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五章《安娜·卡列尼娜.下》（110
“柯斯加，你可知道，謝爾蓋·伊凡諾維奇跟誰坐一趟火車？”陶麗給孩子們分好黃瓜和蜂蜜之後，說道，“跟伏倫斯基！他要到塞爾維亞去。”
“而且不光是他一個人去，還自己出錢帶上一個騎兵連呢！”卡塔瓦索夫說。
“這是他做得出來的。”列文說。“難道還有志願兵陸續開去嗎？”他看了一眼柯茲尼雪夫，問道。
柯茲尼雪夫沒有回答，因為碗裏有一片白白的三角形蜂窩淌着蜜，一隻活蜜蜂粘在上面，他正在用小刀背小心翼翼把活蜜蜂往外挑。
“當然還有啦！您要是能看到昨天車站上的場面就好啦！”卡塔瓦索夫一面咯吱咯吱地嚼着黃瓜，一面說。
“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看在上帝的面上，謝爾蓋·伊凡諾維奇，您給我講講，這些志願兵開往哪兒去？他們和誰打仗呀？”老公爵問道。顯然他是接續列文不在時就開了頭的談話。
“和土耳其人。”柯茲尼雪夫把那隻無力掙扎着的被蜂蜜糊得發了黑的蜜蜂挑出來，從小刀上移到一片結實的白楊樹葉上之後，這才放心地笑着回答說。
“那麼，究竟是誰向土耳其人宣戰的？是伊凡·伊凡內奇·拉果佐夫和李迪雅伯爵夫人以及施塔爾夫人嗎？”
“誰也沒有宣過戰，而是大家都同情他人的苦難，願意支援他們。”柯茲尼雪夫說。
“但公爵說的不是支援，”列文幫岳父說道，“他說的是打仗。公爵是說，個人不得到政府許可是不能參戰的。”
“柯斯加，當心點兒，這兒有一隻蜜蜂！真的要蜇人哩！”陶麗一面說，一面在驅趕一隻黃蜂。
“這不是蜜蜂，這是黃蜂。”列文說。
“哦，哦，您有何高見？”卡塔瓦索夫顯然想挑列文爭論，笑着對他說，“為什麼個人就沒有權利呢？”
“我的見解是：一方面，戰爭是一種不人道的、殘酷的和可怕的事，任何一個人，更不用說一個基督徒，都無法自己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只有負有這種使命、不可避免會捲入戰爭的政府才能承擔。另一方面，從科學和常理來說，在國家大事上，尤其是在戰爭這種事上，公民不應依照個人心意行事。”
柯茲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都準備好了反駁的話，一齊說起來。
“老兄，問題就在於，有時政府不能按公民的心意去做呀，這時社會就要表示自己的心意。”卡塔瓦索夫說。
但是柯茲尼雪夫顯然不贊成這樣反駁。他聽了卡塔瓦索夫的話，皺起眉頭，從另一方面反駁說：
“不應該這樣看待問題。這談不上什麼宣戰不宣戰，只不過是人道的、基督徒感情的表現。骨肉弟兄和同教弟兄在遭受屠殺嘛。就算不是骨肉弟兄和同教弟兄，而是一般的婦女、兒童和老人，也不能無動於衷；一旦動了義憤，俄羅斯人就會奔去支援，制止暴行。你想想看，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到醉漢在毆打婦女或者小孩子，你會怎樣呢？我想，你一定不管是不是向這人宣過戰，都會立刻向他衝過去，保護受欺負的人。”
“不過，我不會把他打死的。”列文說。
“不，你會把他打死的。”
“我說不上來。如果我看到這種事，我也許會感情用事，但事前我不敢這樣說。對待斯拉夫人受壓迫問題，可不能這樣感情用事。”
“也許你能忍耐。別人可是不能忍耐。”柯茲尼雪夫不滿意地皺着眉頭說，“民間還流傳着‘瀆神的伊斯蘭教徒’欺壓正教徒的傳說。人民聽說自己的兄弟受欺壓，就說話了。”
“也許，”列文含含糊糊地說，“可是我沒有看到；我也是人民，我就沒有感覺到這一點。”
“我也沒有。”老公爵說，“我過去在國外，看到報紙，老實說，還在保加利亞慘案以前我就怎麼也不懂，為什麼所有的俄國人一下子都熱愛起斯拉夫弟兄，為什麼我對他們毫無感情？我非常傷心，以為我太怪僻，或者喝外國泉水喝多了。但等我回到這兒，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只關心俄羅斯，不關心斯拉夫弟兄的，不止我一個。柯斯加就是這樣。”
“在這種事情上，個人的意見算不了什麼。”柯茲尼雪夫說，“當整個俄羅斯，當人民表示出其意志的時候，個人的意見是無足輕重的。”
“對不起。我看不出這一點。人民連知道都不知道呢。”老公爵說。
“不，爸爸……怎麼不知道呀？禮拜天在教堂里不是講過嗎？”陶麗聽着他們說話，插嘴說。“請給我拿塊毛巾來。”她對笑嘻嘻地望着孩子們的養蜂老頭兒說。“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禮拜天在教堂里那算什麼呀？叫牧師宣讀，他就宣讀了。他們什麼也不明白，只是嘆氣，就像平時講道那樣。”老公爵繼續說，“隨後又對他們說，為了拯救靈魂要捐錢給教堂，他們就每人掏出一個戈比交上去。至於做什麼用，他們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會不知道；人民總是能認識自己的命運的，在現在這種時刻，這種認識就顯示出來了。”柯茲尼雪夫打量着養蜂老頭兒，肯定地說。
這個清秀的高個子老頭兒，留着花白的大鬍子和濃密的銀髮，端着一碗蜂蜜，一動不動地站着，親切而安詳地俯視着老爺們，顯然什麼也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這話一點兒不錯。”他聽了柯茲尼雪夫的話，似有所悟地晃着腦袋說。
“可是，你們問問他好啦。他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想。”列文說。“米海雷奇，你聽說打仗的事了嗎？”列文問他，“在教堂里念的是什麼？你是怎麼想的？我們應該為基督徒打仗嗎？”
“我們有什麼可想的？皇上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都替我們想好了，什麼事都替我們考慮到了。他看得最清楚了。是不是再拿點兒麵包來？再給這小廝一點兒吧？”他指着吃麵包皮的格里沙，對陶麗說。
“我用不着問。”柯茲尼雪夫說，“我們看到過，現在也看到，千百萬人為了支援正義事業拋棄一切，從俄國的四面八方湧來，毫不含糊地、明確地表示自己的心意和目的。他們拿出錢來，或者親自來，直截了當地表示他們是為什麼。這說明什麼呢？”
“依我看，”開始上火的列文說，“這說明，在八千萬人中總有一些人，也許不只像現在這樣幾百個，而是幾萬個失去社會地位的亡命之徒，這種人什麼事都可以干——投奔普加喬夫一夥，去希瓦，去塞爾維亞……”
“我對你說，不是幾百個，也不是亡命之徒，而是民族的最優秀代表！”柯茲尼雪夫就像是在保護最後的家產，也帶着火氣說，“還有捐款呢？這可是人民毫不含糊地表示自己的心意呀。”
“‘人民’，這個詞兒含義太不明確。”列文說，“鄉文書、教員、千分之一的庄稼人，也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至於其餘的八千萬人，就像米海雷奇一樣，不僅沒有表示自己的心意，而且根本不了解，他們應該對什麼事情表示自己的心意。我們有什麼權利說這是人民的心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