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維爾弗來多·帕累托
（1848—1923）
布斯凱教授在他的一本關於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的書中，引用了社會主義者的《前進》日報在帕累托逝世時所刊載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詞句，把他描述為“資產階級的卡爾·馬克思”。我不知道把他這樣的人稱為“資產階級”是否恰當，因為他從來不放棄任何對無知和怯懦的資產階級表示蔑視的機會。但在其他方面，這一類比準確地表達出帕累托留給他的同胞的印象：他們實際上已經把他擺在了凌駕於同時代的其他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上的顯著的位置。他在其他國家沒有受到如此的推崇。在英國和美國，一直到今天，人們對他及其思想仍然是陌生的。誠然，當他的社會學著作被翻譯之後，帕累托的學說也曾經風行一時。但由於氣味不合，這一風潮很快就在一種冷淡的氣氛中消失了。但是就純粹理論家這個小圈子來說，帕累托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即在鮑萊教授的《經濟學的數學基礎》發表之後，對英美經濟學者產生過相當的影響。但是在這兩個國家裏，關於帕累托所專長的方面，馬歇爾和后馬歇爾主義的經濟學家做了足夠多的工作，甚至搶在其他思潮奪走帕累托已經佔領的陣地之前，阻止了他佔領更多的陣地。
理論經濟學的若干重要發展現在看來起源於帕累托。這可能令人驚奇，但也不難解釋。帕累托是法國和意大利文明的一方面的產物，而這種文明和英美的思潮相去甚遠。即使在法意文明範圍內，他的突出形象幾乎也是無與倫比的。人們不能把帕累托歸於哪一流派。他不信奉任何“主義”。沒有什麼宗派或政黨可以聲稱帕累托是自己這一派的，雖然有許多宗派和政黨從帕累托所掌握的廣博的知識領域中盜取了一些碎片。他似乎覺得和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潮流和口號背道而馳是一件快事。極端放任主義的追隨者們可能從他的著作中尋章摘句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可是他對自由主義的“財閥民主”或“財閥宣傳”的蔑視是最為徹底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感謝他，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他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做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他還抗議意大利政府在1898年所採取的反社會主義措施。法國的天主教可以因為帕累托攻擊了對法國教士們的迫害——這種迫害是非常不光彩的德雷福斯案的後續——而感謝他。他還反對孔貝部長的“政權還俗主義”政策，因為他是一位紳士，而不是因為他相信天主教會的教義。
像帕累托這樣一位獨立和好鬥的紳士，在爭論中習慣於直截了當地給對手以強有力的抨擊，這可能受到這一派或那一派的讚譽，但他卻難孚眾望。現在他已經是過去的人物了。但即使在他事業的全盛時代，也是我們所熟悉的政治和社會口號統治着官方語言、報紙、政黨綱領及一般文獻，其中也包括經濟文獻，帕累托表達其嚴謹的科學成果的材料也不比現在更為流行。這裏的問題似乎不在於解釋為什麼帕累托沒有產生更廣泛的影響，而在於解釋帕累托是如何產生這麼大範圍的影響的。
如果我們可以把自己控制在帕累托對純粹理論的貢獻範圍內，則他的為人和他的社會背景及地位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但是完整的帕累托的為人和制約他的一切力量，都十分明顯地和不屬於經濟學純粹邏輯的理論的任何事情有關，因此有關其人和那些制約力量的評價比科學成就評價中的類似內容更重要、更有益。我將首先嘗試表達出這種意見，然後簡略地評述一下他在純粹理論方面的工作，最後我將看一看他在《普通社會學》一書中所做的關於社會這一概念的不充分的表述。
一、生平
帕累托的父親，熱內亞人馬爾凱塞·拉斐爾·帕累托伯爵，似乎是一個受19世紀前半葉意大利復興運動影響的典型人物，是馬志尼的一個熱烈擁護者——或許較多地由於國家原因而不是由於社會原因——他是“阻礙意大利走向全國統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畏懼的敵人。而且他是這個意義上而非其他方面的一位革命家。因此，他流亡國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國妻子，而本文的主人公也在那裏出生。如果加雷尼將軍曾經把他自己描述為“法國人但也是意大利人”，那麼維爾弗來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描述為“法國人但也是意大利人”。他於1858年被帶到意大利接受學校教育，並於1869年獲得了工程學博士學位。他立即開始從事工程和工業管理工作，並在幾次調換工作以後升任意大利鋼鐵公司的總經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董事長”——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學，並被任命為瓦爾拉的繼承人，雖然在這以前的幾年，人們已經接受他是一個專業的經濟學家了。這樣，他主要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時間大概是1892—1912年，實際上他後來的一切作品在性質上都是屬於社會學方面的。他在1906年辭去教授職位，退休回到位於日內瓦湖畔的鄉村的家裏休養。在充滿旺盛精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階段，他逐漸成為“塞利尼的孤獨思想家”。
上述這些情況基本上已經滿足了我們的需要。我們只需著重指出已經提到的幾件事，而不必再增加其他的事實。首先，由於他有作為一位工程師的經驗——並且他似乎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觀點——他早年所掌握的數學知識已達到專家水平。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是一位非同尋常的經濟學家，他完全熟悉工業世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學院經濟學家、公務員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獲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最後，他對現行的一般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強烈興趣，使得他在開始創造性工作之前，差不多就已經是一位經濟學家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即將在另一處加以評述。弗朗西斯科·費拉拉當時仍然聲名卓著，而自由主義者不加批判地讚美的那種理論結構仍然沒有遭受到冷遇。費拉拉的著作，特別是發表於《經濟學家文庫》中關於經典著作的著名序言，對於帕累托來說，使他受益匪淺，其影響不亞於，或者甚至超過了他在學生時代的大學課程所賦予他的教誨。但是帕累托對瓦爾拉著作的研究則源於馬斐奧·潘塔萊奧尼的建議。
上述各種事實都不能夠完全說明帕累托對社會和政治的看法，甚至都不能說明他對所處時代和他的國家的實際問題的態度。我絕不相信他的個性會像極容易被抽乾的水池那樣，輕易就能被人剖析然後解讀。但是我能肯定，凡是認識他的人都會同意，貴族的背景對於他這個人比對其他那些普通人而言，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這一背景使他不能和共同生活在社會上的人們在精神上達到共鳴——也使他不能成為被任何集團完全接納的成員。這一背景也使他不能和資產階級思想的產物建立某種情感上的聯繫，如被稱作“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孿生兄弟。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夠維持生活的經濟收入——一開始是勉強餬口，後來則使他的生活富足——也讓他變得離群索居，因為這為他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來的條件。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學說也起着同樣的作用。我的意思不是指他和當時每個受教育的人所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學說，而是指他通過夜以繼日學習希臘和羅馬古典文獻所形成的屬於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論。古代世界是一個博物館，而不是實踐科學的實驗室。他太相信那裏面所積累的智慧，結果必然會遠離生活於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他參加本國政治和政策的辯論的結果，使他自己完全孤立起來了，以致在接受洛桑大學邀請之前，他就已經決定移居瑞士。孤立對他的暴躁氣質是有影響的——只是在晚年，第二次結婚所帶來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氣好一些——而暴躁的氣質實際上對於孤立來說是不能忍耐的。
但是他為什麼會選擇帶着一腔憤怒離開自己的祖國呢？他從內心深處熱愛他的祖國，他不僅渴望而且目睹了自己的祖國重獲新生。這一問題常常受到那些客觀、嚴謹的觀察家的關注，因為在這些觀察家看來，似乎在帕累托離開祖國以前的30年期間，這個新的國家的情況並不太壞。除了經濟以相當快的速度發展而且脫離了財政紊亂的情況以外——這裏要向我們的凱恩斯主義者們表示歉意——這個國家首先採取的措施是進行社會立法，並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當時所謂的列強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們的觀察家將會對阿戈斯蒂諾·德普雷蒂之類的政權表示極大的尊敬。而且考慮到新的民族國家在初創階段容易遇到的困難，觀察家對於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部分也會加以原諒。但是帕累托沒有表現出任何要原諒這些部分的跡象。他只看到了無能和貪污腐化。他投入於一個接一個的政府的激烈鬥爭中，這就使他成為眾所周知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在19世紀，這意味着自由放任主義的毫不妥協的鼓吹者——而且在那個時期的德國新政者們中間，他對下面這種理論的產生起到了推動作用，即邊際效用只是用以阻礙改良者的一種邪惡詭計而已。關於帕累托對經濟政策問題的態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學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可能就是全部的內容了。但即使在那時，在他的那種極端自由主義的思想中仍然有些東西是直接反對官方自由主義的教條和口號的。他確實是一個反國家主義者，但這是出於政治的理由，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理由：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不同，他不反對政府活動本身，但是反對議會民主制的政府，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熱烈擁護的那種議會民主制的政府。從這一點來看，他這種類型的自由放任主義有了引申意義，與英國式的自由放任主義完全不同。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其餘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紀即將結束的時期和20世紀最初的20年期間，越來越多的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開始表示不滿，從單純地表示失望，發展到對議會民主不斷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國和意大利所產生的後果表示強烈厭惡。有這類情緒的人很多，不限於任何一個黨派，分析這些情緒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說去評判它們了。與本文有關係的問題是這些情緒真實地存在，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這種思想潮流中顯得突出，不僅因為他在同時代的人們中更為突出，還因為他寫了一部社會學方面的著作——還有索雷爾和莫斯卡的著作——使這些情緒合理化了。
對於英國人和美國人來說，有些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境遇使他們在思想上對議會民主有一種不同尋常的特殊情感，他們忘記了這些條件，因而不知道帕累托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可能產生的影響。但是這種態度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不需要任何理論來解釋它。1914年到1922年所發生的事件已經把他召回了政治辯論的舞台。他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凡爾賽條約的失策，以及國際聯盟的無能所發表的精闢的分析，雖然在意大利以外沒有引起共鳴和其他反響，卻是他的成就中最耀眼的部分。但最主要的是他目擊了帶有某種恐怖色彩的意大利社會的解體，這隻有當一個人親眼看到才會去相信。
把這些年裏的一切困難都歸咎於頹廢的資產階級疲軟無力的政治制度，這位羅馬史學者可能想到在羅馬共和國中元老院所使用過的一個方案，即為了應付緊急局面，元老院常常命令執政官們任命一位實際上具有無限權力——雖然是臨時權力——的官員，即獨裁者。執政官應該注意使國家的利益避免受到損害。但是在意大利的憲法裏沒有這種規定，同時，即使有這種規定，也不會起到什麼正面的作用。因此，獨裁者必須自己任命自己。除了這一點及讚譽墨索里尼在恢復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外，帕累托從來沒有再走一步。墨索里尼對始終宣講溫和主義的人及始終主張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人，都給以參議員之類的地位，並引以為榮，但一直到晚年，帕累托始終拒絕接受這一主義，就像他拒絕接受任何其他主義一樣。根據英美的傳統觀點來推斷帕累托的行動——他的任何行動或感情——是得不到任何實際意義的。
其他任何東西都沉在他的人格深淵之底。
二、理論家
在對帕累托在經濟學上的貢獻做出任何評價時，首先必須充分稱讚他的領導才能。他從來沒有在意大利教過書，洛桑大學的法律系也沒有成為智力征服運動的非常好的司令部。他在西里奈的鄉村住宅看起來像一個很好的休養所。可是他實現了瓦爾拉沒能辦到的事情：他建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學派。1900年以後不久就出現了由一些傑出的經濟學家組成的內部圈子，由一些不甚著名的經濟學家的追隨者組成的廣泛圈子，此外還有一大批比較固定的外圍支持者。他們在積極創作方面彼此合作，並且在私下也保持私人來往。在爭論當中他們互相支持。他們衷心服從於一個導師和一個學說。
這一學派是明確地刻有意大利人的鮮明烙印的。前面已經指出，它極少有什麼外國的追隨者，雖然帕累托學說的部分章節在英國和美國最終也被接受了。帕累托學派從來也沒有統治過意大利經濟學界，實際上從來沒有哪個學派曾經統治過它的國家。唯一的例外，就是李嘉圖的經濟學說曾經統治英國經濟學，而這一現象也只是由於不實事求是的歷史編纂工作造成的。許多其他意大利傑出的經濟學家，像愛因奧地，完全堅持他們自己的主張，另外一些人，像戴爾·韋基奧等，儘管承認帕累托的盛名，採納他的某些學說，但也思考和寫出了許多東西，正如世界上未出現帕累托時他們所做的一樣。然而事實是，一個學派確實在這種理論結構基礎上出現了，這種理論結構不僅一般讀者不容易接近，而且對於一些最有創造性的部分，連經濟學研究者也感到分析起來有點力不從心，特別是那些從來沒有聽過這位導師講課或會見過這位導師的研究者。
但是一旦我們正確地認識到並因此拋開他的領導才能，我們就看到了一位繼續着瓦爾拉工作的理論家。當然沒有人曾經否認這一點，甚至帕累托的忠實追隨者，至少是帕累托本人都未加以否認。在這一點上的意見分歧顯然局限於以下問題：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帕累托超過了偉大的先驅者瓦爾拉？兩人在智力發展方面誰高誰低？有幾種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的弟子們沒有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一致，無論是他們與外界還是在他們自己中間。其中有一個理由我們要立刻提出來。瓦爾拉在政治哲學的外衣下提出了他的不朽理論，其本質是超科學的，因而不會合乎每個人的口味。我恐怕再沒有更好的方法來表達它是什麼哲學，因此倒不如把它稱為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哲學。瓦爾拉覺得有責任宣講一種“社會理想”，它來自19世紀前半葉法國的准社會主義作家們（或者我們可以同樣公道地說它來自功利主義）。他把土地國有化看成他的學說中的主要內容；他是一位貨幣改革者，他的學說散發著清晰的、現代的氣息。但是這一切正是帕累托所討厭的東西。這些只是形而上學的空想，而且是不帶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形而上學的空想。他們的共同基礎僅僅局限於純粹理論方面，特別是瓦爾拉的均衡公式。但在其他任何方面，他們的不同就像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一樣。即使他們曾經共同為了樹立經濟學的發展而精誠合作並締結了一定的情誼，而且帕累托對於瓦爾拉向自己推薦洛桑大學的教授席位也心懷感激，但這些都不能掩蓋他們之間根深蒂固的互相厭惡，這種厭惡的情緒還不時在他們與其他人的談話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雖然他們的純粹理論的出處都來自於同一個模型，但是他們各自的整體思想體系，各自對於社會過程的看法卻沒有得出相同的結論。所有無意忽視一個人的基本理論和實際特長的經濟學家，也就是說大多數的經濟學家，只是因為這一理由，就會認為帕累托的結構和瓦爾拉的結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無論如何——我們暫時忽略一下社會學——僅他在純粹理論方面的成就，就已經在這門學科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其中也有例外的情況。讓我們首先看看這一例外。在《政治經濟學講義》及1896年的一篇單獨的論文裏，帕累托在計量經濟學方面發表了具有高度創造性的著作，這首先確立了他的國際聲譽；並且在“帕累托法則”的名稱下，他創造了可以稱為對它所精密討論的問題有貢獻的一整套文獻。如果以N代表收入比x高的所得者的人數，以A和m為兩個常數，則可以把帕累托的“法則”陳述為
logN=logA+mlogx
《政治經濟學教程》的第7章有帕累托對這一概括的最成熟的解釋。我們必須把自己限定在注意他所提出的兩類問題的範圍內。首先，是適當性的問題。人們曾經進行了許多研究。其中一些著者認為他們的研究或是完全駁倒了這一“法則”，或是提出了另外一些較好的方法來描述收入的不平等現象。讀者會觀察到，關鍵的問題在於m值的近似不變。然而總的來說，帕累托定律經得起批評，因為直到現在，有時還有稱職的統計學家應用它，這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其次，還有如何解釋的問題。假定直到最近的某個時期，按照等級的收入分配情況已經十分穩定，我們能從這一點推導出什麼呢？這一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解決。大多數討論的參加者，其中包括庇古，都只局限於批評帕氏本人的解釋——這一解釋，至少可以說，最初確實容易遭到反對。並且像我們的許多爭論一樣，這一爭論也以沒有提供任何確定的結論而告終。似乎很少有經濟學家認識到這類公式具有在將來的經濟學中仍然能保留下來的可能性。從這一觀點來看，帕累托的“法則”確實是另闢了一條道路，即使最終它也沒有留下任何特殊形式。
我利用這一機會來討論另一件事。帕累托在《政治經濟學教程》有關人口的一章中討論了收入分配定律。就這一標題下通常所要討論的問題而言，這一章並沒有多少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這一章里包括了許多其他東西，它們像這個“法則”一樣，通常是不會包括在人口理論這部分的。而正是這些內容使這一章變得生動活潑，賦予它新穎性和創造性。帕累托的精英循環論就是一個例子（參考後面的“三、社會學家”部分）。其中大部分內容本質上是社會學的，而不是經濟學的，而且有一些部分尖銳地、誠然幾乎是天真地顯示出了一些偏見，這些偏見不適當地壓在這位分析人類偏見的偉大分析家身上。
在真正被稱為純粹理論的領域裏，帕累托的思想發展緩慢，而且實際上保留着某些帕累托以前的特點。除了費拉拉的、英國與法國的“古典時期”的經濟學家的早期影響以外，他以瓦爾拉的靜態均衡方程式作為起點——這是在他認識到這些方程式事實上是通向其他一切事物的鑰匙之後的事，雖然在開始時他對這些公式是有着相當的抵觸情緒的。他又從1885—1896年這10年間所有有才能的經濟學家都不能不接受的一切建議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鼓勵。最後，他深刻地理解到他的那些前任們的技術缺陷及其他局限性。這樣他自己的理論工作最適合由他自己來做——誠然，其中大多數由瓦爾拉本人做了。但是他的早期作品，如他的《關於純粹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超濟學家雜誌》，1882—1883年），從來沒有超越瓦爾拉學說的“邊界”。他的《政治經濟學講義》也顯然是如此的。一些敬重帕累托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帕累托追隨者的經濟學家對他說了一些含糊的恭維話，稱讚《政治經濟學講義》為他的傑作。誠然，《政治經濟學講義》是一個顯著的成就，它從頭到尾都充滿了強烈的激情，這種激情甚至使一些老生常談的段落也顯得十分生動。但是帕累托拒絕重印或再版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就純粹理論來說，《政治經濟學講義》裏沒有什麼特別屬於帕累托的東西。直到1897年之後，他的水平才達到一定的高度。證明他獲得進展的首批主要的出版物是《純粹經濟學新論的若干章節概要》。其後，《政治經濟學教程》（意文版），或者因為附錄的關係，我們應當說它的法譯本（1909年）標誌着他所達到的頂點。
他在這一位置上所建立的塔形結構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對於一部全面的論著及其基本的許多東西，他極少給予關注。我不只是說，就在任何一本普通教科書里能找到的東西而言，帕累托的作品不能和馬歇爾的作品相比。更為重要的是，他對理論原則的許多重要部分沒有進行周密的部署。例如，帕累托的貨幣理論總的來說略遜於瓦爾拉的貨幣理論。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吸取了瓦爾拉理論中的全部優點。關於利息，他似乎滿足於這樣的解釋：各種有形資本及它們的服務都不是免稅品。他的壟斷理論，我相信就是最寬容的解釋都不能挽救它脫離窘境。雖然有這一切缺點，有些批評家所提出的非難仍然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種非難不僅忽視了他的許多獨特的、強有力的論點，更重要的是，忽視了他的理論成就的精粹。這些閃光點中最重要的是價值理論和生產理論，我們馬上就要加以討論。但是首先我們必須要界定他的成就本身，價值理論和生產理論僅僅是其成就的應用。
從純粹理論觀點來看，任何精通瓦爾拉體系的人必然產生的第一個想法是，如何把這一體系的概括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去。當我們跟隨着瓦爾拉而且也跟隨着所有邊際效用理論家前進時，通過交換、生產及其他現象，我們發現，他們試圖解決的問題，按最終邏輯都只歸結為一個問題：他們的一切問題——不僅僅是生產問題——都是經濟數量的變換問題，而且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各種問題之間的差別僅僅體現在經濟活動在不同領域中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假定我們決定去做在一切科學領域裏我們都要做的工作，即分離出所有經濟問題的共同核心，並一勞永逸地建立這種共同核心理論，思維經濟的觀點（E.馬赫的《思維經濟學》）將認為由功利主義者來做這一努力是非常正當的。這種理論將會運用十分普通的指標，如“偏好”和“阻礙”等來進行工作，而不必顧慮我們給予這些名詞的特定的經濟意義。我們可以超越經濟學而把它們提高到未定義的、只是受到一些限制的諸“事物”系統的概念上，然後試圖建立一個絕對普遍的數理邏輯體系。這樣一個過程，對於為了表現經濟邏輯的某些特點，在若干年代中都使用粗疏的方法的經濟學家——如我們值得尊敬的朋友克魯索——應當是十分熟悉的。帕累托只是在更高的水平和更加廣闊的戰線上做了同樣的工作。但在這樣的高度上難以生存，而且更難以取得進展。像已經逝世的A.A.楊格這樣有能力的批評家，曾經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帕累托除了“乾燥無味的歸納”以外沒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這一點只有在將來才能得到驗證，在那之前我們應當承認他的貢獻是偉大的。
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個觀點，像這樣“急於求成”（尋求普遍性），不僅產生了邏輯上的困難，而且也產生了從經濟學上來講有利的方面，雖然這一概論仍然在相對較低的概括水平上發展並因此受到攻擊，但這種有利的方面從《政治經濟學講義》出版時起就存在。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著作是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分析，毫無疑問，其目的在於表明這一過程將產生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它完全沒有試圖勾勒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學的輪廓。又如每個人現在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所不能解釋的關於社會主義學說的某些方面，已由E.巴羅內做了相關的補充。近代作家只能在一些不佔主要地位的細節方面超越巴羅內關於這一主題的著名論文——《集體主義國家中的生產者》（見意文版《經濟學家雜誌》，1908年）。但是巴羅內的理論的基本觀念在帕累托的《政治經濟學講義》的第2卷里（第94頁）和他的《政治經濟學教程》裏（第362頁）已有清楚的表述。也就是說，這一思想好像把經濟過程的邏輯核心抬高到便於觀察的制度外衣的基礎之上。一旦我們把自己放在帕累托的關於偏好與阻礙的一般理論的觀點層面上，讀者就會看到，作為特例，這種思想就很容易閃現出來，雖然它也在維塞爾的腦海中出現過。
在這一特殊的情況中，帕累托幾乎失去了對優先權的要求權——至少在英美的經濟學家中的表現是如此——雖然他不僅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還指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但是除了這一點外，他在其他的情況中完全失去了佔先的權利，因為他把自己局限於僅僅提出建議的出發點。這樣，藉助於事后理論的發展，我們能夠發現在《政治經濟學教程》裏有許多關於以後的動態經濟學的線索。但是所有的線索，如他所指出的和追蹤曲線相仿的適應形式（如狗與主人問題，參閱第289頁），以及他所指出的連續核振動的存在（參閱第528頁）等，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它們只是消極地表明：經濟制度向獨特和穩定的“取值”（即一組能滿足其條件的值）靠攏的趨勢，比包括瓦爾拉在內的那一時期的經濟學家所料想的，除了更可能引起懷疑這一點以外，就沒有起到過任何作用。他沒有積極地利用這些建議，也沒有研究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把帕累托的著作說成靜態理論；如果我們在對他的評價中補充這一點，即他比別人更理解靜態理論的局限性及這些問題的要求，那麼對他的評價就基本公正了。
現在我們進一步簡要地討論帕累托在價值和生產領域中的理論。我們要記住，從上述觀點出發，這些理論已真正融合成了一個理論。
即使不是所有的，也至少是大多數的現代理論家都會同意：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的效用和邊際效用理論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主要在於它起到了階梯的作用，通過這一階梯，這些經濟學家攀登到一般均衡這一概念的高度，雖然瓦爾拉比奧地利人或傑文斯更清楚地看到了並更充分地發展了這一概念。換句話說，效用和邊際效用理論是通向重要事物的幾種可能途徑之一，它除了提供優良的方法，用易於理解的方式來顯示經濟體系間的各種關係，實際上還使容易被歸入各門類的大量經濟現象變成了一個統一體系之外，本身並不十分重要。或者換一種說法，效用理論是一種非常有用的啟發或假說，而不是其他。但無論是瓦爾拉還是奧地利人都不這麼認為。與此相反，在他們看來，效用理論就是最終真理，它發現了解釋純粹經濟學一切秘密的鑰匙。因此，他們特彆強調這一理論。這種強調又導致帕累托和他那一派的人強烈地堅持反對這一理論。英美的著者，特別是艾倫和希克斯，也採取同樣的態度，非常慷慨大方地祝賀帕累托找到了在他們看來似乎也是頭等重要的新起點。實際上，認為這一新起點構成帕累托的主要貢獻的意見是極其廣泛的。
從《政治經濟學講義》裏的一些跡象可以看出，帕累托從一開始就對瓦爾拉的價值理論感到不十分滿意。但是他所做的修正，或者不是重要的，或者不是創造性的，還是停留在這一原理本身的範圍之內。關於不重要的修正，我們只要敘述一下以下事實，即他引用了“滿足度”一詞來代替名詞“效用”（用“基本滿足度”代替“邊際效用”或瓦爾拉的“比率”），其理由是“效用”一詞含有太多的可能引起誤解的聯想，就足以說明這一點。關於帕累托的不具有創造性的那些修正，我想以效用和邊際效用作為消費單位在適當選定的時期之內所佔有或消費的一切商品的函數這種概念作為例證來說明，它是用以代替瓦爾拉的任何商品的總的或邊際的效用只是該商品的數量的函數的那種說法。這一明顯的改進是埃奇沃斯做出的，但是我承認我有些懷疑埃奇沃思是否完全了解這一改進所造成的理論上的困難，因為它把傑文斯、瓦爾拉還有馬歇爾的常微分係數的最後一級效用變成了偏微分係數的最後一級效用，這樣就極大地增加了我們所遇到的數學困難，即使我們只是試圖證明最簡單形式經濟體系的確定性。
但是沒過多久，並且肯定是在1900年以前（這一年帕累托在巴黎的課堂上將自己的理論觀點的轉變向世人宣告了），他認識到至少為了他的目的，必須放棄可度量效用（基數效用）的概念。或者說他認識到，不管為了何種目的，為了在歐文·費雪的《價值和價格理論的數理研究》（1892年）第2部分里第一次確切提出的理由，不得不放棄這種概念。為了挽回局面，他求救於埃奇沃思第一次採用的無差異曲線和偏好曲線。但是埃奇沃思仍然從可以度量的總效用出發來推導這些曲線的定義，而帕累托卻把這一過程倒了過來。他從這些作為給定條件的無差異曲線出發，證明由此能夠確定純粹競爭中的經濟均衡，並且得到與可能存在的效用等同的某些函數。無論如何，由此可得到（序數的）效用指數或帕累托所稱的指數函數（《政治經濟學教程》，第540頁，注1）。
有兩點我想十分清楚地加以說明。第一點，雖然說帕累托修改了埃奇沃思的發明以便自己使用，可是他賦予了無差異曲線簇一種新的意義，這一意義是埃奇沃思的《數理心理學》裏所沒有的一種意義。這種無差異曲線簇已完全失去了任何效用含義，而效用概念為經濟均衡理論所做的一切，現在則由關於這些無差異曲線形式的一些假設來做了，那就是用有關可觀察到的行為的假設來取代效用假設，因而將經濟理論置於帕累托覺得更為牢固的基礎上。當然人們可以強調地說，儘管有幾次嘗試，可是沒有人成功地實現這種觀察，因此很難沉迷於這樣的希望：我們可以根據客觀資料做出涉及全部範圍的這種曲線，從而得出一個完全的、根據經驗得出的無差異圖。因此，讓我們將這些曲線稱為潛在的經驗曲線，或者錯誤地使用康德的術語，稱為“經驗參照”曲線。無論如何，把這些曲線應用到對埃奇沃思來說完全陌生的目的上，可算是一項真正富有創造性的成就，但是帕累托自己也承認，這一成就在費雪的上述著作中已有預兆，因此不能算是新成就。
第二點，帕累托的論證顯示出了他經歷過的、將自己完全從舊效用理論中解脫出來的困難。他總是在注意着可能涉及效用甚至基數效用的那些情況，這些情況的存在——從而存在可積分性的問題——持續激發了他極大的興趣。他的指數函數和舊的概念終歸具有極其相似之處。實際上，正如艾倫和希克斯所指出的那樣，帕累托從來沒有十分成功地使自己完全擺脫舊的概念，他繼續使用了像埃奇沃思的關於競爭和互補性的定義這類概念，這些概念和他的基本觀念並不能達到協調一致的效果。讓我們再補充一下，這一基本觀念早在1902年就由P.博寧塞尼加以發展和捍衛了。到了1908年，恩利科·巴羅內在前面已提到的那篇論文裏，無疑已超越了帕累托的理論。在價值理論方面，巴羅內把他的基本假定局限於他所謂的這種事實：每個人根據他所面對的產品和生產性勞務的既定價格，把他由出售勞務而獲得的收入按照某種特定的方式在消費品支出和儲蓄之間分配。“關於這種方式我們將不去分析它的動機。”正如巴羅內所指出的，這將除去效用或無差異函數的任何概念。關於這一學說的其他事情是大家極其熟悉的，無須贅述了。我將只提及以下著作：約翰遜和斯盧茨基的論文（這些論文實際上還沒有為大家所注意）；鮑萊在他的《經濟學的數學基礎》裏的重要的再闡述（這種複述的影響更大）；艾倫與希克斯，喬治斯庫—羅根，薩繆爾森和H.沃爾德等人的作品。如果我們承認現在的情況是“暫時最後的”情況，則的確必須把費雪或帕累托當作現代價值理論的守護神而向他們致敬。
但是與現代價值理論的守護神相比，將帕累托當作“新福利經濟學”的守護神是更為確切的稱呼。他如何又一次對他毫不——或者應當不——感興趣的事業出力？這個故事是很有趣的。從經濟學開始的那天起，界定很不確切的公共福利就在經濟學家的作品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功利主義（貝卡里亞·邊沁）的擁護者所熟悉的口號對於這一概念的合理化做了一些貢獻；價值效用理論似乎能很好地用於補充這一概念，實際上它很快就被運用到徵稅這種工作里去了。費雪、帕累托的關於無差異曲線簇的理論，實際上摧毀了以基本效用甚至人際間效用（滿足）比較為基礎的那些理論的基礎，因此我們乍一想來，它似乎應當拋棄這一切。但是帕累托不但沒有得出這一結論——而且雖然他看不起那個時代的政治人道主義——他馬上重新研究集體滿足的最大值問題。最後確定的系統性闡述是由巴羅內完成的，但是其中主要的觀念仍然是帕累托的。
首先，帕累托觀察到，任何已知的經濟模式的一切變化可以說成用來在其完全客觀意義上增進福利或集體滿足，假如按照“硬幣”（標準財貨）計算獲利的那些人能夠補償按照“硬幣”計算受到損失的那些人並有剩餘的話，這一原則實際上會解救一些（雖然不是全部）為經濟學家所通常忽視的關於福利的意見。第二，帕累托指出，用這種方式不能解救關於福利的看法，必須明確地以超經濟的，如“倫理學”的考慮為依據。第三，他表明：為了證實集體主義國家能夠增進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實際上可以達到的福利水平，可以使用這一原則。但是除了一些細小的發展以外，這些觀點有很多是新福利經濟學的觀點。
帕累托的福利經濟學中研究生產邏輯的那部分，提供了轉向他在純粹理論方面的第二個偉大貢獻——即他的生產理論——極其方便的過渡。他從選擇理論方面來研究這一問題，並將無差異曲線與導數概念的一般工具（最大利潤曲線、完全變換曲線和不完全變換曲線等）運用到生產者中，描繪出了一個完整結構，其中只有一部分曾明確地出現在當時的文獻中。這一結構可以說是構成我們時代的生產的數理理論的基礎，無論如何也是靜態的生產的數理理論的基礎。特別的是，這一結構的高度概括性給一切特殊情況都留有餘地，而對於這些特殊情況我們在處理時不需要額外強調其中任何一種例外情況：這些“阻礙”在開始時可能是任何東西，其後又能夠採取實際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任何形式——不管產量大小需求量總是固定的那些生產要素，由工藝學決定了每單位產量所需要的數量的那些要素，“補償的”要素及其他等，所有此類因素都在理論上完整的可能性圖表中佔有位置。在評價這一成就時，我們必須記住，帕累托主要關心概括和改善他的偉大前任的工作。同時，他的作品可以劃分為在《政治經濟學講義》中登峰造極的第1部分和在《政治經濟學教程》中達到頂點的第2部分，雖然在法文《數學百科全書》（第1卷，1911年）的那篇論文裏也補充了一些次要的觀點。
原來，瓦爾拉已經為他的基於固定生產係數——每單位產出量的固定（平均）投入量——這一鑒定的生產理論做出了辯解，這既不是因為他相信這是唯一的情況，也不是因為他相信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情況，而是因為他覺得他採用他認為簡化的方法是有道理的。他對大量向他湧來的私人批評的答覆是：“所有願意跟隨我的經濟學家都可以隨意地把他們所樂意提出的複雜情況一個接一個地加進來。我認為，這樣他們和我將會完成我們有責任去做的一切事情。”到此為止，不能說帕累托比按照瓦爾拉的學說前行做得更多。此外，當《政治經濟學講義》問世時，瓦爾拉根據1894年從巴羅內那裏得到的提示，已經採用了可變係數，雖然沒有更改論述生產的基本部分的論點。同一年（1894年），威克斯蒂德的《分配定律的同為論》也問世了。最後，生產的可變係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新的東西，傑文斯、門格爾和馬歇爾對此都做過論述。帕累托的《政治經濟學講義》只增添了一個好的系統性的闡述，以及不能把補償係數看作唯一的或基本的問題的若干理由——並不是所有的理由都令人信服。
當然，我們是否要把“邊際生產力理論”這一詞語局限於這一情況，只是一個專業術語的偏好問題。帕累托曾經把它限定在這種情況上，但在《政治經濟學講義》發表以後的若干年裏，他對此的敵意不斷增加，以致宣稱它肯定是“錯誤的”。他顯然抱着這樣的看法：他已經駁倒了或者無論如何已不再需要邊際生產力理論，就像他覺得他已經駁倒或不再需要邊際效用理論一樣。他的傑出的成本理論——這一理論把教科書理論從它們所處的危險境地拉回來了，這些教科書理論認為在純粹競爭的完全均衡情況下，價格應當等於邊際成本，同時總收入應當等於總成本——使我們能夠檢驗這一說法。只要生產的合併依賴於經濟的考慮——而且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要說明經濟的考慮——他的理論與純粹的邊際生產力理論相比較，差別是不大的。但是帕累托教會我們如何處理工藝的和社會的限制所造成的一些偏差，並且和在其他各處一樣，他還在這裏做了一些別的事情。
三、社會學家
經濟學家習慣於涉足社會學領域不足為奇。他們工作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是他們所論述的規章制度和形成的經濟行為的全部內容——不可避免地與社會學家的領域相重疊。這樣就產生了一塊無人涉足的或人人都能涉足的地區，我們可以方便地把它稱作經濟的社會學。實際上在每種經濟學著作或教科書里，都可以找到來自這一領域的或多或少的重要成分，但除此之外，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那些給經濟學下過相當嚴格的定義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做了社會學的工作。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維塞爾的《權力的法則》都是非常顯著的例子。
在偉大的經濟學家的名單中很少有人像帕累托那樣，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那種初看起來似乎是“課外活動”的工作上，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由於在這一領域內所做的工作而享有國際聲譽。但是評價和描述他的成就的特點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人對他的熱烈稱讚和另一些人對他的敵視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對哪一方面都不必十分認真地對待，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方面的意見都來源於一些明顯非科學的論斷。雖然為了描繪一個滿意的“畫面”應當考慮幾種次要的作品和大量報刊文章，但我們不需要超出《社會主義體系》《政治經濟學教程》（特別是第2章和第7章）和《普通社會學》的範圍之外。
讓我們從帕累托社會學的十分明顯的和特點突出且容易描述的兩個方面開始。第一，雖然帕累托這位經濟學家在他的漫長的一生中接觸到大量的非常具體和實際的問題，但他的純粹科學貢獻卻是在最抽象的經濟邏輯領域裏。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一定已經懷有一種願望——實際上是需要——在他的純粹理論旁邊建造另一座建築物，以容納不同種類的事實和論證，這些事實和論證能夠有助於回答這樣的問題：由他的經濟理論來處理的因素如何能在實際生活中實現？第二，我們看到在他的早年，至少當他居住在意大利的時期，他對有關經濟和一般政策問題的辯論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像這樣一位天生的思想家，他一定被理性論證的軟弱無力所觸動，並且一定會被迫產生這樣的疑問：究竟是什麼東西決定政治行動和國家與文明的命運？另外，還有一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旦他決心專註于思想層面的工作，這一問題就會從一些容易的和膚淺的答案中抽離出來。所有埋頭於日常工作的人都很容易給出這類答案，帕累托則試圖把這一問題提高到科學分析的層面上來。這等於說，他的社會學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過程的社會學。當然，當我們考慮當時的那個政治進程在後來被證明是一個特例時，這個人所做的、所想的和所感覺到的一切事情，以及他的一切學術著作和他對學術創作的態度，無論如何都必然會發生。但是就是這個特例迷住了帕累托，並且為了它，他建立和裝飾了一個龐大的理論結構。
此外，仍然在相對比較容易考察的範圍之內，我們將考慮他的方法。帕累托本人再三強調指出，他只是把他使用在經濟理論上的同樣的“邏輯—實驗”方法，應用來分析“憑實驗”可以證實的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事實，使他在這方面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樣，能夠遵循自然科學的規律。這當然完全是妄想。例如，人們很容易看出來，他大量並且不完全恰當地使用了心理學的解釋，這在自然科學裏是沒有可比之處的；而且他的資料更像是觀察的產物而不是實驗的結果——就方法而言兩者根本不同。我想，當他試圖闡述他的實際操作規則時，他實際上要強調的只是哲學家的超然態度，他自己和任何黨派、利害集團和信仰都是不完全一致的。當然，這種可能的超然態度會引起一種已經眾所周知的困難，而且帕累托不適於克服這種困難，因為他沒有看到這種困難。實際上他使用了兩種不相同的分析方案：一種可以稱作社會形態學，它確實引用了許多事實，這些事實至少潛在地經得起檢驗，而且在意義上，它們與解剖學與生物學的實際材料是相類似的；另一種方案屬於社會心理學。誠然，這兩種方案都被歷史的和當代的例證所證明，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證實，但是這兩種方案都不是通過“邏輯—實驗”的方法從歷史和當代的例證中推究出來的。這兩種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帕累托個人對社會過程看法的反映，這和帕累托的背景、實際經驗和憤怒情緒有很大的關係。形態學的方案和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的相似之處，社會心理學的方案和塔爾德、塗爾干、累維·布律爾及雷布托的相似之處，這些都是十分明顯的。兩種方案與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思潮的關係更是如此。上述思潮對議會民主的所作所為提出了貶義的批評——這種思潮是反理智主義的、反功利主義的、反平等主義的，並且按照這些術語所確定的特殊意義，是反自由主義的。雖然如此，這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從這些資料里創造了一些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形態學的方案的中心主張是：一切社會都包括大量不同類的成員——個人或家族——而且是按照這些成員的才能所起的相應社會作用而組成的。在盜賊的社會裏，假定極其不相等的偷竊才能將決定社會的等級，從而影響這個社會的政府。帕累托似乎認為，這些能力可以增進或減退，但本質上是天生的，雖然帕累托很少儘力去證實這一點。然而，雖然這些能力持續地分佈在全部人口中，但它導致階級的形成，其中“較高的”階層擁有和使用能鞏固自己地位，並把自己從較低階層中分離出來的手段。這樣，最低級的階層就具有積累較優越能力的趨勢，這種能力原是被阻止上升的；而在最上等的階層里，在上層人物或優秀分子裏，能力由於不使用就有逐漸減退的趨勢。結果產生緊張局勢，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被另一批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最終取代，而後者則是從下層社會的優秀分子中湧現出來的。但是這種精英循環並不影響占統治地位的總是某些少數人的原則，也不能使任何特定社會更接近於平等的理想，雖然在鬥爭過程中也產生過平等主義的哲學或口號。帕累托使用《共產黨宣言》裏的第一句話的口氣，宣稱歷史基本上是上等階級接替上等階級的過程（《政治經濟學教程》，第425頁）。但是他關於這一部分理論的表述是極其概括的，給他的讀者留下了太多的篡改機會，因此我竟然不敢相信，我是否正確地論述了他的思想。然而我不得不做這種嘗試，因為某些這樣的論證是必要的，以便正確理解他的社會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的圖式集中於非邏輯的（不一定是不合邏輯的）行動這一概念上。這個概念肯定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特別為經濟學家所周知——我們每天行動的大部分都不是在進行了合理的觀察並對其進行合理推斷後的結果，而只是習慣、衝動、責任感、模仿等的結果，雖然許多行動可能由觀察者或行動者在後來進行了合理化並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到此為止，帕累托的社會心理學裏面沒有什麼東西是任何人所不熟悉的東西。可是，人們不熟悉的東西是他特彆強調的另外一些事實，即許多行動——讓我們立即補充上，還有許多信仰——以經受不住科學分析的方式，被行動者和觀察者合理化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些行動和信仰根本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加以合理化。如果我們再深入一步，則上面所說的第二點對政治進程社會學的重要性就很明顯了：帕累托認為，形成這一進程的一切行動和信仰中的大多數屬於最後提到的這一類型。現在以社會契約觀念作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個例證，或者以盧梭的共同意志理論作為大多數人同意的一個例證。根據帕累托的說法，只有實際上在選民集體意志中佔主導地位的行動、原則、信仰等才屬於這一範疇。而《普通社會學》的大部分內容就在於說明這一問題。他說得往往很有趣，而且有時也是有啟發性的。
強調說明這一點，比帕累托本人強調的更多，是符合我們的初衷的。形成社會的——特別是政治過程的——意識的、表層的大量思想和概念結構，沒有任何經驗上的正確性。與它們相關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都是想像中的事物，這些東西就像《伊利亞特》史詩里幫助和反對希臘人與特洛伊人的男神女神一樣是想像的東西，它們是被那些常常違反邏輯規則的論證聯繫在一起的。換而言之，從邏輯學的觀點來看，它們純屬無稽之談。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與邊沁的政治哲學完全相反的政治哲學。在進行了一種在本質上是嚴格的實證主義的分析之後，他卻拒絕得出在實證主義者看來似乎是很明顯的結論。雖然政治信條和社會宗教——在帕累托看來，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可以促成文明的瓦解，但它們也同時對促進文明的活力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這是一個徹底的實證主義者所持有的極其奇怪的態度，它或許在將來某一時間被當作一個時代意識的範例來引用，這種時代意識摧毀了一種類型的形而上學觀念，但同時引進了另一種形而上學的信念。這使我想起來我所聽到的一些心理分析家對一些病人的勸告，那就是為了獲得可能有的醫效，勸告病人培養一種對神的虛假的信仰。當然，認為社會的和政治的信條沒有經驗上的重要意義，以及承認其中有些可以有助於社會的結合與效率，這兩者之間是沒有矛盾的。但社會哲學家要是因此就勸告人們採取后一種態度，他就會和狡猾的心理分析家碰上同樣的困難：一旦他的分析被接受了，那麼他的勸告一定是無效的，因為沒有任何虛假的上帝可以被依賴併發揮作用；而一旦他的勸告被接受了，那麼他的分析就必然被拒絕了。
帕累托把由我們的想像力所創造的一組事物叫作衍生物。前面的論證充分說明，它們在歷史的進程中並不是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帕累托的意見是：這一重要意義是相當小的，實質上這些衍生物只是把一些極其接近於決定實際政治行為和所有非邏輯行動的某些比較基本的東西，用語言表述了出來。如果從集團利益的角度來給這種更基本的東西下定義，又假如接下來用社會生產組織內各集團的社會地位來給這種集團利益下定義，那麼至少可以說，我們應該非常接近於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了，並且在這一點上其實具有極相似之處，我認為這是必須強調的。實際上，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推理方法，則在馬克思的和帕累托的政治社會學之間就只剩下兩個主要不同之處了。一方面，帕累托所明確引用的一個要素只是含蓄地出現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即解釋一段實際歷史和解釋特定社會所表現的較大或較小的社會適應性的重要性；或者換句話說，解釋存在最適宜的或絕對變動性及其阻力的重要性，這種阻力將更好地保證可以被稱為政治變動的東西。另一方面，帕累托認為，歷史過程與其說是全面的社會階級衝突的結果，不如說是它們的少數統治者衝突的結果，我們只要回想一下上面對帕累托的社會形態學的概述就夠了。在承認這兩點差別是帕累托社會學的成就的同時，我們認為它們只是對馬克思主義主導思想的訂正性的改良而已。我可以補充這樣的事實：財產關係本身在帕累托的分析中遠不如在馬克思的分析中那麼顯著，這也構成了帕累托的分析的優越性。但是很容易看出，這一點實際上是包含於前兩點之中的。
但是實際上帕累托沒有把這一分析路線貫徹到底。在他看來，一組幻想（他叫作派生物）與實際行為的客觀決定因素之間的聯繫是由被他稱為“剩餘物”的東西提供的。為了簡明起見，我把這些“剩餘物”界定為以不太引人注意的方式，復興舊的“本能”心理學的那些人類常有的衝動，我覺得這可能有不公正的危險。我們不必討論帕累托所起草的清單——它包括結合的本能、性的衝動等項目——特別是因為帕累托本人似乎對它也並不是很滿意，只要指出對於任何這類程序的明顯的方法學上的反對意見就夠了。即使對帕累托的剩餘物和它們的聯繫及持久性之規律進行更為令人滿意的分析，它們仍然只是標籤符號，而不是問題的答案，而且要求進行專門研究。帕累托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帕累托的研究工作對專業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影響很小，而專業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對他的整個結構極少有偉大的感覺。
但這些缺點和其他缺點都不是決定性的。帕累托的作品不僅僅是一個研究綱領，也不僅僅是一種分析。關於個人、集團和國家實際上所做的一切，必須在比用來表現行動的信條和口號更深層的東西中找到解釋。這一基本原理為現代人——尤其是這些經濟學家——上了極其珍貴的一課。當討論政策問題時，我們習慣於按照表面價值接受同時代的和過去時代的口號；我們精確地論證，18世紀邊沁功利主義者的信條曾經是正確的；我們不肯領悟政策就是政治，並且不肯自己承認政治的本質；我們培植低質的東西，並儘力壓制一切有力量、有生氣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論帕累托的見解如何片面，它仍然是一種有益的解毒劑。與他的經濟學不一樣，它不是第一流的技術成就，它是一種極不相同的東西，它是一個佈道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