之力越過山海關，佔領了北京。
順治這麼一個異族皇帝與董小宛這麼一個漢族美女又是如何被聯繫在一起的呢？
誤會還起源於大文豪龔鼎孳《賀新郎》中“難倩附書黃犬”這句詞。《賀新郎》這首詞是龔鼎孳讀冒襄《影梅庵憶語》而作的觀后感。人們認為“黃犬”
就是清廷太監，據此推測出董小宛曾入宮。其實“黃犬”最先出自《晉書·陸機傳》，“初，機有駿犬，名曰黃犬，甚愛之”。所以“黃犬”也只是一個典故罷了，根本不是指太監。
其次，生於公元1638年，六歲繼位的順治皇帝，由母親孝庄文皇后親自教養，在攝政王多爾袞的主導之下，把孝庄文皇后的侄女、蒙古科爾沁部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之女冊立為皇后。但是小兩口的感情並不好，時有摩擦發生。後來順治與常到後宮入侍的董鄂氏相戀，董鄂氏因此被封為皇貴妃。人們把董小宛與順治聯繫起來，可能是由於董鄂氏與董小宛同姓董，而且都是才色雙全的美人。但是，冒襄《如皋冒氏嚴書·家乘舊聞·亡妾董小宛哀辭》記載，“痰涌血溢，五內崩舂”“脾虛肺逆”，也就是說董小宛死於疢疾，即肺結核。冒襄在《如皋冒氏嚴書·家乘舊聞·亡妾董小宛哀辭》的前文小敘中記載：“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麗者九年，今辛卯獻歲初二日長逝。”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董小宛的確死於冒襄家中。而壬午就是明崇禎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順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所以董小宛於1642年嫁給了冒襄作妾，1651年因肺結核而死於冒襄家中。
根據兩人的生卒年月，生於1624年的董小宛比生於1638年的順治皇帝整整大了15歲。而董小宛1651年去世之時，順治皇帝才13歲。那一個13歲的少年天子如何與一個28歲的成熟女人相戀，還譜出了一麴生死戀曲？
之所以把順治與董小宛連接起來，只不過是好事者們進行的文學想像罷了。
|建寧公主其實是康熙的姑姑|
在古代平民百姓看來，貴為皇室公主，金枝玉葉，榮華富貴享之不盡，風光無限。然而，這不過是她們光鮮生活的表面而已，其實，這些光環的背後藏匿着鮮為人知的慘淡與痛苦。清太宗皇太極的小女兒建寧公主就是一位頗具代表性的可憐人，因其公公吳三桂，一生痛苦不已。
眾所周知，駐防雲貴的吳三桂作為三藩之首，位高權重，連萬人之上的皇帝也畏懼他三分，坐立難安。為了清除吳三桂這塊心病，一統海內，順治十年（1653），順治帝將妹妹建寧公主許配給了平西王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封吳應熊為十四額駙，並生得一子吳世霖。本以為利益聯姻可以稍稍牽制吳三桂，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簡單，吳三桂的囂張氣焰不降反漲。
為了阻止吳三桂叛亂，免得形勢進一步惡化，吳應熊和建寧公主都試圖勸阻吳三桂安分守己，心向朝廷，以免弄得家、國都不安寧，但於事無補，吳三桂最終還是主演了“三藩叛亂”。
康熙十二年（1673）春，康熙皇帝做出撤藩的決定。吳三桂首先於當年十一月殺雲南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提出“興明討虜”的口號，將矛頭指向朝廷。吳三桂的軍隊由雲、貴開進湖南，幾乎佔據湖南全省。進而進犯四川，四川官員紛紛投降。福建、廣東、廣西、陝西、湖北、河南等地都有藩王或將領響應。
為了打擊吳三桂的氣焰，康熙於1674年四月十三日下令處死吳應熊及其子吳世霖。吳三桂在起兵反叛前，曾派人到京城去秘密接吳應熊及其子吳世霖去昆明。雖然不可能勸說自己的父親放棄起兵反叛的罪惡之念，但吳應熊也絕不會為了苟全性命而犯下叛逆之罪。按照大清的律例謀反大逆是要株連親屬的，作為吳三桂的兒子將被處以極刑，這一點吳應熊心知肚明。即便這樣，也寧願留在京城接受懲處，到死也要做大清的子民。
“為叛寇所累”的額駙及其子吳世霖為三藩之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頃刻間建寧公主失去了丈夫和兒子，失去了屬於自己的家庭。這一年她才33歲，其悲傷和心碎之痛可想而知。在此後其獨自支撐的30年中，雖然康熙多次下詔安慰在三藩之亂中受到巨大傷害的姑母，然而，這又怎麼能夠治癒建寧公主心靈的創傷呢？
|康熙不可能愛蘇麻喇姑|
在《康熙大帝》裏，貫穿整本書的就是康熙和大他幾歲的美貌少女蘇麻喇姑之間纏綿憂傷的愛情故事。在很多電視劇里，都把蘇麻喇姑塑造成康熙帝的初戀，是康熙帝的憂傷情人。特別是《少年康熙》裏面，那個皎皎如白玉蘭一般的蘇麻喇姑，那個立在一樹白花下微笑和鉸發時斷然堅定的蘇麻喇姑，讓人久久不能忘懷。但是，蘇麻喇姑和康熙真的有過一段如此唯美的愛情嗎？
其實，對比一下他們的年齡差距，就知道他們之間不可能發生姐弟戀。
蘇麻喇姑，蒙古族人，出生在科爾沁大草原一個貧苦牧民之家，出生年大約在明萬曆四十年（1612）前後。原名索瑪勒，意思是毛制的長口袋，自幼在蒙古科爾沁貝勒宰桑家當使女。公元1625年二月，年僅13歲的孝庄文皇后嫁給皇太極的時候，她作為貼身侍女，一同被帶到宮中，此後在皇宮中一住就是80年。順治晚期或康熙年間改稱蘇麻喇姑，意思是“半大口袋”。康熙四十四年（1705），蘇麻喇姑以九旬高齡在清宮作古。
康熙，清聖祖玄燁，清入關后第二位皇帝，姓愛新覺羅氏，順治帝福臨第三子。母佟佳氏，漢軍都統佟圖賴之女。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生於景仁宮。順治十八年，福臨去世，以八歲孩稚繼承皇位。改次年為康熙元年（1662）。康熙二年二月，生母去世，由祖母博爾濟特氏（孝庄文皇后）撫育。
康熙自幼苦讀，好學不倦，身體強健，騎射嫻熟。14歲親政，在位61年，一生勤奮治國，開創了一代盛世，是中國古代傑出的英明帝王。
根據歷史事實可以看出，蘇麻喇姑1612年左右出生，康熙祖母孝庄皇后1613年出生，蘇麻喇姑和孝庄是同輩人，即是康熙的祖母級人物。康熙1654年出生，比蘇麻喇姑小整整42歲。康熙即位時虛齡只有8歲，此時蘇麻喇姑已經50歲了，怎麼可能還是如花少女？試想，一個八歲的孩童怎麼可能與一個跟她祖母一樣年齡的人發生曖昧關係?
再者，蘇麻喇姑在生活上有一個與人不同的特點：終年不浴。只有到年終最後一天即除夕之日，才用少量的水洗一洗身體，然後再把這些用過的髒水喝掉。
試想，一個普通人都難以接受這樣的習慣，更何況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其實康熙幼年曾經患上天花絕症，根據當時的規矩，他避痘離宮，離開親人到福佑寺里養病。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裏，正是蘇麻喇姑一直守在康熙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着他，直到他徹底康復。
因此可以說，蘇麻喇姑是康熙的生命守護神，是康熙一輩子都感激的人，他們之間有的是類似親情的東西，但絕對不是愛情。
|華佗到底是不是中國人|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史載他生於公元108年，卒於公元208年，享年近100歲。他是古代著名的醫學家，精通內科、針灸和外科手術，併發明了一種麻醉藥劑“麻沸散”。還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創造了健身操——五禽戲。
因為他醫術高超，所以千百年來，他一直深受人們的崇敬和愛戴。
然而，國學大師陳寅恪宣稱：華佗並不是中國人！陳寅恪一生以“治學嚴謹”著稱，他的證據主要為以下兩點。
第一，他認為，天竺語（即印度梵語）“agada”是葯的意思，舊譯為“阿伽陀”或“阿羯陀”，為內典中常見之語。“華佗”二字古音與“gada”相對應。
“阿伽陀”省去“阿”字者，就好比“阿羅漢”可以省略僅稱“羅漢”一樣。華佗的本名為“敷”而非“佗”，當時民間把華佗比附印度神話故事，因稱他為“華佗”，實以“葯神”視之。他的意思很明顯，“華佗”這個字和音均來源於印度神話，是當時中國的好事者將印度神話在民間傳播，以致最後被陳壽等拿到了中國的歷史之中。
第二，他認為，華佗的原型可能曾在中國存在，也可能真是沛國譙縣一帶人，甚至也有可能“通曉”一些養生之術。但此人後來變成了“華佗”則完全是將印度之“佗”（藥王神）強加給了這位中國人。這位中國人搭上了順風車，成了人們敬仰的神秘人物。
陳壽的《三國志》記載，華佗治病時，會對不同的病症施以不同的治療，比如病人必須動手術的，便讓他服下麻沸散，然後再破腹取出患結。病患如果是在腸子裏，就切開腸子進行治療，再把腹部縫合，在傷口敷上藥膏，四五天後傷口便痊癒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沒有感覺，一個月左右，傷口就會完全長好。
這個故事其實來自於耆域治拘閃彌長者兒子的病。
又如，華佗治廣陵太守陳登的病時，他讓陳登服了兩升湯藥，吐出了大約三升蟲。蟲被吐出體外時，它們紅色的頭還在蠕動，半截身子像是生魚片。這個故事其實和神醫耆域的故事也有類似之處。
而日本學者松木明知則認為，“華佗”二字是波斯文“XWadag”的諧音，其含義為主或神。所以華佗不是人名，而是主君、閣下、先生的意思，引申到華佗個人的職業應是“精於醫術的先生”之義。同時，他指出，波斯（古稱安息，今之伊朗）國人經“絲綢之路”而東漸，華佗可能是經此路而遊學徐土（今徐州）的波斯人。波斯人經絲綢之路入中原有據可依。根據這些，松木明知先生斷言：華佗是由絲綢之路過來，遊學徐士（今徐州）的波斯人。
關於華佗的身世眾說紛紜，但他是中國歷史上被神化、被理想化的神醫，這一點是沒錯的。
|誰是第一個到西天取經的僧人|
《西遊記》中的唐僧是以玄奘為原型塑造出來的。歷史上的玄奘是一位有着多重貢獻的高僧。他把梵文佛經翻譯成漢語，又把漢語著作介紹到外國，豐富了我國佛經，也促進了兩國文化的交流，所以，他的名氣是很大的。不過，你可能不知道，還有比唐僧更早的去西天取經之人，而且不止一人。
歷史上第一位去西天取經的人是高僧法顯，他是現在的山西襄丘人，俗姓為龔，在家中排行第四。當時父母怕養不活他，就把他送進仙堂寺去做小沙彌，希望他能得到佛祖的庇佑。
幾十年的修鍊，使他對佛學的研究和探索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成為當地學問最深的僧侶。當他發現現存經書有很多錯誤和殘缺時，為了維護佛教“真理”，矯正時弊，年近古稀的他萌生了西行取經求法的念頭。
一天，他在洗臉時，突然看到自己映在水中的衰老面容，便長嘆一聲道：“若再猶豫，我的夙願就要化為泡影了。”於是，在東晉隆安三年（399）的三月，年已62歲的法顯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人一起，從長安動身，向西進發，開始了漫長的西行。次年，他們到了張掖（今甘肅張掖），在這裏又有一批僧侶加入。
他們沿着古代“絲綢之路”西出陽關，進入白龍灘大沙漠。法顯一行不畏艱苦，冒險前行，經過17個晝夜，行程1500里，終於走出了這片死亡之海。
之後，他們沿塔里木河向西北行進，到烏隸國（今新疆北部），又折轉南下，進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法顯在回憶這段行程時寫道：“行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行之苦，人理莫比。”
公元404年，法顯和道整終於來到了印度佛教發祥地。相傳這裏是佛祖釋迦牟尼生前居住說法最久的地方。公元410年，法顯踏上了歸國的征途，他的最後一個同伴道整留居印度不走了，他卻大志不改，孤身一人前行。回國后，他被當時江西廬山東林寺的著名高僧慧遠接到南京講經和譯經。他歷時五年譯了經典六部，共63卷，計100多萬字。後來，已近暮年的法顯遷往荊州，於公元422年圓寂，享年86歲。
第二位取經人是高僧曇無竭，他本姓李，幽州黃龍人（現遼寧省朝陽市）。
據《高僧傳》記載，曇無竭很小時就在龍翔佛寺出家，他潛心修鍊，遵守戒律，在眾多僧徒中表現得出類拔萃，很快就成了龍翔佛寺僧眾中的佼佼者。
在修行的過程中，他常慨嘆佛經殘缺不全，又聽說山西有僧人法顯等躬踐佛國，從古印度取回真經，於是他立下誓言，決心親赴西天取經。
公元420年，曇無竭和僧猛、曇朗等25人，攜帶法器、食缽等物，從燕都龍城出發，向西行進。他們先到今天的青海，再出甘肅的河西走廊，穿過新疆吐魯番東等地，翻越雪山大漠、絕壁深淵。同行取經的25名東北和尚中，有12人墜崖而亡，有8人中途餓死，最終只剩下曇無竭等5人。
歷經數年，最終到達現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曇無竭在印度各地禮拜佛陀聖跡，尋訪名師，學習梵文經典數年後，從南天竺搭乘商船，過印度洋、南海，一行人安全抵達廣州。回國后，曇無竭住在江南弘揚佛法，直至去世。他將在西天尋求的梵文《觀世音受記經》譯成漢文後，廣泛流傳於南北各地，后收錄於《大藏經》中，為古今世人所傳誦。曇無竭將在西天取經的遊歷與見聞寫成《歷國傳記》，欲傳後世，可惜此書早已失傳。
他們西天取經回來，法顯帶回並翻譯的佛經有6部24卷，曇無竭帶回一部佛經，玄奘帶回並翻譯的經、論有75部1335卷，他們為我國佛教文化發展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而作出的貢獻永遠值得稱頌。
|明朝“隆慶開海”的真正目的|
自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詔令“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開始，標誌着明朝持續200多年的海禁政策確立了下來。該詔令一經下發，全國所有海船悉數改為平頭船，出入須有官方正式手續，而民船則是不能從事海運。然而，當這個禁令還在大發神威的時候，隆慶皇帝年間竟然出現了開放海禁的現象，不禁叫人稱奇。為什麼一向施行海禁政策的明政府突然解除了海禁呢？這一切的根源可以從倭寇那裏追溯起來。
倭寇不僅僅是日本武士和流民，其中也包含元末時逃亡日本的中土武裝組織。而倭寇之所以能在明朝時於中國東南海岸大肆橫行，也與陸地上一部分奸商裏應外合的行徑有關。由於國家強制禁止海上商貿，一些民間商人遂通過走私來與外界通商，其中大的走私商貿團伙與倭寇相互勾結，劫掠船隻，甚至引倭寇直接深入內陸搶劫，或與倭寇進行商貿往來。另外，這些走私商團也擁有大量的武器裝備，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為了阻止倭寇繼續侵犯沿海邊境，解除沿海商人的武裝力量，明政府幾代朝臣都曾向帝王提出實行開放沿海、與外通商的建議，但均被否決。直到明穆宗隆慶皇帝時期，皇帝欲重振朝綱，對內實行了一些安撫政策，同時也下達詔令，開放漳州月港一帶地區的海禁，准許中國商民出海貿易。
這一舉措一經實施，明朝的海上貿易事業就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為國家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同時也有效地遏制了走私集團的發展，倭寇也因此大大減少。然而，我們應當意識到，對於偌大的中國海岸線，僅僅是漳州月港開放，就能夠滿足海上貿易的需要了嗎？當然不是。而且明政府也不是真正打算開放沿海地區，只不過通過開放一個點狀地區而遏制整個負面勢力。明政府的目的從“隆慶開海”的“出海船引”制度就可以看出。
所謂“出海船引”，就是凡可以在月港出海的商人，根據規定首先要在自己所在地鄰勘報保結，然後向所在道府提出申請，經由海防機構核准后，發給商人船引。一般來說，擔保人多是牙商（俗稱商貿中介）和洋行（專門經營海外貿易的中介商人機構）。這道手續看似簡單，實則要將商人的祖宗、親戚全部錄清楚，然後把自己所販貨物絲毫不差地交代明細。除了這些手續之外，商人還要交“引稅”，相當於關稅性質的錢財。
關於申請海外商貿的商人戶籍，政府也有嚴格規定。除了漳州、泉州二府商人外，其餘地區商人申請出海的手續更加嚴格，廣、浙、福州、福寧等地商人，如若沒有買通關係，幾乎做不了海外生意。對於海外貿易地區，明政府也有明確規定，諸如禁止與日本進行貿易往來等。
明政府的所謂“解除海禁”，表面上開放，實則是為了更好地控制海上貿易。隆慶時期福建巡撫許孚遠曾言：“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一語點破了明廷真正開海目的，不過是在有限開放基礎上更好地實現“海禁”政策。
可是，明朝政府忽略了一點，越是被嚴格控制的事情，越容易向白熱化發展。從事海貿的商人們想盡辦法、絞盡腦汁出海做生意，謀取暴利之心從未消泯，倭寇雖然漸漸淡出歷史的視線，但中國卻逐漸招來了覬覦東方財富的西方的野心狼子。
|“公主墳”葬的是哪位公主|
北京西郊復興門外，復興路和西三環路交界處的街心花園，有個著名的旅遊景點叫公主墳。對於這個公主墳，民間自古傳說頗多。自從電視連續劇《還珠格格》播映后，人們對京西公主墳內埋葬的公主是誰，引發了高度的關注。
公主墳里埋葬的到底是誰呢？民間主要有以下三種傳說：1.降清明將孔有德之女孔四貞。這是最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傳說因明將孔有德降清后屢立戰功，順治六年被封為“定南王”。在順治九年，孔有德在桂林被明將李定國圍困，受傷后自殺身亡。順治母親孝庄皇后收養其女孔四貞為義女，並封為和碩公主，成為清朝唯一的漢族公主。她死後就埋葬在北京西郊。
2.元帥金泰的妻子。傳說漢人金泰從小被滿族人收養，因立下戰功被封為元帥。在遊園時與公主相遇，一見鍾情。但是朝中老臣卻從中作梗，令皇帝流放了金泰，貧病交加的金泰上書公主，說見信時我已不在人世了。公主見信后從容服下毒酒，追隨愛人而去。皇帝無奈，於是將金泰草草葬於香山，而將公主遠遠地埋在了今天的公主墳。
3.乾隆的義女。相傳，有一年乾隆與劉墉、和珅到民間微服私訪。行走中不知不覺天色已晚，乾隆感到又累又餓，於是便在一個小村莊向一農戶借宿。農戶家就一老漢和小姑娘，老漢心地善良，讓乾隆他們免費食宿。乾隆很喜歡這個小姑娘，第二天出門時對老人說：“老人家，你要樂意，就讓您的女兒給我做干閨女吧！”老人一聽很高興，就讓女兒過來拜見了乾爹。乾隆掏出一塊黃手帕，遞給姑娘，“孩兒如遇急難，可拿它到京城找我，只要一打聽皇……”，這時劉墉哼了一聲，接著說：“打聽皇家大院！”乾隆忙改口：“對！對！皇家大院。”
幾年後，趕上連年鬧災荒。父女倆實在過不下去了，只好到京城來找姑娘的乾爹。父女倆找遍北京，也沒找到乾爹的黃家大院。不久，老漢就去世了，姑娘情急之下來到護城河邊，想尋短見。就在這時，正好遇到劉墉，於是劉墉就將姑娘帶進了宮。乾隆自然是忘了這回事，但是有劉墉作證，怎麼賴得掉？於是便將姑娘留在宮中。可是姑娘在宮中沒住多久就患病去世了。乾隆就準備草草埋葬了，可是劉墉卻說：“這位公主雖說不是萬歲親生，可卻是您自己認的乾女兒啊！並且留有信物，就這麼草草葬了，萬歲臉上可不光彩呀！”於是乾隆只好傳旨，按公主的葬禮，把姑娘葬在了公主墳。
雖然對公主墳里埋葬的公主的傳說有很多，而且說法各不一樣，但公主墳內的公主是誰，早在1965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鐵一號線時，文物部門就對公主墳進行了考古挖掘，並參考歷史資料考證，謎底早已揭開。
原來公主墳內葬的是嘉慶皇帝的兩位公主（滿族稱為格格）。兩位公主分別葬東西兩邊，東邊葬的是莊敬和碩公主，她是嘉慶的第三女，是和裕皇貴妃所生，生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她於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下嫁蒙古親王索特納木多布濟。嘉慶十六年三月卒，年31歲；西邊葬的是庄靜固倫公主，是嘉慶第四女，為孝淑睿皇后所生，生於乾隆四十九年。她於嘉慶七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瑪尼巴達喇郡王。嘉慶十六年五月卒，年28歲。
由於清朝的祖制，公主下嫁以後，死後不得入皇陵，也不能進公婆墓地，必須另建墳塋，所以北京郊區有很多公主墳，有的地方現仍叫公主墳。因和碩公主和固倫公主是同年而亡，僅隔兩個月，所以埋葬在一處。兩個墓葬都是夫妻合葬墓，陪葬有許多珍貴物品。墓地原有圍牆、儀門、享殿等地面建築，四周及裏面廣植古松、古柏和國槐、銀杏等樹木。地宮均為磚石結構，非常堅固。之後，由於年久沒有人打理，才逐漸沒落，遂不為外人所知曉。
|揭秘北洋海軍的工資|
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后，小皇帝同治繼位，因為年幼無力，慈禧與慈安兩位太后垂簾聽政，輔佐政事，清朝進入了女人當家的時期。在這以後的20多年裏，中國社會還算是穩定和平，但在1885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時候，這短暫的安逸被打破。
當日在福建海面的馬江，法國海軍與中國的北洋艦隊作戰，僅僅40分鐘，中國艦隊就被擊沉，這件事情對於清政府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刺激。舉朝上下一片憤慨，眾大臣提議重建海軍，重振聲威。
一遇到重大狀況，女人總是顯得慌亂無章。慈禧當時既想出口惡氣，又害怕得罪外國人，變得矛盾重重。此時，一個男人堅決地站了出來，力抗此事，替慈禧解了燃眉之急。他便是鼎鼎大名的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
李大人的辦事能力一流，不過三年時間，便將海軍風風火火地建立了起來，而且還排到了世界的第七位，亞洲第一位。這支北洋海軍成立不久，便出現了滿員，甚至超員的問題，許多綠營兵，甚至是八旗子弟，都紛紛要求去當北洋海軍。有些人為了能進入海軍系統，不惜砸鍋賣鐵，請客送禮，很是下血本。
不過區區一個北洋海軍，居然能吸引這麼多兵源，其中還不乏高幹子弟，個中緣由恐怕只有李鴻章自己能夠解釋——北洋海軍的薪水高。
軍人是用來打仗護國的，以生命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安全。所以，要有足夠的動力，才能讓他們奮勇向前，不退縮敗陣。而海軍的要求也是更為嚴苛一些，不但需要懂得打仗，還需要懂得航海技巧。
所以，想要進入北洋海軍，都必須是正經的水師學堂畢業，也就是古人所說的科班出身。想要加入北洋海軍，不但要會讀書識字，還需要掌握艦艇知識，更需要懂得作戰技巧，可謂是文武兼備，這樣的人難以尋覓。所以，高薪的制定，也是為了能吸引到綜合性人才來為海軍所用。
李鴻章在這一點上還是很有遠見的，他力主高薪養兵，希望能以此加強海軍的戰鬥力。所以，在一開始制定海軍的章程時，他就明確下達了指令，北洋海軍的薪水要高於其他軍種。
針對此，北洋海軍的薪水進行了提升，軍官的年薪分為兩部分：一是“年俸”，二是“船俸”，也就是基本工資和年底分紅。不但如此，還取消了其他軍隊裏那些亂七八糟的薪、蔬、燭、炭、心紅、紙張等薪水分類的名目。
這樣下來，北洋海軍的薪水就很可觀了，根據記載，大概標準如下：海軍提督一年收入大概為8400兩白銀；海軍總兵一年收入大概為3960兩白銀；海軍副將一年收入大概為3240兩白銀；海軍參將一年收入大概為2640兩白銀。
這都比其他軍種里，同級別的官兵多個三兩倍，而且不止如此，北洋海軍還有其他的額外收入，例如，軍艦的維修費用也可以有部分划入海軍的薪水中，叫作“行船公費”，大到煤炭裝卸，採購物資，小到購買油漆，更換國旗，都能讓海軍撈到油水。
這筆費用根據艦艇的噸位大小各不相同，噸位越大，油水就越多。例如北洋艦隊的幾支主力艦船“定遠”“鎮遠”的行船公費每月各有850兩，而其他一些小噸位的艦船就會少個二三百兩。
這些費用都是政府買單，李鴻章為了弘揚海軍，不惜大下血本，令北洋海軍成為名噪一時的“不差錢”部門，人人擠破頭皮都想進去撈一把。因為，不僅軍官的工資高，就連士兵們也是薪資豐厚，當時的北洋海軍士兵的薪水按等級來分是這樣的：
一等水手月薪10兩白銀；
一等炮手月薪20兩白銀；
岸上勤雜人員月薪3兩白銀；
魚雷匠月薪24兩白銀；
電燈兵月薪30兩白銀。
不論是打雜兵還是技術兵，就連在岸邊當差的人，一個月工資也有三兩白銀，要知道當時的人均收入可都不高，一般地，一家農民的年收入大概為40兩白銀，一個工人的年收入大概為50兩白銀，兩相對比，就充分說明了北洋海軍官兵的高薪已經遠遠高過了平常百姓的年收入。
李鴻章想通過高薪制度，吸引人才，打造一支與國際接軌的高科技水軍，但天不遂人願，這支海軍轟轟烈烈進行到1895年的時候，便消失在了世界上，有着最好的武器裝備，最精良的戰艦設備，最高昂的官兵薪資，卻在中日海戰時，幾乎沒有擊沉一艘日本戰艦就全軍覆滅了。
強大的軍隊需要用錢來完善，但僅僅有錢，也是買不來一支戰鬥力強的軍隊的，李鴻章不明白的正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