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鯨斗殃蝦(2)

第8章鯨斗殃蝦(2)

極度痛苦的李承晚不能回到他的祖國，他知道他的反日政治活動已經使自己成為一個受到監視的人物。曾創辦了李承晚在朝鮮上過的教會中學的衛理公會傳教團，願意幫他在美國維持學生身份。接下來的五年裏，李承晚成了一名流浪學者。他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學習神學，他放映幻燈片、開講座，講述傳教工作和朝鮮獨立事業，以賺取一些生活費（一位傳教士的支持者讚揚他是“基督福音為朝鮮人民服務的傑出榜樣”）。1907年，他從喬治·華盛頓大學畢業，轉戰哈佛。又是靠着衛理公會的接濟，他在哈佛取得歷史和政治學碩士學位。接着，他獲得支持，得以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兩年。他住在神學院，修政治學博士課程。他後來稱這一段生活是他一生“最安寧”的時光，這主要是因為他與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伍德羅·威爾遜及其妻子和三個女兒的友情。李承晚身着黑色羊絨西服，顯得一本正經。當其他普林斯頓學生都在唱歌時，他面無表情，站立在威爾遜家客廳的鋼琴旁，任憑威爾遜的女孩子們戲謔逗笑而無動於衷。威爾遜對性格內向的李承晚（他比同班同學年長10至15歲）厚愛有加，常介紹李承晚是“朝鮮獨立的未來救星”。

1910年，這田園詩般的生活結束了。國際基督教青年會給了李承晚一份工作：在漢城的基督教青年會當教師和福音傳道者。李承晚的教會朋友們暗示說，他回報他們投資的時候到了。他們出資把他教育成一名傳教士，現在他們期望着他的表現。

李承晚在朝鮮只待了17個月。由於他的政治活動記錄，日本人對他一直極為關注。看到他的同胞們生活在被奴役之中，李承晚痛心不已，但一籌莫展。他退出了基督教青年會，成為一所小學校的校長。1912年，日本人開始逮捕基督教領袖人物，李承晚逃離朝鮮，開始了他長達33年的流亡生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他定居在朝鮮人相當多的夏威夷，專心致志地從事流亡政治活動（他當了一所教會學校校長，以維持生活）。散佈在夏威夷、美國西海岸以及中國和日本的數千名朝鮮流亡者中的核心爭議是：他們應該用武力還是通過西方的外交努力來趕走日本人。儘管以前曾對西奧多·羅斯福政府感到過失望，但是李承晚仍然相信西方外交官的公開言論。因此，當他的普林斯頓老朋友伍德羅·威爾遜（現在是美國總統）宣稱，巴黎和會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關注“各國人民的自決權”的問題時，李承晚又一次歡欣鼓舞。興高采烈的朝鮮民族主義者們在漢城開會，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選舉並未到會的李承晚為總統。李承晚有此頭銜在身，就向美國國務院申請了一本護照，以便出席巴黎和會。令他痛苦的是：威爾遜總統下令把李承晚摒於門外。為了東方的和平，威爾遜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李承晚的出席將會帶來“干擾”。（另一位亞洲人胡志明則設法進了會場，但是沒人把他當回事，在越南戰爭時期他名震世界。）

絕望的李承晚試圖組織群眾集會，調動美國輿論來支持他的事業。那些十年前曾經欣賞過他關於朝鮮傳教士生活的幻燈片的衛理公會教友們，現在都對李承晚敬而遠之，他只能對少得可憐的在美朝鮮人發表講話。李承晚跑到上海去會見他的臨時政府的“內閣”成員，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明爭暗鬥而不是宏圖大計。李承晚的領導權很快就旁落了。20年來，他曾宣揚以漸進主義方式爭取獨立，但是一無所成。他的“美國朋友們”曾兩次有機會幫助朝鮮，但是美國兩次都變成一頭幫着摧殘朝鮮這隻小蝦的鯨魚。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李承晚現在開始具有的名聲是好爭善辯和頑固不化。他和其他流亡政治家，甚至他的衛理公會朋友們爭吵不休。1922年初，47歲的李承晚最後回到了夏威夷，在那裏傳教佈道、教書授業。他的名譽聲望更多來自往昔，而不是今天，更不是未來。

朝鮮共產黨人進入

由於李承晚“漸進式”反對日本佔領運動的失敗，許多朝鮮人指望從別處得到更加有力的反對力量。20世紀20年代初這種力量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當時正處於反國民黨政權鬥爭早期、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另一個是蘇聯，它急於鼓勵任何力量去整日本人。朝鮮的共產主義者飽受了跟李承晚的“和平改革”集團一樣的內鬥苦難，日本人的鎮壓迫使他們流亡在上海、日本、蘇聯和“滿洲”，他們的隊伍因政治內訌而不斷削弱。

但是，共產黨人在幾個方面比李承晚有優勢。他們大多數人在朝鮮大無畏地進行抗日；他們保證不但要趕走日本人，還要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反共的韓國歷史學家南君宇承認，共產黨人更受農民和工人的歡迎，他們甚至不顧嚴厲的警察手段，設法發動遊行示威和集體抗租運動。再者，流亡的朝鮮共產黨人在“滿洲”前線成立游擊隊與日本軍隊作戰，他們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

1912年，在朝鮮西北的平安南道，出生了一位游擊隊員金成柱（他後來成了韓戰時的北韓首相），或者說，現代北韓的宣傳媒體是這樣宣稱的。長期以來，由於沒有其他資料來源，在分析金和北韓其他領導人時，美國情報界必須依賴的那些資料的可信程度，就跟30年代荷里活影迷雜誌差不多。感謝宣傳家們，他們的確給了金一個與一位共產黨巨人相吻合的背景。他的父親窮困然而大膽，白天教年輕人學習歷史和文化，晚上訓練他們打日本人。他父親被捕入獄並飽受折磨，被迫流亡到“滿洲”，利用粗淺的醫學知識為窮人們開辦了一個診所。但監獄生活毀壞了他父親的身體，他父親死時才32歲。

據說小金很早就懂得憎恨日本人，當他母親告誡他“快快長大，為父親報仇”時，他的眼中“噙滿了淚水”。傳奇故事的一部分是：父親臨終時交給兒子兩支手槍。你用吧，他叮嚀道。我會的，兒子回答說。

金的第一次政治活動據稱是在1928年，當時他16歲。他可能是在“滿洲”商業城市吉林領導了暴力示威活動，反對把朝鮮的主要鐵路延伸到“滿洲”。他被關入監獄一小段時間，然後退居到鄉村，“鼓動農民、學生和小商業者組織起來反對日本人”。

金的組織工作顯然有了成果，當1931年至1932年日本入侵“滿洲”時，他領導的一支游擊隊就是反日運動中崛起的許多隊伍之一。中國共產黨人對游擊組織實施了全面的控制，把這些隊伍命名為東北抗日聯軍（這個名稱聽起來比實際上更令人生畏），並向他們提供武器和政治領導人。20年前作為金成柱出生的那個人，現在接受了“金日成”這個名字。這個名字來自一位傳說中的游擊隊領袖，此人在世紀之交曾經打過日本人。

改名這件事具有巨大的心理意義。它賦予金一個民族英雄的神秘特質，以致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在他的祖國時，許多人見到這樣一個年輕人都驚訝不已，他們事實上在想聚會歡迎的金日成是不是其本尊真身。後來，北韓的官方歷史甚至讚揚21歲的金日成作為領袖“鞏固了同志們的團結”，這些同志在1934年和1935年間戰鬥在“滿洲”北部。（韓國歷史學家南君宇認為此說可疑，因為當時在該地區顯然沒有總的領導人。）

此說之真偽先放一邊，共產黨確實在“滿洲”建立了強大的游擊部隊，他們使用從日本人手裏奪來的武器，偶爾會以超過1000人的兵力進攻日軍駐地。金的具體活動以及行蹤不可能記錄在案，北韓的官方傳記則把一系列不合情理的豐功偉績都歸於他。無論金的直接作用如何，日軍的官方數字證明了游擊隊的功效。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戰爭結束，“滿洲”的共產黨游擊隊共擊斃日本士兵超過6萬人，相當於6個師。

有證據表明，金的游擊隊成就使蘇聯人相信，此人在戰後大有用處。蘇聯人在戰爭期間實施了有關朝鮮的若干種不同路線。一方面，他們支持朝鮮的獨立運動，以此作為折騰日本人的手段。與此同時，他們又顯示出謹慎的利益考慮。蘇聯人希望一旦日本人離開之後，他們能控制“滿洲”，但是又擔心住在那裏的朝鮮人會助力把這個“國家”歸還給中國，或者甚至宣佈其成為朝鮮自己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鮮—“滿洲”邊境的人民不太在意正式的邊界，而且那裏有很多來來回回混居的人口。）因此，出於“安全原因”，蘇聯在30年代末乾淨利落地把居住在與“滿洲”接壤的沿海各省的將近15萬朝鮮族男女老少遷移到蘇聯內地。年輕人被徵召入伍，明顯是為了一旦蘇聯和日本開戰就用其去打日本人。

在金的官方傳記里，這一人口大轉移的時期，適逢金的游擊隊宣佈要被迫向“滿洲”北部進行一次“長征’，以避開越來越嚴重的日本軍事壓力。這應該正是金成為一名紅軍軍官、直接接受蘇聯控制之時。不管真相如何，1945年末，金作為蘇聯選定的共產主義政權領袖在朝鮮露面時，身穿蘇聯紅軍少校的軍服。對金的生涯中鳳毛麟角的少數細節進行研究的西方專家們認為，如果金沒有在他們卵翼之下待過相當長的時間，蘇聯人要委之以如此重任是不可能的。

無論金日成的背景和他戰時生涯的真相如何，他顯然是蘇聯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人。

李承晚的流亡歲月

在金的游擊隊歲月里，百折不撓的李承晚繼續奔走於西方政要的辦公室之間，希望美國人承認他是朝鮮的合法領導人。他的時間花在了他在夏威夷的學校和訪問華盛頓之間，他的“臨時政府”在華盛頓還保持着一個韓國駐美國委員會。不顧已經遭到的幾乎是一致的冷遇，李承晚仍然認為“我們的努力至少在目前必須集中在美國身上”。人們同情這位老人的熱忱，也要質疑他的現實性，因為美國已經表示，它沒有什麼興趣對這個大多數美國公民在地圖上難以找到的附屬國提供援助。《洛杉磯時報》可能對李承晚每次來到洛杉磯都堅持要求被採訪一事感到不快，刊出一則題為《朝鮮敗業之李承晚在此》的報道，第一句話就說：“東方失敗事業之領袖李承晚博士……今在洛城，晤見華人商界及政要，以圖獲其援助於朝鮮之自由運動。”李承晚一度甚至轉向蘇聯，他向蘇聯駐巴黎大使力陳亞洲大陸有必要成立一個聯合陣線以對抗日益增長的日本威脅。李承晚設法搞到了蘇聯簽證，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不料被告知這一切都搞錯了，他必須馬上離開蘇聯。

這次旅行確實給李承晚帶來莫大收穫。在乘火車前往莫斯科之前，某晚在餐桌上他碰巧坐在弗朗西斯卡·端納旁邊。她是維也納一個富有工廠主的三個女兒中的長女。端納先生是一位嚴格的循規蹈矩之士，教給他的女兒們“商業管理的基礎知識和像男子一樣的自力更生”，並強調要有自我責任感。弗朗西斯卡面容剛毅、金髮捲曲，她對國際事務略知一二，也曾看過李承晚關於朝鮮獨立的著作。兩人相互吸引，一見鍾情。兩年之後，1934年他們在紐約結婚。從此之後，她就成了李承晚的妻子、秘書、家庭主婦和志同道合者，“最溫暖的支持者、顧問和照應者”。

及至30年代末，李承晚很顯然是領導了一場“失敗的事業”。他的臨時政府成員們轉向抗日暴力攻擊和游擊戰，有人甚至投奔北韓人民軍之旗下，李承晚斥之為“共產黨和異教徒”；其他人則與中國共產黨人合作。用那位友好的傳記作者奧利弗的話來說：

他謀求通過吸引西方的利益和善意來光復他那失去的國家，這個政策看來已經破產。他的領導權從來沒有給那些他試圖吸引的美國官員留下深刻印象。年復一年，隨着他的計劃一無所獲，他的追隨者們開始四分五裂。

甚至李承晚的朋友們都開始稱他為頑固不化、難以對付的老頭，死抱着聲名狼藉的策略不放，還想撈取一些或明或暗的個人好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李承晚搬回華盛頓，住在俯瞰國家動物園的一所小房子裏。他在那裏“傾聽着虎嘯獅吼……有一種沮喪的同病相憐之感”。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拜訪了國務院，要求遠東事務主任斯坦利·霍恩貝克承認他的“臨時政府”是合法的朝鮮政權。關於“對抗日本”的老生常談肯定不再起作用了，霍恩貝克對他虛聲恫嚇、東拉西扯，最後乾脆不予理睬，彷彿他是從大街上閑逛進來的一個老百姓。後來，助理國務卿阿道爾夫·伯爾在一封拐彎抹角的正式信函中告訴李承晚：美國目前不打算承認那些捲入戰爭的國家的流亡集團所宣稱的“合法”政府。總而言之，讓我們先打贏這場戰爭，然後再解決政治問題。

李承晚甚至失去了“臨時政府”中多數人的支持。1942年，“臨時政府”投票罷免了他的總統職務，選舉在中國政治避難的金九接替他。金九是一個溫和派，他想成立一個由“所有革命組織組成的代表大會”，甚至包括共產主義的朝鮮民族革命黨。1942年末，霍恩貝克唐突無禮地通知李承晚：國務院認為他在朝鮮國內完全沒有知名度，臨時政府也不過是“一個流亡團體內部自行組織的、限制成員數量的俱樂部”。李承晚顯然不是美國政府喜歡的人。

與此同時，朝鮮共產黨人則在“滿洲”的冰天雪地里埋頭與日本人戰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