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幾種藍圖的不同

第一節前言

讀到這裏，也許讀者會很自然地期望我能夠對社會主義計劃做一次比較性的評價。或許讓這個希望落空是對的。因為只有完全缺乏責任感的人才會看到，要把我們在其間生活的一個制度與一個還只是心裏想像的制度——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同意俄國經驗是重要的現實——做比較必定是極端危險的。不過我們願意冒這個風險，時刻記住在我們打算涉足的事實和論據領域之外還有我們沒辦法進入的個人愛好、信仰、價值觀的領域。不過，只要我們對自己的目標嚴格限制並坦率承認存在困難與陷阱，我們成功的機會就會增加。

特別是對商業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文化世界我們不應相比較。我稱為社會主義文化不確定性的東西，其本身就完全可以阻止這樣的企圖。但是我們不準備這樣做還有另一個原因。就算社會主義文化只指一個明確的模式，比較性的評價依然是值得懷疑的事情。有這樣一些理想主義者和偏執者，對這樣做的困難他們看不到，並痛快地採用某種特徵作為比較的標準，他們認為這個特徵遠比任何其他東西價值高，他們希望自己的社會主義呈現這個特徵。不過，假如我們決心要比那種辦法做得更好，並且盡我們所能達到的洞察力，把與這個文明同生共死的各個方面看清楚，我們就會立即發覺，每一個文化都自成一體，不能與其他任何文化相比較。

不過有一個論點不但支持實際與可能的文化成就的比較，而且同時又不超出我們那種分析的範圍。有人時常聲稱，社會主義計劃能把個人肩上的經濟憂慮解除掉，並且會把現在浪費在辛苦地謀日常生活的無法計算的文化精力釋放出來。這點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任何“有計劃”社會可能做到這一點，不過因為其他理由及在別的方面它也或許會窒息文化前景。據我們所知，政府當局很難負起發現和培育人才並讓才能開花結果的責任，說政府當局發現和賞識凡·高會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快，可能有人反對。不過這種反對沒有擊中要害。因為政府當局用不着走得那麼遠。它一定要做的只是讓凡·高跟每個人一樣得到他的“收入”和讓他不過分辛苦地工作；這樣，在所有正常情況下，就完全有必要的機會來保護創造性的才能了。儘管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我不敢肯定，在凡·高這樣的事例中，這樣做是不是完全可以了。

但是還有一個更有分量的反對意見。資本主義在為人才提供向上攀登的梯子方面比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和相信的做得更好。激怒很多上等人的典型資產階級的殘忍口號“那些不能從這些梯子向上爬的人，不值得為之操心”之中，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成分。梯子或許不合我們選擇設立的標準，不過不能說它不存在。現代資本主義不僅在它發展的較早階段系統地提供保護和培養幾乎所有種類人才的手段，並且用它自己結構的規律傾向於把有才能的個人推向高處，把有能力的家族更有效率地向上推。其中，由於手段非常多，甚至在一定範圍里困難的不是在於怎樣為人才找到手段，而是怎樣為提供的手段去找到能夠適合稱為人才的人。因此，儘管可能出現社會損失，尤其在那批半病態的天才中間，不過損失肯定不會很大。

第二節討論效率的不同

下面我們對經濟方面的事情繼續討論，儘管我希望我已經清楚表明，在我看來經濟問題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1）我們討論的範圍是有明顯限度的，所以現在我們討論還僅僅涉及藍圖的第一步，犯錯誤的危險性最小。把過渡的困難推遲到以後單獨討論，暫且先假定困難已被成功地克服，我們只要看看社會主義圖式可能性與實際可行性的證據的含義，就會理解有特別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優越的經濟效率。

需要證明的只有關於大企業或“壟斷”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因為只要這點證明了，高於競爭性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就會更有理由了。按照我們在前文中的分析，這點是顯而易見的。很多經濟學家依靠在完全不現實條件下對競爭性資本主義編造的各種各樣阿諛奉承之詞的事實，對讚美資本主義和貶低它的“壟斷主義的”繼承人已經習以為常了。所以我願再次表示，就算那些讚美詞證明完全有道理（雖然並非如此），就算在工業和運輸業領域已經實行了那個理論家主張的完全競爭（其實絕不可能這樣），就算最後針對大企業的全部咒罵被證明完全合理（雖然遠遠不是這樣），實際上仍然還是在最大規模單位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實際效率要比在以前中小型企業時代大得多。這是有統計數字記錄的事情。不過，假如我們對這個事實的理論解釋進行回顧，就會進一步了解，控制單位及其經營戰略規模的不斷擴大，不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在非常大範圍內也是反映在那個統計記錄上成就的條件；也就是說，那種中小型企業前面的技術與組織的可能性（這種類型企業與接近完全競爭條件可以和諧共存）肯定不可能產生一樣的結果。所以，現代資本主義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會怎樣運作就成為沒有絲毫意義的問題。因此，除了談論社會主義不是繼承競爭性的資本主義而是將繼承“壟斷”資本主義外，我們除非偶爾涉及，否則沒必要再為競爭性資本主義多費筆墨。

我們要把一個制度的經濟效率凝縮為生產效率。甚至生產效率一詞也非常不容易下定義。要比較這兩個能夠互相替代的名詞肯定一定要指過去、現在或將來的是同一時間。不過這樣還不行。因為確切的問題並不是從某一時間看來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使用該時間存在的資本主義機構可以做些什麼（這點對我們來說，不比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使用一定數目消費品能做些什麼更讓人產生興趣），而是假如不是資本主義經理部門而是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主持建設，那將會存在或者已經存在了什麼樣的生產機構。有關我們實際和潛在生產資源的大量信息是過去20年裏積累起來的，無論它對別的目的有怎樣大的價值，可是在同我們的困難做鬥爭中沒有什麼幫助。我們能做的僅僅是舉出我們能夠覺察到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商業社會二者的經濟機器之間的差異和對它們的重要性儘可能做出正確的估價。

我們要求進行比較時候的人口的數字、質量、愛好和年齡分佈假定應該相同，那麼我們才能夠稱那個制度相對來說有比較高的效率，從長期觀點來看，我們期望它可以生產每平均時間單位的較大消費品流是有理由的。

（2）需要對這個定義加以解釋。可以看出這個定義沒有把經濟效率與經濟福利或與一定程度的需求滿足等同起來。就算在我們看來所有能夠想像的社會主義經濟必定比所有能夠想像的商業經濟效率更低，大多數人（實際上他們全是典型社會主義者關心的人）或許在社會主義中比在商業經濟中“生活更好”或“更快樂”與“更滿意”。對此，我首要的回答是，就算在這些情況下，相對效率依然保持獨立的意義，在所有情況下它將是一個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不過另外，假若採取一個忽視這些方面的標準，我不認為將遭受很大損失。不管怎樣，這是一個極具爭論的問題，把它弄得明白一點有好處。

比如，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符合很多社會主義者的道德原則，這個事實及隨着給予人們正義感的滿足，肯定要划入那個制度優越性的名下。對於這個制度的運作來說，這樣的道德忠誠肯定不是無足輕重的；它的重要性甚至就我們概念中的效率來說，以後還一定要加以評論。不過除此之外，我們所有人最好還是承認，我們有關正義等用語僅僅主要是為表達我們是否喜歡某一種社會形式的措辭而已。

不過，好像有一種贊成平等社會主義或贊成其結構允許有較大收入平等的所有社會主義的純經濟論點。那些經濟學家，起碼那些把需求的滿足看作可測定數量和認為不同人們的滿足程度能夠比較和合計而沒有感到內疚的經濟學家，有權利堅持說，有了一定量消費品流的積存，一般來說只要平均分配就會有最大的滿足產生。跟商業經濟制度有同等效率的平等主義經濟制度將在較高福利水平上運行。甚至效率略低的平等主義制度也能夠這樣做。大部分現代理論家捨棄這個論點，他們提出的原因是，因為滿足是不能測定數量的，所以不同人們的滿足程度的比較和合計是無意義的。我們沒必要走這麼遠。只需指出平等主義的論點非常容易受我們對壟斷主義實際做法的分析所提出結論的反對就可以了：問題不在於怎樣分析一定的數量而不顧收入分配的原則。在允許無限制不平等的商業社會裏的工資收入或許要比平等社會主義的平均收入高得多。只要對這點不作合理的肯定，即不肯定社會主義生產機器現在或過去或在比較時能夠期望它至少有接近商業經濟機器的效率，有關分配的論點依然是非結論性的——事實有待證明——就算我們選擇接受它也是一樣的。一旦生產效率問題能夠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分配論點都是多餘的了；除非這個論點全部建立在道德理想之上，它僅在似是而非的事例中佔優勢。

（3）之所以相同的生產效率水平能夠跟不同的福利水平聯在一起還有另一個原因。大部分社會主義者認為：相同數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收入比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民收入可以辦更多事情，因為前者可以更節約地使用它。節約措施的採取是因為出於以下事實，即某種類型的社會按照其組織特性或許把一大部分資源分配作某種目的，而另一些類型社會也依據其組織特性對這個目的漠不關心甚至反對。譬如，和平主義的社會主義節約軍費，無神論的社會主義節約教會費用，這兩種社會可能因此建立更多醫院。事情確實如此。不過由於它涉及不同的估價問題，我們不能有信心把不同估價通常歸結於社會主義（儘管能夠歸結於很多個別社會主義者），這點跟我們在這裏討論的無關。

除了柏拉圖式的社會主義之外，基本上任何社會主義社會都肯定會實行另一種類型的節約措施，即從消滅“無所事事的富人”這樣的有閑階級來實行節約。因為從社會主義立場看，不理會屬於這個集團中個人需求的滿足和估價這批人的文化功能為零是非常正確的。

第三節社會主義藍圖優越的原因

這樣，我們對優越或低劣判斷的標準包括比其表面上看來更多的理由。不過，假如我支持這個標準，那麼我上面所說社會主義藍圖優越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對前文觀點分析細讀的讀者或許感到奇怪，尋常提出以支持社會主義政權反對資本主義政權的大部分論點，一旦正確地敘述後者以迅速進步的速度為經濟創造的條件時，我們所見的就站不住腳了。這些論點中有一些，經仔細檢查，甚至還對資本主義有利。很多認為是病理的現象看起來像是生理現象——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執行重要的職能。很多浪費帶有補償，有時完全或部分地讓推論失去作用。社會上不合理的資源配置，並沒有常人所說的那樣頻繁和嚴重，另外，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缺點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一樣可能發生。過剩的生產能力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是部分地不可避免的，不過它總是有能夠解釋的地方，完全可以反駁人們的批評。甚至沒辦法糾正的缺點最終只是成就中的附帶事情，成就之大完全能夠抵消很多過錯。

關於我們問題的答案能夠從前文中推理而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答案的正確性或許還有懷疑，一旦資本主義永遠地松垮下來，這答案就成為決定性的，無論是按照經濟機制內在的原因還是根據經濟機制以外的理由來看都是這樣的。

在一些情況下，資本主義行業處於價格和產量在理論上不確定的環境中。在賣方壟斷市場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儘管不是頻繁出現。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除沒有實際重要性的有限事例外每一件事都是不平常地被事先決定的。但就算存在理論上可決定狀態時，資本主義經濟要做到所有的事事先決定也比社會主義經濟困難得多，付出的代價也大得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沒有窮盡的運動和反運動是必然的，決策也必然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做出，這就讓行動遲緩拖宕，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那樣的決策和行動是不存在的，那樣的不確定性也不存在。這個判斷不僅適用於“壟斷”資本主義，而且更適用於——儘管有別的理由——競爭性資本主義，這在豬產量的周期中就看得很清楚，多多少少完全競爭性行業在大蕭條時期或在它們自己盛衰起伏過程中也表明這一點。

不過這一點所含的意義比剛一見到時想到的要多。按照給定數據觀點看來是合理或理想的生產問題的確定解決辦法，以及所有能縮短、暢通和保護通向取得解決辦法的道路的全部措施，必定能節省人力和物資，並且降低獲得一定成果的成本。除非這樣節省下來的資源被全部浪費，否則必然提高我們所說的效率。

上面概述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些綜合的控訴在這個論證下獲得適當的辯護理由。以過剩生產能力為例。說社會主義中過剩生產能力根本不存在是不正確的。中央局堅持要充分利用一條從無人煙地區通過的新鐵路是非常錯誤的。說過剩生產能力在任何情況下都代表損失也是不對的。不過有些類型的過剩的確帶來損失，而為進行經濟戰而保留的後備生產能力社會主義經理部門是可以避免這種損失的主要例子。無論這個特殊例子的重要性有多大（儘管我不認為重要性非常大），它告訴人們我已經宣佈過的一個論點：有些東西在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下是（或可能是）非常合理甚至必要的，因此按資本主義秩序的觀點來看，它們完全不構成缺點；它們也不構成相對於競爭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弱點，只要它們（作為條件）與壟斷資本主義的成就有關係，而這些成就是競爭性資本主義達不到的。不過就算是這樣，可是跟社會主義藍圖相對照，它們仍然構成弱點。

這點對造成商業周期機制的大多數現象來說十分正確。資本主義企業不缺乏調節器，有些調節器在社會主義生產部的實際行動中很可能會再次見到。不過進度計劃，特別是各種行業中新風險投資的及時系統協調和有秩序分配，對於防止資金有時過度充塞其他一些時候蕭條不足所起的效用，比所有利率的自動的或操縱的變化和信貸供應所起到的效用有着無法相比的優越性。實際上，這些措施會消除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成因，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它只能對起落的程度起緩和作用。對於廢棄過時設備的過程，這在資本主義中特別是在競爭性資本主義中代表着暫時的癱瘓和損失，也就是失去部分機能，而在社會主義中，“廢棄過時設備”僅僅是預先編製一份全面計劃，讓一般人知道，要把過時工廠或設備件中沒有過時的部件改作他用而已。具體地說：以棉紡織業為中心的一場危機，在資本主義制度里或許會讓住宅建設停工；在社會主義制度里這場危機也會發生，此時一紙通知立刻讓棉織品生產進行大幅度削減，儘管這種情形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並且這種危機不是停止住宅建設而是加快住宅建設的理由。

無論什麼人所希望的哪一種經濟目標無不是為了實現他的願望，社會主義經理部門能夠用較少騷亂和損失達到目標，而且不一定會引起影響資本主義制度構架內計劃進度的不利條件。這點能夠用下面人們常說的話來表明它的一個方面，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可以朝着接近產量長期趨向的路線前進，從而自然地形成像我們見到過的對大企業政策所熟悉的趨勢。我們的所有議論可以歸納為下面幾句話，即社會化的意思是在大企業標出的道路上邁出超越大企業的一大步，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可以想像地證明它優於大企業資本主義，而大企業資本主義已證明它類似競爭性資本主義，而後者的原型就是一百年前的英國工業。或許在今後幾個世代看待議論社會主義計劃不足的論點就如我們看待亞當·斯密有關合股公司的論點一樣，它也不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到目前為止，所有我所說的只提到社會主義藍圖的邏輯，並由此提到社會主義事實上或許很難實現的“客觀的”可能性。不過就藍圖邏輯來說，社會主義藍圖按照較高合理水平繪製，這是無法否定的。我認為，這是處理事情的正確方法而不是合理與不合理的事情。個別地和從當時的觀點來說，農民對豬與飼料價格產生的豬周期的反應完全合理。一家公司的經理部門在賣方壟斷市場情形中運用謀略也是對的。一家企業在業務興旺時擴展在業務不景氣時收縮也無可厚非。所不同的也只是合理性的性質和範圍。

可以提出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的肯定不止這一點。不過就社會主義經濟的純邏輯來說，實際上不能證明為錯誤的大部分論點都包含在上面舉出的那一點之中。

失業是頭等重要的一個例子。我們在第二篇中已經見到，有關失業者本身的利益，無論哪一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只要其進步程度完全能夠為成功的社會主義化需要提供機會，或許不會留下特別多他們希望解決的問題。不過就社會的損失來說，上文論點的意思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失業將減少，主要是消滅了經濟蕭條的後果，而在主要由技術改進引起的出現失業的地方，生產部無論實際上做什麼都會想盡各種辦法指引人們重新進入其他職業。只要能實現計劃提到的可能性，在所有情況下都會有新職業等待他們。

社會主義計劃較高合理性還包含着一個較小的優點，它來自這樣的實際，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一般發生在個別企業里的改進，在推廣中需要很多時間並會遇到阻礙。假如進步的速度迅速，肯定會有很多企業死死抓住老方法或者低效率的方法不放。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每一項改進理論上可以用法令來進行推廣，而低標準的做法就可以被很快消滅。我之所以把這個優點稱為小優點，是因為資本主義對付低效率問題通常也相當有效。這個特殊優點的相似之處無論是大還是小，由政府機關來實現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個公正的機關總是能夠被信任，可以把它所屬的成員全都上升到它制定的標準，不過這樣說與這個標準本身怎樣完全沒有關係。讀者一定要始終記住，那個可能的優勢或許會在現實中變成實實在在的劣勢。

並且，中小型企業的經理或業主兼經理一般不是工程師就是銷售人或是組織者，就算他們都是有真才實幹的人，也不容易把所有的事情做得一般好。我們常常發現，甚至成功的企業在這方面或那方面管理得很差（有效率專家的報告為證），它們的領導人因而並沒有全部盡到責任。社會主義經濟像現代最大規模企業所做的那樣，可以把這些人放在他們真正熟悉的崗位上使用，讓他們發揮最大的專長。但是不需要我們詳細解釋的明顯理由，不容許我們對這種優點抱特別大的希望。

不過在我們繪製的藍圖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優點看不出來。商業社會的顯著特色是私人領域和公有領域的劃分，或者你也可以說，在商業社會中的私人領域所包含的內容要比封建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分派給它的多出許多。這個私人領域與公有領域分得清清楚楚，不僅在概念上是這樣，在實際上也是這樣。這兩個領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由不同的人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的歷史提供最顯著的例外），二者根據不同的、經常是互相衝突的原則進行組織和管理，於是產生不同的、經常是互不相容的標準。

在這樣的安排下只會暫時沒有摩擦，這樣安排的自相矛盾的性質，假如我們不是對它早成習慣，就會是我們驚奇的根源。實際上，遠在它發展成對抗之前，摩擦早就存在了，而對抗是由公有領域的人們越來越成功地進行資產階級領土征服戰爭的結果。這種對抗引起鬥爭。於是大多數政府在經濟領域上的行動顯現為明顯具有老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說的政府干預的特性。實際上政府這些行動確實是這個詞任何意義上的干預，特別是考慮到這些行動阻礙和癱瘓私人的生產機器。不能說這些干預經常成功，甚至在提高生產效率方面也是這樣。不過就干預行動來說，社會主義中央局的行動取得成功的機會將會更大，而因為鬥爭而產生的成本和損失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是完全能夠避免的。這種損失相當巨大，特別是如果我們把由不停調查和起訴引起的不安及隨後對私人推進事業精力的沮喪作用包括在內，損失就會更大。

應該着重地把這些成本中的一個重要成分提一提，那就是把才能專註於只屬保護性的活動，在律師所做的全部工作中，有一大部分用於企業與國家及其機關的鬥爭。我們把這類工作稱為邪惡地妨礙公益也好，或把它稱為保護公益反對邪惡阻礙也行。不管怎樣事實仍然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這部分法律活動既不需要也沒有活動餘地。由此形成的節約不能用從事這種活動的律師費來讓人滿意地衡量。律師費並不多，不過許多優秀才智之士從事這種非生產性職業所帶來的社會損失是為數可觀的。想一想才智之士怎樣得稀少，他們如果能夠轉移做其他職業，對社會的益處或許會不可勝數。

首先是因為下列事實私人領域和公有領域之間的摩擦或對抗而加劇的：自從王公的封建收入再也沒有很大重要性以來，政府始終依賴私人領域中為私人目的而生產的收入，這筆收入一定要用政治力量從這些目的中挪出來。一方面，稅收是商業社會的一項基本標誌。或者，假如我們接受第一章中引用的政府的概念，它是政府的基本標誌。另一方面，它又基本無可避免地具有傷害生產過程的性質。大約在1914年以前（假如我們同意只考慮現代），這種傷害還僅限於在狹小的範圍以內。不過從1914年以後，稅收逐漸增加，從而成為企業與家庭預算的最重大項目，成為造成讓人不滿經濟成就原因中的主要因素。另外，為了從不自願的機體中榨取不斷增多的稅額，出現了龐大的行政機構，它與資產階級做鬥爭僅是為它收入中的每一美元。那個機體的反應是發展防護器官，為自我保護做了大量工作。

沒有別的東西這樣清楚地顯示出由社會機體結構性原則衝突所造成的浪費。現代資本主義依賴利潤原則解決它的日常生活，不過不允許這個原則佔主導地位。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這樣的衝突，所以這樣的浪費也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