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
（1842—1924）
一
大約在15年以前，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過一次系列講座。其間藉機表達了我對馬歇爾這一偉大靈魂的尊重。聽眾中有人寫信給我，以提問題的方式表示了這樣一種意見，大意是說：馬歇爾的思想像穆勒或亞當·斯密的思想一樣，總要過時的。我將以對這個問題做回答的方式闡明我的觀點。
從某種程度上說，馬歇爾的經濟學已經過時了。他對經濟發展過程的看法、他的方法、他的結論，早已不再為我們所用。我們可能喜愛並崇拜他的強大的理論結構，體現在：儘管受到了一些批判主義理論及新思想的強烈抨擊，可它的莊嚴的輪廓仍然滲透在我們自己的作品的背景中。我們可以喜歡和欣賞它，就如同我們喜歡和欣賞皮魯吉諾所畫的聖母像一樣，認識到她完美地體現了她的時代的思想和感情，可是同時也要認識到它距離我們已經是這樣久遠。
這當然只是這50年工作的必然結果。若不是我們可以用“古典”這個模糊的詞語來界定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那他這些年工作的結果很可能就付諸東流了。這是各個領域裏所有古典學派的共同命運。“只要有可能，小人物可以寫出大作品。”現代經濟學理論同《經濟學原理》的關係與現代物理學和19世紀90年代的物理學之間的關係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我沒記錯的話，亨得利克·安東·洛倫茲在1894年說，理論物理已經達到完善的地步，因此不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了。在經濟學方面也發生了極其相似的事情。我不是指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衰及與其相關的道德和政治態度的轉變。我也無意說馬歇爾對實際問題、社會問題及其他類似問題的看法非常過時了，也許他的觀點是過時了，但這一點不在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之列。
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馬歇爾的學說永遠不會過時，它的影響將會永遠保持下去。這不僅因為這種廣泛而強大的學說將成為以後若干世代的遺產，而且也因為它具有一種獨特的氣質，能夠有效地抵抗腐蝕。馬歇爾生活的年代，到處充斥着“進化發展”的口號和呼聲，受這種氛圍的熏陶，馬歇爾是最早認識到經濟學是進化的科學的經濟學家之一（批評他的人不僅忽視了他的思想中這一因素，甚至在一些情況之下，實際上正是由於認為他的經濟學忽視進化方面而指責他）。特別地，他認識到所要研究的人性是有可塑性的和變化的，並且具有改變環境的能力。但這對於我們來說，仍然無關緊要。問題的關鍵在於，他把他的“進化思想”運用到理論工作中，並且大有要一直持續下去的意思。和穆勒不一樣，馬歇爾從來不會說某個問題就此解決了，不需要他或其他作者再做進一步的補充解釋，正相反，他充分地理解到，他所建築的基本上是臨時的結構。他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力不能及的、超過自己範圍的領域，這樣，一些新問題、新觀念、新方法對於其他著者來說，也許像敵人一樣陌生、可憎，而對於他來說卻像同盟者一樣親切。在他所修築的龐大而堅固的陣營里，有容納所有這些“同盟者”的房間——或者說，是提前就為他們準備好的棲身之所。過去和現在雖然有很多人反對他的理論，但其中絕大多數是比較狹隘的人。有時，這些反對者會發現（或是別人會替他們發現），馬歇爾提前實現了他們的目標，這因此使他們的反對毫無意義可言。
二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是在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后產生的。當它最初在1890年問世時，立刻獲得了圓滿的成功。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本書的問世就像是一出偉大的演出，它披着最吸引人的外衣出鏡，完全迎合了那個時代大眾言論的趨勢，同時也與經濟領域的發展現狀相契合——事實上這既歸功於作者的判斷力，也歸功於他的天賦。
但是如果想要準確地定位這部著作的性質，就不那麼容易了。如果直接指向《經濟學原理》所提出的分析工具的核心，則很難做到對它完全公正的評價。因為這個核心的前前後後及周圍各個角落，都籠罩在一種以感染力和凝聚力為歷史基礎的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學的氛圍中。實際上，馬歇爾雖然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歷史學家，但他確實是一位一流的經濟史家。而他對史實的掌握及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分析習慣並沒有割裂開，而是形成了緊密的結合，具體而言，就是將活生生的事實歸納總結成原理，再將原理運用到純粹的歷史研究中。當然，這一特點在《產業和貿易》中表現得比在《經濟學原理》中更為顯著。在《經濟學原理》中，即使在歷史概論的部分，歷史事實也被大範圍地削減了，以致不論對追隨者還是批評者來說，這部分都似乎是一種缺失，然而，不管怎樣，它沒有消失。同樣地，馬歇爾對同時代的商業活動孜孜不倦、感同身受的觀察結果也一直存在，很少有經濟學家能像他那樣了解這些商業活動。正因為這樣的性質，其後來的成就表現出了很大程度的局限性。與馬歇爾同時代的中等規模的英國企業的商業實踐活動在當時無疑吸引了這位分析家過多的關注，因為他聲稱自己的主張是可以被普遍應用於實踐的。但在這種限度內，他在現實主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過了亞當·斯密——這是唯一可以用作比較的例子。這可能是為什麼他在英國沒引起制度學派反對的理由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反對曾經在我國出現，並且這是不難理解的。曾經有一段時期，一個去除歷史背景的被簡單化了的馬歇爾主義盛行於大學的日常教學工作中，這一直持續到當時一些激進的學者對此感到厭煩為止。於是，很自然的：當人們背棄傳統化了的馬歇爾時，他們會認為是背棄了真正的馬歇爾；當人們破除障礙走向經濟現實時，他們又會忽視一個事實——在他們這一過程的實現途中，馬歇爾主義曾起到路標的作用。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的分析核心在於靜態經濟理論。但是這一理論的獨創性在當時的情況下並沒有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因為對我們來說，它只是當時已經成長或正在經歷成長的一個派系中的一員，而且這一派系的其他成員毫無疑問的都是獨立於馬歇爾學說而自成體系的。而他的工作習慣和發表成果的方式，又使經濟思想史家對他的意見不可能給予公正的肯定。希望讀者不要對此產生誤解。作為馬歇爾的學生，凱恩斯先生在為老師寫的傳記中，為其主觀創造力提供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和證言。關於這一問題，馬歇爾本人保持了莊嚴的沉默，而他的感情只表現為：對古典學派，尤其是李嘉圖和穆勒採取謹慎而公平的態度；對門格爾、傑文斯及最偉大的理論家瓦爾拉等採取中立的態度。接下來的描述不會與真實情況有多少出入。
從凱恩斯先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知道，原來不是求知的好奇心把馬歇爾引向經濟學家的陣營，而是一種更強大、更仁慈的動機把他從對倫理道德的思索中引向了這個陣營。這一動機也是他所肩負的偉大使命，即減輕他所目睹的英國貧困階層的苦難。當談到他要獻身於這一領域時，他經常遭到沉浸於當時英國經濟思想研究的一位朋友的堅決反對，這是他為什麼轉向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尋求啟發的原因。在馬歇爾的作品中，也有其他跡象表明他最初投身經濟學是從閱讀穆勒的作品開始的。1867年，他又吸收了李嘉圖的觀點。即使我們不知道這一點，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斷出來，因為當時的情形是一個完全受數學教育的大腦求助於兩個充滿熱情和活力的創造者：首先，他震驚於兩個創造者——尤其是穆勒——對於有說服力的事實證據和明確的結果顯出漫不經心、迷惑不解的樣子；其次，他會立即開始動手破除各種限制條件，並歸納總結出核心觀點。要把穆勒的結構轉化為馬歇爾的結構，除了上述兩點以外，實際上也不需要更多其他的東西了。
當然，這是重要的不容忽視的成就。許多理論物理學家能夠永垂不朽的原因正是在於他們在某一方面取得的不多的成就。馬歇爾本人承認庫爾諾和屠能對他的幫助，當然，這兩位的深刻影響也的確是顯而易見的。其用於局部均衡或部分均衡分析的供求曲線是庫爾諾的曲線（當然也不能忘記弗萊明·詹金），而這個數學天才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自然而然地想起的邊際分析法是屠能的分析法。至於邊際效用，傑文斯著有《政治經濟學的通用數學理論》，這是1862年他在劍橋召開的英國學會會議上宣讀的文章，這篇文章涵蓋了“效用係數”這一概念。瓦爾拉的《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的兩部分分別發表於1874年和1877年，其中包括的靜態模型的理論框架比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還要完整。但是考慮到馬歇爾的閱讀習慣，當時這位經濟學家可能不知道這些著作的上述內容。至於其他在技術上佔先的一切著者，他們對於馬歇爾的貢獻或許也只能是零碎的。
這似乎解釋了馬歇爾想要將所有經濟理論改革者要闡明的觀點都歸於穆勒和李嘉圖的傾向。雖然瓦爾拉的熱烈推崇者可能有理由因為《經濟學原理》中很少提到瓦爾拉而感到不高興，而馬歇爾的熱烈推崇者則可能因為馬歇爾沒有表現得更為寬宏大量而感到遺憾，但對於馬歇爾在別人對自己的幫助的認可程度這一點上，沒有人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然而，在他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對曾給予他大力幫助、始終與他並肩作戰的盟友——數學表達感激時，反對意見就會出現。
如果上述判斷是正確的，則不容忽視的是，他的特殊的數學才能對於他在經濟理論領域中的成就是有益的，正是由於數學分析方法的實際運用才產生了這一成就；如果沒有其數學分析方法的運用，很難完成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研究方法的轉變。當然，也有人可能會說，任何一個結果，甚至是對一個經濟因素相互依存的體系的總的看法都可以通過非數學的方法來獲得，正像我們步行也能走到火車能帶我們去的任何地方一樣。但是即使我們不考慮這樣的事實，即不以數學為核心是無法提供強有力的證據的，儘管在一些簡單的情形中不需要出現正式的數學的形式，但我們仍然無法忽視另一個事實，即馬歇爾式的分析正是以數學手段為先決條件的。馬歇爾總是拒絕承認這一點。他對於他這位忠實的友軍從來沒有給予過充分的肯定，他隱藏了幫助他完成偉大使命的工具。
當然，他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不願意把外行人嚇跑了，他有着奇怪的野心——“讓商人讀懂”。他擔心會樹立一個可能引起誤解的榜樣，即讓接受數學思想教育的人認為一個經濟學家所需要的僅僅是數學這種工具。這種顧慮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有人可能希望，對於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作品的激勵正開始信奉和擁護嚴謹地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們，他能夠給予更多的鼓勵。他似乎沒有認識到，“被數學左右”這種危險並不限於經濟學領域，只不過在其他領域尚無證據表明其危險性有這麼大。任何一種科學，如果沒有信奉者，就沒有所謂進步。且不說人類知識的所有分支學科，僅經濟學一門學科就永遠無法讓外行明白。實際上，如果讀者完全沒有數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是無法完全理解馬歇爾本人的著作的，那麼企圖使他們按照馬歇爾的思路去思考問題也是沒有意義的。如果馬歇爾能夠堅決地支持這一前進的路線——在開闢這一前進路線方面，馬歇爾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可能會收到更多的好處。
三
任何一個流派的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特點，但我們無法精確地將馬歇爾的學說歸入哪個學派中。
第一，理論家們會驚異地發現結構的簡潔性是它的一大特點。如果我們把馬歇爾的表現方法和瓦爾拉的表現方法進行比較，會發現簡潔這個與成功直接相關的特點得以凸顯。後者的文章顯得冗長乏味，而前者則文筆流暢，語言凝練，其優美的外表很好地掩蓋了所有刻意雕琢的跡象。其原理論述精闢，論證簡潔——至少是在梗概、附錄中。馬歇爾的數學修養甚至訓練了他的文字敘述，使之更為簡練條理，同時也使他的圖解簡單得令人喜歡。
幾何圖示的方法以前也有人曾使用於經濟理論的論證，庫爾諾就是其中之一。但現在，許多人已經不再使用這種方法了，因為使用比較容易的平面幾何圖解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過分地簡化。但它們仍然不失為珍貴的處理問題（雖然限於那些基礎的問題）的方法，它們成功地澄清了許多論點，為不可數計的課堂帶來了方便。實際上，我們應該把那些最有用的圖示都歸功於馬歇爾。
第二，《經濟學原理》的正文和附錄都證明了馬歇爾充分掌握了一般均衡的概念。他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哥白尼體系，通過這一體系，經濟宇宙的一切因素，由於相互抗衡和相互作用而維持在它們的適當地位上”。但是為了向人們展示這個體系是如何運轉的，他鑄造了並且廣泛地使用了一個不同的模型。這一模型容易操作得多，然而它的應用領域也更有限。在大多數情形下，特別是在馬歇爾著作的第5章里，他主要考慮“工業”中從事生產經營的中等規模的廠商，就重要性而言，這些公司還不足以明顯地影響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同樣地，他主要考慮個別的商品，這些商品只吸收它們的購買者的開支總額中的小部分。這種“局部的”或“特殊的”分析有它的缺點。有很多現象他沒有充分說出——也許他本人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但這就會使人們看不透，對粗心大意的人來說更危險：對他的追隨者來說，我敢說，庇古教授對“小型”工業的過分強調會使他們感到意外；而其他追隨者隨便地將馬歇爾的供求曲線運用到勞動力這樣的商品上。但是如果我們坦白地承認這一方法基本上是一種近似法——並且如果我們不堅持目前對於工業概念的反對——那麼，我們就可以盡情地享受它所提供的豐碩的果實。正是為了這種果實，馬歇爾的理論缺乏嚴格意義上的精確性，提出了一種實際上比他的論述方法更大膽、更新穎的方法。
第三，為了收穫這一成果，他設計了那些每個人都知道的方便使用的工具，如替代、彈性係數、消費者剩餘、准地租、內部和外部經濟、代表公司、主要成本和補充成本、長期和短期。這些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並且已經成為我們的分析武器庫中的常客，以至於我們幾乎不再能夠判斷出應該把哪些成就歸功於它們了。當然，它們或它們所代表的事物，對於我們來說並不都是全新的。但即使這些不是全新的東西，從前也沒有被正確地定位，實際上它們是從馬歇爾開始才第一次成為有用的工具的。但是與老朋友一樣，它們偶爾也會表現得不可靠。其中有些，如代表公司、外部經濟等工具在出現於靜態領域或個體工業領域時，它們掩蓋而不是糾正了我們所必然遇到的困難。這些工具並不能拯救斜率為負的成本和供給曲線。曾經有人試圖運用上述曲線，結果所費的精力足以重建一條曲線。
第四，當我們重新回顧馬歇爾在提出局部均衡時所使用過的論據並分析那些便利的工具時，一定會對他的理論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感到驚奇。局部均衡分析揭示出了個別工業和個別廠商的實際問題。當然，它的內容還遠不止這些，但它也是商業經濟學的一個科學基礎。另外，有些工具是直接產生於企業實踐的，如主要成本和補充成本；而另一些工具，如准地租和內部與外部經濟等，非常適用於把握商業形勢和有系統地描述商業問題。在以上這些方面，馬歇爾的同行沒有做過多類似的嘗試；而在其他方面，他們不僅嘗試過，而且也有所成，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馬歇爾做得更完善。這樣，一般均衡理論的詳盡闡述只能是對瓦爾拉研究成果的複製；僅僅對局部均衡法的概念進行闡述又是老調重彈。由一種理論發展出另一種理論，並以後者補充前者，這就完全是馬歇爾自己的成就了。
第五，儘管這基本上是馬歇爾研究出來的靜態理論，但他總是超出這個靜態理論的範圍來看問題。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補充動態因素，而且他所做的補充實際上超過了他所堅持的靜態理論所需要的程度。這一特點使他沿着其研究路線前進時遇到了一些障礙，尤其是在碰到由對“時間因素”的論述而產生的現象時，總是讓人感覺模糊不清。另外，他的某些曲線具有混合特性，後來的分析很快就證明了這一點。他雖然沒有攻克這個堡壘，可是他把他的“軍隊”成功地引向這個堡壘。這還不是全部。如果我們從靜態和動態的區別中更進一步發掘出停滯和進化的區別，將會發現更有意義的一點。
馬歇爾似乎有些遺憾地容忍着他的分析工具的靜態性質，但他很不喜歡靜態的假定，以致忽視了這種分析工具在很多情況下的作用。他從發展變化的角度進行思考——按照有機的、不能逆轉的角度考慮問題。馬歇爾思想中的某些特點既體現在他的定理和概念中，也體現在論述這些定理和概念時所依據的實際觀察資料中。我認為，這些定理和概念背後的進化理論不能令人滿意。不應將所有的機制都局限於市場自動擴張的框架下，即那種只是由人口和儲蓄的增加兩種因素而導致的擴張，這種擴張會導致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而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又會導致進一步的擴張。但它仍然是一個進化的理論，是亞當·斯密理論的重要發展，並且遠遠超越了李嘉圖和穆勒就這個問題所提出的理論的貢獻。
四
馬歇爾的成就是顯著的，但是如果不是他的理論的外衣正好迎合了時代需要，他也不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馬歇爾基本上建造了一個“分析機器”——一種普遍適用於揭示真理的機器——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本身，而是用來揭示這種具體真理的工具。對於發現有某種作為經濟分析一般方法的東西，或者換一個方式說，發現就經濟學家分析方法的邏輯而論，不管他們是研究國際貿易、失業、利潤、貨幣或任何其他問題，他們對於手中掌握的某種材料，總是大量運用同一種方法——這一發現是不屬於馬歇爾的，並且也不是他在其中是一位極其傑出的成員的那一派經濟學家的發現。為了使我們相信至少從重農主義時期起，所有勝任的經濟學家都已經知曉這個真理，只需看看李嘉圖的著作：第1章顯然是那種“揭示具體真理的工具”的藍圖；第2章是對第1章的補充；其他章節僅僅是一系列實現這個藍圖的實驗。在馬歇爾以前，從來沒有經濟學家這樣充分地掌握這一藍圖的意義，這樣大力地去宣傳它，並且這樣前後一致地按照它去辦事。
如今，從一個對經濟理論的性質和作用持相同觀點的人身上，人們期待的可能是與《經濟學原理》完全不同的論著，它可能永遠不會受到如此普遍的歡迎。我們已經發現了《經濟學原理》比其他論著更幸運的原因：幾乎每一頁文字都能展現出馬歇爾的歷史哲學修養——他的分析“嵌入”一種能夠博得外行人好感的華美的外衣，令人感到舒服。這種分析不會齜牙咧嘴地展露在人們面前，它是有皮有肉的，馬歇爾對商業事實的觀察很容易將其“裝配”起來。所有這些說明馬歇爾所做的並不只是簡單的、符合人們口味的闡述，而是深得人心的、不可由其他經濟理論替代的學說。
但是還不止於此。馬歇爾幸運地處在這個人類知識領域中，在這裏這位分析家可以自由地工作，不必經常地考慮、指出它的實用價值；他甚至可以大膽地忽略實際應用的任何可能性——這也是他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經濟學家不僅要為那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絞盡腦汁，還要不斷為由於迫切要求直接“有用的”結果而多方考慮並感到困擾，如出於解決當下問題的考慮或出於人類處境改善的考慮。與物理學家不同的是，為了對付當前的麻煩，也為了人類處境的改善，他不允許別人說所有成功的生產都是迂迴生產，也不允許別人說即使是實用結果也是通過不以它為直接目標而獲得的。但馬歇爾對於激勵這些要求的信條並不感到反感。實際上，他完全贊成這一信條。“為藝術而藝術”在他的高尚的盎格魯-撒克遜心靈中是毫無地位的。為他的國家和他的時代服務，以及教給人們立即就能用得上的東西，正是他本人最樂意做的事情。他不反對那些有關人生價值中的一些樸素的道理，也喜歡宣揚有關高尚的生活的信條。
此外，他對貴族生活的觀念，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以及對公共和私人領域的見解，碰巧和他的國家，他的時代的觀念、看法和見解相吻合。更確切地說，他的理想和信念不是1890年時一般英國人的理想和信念，而是1890年時一般英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和信念。他接受周圍的風俗、私有公司，尤其是家庭，毫不懷疑它們的生命力以及在他周圍發展起來的文化的生命力；他接受當時流行的功利化的、否神學化的基督教信仰。他心安理得地舉着正義的旗幟，而不懷疑曾經遭受打擊的折中主義如今的有效性；他依靠“白人義務”，生活在功利主義正義的信條和莫卧兒大帝的遺產之間。這樣，他給予讀者的東西就正是他們所渴望的東西——他的話既高尚又令人鼓舞——同時還滿足了他良心的需求。
我們可以懷疑一部科學論著中是否應該涉及信仰的問題——雖然在這方面馬歇爾和牛頓的情況是相同的。我就是懷有這種疑問的一個人。而且不止於此，我們可能都不贊同其中的某些特定信息。我承認我只反感那種維多利亞中期的道德說教，它帶有邊沁主義味道，是沒有魅力、沒有感情的中產階級價值觀。但它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絕大多數馬歇爾的讀者有着不同的感情傾向，他們喜歡那種在他們看來是唯一正確而高尚的精神分析法。
五
在馬歇爾的著作中，有一種比他實際完成的任何研究更偉大的東西，它蘊涵著不朽擬的生命力。由他的天賦所創造的那些著作都留傳下來，供我們學習，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便利，當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損失。除此之外，在《經濟學原理》中還有關於繼續前進的微妙的建議或指導，以及我在開始時曾經努力加以證明的那種領袖氣質的表現。列舉一些馬歇爾為後人提供便利的例子是很容易的，而要說明其領導者氣質則相對困難。
第一，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指引了它所教育的一代人的研究工作，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1890年以後三十年間的經濟學文獻，充滿了對馬歇爾的主張和方法的重申、發展和推論。馬歇爾的學生和繼承人庇古教授的著作，羅伯遜、拉文頓、肖夫及其他許多人的著作，提供了無數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實例。甚至埃奇沃斯的一部分貢獻也屬於這個範疇。關於理論方面舉一個例子就夠了，關於技術方面另外舉一個例子也就夠了。馬歇爾首次證明，完全競爭並不總能使產量達到最大限度。據我所知，這個說法就像是一個古老城池的第一個裂口，它產生了這樣一個命題：通過限制利潤遞減的行業和擴大利潤遞增的行業，產量可能會超過競爭的最大極限。庇古、卡恩和另外一些人，根據這種提示繼續進行了研究，最終開創了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新領域。
另外，需求彈性的概念不一定像人們讚揚的那麼有價值，可是由此產生了我們大家都認為方便地運用彈性來進行推理的方式。現在可供使用的彈性概念幾乎有一打，其中替代彈性列在首要地位。儘管它確實只在極為有限的假定中行得通且並不實用，但可以極大地解決那些曾經引起極不必要的爭議的問題——例如，機器應用到生產過程中究竟能不能損害工人的利益這一問題。“替代”這一概念在馬歇爾的學說體系中是基礎性的。對“替代原理”的強調，幾乎可以看作馬歇爾理論和瓦爾拉理論之間的主要區別。這一新的分析工具所需要的“材料”完全為《經濟學原理》中能夠找到的資料，只要把這些資料“組合”在一起就行了。
第二，雖然馬歇爾對長期和短期概念的區分並沒有很好地表達出他原本期望藉由它們所要表達的意思，但這種區分極大地推動了清晰、現實的思維的發展，並且完全有資格獲得它所受到的重視。馬歇爾自己廣泛地應用它，並且通過它給我們上了一課，而我們已經並且現在還在渴望從這一課中受益：一個完整的經濟學分支以緩慢增長的方式發展起來了，這就是短期分析法。
第三，馬歇爾更顯然是另一個較晚出現的經濟思想體系，即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創始人。我認為這一點不會引起什麼爭議，但是這一點在英國式的不完全競爭理論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皮埃羅·斯拉法在1926年發表的著名論文中向英國讀者提出的思想，是從與馬歇爾成本遞減曲線的邏輯難題的鬥爭中體現出來的。這在《生產成本和生產數量》裏更為明顯。而且在《經濟學原理》中還有正面的建議，特別是關於個別廠商的特殊市場的註解。我承認，有一點也不是絕對不可辯駁的，那就是我將以馬歇爾的名義提出的第四點主張。我曾經說過，雖然他掌握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但把它放在了不重要的位置上，而把使用起來比較方便的局部分析法放在了突出位置上。然而，特別是在第6篇中，他對於整個經濟過程開始了廣泛的概括。如果這些概括既不是局部分析，也不是全面分析，那麼它們的性質是什麼呢？我認為我們必須認識到另一種理論——在我自己的研究室里它被叫作“綜合法”。當然，他沒有將他對這種總量的論述與貨幣聯繫起來。他在這一點上的失敗可能是我要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批評。誠然，他在貨幣理論方面是有很多很重要的發現的——由於本文是對《經濟學原理》的評論，所以在這裏對此無須贅述。但是實際上，如果一個人從局部分析出發，然後又希望對經濟過程整體做一些論述，在對不便於使用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失去信心時，就應該求助於綜合法。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用羅賓遜夫人的話來說，難道貨幣理論不能像總產出理論和就業理論那樣自動發揮作用嗎？
第五，我曾經指出，馬歇爾明確地堅持一個經濟發展理論，雖然按照他的習慣他沒有儘力引起讀者的注意，但這一理論卻佔據着他的思想的中心。不要懷疑我多麼贊同這個理論，但是我必須強調指出，它不是作為一種哲學，而是作為一個研究工具而存在的，而且它所產生的影響比我們大多數人能夠意識到的要大得多。H.L.穆爾的趨勢價值，只有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才可以認為和均衡價值相近似。W.M.皮爾遜在其中發現了論述趨勢的理論，類似於他在《哈佛——晴雨表叢書》中所做的有關趨勢的論述。然而這顯然引出了最重要的部分。
第六，馬歇爾的影響是促使現代計量經濟學出現的最有力影響之一。《經濟學原理》和《國富論》的相似之點很多，但如果不考慮兩者出版的年代，並將兩者歸入主觀的、受時間限制的成就中，按照同一標準來衡量的話，則有一點前者肯定比後者優越。亞當·斯密聰明地彙集並發展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前任的思想中所有他認為最有價值的內容。但對於他所接觸的範圍內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即17世紀的“政治算術”，他沒有做出任何工作加以發展。可是馬歇爾則掌握分寸，堅決地把研究引向不僅是量的而且是數的經濟科學，並為其準備了條件。在這一方面，對其重要性的評價是不會過高的——經濟學在得出結果之前永遠不會獲得也不應獲得聲望。
馬歇爾對這一點的認識程度可以從他的“新老經濟學家”（1897年）這篇演說里看出來。但我們所應當感謝他的遠不只是一個方案；我們應當為他的確定研究方法而感謝他。要使自己相信這一點，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再看一看我所描述的他的“方便的工具”。所有這些工具，顯然在統計意義上說是可以運用的。我們只需要嘗試利用統計資料構造公司模型、家庭模型、市場模型，就會發現在此過程中會意外地遇到這些工具所要解決的問題。儘管如此，這些方法的確是有用的，但在認識到下述情況之前，我們不能給予它們以充分的估價：不管它們可能是另外什麼東西，它們首先是計量的方法——用於數字計量的工具——也是一般統計計量的一部分。它們可能不是最好的工具，也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們在同類工具中是最先出現的，而經濟學方面的努力幾乎無法從其他工具入手。
例如，那些研究很大程度上首先指向統計需求曲線的衍生物，而馬歇爾的需求理論提供了可接受的基礎。這顯然不是巧合。如果他沒有打算研究出一種至少在很多情況下可以用在統計上的近似方法，那麼強加上那些使我們能解釋點彈性或需求曲線本身的限定，就可能變得毫無意義了。實際上，只要我們從這一觀點來看曾經引起許多反對意見的那些限制，它們就成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拿消費者的地租這個概念來說，誠然，這個概念與上述限定確實沒有聯繫，但是如果它不是意味着導向用統計來估價數量化的福利，為什麼馬歇爾不願意提及“盈餘”這個多變量函數的存在，而一定要像此前迪皮特所做的那樣，堅持把自變量的數量削減到兩個呢？當然，同樣的論證也可以應用到他的成本和供給函數上，另外還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堅持使用那些在理論家看來不可取的長期工業供給曲線，並解釋出了相當一部分對更恰當、更普遍的模型來說是未知的可能性。
馬歇爾在貨幣理論領域中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用來解釋一個現象：在他的著作中到處可以找到能夠有效掌握統計資料的理論工具，這種見解實際上是他的一切作品所具有的最突出的特點。毫無疑問，龐巴維克的推理是定量的，但他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統計計量這一可能性，他也從來沒有努力讓自己的理論朝着這一方向發展。至於瓦爾拉的體系，雖然不像我們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慘淡，卻存在難以克服的困難。只有馬歇爾的學說鼓勵我們前進，雖然它也同時告誡我們謹慎前行。我們可以根據他的教導進行工作，無論是極力推進還是謹慎前行，他都是我們偉大的導師。
我們正站在一個山谷的邊緣上，妄想從中找出一條平坦的、沒有崎嶇的大路，但不幸全都失敗了。然而每當我們回頭看時，我們就看見他寧靜、莊嚴、安穩地坐在他的信仰的城堡中，喃喃地教導着我們，述說著於我們大有裨益的教誨。其中，最值得我們深思的莫過於：“我越學習經濟學，越覺得我對它的了解太少……在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我比在開始的時候更能感覺到自己在這個領域的無知。”的確，他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