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歷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隋唐至明清時期

◇何芳川

公元7世紀，古代亞洲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改變，甚至影響了整箇舊大陸的歷史進程。

610年，穆罕默德（Muhammad，約570—632）在麥加開展了反對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活動，倡導信仰唯一真神“安拉”（通用漢語的穆斯林稱“真主”，通用波斯語的穆斯林稱“胡達”）；622年，穆罕默德率信徒遷往商業城市麥地那；630年，統一阿拉伯半島。

此後，在“聖戰”的大旗下，阿拉伯人東征西討，所向披靡，迅速建立了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這是一個由《古蘭經》與“聖訓”治理的伊斯蘭教神權哈里發國家。阿拉伯帝國雄霸一世。其經略的主要方向在西方。就東向擴張而言，629年，阿拉伯聖戰大軍出襲當時屬於東羅馬帝國的敘利亞地區，此後，又經過一系列戰爭，滅掉了東方強國薩珊波斯，並將自己的勢力漸次東擴。

與此同時，在東亞地區，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割據局面，終於迎來了統一的隋、唐帝國大盛時期。特別是大唐帝國，氣宇恢宏，名震四方；貞觀盛世，開元大治，國力雄強，中國古代社會躍升到一個新的歷史平台。貞觀年間，唐帝國西、北方向上的“四夷君長”共同擁戴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為天下共主“天可汗”。大唐勢力，越過蔥嶺，擴展至中亞地區，並在西域設立了龜茲、于闐、疏勒和焉耆（后改為碎葉）“安西四鎮”。

在阿拉伯帝國與大唐帝國之間，又崛起了強盛的吐蕃國家。634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贊（即松贊干布）遣使入唐；638年即入侵松州。雖然唐帝國採取和親政策，先後遣嫁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但不斷興盛的吐蕃仍不斷北向爭鋒。中國西北乃至中亞、南亞廣大地區，形勢錯綜複雜。

一陸上絲綢古道的發展與式微

絲綢之路，由於上述三方的政治、經濟需要，在這一時期有了飛速發展。例如，王小甫認為，不是唐朝為賺取經濟利益而經營西域，而是由於大唐帝國政治、軍事上對西域的經略，促成了絲路貿易的更加發達。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頁。

大量的使節、商人、僧侶在這條古代商道上往返奔波，風塵僕僕，絡繹不絕。

隋人裴矩在《西域圖記》的序文中，概述了以敦煌為起點的絲路具體路線。分別由北、中、南三條道路西通西海（古代中國對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地中海等的總稱）。

北道，自伊吾（哈密），經蒲類海（巴里坤）、吉木薩爾、石河子、伊寧，渡伊犁河，過中亞草原、高加索，抵拜占庭。

中道，自高昌（吐魯番），經龜茲，出蔥嶺，走費爾干納、康國（撒馬爾罕）、安國（布哈拉）、波斯，抵地中海濱。

南道，自鄯善（若羌），經于闐（和闐），朅盤陀（塔什庫爾干），越蔥嶺，走護密（阿富汗瓦罕谷），經阿姆河以南的悒怛（昆都士）、帆延（巴米安），入北婆羅門（北印度），至印度河口，接海路遠赴非洲。參見沈福偉：《中國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顯然，這三條路線大致是由漢代路線傳承、發展而來的。

東晉高僧法顯、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經，所經由的正是三條路線之中的南道。例如，法顯自長安出發，經蘭州、張掖、敦煌，渡沙河至鄯善（今若羌），再走焉耆、于闐、子合國（今葉城），過蔥嶺（於麾國、竭又國）而入印度（天竺）。法顯先到克什米爾西北部的達麗爾（北天竺陀歷）。然後渡河至今巴基斯坦北部的烏萇國；由此南下，至宿呵多國，再東下至南沙瓦（犍陀衛）國，今拉瓦爾品第西北的竺剎屍羅國。再從白沙瓦周遊北天竺、中天竺各地。參見《季羨林文集》第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2頁。

此外，由於吐蕃邦國的興盛，特別是文成、金城公主的遠嫁和親，我國西藏地區也加入了中古時期舊大陸文化交流的大循環網絡，並且為絲綢之路貢獻了一條新路線——西藏道。

唐代高僧義凈往返印度的路線，對此有清晰的記載。

義凈前往印度時，“途經速利，過睹貨羅，遠跨胡疆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返程時，“路次泥波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唐）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古代大地理學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中，也曾模糊地記載說，“……還有一條通到印度華氏城（今巴特那［Patna］，印度比哈爾邦首府）”。原文引注GFHudson，EuropeandChina，London，1931，p88季羨林考證此路，應由甘肅、青海南下，越喜馬拉雅山，經錫金，至巴特那。

到了公元8世紀中葉以後，特別是赤松德贊（755—797在位）時期，由於安史之亂，大唐勢力退出河西。吐蕃乘機佔有河西走廊與塔里木盆地南沿地區，擴向帕米爾高原，與阿拉伯人抗衡於中亞。參見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43頁。西藏道的地位，因此而更顯重要。

不過，從總體上看，除了元朝統治那一段短時期歐亞大陸交通暢達之外，自唐中葉以後，陸上絲綢古道是日趨衰頹的。

這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就發生在公元8世紀中葉。具體的標誌，是751年的怛邏斯戰役和755年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令唐帝國元氣大傷。陸上絲道衰象已顯。詩人杜甫（712—770）對此感覺敏銳。關於絲路，詩人吟道：“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其三），併發出了“乘搓斷消息，無處覓張騫”（《有感五首》其一）的浩嘆。宋代積貧積弱，從一開始就面臨北方遼、金政權的嚴重威脅，以及西方西夏政權的阻隔，幾乎無法經略陸上絲綢古道。“南渡以後，國土日蹙，一切倚辦海舶”（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更是由陸轉海的一次巨大轉折。

應該注意到，陸上絲綢古道的衰落也並非一直直線下滑，而是有着起伏的。例如在我國元朝時期，由於蒙古西征與四大汗國的建立，陸上絲綢之路一度甚為通暢，貿易活動亦極為發達。大明帝國自永樂皇帝逝后，在西北方向上力采守勢，退入嘉峪關自保，此後絲綢古道才真正衰落下來，即使在大清盛世時也難恢復元氣了。

促成陸上絲路衰落的，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就是陶瓷貿易的興起。從唐代開始，瓷器在中國對外輸出中，逐漸成為大宗貨物，成為繼絲綢之後，又一項中華文明標誌性的代表物。唐代的青瓷、白瓷和彩繪瓷器都頗為精美，深受亞非地區各族人民喜愛，直至暢銷地中海世界。由於南北朝以降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中國陶瓷業中心多在遠離陸上絲綢古道的南方地區，距離沿海反而近便得多。如青瓷的主要產地在越州（今浙江餘姚），黃褐釉瓷以洪州（今江西南昌）見長；而長沙官窯的斑彩更是別具一格。

精美的華瓷外銷，陸上交通，曉行夜宿，輾轉搬運，極易破損；而靠海路運輸，則不虞路途之遙。而且，海路運輸比之陸上運輸，不僅安全、安穩，載量也大得多。據估計，一支由30頭駱駝組成的沙漠商隊，只能裝載9000公斤貨物，而一艘海船則可載船貨60萬至70萬公斤，相當於兩千頭駱駝的運輸量。二者的優劣是顯而易見的。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

有了巨大的社會需求，就會有航海業的全面飛躍與提升。

三國時期，中國的海船就與兩漢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當時中國的造船業造出的海舶，“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二三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太平御覽》卷七六九。同時，從域外學習了風帆技術，“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太平御覽》卷七七一。

唐代造船技術進一步提高，能建造長達50～60米的巨舶，可載500～600人。特別要指出的是，唐船開始使用水密隔艙，即使海上遇難，船體破損，一二船艙進水，仍能保證不沉。這種技術，比歐洲要早900年。宋代海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結構堅固，穩定性好。特別是使用了指南針導航，“舟師識地理，夜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朱彧：《萍州可談》卷二。此時的中國海船已能勝任遠洋航行，從根本上改變了漢代“蠻夷賈船，轉送致之”的情況。中國大型海舶經常出現在紅海、波斯灣，給域外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公元9世紀中葉，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ulaman，約9世紀）記載了中國船舶經常停泊在波斯灣的西拉夫。《蘇萊曼東遊記》，劉半農、劉小蕙譯，中華書局1937年版第18～19頁。10世紀中葉，阿拉伯大旅行家馬蘇第（Masudi，？—956）則提到中國船舶經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奧波拉和巴斯拉”。參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2冊，朱傑勤校訂，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778～779頁。12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德里西（Idrisi，1100—約1165）更記載了中國船舶常到幼發拉底河口及亞丁一帶。參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2冊，朱傑勤校訂，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798頁。

唐代賈耽（730—805），彙集了當時的航海知識，詳盡地記述了中國對外的海上航線。他撰寫的《皇華四達記》，指明了“廣州通海夷道”，由廣州出發，經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蘇門答臘、斯里蘭卡，直抵波斯灣頭的航線與3個月的詳盡航程。他還記載了大約自東非海岸經阿拉伯半島南岸與波斯灣相接的另一航線，顯示了中國船舶可能已達東非沿岸的最遠航程。

這條海上通道，就是由中國與亞非各族人民共同開闢、經略並日臻完善的海上絲綢之路。

我國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大興盛，不僅是中國造船業與航海業的獨家貢獻，當時東南亞、南亞、波斯、阿拉伯各地的人民，特別是濱海各族均有不俗的表現。繼三國時期著名的東南亞海船“扶南大舶”之後，南亞、東南亞地區出現了令人注意的崑崙舶。同時，斯里蘭卡的錫蘭舶、獅子國舶也負盛名。史料記載它們“梯而上下數丈”“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法蒂瑪王朝時期（Fatimids，909—1171）的埃及大商人家族卡里米集團，擁有數以百計的海舶，在印度洋各地游弋。據記載，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海船，建造時無需鐵釘，而是用桄榔須繫結，再以橄欖糖漿泥之，入水如漆，堅固無比。

中外海舶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往返交易，使海上絲路呈現出一派繁忙興盛的景象。當時的中國詩人們，熱情謳歌了這一盛況：

“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唐·劉禹錫《酬南海馬大人詩》）

“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宋·程師孟《題共樂亭》）

除卻南海絲道外，唐宋時期還迎來了東海絲道的活躍。

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海上交通，溯自久遠。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出海求仙藥，船隊可能抵達日本。日本福岡地區出土的“漢委奴國王印”筆者在2000年訪問福岡期間，曾專程拜望了這顆寶印。明確反映了兩漢時期中日之間的海上往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訪華，更呈海上交通的規模化、密集化態勢。據統計，隋朝37年中，日本派遣隋使5次；唐代自630年到834年，在前後204年間共派遣唐使18次，平均每11年一次。其中，16次到達中國（894年最後一次任命的遣唐使，未成行）。遣唐使的規模也日益擴大，從初期的250人左右，增加到500人左右，船隻也由2艘增加到4艘。據估計，其間遣唐使的船隻，大約有四分之一長眠海底。由於航海與造船技術的進步，從日本到中國的航線，也由原來的近海沿岸航行，轉向從九州的筑紫啟航，經平戶、五島列島待風，再順風橫斷東海，到達長江口一帶登陸。至於新羅王國與大唐長達280年的交往中，雙方使節往返，共計161次，絕大多數是從海路來去的。當時新羅對華海上交通，北至山東半島，南至長江一帶。新羅詩人吟唱道：“朝發此樓前，未午棹入南蠻天。”雖為誇張，卻反映了當時中朝之間海上往來的親密關係。

這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宋時期，在東北亞地區，在中國的山東半島、長江口以及東北沿海諸口岸，朝鮮半島諸口岸，以及日本列島諸口岸特別是本州與九州地區之間，形成並發展了一個關係相當密切，規模相當龐大的海洋貿易網絡，我們可以稱之為古代西太平洋半環貿易網的北路網絡，同時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幹線——東海絲路。這條海上絲路，同整個海上絲綢之路一樣，並非呈單線狀，而是呈網絡狀。它溝通了中、朝（韓）、日三大民族，促進了東亞地區總體文明的進步。

在中國歷史上，就海上絲路而言，元代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時期。一方面統治者在對外關係上，習慣於東征西討，先後對日本、朝鮮、緬甸、印尼等國用兵，一度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海上絲路的貿易與交往；然而，元朝統治者又十分重視海外貿易。因而海上絲路雖則一度遭到損害，但迅速得到恢復，並且獲得了長足發展。

元代中國的造船業更見發達。據元末史料記載，遠航印度洋、阿拉伯海的“華船之構造、設備、載量皆冠絕千古”“舶之大者，乘客可千人以上”“海船一載千名”“大型之船有四層甲板”“一般之船室每至五六十之多”“普通四桅，時成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日］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陳裕青譯，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96～100頁。著名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Battutah，1304—1377）在來華之前，就曾在印度科澤科德港眾多國家的船舶中，發現了13艘來自中國的船舶。他還指出：“中國海域全由中國船隻航行。”參見伊本·白圖泰：《亞非遊記》（TravelsinAsiaandAfrica），倫敦，1929年版。話雖誇張，卻可見中國海船之盛。事實上，宋元以降，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地的海岸，確實多願乘華船來華交易，蓋因中國海船堅固安全。

廣州之外，福建的泉州（刺桐）也迅速崛起。在伊本·白圖泰的筆下，“刺桐是世界巨港之一。甚至可以稱作世界最大的海港。我親見港中寄碇的大船約百艘，小船更多得不可勝數。”參見伊本·白圖泰：《亞非遊記》（TravelsinAsiaandAfrica），倫敦，1929年版。元代大旅行家汪大淵，就曾在14世紀30年代，兩次“附舶以浮於海者數年”，《島夷志略·吳鑒序》。“越數十國”。他根據親歷、見聞，撰成《島夷志略》。全書共記載了220多個國名與地名，涉及範圍從菲律賓到東非沿岸廣大地區。可見當時海上絲路之盛。

明代的鄭和遠航，帶來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局面。這支古代世界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海上船隊，“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遍訪東南亞、南亞、西亞直至東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架起了一座通商與友好交往的橋樑。

明代中葉以後，西方近代殖民主義浪潮連波而至，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洋貿易網絡逐漸被破壞、被利用、被取代。陸上絲綢之路則更形凋敝。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探險家們來到中亞地區與我國新疆等地，就只能在瀚海熱風中努力尋覓絲綢古道上的遺存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從隋唐到明清，在陸、海交通與貿易大發展的基礎上，中外文化交流在更廣闊的大背景下，以更大規模在更高層次展開；而且，比起上一歷史時期來，中古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成果更加輝煌。

三唐宋以降的中外文化交流

首先，在唐宋以後，陶瓷上升為中國對外輸出的主要商品之一。同時也成為中華文明在域外標誌性的代表物。中華瓷器深受各國人民喜愛。史料記載：“中國青瓷盤碗等品，絲綾絹珠等物，甚愛之”；《瀛涯勝覽校注》，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中冊，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607、620頁。“最喜青花瓷器”；張燮：《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6頁。“好市華人磁瓮”。《瀛涯勝覽校注》，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中冊，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607、620頁。

東南亞地區諸國，是古代中國構建的華夷秩序中朝貢貿易的基本組成部分。中國瓷器的輸出，對這一地區人民的社會生活的進度與文明程度的提升，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東南亞地區對華瓷的需求量之大，可以從沉船打撈中窺見一斑。1999年，在蘇門答臘與爪哇之間海域發現一艘沉船，是1822年從廈門駛往爪哇的中國海船“泰興號”。從這艘沉船打撈上來的瓷器，竟有35萬件，都是產於福建德化的青花瓷，有杯、盤、碟、碗、罐、花瓶，等等。這批瓷器於2000年斯圖加特拍賣，引起轟動。

東北亞地區對華瓷的需求，也可從另一艘沉船的打撈中看出。1976年，在韓國全羅道新安郡道德島附近海域發現沉船一艘。經考察，這艘古船應在元朝中葉從明州或泉州、福州駛往日本途中遇難的。在打撈所獲的17947件各種文物中，瓷器有16792件，佔全部文物的93％。這些瓷器，除三件高麗青瓷和少量的日本陶瓷產品外，絕大部分是中國宋元時期的產品，其中龍泉青瓷多達九千六百餘件，而景德鎮白瓷也有四千八百餘件。

在南亞次大陸，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多處發現14—18世紀的華瓷。其數量之多，用日本學者三上次男的話來形容，就是“多得令人發膩”。例如，在印度東海岸著名的阿里卡梅杜遺址，就發現有宋代中國瓷器，內中還有一隻保存完好的宋代龍泉窯青瓷大碗，現珍藏在德里印度國立博物館。20世紀80年代，印度考古學家在次大陸南端帕里亞八丹發現了13—14世紀的中國陶瓷殘片，數量上千，其中60％是龍泉青瓷。經考證，帕里亞乃泰米爾語“大”的意思。故而帕里亞八丹，恰恰就是我國元代大旅行家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記述的國家“大八丹”!同樣的，《島夷志略》中記述的“小喃”“貨用金銀，青白花器”，經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考證，喃，即“Knulam”，也就是伊本·白圖泰塔筆下的卡倫港。那位摩洛哥大旅行家在該港見到了進行陶瓷等交易的中國商人。此外，在斯里蘭卡也發現了10—13世紀用來獻佛的華瓷。

根據三上次男的實地考察，在印度、斯里蘭卡以西、東非以東的廣大地區的七十多個遺址，發現了8、9世紀唐中後期到14、15世紀元末明初的中國陶瓷。而在東非沿岸古代城邦的遺址上，中國瓷片多到用鏟子隨便一鏟，就可以得到，以至於英國考古學家惠勒認為：“就中世紀而論，10世紀以後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歷史是用中國瓷器寫成的。”BasilDavidson，TheAfricanPast，London，1964，p132

在穆斯林文明的中心地區，如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由於中古文明的高度發達，對於中國陶瓷的需求，就不僅限於器物的使用，而是更加偏重於一種美的意境的追求與享受。851年前曾到中國遊歷的蘇萊曼就記載說：“（中國）瓷盅晶瑩透明如同玻璃，在外面隔着器壁竟能看清裏面存放的水。”另一譯本稍有差異，講“中國有一種優質土壤，用來製作杯、碗，透明晶瑩可比玻璃”。伯希和稱這是“西方關於瓷器的第一次描述”。《通報》（TongPao）第25期，1927—1928年，第106頁。在伊拉克，伊本·法基在902年記述說：“來自中國的貨物中，最受歡迎的是精巧的青瓷和白瓷。”參見沈福偉：《中國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頁。

在阿拔斯王朝（Abbasid，750—1258）哈里發哈侖·拉希德（786—806在位）時，呼羅珊的總督阿里·伊本·伊薩曾獻給過去巴格達宮廷中從未見過的20件中國御用瓷器。隨之送去的還有2000件中國日用瓷器，阿布爾·法德爾·貝哈傑：《貝哈傑史》（Tarikh-i-Bayhaqi），德黑蘭，回曆1307年，第425頁。轉引自沈福偉《中國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頁。可見宮廷需用之繁。

在伊朗，薩非王朝（Safavids，1502—1736）統治者的祖先謝赫·伊薩克的家鄉阿德比爾神廟，曾珍藏有中國瓷器一千六百餘件。在古波斯宮廷檔案中發現的薩非王室致明朝皇帝的17件書信中，有4件明白要求中國運送瓷器。參見沈福偉：《中國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05頁。更為有趣的是，明代燒制的青花瓷器中，出現了阿拉伯經文與波斯經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就有正德年間帶阿拉伯與波斯經文的瓷器二十餘件。其中，有一件青花雞心式瓷碗，開光后內有波斯文“君王”“永恆”“興盛”“君王長存”“萬世昌盛”等字樣。顯然，這是應波斯薩非王朝需求而特意燒制的。或者，這樣的瓷器就是薩非王朝的訂貨。除了宮廷需用，華瓷還用於神廟。1587—1629年在位的君王阿拔斯一世，在1611年敬獻神廟時，一次就獻上華瓷1162件。陶瓷之用，甚至流播民間。伊朗百姓使用華瓷很普及，甚至“早餐喝牛奶也用瓷杯”。TravelinPersia，London，1927，pp230～233

海外發現華瓷最集中的地方，當推埃及開羅南邊的古城富斯塔特。大量的中國陶瓷製品經海運抵達紅海北部諸口岸，然後向這裏集中。在古城遺址上，人們發掘到陶瓷殘片達60萬—70萬件。其中，華瓷就有12萬片之多。其中有唐代越窯青瓷，大部分是宋代青瓷，多屬新青與龍泉窯。夏鼐：《作為古代中非交通關係證據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埃及人從法蒂瑪王朝時期開始仿製中國陶瓷。有一位名叫賽義德的工匠，仿宋瓷成功，傳授了許多徒弟。他們初仿青瓷，再仿青花瓷，在形狀花紋上都模仿中國瓷器，只是瓷胎用埃及本地的陶土。至15世紀初，據伊朗傳道師納綏爾·胡斯羅說，埃及工匠仿製中國瓷器的工藝已達到很高水平。當時的埃及瓷器，“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個人能透過瓷器看見自己的手”。［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56頁。

正是由於陶瓷對域外流播的持久不衰，且大多是通過海路外運與外銷，因此一些學者認為，歷史上這條東西方之間的大海道，甚至不應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而應稱其為海上陶瓷之路。同時，西方學術界對這一海道，也早有“香料之路”的美稱。筆者有鑒於唐宋以後海上輸出以陶瓷日顯重要，也曾使用過“海上絲瓷之路”的用語。

然而，海上絲綢之路，仍應是上述諸般名稱中的首選。這是因為，中國絲綢在整個古代始終在海外市場上備受歡迎；儘管不少民族與國家通過學習，已經會生產各具特色的絲織品，但中國絲綢仍舊千年一貫，獨領風騷，始終保持着中華文化頭牌代表的地位。而陶瓷，至多達到與絲綢並駕齊驅的程度。

隋朝時，常駿出使赤土國，受到隆重接待，該國特派30艘船出迎華使，而常駿帶去“賞賜”赤土國王的禮物，就是絲綢5000段（匹）。

唐朝時，貞元二十一年（805），賞賜日本遣唐使團，絹1350匹。須知，此時大唐帝國已經越過其鼎盛時代，逐漸走向下坡。

宋朝時，據日本太宰府文書，查到中國泉州李充的私人船舶到日本貿易。船貨共計5種，其中3種是絲織品，共80匹。

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記載了從越南到馬八兒（印度西海岸），直到天方（麥加）的海路貿易。首宗貨物就是絲織品。另據記載，1293年，元朝從朝鮮購得千里馬1萬匹，用來交易的就是2萬匹絲綢。14世紀上半期，中國使節訪問埃及，帶去贈給當時埃及素丹納塞爾（SultanNasserMahmudBenTatar）的，是700匹織錦，其中有些上面還織着素丹的大名。

明代鄭和下西洋。隨員馬歡、費信等撰寫《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凡講到當地特產之後，都特別提到交換手段。除金銀等貴金屬外，首宗多是絲貨，即：“貨用金銀、絲紵……”

據估計，清代中日之間的貿易中，絲貨仍佔到60％。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絲貨仍然大批遠銷歐洲，甚至美洲。

從13世紀末以降，中國絲綢錦緞又成為意大利各地顯貴及羅馬教廷的時興衣料。當時的繪畫與考古實物發掘都反映和證實了這種狀況。例如，從畫家西蒙尼·馬爾蒂尼（SimoneMartini，1284—1344）完成於1317年的作品《圖魯斯的聖·路易為那不勒斯國王羅伯特加冕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聖·路易所配的主教冠帶和教袍緞帶都是中國的絲織品。

16世紀以後，西班牙人佔領了菲律賓群島，開闢了馬尼拉大商帆（ManilaGallleon）貿易。中國絲綢又跨越浩瀚的太平洋，運往美洲，在那裏暢銷各處，大受歡迎。

直到近代，當托梅·皮雷斯論及中美關係的時候，仍然清楚地指出，“中國輸出的大宗商品為本色生絲，數量甚巨；大量散裝的彩色絲綢……他們將絲綢視作主要商品……許多中國式樣的織錦緞，以及不計其數的瓷器”。引自《中美關係史譯叢》第4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頁。這裏，瓷器仍然排序在絲綢之後。

由於海陸兩方面大量絲貨、瓷器等中國器物文化成果的向外傳播，中國商品貨幣經濟的影響也遠及海外。特別是中國鑄幣，不僅在廣大海外諸國成為不可或缺的交換手段，直接促進了那些邦國貨幣經濟的萌生或發展，而且還成為海外許多民族人民貯存財富的特殊手段。例如，僅在印度尼西亞峇里島，就出現了中國銅幣重達1000噸!在斯里蘭卡北部的馬霍城堡，發現了宋元銅幣1364枚。另外，在東非一些珊瑚井中，也發現深藏其中的中國銅幣。

特別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

紙是中國的偉大發明之。1900年，斯文·赫定（SvenHedin）在樓蘭古墟發現了許多紙，其中，有年號者為公元252年、265年和310年，等等。這充分說明了，公元3世紀，紙張已經傳到我國新疆地區。此後吐魯番、高昌、焉耆、庫車、葉爾羌、和闐陸續發現了南北朝到隋唐時期的紙。斯坦因發現和闐字紙，時為781年。有學者認為，最晚在6世紀，新疆已有了當地自造的紙。大約在7世紀，造紙術開始從新疆外傳。怛邏斯之役，唐軍敗北。“中國的戰俘把造紙法輸入撒馬爾罕。從那以後，許多地方都造起紙來，以滿足當時存在着的需要。”貝魯尼：《印度》，倫敦，1914年版第171頁，轉引自季羨林《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季羨林文集》第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伴隨着阿拉伯帝國的繁榮和穆斯林文明的發展，紙張的製造與使用大大推廣。794年，在帝國首都巴格達也開辦了一家造紙工場。造紙術大約在9世紀末傳入埃及。到了10世紀末，紙張已取代了埃及人數千年來使用的紙莎草紙（Papirus）。一封寫於9世紀埃及的信，在結尾時特別註明：“用紙莎草紙書寫，請原諒。”其實，這封信是寫在一張質地最好的莎草紙上的，而寫信的人仍要為自己沒有用紙張書寫而特地致歉，這說明當時紙張已經成為時興的書牘材料。到了1040年，一位波斯旅行家十分驚異地記載了他在埃及見到的情況，在開羅，“賣菜的小販都隨備紙張，把任何賣出的東西，都用紙包裹”。［美］托馬斯·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吳澤炎譯，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可見，紙張不僅已成為埃及人民普遍的書寫材料，而且成為具有多種使用價值的生活用品。12世紀，造紙術由埃及西傳摩洛哥，並從那裏傳入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地區。

至於中國的紙張傳往印度的時間，以前鑒於11世紀以後印度才有了紙寫的典籍，而此前多用樹皮、獸皮、金屬板以及貝葉書寫，加之法顯記述“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佛國記》）；義凈更記述“口相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南海寄歸內法傳》）。故而一般認為穆斯林在12世紀才將紙帶到印度。另一說為伊斯蘭教徒在公元8世紀將紙傳入印度。季羨林經過深入考證，因義凈接觸到梵文的“紙”，認定7世紀末印度語言中已有了紙字。季羨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頁。

隨造紙術西傳的，是中國古代先進的印刷術。公元7世紀，中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首先向朝鮮和日本流播。10世紀初，中國的雕版印刷術輾轉傳入埃及。在穆斯林世界，出現了伊斯蘭教的印刷品。在此基礎上，中國的紙幣印製技術也傳入穆斯林世界。波斯語稱紙幣為cū（音鈔），保留了中文的譯音。參見《季羨林文集》第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頁。伊斯蘭桂冠詩人巴那卡特所著《智慧國·中國人》盛讚中國印刷術，說中國人保存寶書，寫在木板上，刻印存放，“因此他們的書不會有任何增刪，完全可以憑信。他們的史籍便靠了這個得以流傳。”ECBrawn，ALiteraryHistoryofPersia，London，1920，pp102～103

公元1260年，埃及馬穆魯克王朝（MamulukSultanate，1250—1517）開國君主巴伯爾斯（BaybarsI，1223—1277在位）在敘利亞擊敗蒙古西征軍，阻止了蒙古人西進的勢頭。在這場戰役中，埃及人繳獲了蒙古人帶來的先進武器——火藥裝備的各種熱兵器：火槍、火炮、炸雷，等等。從此，中國古代又一大發明——火藥，傳入西方。埃及人稱火藥為“中國雷”。同時由蒙古人那裏傳入火藥技術的還有伊朗等國。當時西亞各國文獻將火器稱為“契丹火輪”“契丹火槍”等等。14世紀，埃及開始仿造中國火器，可用火槍發射“火箭”；又研製成功發射鐵丸的火器。更製作出發射大炮彈、射程甚遠的鋼炮。火藥與火器繼續西傳，經摩洛哥傳入歐洲。到16世紀葡萄牙殖民者初次來到中國時，他們已經可以用“銃聲如雷”“炮聲殷地”的先進武器，在火藥的故鄉——中國耀武揚威了。

中國人在唐宋時期開始將指南針用於航海，［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第3分冊，劍橋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563頁；周達觀著、夏鼐校註：《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頁。指南針指航的技術在當時亞非諸國海上交通與貿易十分興旺的條件下，自然不脛而走，迅速流傳海外。據學者研究，阿拉伯海員確切使用羅盤的時間是在13世紀初年。JDuyvendak，ChinasDiscoveryofAfrica，London，1949，p20

這裏，還要強調指出，在討論古代中華文明的對外流播時，我們還應該注意這一流播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崛起的深遠影響。長期以來，這種影響可以說一直被忽略、被漠視。可以斷言，古代中國所推出的四大發明西傳歐洲，對日後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整個世界近代的到來都發揮了不容抹殺的突出作用。火藥西傳及近代火器的出現，引起了歐洲軍事組織、制度、裝備直至戰略戰術的全面革新，使過去固若金湯的中世紀封建城堡變得易於攻破。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火藥的西傳，就沒有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巴士底獄的攻陷!指南針指航技術的外傳，大大便利了新航路的開闢和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海上大擴張，從而大大加速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進程。造紙與印刷術的西傳與應用，是文藝復興與歐洲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必不可缺的物質前提。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擁有古代世界先進文明的民族，自然地起着文明與文化播火者的突出作用。不過，當我們就文明與文化的幾個層面進行具體分析時，不難發現，古代中華在對外文化交流惠予他人的，突出地集中在物質或器物文明、文化層面的高級產品領域。由於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發展，在農業生產發達的基礎上，各種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堪稱是複雜勞動的成果，如絲綢、瓷器、鐵器，以及四大發明，等等，其繁雜的生產過程與很高的技術含量，使得它們在世界上居於獨佔鰲頭的地位。舉凡此類高級產品，在對外交流中均自然會在海外諸國人民中大受歡迎與喜愛。而璀璨的中華古代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除卻日本、朝鮮、越南等少數國家外，在海外之呼應則呈現極低的狀態。這是因為，在那些文明發展程度較低的邦國與地區，還難以領會與汲取複雜、深奧的中華精神文化，而在那些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邦國，如伊斯蘭文明區，其特定的排他的一神信仰，以及游牧與農牧生產、生活方式，都使它們對制度與精神領域中華文明的成果，產生了一種拒斥力。

與此同時，我們尤應強調指出，在絲綢古道上的文明交匯與文化交流中，中華民族既是惠予者，也是受惠者。在絲路的西方，波斯、羅馬、印度、阿拉伯等幾個古代先進文明，與中華文明同放異彩，達到很高程度。還有絲路途經地區那些不斷興衰往替的古代大大小小的民族與邦國，都曾在文明與文化的某些領域綻放過奇葩，結出過碩果。因此，絲綢之路同樣使中華民族受益良多。我們甚至可以斷言，沒有絲綢之路，就沒有高度發展的、豐富多彩的古代中華文明!

從基礎上看，衣、食、住、行，屬於人類物質文化或物質文明的範疇。

衣的方面，羅馬的雜色綾、火浣布，波斯、阿拉伯的毛織品、棉織品，特別是各種地氈、壁氈、毛毯，等等，在中國市場備受歡迎。

食的方面，沿着絲綢之路，從西方源源不絕地運來葡萄、梧桐（胡桐）、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蠶豆（胡豆）、黃瓜（胡瓜）、大蒜（胡蒜），還有石榴、菠菜、西瓜、番茄、胡椒、姜……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東西，中國人的菜籃子該是多麼貧乏!

住的方面，胡床、胡帳，皆從西來。就連我們今天常講的貴賓下榻之所的榻也是波斯語音譯而來。

行的方面，域外的良種馬，如天馬、汗血馬、月氏馬等，以及沙漠之舟駱駝也都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落戶。

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西方傳來的珍禽異獸，各種特產乃至工藝品，也大大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

香料，最受中國人歡迎。由於大量香料的輸入，中國人特別是社會中上階層，形成了薰香的生活習慣。寶馬香車，美化了生活。

犀牛、大象、孔雀、獅子、長頸鹿，也傳入中國，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犀角、象牙，又頗多實用。孔雀開屏，雄獅怒吼，開闢了多少想像的空間。

祖母綠乃波斯名玉“Zumurrud”之對音譯名，各種美玉自域外流入，成為中國女性的佩飾。此外還有西方精美的琉璃製品，如前所述的刻有雅典娜面部像的玻璃瓶就是一例。

在物質文化、物質文明的層面之上，矗立着人類創造的精神文化、精神文明。

音樂、舞蹈、雜技、體育，雅俗共賞，雅俗共享。

在音樂、舞蹈方面，中國幾乎可以講是凈輸入國。在這個領域的文化交流上，中國乃是文化凈入超。首先，歌舞離不開樂器，但無論是胡琴，還是琵琶、鐃鈸等等，都是絲綢古道上的輸入品。這份名單，還可以列入五弦、笙、笛、簫、腰鼓、豎箜篌。今日出國獻藝的中國民樂團、國樂團，在音樂之都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奏《金蛇狂舞》，讓西方人如醉如痴。殊不知那樂器大多源自西方，由絲綢之路傳來，漸漸融入中華寶庫。

“于闐樂”“龜茲樂”且不去說它。“天竺樂”“康國樂”“安國樂”，皆西域傳來。白居易（772—846）在《胡旋女》一詩中寫道：“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搖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同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還有，在白居易的筆下，來自緬甸的驃國樂被描述為“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踴”（《驃國樂》）。

在大唐帝國，來自西域的樂舞是那樣地走紅，到了“臣妾人人學圓轉（即胡旋舞）”（白居易：《胡旋女》）的程度，呈現了一派“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樂務胡樂”（白居易：《法曲》）的景象。

到了元代，伊本·白圖泰訪華期間，於1345年10月與朋友乘船在杭州游湖。居然聽到中國歌手演唱波斯著名詩人薩迪的詩篇譜成的歌曲：“我對你一見鍾情，心潮如波濤洶湧；祈禱時，壁龕中也出現你的面影。”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了那首膾炙人口的唐詩：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唐·王瀚：《涼州詞》）

其中的葡萄酒、夜光杯、琵琶，還有駿馬，哪一樣和絲綢之路、文化交流都有密切關聯。看來，沒有文化的輸入，我們的祖先連唐詩也寫不成呢!

在這個層面上，還有雜技、魔術、體育，乃至天文、書法，等等，就不一一贅述了。

文化交流與文明交匯的最高層面，在於對人生真諦的拷問，與對彼岸世界的追求。這就是宗教。我們發現，恰恰在這個領域，中華民族拿不出很多東西對外流播，而再一次主要扮演了受眾的角色。

佛教、祆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從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對中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對中國的哲學、文學、宗教、藝術等，起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命中注定地要在中華大地發揚光大，而在其故鄉幾近歸於消亡。佛教的廣為流播，安慰了千百萬黎民百姓屈辱的靈魂；佛學的廣大深奧，折磨着多少代僧俗哲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唐·杜牧：《江南春》）。遍觀中華文化，無論深淺，無論雅俗，可謂無處無佛!

隋唐時期傳入中國的祆教宣揚善惡二元論，認為火、光明、潔凈、創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濁、破壞、死亡是惡端。善惡相爭，光明必將戰勝黑暗。它崇尚光明，因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摩尼教則吸收了祆教、基督教和太陽神教等思想，宣揚善惡二元論，認為宇宙間光明與黑暗兩宗相鬥，人們應奮起助明滅暗，等等。武則天（624—705）當政時，摩尼教傳入中國，長安大雲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對貧苦民眾有着相當的吸引力。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些農民起義披着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鬥的學說來動員群眾的。著名的宋代方臘起義，就是用該教來號召民眾的。中國民間秘密宗教組織，如明教、白蓮教，都受到摩尼教的影響。金庸先生的新派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塑造了一位集諸善於一身的明教教主張無忌，就寄託了廣大民眾對光明磊落、誠信善良的深深的祈望。摩尼教的傳入，給中國下層群眾提供了追求光明、反抗邪惡的精神武器。

伊斯蘭教，俗稱回教。隨着大批穆斯林來到中國，伊斯蘭教在中國流行起來，許多城市穆斯林聚居的地方都建起了清真寺。相傳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攜帶《古蘭經》到中國傳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視，在長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景教，在唐代又稱“大秦景教”，實際上是基督教的一個支脈，由敘利亞人聶斯托利（Nestorius，381—451）創立。聶斯托利主張耶穌兼有人神二性，結果被斥為異端，革出教門。5世紀末，聶氏獨立創派，建立總教會，向西亞、中亞傳教，教眾曾一度達數百萬人，與羅馬天主教、東正教並雄於天下。后經北方突厥人傳入中國。明末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述了該教流入中國的情況：唐太宗貞觀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侶阿羅本（Olopen）攜該教經書到達長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齡（579—648）將其迎入宮中，譯經傳教。隨即頒佈詔令，允許傳教。高宗時期，廣為流傳，一時出現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阿羅本也被封為鎮國大法主。德宗時，仍甚流行。781年，遂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據碑上列名之僧眾考據，70人中大半來自波斯、敘利亞等地。

總的說來，絲綢之路上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交匯，就物質層面看，中華文化、文明對外的流播與影響極為廣泛而深遠。而在精神層面論，中華文化、文明似乎更多地是居於吸收的地位。不過，由於古代中華文明的博大包容的特徵，對外來精神層面的文化、文明，一般都能勇於汲取、善於消化。遂使中華文明能不斷充實和豐富自己。其結果，是千年的絲綢古道，反而令中華文明既能一以貫之，又能與時俱進，始終在古代世界保持領先地位，在歷史長河中奔騰不息。

主要參考文獻：

1沈福偉：《中國與西亞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張星烺編註：《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朱傑勤校訂，中華書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