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

為什麼歐洲能夠在近代以來的世界競爭中占居優勢地位，很多學者把它歸功於歐洲曾經經歷過一場歷史上最偉大的“文藝復興”革命。這場“文藝復興”風潮席捲歐洲大陸后，為世人留下偉大的文學、繪畫、雕塑藝術作品，及悠揚豐盛的樂章，滋潤人們的性靈。最終使歐洲走到了世界的前面。

概況

這場14—17世紀上半期文化運動的得名，是因為16世紀50年代的人文主義者認為這次運動是繼希臘、羅馬之後歐洲文化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史學家們認為它是古代文化的復興，所以稱它為“文藝復興”。

關於文藝復興的起源，史學界基本傾向於“文藝復興多重起源說”，也就是說，文藝復興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下產生的。

從經濟因素考慮，14—16世紀，西歐各國封建社會內部先後產生了資本主義關係，新的資本主義要求為自己的發展掃清道路，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為了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首先向教會神學統治和封建意識形態發起了衝擊，文藝復興是在資本主義關係和人文主義倡導下產生的。文藝復興最早濫觴於意大利的佛羅倫薩，佛羅倫薩工場手工業發達，商業貿易規模大，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新文化的發展必然要衝破教會的桎梏和擺脫經院哲學的世界觀，於是新興資產階級就從文化的各個方面向封建制度和教會展開了鬥爭。

從政治因素考慮，意大利之所以成為文藝復興的搖籃，和某些城市政權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當政時期是佛羅倫薩的黃金時代，其中羅倫佐·美第奇不但是“文學家的保護人”，他本身也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對建築、音樂、詩歌都十分愛好，他統治期間，佛羅倫薩的文化達到最高峰。有些統治者出於統治的需要，重用人文主義者，到15世紀中葉，人文主義者已大量充斥於各地的政府機構中，對推動文藝復興運動無疑起了積極作用。

從文化因素考慮，若干世紀以來，這裏一直是古羅馬文化的中心；由於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使意大利在對古希臘文化吸收方面在西歐各國獨佔鰲頭，從古代繼承下來的文明還繼續居於領導地位；它們有豐富的古典藏書和完備的圖書館系統，獨步全歇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一系列文化效應——文化的世俗化和非閉鎖型傾向、注重文化教育投資的城市觀念、物質歸向於文化型的幣民消費特徵等，都成為意大利文藝復興起源的原因。

文藝復興時期主要的社會思潮為人文主義。

所謂人文主義，從原意講，是從拉丁文“Humanue”深化而來的，又譯成“人道主義”。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起源於14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人文主義的思想核心是“人乃萬物之本”，主張以人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人文主義者重視人的價值，提倡個性與人權，主張個性自由，反對大主教的神權；主張享樂主義，反對禁欲主義；提倡科學和文化，反對迷信。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否定人性，否定現實，認為人生來就有罪。人文主義者認為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人。天堂不在來世，而在現世。現在，人文主義已泛化成——種強調人的作用、地位的世界觀或意識形態。

人文主義自14世紀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起以後，一直是西方思想史發展的一條主線，比如馬克斯·韋伯，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人文主義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韋伯承認西方資本主義一直依賴於技術因素，同時，韋伯也認為某種社會精神氣質（ethos）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尤其是對於它的起源是至關重要的。而這種社會精神氣質，無疑是文藝復興的產物。

吹響文藝復興號角的是偉大的詩人但丁，他的作品《神曲》閃耀着人文主義思想的曙光，把矛頭指向了封建教會，對教會的黑暗、腐敗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斥責教皇、主教和僧侶“用基督的名義做買賣”，“使世界陷入悲慘的境地”，他咒罵羅馬教廷是“垃圾堆”。在地獄裏，他專門給當時活着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留下了一個空位，預言這個惡人註定是要下地獄的。《神曲》也表達了但丁對人類智慧和理想的追求。《神曲》中的地獄是現實世界的實際情況，天堂是人類的理想和希望，煉獄則是人類從現實到理想須經過的苦難歷程。但丁希望人們認識罪惡，悔過自新，去認識最高真理，達到最理想的境界，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思想，顯示了新的文化思潮的萌芽。

按時間順序和發展過程，人們習慣將文藝復興分為四個階段：

14世紀初是一個“原始文藝復興”階段，又稱開端期。

這一時期，在思想領域方面受到聖方濟各會激進主義的影響，衝破了當時封建、保守、壓抑的神權思想的制約，歌頌自然的美和人的價值。這一時期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佛羅倫薩的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畫家喬托。其中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但丁被譽為文藝復興的“前三傑”，喬托則被稱頌為“歐洲繪畫之父”。

14世紀末至15世紀上半期為文藝復興的早期階段。這個時期，人文主義和文學、藝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後來文藝復興的鼎盛發展打下了基礎。此間，意大利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畫家、雕刻家和建築家。如著名畫家馬薩喬、雕刻家多納太羅和建築家布魯內萊斯基等。

15世紀末至16世紀上半期為文藝復興的盛期，又稱成熟期、高峰期。這一時期歷經三十七年，主要代表人物是文藝復興的“后三傑”——達·文西、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

他們的藝術達到了的所未有的高度。蒙娜麗莎已經微笑了五百多年，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還是有人專程到巴黎羅浮宮去一睹佳人的笑容。米開朗基羅《創世紀》的觸指畫面是經典之作，現在連廣告商都要借來打廣告。拉斐爾的《雅典學派》將古代哲人畫得栩栩如生，至今還為人津津樂道。這些藝術大師也具有非常的人格魅力，一直到現在還為人們所稱道。據說達·文西是個“怪人”，有人看到他在刑場給弔死的囚犯作素描，或深夜在燭光搖曳中解剖屍體。更有人看見他跟蹤一個長得極其醜陋的人，他說，奇醜的人跟極美的人一樣不平凡。他不僅是個畫家，也是數學家、發明家及人體學家。坊間都傳說他是個反基督分子，說他不信神，還要把他燒死。拉斐爾並不相信這一說法。而另一位藝術大師米開朗基羅曾對別人誇耀：“拉斐爾對藝術的所有知識，都是從我這裏學來的。”米開朗基羅跟達·文西一樣，是個多元藝術家，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大都有這樣的特質。他對人體的研究非常細膩，還獲得修道院特准，到醫院解剖屍體及作畫。拉斐爾也曾不屑地說：“米開朗基羅就像個行刑者，孤獨而憂鬱。”

16世紀下半期至17世紀上半期為文藝復興晚期。1527年，羅馬遭受洗劫成了文藝復興宜告結束的標誌。文藝復興晚期的傑出代表有威尼斯畫派的四大名家：喬爾喬內、提香、委羅奈斯和丁托列托；三位著名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布魯諾、伽利略和康帕內拉。

文藝復興時期美術界的發展階段大致上與上述四個時期雷同。但因藝術創作的時期、地點和條件的變化，在繪畫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藝術流派，當時藝術家們稱其為三大畫派：第一、二兩個時期為佛羅倫薩畫派；第三個時期為羅馬畫派；第四個時期為威尼斯畫派。但是跟中古時代不同，文藝復興的畫家更關注人類存在的意義。所謂的人文主義是文藝復興的精神核心，繪畫內容不再純粹為宗教服務，而是描摹更接近現實的事物。

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藝術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變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具有鬥爭性。當時的小說家、詩人、畫家、建築家、音樂家都以人文主義為思想武器，矛頭指向封建主義的精神支柱——教會和宗教神學，向統治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進行了英勇的挑戰。其次，樹立了注重現實和實際的務實精神。文藝復興肯定現實世界和現實生活，肯定人的偉大，相信人類的發展。他們以人為本，突出人的作用，認為人有改變現實世界的能力，認為血肉之軀並不是什麼污濁罪惡的東西，人應享受人間的幸福與愛情。意大利偉大的人文主義作家薄伽丘在他的代表作短篇小說集《十日談》一書中，提倡男女平等，提倡把人的聰明、才智和思想感情從神的禁錮和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強烈地反對禁欲主義，熱情地歌頌現實生活。他的這部巨著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描寫了人的世俗生活。深刻地刻畫了活靈活現的“人”，不再着筆於那些夢幻般的虛無飄渺的“神”。著名的英國哲學家培根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不朽名言。當時意大利有着濃厚的學習風氣，佛羅倫薩新成立了美術學校、雕刻園、畫院以及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等。隨着新文化迅速向西歐各國傳播，歐洲人把意大利視為“歐洲的學校”，紛紛派遣留學生前往學習，從中汲取新文化的養分。

具有科學性，在這一時期，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陽中心說”，用科學真理給幾千年來上帝創造世界的神學以毀滅性打擊。航海家哥倫布和麥哲倫等在地理上的偉大發現，為地圓說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意大利科學家、思想家布魯諾（1548—1600年），在天主教反動時期堅持科學真理，寫了《論原因、本原和統一》、《論無限性、宇宙和世界》等專著，抨擊宗教黑暗統治，最後為此犧牲於火刑柱上。像這樣的成果文藝復興中可以說是舉不勝舉，為人類的進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文藝復興是歐洲從中世紀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時期的反封建、反教會神權的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代表歐洲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最初發展階段，是“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其光彩奪目的成果影響深遠。文藝復興意義不僅在於天才輩出，燦若群星，出現大量美不勝收的各類著作，更因為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價值觀念，改變了人們對生活的態度，它促使歐洲人從以神為中心過渡到以人為中心，喚醒了人們積極進取的精神、創造精神以及科學實驗的精神，從而在精神方面為資本主義勝利開闢了道路。

“黑暗時代”的曙光

公元476年，在蠻族大遷徙的洪流中，西羅馬帝國滅亡了。從此，歐洲歷史進入中世紀時期。在蠻族國家陸續建立的過程中，許多古老的城市化為廢墟，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幾乎被一掃而光。一切都從頭開始，中世紀的文化經歷了一個人為的黑暗時代。在這個時代，封建主義嚴重窒息了文化和藝術的發展，基督教會更鉗制着一切進步思想，《聖經》成為人們必須尊奉的信條。為了樹立宗教的權威，教會力圖使哲學、科學、文學都成為神學的附庸，而且把古代文化視為異端橫加摧殘。僧侶們在宣傳教義、崇奉上帝的名義下，毀壞了許多古代建築、雕刻和書籍；尤其是在思想上毒害人們，大肆宣揚來世主義、禁欲主義和蒙昧主義。教會強調人都犯有“原罪”，現實世界是與“天國”對立的罪惡世界等等。要求人們熱愛上帝，祈禱、懺悔，棄絕現實的物質享受，剋制慾念，以求得來世永生。為此要人們在生活中逆來順受，聽從上帝的安排。教會宣揚的這一套，恰恰起到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得到西歐各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在教會和封建制度的壓制下，整個社會的自由思想遭到扼殺。反抗教會，違背教義，甚至對知識的探索都將被加上瀆神的罪名，受到宗教法庭的審判制裁，施以刑罰，直至死刑。結果使中世紀的歐洲，文化藝術毫無生氣，精神生活極為枯燥，科學文化極為落後。以至於有人把中世紀看做是一個野蠻的、愚昧的、黑暗的時代。

14—15世紀，社會生產的發展使西歐封建社會內部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方面，世俗封建主和教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內仍占統治地位，農民和城市平民到處同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激烈的鬥爭。另一方面，在手工業、商業極為發達的意大利北部產生了最初的資本主義萌芽。熱那亞、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等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擁有巨額資本的商船隊。隨之湧現出一批工場主、大商人、銀行家、高利貸者等，他們構成一個新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在他們身旁還產生了一大批為之服務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年輕的、富有進取心而又掠奪成性的階級。他們手中積聚着巨額財富，也有對權勢的渴求；他們要求衝破封建制度的束縛，自由發展資本主義；他們也希望能擺脫教會的禁規，盡情享樂人生。這個階級的生產，使中世紀的歐洲猶如一潭死水投入一顆石子，活躍起來。

恰在此時，已經衰落不堪的拜占廷帝國又受到土耳其人的進攻。帝國的都城君士坦丁堡，雖然是中世紀時期尚保持古希臘文明的文化名城，亦難逃劫難。在它陷落前後，一群一群的拜占廷學者攜帶着古希臘文手稿、拉丁文手抄本以及古希臘的藝術珍品逃往意大利，並在那裏開辦學校，講授古希臘的哲學、歷史和文學。這為歐洲帶來一股清新的風，它使已經泛起漣漪的潭水掀起狂瀾。生活在中世紀歐洲的人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優美的文學藝術和這麼豐富的學術思想，不覺大開眼界，紛紛前去聽講。一時間在意大利形成研究古典文化的高潮，社會上興起了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的運動。恩格斯說：“拜占廷滅亡時搶救出來的手抄本，羅馬廢墟中發掘出來的古代雕像，在驚訝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個新的世界——希臘的古代；在它的光輝的形象面前，中世紀的幽靈消逝了；意大利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藝術繁榮。”意大利的新興資產階級學者廣泛搜集古代希臘羅馬的哲學、文學、藝術作品和歷史文物，重新研究已被淹沒千年之久的古典文化。當時人們認為，古希臘一切都是美好的，中世紀的一切都是醜惡的，要求恢復古希臘的文化和藝術。接着，這股風又吹到了法國、德國、西班牙、尼德蘭和英國，西歐全都掀起了洶湧澎湃的“希臘熱”浪潮。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並不是簡單的“復興古典文化”，它是新興資產階級借古希臘羅馬文化為武器，反對封建統治和宗教專制的一場新文化運動。它是資產階級為發展資本主義開闢道路，在意識形態領域同封建主義進行的一場鬥爭。“文藝復興”一詞是資產階級學者給這一運動的名稱，其實並未表達出它的內涵。

“文藝復興”運動以人文主義為思想核心。人文主義的特徵，在於它以“人”為中心，而不同於中世紀教會宣揚的以神和來世為中心。它主張提高人的權威，讚揚人的價值和尊嚴。但丁說：“就人完成的業績而言，人的高貴超過了天神。”人文主義者反對教會的來世觀念和禁欲主義，肯定“人”是現世生活的創造者和享受者，肯定人有追求財富和幸福的權利，歌頌愛情，要求解放個性，發展個人才智，提倡冒險精神。為了反對封建主的殘酷壓迫和封建等級制度，人文主義者還宣揚仁慈博愛，提倡友誼、平等。總之，人文主義思想反映了一個新興階級的要求，即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都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此，他們提倡人性以反對神性，提倡人權以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以反對中古的宗教桎梏。雖然，人文主義者的種種主張都是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世界觀為前提。他們站在本階級的立場，有時同情人民，與平民共同反封建，有時又與封建主、教會妥協。但是，在14—16世紀，人文主義思想衝擊了腐朽的封建思想和文化，為近代歐洲資產階級文化奠定了基礎。因此，在當時的歷史上還是起到了很大的進步作用，成為衝破“黑暗時代”的一線曙光。

意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早期文藝復興（14—15世紀中葉）是以意大利為中心。在這階段，人文主義者繼承並發展了中古城市文學中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首先以文學為武器，向教會發起攻擊。出現了但丁及其《神曲》、彼特拉克的十四行體抒情詩以及薄伽丘和他的《十日談》等優秀文學家和作品；15世紀末到16世紀，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文藝復興運動突破文學領域，達到藝術上的高峰。湧現出達·文西、拉斐爾、米開朗琪羅等著名藝術大師；十七世紀初，又出現了大文學家、大思想家康帕內拉。在文藝復興後期（15世紀末—17世紀初），這場運動已席捲全歐。它為歐洲帶來了思想解放，科學繁榮，個性的自由發展，促進了一系列變革。如：以馬丁·路德為代表，發端於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以英國的莎士比亞、法國的拉伯雷為代表，開始了啟蒙運動，以英國的培根為代表發展了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興旺發達，出現了波蘭的哥白尼、意大利的伽利略等科學巨匠及其學說。總之，文藝復興運動摧毀舊時代的大廈，又奠定新時代的根基。在這場運動中湧現出的眾多優秀人物都是“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導言》）他們在文學、藝術、科學等方面都取得輝煌成就，為生活在封建統治下的人們展現出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不過，不能忘記，要摧毀一個舊世界必將經過殊死的搏鬥。封建統治者，尤其是教會極端仇視人文主義者。他們依然佔據統治地位，盡一切殘酷手段迫害摧殘敢於宣傳人文主義思想的人，許多人，如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康帕內拉等，為堅持真理，相信科學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當光明衝破黑暗，近代科學突飛猛進發展的時刻，人們不會忘記這些為黑暗時代帶來曙光的先驅。

14世紀：初始期意大利文藝復興

自14世紀開始，佛羅倫薩的新文化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景象，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封建社會中前所未見的，似乎是光輝燦爛的古典文化的“再生”和復興，因此也就把這種文化發展總稱為“文藝復興”。這種觀點，早在當時人對但丁和喬托的文藝活動的評價中已有表露，後來由於人文主義極力提倡學習古典文化，就更為深入人心，這也就是日後史學上通稱這時代為文藝復興的由來。當時人這種看法既表現了對自己新時代的讚賞，也表現了對古典文化的肯定和對中世紀封建文化的批判。他們認識到希臘羅馬古典文化中的進步成分，例如哲學中的人本主義思想、文藝中的現實主義傳統、以及科學技術的研究等等，和封建社會黑暗時代的教會文化確實判然有別、對比鮮明、前者是值得仿效的典範，後者則是應予拋棄的糟粕；另一方面，當時人尊古典為良師益友，恢復和學習古典文化的努力，絕不是單純的復古，而是意味着反對封建舊文化和創造新文化，即創造符合新興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要求的新文化。因此，這個名為學習古典的復興運動，實際上卻是一個春意盎然的新文化運動。

在學習古典和創造新文化的過程中，人文主義思想起着重大作用。人文主義來源於人文學，它最初是一種市民階級要求掌握文化的世俗教育活動。在中世紀時，教會壟斷文化教育，神學佔據統治地位，大學課程不僅少得可憐，而且主要為神學服務。市民階級興起后，城市的大學和一般學校開始重視那些和神學關係較少而能為市民經濟政治服務的學科，其中主要是修辭學，通過它市民們不僅可以掌握商業通信、契約文件以及政治辯論等實際生活所需的手段，還可以接觸古典文化的著作。因為修辭學的教材完全取自希臘羅馬古籍。這樣，以修辭學為渠道，在14世紀的先進城市中逐漸形成了人文學這一新學科和新思想。最初的這些從修辭學走向人文學的人都是市民活動家——商人、律師、俗人教師、學者等等。到14世紀後半期，人文學趨於成熟，逐漸成為文藝復興新文化的主流，它本身也從教育活動進而發展為內容豐富的思想體系，代表着新一代人們的世界觀。在14世紀的著名文化人物中，但丁和喬托可以說是屬於前半期的階段，而彼德拉克和薄伽丘則可以說屬於後半期，亦即人文主義趨於成熟期的階段。

但丁（1265—1321年）是佛羅倫薩的政治活動家和詩人，他在1302年後因派系鬥爭失敗遭到終身流放，遂以詩歌創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神曲》則是其不朽名作。恩格斯稱讚但丁說：“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這是對但丁的歷史地位的確切評價。但丁的《神曲》也可說是中世紀最後、新時代最初的一部偉大詩篇，故事情節本身是宗教性的：詩人漫遊了地獄、凈界和天堂，見到了各類靈魂、諸天聖眾直至上帝，其中自不乏中世紀神學觀念，但是代表着文藝復興新思想的萌芽卻是詩篇中的精華。他借神遊三界的情節廣泛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愛憎分明、觀察入微，抨擊教會的貪婪腐化和封建統治的黑暗愚昧；同時，他要求人們關心現實生活，強調人的“自由意志”，歌頌有遠大抱負和堅定頑強的英雄豪傑，公開提倡以古典為師，並且努力使文化普及於市民群眾，堅持文學創作應該使用口語和群眾語言，使《神曲》成為奠定意大利民族語言的重要基石。這些都鮮明地表現了他的人文主義思想傾向。和但丁同時代的喬托（約1266—1337年）則是在美術方面具有同樣開創之功的偉大人物。喬托也是佛羅倫薩人，並且和但丁友誼甚篤。喬托的壁畫像但丁的詩一樣，雖然題材仍是宗教性的，卻開始努力表現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和充滿矛盾的現實世界，傳達出當時初露曙光的人文主義思想，並且在表現技法上取得巨大革新，被日後的文藝復興藝術大師奉為新美術的鼻祖。可以說，以但丁和喬托為開始，文藝復興的偉大時代揭幕了。

彼德拉克（1304—1374年）在人文學的研究和宣傳上更見成效，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他的抒情詩坦率表露了作者的內心生活，無論是愛情的熱烈和生活的渴望，寫來都逼真而細膩，在當代和後世都極受歡迎。但彼德拉克對當代和後世最有影響的作品，卻不僅僅是這些抒情詩，最重要的還有他用典雅的拉丁文寫的文章、書簡等等，其中更為鮮明地表現了他的人文主義思想：對古典文化的崇敬與學習、對中世紀舊文化和經院哲學的厭惡與嫌棄、對人性的肯定和個性自由的追求等等。在他的帶動下，意大利文化界學習古典成風，掀起了搜求古籍和仿效古典文風的熱潮，而且，這種仿效並不停留在形式上或文體上，而是着重吸取古典文化的精神實質，是利用古典文化來反對和批判中世紀的宗教神學與禁欲主義。正因為這樣，彼德拉克在古典文化中愈來愈多地找到了合乎新時代的人文主義要求的東西，而古典學同時也就是人文學，兩者合而為一。與此相伴的是，他開始從時代的角度批判中世紀舊制度，他看到的中世紀是一個愚昧、黑暗、野蠻和退化的中世紀。用“黑暗時代”來稱呼中世紀，彼德拉克可說是其第一個源頭。彼德拉克的好友薄伽丘（1313—1375年）則是第一個近代小說家和熱情的人文主義戰士。他的名作《十日談》包括100篇短篇小說或故事，以詼諧生動的語言諷刺教會和貴族，讚揚市民群眾，被譽為歐洲現實主義小說的濫觴。但他同時也是和彼德拉克並肩齊力推進人文主義學術運動的主將，他不僅僅寫了許多仿效古典的詩文，還學彼德拉克的榜樣到處搜求古籍抄本，取得顯著成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就是他到蒙特卡西略修道院的尋訪，他終於在門倒牆斜的古老藏書室中找到子許多久已遺佚的重要古籍，把它們從毀滅的邊緣上搶救過來。

他不僅精通拉丁文，還在彼德拉克的鼓勵下，求師教他學會了希臘文，成為從十世紀以來第一個懂希臘文的西歐學者。

他還擔任了佛羅倫薩大學的但丁講座，註釋了《神曲》，寫了但丁的傳記，並把但丁的文學活動稱為“復興”。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為什麼他自己認為平生主要貢獻不在他的《十日談》，而在於人文主義的學術研究。

經彼德拉克和薄伽丘的提倡，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文化在佛羅倫薩蓬勃發展起來，尤其重要的是，人文主義學者開始進入政治界，為共和國政治服務，在這方面開闢道路的是薩琉塔蒂（1330—1406年）。他從1375年起終身擔任佛羅倫薩政府的文書長，他用拉丁文寫的檄文、信函和外交文件為佛羅倫薩政府解決了不少問題，佛羅倫薩的敵人——米蘭統治者甚至讚歎說，薩琉塔蒂的一紙文書所起的影響，可和1000兵馬的武力相當。人文主義和佛羅倫薩的市民政治的結合，為人文主義的進一步高漲準備了良好條件，因此到十五世紀，就迎來了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的新高潮。

15世紀：早期意大利文藝復興

15世紀初年，佛羅倫薩不斷面臨外敵的威脅，市民階級為了對外反抗強鄰，對內鞏固專政，更重視利用人文主義作為動員群眾和激勵人心的手段。他們把維護共和國的要求說成是保衛獨立、自由和新文化繁榮的鬥爭。每當外敵大軍壓境之時，人文主義的口號就能發揮巨大作用。而人文主義的高潮也在保衛自由獨立的鬥爭中掀了起來。15世紀初期的兩位佛羅倫薩人文主義的代表：列奧納多·布魯尼（1369—1444年）和波綽·布拉丘里尼（1380—1459年）都像他們的老師薩琉塔蒂那樣長期擔任佛羅倫薩文書長，他們都寫有《佛羅倫薩人民史》之類的著作，極力讚揚佛羅倫薩的共和政治和新文化的繁榮。他們還以空前未有的熱情學習和恢復古典文化。布魯尼除了精通拉丁文外，更千方百計力求精通希臘文。然而，這方面的困難很大。薄伽丘雖然走了第一步，但由於師資和教材的缺乏，他沒能傳下衣缽。

在14世紀末，薩琉塔蒂才在幾位熱心新文化的佛羅倫薩商人資助下，從拜占廷請來一位造詣很深的希臘學者赫雷索洛那，開了四年的希臘文講座，布魯尼就是其中最熱心的學生之一。他描述這次學習說：“當時我正在專攻法律，要不要放棄它而去學希臘文呢？在我心裏引起了劇烈的鬥爭……我想，意大利已有七百年沒人精通這種文字了，但我們卻異口同聲地肯定一切學問都是從它而來。難道可以放棄這樣一個神聖的機會么？我終於決定全力投入赫雷索洛那的講座，我學習得那樣用心，以至白天所學所讀，晚間睡夢中也一直縈迴於腦際。”布魯尼勤學的結果，確實為他，也為整個新時代打開了知識的寶庫，他後來翻譯和編纂了不少希臘古典名著，特別是他們那種廢寢忘食以古典為師的熱烈態度，轉變了一代學風，使15世紀真正變成了“人文主義的世紀”。

和熱烈學習古典並駕齊驅的，是搜求古本古籍的努力。

在這方面，波綽·布拉丘里尼是個著名的代表。他曾遍訪意大利、瑞士和德國的古老修道院，希望能從中搜尋和搶救出一些佚亡古籍。例如，在瑞士聖加侖修道院的一個荒廢多年，據說只用來拘禁死囚的塔樓里，他發現了好幾種佚亡的抄本，其中包括古羅馬詩人昆體良的《修辭學全書》，這是所有人文學者夢寐以求的珍寶，於是他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把這部書抄錄下來，並急速送到佛羅倫薩。在佛羅倫薩，他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布魯尼寫信給他說：“整個文壇都將為你已發現的寶藏歡欣鼓舞，你真不愧是那些被你發現的古籍的再生父母，就像英雄卡米盧斯是羅馬的再造者一樣。”

從這個具體例子中，我們不難想見當時人學習古典的熱烈情況。然而，正如我們前面已指出，當時人學習古典並不是單純的模仿，而是借古典來反對封建舊文化，創造新文化。因此古詩文對他們說來決不是什麼古董，而是真正的生活教科書，隨着人文學的研究，也就推動了哲學、史學、政治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研究，形成了新的人文主義教育制度，尤其對現實主義新藝術的發展起了重大影響。人文主義在反對宗教禁欲主義方面也進一步提出了肯定人性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這就是日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這種全面發展的人的思想，就是要達到恩格斯所說的那種“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在15世紀，確實有不少學者和藝術家力求實踐這個思想，把自己培養為學識淵博、技藝全面、精力充沛的人物；而對於人的創造能力的信念，更激發了許多歌頌人的尊嚴的時代最強音，把人文主義提倡“人道”以反對“神道”，提倡“人權”以反對“君權”，提倡“個性解放”

以反對“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殘餘的進步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洛倫佐·瓦拉（1407—1457年）通過考證教廷的《君士坦丁敕令》確系偽造，動搖了教廷對西歐擁有統治權的理論根據，並在《論享樂》一文中提出了反對教會禁欲主義的人生觀理論。15世紀後半期的人文主義者米朗多拉在《論人的尊嚴》的演說里，借上帝的口表述人的偉大時說：“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間，為的是使你能夠很方便地注視和看到那裏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了一個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與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遠不朽的生物，為的是使你能夠自由地發展你自己和戰勝你自己。你可以墮落成為野獸，也可以再生如神明……只有你能夠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來生長和發展。你身上帶有一個宇宙生命的萌芽。”儘管他們還不反對上帝並且仍然信奉宗教，15世紀人文主義對人性的強調卻給日後的資產階級留下了一份貴重的遺產，在資產階級上升的時代，這是他們手中的一個反封建的有力的武器。

15世紀早期文藝復興的另一重大發展是藝術上的成就。

新藝術從喬托的創作中就開始起步了，但是14世紀後半期它經歷了暫時的停滯，因為他的後繼者們拘泥於仿效老師，背離了現實主義方向，成就不大。到15世紀初期，隨着人文主義的高漲，在古典藝術的啟示下，新藝術大師再度高舉面向自然的大旗，才促成了新藝術的高潮。因此，在藝術方面，以古典為楷模同樣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說：羅馬廢墟中發掘出來的古代雕像，在驚訝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個新世界——希臘的古代；在它的光輝的形象面前，中世紀的幽靈消逝了，意大利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藝術繁榮。15世紀佛羅倫薩的兩位著名藝術大師——建築家布魯列尼斯奇（1377—1446年）和多納太羅（1386—1466年），就是通過到羅馬廢墟學習而形成自己的新風格的。他倆青年時代聯袂而至羅馬，在古城廢墟中直接對殘柱斷牆和雕像碎片學習觀摩，那種熱衷的程度甚至被人誤認為是在搜求埋於地下的寶物。通過這種直接的觀摩學習，他們就能創作出許多既有優美的古典形式又有新時代特點的建築和雕刻，終於使整個文藝復興藝術的發展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布魯列尼斯奇的建築傑作是佛羅倫薩大教堂的圓頂，這個在高度和寬度上具有空前規模的大圓頂，曾被人認為即使用一百年時間也難以完成，而布氏僅用十多年（1420—1436年）就建成了它，不僅設計新穎美觀，而且顯示了他對工程技術的精湛知識，使這個建築變成了新時代第二個宏偉的紀念碑，直到今天仍矗立於佛羅倫薩城中，成為全城的標誌和象徵。布魯列尼斯奇還利用他的科學知識從事透視法的研究，為繪畫的現實主義表現奠定了科學理論的基礎。他的好友多納太羅則從古典雕刻中得到了現實主義的真髓，不僅傾慕於古典雕像的和諧與優美，還直接觀察、研究甚至解剖人體。他的作品在充滿古典精神的同時，又異常逼真生動，被當時人譽為“使頑石具有生命”。多納太羅的傑作如《聖佐治像》、《大衛像》、《傭兵隊長格太梅拉達騎馬像》等等，都以其現實主義的形象體現人文主義的思想，達到了表現形式與思想內容的高度結合。在他們兩人幫助和啟示下，年青的畫家馬薩卓（1401—1428年）在壁畫領域進行了巨大的革新，把透視畫法與人體解剖知識運用於繪畫，進一步發展了喬托的現實主義傳統。這位只活了二十多歲的畫家的作品氣魄渾厚，人物形象具有強烈的立體感和重量感，而背景空間則合乎視覺法則，具有前所未見的真實的深遠效果。因此，他的為數不多的作品日後一直是所有文藝復興大師學習的榜樣。在馬薩卓之後，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的繁榮期來到了，在15世紀這一百年間，佛羅倫薩一地就產生了許多即使在世界美術史上也足夠稱為第一流的畫家，達到了恩格斯所說的那種“前所未見的藝術繁榮”。

在15世紀，文藝復興在意大利得到了廣泛傳播，威尼斯、米蘭、羅馬等城逐漸成為新文化和新藝術的重要中心，與此同時，文藝復興也傳向西歐各國，促成了北方文藝復興的萌發。

16世紀：盛期意大利文藝復興

16世紀的意大利呈現出遠比前兩個階段複雜而矛盾的情況：一方面是文藝復興文化進入盛期；另一方面卻是經濟政治的發展面臨複雜的局面：意大利的工商業衰落，政治日益混亂，外國勢力佔據統治地位，城市共和國逐漸轉變為封建君主國。這種經濟政治的逆流終於決定了盛期文藝復興的命運：它是短暫的（實際上只包括16世紀頭二十年）；經過一百餘年的反覆，從17世紀起，意大利的經濟文化進入一個長期的衰落過程，而意大利也喪失了它在歐洲歷史上的領先地位。

盛期文藝復興的三位偉大代表都是藝術家。藝術在這時候走在新文化的最前列並非偶然，因為只有藝術才最充分地體現了人文主義思想，同時又吸收、結合了科學技術的積極成就。意大利盛期文藝復興的第一位巨人就是身兼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列奧納多·達·文西（1452—1519年），恩格斯稱讚他說：“列奧納多·達·文西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部門中都有重要的發現。”他確實是這樣一位博學多能，百藝精通的全面發展的人的完美典型。他的藝術創作在體現人文主義思想和掌握現實主義技法上有了極大的提高，塑造了一系列無與倫比的藝術典型。例如，他的壁畫《最後的晚餐》，描寫耶穌被捕前與門徒最後聚餐的情景，深刻而又精確地畫出各種人物的典型性格和動作，被譽為世界藝術寶庫中的不朽傑作，古今千百幅同類題材的作品和它相比都黯然失色；他的《蒙娜麗莎》畫像則表明對人的觀察分析與藝術概括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畫中婦女的微笑含意無窮，超過一切言語形容。同時，列奧納多·達·文西精深的藝術創作又是和他廣博的科學研究密切結合的。他對許多學科都有濃厚興趣和重大發現，在解剖學、生理學、地質學、植物學、物理學、應用技術和機械設計方面建樹尤多。他對人體觀察之精密，解剖之周詳，遠遠超過同時代任何醫學家。他不僅在歷史上第一次正確、全面地描述了人體骨骼和摹畫了全部肌肉結構，而且在神經和血管系統方面有不少新發現。他研究過各種岩石構造、地形演變和古生物遺迹，最早提出地質學和地史學的概念。他在物理學、光學、靜水力學上的各種發現也是非常驚人的。特別在機械設計方面，他的探索極有創見。他曾設計先進的紡車、高效率的起重機、各種車床、沖床和鑽床，而且預想到飛機、潛艇、自行車等等，被譽為許多現代發明的先驅。列奧納多·達·文西的現實主義藝術實踐和精博的科學研究還使他進一步形成了初步的唯物主義觀點，他在筆記中寫道：“我們一切知識來源於我們的感覺”，“依我看，那些不從經驗（一切無可懷疑的結論的母親）中產生，又未曾被經驗檢查的知識，就全是虛假而極端謬誤的”，“一切真科學都是通過我們感官經驗的結果”。他這種先進的哲學思想不僅使他和中世紀傳統斷然決裂，而且也使他能夠擺脫當時新文化陣營中出現的保守和唯心主義的逆流。

和列奧納多·達·文西並列的另外兩位盛期文藝復興的代表：米開朗琪羅（1475—1564年）和拉斐爾（1483—1520年），也都在藝術創作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米開朗琪羅在建築、雕刻、繪畫方面都留下了不朽的傑作。他創造的人物形象雄偉有力，精確生動，體現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他在羅馬梵蒂岡西斯廷禮拜堂屋頂上畫的壁畫，面積達500多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宏偉的藝術巨作，其中充滿了熱情洋溢、力量無窮的英雄形象，雖然壁畫的題材仍屬於基督教的神造世界和人類的故事，作品本身卻反映了新時代的氣魄和信心。米開朗琪羅的許多雕像精美無比，在技藝上已超過了希臘古典雕刻的傑作，他還設計了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和一些著名建築，在發展文藝復興的建築藝術上很有貢獻。作為後起之秀，學習和充分吸收了列奧納多·達·文西和米開朗琪羅的優秀成果的拉斐爾，則通過自己的畫幅把人文主義的理想發揮到極致，在秀美、和諧、典雅的藝術風格上放出異彩。他畫的聖母像最為著名，聖母馬利亞的形象在他筆下已沒有絲毫神秘的宗教禁欲主義的氣味，成為生活中的溫柔美麗的女性典型。拉斐爾也在梵蒂岡教皇宮中留下了一系列極為優美的壁畫作品，無論構圖、形象的描繪都達到了第一流水平。他的生命雖然短促，卻是佳作如林，影響極大，被後世尊為“畫聖”。他們三人在16世紀的意大利藝壇上取得的成就，以後一直是歐洲文化和西方文化寶庫中最燦爛的明珠。

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是盛期文藝復興最有影響的政治學家和史學家。他曾長期擔任佛羅倫薩共和政府的重要職務，有豐富的政治和外交工作經驗，在共和政府被推翻后，他轉而從事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寫有《君主論》、《羅馬史論》、《佛羅倫薩史》等書。馬基雅維利主要是從意大利的歷史和實際中尋找政治問題的解答，他竭力不把政治的概念和任何道德的、倫理的或宗教的概念牽扯在一起，使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而他被資產階級學者稱為“政治學之父”。他認為人類的政治發展自有其規律，雖然他所謂的規律是從人性論出發，但在擺脫中世紀的神權政治觀點上已前進了一大步，並總結了列奧納多·布魯尼等人文主義者有關城市共和政治興替演化的論點。聯繫到意大利當時強敵壓境、城市衰落的現狀，他認為惟一的出路在於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君主國，他的《君主論》一書主要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然而，可悲的是，在意大利當時既不存在支持統一的強大的資產階級，也不存在能擔當集權君主的政治勢力，因此他的討論不得不圍繞着君主統治的手段、計謀、氣度等問題上，構成了他的政治學說的一些特點。馬基雅維利強調為建立這種君主國應該採用一切手段，並且指出政治統治的實質是不顧一切保持實力。從此出發，他發表了一系列大膽的言論，強調統治者既要堅忍狠毒，又要假仁假義；既要勇猛善戰，又要能說會道。殘暴能使人敬畏，他就不必顧慮被人指為殘暴而退縮；慈悲能受人愛戴，他即使沒有也要假裝做出來。在《君主論》第18章，當討論到君主應如何遵守信義的問題時，他就寫下了那些日後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名言：“每個人都同意，一個君主能有信於人民，誠篤不欺，那是最好不過的了。可是經驗卻告訴我們：那些成其大事的君主很少恪守信用，反而總是善用機巧，使那些守信的人大上其當。由此可見，雙方相爭決定勝負有兩種途徑：一取決於法律，一取決於強力，前者是人類獨有，後者為獸類同具。然而當法律無濟於事的時候，就須求助於強力。因此，君主應兼用人獸之術。古人對此有一形象的教喻，他們用阿奚里和其他古代君主受教於半人半馬仙基隆門下的故事，說明君主之師既兼有人獸之性，君主之術也應該是兼有兩者之長，缺一不可。所謂君主之效法野獸，主要是指獅子與狐狸，因為獅子雖勇卻不能識陷阱，狐狸雖猾卻不能抗惡狼，因此要兼有獅狐之長，如狐之善識陷阱，如獅之威敵惡狼，才可立於不敗之地。如果只學獅子，那就要吃虧。由此可見，一個聰明的君主眼見遵守前約於己不利之時，就不能，也不應該講什麼信用，或者，當那些使他守信的理由已不存在之時，他就不妨失信。假若人皆聖賢，我這種觀點當然不能成立，可是人性本惡，他們不會守信於你，你又何必跟他們講什麼信用，何況一個君主總會找到合法的理由為自己的失信辯解的。關於這些，當代有無數事例可以說明，多少條約協議都由於君主的失信而歸於失敗；而那些學狐狸學得最到家的君主就能得到最大的成功。——然而，有必要指出，善學狐狸還得善於偽裝，為狐卻不露尾，使人不知其為狐，乃為上策。”在這裏，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說實際上變成了對資產階級政治欺騙手法的揭露，同時也鮮明地反映了整個文藝復興文化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特色。與馬基雅維利同時期的圭契阿迪尼（1483—1540年）的史學著作，阿里提諾論文藝復興風格的《廷臣論》，阿里斯奧托的文學詩作《狂怒的奧蘭多》，是文藝復興盛期著名的代表作。

16世紀初期，佛羅倫薩共和派曾兩次起義，驅逐了從15世紀中期便大權獨攬的銀行家美第奇家族，但是，得到羅馬教皇和西班牙武力支持的美第奇統治者最後終於復辟，並在1532年受封為公爵，把佛羅倫薩所在的托斯卡納地區變成了公爵國，意大利盛期文藝復興也從此宣告結束。當時除米開朗琪羅還健在外，我們上面所說的幾位代表皆已去世，在意大利只有威尼斯一地還有一個文藝復興藝術流派——威尼斯畫派繼續繁榮到16世紀末。可是，在意大利以外，德國、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方興未艾，取得了巨大進展。16世紀歐洲的兩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哥白尼日心說”引起的科學革命和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也是在文藝復興影響下發生，並從廣義上說包括在文藝復興的洪流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