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紙上臥遊記》（9）
第四十九章《紙上臥遊記》（9）
讀書人沒有一個是正常的
1.
“讀書人沒有一個是正常的”——在大家判斷這是一句蠢話之前，請允許我先把“讀書人”這個概念界定一下。我有一個朋友在航空公司搞技術工作，書架上除了專業書之外再無其他。他這輩子只讀過唯一的一本閑書，可就連這本書也毫不留情地彰顯着他那份精英級的專業趣味——那是一本小說，書名叫作《和空姐同居的日子》。
對這位朋友，我們顯然不該把他納入讀書人的範疇。這裏所謂的讀書人，是指那些始終保持着濃厚的閱讀趣味，並把閱讀僅僅當作一種趣味的人。閱讀對他們而言是毫無功利性的，也就是說，書籍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某種提升或裝飾自己的工具。
接下來我們還要排除一種人。我的另一個朋友曾對我講起自己的女友，說正是她的閱讀品位點燃了他的熊熊愛火：“她只看排行榜上的書，真是太純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洋溢着一整個春天的幸福。但當時環境嘈雜，我錯把“純”聽成了“蠢”，直到多年之後的一次舊事重提，我才知道自己這個尷尬的耳誤。好在朋友絲毫不以為意——他先是怔了一下，隨後很豪放地說：“這不就是同義詞嘛！”
無論如何，說出這等振聾發聵之言的這位朋友本人可一點也不“純”。他是一個資深的圖書策劃人，他說他的工作是針對大眾市場來策劃圖書，如果換成專業術語來表達，就是專門欺騙那些辨別能力較弱的讀者。“以前我們相信讀書是促人思考的，”他曾經這樣總結過自己的職業生涯，“而我和我的許多同行們在做的事情其實卻是使人放棄思考並接受劣質的知識。沒辦法，生存壓力呀。至於我們是怎麼做的，咳咳，請允許我保留一點行業秘密。”
我一直記得後來他以一種頗為複雜的語氣對我說：“我做的書，即便講的是你完全陌生的領域，也很難騙得到你，因為你是個讀書人，我也是，我們都不正常，我們都是反人性的，聰明但不快樂。我老婆那樣的才是正常人，對生活充滿了庸俗的愛，從來不會自討苦吃。所以，要做好圖書市場，就要把握一個大原則：書，一定要做給不讀書的人。”
後來，直到我告辭回家，洗臉刷牙睡覺，起床穿衣吃飯，上班下班，下班上班，才突然理順了他這番話里的邏輯關係。我承認，讀書人的確不正常，心理不正常，而且越讀書就越會遠離正常。
2.
大廳里熙熙攘攘的，似乎是某個商家正在搞着什麼促銷活動，主辦方一頭大汗地向人們發放禮品。禮品共有兩種，巧克力和馬克杯，價值大體相當，隨機發放，不許人們挑選。可想而知的是，肯定會有不少偏愛馬克杯的人卻拿到了巧克力，另一些人則相反。所以，在所有禮品發放結束之後，主辦方給了大家一個很貼心的建議：可以隨意用手中的禮品去交換另一種禮品。
現在，各位讀者，你們已經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經過，你們認為會有多少人做這種交換呢？
很多被問到這個問題的人都會回答說，大約會有一半人交換禮品。很好，這在概率上也許是沒錯的，但事實是，交換禮品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
這項活動的“幕後黑手”其實是幾個心理學家，他們用這個實驗證明了人們維持現狀的動機有多麼強大。約翰·哈蒙德和他的合作夥伴們把這種心理稱為“維持現狀陷阱”（Status-QuoTrap），並提醒人們注意，一個人面臨的選擇越多，維持現狀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他們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98年，是《哈佛商業評論》創刊以來重印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
我們接下來試想一下，一個人的手裏拿着的是馬克杯還是巧克力，這個“現狀”僅僅是幾分鐘前才隨意形成的，其影響力就已經如此之大，那麼如果換作積年累月形成的“觀念”，人們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一些和讀書有關的事情，比如，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對歷史翻案文章深惡痛絕，他們還總是樂於懷疑文章作者到底是何居心。而讀書人的態度則往往平和得很不正常，如果哪個翻案話題足以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就會仔細檢視文章作者的證據和邏輯，只要檢視無誤，大腦里的相應部件就會馬上更新升級；“維持現狀陷阱”於他們而言即便不是全然無存，至少所發生的效力要比正常人弱上很多。
但所謂陷阱，只在少數時候才會對人們的決定產生負面的影響，作為千萬年演變下來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理定式，在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積極作用肯定要更大一些，讀書人其實只是在用理性違逆天性罷了。
這也許是閱讀習慣在潛移默化中造成的影響吧，因為讀書越深入，就越是容易體會到我們的許多知識並不是得之於事實，而是從一些公認的假設當中推演出來的。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哪一天發現了新的材料，推翻或者修正了原來的假設，那麼原來的結論自然也會隨之修改。以史學為例，比較準確的表達方式大致是這樣的：“根據某某史料，則……”看上去言之鑿鑿，但其實這樣的表達方式只是一種簡化的版本，其完整形式是：“若某某史料為真，則……”
所以，讀書人的心裏裝着的往往不是一些確定的知識，而只是某種確定的方法論罷了，這就導致他們心裏那種不踏實的感覺要比其他人更強。一個不通文墨的鄉下少年會用真誠而篤定的口吻說：“岳飛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而一個讀書人的說法卻很可能是這樣的：“若現有史料為真，並且基本完善的話，那麼岳飛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不過，如果將來有新材料出現，我也會相應地修正我的看法。”假若現在發起一個投票，問大家在這兩個人里喜歡誰、討厭誰，結果一定毫無懸念。
現在，就讓我們順勢把話題轉移到岳飛的這個例子上來，上述讀書人的說法之所以令人厭惡，顯然還有着另外一個原因，這也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岳飛已經是我們民族精神的代表，是一個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符號，即便真有什麼新材料出現，搞這種研究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要把我們的英雄一個個地毀掉不成？可悲的是，讀書人還真就會有這種擲玉毀珠的勇氣和焚琴煮鶴的情調，對毫無意義的事情抱以比正常人更多的偏好，而這正是他們的第二點反常之處。
3.
一般所謂的“有意義”，時常同義於“有用”，也就是具有功利上的價值。但是，一個讀書人往往不大可能同時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反之亦然。讀書人會有追問的習慣，會把問題逼到證據和邏輯的極限，不經意間就會使好奇心遠遠壓倒了功利性。現在不妨讓我們假設一個情境，如果真的發現了可靠性很高的新材料，或者根據一種嶄新的價值觀，證明岳飛原來不那麼光彩，這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也許有點匪夷所思的是，對於這類問題，新論調的說服力越強，大多數人往往反而越是堅定原有的立場。是的，如果主動接受了新的論調，前後不一致的感覺會讓人很不舒服，而為了消除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最常見也是最自然而然的情形就是繼續保持原有的一致性。事實上，這就是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在1959年提出的經典的認知失諧理論的核心內容，但在岳飛的這個具體問題上，該理論的解決能力比之它的預測力與解釋力似乎要遜色許多。
好在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歷史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經驗。是的，同類的並且更難解決的問題古人早就遇到過了。事情發生在兩千年前，在漢景帝的朝堂上，兩位學者型的大臣正在爭論着一個看似和時政毫無關係的純學術問題，即商湯王和周武王到底是好是壞。
商湯王和周武王分別是商、周兩代的開國之君，向來被儒家知識分子尊為受命於天的萬世楷模，誰能想到這時候會突然有人為之翻案，並且玩的是180度的大逆轉呢？根據《漢書·儒林傳》的記載，黃生和轅固在漢景帝面前爭執不休，黃生說：“帽子就算再破，也該戴在頭上；鞋子就算再新，也只能穿在腳上。所以，夏桀王和商紂王雖然都是暴君，但畢竟是君上；商湯王和周武王就算再怎麼聖明，原本都只是這兩大暴君的臣子。君上有了錯，臣子不但不去勸諫引導，反而造了反，這不就是亂臣賊子嗎？”轅固反駁道：“照你這麼說，本朝開國皇帝（劉邦）本來是秦朝的臣民，卻起兵推翻了秦朝，難道他老人家也是亂臣賊子不成？”
看似一個簡單的“純學術”問題，實則大大關乎世道人心，更關乎劉氏政權的穩定性。但到底判定誰對誰錯呢，這可真讓漢景帝左右為難。如果支持黃生，就等於承認自家的漢王朝是祖上篡奪來的，其合法性馬上就會轟然倒塌；可如果支持轅固，又等於給那些對朝廷心懷不滿的人提供了作亂造反的依據。如果展開一場範圍更大的討論，讓學者們自己辯出個所以然來，皇帝置身事外，這樣好嗎？不，所謂理越辯越明，無論最後是否真能辯出個所以然來，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辯論的過程只會使正反兩方的觀點中所包含的危害政權穩定性的毒素越發明朗起來，也越發深入人心。那麼，到底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不愧是締造過“文景之治”的一代明君，漢景帝做出了一個高瞻遠矚、影響深遠的結論：“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懂吃；做學問的人不談‘湯武受命’，不算傻。”
這話如果再解釋一下，意思就是，對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來說，沒人會僅僅因為他沒吃過馬肝就認為他不配稱美食家；同樣，對一位學者來說，沒人會因為他不談商湯王、周武王鬧革命的事就認為他不配稱學者。
如果繼續闡釋的話，漢景帝這是在告訴我們：你們該打醬油的去打醬油，該回家吃飯的回家吃飯，糾纏這種問題有意義嗎？
但是，一個讀書人的回答（悄悄地）會是：管它有沒有意義呢，反正很有意思。
相應地，漢景帝的支持者們也會拋出下一個觀點：就算有意思，但這種問題會有結論嗎？在一個明知沒有結論的問題上花那麼多的工夫，這有什麼意義呢？
意義，歸根結底還是意義，是那個作為“功利性”的同義詞的“意義”。但是，對於讀書人來說，沒有意義並不重要，沒有結論也不重要，反正他們的心裏早已經裝滿了沒有意義、沒有結論的東西。不必經過很仔細的觀察我們就會發現，一個不愛讀書的人，觀點和知識常常是鮮明的、整體的、確定的，一個讀書人則恰恰相反，是太多模糊的、散碎的、不確定的，這也正是接下來要談的讀書人的第三個反常之處。
4.
讀書人多少會有一點博聞強識，記憶力常會被人誇讚。但是，這僅僅是因為他們讀書較多的緣故嗎？也許還有一些別的原因。
即便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是絕大多數的餐廳服務生都有過這樣的感受：即便在非常忙碌的時候，也總是能夠很清晰地記得那些尚未結賬的顧客們的賬單上的一些細節，但顧客一旦結賬離去，賬單上的內容很快就被忘得一乾二淨。
這個太過平常的事情看似只是一個簡單的注意力的問題罷了，但是，在大約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學的前輩庫爾特·盧因卻小題大做地反覆琢磨這個場景，總覺得這事情的背後應該還有一點什麼。
多年之後，盧因的弟子布魯瑪·蔡格尼克做了一個很著名的實驗，她給被試者們分配了一些簡單的任務，比如解數學題，或者做個簡單的手工模型，但她經常打斷他們，讓他們停下手裏的活計，聽從某個新的安排。結果可想而知，到了結束的時候，很多任務都不了了之。但真正的重頭戲是在幾個小時之後——蔡格尼克開始讓大家回憶方才做過的那些任務，這才有了那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謂蔡格尼克效應（Zeigarnikeffect）：當一個人着手做一件事，卻因為中途被打斷而導致沒能完成的時候，那麼比之中途已經完成的事情，他對前者的記憶會比後者清晰一倍。
讀書也有同樣的問題，越是資深的讀書人，大腦當中未完成的項目也就越多。比如讀書人要讀一部先秦時代的古籍，那麼就是主要版本要看完，從古到今所有重要的乃至不太重要的注本、論著也要看完，相關的考古發現要跟進，學刊上的重要論文也要跟進。而讀書每深入一步，增加的問題往往會比解決掉的問題更多，無解的問題也比有解的問題更多，思考總會山窮水盡，於是存疑，存疑，再存疑，許多問題都變成了顧客尚未結清的賬單，相關的記憶始終不能閉合，蔡格尼克效應也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最要命的是，這樣的讀書方式會浸潤出一種非常有害的生活習慣，因為在日常生活當中，更重要的往往是快速處理信息，而不是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追求頂級的信息精確度，所以秀才造反才會三年不成。
是的，對於日常生活而言，腦子裏懸而未決的東西太多，這怎麼看都不像一件好事，畢竟人類的天性是“完形地”來觀察世界的。讓我們來設想一個場景：一張紙上畫了三根直線，這三根直線構成了一個近似的、並沒有完全閉合的三角形，雖然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一個三角形而只是三根直線罷了，但絕大多數人都會把它看作一個三角形。三角形沒有封閉的部分是我們在自己的心裏給它封閉完成的，是我們的意識把這三根直線組合成一個完整的三角形的——這就是格式塔心理學所謂的“閉合律”。
格式塔是一個德語單詞的音譯，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個完形。世界就像一張永遠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試卷，而我們在看到這張試卷的時候，總會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滿，讓這張試卷看起來完整、通順而有意義。
一個催眠術的實驗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給我們一些啟發：催眠師把被試者成功催眠之後，命令他去打開房間的窗子，被試者完全服從了這個命令。當實驗結束以後，被試者醒轉過來，催眠師問他剛才為什麼要打開窗子，受試者疑惑了一會兒，很快回答說：“因為覺得房間裏太熱。”
這並不是什麼特殊情境之下的特例，帕累托在《普通社會學綱要》裏用過很大的篇幅來論述人類是多麼樂於給自己毫無邏輯的行為賦予合乎邏輯的外表。的確，他說得在理，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這畢竟是人類的天性，在千萬年的繁衍歷程中發展出來的使人類適於生存的天性。讀書人卻時常逆天性而動，不但讓自己的太多記憶無法閉合，還總是把別人已經整合過的記述打散開來，在閱讀歷史類書籍的時候似乎最容易發生這樣的尷尬。
海登·懷特在《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一書中講道：“史學理論中有一種老生常談，說的是由事實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種濃縮，即將行為經歷的時間濃縮為講述的時間，將人們有關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所知的一切事實縮減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實。”的確，這正是古代史家的典型風格，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濃縮雖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細心的讀書人總是會把濃縮的東西再稀釋回去。他們寧可忍受支離破碎的史料雜俎，也拒絕接受那種過於完美的歷史敘事。
《左傳·隱公元年》裏有一段“鄭伯克段於鄢”，這是一篇為大家熟知的名文，是說鄭莊公如何處心積慮地助長弟弟的驕橫跋扈，然後再名正言順地把他除掉。古往今來，人們對這段故事做了太多的議論，但往往忽略了《左傳》對這件事做了多大的濃縮。的確，《左傳》的敘述看上去很詳盡，而且精彩得如同一幕短劇，但正是這樣的敘述方式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即認為故事裏的各個事件都是前後緊緊咬合著接二連三地發生的。而事實上，《左傳》在追溯克段緣起的時候，說“初，鄭武公娶於申”，這一個“初”字就追溯了足足幾十年，而克段時的魯隱公元年在鄭國是鄭莊公二十二年，也就是說，鄭莊公從即位到克段，足足經過了二十二年的時間。
只要清楚了克段一事巨大的時間跨度，圍繞着它的種種陰謀論便開始顯得可疑。鄭伯克段並不是一場短暫迅疾的宮廷陰謀——如果這是一場絲絲入扣的陰謀的話，那就意味着鄭莊公花了畢生的時間處心積慮地剪除自己的弟弟。即便可以假定《左傳》的記載全部屬實，那被濃縮出來的“重要的事實”也只不過是二十多年漫長過程中的電光石火，而其他種種未被記錄在案的有可能直接影響克段事件的因素我們是全不知情的。歸根結底，這畢竟不是一幕短劇。
談到這裏，想來一定會有人帶着不屑的腔調說：“讀書而已，有必要搞得這麼煩瑣嗎？大道至簡，搞得這麼煩瑣的一定都是腐儒！”這的確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但問題是，大道至簡或許不錯，要證明這個至簡的大道卻往往很不容易，而不愛讀書的人更喜歡直接接受簡單明確的答案，讀書人卻無法忽略那複雜煩瑣的證明過程，並且仍然會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讓太多的記憶保持在緊張的、無法閉合的可憐狀態。
進化論就是一個很著名也很典型的例子。2009年是達爾文誕生200周年，也是《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美國的《科學》和英國的《自然》這兩家科學界的頭牌雜誌都出了紀念特刊，《自然》的卷首語一開頭便是這麼說的：“本期專輯裏的這些論文無不證明着查爾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的成功。該理論是由150年前的《物種起源》一書精心闡述出來的，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簡潔——只要有了可遺傳的變異、大量的繁殖和環境的改變，那麼自然選擇就一定發生，進化也就隨之而來。”
進化論的“大道”就是這麼“至簡”，可為了證明這個“至簡”的道理，不知花費了多少代研究者們多少“至繁”的氣力，而且這個過程直到現在也還遠遠沒有終結。於是在那些滿懷好奇心的讀書人的心裏又一次種下了太多不可避免的遺憾。
煩瑣、支離而充滿不確定的證明自然不比簡單明確的結論來得舒服，讀書人之所以熱衷於自討苦吃，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第四種反常心態，即邏輯潔癖。是的，讀書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邏輯潔癖，對理性的真實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於忽略了感性的真實，這實在是一個很招人討厭的毛病；而太多理性無法解決的問題在心裏遲遲不能閉合，以至於不能安然舒適地在宗教里尋找寄託，這也給他們自己的生活帶來了很多的困擾。
5.
古往今來的痴男們始終保留着一句經典台詞：“女人都水性楊花”，古往今來的怨女們也同樣愛說一句“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人們對歸納法有着一種近乎狂熱的偏愛，以至於說出以上台詞的痴男怨女們的平均異性經驗也許大大低於一個保守主義者的最保守的估計。但是，當一個人發出這樣的抱怨時，這雖然是理性上的謬誤，卻不失為感性上的真實，正常人此時自然會站在邏輯之外，用一副好人心腸來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思——不，它傳達的不是某種“意思”，而是某種“情緒”。
但是，具有邏輯潔癖的讀書人往往缺乏這種好人心腸，他們下意識的反應就是一把抓住這句話里太過明顯的邏輯漏洞，儘管這個不夠友善的舉動也許僅僅是在心裏邊悄悄完成的。
痴男怨女們的確是在以偏概全，但這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心理，因為正常人往往都是根據個案歷史信息而不是統計信息來得出自己的結論的，所以迅速而鮮明。
不但個案歷史信息比統計信息更容易影響人們的判斷，而且，S.E.泰勒在1982年的《社會心理學》上論證了這樣一個觀點：當人們既掌握了統計信息，又面對着生動鮮活的個案歷史信息時，即便後者的內容與前者相反，人們也往往會依據後者做出判斷。彩票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即便從統計信息上看，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但人們還是容易因為那些中大獎的個案歷史信息激動得意亂神迷。
這樣的事情實在屢見不鮮，比如僅就讀書而言，舉一個契合的例子——易中天在講評諸子百家的時候做過這樣一段評論：“貧窮落後才是萬惡之源。台灣有個作家講，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台灣街頭，兩個騎自行車的人撞了以後要打架，那個時候自行車值錢。現在呢，小轎車撞了，雙方走下車來，互相交換一下名片，拜拜！讓保險公司和律師去管吧！這是什麼？這是文明了，富裕了，進步了……”
也許並不那麼顯而易見的是，貧窮落後到底是不是萬惡之源，這並非撞車這個“生動鮮活的個案歷史信息”所能證明得了的。我們當然也可以很輕鬆地找出同樣鮮活生動的例證，來證明貧窮落後不是萬惡之源，或者金錢才是萬惡之源，儘管再強大的個案也不足以證明任何一個普適性的結論。
但是，易先生這麼講，儘管缺乏說服力，卻有着毋庸置疑的感染力，同樣不失為一種感性上的真實——是的，就像我這篇文章的標題一樣。我承認這是一個會讓讀書人鄙視的標題，但編輯在約稿的時候特意叮囑過我，要我想像自己是在向許多人講話，一定要帶動起他們的情緒，至少在擬定標題的時候要有這個意識。
難啊，我知道自己一向最不擅長此道，無奈之下只好去向勒龐先生尋求專業援助，這位群體心理學的祖師爺是這樣告訴我的：“我們已經證明，群體是不受推理影響的，他們只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他們的演說家，總是藉助於他們的感情而不是他們的理性。邏輯定律對群體不起作用。讓群體相信什麼，首先得搞清楚讓他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然後以很低級的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變他們的看法。”（《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勒龐先生似乎應該慶幸自己已經早早地作了古，否則的話，這般直犯眾怒的表達方式一定會給他招來數不清的麻煩。而作為嚮往着正義陣營的一名積極分子，我本人當然不會對此表示絲毫同情。不過，還有一件謎一樣的事情也許值得順便提及：勒龐的這本書是我在那個圖書策劃人朋友的家裏借到的，這書經常出現在他的床頭。他說這是他的專業書，但我記得他讀的是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