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社會主義的發展藍圖

我們首先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純邏輯性有沒有錯誤的地方弄清楚。因為，儘管那個邏輯性健全的任何證明並不能讓所有人相信社會主義，或者從實際上不能很好地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個現實可行的計劃，邏輯上的不健全，甚至試圖證明邏輯健全的失敗，其本身完全能夠斷定它有本來具有的荒謬性。

更確切地說，我們的問題可以歸結如下：假設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它有可能根據它的數據和根據合理行為規律做出唯一一個生產什麼和怎樣生產的決策嗎？它可能會把同一事物編製成正確經濟學口號，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利用那些數據和規律，編製出獨立一致的（即沒有矛盾的），有足夠數目來非常好地決定中央局或生產部所面臨問題的未知數的方程嗎？

（1）答案是肯定的。社會主義的純邏輯性並沒有錯誤。事情非常明顯，假如不是由於它常常被否定的這個事實，和正統社會主義者在有着強烈資產階級觀點和感情的經濟學家教給他們本領以前，提不出符合科學要求的答案這一更奇怪的事實，我原本是不會堅持要說這一點的。

我們需要提到的L.馮·米塞斯教授是唯一否定社會主義純邏輯性正確的一個人，他從合理經濟行為一定要有合理的成本計算，所以要有成本要素的價格和為成本要素定價的市場為先決條件這個前提出發，他的結論是，由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沒有這樣的市場，所以就不存在合理生產的指路明燈，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假如能運作）只能用盲目的方式運作。

恩里科·巴羅尼是除了論述得更詳細一點和澄清一些次要點之外基本上不需要任何補充地解決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想要知道其詳細內容的讀者，可以去查看他的論證。這裏只介紹一個簡要的輪廓就行了。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包括運輸和由銷售帶來的一切工作在內的生產僅僅是現存“諸要素”在技術條件強加的約束範圍內的合理結合。

在商業社會中，結合著的各要素的任務包括購買和雇傭技術條件，而在這種社會中，典型的個人收入產生於購買、雇傭的這個過程中。就是說，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僅僅是一起影響二者的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

如今，商業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最重要的邏輯或純理論區別就是後者不再是這樣了。因為乍一看，生產手段的市場價值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則即使生產手段的市場價值存在也不允許其成為分配的標準，所以商業社會的那種自動分配機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存在的。自動機制的缺失由政治行動或者由我們說的國家憲法來填補。於是分配變成一種不同的工作，起碼在邏輯上和生產完全分離。

這個政治行動或政治決定必定在這個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特性及其行為、目的和成就中產生，反過來又對它們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響。不過，當從經濟觀點來看時，上面的說法肯定是全屬武斷的了。就像上文已經指出的那樣，國家能夠採取平等主義規則（這點在哪一種意義上都能夠跟平等主義理想聯繫起來）或者只允許不平等達到認為合適的程度。特別讓人感興趣的情況是國家甚至可能在所有所希望方面以產生最大成就為目的來進行分配。“按需分配”的口號或許具有這兩個意義中的任何一個意義。不過必須建立某種規則。就我們的目的來說，考慮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就完全可以了。

（2）其次假定我們把徹底的平等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倫理信念，不過同時規定，人們應有自由在生產部有能力和願意生產的所有消費貨品中根據喜愛進行選擇，當然，像酒精飲料等某些商品社會是可以拒絕生產的。我們接着進一步假定，採取的特定平等主義理想實行的辦法是分發給每個人一張憑證，其中兒童、可能還有一些人只發給一般人的一部分，這都是由當局決定的。這張憑證表示他或她有獲得一定數量消費品的權利，數量與本會計年度可分配社會產品除以要求分配者的人數相等，到會計年度結束時全部憑證失效。這些憑證能夠想像為在規定時期中為送交消費者而已生產和正在生產供消費的所有食物、衣服、房屋、家庭用品、汽車、電影等x分之一的要求權。

僅僅為了避免不這麼做就會在人們中間必定發生的複雜而沒必要的大量交換，我們才不以貨品來表示要求權，而以等量的為了方便而選擇的不過沒有絲毫意義的單位來表示它（我們能夠率直地稱它為單位，也能夠稱它為太陽、月亮甚至稱之為美元），並規定在得到每一種貨品的單位數量時一定要付出所標數目的單位。

社會商店所索的這些“價格”，按照我們的假設，必須要滿足商品的每一種價格乘以該商品現有數量，加起來等於人們所持該商品要求權的總數這個條件，否則這個總數就是任意決定的。但是生產部沒必要固定個別商品的“價格”，除非是作為最初建議提出的。

假設已知人們的愛好與平均的“美元收入”，按照他們對這些最初建議的反應，就知道他們在什麼價格上願意拿走除那些完全沒有人想要的貨品以外的整個社會產品，同時生產部假如想出清倉儲，那時就一定要接受那些價格。如果能夠相應的做到這點，平等分配的原則就將特別通情達理地以非常決斷的方式得到貫徹。

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已經生產出一定數量的各種貨品。怎樣才能合理完成這個前提條件才是真正的問題（它的可解決性已被否定），也就是在現有資源、技術可能性和其餘環境條件下，用什麼方法來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顯然，由人們的多數票來做出生產計劃的決定根本無法滿足這個要求，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必定有一些人，可能所有人不會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有更大可能得不到給了他們不會降低別人滿足的東西。

不過，一樣清楚的是，能夠用另外一種方法獲得這個意義上的經濟合理性。對於理論家來說，這個結論來自這樣的初步前提，即估計（“所需要的”）消費品價值的消費者實際上也估計進入那些消費品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就普通人來說，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中，能以下述方式提供製訂合理生產計劃可能性的證據。

（3）為讓問題談起來方便，我們假設生產資料的數量是既定的，而且是暫時不可變的。目前讓中央局分解成為進入每一個特定行業的委員會，或者更妥當地，讓我們為每一個行業建立一個管理它的權力機關，並與中央局合作，而中央局控制和協調全部這些行業的經理部或管理局。這個中央局根據某種規律把生產資源（因為它控制着所有資源）分配給這些行業的經理部門。

假設中央局規定，行業經理部門能夠有它們所需要的所有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務，不過要遵守三個條件。第一，它們一定儘可能節約地進行生產。第二，要求它們為它們所需要的每一單位生產資料和勞務上交給中央局它們從以前出售消費品得到的所說數目的消費者美元。也就是說，中央局宣稱打算向所有行業管理部門以言明的“價格”不限數量地出售生產資料。第三，要求行業管理部門以最節約的辦法生產取走和使用它們可以使用的數量（不能少於此數），這個數量的限度是它們不必為了取得相應數量的生產資料一定要上交給中央局美元不足而只能“出售”部分產品。用相對專業的術語說，這個條件的意思是每一個行業的生產一定要達到“價格”相等於（不只是比例於）邊際成本。

當時每個行業部門的任務是單獨規定的。就像今天在完全競爭行業中的每一家企業，只要確定了技術可能性、消費者的反應（他的愛好和收入）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就知道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業經理部門只要一旦中央局公佈了生產資料的“價格”，一旦消費者透露了他們的“需求”，它們就知道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向中央局“購買”什麼數量的生產要素。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價格”和消費品的“價格”不同，它們由中央局單方面制定。不過我們也能夠說，行業經理們對生產資料表示的一種特別地決定的“需求”跟消費者對消費品所表示的需求非常像。為完成我們的證明，所需要的只是符合最高標準的中央局定價行為的規律。但是這個規律是明顯的。中央局僅僅是對每一種類別和質量的生產資料確定單一價格。如果該局使用區別定價，即同一種類和質量貨品對不同經理部門索取不同價格，一般來說這種情況一定因為為了讓那個價格正好“出清市場”，也就是市場上不再有積壓的生產資料，也不再需要更多地以那些價格出賣的東西這樣的非經濟理由。正常情況下，這個規律完全能夠為合理的成本會計提供保證，因此能保證生產資源經濟的合理分配（前一點僅僅是保證達到后一點並證明后一點正確的方法），從而保證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計劃的合理性。考慮到只要能夠遵守這個規律，就不會有生產資源要素能夠轉移到所有其他生產部門中去，假如有這種轉移，必定會引起以消費者美元表示的消費者價值的破壞，其分量等於（或多於）這些要素在它新使用中所增加的價值。我們從這樣的考慮中得到我們的證據。這等於說，生產正在社會環境一般條件所允許的任何方向進行，生產進行得合理，並且不會超出限度，跟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計劃在經濟生活靜止過程中具有合理性的論述正好符合，在這樣的靜止過程中，每一件事能正確地預見，每一件事都一再重複，其間任何打亂計劃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4）不過，假如我們的討論超出靜止過程理論的領域，承認隨產業變化而來的現象，也不會出現多大的困難。就經濟邏輯來說，不能認為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儘管從理論上說可以應付管理靜止經濟常常出現的任務，不過它必定沒辦法解決由“進步”提出的問題。稍後我們就會明白以下這點對社會主義的成功依舊是重要的，因為它從事的事業不僅有它資本主義先輩的除資源外還有經驗和技術這些極其豐富的遺贈，而且是在資本主義度過放蕩不羈生活和做完它的工作之後，正接近靜止狀態時候進行的。不過，這麼說的原因倒不在於我們無法為社會主義社會設計出一個合理和獨特決定的路線，讓它能在工業設備出現改善的機會時採用。

假設為X行業的生產過程有一種新的有更高效率的機器設計了出來。為了排除馬上要考慮的由籌集投資資金產生的問題和為了單獨突出一組與眾不同的現象，我們假設新機器可以由現在為止一直生產效率較差的機器而花費同樣的生產資源成本的同一批工廠生產。X行業的管理部門遵從它的儘可能節約的生產規律，將採用新機器，從而能夠用比以前更少數量的生產資料生產出相同產量的這第一條守則。之後它上繳給工業部或中央局的消費者美元就將少於它從消費者那裏收入的美元。這中間的差額，你隨意叫它什麼都可以，比如說叫它D或鏟子或“利潤”都行。確實，這個經理部門假如實現了這筆“利潤”，它就違反了它守則的第三條規定的條件；假如它遵守這一條款，為滿足這個條件而立刻生產如今需要的較大的產量，那些利潤就永遠不會出現。不過利潤潛伏地存在於經理部門計算之中的這個事實，完全能夠讓它自己履行在我們的假設中它具有的以獨特決斷的方式指明現在可以合理實現的資源重新分配的方向和範圍的職能。

在社會可用資源已經完全運用於提供一定消費水平的任務，倘若出現一項需要外加生產要素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外加投資的改進措施，如一座新橋樑或一條新鐵路時，人們只能延長超過迄今我們假定的由法律規定的工作時間，或者限制他們的消費，或者二者兼有。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儘可能用簡單的方法為解決基本問題而做出假設，排除了三個規律中的一種“自動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中央局和行業經理部門只有被動地按照客觀跡象的指引做出決定。不過，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無能而是我們方案的無能。假如我們希望有這樣的一種自動解決辦法，我們一定要做到廢除規定在一定使用期內沒有使用的消費品要求權全部無效的法律，放棄收入絕對平等的原則，並授權中央局獎勵超時工作和儲蓄這一我們不知道確切不確切的稱呼，使可能的改進措施和投資條件執行到這樣的程度，即做到最小誘惑力的改進或投資能產生相等於為了引起超時工作或儲蓄（或二者）一定要給予獎勵的“利潤”。如果超時工作和儲蓄在適當時間間隔內是個別獎勵的單一價值函數，那麼這個條件就獨特地決定我們問題所介紹的全部新變數。為此支付出去的“美元”能夠方便地假設是增加到先前發出的收入美元中去的。因此各方面一定要做的調整，我們不必為它多花時間論述。

這個有關投資的論點讓問題更加清楚，看來無論是唯一可能的社會主義經濟藍圖，還是自行推薦給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都不一定是最適合我們特定目的的圖式。社會主義不一定是完全的平等主義的，不過我們可以合理地期望社會主義社會可容忍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社會在周期階段平均產生的投資率。就算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也不能完全產生足夠的投資率，它一定要得到公司積累和“創造的”銀行信用的增援，這些方法既不是非常自動的，也不是獨特決定的。所以，假如社會主義社會希望達到相同甚至更大的真正投資（當然它不需要）一定要依靠儲蓄以外的方法。從能夠允許的“利潤”中提取積累而不是讓它保持潛在狀態，或者像上邊提到的類似建立信用的某種辦法是全部行得通的。不過，讓這件麻煩事交給中央局和國會或議會，通過它們，可以把它作為社會預算的一部分加以解決，那就更為自然。儘管對社會經濟運作的“自動”部分進行投票純屬表面文章，也許起監督作用，對投資項目的投票（至少對投資數額的投票）包含真正決策的意義，與對軍事預算等的投票一樣重要。讓這樣的決策與個別消費品的數量和質量的“自動”決策相協調，所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都不會出現。不過在接受這個解決辦法時，我們應該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背棄對我們圖式基本原則的忠誠。

我們藍圖中其他的特徵甚至在它的總框架中也可以改變。例如，對超時工作就有一個條件例外，我沒有把它留給個別同志去決定他們準備做多少工作，雖然作為一個有表決權者並在別的方面他們對這個決定也跟他們在收入分配等的決定上同樣有非常大的影響。我也沒有允許他們具有與中央局在它的總計劃需要內能夠和願意給予他們的相對來說更多的擇業自由。這個安排能夠想像為跟義務兵役制非常類似。這樣一個計劃相當接近這個口號：“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或者不管怎樣，它只要稍做修改就能符合這個口號。不過我們還是把它留給個別同志去決定他們準備做多少工作和做哪種工作。看來勞動力的合理分配一定要使用提供獎勵這樣的一套誘導制度，這裏不僅對超時工作實行，而且對所有工作實行，從而保證所有地方“提供”的各種類型和等級的勞動力，適合消費者需求結構和適合投資項目。這些獎勵一定要跟每個職業的引人入勝和讓人厭倦掛上鉤，一定要與勞動者為完成工作而具有的技術掛上鉤，因此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方案掛上鉤。儘管工資方案和這樣的社會主義獎勵制度之間的相似性不應說得太過，我們還是能夠說一個“勞動力市場”。插入這個機制肯定會讓我們的藍圖出現很多差異。不過這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確定內涵並不產生影響。實際上它形式上的合理性會更明顯地突出。

（5）讓讀者始終不會注意不到的是商業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間的家族相似性也更加明顯地突出。因為這種相似性好像讓非社會主義者和某些社會主義者感到愉快，讓其他社會主義者感到煩惱，因此最好還是再次清楚地說明相似的所在跟原因，這樣就能看清，無論是愉快還是煩惱都沒有什麼理由。在試圖構想社會主義經濟的合理圖式時，我們曾使用在討論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和問題中熟悉的術語在傳統上規定的作用與概念。我們說到一種作用過程，只要我們說出“市場”“購買與銷售”“競爭”等名詞，人們立即知道它們的作用過程。可見我們都使用過，或者不可避免地使用，如價格、成本、收入，甚至利潤這類有資本主義氣味的名詞，而租金、利息、工資和包括貨幣在內的其他名詞則幾乎每天都會碰到。

讓我們考慮在大部分社會主義者看來必定是最壞的一個事情，即使用自然資源（讓我們說“土地”）而獲得的報酬——地租。我們的圖式顯然不能含有應該把地租付給任何土地所有人的意思。那麼它含有什麼意思呢？簡單地說，不是在能夠預見的將來有充分數量超過所有需要的任何種類土地一定要節約地使用或合理地分配，就跟勞力或任何別的生產資源一樣，為達到這個目的，土地一定要具有一種經濟重要性的指標，出現哪種新的使用，一定要與指標進行比較，按照指標土地進入社會簿記行列之中。假如不這樣做，國家將做出不合理的行為。但是這樣做也不代表對資本主義或對資本主義精神讓步。有關地租中所有商業和資本主義的東西（在地租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聯想中）和可能是同情私有財產辯護士的所有東西（私人收入、地主等）已全部被消除了。

從一開始時我們給予人們的“收入”不是工資。實際分析起來“收入”看上去是全部不同的經濟要素的混合物，人們不得不把這些要素跟邊際勞動生產率連在一起。我們後來引用的獎金跟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有較多的關係。不過後者的對稱物，事實上到處都不存在，除非僅僅存在於中央局的賬冊上，或為了合理分配的目的，存在於與各種類型和等級的勞動力有關的重要指標中，這些重要指標是已經消失了的屬於資本主義世界所有意義的指標。順便說一下，我們能夠看到，既然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稱呼由代表人們消費品要求權的憑證分裂而成的單位，我們也能夠把它們稱為勞動小時。既然這些在因方便而規定的限度內的單位總數同樣是任意設想的，我們能夠設想總數相等於實際工作小時（各種類型和等級的勞力以李嘉圖-馬克思方法調整為某一標準質量）。最後，我們的國家跟其他任何國家一樣可以採用“收入”應與每個同志所做標準工作小時成比例的原則。於是我們應有一種勞動票據制度。對於這件事，讓人感興趣的地方在於，不提當前我們不太關心的技術困難，這樣一種制度將證明是完全行得通的。不難看出，為什麼就算到現在這些“收入”還不是工資的原因。一樣可以看出的這樣一種安排的可行性並不為勞動價值理論證明任何東西。

基本上不需要在利潤、利息、價格和成本上再做一次同樣的工作。不重做這樣的工作，家族相似性的原因現在已明顯可見：我們的社會主義任何東西都沒有從資本主義借用，而資本主義從完全一般的選擇邏輯借來很多東西。所有合理行為必定表現出跟別的合理行為有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處，情況是這樣，在經濟行為範圍內，僅僅只是理性的榜樣作用就非常明顯，至少對它的純理論來說就是如此。表示行為主義模式的概念浸透了一個歷史時期的所有特殊意義，它往往讓門外漢的內心牢記這樣獲得的色彩。假如我們是在社會主義環境裏形成的對經濟現象的歷史理解，在分析資本主義過程時，我們好像在借用社會主義的概念。

就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經濟學理論為它自己的目的而構成的完全競爭的蒼白概念依賴於每個企業能否憑藉它們單獨行動影響它們產品和成本要素的價格。假如不能那就是理論家所說的完全競爭，也就是說，假如每家企業僅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因此只能接受市場中起支配地位的價格。能夠看出，在此情況下，所有個別企業的消極反應的集體作用將形成市場價格和表現為一定形式財產的產量，後者跟經濟重要性的指標和我們社會主義經濟藍圖中的產量相類似。不過在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在決定收入形式、工業領導人的選擇、創造性和責任心的分派、成功與失敗的定義等各原則中——總之在形成競爭性資本主義特徵的所有事情中，這個藍圖跟完全競爭背道而馳，它離開完全競爭比離開大企業型資本主義遠得多。

（6）因此有必要問一問，假如我們把我們的“市場”拋入大海，合理性和確定性是不是也落了水。答案是非常明顯的。一定要有一個權威來估價，即為全體消費品確定重要性指標。有了它的價值尺度，那個權威就可以像魯濱孫·克魯索能做的那樣用絕對堅決的方式為它們估價。計劃過程的其餘部分很像它在我們原來藍圖中所做的那樣，可以按常規發展。憑證、價格和抽象單位對控制和成本計算的目的依然有幫助，儘管它們將失去它們與可自由使用收入及收入單位的親緣關係。由經濟行為一般邏輯獲得的全部概念將會重新出現。

首先，了解一下我們解決理論問題的方法會讓讀者滿意地感到這個方法特別適合使用；就是說，它不但證明邏輯上的可能性，而且在實行時也表明這個可能性能夠在實際中成為現實的步驟。就算這樣認為，為了公正地面對問題，我們要求從一開始就制訂好生產計劃，也就是說任何有關數量和價值的先前經驗都沒有，出發的基礎就是調查可用的資源和技術，以及關於人們是哪一類人的一般知識。在所有正常形勢中，它將掌握大量信息完全能夠讓它能從一開始就非常接近地達到主要生產部門的正確產量，剩餘的任務是用有信息根據的反覆試驗進行調整。對於理論家在說明一種經濟制度怎樣獲得完成某種最高條件意義上的“合理”或“最適”狀態時遇到的問題，或者經理們在現實經營中必定碰到的問題，迄今為止，社會主義經濟和商業經濟在這方面很大的根本性差異是不存在的。假如我們跟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像卡爾·考茨基一貫做的那樣，承認從先前經驗出發，那個任務肯定大大簡單了，尤其是假如那個經驗是大企業類型的經驗。

另外，再次對我們的藍圖檢查時會出現一些其他的問題：解決社會主義經理部門面對問題的辦法不僅像實際解決商業社會經理部門面對的問題一樣可能，而且更加容易。對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觀察一下經營企業的最重要困難之一在於圍繞每個決策周圍的不確定性這個耗費一位成功企業領導人最多精力的困難，就會深信不疑。這些不確定性中最重要的一類依次又在於關於實際和潛在競爭者反應的不確定性，以及關於一般業務形式將是怎樣形式的不確定性。儘管別的種類的不確定性必然將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堅持存在，不過這兩種不確定性能夠合理地期望其基本完全消失。社會主義的產業和工廠的經理部門可以確切地知道別人想做什麼事情，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合在一起進行協調行動。中央局能夠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願意無可避免地擔當信息交換所和決策協調人的角色，起碼會像包羅一切的卡特爾的執行局那樣工作。這種做法將使工廠管理人員要做的工作量大大減少，管理這樣一個制度所需要的知識要比引導一家有任何重要性的公司通過資本主義海洋驚濤駭浪所需要的知識要少得多。這點完全能夠證明我們立論的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