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悲憫情懷寫悲劇人物

我是清秋子兄的熱心讀者，幾年前曾經在天涯社區徹夜不眠地追看他的小說《我是北京地老鼠》。描寫都市深處漂泊如浮萍一樣的草根人物之命運，幾年來我所看過的同題材小說中，竊以為無過於此著者。清秋子兄在細緻而詼諧地描寫“地老鼠”們的生存時，處處能看到筆端下表露出的一種悲憫情懷，這正是最感動我的。

正在我以為清秋子兄消失在茫茫網路中時，沉寂一段時間的清秋子重出江湖，連載的長篇《明朝出了個張居正》引起追捧如雲。尤令我欽佩的是，早在網路上有名的清秋子兄，為了避免因曾經的名氣而使作品獲得失真的高評價，連載此文時再次化名，以初出江湖的新人面孔出現，顯然，其所獲得的好評是真實純粹的、對文而不對人的。

從今天都市中籍籍無名的草根命運，到近五百年來一流政治家之一的張居正的命運，作者所關注的似乎從“小”變“大”，但不變的是那種悲憫大情懷。

張居正這樣一個位極人臣的大人物，後世一個普通書生，對其可悲者何？可憫者何？

歷史上多少已被雨打風吹去的風流人物，生前曾建立過赫赫偉業，左右着無數小人物的命運，但在時代巨大的車輪下，他們依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給後人留下一曲悲歌。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人物，難道不可悲憫么？

五百年來張居正一直是史家和歷史愛好者所關注的歷史人物，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認識猶如開礦，同樣的礦藏，隨着時間的推移，後人的掘進會越來越深，就在看上去資源枯竭，快到山重水複疑無路時，卻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是因為人類對歷史、對傳統、對自身的認識總在不斷提高。有關張居正的歷史、文藝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單說上一個世紀，先有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橫空出世，成為一座有關張居正研究的高峰；後有熊召政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讓張居正再一次出現在現代人的視野下。當下文化領域有關明朝的人與事熱浪滾滾，清秋子再在張居正這座被開掘多次的礦脈上往下開掘，難度當然更大，但仍然有不同於前人的收穫。

清朝人所修的《明史》，對張居正的評價是：“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這是基於傳統史觀得出的結論，為人臣者不能威權震主，不能仰仗君王的寵信而獲得成功。但若政治人物都吸取張居正的教訓，便使中國的傳統政治遇到了不可能解開的死結，在皇權政治構架下，一位政治家只要沒有取得最高的權力，哪怕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要干一番大事業，要對社稷蒼生做出大貢獻，不能不依靠最高掌權者的支持，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避免功高蓋主。如此，政治家的作為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事與願違，播撒龍種，收穫跳蚤。清代的大政治家如曾國藩、李鴻章，沒有一個人能取得張居正那樣的成就，不是他們的才能比張居正差，而是他們更善於保護自己。晚清也無可避免地重複晚明的結局。

朱東潤先生寫作《張居正大傳》時，正值外侮深重、烽火遍地，艱難的時局需要張居正那樣力挽狂瀾的“救時”政治家，在朱先生的筆下，張居正成為一位忍辱負重為國家不顧個人安危的英雄，而與張居正同時代的萬曆帝和某些文臣，則顯得刻薄寡恩、自私醜陋，這種判斷當然不錯。朱先生的見識顯然已經超過簡單地說張居正因威權震主而身後罹禍，因為當時的中國剛剛從帝制的泥坑裏邁出一隻腳，古老的帝國正在向現代政治體制艱難地轉型，但步履艱難，當時的人對張居正的認識不可能超越時代，朱先生以同情的筆調為張居正一些道德上的瑕疵做辯護：在那種制度和文化下，張居正不得不那樣做。朱東潤所處的時代，對歷史人物的評判，以私人道德、事功成敗來論歷史人物的傳統史觀，依然還難以完全超越。

如果今天我們再來看張居正，如果還停留在吸取張居正威權震主的教訓，還停留在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如何在傳統官場中遊刃有餘的層次，那麼說明我們對現代政治文明還缺乏起碼的了解。這些年來，一些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吸引人的賣點就是表現聰明的政治人物如何熟練運用官場各種明暗規則，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如何在政治角力、權力傾軋中取勝，讓現代中國人還津津樂道於宮廷權謀之術，這實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清秋子的這本書，固然也很精彩地寫出明朝的政治生態，寫出傳統官場臻於爐火純青的官場謀略，但若局限於此，格局就顯得小氣，清秋子的書突破這種雖然好看但陳舊的格局，寫出了一曲悲劇英雄無可避免的命運輓歌。

張居正的悲劇，不是因為他不能認識威權震主的危險以及鳥盡弓藏的政治規律，也不是因為他不知權變一味蠻幹，張居正是明朝中後期已經熟透了的文官制度培育的一位標準精英人物，他既能深諳世情，又能通曉人性，知行兼能。所以他在個人權力達到最頂峰時，清醒地認識到很有可能遭受霍光那種“驂乘”之禍————“驂乘”指和皇帝同乘一輛馬車，比喻太接近皇帝的位置。他提出過乞休養老，想急流勇退，但大明朝還需要他，明知危機重重，還義無反顧地留在首輔的位置上一直到死，實現了自己曾對人表露的心愿：“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他同時代另一位名臣海瑞評價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海瑞表面上不畏權勢，連皇帝都敢罵，但他將自己塑成帝國官員清廉正直的道德標杆，如此反而安全係數提高，包括皇帝在內沒有誰願意去故意迫害一個道德模範而自毀形象，和張居正相比，海瑞確實更善於謀身。但能謀身的海瑞只能是政壇的點綴，不可能像張居正那樣掌握實權，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謀國”。“謀身”和“謀國”不可兼得，張居正選擇了“謀國”，說明張居正比海瑞更像一個偉大政治家，也更忠於大明朝。罵皇帝的海瑞不但能活下來，而且成為五百年來官員清廉勤政的代名詞，而張居正死後遭受種種侮辱，家破人亡，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個王朝一種制度和文化的悲哀。張居正死後被清算時，他的親人完完全全成為砧板上的魚肉，連現代社會一個普通刑事犯的權利都沒有。—————今天一個殺人放火的嫌疑犯，公審時尚可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這樣的王朝，積累了再多的財富，養再多的兵，也避免不了突然崩潰的命運，由此我們能找到張居正個人命運和明帝國命運之間的內在邏輯。

清秋子的這本書，不僅好看，我以為最可稱道的是，他通過講述精彩的故事，用理解的、同情的悲憫情懷，寫出了一個大政治家和他所處的政治體制繞不過的悲劇命運，值得向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