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哈佛經典講座（全新增補版）》
旅行
第一節概述
羅蘭·柏雷奇·狄克遜[94]
為了欣賞選擇出發
去感受世界的寬廣[95]
也許，從遠古時代開始，那種無法抗拒的航海冒險精神就是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強有力因素。猿猴天生就有好奇心，這種對新鮮事物的好奇使他們在還沒有完全進化成人類之前，就已經開始探索未知的領域。由此推測，人類種族在地球表面上的分佈跟猿猴最初的探索軌跡或多或少有些關係。人口的增長，給食物供應以及可供狩獵的場所帶來了壓力，因此，人類開始產生了領土擴張以及移民定居的意識。人們開始調查不同方向上土地的相對可用性以及吸引力，人類也朝着最有利的方向行進着。除了戰爭或者征服過程中的壓迫，遠古人類的這些探索活動大部分都是自覺自發的，而那些原始的偵察員和探索者就是旅行最早的實踐者，探索未知的歷史幾乎與人類種族一樣源遠流長。
史前探索
原始的探索之旅是真正意義上的冒險，因為那是人類第一次深入之前從來沒有人類踏足過的完全未知的大陸。雖然如今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已經被開發，但人類探索的旅程遠不會結束。無論是為了尋找最佳的狩獵和捕魚場所，還是隨着農業的出現為了尋找更合適更肥沃的土地，這都需要好幾代人的持續探索努力。顯然，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長期階段以及人口增長和轉移的過程中，同一片領域也可能會被不同時代的人反覆探索，即使如今也是這樣。關於這些數不清的探索者和冒險者們的經歷如今已幾乎無跡可尋，但在探索歷史的開端，每段旅程的記錄都至關重要。
如今，我們已經不可能得知關於史前探索的任何細節，但通過觀察世界上現存的原始部落及他們的生活，我們可以收穫一些觀點與想法。我猜在遠古時代有些原始人也跟現代某些人一樣，不喜歡遠行，只願一直留在一個地方，把生老病死全寄托在某一段狹窄的地平線上。也許他們一生中離家門最遠的距離還不超過一英里，他們不想與陌生的人打交道，也不想了解自己所不熟知的一切。當然，也有與之相反的人，他們天生就有着強烈的探索慾望，熱愛未知，“不安於室”。他們的一生中充滿了爭奪食物、貿易往來甚至侵略戰鬥之事。在這種喜歡探索的部落中，以愛斯基摩人為例，單個個體的探索之路可以多達上千英里，這種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在整個原始人部落來說是罕見的。波利尼西亞旅行者們的勇氣和技能也值得我們欽佩，據說他們會乘上傳統的獨木小舟，為了尋找新土地從溫暖的海岸線出發遠行至冰冷的南極大陸。
探索的動力
早期無記錄的旅程隨着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兩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特點。首先人類對未知的冒險次數明顯增加，其次人類探索的動機多種多樣，從而產生不同性質的旅行者。對於真正的探險家而言，探索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但對於其他人來說，通過探索尋找到宗教，商業和科學的真諦才是有用的目標。那是長途跋涉后的碩果，至於這一路上的風景，困難和危險都能一帶而過。真正的探索家被天生的好奇心所驅使，渴望看到新土地，渴望看到陌生人。他們體內潛藏着無法抗拒的冒險精神，憑着一顆不安分的靈魂，勇於面對任何危險，無懼克服一切困難，不求回報，隻身深入到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在他們看來，對生命蹤跡的探索、克服障礙時的滿足感以及那些驚心動魄的經歷就是他們所渴望的無價之寶。他們的追求不是在終點，而是在過程。也許有些旅行者確實是別有目的，但歷史上大多數偉大的冒險家的探索行動都只是無法抗拒自己內心對未知的渴求——無論他們用什麼樣的借口或原因作為掩飾。
征服的目的
戰爭不管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強而有效的征服力量。冒險家的目的是經歷而非斂財，只要還能自由地探索，他們並不關心世界歸誰管。征服者則不一樣，無論是野蠻人還是文明人，征服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斂財、佔領或復仇，這驅使他們跟冒險家一樣，不顧一切深入遙遠的土地，接觸陌生的種族。縱觀歷史，前有易洛魁人，三五成群地從哈德森河西行一千里行至密西西比河打擊死敵蘇族人，後有匈奴王帶領成千上萬的游牧部眾從遠東深入中歐，還有足跡踏遍世界大部分土地的亞歷山大大帝，西班牙冒險家埃爾南·科爾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薩羅。戰爭使征服者們在不同時間不同程度上成為了極為出色的旅行家，這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結論，但戰爭確實能給國家帶來財富，征服異邦也確實能更有效地給帶本國人民創造利益。
宗教的推動
另一個對探索起到大力促進作用的因素是宗教。當時的宗教影響力之大，激勵着萬千朝聖者和傳教士踴躍加入到偉大的旅程中去。朝聖者們受到感召，無畏長途跋涉困難重重，前往信仰的聖地。他們或隻身上路或成群結隊，不遠萬里也無心注意旅途上發生的其他事情，只專註於心中的念想，朝着遙遠的目的地穿越數百甚至數千英里。他們沿着前輩們的腳印，順着過去的羊腸小道，甘之如飴地接納一切艱苦和困難。過去幾十個世紀裏，他們從不停止探索的步伐，從中國和遠東其他地方去到印度的聖地，從歐洲的邊陲去到聖城耶路撒冷，從每個熟知穆罕默德靈跡的角落去到麥加。因為每個朝聖者都在尋求精神上的救贖，所以我們實在不能怪他們沒有注意到旅途上的風光。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朝聖者的旅程目的是相聚，因為旅行者們會從世界各地出發，被信仰吸引來到神聖而偉大的中心。而傳教士的旅程目的是分離，因為旅行者們會懷着信仰從聖地出發，經過未知的路途踏足未知的領域。因此不同於朝聖者，傳教士才是名正言順的冒險家，不管是早期把佛教從印度傳到東南亞的僧侶們，還是堅持在各種紛爭中宣講佈道的基督徒，還是一手拿劍一手帶着《古蘭經》將伊斯蘭教傳到西班牙和東印度群島的穆斯林，這些人都被心中的熱情所引導，不遠萬里，背井離鄉。大部分傳教士並不知道自己會在陌生的地方遇到什麼，也不會對此有什麼想法。伊斯蘭教傳教士則不然，他們遠行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為了能更多地拯救世人墮落的靈魂，因此，他們對路上一切所見所聞都表現出極大的探索興緻，能留下比其他旅行者更多的旅途記錄也就不足為奇了。
商業的發展
就像征服和宗教會推動探索活動，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會讓人類樂意進行更大範圍的探索，那便是貿易和商業的發展。從早期尋找外國商品到現代為了出口家用產品開拓新市場，人類活動已滲透至世界每個角落。自13世紀開始的大規模航行和18世紀末的現代科學探索，都是源於巨大的商業利益。與傳教士不同，經商之人在旅途中會更注意觀察所到之處的風土民情、產品供應和潛在商機。為了賺錢，商人會想方設法尋找最簡單最安全的方法來運輸他的商品，同時開發新的材料、新的原料產地和新的市場，然後通過了解各地人民的特性和習慣推動生意發展。對商人而言，找到更快捷的航線將給他帶來更多打擊競爭對手的優勢。而正是這種尋找新航線的探索，使人類又發現了新大陸——西印度群島，一口氣把過去50年的航行範圍硬是擴張了一倍。
科學的進步
雖然純粹的科學好奇心成為旅行目的主要是在18世紀末，但在早期旅行者中，這也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激勵因素。為了尋找新知識，為了打破已知的限制，人類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對科學產生的濃厚興趣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旅行的目的。科學探索中的進步如多米諾骨牌般向下傳遞，通過科學探索所獲得的大量新知識更是成為了當前科學體系的奠基。與傳教士相似，人類自未知中努力探索科學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一代人的理想。
綜上所述，自誕生那天起人類就開始旅行，而旅行者因為目的不同也分成不同的類型。他們的記錄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文學體系，讓人閱之興緻盎然，不但能增廣見聞還能從中窺見旅行者們清晰而生動的面容：他們在面對危險時的勇氣，他們在克服障礙時的耐心，還有他們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這所有最真實最崇高的事迹都能在他們的記錄中被一次次印證。在這些眾多的旅行者中，只有一小部分留下了記錄，而且就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後期旅行者的記錄比早期的多。從歷史角度來看，旅行者的記錄大致分成幾個明確的時間段。每個時間段的記錄不但年代有所不同，旅行的目的和動力也不盡一樣。
最早的旅行記錄
最早期的記錄大約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身為最早的科學旅行者之一的希羅多德在埃及、巴比倫和波斯等地遊歷，並以文字讓我們第一次準確地了解這些國家的風土民情。他周遊列國，積極收集當地的實際情況和歷史信息，是一個十分用心的觀察者。迦太基的漢諾也大約在同一時間沿着非洲西海岸行至幾內亞灣進行大膽的探索，目的是推進商業的發展。不諱言，在早期，商貿確實是航行冒險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有趣的是，漢諾在這次考察中第一次看到了大猩猩，並將其描述為“有着兇猛力量和濃密毛髮的大個子”。漢諾曾試圖把抓到的大猩猩帶回迦太基，無奈大猩猩力量驚人且不受控制，不得已船員們只好手起刀落，只留下了大猩猩的毛皮。一個世紀以後，為了擴張領土，亞歷山大帶領軍隊遠征探索。在這次遠征中，他不但成功到達從未有歐洲人踏足的印度，而且證明了通過海路到達該國的可行性。隨着羅馬帝國的興起，早期探索階段結束。從那時起直至公元4-5世紀，探索活動進入了一個相對低迷的時期，因為當時的歐洲諸國都在集中火力搶奪已知的領地，無法分神探索未知。
第二階段的探索活動
第二階段的探索活動大約從公元4世紀開始並持續了七八百年。這段時期的探索活動宗教目的濃重，因為旅行者主要由朝聖者和傳教士組成。後來，十字軍借宗教的名義發動戰爭，遠行至耶路撒冷和撒拉遜地區。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朝聖者是一群不愛觀察身邊之事的旅人，他們只一味專心地朝着目的地前行，並從漫長而危險的旅程中獲取精神上的滿足。對於日常之事，他們壓根兒不在意。加上朝聖者的群眾基礎大多來自底層人民，他們沒有受過教育，目不識丁，自然也就無法留下什麼旅途見聞記錄了。當然也有例外，從歐洲各地前往巴勒斯坦的朝聖者中，也不乏來自高級階層的貴族學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朝聖者中並非都只有男性，在早期和中晚時期也有不少女性參與了這樣艱苦的旅行。例如阿基坦的西爾維婭，她曾與380位朝聖者同行，在耶路撒冷聖城、阿拉伯半島和美索不達米亞部分地區進行多番遊歷，並簡單記錄下了許多有趣的見聞，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旅行家之一。到了公元7、8世紀，有記錄的朝聖旅行次數有所增加，規模也不斷擴大。在聖威廉巴的記錄里，有一位來自肯特的朝聖者，他是有記錄以來最早的英國旅行者。這位朝聖者給我們講述了一個他從巴勒斯坦回程時發生的趣事。一開始，他想帶些香膏回英國，但因為當地規定嚴禁出口這種珍貴的物料，他很擔心香膏會被海關官員沒收。為此，他設計了一個巧妙的走私計劃。他先把香膏裝到葫蘆里，然後找來一根挖空的蘆葦，把蘆葦塞進葫蘆並保證蘆葦的長度剛剛與葫蘆口齊平，然後再把石油小心地灌入蘆葦中形成一條人造的石油管子。當到達以色列的阿卡時，海關照例打開他的行李檢查。他們發現了這位朝聖者攜帶的葫蘆，但打開時只聞到一股石油的味道，於是乾脆地放他離開。由此看來，不管是過去還是現代，旅行者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當地海關法規的制約，所以他們總是會想方設法，鑽研出逃避稽查的手段。
來自歐洲的朝聖者人數雖多，但他們的旅行記錄卻寥寥可數，而且記錄中對細節描述模糊不清。相反來自中國的朝聖者人數雖不多，但留下來的記錄卻具有更多更大的價值。其中兩位最為突出的中國朝聖者名為法顯和玄奘，他們從中國的北方一路西行到達印度，以一己之力親身體會佛陀釋迦牟尼的生死殉道。一路上他們不但參考和抄錄了許多佛家經典，還記錄下旅途中的趣聞逸事，讓我們可以隔着遙遠的時空一窺當時印度的國家概況和風土民情，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無價之寶。法顯和玄奘沿着突厥人的舊路，橫越帕米爾高原前往印度，然後苦行將近15年後，從錫蘭經海路返回中土。他們在遊記中全面而詳細地記錄下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並花費大量時間把歐洲朝聖者們所忽視的美景用文字一一描述、還原出來。
那時的旅行者跟現代旅行者一樣，有時會突然感覺到孤獨無助，渴望能回到熟悉的家鄉。這樣的思鄉情愁適用於任何種族人群，即使道行高深如法顯也一樣。法顯背井離鄉在陌生的土地上遊歷了將近15年，某天他在錫蘭的街頭偶然看見一個商人手裏握着一把小小的中國絲扇，思鄉之情在這一刻澎湃如潮水，灌滿了他的胸臆，於是他馬不停蹄朝故鄉奔去。儘管一路上他遭遇了許多危難，但皇天不負有心人，他最終還是回到了久違的家鄉，聽到了熟悉的鄉音。關於探險，歐洲傳教士的記錄與朝聖者的相比，更是遜色。當時傳教士活動的區域約分成兩大塊：南方的阿比西尼亞地區以及東方的中國與印度。在現存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傳教士的活動在阿比西尼亞地區尚且有些許記錄，但在中國和印度卻隻字未留。然而，通過別的渠道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在當時的中國和印度，傳教活動相當頻繁。公元7世紀到9世紀，基督教聶斯脫里派傳教士們與其他出色的旅行家冒險家一樣，長途跋涉深入中國大部分地區或沿着印度海岸遊歷佈道，然而不知道為何他們卻吝於留下片言隻字。傳教士的名字大多不為人所知，但在中國的編年史中，我們看到了兩個熟悉的名字：阿羅本和佶和。[96]同一時期在世界的另一端，其他傳教士們已到達了愛爾蘭。公元8世紀他們開始在北法羅群島和冰島遊歷，但同樣沒留下有價值的信息。
伊斯蘭教的傳教活動
在上述的時期里，另一群同樣重要且出色的旅行者是阿拉伯人。公元7世紀，隨着伊斯蘭教的興起，傳教士們對宗教的熱情以及國家政府對擴張的慾望促使阿拉伯人也開始了他們的冒險之旅。在聖遷之前，來自阿拉伯的商人便曾到過錫蘭、印度和非洲海岸，伊斯蘭教的傳播更加刺激了這樣的貿易往來。伊斯蘭教虔誠的信徒們懷抱着真主的教誨，踏遍中亞、中國、東非海岸，甚至西歐諸國。雖然一如基督傳教士，伊斯蘭教傳教士也沒有對旅途進行記錄，但幸好有隨隊而來的商旅之人代為效勞。多虧這些商人，我們才能看清這段以傳播宗教和擴張領土為目的的傳教之路是如何完成的，而這也為後人鋪平了反覆旅行，來往通商的道路。在所有阿拉伯旅行者中，不得不值的有兩位，他們分別是蘇萊曼和馬蘇第。蘇萊曼是一位商人，經常來往於中國與阿拉伯地區。馬蘇第是一位地理學家，他不僅到過遠東地區進行考察，還曾周遊非洲海岸。這兩位旅行家，尤其是後者，都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考察記錄和旅行趣聞，讓我們可以大致想像當時人民的生活狀況。當然，還有很多不知名的旅行家，他們也把自己旅途中形形色色的事情記錄了下來。雖然有部分業已失傳，但凡有流傳下來的，如辛巴達歷險記等，都被人們收集起來，編輯成《一千零一夜》這樣的故事書。從這些故事中，我們能從很大程度上準確匹配出過去提到的城市和現代對應的地方。例如印度、錫蘭、馬達加斯加和中國，這些都是大部分航線的必經之路。另外，從樟腦採集和處理的過程和手法來看，我們不難推斷出所描述的地方正是印度群島，還有辛巴達冒險時遇到的海中老者指的則是蘇門答臘及鄰近島嶼上的猩猩。阿拉伯人的遊記不僅證明了他們是世上最偉大的旅行群體之一，而且還使15、16世紀旅行冒險的巨大發展成為可能。阿拉伯人在中國學會了羅盤的正確用法，並把這項技術傳到地中海，使歐洲航海家終於有條件進行長距離航行，從而為新世紀的發現做出了具前瞻性的貢獻。
維京人和十字軍
儘管宗教是直接或間接推動這段時期冒險活動的動機之一，但那並非只發生在教派林立的地中海沿國。就在西歐各地的探索活動漸漸式微之際，北歐人卻開始了大規模的遊歷遠行。
一開始，維京海盜從北方出發沿着法國和西班牙富饒的海岸一路向南，後來這幫被稱作“在海上冒險的男人”把注意力轉向了西邊，並被天生的冒險精神推向未知的大西洋。他們首先找到了冰島，然後又踏上格陵蘭島，最後在11世紀到達美洲的北岸。維京人的航海記錄十分豐富，其中最有名的一本叫《紅髮埃里克的冒險故事》，那裏面描述的事物雖然光怪陸離，卻擴展了當時人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北歐人的頻繁活動使南方諸國在冒險探索方面的興趣被重新點燃，甚至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階段。推動這個階段探索活動的原因很多，既包括起到承上作用的宗教傳播，和起到啟下作用的十字軍東征，也包括了發生在中國的政治變動和東西貿易的蓬勃發展。十字軍相當于軍事上的朝聖者，他們懷着基督教擴張的目的，試圖驅逐穆斯林的信徒，征服他們所信仰的聖地。就像早期嚮往和平的朝聖者一樣，他們也是只專註心中和眼裏的目標。但與之不同的是，他們留下了相當多的記錄，只是作為旅行者，十字軍的遠征並沒有留下更多的歷史價值。
蒙古帝國的擴張
影響着這一階段冒險活動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東亞地區成吉思汗所領導的蒙古國勢力的突然壯大。蒙古人在穩定了亞洲局勢后，馬上把注意力轉移到西方，並通過征服中亞各國入侵歐洲。雖然蒙古人在1241年的里格尼茨之戰中被擊退，但他們的兇猛讓歐洲各國心有餘悸，於是教皇決定派遣外交使團前往大都面見蒙古大汗。使團中有一位名叫柏朗嘉賓的方濟各會修士，在花費了兩年時間完成教皇派遣的任務后，他帶着對東方之國風土民情繪聲繪色的記錄回到了祖國。除了柏朗嘉賓，當時隨行的還有幾個外交官以及傳教士盧布魯克。那次出行是歐洲人第一次親身感受到古代中國的偉大和富饒。使團的出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為此感到最為興奮的莫過於當時的商貿領跑者威尼斯人，他們利用教皇使者們開闢的路線，不斷加深東西方的來往貿易。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可·波羅開始了他最著名的冒險之旅。
馬可·波羅在中國中原、西藏和大部分中亞地區遊歷超過20年，還曾作為蒙古帝國的派遣官員之一航行出使爪哇和印度。忽必烈統治期間的蒙古是當時前所未見最偉大的帝國。回到歐洲后，馬可·波羅被投進了監獄，他的奇妙旅程便只能通過他的口述以及同一囚室同伴手中的筆讓世界驚艷。他的故事和描述不能說十分準確，但相比於同一時期和其後一段時間內旅行者和商人的記錄，已經是好太多了。很多人對道聽途說的奇妙故事抱有極大的興趣，而這些奇妙故事的來源大多出自著名的《約翰·曼德維爾爵士航海及旅行記》。這本膾炙人口的書據說是由一位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的醫生所寫，這樣的“假造遊記”實際上不會有太多的現實價值。像馬可·波羅這樣出色的歐洲旅行家不在少數，但他們的旅行記錄卻不及阿拉伯人的詳盡——畢竟直到15世紀，阿拉伯人依然活躍在這片東西往來的領域。阿拉伯旅行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丹吉爾的醫生伊本·白圖泰，他用了25年的時間不斷周遊東印度群島、俄羅斯南部、東非海岸和赤道，他甚至穿過撒哈拉沙漠去到廷巴克圖和尼日爾河谷的西部。
前往印度的航線
從15世紀開始，印度貿易的迅速發展成為了新時期旅行的動力。由於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通往東亞的陸上交通被封鎖，而多虧了指南針技術的引進，歐洲各國開始尋找通往新大陸的海上航線。最先“起錨”的是葡萄牙，在“航海者”亨利王子的號召下，許多航海家探險家都致力於出海尋找從非洲海岸直達印度群島的航線。他們一點一點地沿着非洲海岸從南往西走，在哥倫布開始他那段偉大航行的6年前，葡萄牙航海家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便已發現了非洲大陸最南端的好望角。11年後，瓦斯科·達·伽馬繼續從好望角出發到達印度。3年後，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懷着相同的目標，進行了更遠的航行。他一路向西，到達巴西海岸——他被認為是最早到達南美新大陸的歐洲人。
葡萄牙雖然在非洲大陸南部的發現上拔得頭籌，但西班牙的航海家們卻為人類展現出更廣袤的新大陸。熱那亞人哥倫布的新發現讓其他探險家看到了希望，其中就有著名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維斯普西，他先是代表西班牙發現了委內瑞拉，後來又打着葡萄牙的旗號航行至坐落於南美海岸的拉普拉塔。其實這些旅行家的目的地是印度，目標是尋找能讓歐洲商人到達印度彼岸進行商業貿易的航行路線，但這項任務一直到16世紀初葡萄牙航海家費迪南德·麥哲倫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才成功完成。他從地球靠近赤道的南端找到了一條能重新溝通東西貿易的通道，穿過太平洋並在1521年到達菲律賓，卻不幸在一次當地的部落衝突中罹難。雖然他自己沒能活下去完成剩下的航行，但他的船員們卻在後來借道好望角返回西班牙，在實際意義上完成了人類首次環球旅行。
美洲探險新紀元
16世紀頭50年，大家都如此前赴後繼爭分奪秒地去探索和征服新大陸，這也許是人類冒險史上最美好的時光。旅行家們不僅從海路上發現新大陸，更有甚者在新大陸境內橫越數千英里，其中就包括發現了北美大陸的科羅納多和發現了南美大陸的奧雷亞納，奧雷亞納更是第一個從南美海岸跋涉到達亞馬遜流域的人。懷抱着不同的動機，科爾特斯和皮薩羅分別航行至墨西哥和秘魯，征服那有着廣袤領土和深厚文化的新大陸。
雖然哥倫布在這一探險時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這一路上也少不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北歐旅行家們的身影。後來，英國、法國、荷蘭也開始了探索行動，而代表各自的冒險家有卡伯特、卡地亞和哈德森。另外，英國探險家沃爾特·雷利對圭亞那地區的遠征以及弗朗西斯·德雷克環遊世紀的偉大成就也給世人提供了具有巨大歷史價值的文獻記錄，同時見證着英國人在這段航海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英女王伊麗莎白時期，因為眼饞心熱西班牙在新大陸上的攫取到的利益，德雷克帶着他那艘私掠船和一船子船員千里迢迢前去掠奪、攻擊。雷利、漢弗里·吉爾伯特和其他旅行家則把力量用在尋找新大陸和建立殖民地上。當然，尋找更快捷的東西商貿路線還是這個時期推動航海冒險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馬丁·弗羅比舍和約翰·戴維斯在內的航海家還在不停地尋找着那條無法企及的西北航道。隨着17世紀的到來，法國旅行家的名字也漸漸為世人所知。薩繆爾·德·尚普蘭，拉薩爾爵士，雅克·馬凱特，拉羅什韋朗德里和其他旅行家，不管他們之前的身份是牧童還是牧師，如今都成為了法國探索新大陸的先驅，他們的冒險故事可以讓任何旅行家嘆為觀止。
就在法國人努力開拓北美大陸的同時，膽大心細的荷蘭探險家也在大洋洲地區馬不停蹄。澳大利亞在上個世紀中葉被西班牙人發現后，荷蘭人便迫不及待地開始遠征之旅。他們效仿葡萄牙人當時在非洲的做法，沿着澳大利亞的海岸從南往西推進，並最終到達了塔斯曼海。這次航行不但確定了澳大利亞的島嶼屬性，而且還首次發現了新西蘭。
科學探險時代
最後一個階段的偉大航行以庫克船長1768年那次出海為開端。那次航行從英國出發，以科學考察為目的，旨在觀察發生在南太平洋新大陸社會群島上的金星凌日現象。這是一個天文學現象，在當時科學家圈子中引起了很大反響，遠征的成員中有幾個專門負責收集和調查信息的科學家。這段航行后，越來越多的個人旅行家和冒險家開始以科學探索為目的，考察和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各國政府也紛紛派出人員進行類似的任務。直到今日，科學考察活動依然頻繁、活躍，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著名航行以及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在東印度群島上的遊歷讓當時的科學文明得到了革命性的進展。由此可見，出於高尚目的而開展的旅行能帶來多麼大的成果啊！作為科學發展的一部分，同時也作為旅行靈感之一，除了普通的陸路、海路，我們甚至有前人探索極地的記錄。這些科學考察的目的也許只是為了實現一個理想，不一定有任何實用價值，整個航程下來也不會進行任何商貿活動。然而，就是這樣一代一代人的堅持，一邊對抗未知，一邊歷盡千辛萬苦生死難關，才讓人類稍稍觸摸到文明的礁石。對科學家來說，考察航行是因為心中科學之光的指引——那光雖微弱、冰冷，卻永恆、穩定。但於真正的冒險家而言，冒險探索的慾望更是來自心中燃燒的熊熊火焰——那火焰讓他們誓死堅持以行動捍衛真理。
往早期旅行的歷史中匆匆一瞥，也許只能看到人類遊歷的廣泛領域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利益。在世界這張展開的大地圖上，最為突出的風景可能就是那些大山高峰了，但這不意味着我們無法在山腳的村莊裏找到旅行探索的樂趣。偉大的旅行家以及他們那些驚心動魄的偉大旅程當然引人注意，但除此之外，一些小打小鬧似的探索嘗試也不應該被忽視。這些謙遜的旅行家一般會在一些已經被人佔領的土地上探索，利用他們敏銳細緻的觀察和富有人情味的描述方式記錄下在當地的見聞逸事。這些遊記不但能讓身為讀者的我們獲得巨大的樂趣，而且會激勵我們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深入研究更多當地的風土民情。
旅行的方式
在閱讀不同時期的遊記時，人們需要先理清不同旅行者的旅行特點和旅行方式，否則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藉助文明社會的各種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現代旅行總體來說都是很舒適、快捷、安全的。然而，也正因為這些現代便利導致人們能獲得的旅途體驗與過去相比有着天壤之別。早期的旅行者經常獨自一人，喬裝打扮是他們唯一能保護自己人身安全的手段。一路上，他們會遭遇到的艱難、痛苦和危險在現代根本無法想像。他們能為遠行而做的準備很有限，也不會攜帶什麼特殊裝備。旅行者的交通工具只有他們的雙腳，因此他們移動得很慢，也會經常被迫滯留。旅行者們在路上難免會遇上一些可疑或不友善的人，然後誤信他們的指引誤入歧途。另外，由於溝通上的不便，旅行者們要達到目標通常總要繞上一大圈。時至今日，類似情況已經得到極大的改善：無論是孤身上路的旅行還是細密組織的遠征都不會再遭遇到致命的困難或危險，人們發明的各種精巧設備和工具不僅能增加旅行舒適度和保證自身安全，還有效提升了旅行的成功率。當然，那種遠離喧囂的探索和在未開發土地上的冒險也還是相當費時費力的，但相對於過去，現代的旅行家起碼可以用最簡單快捷的方法到達未知領域的入口——這便已經是無可比擬的優勢。
旅行的樂趣和好處
要說旅行的樂趣和好處——似乎太顯而易見了。陌生的土地、陌生的人群和嶄新的經歷都能給旅行者提供更多更廣泛的學習機會。在變幻莫測的冒險旅途中，只有那些熬過了生死考驗的人才能獲得最多的金銀珠寶，而能從千里之外帶回巨額財富的人，必定也能從中積累出相當豐厚的知識與經驗。旅行能影響個體的思考方法和待人接物的習慣，也能使個體以更寬容的心態審視生命的價值，更深刻地體會到人類種族的群體性、潛力以及進化至今所取得的成就，這些都是非走萬里路而不可得的。就算拋卻以上種種，旅行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一種陌生卻新鮮的期待，而這毫無疑問便是促使旅行者們冒險家們邁開腳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對真正的旅行者來說，沒有比遠行更嚮往的事情，沒有比冒險更迫切的慾望，沒有比探索更快樂的心情。那些在旅途中不得不忍受的疲憊、艱難和痛苦都不值一提，也許轉眼間就會從他們腦海中消失，因為他們的眼裏心裏塞滿了那些曾經讓他們驚艷、讓他們震撼的奇迹與壯麗——看過的落霞、聽過的風聲、聞過的花香，所有一切都那麼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當然，不能所有人都去當旅行家，大部分人可能更喜歡坐在扶手椅上暢想。他們可以閱讀旅行家們的遊記，從中獲得旅途中的快樂和價值，也可以有意識地參與到旅行者無意識的記憶中去，摘錄下最有意思的描述片段。旅行家們驚心動魄的冒險經歷以及其不屈不撓的精神與毅力不僅能讓讀者們獲得嶄新的人生領悟，還能使其從描述了各種美好人間世情的故事中，學會以寬容之心理解和同情地平線那頭的陌生種族。正如丁尼生在《尤利西斯》一詩中所說的：
我決心駛向日落的彼岸和
映滿西方星斗的海灣
至死方休
第二節希羅多德的埃及見聞
喬治·亨利·蔡斯[97]
希羅多德被稱為“歷史之父”，這個讚譽最早出自西塞羅之口，后被世人承認、傳頌。希羅多德是第一個把“歷史”一詞引入歐洲文學的作家，他賦予其以“描述過去發生，並以事實證明其存在”的定義，沿用至今。其實在希羅多德定義“歷史”一詞前，文學界已存在着一種類似歷史記錄的作品。它們由所謂的編史家編就，形式以詩歌為主，內容包括“理則”和“傳說”，題材大多是描述希臘城鎮的建立或某一家族的系譜或遙遠彼方的奇聞。也許希羅多德正是受到了這些作品的啟發，所以他早期的歷史著作不乏“理則”以及對新大陸上的地理概況和風土民情的嚮往。當然，他也有其獨一無二之處，希羅多德是第一個用第一人稱、以自己為視角描述世事的作家，同時，他還會追蹤並證實事情的來龍去脈。
希羅多德的《歷史》
希羅多德所著《歷史》主要敘述了希臘與波斯之間的龍爭虎鬥，而這並非單一的歷史事件，它對歐洲後來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此書被後世的文法學者劃分成九卷，雖然書中提及的細節眾多，但希波戰爭這個主題卻始終貫穿其中。《歷史》開篇先是回溯了波斯帝國崛起的經緯，並對其征服呂底亞、巴比倫和埃及各國以及遠至斯基提亞和利比亞探險之事進行了詳盡的記錄。到了第五卷，按希羅多德的描述，波斯軍隊在攻陷了呂底亞的首都薩迪斯后，為了繼續擴張把矛頭指向了希臘，從而引發了愛奧尼亞人的奮起反抗。在第六卷中，波斯對愛奧尼亞城邦的第一次入侵最終以及馬拉松戰役的勝利落幕。而此戰之後，希羅多德又在之後的三卷書中敘說了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的征戰生涯。
希羅多德的寫作靈感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成長——亦是希波戰爭爆發的年代。他曾與很多參加過馬拉松戰役以及薩拉米斯海戰的士兵交談過，他所在的城邦卡里亞的首都哈利卡那蘇斯也早早地臣服於波斯，因此他很了解波斯帝國那令人恐懼的力量。命運和個性讓希羅多德選擇成為一名旅行者，他曾兩次離開生養之地，像一隻沒有腳的小鳥般四處流浪，最後落根於意大利南部一個名為圖裡伊的殖民城邦（該城邦於公元前443年，由雅典人在原錫巴里斯城的舊址上建立而成）。他也曾在雅典遊歷，其間不僅見證了希臘文學藝術的“黃金時代”，還結交了許多在這個時代里出色的作家，如索福克勒斯。希羅多德在遊記里記錄了許多雅典、奧林匹亞、科林斯和底比斯的傳統，以及發生在希臘各地的第一手信息資料。
希羅多德的遊歷目的和範圍
希羅多德的遊歷並不局限於希臘及其鄰近地區，從他在書中的敘述我們可以推測，他曾行經波斯、巴比倫、蘇薩、埃克巴坦，也曾在埃及沿着尼羅河向上跋涉；他曾出海到達提爾和利比亞，也曾親身感受過黑海、克里米亞半島和科爾基斯的壯麗；他似乎還曾橫越小亞細亞半島，沿着敘利亞的海岸行至埃及的邊界。
關於希羅多德旅行的目的一直以來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其中一個最簡單也是最合理的動機無非是為撰寫《歷史》做準備，也有人說希羅多德是一名商人，旅行是為了來往貿易。然而在《歷史》一書中，我們並沒有看到能支持這兩種觀點的證據，希羅多德在書中也沒有對“商人”或“商業”表現出特殊的興趣，他在收集各地的風土民情奇聞逸事之時也絲毫沒有提及“歷史”，於是又有人認為希羅多德其實是一個吟遊詩人。他就像當年沿街背誦荷馬史詩的吟誦者，只不過他敘說的不是那些發生在英雄時代的偉大故事，而是遙遠國度的傳統與風景——簡而言之可能就相當於現代的斯托達德或伯頓·福爾摩斯。從這個角度出發去看《歷史》，不難發現希羅多德在希臘各城邦收集傳統習俗以及在世界各地領略風土民情時的欣喜和愉悅。當然，他的旅程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希羅多德行經之處大多是公元前5世紀對希臘有着重大影響的區域，他的遊記對渴望建立雅典帝國的伯里克利而言尤為關鍵。為此伯里克利不惜從雅典公民大會手上調用超過相當於今天的一萬美元的資金：一來可以閱讀希羅多德最新的《歷史》，二來也是出於對希羅多德的政治獎勵。以上這些觀點都只是推測，沒有實質的證據。希羅多德自己曾表示，撰寫《歷史》只是為了“紀念那些不應該被遺忘的人事，以及存在於希臘及世界各地的偉大奇迹”，他本人也因為以嶄新的方式記錄旅途上的見聞並使其流芳百世。
希羅多德《歷史》的真實性
世人對希羅多德是否能勝任歷史記錄者一職之事曾有過激烈的辯論。從一開始他所撰寫的《歷史》就遭受猛烈的攻擊，前有普魯塔克著文“論希羅多德之陰險”的批判，後有希臘文法學者艾利烏斯·哈伯克特著書《希羅多德歷史中的謊言》的駁斥。到了現代，隨着科學驗證越來越嚴謹，即使是希羅多德最忠實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認，《歷史》中的描述確實存在着許多嚴重的缺陷。就像大多數同輩人一樣，希羅多德只會說希臘語，對其他語言一竅不通，因此在旅行溝通方面他不得不依賴口譯人員或會說希臘語的當地人。於是，他在轉述聽聞之事時通常也會不斷地向讀者澄清信息來源，例如他會說“這是波斯人說的”或者“這是埃及的祭司告訴我的”。而即使他所言之事發生在希臘諸城邦內，他也只引用那種民間口口相傳的片言隻字，且絕口不提官方發佈的文獻資料或實際存在的證據支持。當然，如果就因為這樣說他是陰險的謊言之父為免失之公允，因為希羅多德在遊記中也經常質疑所聞之事的真實性，並試圖把從不同人口中聽到的不同信息進行逐一比較從而找到真相，就像他討論尼羅河定期泛濫對古埃及文明的影響那樣。由於當時缺乏科學嚴謹的考證方法，希羅多德的各種說辭和見解都遭到了多方挑戰。儘管他有時候說的故事只能算是民間傳說，完全與歷史沾不上邊——如發生埃及古王拉姆潑西尼德斯時期一樁“以屍誘犯”的逸聞，可無論如何希羅多德於後世之人而言始終是一名毫無私心且樂於分享旅行樂趣的“歷史說書人”。
希羅多德的宗教信仰
《歷史》不易被世人承認的原因之一，是希羅多德的宗教背景或者說他對宗教的信仰。跟同時代所有人一樣，他深信人類的一切皆由神明操縱，因此在《歷史》中，他“記錄”下了許多神跡和啟示，甚至在描述國外之事時也試圖將異域神明與希臘諸神聯繫起來，其中一個例子便是在《歷史》的第二卷中，他為了證實希臘神話起源於埃及所做的“努力”。
由此可見，希羅多德在進行歷史記錄工作時確實缺乏嚴謹的考證邏輯，難怪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們對他評價總是褒貶不一，用一段打油詩來形容則是：
埃及祭司糊弄你，
你卻傻傻當了真。
希羅多德的謊言，
相信的人瞎了眼。
儘管身後有着許多不利的批評，但人們始終相信希羅多德在敘說時並不是惡意扭曲事實，只是受到了當時國家種族和時代特點的影響而已，他對歷史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希羅多德是當時少數能公平地看待異域蠻族的希臘人，就像他既會讚美希臘各地的美好，也會讚美在國外接觸到各種風光與文明之瑰麗。希羅多德太喜歡故事了，所以很難成為一個嚴謹的歷史學家。他更像是一個“歷史的說書人”，以清新脫俗簡潔明了的風格進行敘述，把不言自明的藝術感鐫刻在字裏行間，既成就了《歷史》在當時歐洲新型文學作品中的地位，也使他成為文學歷史上具有鮮明個性的不朽作家。當我們打開《歷史》時，那些希羅多德經歷過的畫面便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可以像觀賞電影般看着他跟隨口譯員或祭司在波斯帝國的街巷中穿行，在埃及的寺廟裏參觀：他一方面熱切地邊聽邊問，另一方面迅速記錄下各地與希臘不同的人文風俗、規則習慣，使自己的敘說更為完整而精彩。除了作為事實，希羅多德的《歷史》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人類發展史，它記載了希臘這個卓越的種族在歷史發展中曾經出現過的優秀個體以及他們當時所懷抱的崇高信念。
第三節伊麗莎白時期的冒險家
威廉·艾倫·尼爾森[98]
在標誌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探索精神重煥生機的事例中，尤為重要的便是新一輪的地理探險。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后，西班牙便開始在新大陸（主要是中美及南美洲）上進行殖民擴張。西班牙在16世紀掌握着歐洲天主教的絕對勢力，而在伊麗莎白女王統領英格蘭后，英國便與羅馬教廷決裂。作為新教徒的領袖，伊麗莎白女王充滿了宗教及政治野心，於是決定與西班牙爭奪其在美洲的財富與殖民領地，這場爭奪帶來了無限的商機。在伊麗莎白的英明統治下，英格蘭平穩崛起，對擴張市場的需求隨之劇增。為此，除了爭奪土地外，英格蘭的冒險家們開始嘗試建立一個龐大的海外商業體，對世界的好奇、對宗教的虔誠、對國家的擁護和對商業發展的追求成了水手們不遠重洋到此一搏的主要動力。
伊麗莎白時期的擴張
然而，冒險家們爭奪的目的地從來都不只局限於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因此儘管困難重重，他們還是會不斷地按需要改變航線。如1553年，英國冒險家們試圖通過東北航線航行至中國，卻陰差陽錯地來到了白海進入了沙皇的管轄範圍，從而開闢了一條從英格蘭直達俄羅斯的貿易路線，打破了德意志漢薩同盟在波羅的海的壟斷。他們曾向地中海推進，深入探索的黎波里和摩洛哥，並在希臘各地經商，同時，為了把商品出口至印度，他們兵分兩路：一些走陸路，行經埃及，累范特地區並橫越阿拉伯和波斯；另一些則走水路，從波斯灣繞過好望角來完成目標。隨着英格蘭與葡萄牙在印度勢力爭奪的白熱化，英國決定於1600年成立東印度公司，並由此拉開了大英帝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序幕。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在美洲，英國的冒險家們為了建功立業不惜與西班牙人發生衝突，並努力把最美好的一切留給後世。其中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所領導的三次航行、漢弗里·吉爾伯特爵士的發現紐芬蘭之旅以及沃爾特·雷利爵士開闢圭亞那新大陸之事都被仔細收錄進《哈佛經典》中，其內容除了極具代表性的航海記錄外，還包括了冒險家們在所經之處接觸到關於科學、宗教甚至海盜的描述。這一切比任何杜撰的故事都要引人入勝，因為字裏行間滿滿皆是旅行者們在面對厄運、經受艱苦時所展現的勇氣和耐心，而這其中既有讓人振奮的慷慨與善良，也有令人心寒的殘酷與背叛。
德雷克爵士還年輕時便已野心勃勃地開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行至西方的征程。1572年，他遠征迪奧斯港，劫掠了大批準備上貢給西班牙國王的金銀財寶。關於此事，有記錄如下：“藉助些許光線，我們在地下室看到了滿屋子的銀條。這些銀條每根都有20米長，3米寬，3.5米高，16～18公斤重，要是全部合計起來的話肯定超過360噸！”然而，當時船員們並沒有馬上染指如此巨大而誘人的財富，反而一心希望先找人拯救他們在旅途中受傷的船長。而當一切就緒之後，他們便開始蠢蠢欲動。“那時候西班牙在卡塔赫納和迪奧斯港擁有超過200艘護衛艦，為了安全我們每次只盜取兩至三根銀條，且儘可能不惹火西班牙人，除非他們對我們宣戰或給我們裝陷阱。”從記錄的後半段來看船員們的行動給西班牙駐軍帶來了不少的困擾和損失。
地理貢獻
這些冒險家們的敘述讓我們有機會看到早期美國本土以及其原住民的狀況，然而這樣珍貴的信息卻沒能作為地理科學得到普及，大家關注的往往只是表面上充滿想像力和娛樂性的探索故事。在約翰·霍金斯的遊記中有關於鱷魚的描述，他說：“鱷魚在剛發現獵物時先是裝得楚楚可憐，就像一名虔誠博愛的基督徒，可一旦獵物被迷惑得足夠靠近后，它便凶相畢露，於是便有了‘鱷魚的眼淚’這樣的諺語，用來形容那些以柔弱博取同情后無情背叛之人，其中以女人為甚。”然而在關於煙草特殊用途的描寫中他又說道：“佛羅里達的居民旅行時會帶上一些乾燥的煙草並把它們放在一段一段長長的管子中。當有需要時，他們會把管子點燃吸食煙霧從而熬過缺水斷糧的日子，這種方法能保證他們在四五天內不進食也無性命之憂。然而煙草在法國卻另有大用，在法國，醫生會用煙草幫助病人把胃裏的積水和濃痰吐出來。”植物方面，霍金斯也提到“土豆是一種比胡蘿蔔更好吃的植物果實”以及“美洲的菠蘿樹大約有兩個拳頭粗，外皮薄而帶刺，果肉吃起來有點像蘋果，卻比蘋果更為鮮甜”。
除了有關動植物的描述外，大部分旅行遊記還會使用富有傳奇色彩的筆觸介紹許多諸如原始部落居民生活習俗等有趣內容。閱讀遊記時，我們尤其容易被印第安人塞滿了黃金和珍珠的寶庫所吸引，而冒險家雷利出海尋找傳說中的黃金國進而發現圭亞那新大陸之事聽起來更像是神話一般。傳聞圭亞那的國王不但喜歡使用由金銀製造的餐具，連花園裏的植物也要仔細地以金銀點綴裝飾。
冒險家們的手段
在這裏不得不澄清一點，上面提到的故事都是從英國人的視角出發進行敘述的。宗教、政治和商業上的角力激化了英國與西班牙之間的矛盾與仇恨，使英國人只看到了西班牙在對待美洲當地人和英國囚徒時殘酷。其實英國冒險家們也實非善類，他們中大部分都在從事海盜以及販賣黑奴的活動。冒險家們的勇敢和堅持以及他們對同伴及女王的忠誠固然能贏得我們的欽敬，但他們那些把人當貨物般販賣的不人道行為以及無情剝削黑奴人權的諸多惡行也引起了我們的反感與警惕。在把黑奴運往西印度群島的路上一旦遇到風浪，冒險家們便會毫不猶豫地把奴隸們丟進海里以減輕船身負重——也許在冒險家們看來，這些在非洲逮到的黑奴不過是一種商品，跟牛羊牲畜也沒有什麼區別。當然，在這一系列由追逐黃金和征服土地引起的恐怖事件中，我們也不斷看到冒險家們對敵人的寬宏大量、對同胞兄弟的維護熱愛、對名譽榮耀的堅守以及對世間規則的尊重，而這一切照亮了人類的大航海時代。
敘述的風格
以遊記作者的見聞為基礎寫成的文學作品甚至能比航海家們走得更遠。冒險家本人以及其代表國的榮耀，兄弟同胞們在抗敵時的眾志成城和平安歸航后對冒險經歷的侃侃而談都是旅行者寫作的主要動力。不過他們在講故事時並不會特意塑造風格和修辭，只會從心出發把一切用樸素易懂的方法表達出來。這是一個航海家們有着極大熱情和無限野心的時代，每一次遠征計劃都始於夢幻般的狂熱想像，然後在執行時伴以無私的奉獻、大無畏的精神和極端的手段。現代人大多已認清了海盜活動的醜惡，但航海家和冒險家們的勇往直前、所向披靡還是會撼動我們的心靈，喚起我們的想像力。
儘管被時間消磨，被命運削薄，
我們的意志堅強如故，堅持着
奮鬥、探索、尋求，絕不示弱。
第四節發現的時代
威廉·貝內特·蒙羅[99]
15世紀末，黑暗時代結束了。隨着君主權力的膨脹和正規常備軍的崛起，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不再適合時代的需要，逐漸失去了它對各個階級的支配力量，從前各自為政的小國家開始合成一個大聯邦。如卡斯提爾和阿拉貢歸順了西班牙王國，法國的各個省市在波旁皇族的統治下渾如一體，英格蘭則解決了長期以來的內部爭鬥，在都鐸王朝的帶領下平穩發展。這種鞏固和團結激發了這些國家的國家意識和領土擴張的渴望，地理學研究的復興和指南針在航海上的應用使水手們有信心大膽地進行遠航探索。而當土耳其決定關閉地中海港口與東方之間的舊有貿易航線時，西方國家的航海技術已經成熟到可以毫無顧忌地進行新大陸探索了。
哥倫布的航行
第一次代成功發現新大陸的航海家哥倫布出生於意大利熱那亞，他的出航代表着西班牙皇室的利益。熱那亞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商業城市，而西班牙則是當時歐洲最為強大和進步的君主制國家。憑藉著與生俱來的勇氣、嫻熟的航海技巧以及整個國家的財政支持，哥倫布為西班牙皇室掙得了巨額財富。關於哥倫布的探險故事，包括他如何經歷33天航行終於達到印度群島、如何與當地居民接觸以及如何發現新大陸等種種事迹，每個美國學生都耳熟能詳。但無論別人如何轉述，都不如親耳聽聽真實歷史的說法。首先，哥倫布並不是第一個發現新大陸的人。在哥倫布首次從帕洛斯起錨的將近4個世紀前，斯堪的納維亞人探險隊便在紅髮埃里克之子萊夫·埃里克松的帶領下，從挪威在格陵蘭島的殖民地出發行至北美文蘭森林海岸。至於文蘭指的到底是加拿大的拉布拉多、新斯科舍還是美國的新英格蘭，歷史學家們眾說紛紜，目前公認的推斷是，也許萊夫和追隨者們確實曾經遠道而來，但並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有在拉布拉多南部登陸過。況且，斯堪的納維亞人的探險並沒有實施任何土地殖民，於是新大陸的豐碩果實便陰差陽錯地留給了哥倫布和那些跟隨他出生入死的冒險家。
哥倫布的歸航帶來了關於海地島上財富資源的消息，讓整個歐洲都沸騰了起來，於是西班牙皇室迫不及待地催促哥倫布再次出航，以便壟斷整個新大陸的利益，而其他國家也不甘落後，紛紛派出冒險家，試圖在殖民地的搶奪中分一杯羹。這些被派遣出海的冒險家中還包括了意大利佛羅倫薩航海家阿美利哥·維斯普西，他在1497年時橫跨大西洋到達美洲，並在歸航時帶來了當地詳盡的地理信息，於是後來的歐洲地圖製圖師便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大陸。同年，卡伯特父子也在英王亨利八世的授意下，從布里斯托起航遠征拉布拉多海岸，為以後英國在北美洲的殖民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於法國則任命了航海家雅克·卡蒂埃負責新大陸的探索工作，而後者也不負眾望地為法王掙得了聖勞倫斯河谷的管轄權。
美洲殖民
為了獲得新大陸土地的擁有權，光靠發現是不夠的，還要有殖民和駐軍。為此，西班牙率先利誘本國人民移民到西印度群島、中美和南美大陸等地區，葡萄牙緊隨其後佔領了盛產貴金屬的巴西海岸。英國稍有落後，當卡伯特父子到達新大陸時大部分土地已經被西班牙佔據了，於是退而求其次，從西班牙手裏搶過從佛羅里達海岸到芬迪灣的領地，雖然那裏沒有豐富的礦藏，但從長遠來看卻十分有利於英國航海運輸的發展。動作最慢的法國避開了競爭者的鋒芒，向北深入阿卡迪亞並佔據了聖勞倫斯河谷及北美五大湖區。看到此情形，其他歐洲國家開始坐不住了，於是瑞典連忙在特拉華州佈點，而荷蘭也趕緊在哈得孫地區劃下勢力範圍。可惜他們最終也只是替人做嫁衣裳，不久后，瑞典、荷蘭連同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都悉數落入了英國人的手中。
弗吉尼亞和新英格蘭
英國前後在大西洋沿岸地區建立了兩個殖民地。1607年初，一隊由100人組成的英國移民團來到在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敦定居，從而成立了英國在北美洲第一個永久殖民地。面對新大陸上的重重困難，殖民地上的居民以不屈的精神堅守陣地。他們先是根據皇家法律創立了一套適合於當地的地方自治制度，然後又借鑒了英國當時現行的行政架構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區和民選政府。而另外一隊移民團——五月花號上的朝聖者們則因為海難被迫停靠在肯納貝克河出海口，並於1620年登陸馬薩諸塞州的普利茅斯，從而建立新英格蘭殖民地。朝聖者們從英國出發，行經荷蘭時遭遇海上風暴，歷經多番磨難終於到達大洋彼岸。為了創建一個能安居樂業的地方，朝聖者們在登陸前立下了政治協議，掌權者必須“還政於民”並且制定法律以保護新社區的未來。雖然慢慢地殖民地里的人口開始有些增長，但從第一次摸到普利茅斯岩到定居10年後，那裏的總人數依舊不超過300。一開始殖民地里實施的是共產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但很快這種制度便因為“水土不服”被捨棄。而隨着殖民地居民們的不斷努力，普利茅斯終於逐步踏上了繁榮昌盛的發展之路。另外在馬薩諸塞州內還發生了一件大事，1630年，約翰·溫斯羅普帶領將近1000人在馬薩諸塞州海岸登陸，並於隨後的兩年內在當地建立了6個城鎮，包括波士頓。50多年後，普利茅斯和馬薩諸塞州的各個殖民地合併起來並於1690年成立馬薩諸塞省。
到了1630年，英國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海岸的殖民前哨站已發展得相當穩固，下一步就是劍指中部了。當時由於宗教分歧，一部分馬薩諸塞州的居民被驅逐至南部的羅德島和康涅狄格州，而威廉·佩恩和巴爾的摩男爵等人則在英國皇室的支持下，按照自己理想和計劃新建了賓夕法尼亞和馬利蘭兩個殖民地。隨着英國國力的壯大，原本屬於瑞典人的特拉華州和屬於荷蘭人的哈得孫地區最後都落入了英國人之手，而自擁有了從弗吉尼亞到馬薩諸塞州整個地區后，英國的下一個目標便是吞併法國在美洲的據地，爭奪其已有的利益。
內陸考察和商業貿易
除了殖民活動，當時歐洲各國也在美洲進行內陸考察。17世紀時，法國航海家便曾在五大湖區和密西西比河地區探索，而英國的毛皮商人為了貿易也曾深入新英格蘭的腹地，而當時北美兩個主要的殖民國家英國和法國都曾利用商人和緊隨而來的傳教士擴大本國在新大陸上的影響力，在阿勒格尼山脈西面的殖民地建起前，兩國就因為土地問題爆發了長期的鬥爭。法國殖民者雖然在人數和物質補給上比較缺乏，但他們心智堅忍，且在探險和捕獵方面勝人一籌，這使得英國試圖驅逐法國擴張領土的計劃變得困難重重。只可惜兩國實力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最終英格蘭佔領了從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的整個地區，盛極一時。
第五節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旅程
喬治·霍華德·帕克[100]
即使沒有《小獵犬號航海記》，查爾斯·達爾文也一定是一個出色的博物學家，起碼英國地質學家塞奇威克在看過年輕的達爾文寄回英國的旅遊信件后是如此斷定的——而這時達爾文的環球旅行考察尚未結束。事實證明，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航行是所有一切的開始，它不但使查爾斯·達爾文成為一名傑出的科學家，還使他的名字與功績流芳百世。
傳統的學院教育無法引起達爾文的學習興趣，從孩提時起，他便迷上了自然界的奧秘，那些礦物、植物、昆蟲和鳥類最能激起他的求知慾和行動力。達爾文的父親把他送到劍橋大學讀書時本希望他能成為一個“尊貴的牧師”，後來在導師享斯洛的鼓勵下，達爾文決定把自己的興趣愛好鑽研成一門專業知識。
遠行的機遇
1831年，為了完成從幾年前就開始的對巴塔哥尼亞地區和火地島的考察，英國海軍把小獵犬號改造成一艘擁有10門大炮的雙桅縱帆船，同時四處招攬船員出海調查智利、秘魯和部分太平洋島嶼的地理概況，並從世界各地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標本。要完成這樣的任務，船上必須有一位博物學家。通過船長鬍茨羅伊和亨斯洛教授的遊說，達爾文好不容易獲得了小獵犬號環球航行的機會。亨斯洛教授推薦達爾文的理由並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個傑出的博物學家，而是達爾文對自然歷史的理解使他能觀察到別人看不到的細節，從而收集到更多有價值的事物。
小獵犬在兩次不成功的嘗試后，終於在1831年12月27日從英格蘭的德文波特港出發。而在巡航了將近5年後，於1836年10月2日返回英格蘭的法爾茅斯港。在航行過程中，小獵犬首先穿過大西洋來到巴西海岸，然後沿着南美洲東海岸到達火地島，之後向北拐，繞過智利和秘魯的海岸。在臨近赤道附近時，小獵犬號朝西方前進，橫越太平洋到達澳大利亞。隨後從澳大利亞出發，穿過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再次從大西洋航行至南半球的巴西海岸。完成了這次環球航行后，小獵犬號沿着之前的航線返回英國。
達爾文從小獵犬號離開英格蘭時才22歲，並不知道之後5年的海上航行生涯會對他的人生有怎麼樣的影響。他曾經說過此次出海代表着他的新生，而起錨那一天便是他第二個生日。而他自童年起便嚮往的周遊熱帶地區的夢想，這次終於得以實現了。他從巴西寄給朋友福克斯的信中說道：“離開英國后，我的心便充滿了暴風雨般的喜悅和驚嘆。”他也曾從里約給亨斯洛捎話說：“在這裏我第一次感受到熱帶森林的宏偉與壯麗，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動的奇迹！”這另外，他在被採訪時也說過：“巴西那豐富的植物資源讓我彷彿進入了‘一千零一夜’的幻境。這裏異域的風光讓我欣喜欲狂，無論何時何地都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發現。”由此我們不難想像這位天生的博物學家對這次科學航行的熱愛。
博物學家的修鍊
在小獵犬上的航行讓達爾文看到更廣闊的世界，並讓他有機會在博物學的領域深入研究。在這5年裏，他克服了艱辛，努力完成使命。小獵犬號畢竟只是一艘船，無法容納太多博物學者想要的標本，於是備受達爾文尊敬的艦務官難免諸多怨言——就像他時常掛在嘴邊說的：“這都是些什麼髒兮兮的東西啊？如果我是船長，肯定把它們一件不剩全部丟到海里！”之所以達爾文如此感激這位艦務官卻也是出於差不多的原因——小獵犬號雖然空間狹小，但所有東西包括他的收集品都被打理得乾淨整齊，這為他有條理地工作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在小獵犬號上他還學到了節省時間的黃金法則，即利用好每一分鐘。而這個法則對他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義，因為所有生命的進化都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與時間息息相關。
航海生涯磨鍊了達爾文的心性，使他在沒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依然能堅持工作。小獵犬號旅程剛開始的頭三周達爾文還撐得住，可一遇上大風浪他的身體便開始出現各種不適反應。他在1836年6月3日寫的信中留下了相關的記錄：“現在的我似乎比3年前更虛弱了，一點天氣變化就叫我卧病好長時間。幸運的是這次航行快要結束了。”儘管如此，達爾文還是孜孜不倦地堅持工作。而早期的這些艱辛讓他在日後不易被世事煩擾所影響，繼續潛心研究。
環球旅行回航時達爾文的精神狀態有點低落，他從巴西的巴伊亞給妹妹去信時說：“小獵犬準備離開巴西的海岸線，四年的航行眼看就要結束了，曾經的熱情也已消失無影。如今就算再讓我深入巴西森林，我也不會興奮莫名了。”獵幾年後，達爾文在他的自傳里說：“我在熱帶森林裏看到的一切直到如今依然記憶猶新。”
航行的實用價值
關於小獵犬號航行的價值，我們不妨聽聽達爾文本人的看法。他曾在晚年時說過：“這段旅程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經歷。它磨鍊了我的心智，讓我親眼見證了自然歷史的發展，幫助我觀察更多更細的東西。”而在寫給船長鬍茨羅伊的信中他提到：“無論其他人怎麼看待小獵犬號的航行，對於我來說那是一生難得的幸運，就算其中也夾雜着艱難與困苦，但我依然感念您推薦我作為博物學家同行的恩情。我的腦海中總是會回憶起在小獵犬號上的點點滴滴，以及它航行時挺拔的身姿。這些回憶，這些我在自然歷史中探索到奧秘都是無價之寶，讓我永世不忘。”
小獵犬號的航行不僅磨鍊了達爾文，而且具有相當重要的實用價值。達爾文經手收集的大量標本讓當時的博物學家們對異域的海陸動植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引用在《查爾斯·達爾文的生平與信件》一書中的話：“達爾文在參與排列和描述這些異域收集品時意識到，他不應該只停留在收集標本的工作上，他應該藉助這些標本進行更偉大的研究。”然而在提到那些標本的實用價值時，達爾文本人心裏也有點七上八下，他在1834年給亨斯洛去信說：“也許你會不以為然，但我真的覺得我收集到的標本太少了！為了證明我的想法，現在只能將勤補拙了。”通過小獵犬號航行收集到的標本和物質讓達爾文有機會以博物學家的身份與當時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們溝通合作。
航行的考察結果
達爾文在航行結束時不但帶回了大量了有趣的標本，還在心裏隱約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想法在考察旅程即將完成時迅速成型。在航行的後半程達爾文花了很長時間在一個珊瑚島上進行研究，後來，他基於充分而確鑿的證據提出了關於這些漂亮的沉積物形成的原理並獲得了科學界的普遍承認。當然，珊瑚島並不是他唯一的研究對象。達爾文幾乎用了一生的時間反覆思考物種起源的問題。雖然他在信件和航海日記里很少提及，但他在自傳中說過他從歸航不到一年時間的1827年7月起，便開始把長期觀察到的關於物種起源的真相一點一點寫成筆記。小獵犬號之旅不但給了達爾文考察的機會，還啟發了他研究的靈感。
對於英國海軍來說，雖然小獵犬號的航行花費了不少金錢、時間和精力，但獲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上這次航行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僅是實現了軍事開拓，同時也成就了博物學家達爾文，使他“擁有足夠的能力與毅力開闢科學界的先河”。
[1]羅伯特·馬特森·約翰斯頓（1867-1920），美國歷史學家，生於巴黎，曾在伊頓公學與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學習，在哈佛大學與曼荷蓮女子學院任教。主要作品有《拿破崙傳》（Napoleon：AShortBiography，1904）、《美國士兵》（AmericanSoldiers，1907）、《法國大革命》（TheFrenchRevolution，1909）等。
[2]羅蘭是查理曼大帝的侄子，十二聖騎士之首。他隨查理曼大帝征戰時受傷，臨死之前吹響腰間的號角。羅蘭作為一個法國的“民族英雄”，作為一個騎士所應效仿的模範，其故事在法蘭克大地上長久流傳。
[3]提爾，古代腓尼基著名港口，現屬黎巴嫩。
[4]福西亞，福恰的舊稱，為佛西斯人所建。
[5]引自約翰斯頓《神聖基督教會》（HolyChristianChurch）。
[6]引自約翰斯頓《神聖基督教會》（HolyChristianChurch）。
[7]薩拉森人，原來意義系指從今天的敘利亞到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沙漠游牧民族，廣義上則指中古時代所有的阿拉伯人，也可以說薩拉森人就是阿拉伯人；狹義的薩拉森人只用來指中世紀時期地中海的阿拉伯人海盜，他們在9-10世紀時最猖獗。他們有統一的語言——阿拉伯語，有統一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絕大部分人信奉伊斯蘭教，極少數人信仰基督教。
[8]威廉·斯科特·弗格森（1875-1954），古代史專家，哈佛大學古代史教授。主要作品有《希臘化時代的雅典》（HelleniticAthens，1911）、《希臘帝國主義》（GreekImperialism，1912）、《雅典娜的司庫們》（TheTreasurersofAthena，1932）和《雅典的部落周期》（Athe-nianTribalCycles，1932）等。
[9]默里·安東尼·波特（1871-1915），語言學家，1901年執教於哈佛大學。主要作品有《索拉布與魯斯坦》（SohrabandRustan，1902）。
[10]見第一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11]熱月，即法蘭西共和曆的11月，相當於公曆7月19日到8月17日。
[12]奧爾良公爵（法語：Ducd’Orléans）是從1344年開始使用的一個法國貴族爵位，以其最初的封地奧爾良命名，這一稱號主要被授予王室的親王。這裏的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是路易十四的侄子。
[13]攝政王做出象徵性決定——調遷政府到巴黎，並且遣散在凡爾賽的法院，他在巴黎的宮殿大皇宮（PalaisRoyal）里處理國事。
[14]伯克被稱為“保守主義之父”。
[15]又稱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法國大革命時1793-1794年間，由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統治法國的時期的稱呼。
[16]法國皇帝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在大革命中與路易十六一起被推上了斷頭台，雨果、伯克等人對其抱有深切同情。
[17]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1861-1932），美國20世紀初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之一，在美國邊境地區的研究方面造詣精深，1911-1924年任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主要作品有《新西部的興起，1819-1829》（RiseoftheNewWest，1819-1829，1906）、《美國歷史上的邊疆》（TheFrontierinAmerincanHistory，1921）和《地域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SignificanceofSectionsinAmencanHistory，1932）等。
[18]托馬斯·尼克遜·卡弗（1865-1961），經濟學家，1902-1925年擔任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並於1916年當選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主要著作有《財富的分配》（TheDistributionofWealth，1913）、《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1919）和《國民經濟原理》（PrinciplesofNationalEconomy，1921）。
[19]奧利弗·米切爾·溫特沃斯·斯普拉格（1873-1953），經濟學家，1933年任美國財政部部長，1897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00-1905年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1905年至1908年間在東京大學休息。在1908年返回美國后，一直在哈佛商學院任教，直到1941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國家銀行體系下的危機歷史》（HistoryofCrisesundertheNationalBankingSystem，1910）、《中央銀行：羅伯茨與斯普拉格》（ACentralBankofIssue：RobertsversusSprague，1910）、《恢復和常識》（RecoveryandCommonSense，1934）。
[20]查爾斯·布洛克（1869-1941），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公共財政專家，1903年成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1908年成為終身教授。主要著作有《1780年至1905年馬薩諸塞州財政和財政政策的歷史草圖》（HistoricalSketchoftheFinancesandFinancialPolicyofMassachusettsfrom1780to1905，1907）、《調查國家財富的本質和原因》（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1909）、《公共財政選讀》（SelectedReadingsinPublicFinance，1920）。
[21]威廉·本內特·門羅（1875-1957），加拿大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曾在哈佛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任教，他以新法國的司法制度和美國市政當局的研究而聞名。主要著作有《法國加拿大時期的德意志派》（ThedroitdebanalitduringtheFrenchrgimeinCanada，1900）、《加拿大的司法體系：法國殖民政策研究》（TheseigniorialsysteminCanada：astudyinFrenchcolonialpolicy，1907）。
[22]羅斯科·龐德（1870-1964），美國20世紀著名法學家，1910年開始在哈佛任教，並於1916年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院長，1948年他曾以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顧問的名義來中國。主要著作有《法理學概述》（OutlinesofLecturesonJurisprudence，1914）、《普通法的精神》（TheSpiritoftheCommonLaw，1921）、《法與道德》（LawandMorals，1924）、《美國刑事公正》（CriminalJusticeinAmerica，1930）。
[23]拉爾夫·巴頓·佩里（1876-1957），哲學家，1913-1946年擔任哈佛大學哲學教授。主要作品有《道德經濟》（TheMoralEconomy，1909）、《價值通論》（GeneralTheoryValue，1926）、《清教與民主》（PuritanismandDemocracy，1944）和《人性》（TheHumanityofMan，1956）等。
[24]引自彌爾頓《科馬斯》。
[25]查爾斯·波默羅伊·帕克（1852-1916），古典學家，哈佛大學希臘文和拉丁文教授。主要作品有《拉丁文著作手冊》（HandbookofLatinWriting，1897）等。
[26]見第二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27]見第二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28]見第二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29]該句出自《舊約·詩篇》第19章第1節。
[30]出自喬治·福特·穆爾的《宗教史》。
[31]出自羅伯遜·史密斯的《閃米特人的宗教》。
[32]查爾斯·羅克維爾·蘭曼（1850-1941），梵語學者，1880年主持哈佛大學印度-伊朗語言系（1902年改名為印度哲學系）。曾編輯“哈佛東方叢書”（HarvardOrientalSeries），並翻譯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梵文文獻。
[33]該處引用的是葉慶春先生的譯文，參見慧岳法師編《漢譯南傳大藏經》第19冊，《增支部經典一》，第268-269頁，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1994年6月。
[34]該處引用的是雲庵法師的譯文，參見慧岳法師編《漢譯南傳大藏經》第14冊，《相應部經典二》，第19頁，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1993年8月。
[35]該處引用的是雲庵法師的譯文，參見上引書，第250頁。
[36]阿爾弗雷德·德懷特·謝菲爾德（1871-1961），出生於中國北京，1897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之後在哈佛大學及其他多所大學任教。主要作品有《舊約敘事》（TheOldTestamentNarrative，1910）和《語法與思考》（GrammarandThinking，1912）等。
[37]出自《孔子家語》卷三《觀周》。
[38]出自《論語·顏淵》。
[39]出自《論語·憲問》。
[40]出自《論語·衛靈公》。
[41]出自《論語·先進》。
[42]出自《莊子·大宗師》。
[43]出自《論語·述而》。
[44]在美國，水是向西流的。
[45]出自《莊子·齊物論》。
[46]出自《史記·莊子列傳》。
[47]克利福德·赫歇耳·摩爾（1866-1931），拉丁文學者，1898年執教哈佛大學。主要作品有《羅馬帝國早期異教徒的不朽觀念》（PaganIdeasofImmortalityDuringtheEarlyRamanEmpire，1918）和《希臘人的宗教思想》（TheReligiousThoughtofGreeks，1925）等。
[48]查爾斯·亨利·康拉德·賴特（1869-1957），哈佛大學法語教授。主要作品有《法國文學史》（AHistoryofFrenchLiterature，1912）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史》（AHistoryofThirdFrenchRepublic，1916）等。
[49]參見本書“哲學”部分第三講。
[50]H.W.霍爾姆斯，20世紀20年代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院長。
[51]見第四講第四節作者簡介。
[52]見第八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53]關於17世紀教育最好的一本書，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阿達姆松的《近代教育的先鋒》。
[54]弗蘭克·威爾遜·切尼·赫西（1877-1859），曾執教於哈佛大學。
[55]A.O.諾頓，衛斯理學院教育學教授。
[56]卡爾頓·諾伊斯（1872-1950），美國作家和學者，哈佛英文講師和副教授。主要作品有《藝術的樂趣》（TheEnjoymentofArt，1903）、《欣賞之門》（TheGateofAppreciation，1907）和《走近沃爾特·惠特曼》（AnApproachtoWaltWhitman，1910）等。
[57]《伊諾克·雅頓》，英國桂冠詩人艾爾弗雷德·坦尼森的詩歌作品。
[58]為了說明個體詩人的作品與民族詩歌的差別，可以比較一下丁尼生的《尤利西斯》中強烈的自我意識與荷馬式英雄的直率，非常有意思。
[59]作者為威廉·夏普。
[60]來自中世紀英格蘭的一首抒情詩。
[61]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作品。
[62]引自江楓先生所譯雪萊的《致雲雀》。
[63]引自黃杲先生所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中的《丁登寺》。
[64]引自黃杲先生所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中的《丁登寺》。
[65]把詩歌比作一種“圖案”（pattern）的聯想，來源於J.W.麥凱爾教授在牛津大學所作的關於詩歌的講座。
[66]參見弗朗西斯·B.格梅爾《詩歌的起源》。
[67]出自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場，該處引用卞之琳先生的譯文，參見《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第14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68]來自威廉·沃森的作品。
[69]該處引用的是趙蘿蕤先生的譯文，參見沃爾特·惠特曼《草葉集》，第580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70]本詩作者是約翰·濟慈，此處引用的是查良錚先生的譯文，參見《穆旦譯文集》第3卷，第4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71]查爾斯·伯頓·古立克（1868-1962），古典學家，哈佛大學希臘文教授。主要作品有《古希臘人的生活》（TheLifeoftheAncientGreeks，1902）等。
[72]查爾斯·霍爾·格蘭金特（1862-1939），語言學家，曾任哈佛大學羅曼語教授。主要作品有《但丁》（Dante，1916）、《但丁的力量》（ThePowerofDante，1918）和《從拉丁語到意大利語》（FromLatintoItalian，1927）等。
[73]DivineComedy是但丁最著名的作品，通常譯作《神曲》。
[74]貝特麗絲，但丁的心上人和一生的摯愛，在《神曲》中，但丁以她作為接引天使。
[75]歐內斯特·伯恩鮑姆（1879-1958），曾在哈佛大學教授英國文學。主要作品有《敏感的戲劇》（DeDramaofSensibility，1915）、《18世紀的英國詩人》（EnglishPoetsoftheEigh-teenthCentury，1918）和《美國歷史上朝聖者的地方》（ThePlaceofthePilgrimsinAmericanHistory，1921）等。
[76]威廉·艾倫·尼爾森（1869-1946），作家、學者和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學校長。主要作品有《詩歌的要素》（EssentialsofPoetry，1911）、《關於莎士比亞的事實》（TheFactsAboutShakespeare，1913）和《英國文學史》（A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1921）等。
[77]例如《奧多芙的神秘》。
[78]比如《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艾瑪》。關於諷刺哥德式傳奇小說的作品，參見她的《諾桑覺寺》。
[79]弗里德·諾里斯·魯賓遜（1871-1966），出生於馬薩諸塞州，曾任哈佛大學英文教授，最重要的貢獻是編輯出版了《喬叟全集》（CompleteWorksofGeoffreyChaucer，1933）。
[80]古斯塔夫·霍華德·邁納迪耶（1866-1960），美國文學史家。主要作品有《英國詩人筆下的亞瑟王》（TheArthuroftheEnglishPoets，1907）等，編輯出版有《笛福文集》（TheWorksofDanielDefoe，1903）和《亨利·菲爾丁文集》（TheWorksofHenryFielding，1903）等。
[81]傑里邁亞·丹尼斯·馬賽厄斯·福特（1873-1958），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哈佛大學法語和西班牙語教授、羅曼語系主任。主要作品有《意大利韻文中的騎士羅曼史》（TheRomancesofChivalryItalianVerse，1904）和《西班牙文學主流》（MainCurrentsofSpanishLiterature，1919）等。
[82]見第五講第四節作者簡介。
[83]威廉·羅斯科·薩耶爾（1859-1923），曾任《哈佛畢業生雜誌》主編、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主要作品有《愛默生的影響》（TheInfluenceofEmerson，1886）、《威尼斯簡史》（AShortHistoryofVenice，1905）、《超人的崩潰》（TheCollapseofSuperman，1918）和《喬治·華盛頓》（GeorgeWashington，1922）等。
[84]出自拜倫的詩劇《曼弗雷德》（Manfred）第三幕第四場。
[85]布利斯·佩里（1860-1945），美國作家、編輯和教師，著名的英美經典文學的文學批評家和編輯。
[86]見第六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87]威廉·吉爾德·霍華德（1868-1960），語言學家，曾任哈佛大學德語教授及德語系主任。主要作品有《拉奧孔》（Laokoon：Lessing,Herder,Goethe，1910）等。
[88]見第四講第四節作者簡介。
[89]喬治·皮爾斯·貝克（1866-1935），戲劇學者，曾執教哈佛英文系，曾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主要作品有《莎士比亞作為一個戲劇家的發展》（TheDevelopmentofShakespeareasaDramatist，1907）、《戲劇技巧》（DramaticTechnique，1919）和《現代美國戲劇》（ModernAmericanPlays，1920）等。
[90]紐約的這個小島曾經是移民過境檢查站的所在地。
[91]見第四講第二節作者簡介。
[92]見第五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93]庫諾·弗蘭克（1855-1930），教育家和歷史學家。主要作品有《德國文學中的社會力量》（SocialForcesinGermanLiterature，1896）、《現代德國文化管窺》（GlimpsesofModernGermanCulture，1898）、《德國文學史》（HistoryofGermanLiterature，1901）和《德國精神》（TheGermanSpirit，1916）等。
[94]羅蘭·柏雷奇·狄克遜（1875-1934），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文化人類學家。主要作品有《人類種族史》（1923）、《文化的建立》（1928）等。
[95]摘自拉迪亞德·吉卜林的詩歌《為了去欣賞》（ForToAdmire）。
[96]中國西安府發現了一塊碑石（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有頗長的碑文，以敘利亞文及中文寫成，日期當在唐德宗時代（780-783）；碑頂刻有十字架，並鐫刻着：“自大秦傳至中國的要義，立碑為志。”其上記載了一位名叫阿羅本（Olopun）的傳教士，在635年自大秦國東來，帶來《聖經》與聖像；又記着當時《聖經》如何譯成中文，並獲皇上欽准，得以公開傳教；又記敘了當時教義如何傳揚至各地，玄宗時期（713-755），又來了一位叫佶和（Kiho）的傳教士，以後雖有佛教興起，但教會仍得以復興。
[97]喬治·亨利·蔡斯（1874-1952），哈佛大學古典藝術教授。主要作品有《美國收藏之希望與羅馬雕塑》（1924）等。
[98]見第五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99]威廉·貝內特·蒙羅（1875-1957），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家兼歷史學家。
[100]喬治·霍華德·帕克（1864-1955），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動物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