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中國人民的心》（4）
中國人民的心
征塵
我久久地躑躅在臨汾車站附近，孤獨、焦煩，不時把行李卷從一隻手轉到另一隻手。我剛下火車，要到城裏去找八路軍總部，可是天還不亮，不能進城，想先找地方歇歇。敲過幾家店門，房間全滿了，不是旅客，而是隊伍，這兒的棧房差不多臨時完全變成了軍營。現在是什麼時候呢？我的表偏偏不走了。我望望星空，覺得自己裝模作樣怪可笑的，因為我根本不是善於夜行的人，能夠從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淺。沒有一絲兒風，然而冷得出奇，遠近的雞叫也似乎摻進一點荒寒的意味。多謝雞的報告，我知道黎明是離我不遠了。
當我第二次轉來，車站更加冷靜。十來個候車的旅客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抄着手，縮着頭頸，疲倦地打着呵欠。電燈，因着電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黃澄澄的光線，很像在無葉的樹梢僵卧着的月亮。其實月亮已經殘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顆蟲蝕而腐爛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車聚集在站外。車夫們圍着一架賣甜酒的擔子，蹲着，抽着旱煙。他們是在趨就爐眼的藍色的火苗，沒有人肯花兩枚銅板喝這麼一碗。
我還在躊躇是不是應該立刻進城，一個車夫走近我，雙手抱着鞭子說：
“上哪去呀，先生？我送你去吧？”
“進城。現在城門能不能開？”
“還得一歇哪。你不如先到棧房歇歇腳，等天亮了我再送你去。”他看我有點遲疑，指一指前邊的蒼灰的夜色說：“那兒就有小店，我帶你去。”
這樣善良的農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時常可以遇見。他們總是那樣率真，質樸，存着點古代遊俠的豪爽的味兒。
我們來到一所簡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車夫拍着板門喊道：
“趙大哥，趙大哥，有客人來啦。”
火光一閃，小小的紙窗映上淺黃的燈影。一個帶痰的嗓音在裏面含糊地答應着，過後，有人趿着鞋走來打開門。
穿過一間漆黑的小屋，我踏進另外一間，壁上掛的油燈裊着青煙，兩張跛腳的八仙桌子擺在地上。這其實是家小飯館，外間是爐灶，這兒賣座，還有個裏間，黑得像洞，從內里飄出一個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聲音。
開門的堂倌掩着懷，揉着眵眼，把外間的燈火也點上。
車夫同趙大哥招呼幾句，鑽出黑洞對我說：
“一會兒就生火啦。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愛吃東西就吃點饃啦、面啦，愛睡覺裏邊有鋪，天亮我來接你。”
我倒真想睡覺。一夜火車，僅僅打了幾個盹，眼皮沉重得撐不開。我伏在桌上，昏昏沉沉睡去，又昏昏沉沉醒來。短短的間隔，外邊忽然變天了。北風打着呼哨，像是大夥的馬隊，飛快地馳過原野。塵土被卷到半空，又灑到窗上，沙，沙，一陣松，一陣緊。不知幾時，屋裏來了兩位新客，佔據着另外一張桌子，每人眼前放着一隻酒盅，一雙木筷。他們木然地靜默着，如同堆在牆根的皮箱和網籃（他們的行李）一樣的靜默。我移動板凳，坐到炭盆前，兩腳踩着盆邊，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飛舞着。“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團肥大的影子擺動在牆壁上。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悶的空氣，開始同我攀談。但是在繼續說話之前，他擤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滾圓的鼻頭。坐在他對面的客人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商人，湖色線春棉袍，尖頂瓜皮帽，鬍鬚許久不曾修剃，臉色很灰敗，然而這是怎樣的一雙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殺后的死羊眼才這樣可怕。那肥胖的商人覺察到我在注意他的同伴，就說：“他是個痴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從哪兒來的呀？……噢，西安。西安真是個好地方。我在漢口做買賣……別客氣啦，這個年月，混口飯吃就知足了，哪有財發？”
鐵勺子敲在鍋沿上亂響。堂倌從外間端進兩盤菜——蔥爆羊肉和炒肉絲——連同一壺汾酒，一起擺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點吧，不要客氣。”胖子謙讓着。但我自己叫了一碗燴饃，這是種含有十足的西北風味的飯食。
堂倌打來一盆熱水，白毛巾早變成了深灰色。我擰一把手巾，輕輕擦着臉，幾點水珠濺到炭盆里，木炭噝噝地叫起來。
“火，火！”痴子的眼睛充滿恐怖，從炭盆移到我的臉上。我是怎樣驚擾了他呢！
“老實點！”其實不用胖子威嚇，痴子也會自動地平靜下來。他的神情又是那麼冰冷，宛如泥塑似的。他的盅里斟滿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並不理會胖子的一再誘勸：“吃吧，到家啦。喝完酒，吃點飯，我們就雇腳回家。你媽媽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煩的表情掛在胖傢伙的厚臉上。他搖搖頭，嘖嘖了兩聲，意思是說毫無辦法。
“他是怎麼痴的？”我猜想其間一定藏着一個謎。
“唉，這個人心眼兒太窄，遇事想不開。”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隨着唾沫星子從他的嘴裏噴吐出來，又飛進菜盤裏。“他原先在上海做買賣，後來打仗，統統燒光了！這件事落到我們明白人身上，也不會怎麼樣。可是他太看不開，整天坐着發愁，日子多了，就變成這個痴樣子！噯，我們是鄉親，還沾着點親戚，旁人把他帶到漢口交給我，我哪好意思不管呢？沒辦法，只有送他回家，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我問道：“你府上是哪裏？”
胖子說：“好說，小地方浮山，還得從臨汾起早走，天一亮我們就得找大車。”
堂倌吹熄壁上的油燈，屋裏人的眉目已經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來。天陰着。北風吹來遠處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聲。
胖子忽然不安地說：“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這個腦滿腸肥的市儈忽然引起我極大的憎惡，我是在故意同他搗亂：
“誰知道呢？前線又開火了，你怎麼敢回來？”
“我特意回來搬家眷，”他忘記方才說是送痴子了。“就是房子和地沒有辦法。他們說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來推去，早知道打仗，我們蓋房子真應該安上車輪。”他為自己高明的詼諧而裂開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門口走進一個穿短棉襖的中年漢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認識他：
“是你送我來的吧？”
“對，對，城門開了，可以走啦。”
我推開剩餘的半碗燴饃。大概因為過分的陳舊，饃里散發著一股霉味。趙大哥——飯館掌柜的兼廚師，搶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車。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風佔領着。
天上是黃雲，地下是黃土，風把黃土卷到半空，於是天地攪成一片愁慘的黃色。我坐在粗糙的牛車上，翻起大衣的領子，俯着身，依舊不能抵禦風沙的侵襲。我的眼眶、鼻孔，埋藏着許多的細塵。我閉緊嘴，風卻像是一隻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時地張一張嘴。就在這一剎那，它也會往我的口腔里揚一把土，類似一個惡作劇的壞孩子。
“Ja！Ja！”車夫用一方藍布包着嘴臉，齊到眼下。不管他怎樣揮動皮鞭，車子仍然蝸牛似的向前爬行。
塵頭迴旋着、滾轉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我疑心這是戰場，瀰漫著槍炮的硝煙；我幾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對的，那兒不正有大隊的行軍戰士嗎？他們從我相對的方向走來，背着軍毯、步槍、手榴彈……掙扎在吼叫的北風裏。
車夫暫時把牛車停在路旁，側着頭，對我大聲喊道：
“這又是往北開的，都是八路軍。”
隊伍通過我們身旁，長長的一列，最後是輜重隊。兩輛滿載軍火的大車後跟隨着一小隊輜重兵，每人挑着一擔子彈，那麼重，扁擔被壓得微微彎曲着，戰士的腳步也顯得搖晃不定，似乎隨時都有被大風吹倒的可能。
這兒離臨汾車站足有一里多路，那裏停着北上的兵車。距離雖然很短，然而這是多麼艱苦的行軍啊。
車夫跳下車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聲說：
“我不拉你啦，先生。”
“為什麼？”
“我得幫他們送送東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蹣跚的輜重隊。“你愛給錢就給幾個，不給就算了。”
只是一秒鐘的猶豫，我便立在黃土松厚的地面上。我掏出兩角錢遞給他，不知應該說什麼。
假如習慣允許的話，我真想擁抱他。我到底記起自己的事了：
“可是我還不認識進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沒有多遠啦。”說著，車夫拉着牛車追上軍隊的尾巴。一陣風，一陣土，等我再勉強睜開眼，前面是一片滾滾的黃塵，我似乎跌進上古的洪荒時代。
我又孤獨了，然而並不焦煩。我的心是活潑而輕快的，雖然我是那樣吃力地躑躅在風暴里。
雪浪花
涼秋八月，天氣分外清爽。我有時愛坐在海邊礁石上，望着潮漲潮落，雲起雲飛。月亮圓的時候，正漲大潮。瞧那茫茫無邊的大海上，滾滾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捲起幾丈高的雪浪花，猛力衝擊着海邊的礁石。那礁石滿身都是深溝淺窩，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塊柔軟的麵糰，不知叫誰捏弄成這種怪模怪樣。
幾個年輕的姑娘赤着腳，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認識海，一隻海鷗，兩片貝殼，她們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狀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們好奇的眼睛，你聽她們議論起來了：礁石硬得跟鐵差不多，怎麼會變成這樣子？是天生的，還是鏨子鑿的，還是怎的？“是叫浪花咬的。”一個歡樂的聲音從背後插進來。說話的人是個上年紀的漁民，從剛靠岸的漁船上跨下來，脫下黃油布衣褲，從從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個姑娘聽了笑起來：“浪花也沒有牙，還會咬？怎麼濺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漁民慢條斯理地說：“咬你一口就該哭了。別看浪花小，無數浪花集到一起，心齊，又有耐性，就是這樣咬啊咬的，咬上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哪怕是鐵打的江山，也能叫它變個樣兒。姑娘們，你們信不信？”
說得妙，裏面又含着多麼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對那老漁民望了幾眼。老漁民長得高大結實，留着一把花白鬍子。瞧他那眉目神氣，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樣，又清朗，又深沉。老漁民說完話，不等姑娘們搭言，早回到船上，大聲說笑着，動手收拾着滿船爛銀也似的新鮮魚兒。我向就近一個漁民打聽老人是誰，那漁民笑着說：“你問他呀，那是我們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這個脾性，一輩子沒養女兒，偏愛拿人當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聲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氣，反倒摸着鬍子樂呢。不過我們叫他老泰山，還有別的緣故。人家從小走南闖北，經的多，見的廣，生產隊裏大事小事，一有難處，都得找他指點，日久天長，老人家就變成大夥依靠的泰山了。”
此後一連幾日，變了天，飄飄洒洒落着涼雨，不能出門。這一天晴了，後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紅的霞光，從海邊散步回來，瞟見休養所院裏的蘋果樹前停着輛獨輪小車，小車旁邊有個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點兒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我招呼說：“老人家，沒出海打魚嗎？”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說：“哎，同志，天不好，隊裏不讓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說：“像你這樣年紀，多歇歇也是應該的。”
老泰山聽了說：“人家都不歇，為什麼我就應該多歇着？我一不癱，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閑飯，等於罵我。好吧，不讓咱出海，咱服從；留在家裏，這雙手可得服從我。我就織漁網，磨魚鉤，照顧照顧生產隊裏的果木樹，再不就推着小車出來走走，幫人磨磨刀，鑽鑽磨眼兒，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總得盡我的一分力氣。”
“看樣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這輩子別再想那個好時候了——這個年紀啦。”說著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頭。
我不禁驚疑地說：“你有七十了嗎？看不出。身板骨還是挺硬朗。”
老泰山說：“哎，硬朗什麼？頭四年，秋收揚場，我一連氣還能揚它一兩千斤穀子。如今不行了，胳臂害過風濕痛病，抬不起來。磨刀磨剪子，胳臂往下使力氣，這類活兒還能做。不是胳臂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會堂了。”
“你會的手藝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東奔西跑的，什麼不得干。乾的營生多，經歷的也古怪。不瞞同志說，三十年前，我還趕過腳呢。”說到這兒，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繼續磨着，一面不緊不慢地說：“那時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樣。一到三伏天，來歇伏的差不多凈是藍眼珠的外國人。有一回，一個外國人看上我的驢。提起我那驢，可是百里挑一：渾身烏黑烏黑，沒一根雜毛，四隻蹄子可是白的。這有個講究，叫四蹄踏雪，跑起來，極好的馬也追不上。那外國人想雇我的驢去逛東山，我要五塊錢，他嫌貴。你嫌貴，我還嫌你胖呢，胖的像條大白熊，別壓壞我的驢。講來講去，大白熊答應我的價錢，騎着驢逛了半天，歡歡喜喜照數付了腳錢。誰料想隔不幾天，警察局來傳我，說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紅鬍子，硬搶人家五塊錢。”老泰山說得有點氣促，喘噓噓的，就緩了口氣，又磨着剪子說：“我一聽氣炸了肺。我的驢，你的屁股，愛騎不騎，怎麼能誣賴人家是紅鬍子？趕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輕鬆，望着我樂得閉不攏嘴。你猜他說什麼？他說：你的驢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島，到處找不着你。我就告你，一告，這不是，就把紅鬍子抓來了。”
我忍不住說：“瞧他多聰明！”
老泰山說：“聰明的還在後頭呢，你聽着啊。這回倒省事，也不用爭，一張口他就給我十五塊錢。騎上驢，他拿着根荊條，抽着驢緊跑。我叫他慢着點，他直誇獎我的驢有幾步好走，答應回頭再加點腳錢。到秦皇島一個來回，整整一天，累得我那驢渾身濕淋淋的，順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說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問道：“腳錢加了沒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說：“見他的鬼！他連一個銅子兒也不給，說是上回你訛詐我五塊錢，都包括在內啦，再鬧，送你到警察局去。紅鬍子！紅鬍子！直罵我是紅鬍子。”
我氣得問：“這個流氓，他是哪國人？”
老泰山說：“不講你也猜得着。前幾天聽廣播，美國飛機又偷着闖進咱們家裏。三十年前，我親身吃過他們的虧，這筆賬還沒算清。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強力壯，今天我呀——”休養所的窗口有個婦女探出臉問：“剪子磨好沒有？”
老泰山應聲說：“好了。”就用大拇指試試剪子刃，大聲對我笑着說：“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雲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動。”
西天上正鋪着一片金光燦爛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臉映得紅通通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獨輪車上，跟我道了別，推起小車走了幾步，又停下，彎腰從路邊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車上，才又推着車慢慢走了，一直走進火紅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邊對幾個姑娘講的話卻回到我的心上。我覺得，老泰山恰似一點浪花，跟無數浪花集到一起，形成這個時代的大浪潮，激揚飛濺，早已把舊日的江山變了個樣兒，正在勤勤懇懇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問他叫什麼名字，他笑笑說：“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訴我。
中國人民的心
已經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頭一陣子落過場大雪，冬天早來了。誰知近來一變天，飄飄洒洒又下起細雨來，冰雪化了，到處化得泥湯漿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腳去。原先封得嚴嚴實實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凍，邊邊岸岸的冰上浮着層水，只有背陰的地方冰還比較結實，時常可以看見朝鮮小孩蹲在小爬犁上，雙手撐着兩根小棍，飛似的滑來滑去。
這一天，雨不下了，怪陰冷的。晚間我坐在燈下讀着本叫《斯大林教養的人們》的書，正在驚嘆着蘇聯人民那種英雄的品質，這時我接到個電話。我不清楚是誰給我的電話，但我知道這是個好心腸的人。他說：
“你知道嗎？今天傍晚在安州車站犧牲了個戰士。他見一個朝鮮小孩滑冰掉到水裏，趕緊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來，自己可沉下去了。是個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個羅盛教！”我去看那位烈士時，他已經裝殮好，平平靜靜躺在那兒。他的神情很從容，像是睡覺。我定睛望着他的臉，我不認識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從黃繼光身上，我熟悉他；從羅盛教身上，我熟悉他；從千千萬萬中國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他的面貌一點不驚人。誰要以為這樣人身上准有許多驚心動魄的東西，那就錯了。
他只是個頂簡單的中國人，幾句話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他叫史元厚，山東長清人。他像所有貧苦的農民一樣，一下生過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機靈的孩子一樣，有時會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對地主報個小仇。譬如說，把地主的南瓜挖個洞，往裏拉糞；還有一回，把些毛毛蟲的毛撒到地主被窩裏，害得地主夜裏睡覺，渾身刺得又癢又痛。到後來，他長大了，流落到濟南拉洋車。再到後來，就參加了部隊。
史元厚家裏有老父老母。這對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樣，不管兒子的鬍子多長，還把兒子當小孩看待，總怕兒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餓了不知道吃。千里迢迢，也要託人捎去做娘的連宿打夜帶着燈做的老山鞋，還要在信上千叮嚀萬叮嚀，就怕兒子晚上睡覺不蓋被，受了涼。
史元厚家裏還有個沒過門的妻子，叫紹英。這個妻子可不像早些年的婦女，只知刷鍋燒飯抱孩子，她卻在鎮店上念書。史元厚曾經寫信問她想要什麼東西，心裏先猜了猜，以為離不了是些花兒粉兒一類東西。過幾天紹英回信了，寫得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卻是支鋼筆。來朝鮮以前，史元厚接到父親的信，裏邊說：“你爹老了，生活什麼不缺，就是缺個孫子，要是你肯聽話，最好早一天回家成了親吧。”史元厚的心攪亂了，翻騰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來便向上級寫申請書。
他素來愛說愛鬧，永遠不惱，別人也愛找他開玩笑，順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後”。旁的戰士見他寫申請書，笑着四處嚷道：“‘史落後’打報告要娶媳婦了。”
史元厚應聲笑着說：“就是嘛，你管得着！”以後接連寫了七次報告。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卻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線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敵人妄想從我們戰線後方登陸作戰時，史元厚跟着隊伍到了朝鮮。隊伍一到，立時打坑道，挖工事，進行反登陸作戰的準備。史元厚挖戰壕磨得手起了血泡，扛木頭把肩膀都壓破了皮，照樣像匹小騾駒子，又踢腳，又撒歡。他這人話語多得出奇，旁人說話，就愛插嘴。有時說得牛頭不對馬嘴，惹得戰士們笑他說：“我看你上一輩子準是個啞巴，一肚子話，都憋到這輩子了。”他也不惱。要是旁人叫他逗惱了，他會抱住你笑着說：“怨我！怨我！”
穿戴他從來不講究好看，衣服鞋襪，總是縫縫補補的。
誰要問他：“你是怎麼回事啊？新發的鞋也不穿，留着爛在箱子底嗎？”
史元厚會笑着回答說：“誰說不穿？早磨掉半邊底了。”
你不必多問，準是他見誰沒穿的，又給了人。他就是這麼個人，和誰都處得來，手又大，只要是他的東西，你自管拿去用。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隨時隨地會遇見這樣的人，一點沒什麼可注意的。可是就在這樣人火熱的胸口裏，卻藏着顆高尚的無產階級的心。
春天的夜晚，還是森涼森涼的。史元厚站在山頭的哨位上，守望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一聽見半空中飛機響，槍就握得更緊。敵人想投傘兵呢，投了就消滅他。山風一吹，飄起股青草的香氣，他忽然會想起家。這種帶點泥土氣息的草味，他從小便聞慣了。一時間，彷彿他警衛着的不是朝鮮，卻是他的本鄉本土。他想像得出家裏人正在做什麼。父親一時出現在他的腦子裏，老人家披着棉襖，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給牛拌夜草。他娘卻坐在熱炕頭上，嗚嗚搖着紡車，也不用什麼燈亮，抽的線涮溜極了。還有他的愛人紹英，怎麼也沒睡？你看她坐在麻油燈下，歪着頭，輕輕咬着下嘴唇，準是在給他寫信。他懷裏就揣着愛人的一封信，寫些什麼呢？簡直像個指導員，凈給人上政治課。不用你訓，我是個青年團員，懂的比你多得多了。是誰把我造就得像個人了？是誰關心我這個，關心我那個，幾次三番派祖國的親人來看我們？你放心，我會對得起黨，對得起祖國人民的。
當時連里正學習邱少雲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變得特別蔫，整天不大開口。
同志們問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說：“哼，我一頓吃五個大饅頭，還有病！”
同志們都笑起來，又問：“那你是怎麼了？”
史元厚懶洋洋地說：“我怎麼也不怎麼的！出國的時候，咱說的什麼話，現時光蹲在朝鮮吃，一點功勞沒有，將來回去，怎麼回答祖國人民？看人家邱少雲！”
嘴裏說著，他心裏便下了決心，要用整個生命去做他應當做的事，就像邱少雲一樣。
轉眼到了冬天，朝鮮前線又飄起了雪花。停戰協定簽字幾個月後，祖國的親人又衝風冒雪來看志願軍了。有一個蒙古族文工團來到史元厚那個部隊，都住在宿營車上，就停在安州車站附近。史元厚和幾個戰士被派去擔任警戒。
車站背後是一帶土山，叫龍潭嶺。嶺腳下有一片大水塘，叫龍潭池，夏天常有人在裏邊洗澡，一跳下去不露頭，足有一丈多深。眼下凍了冰，像鏡子一樣亮，變成孩子們最留戀的滑冰好地方了。
就是那個陰化天，黃昏時候，慰問團的同志將要到別處去了。警衛戰士都打好背包，下了宿營車，打算回本連去。有人見史元厚沒下來，喊了他一聲，大家就先走了。走了很遠，才見史元厚提着槍走下車，神情有點發悶，對着慰問團露出戀戀不捨地樣子。都是重感情的人，這一分手，不知哪天才能再見到祖國的親人，誰能不留戀呢？
先走的戰士走出多遠，背後忽然有人追上來喊：“你們一位同志掉到水裏去了！”
大家急着往回跑，只見那龍潭池塌了一大塊冰，岸上丟着史元厚的槍，史元厚的衣服，人卻不見了。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坐在水邊上，渾身上下滴着冰水，哭都哭不出聲。
原來這個小孩剛才蹲在爬犁上滑冰，說聲不好，一下子陷下去。他的兩手扒在冰上，水浸到脖頸子，眼看就要沉底了，哭着喊起來。
一個志願軍飛跑上來，這就是我們的史元厚同志。他扔下槍，脫了衣服，幾步滑到小孩跟前，伸手去拉那小孩，轟隆一聲，冰又塌了，兩個人都落到水裏去。只見史元厚在水裏鑽了鑽，露出頭來，雙手托着那個小孩，一轉眼又沉下去。他又鑽上來，又沉下去。第三次鑽上來時，他用儘力氣一推，把小孩推到冰上，他自己卻沉了底，再也浮不上來了。
戰士們把他從水裏抱上來時，他的臉青了，胸口涼了。他已經用他整個生命做完他應當做的事，離開我們悄悄走了。他臨死會想到什麼呢？你是不是想到黨？想到你的祖國，你的親人？他只有二十五歲。他的短短的一生就這樣簡單，他死得也很簡單。可是，我不能不思索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人民都這樣奮不顧身呢？自從出了個黃繼光，接着又是一個，又是一個。於今呢，又出來第二個羅盛教了。難道說奇怪嗎？這正是毛澤東教養出來的人民啊。
我去看了看那個小孩。小孩叫趙元弘，住在龍潭嶺背後，村名是三龍里。爹原是勞動黨員，一九五〇年秋天敵人進攻朝鮮北半部時，把他爹抓去殺了。後來他母親也炸死了，趙元弘便靠伯父收養着。趙元弘拖着志願軍的大鞋，戴着志願軍的棉手套，見了我們一句話不說，用手套揉着眼，只是抽抽搭搭哭。他伯父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昨晚上難過得一夜沒睡好，臉色顯得很愁苦。一見到我們，老人的下嘴唇直打顫顫，眼裏含着淚。好半天擦了擦淚，指着小孩，顫着音說：“都是為這個孩子，一個志願軍死了，我永遠也忘不了！”
誰又能忘得了呢？朝鮮人民用最隆重的葬禮，把烈士的遺體葬到龍潭嶺上。嶺下臨着龍潭池，史元厚就是在這兒把他的生命最後獻給了朝鮮人民。朝鮮人民又把龍潭嶺改叫作“史元厚嶺”，龍潭池叫“史元厚池”。千秋萬代，望見這片山，這片水，朝鮮的子孫就會想起這個人來。史元厚是個戰士，臨下葬，朝天放了幾排槍，這是一個戰士應得的尊榮。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顆偉大的心卻依舊跳動着，跳動在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心坎里。好同志，我寫的不只是你，我寫的正是中國人民的心。
木棉花
一到南國，情調便顯然不同了。北方才是暮春，你在這兒卻可以聽見蟬、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蟲在得意地吟鳴。夜間，草叢和樹梢流動着的螢火更給你帶來不少夏天的消息。然而這才不過是三月底。
白天，整個大地便成為可怕的蒸籠。輕細的轂紗已經披上仕女高貴的軀體，而苦力們赤着脊樑，光着腳板，在推，在拉，在掮，悶熱的汗臭常從他們周身粗糙的毛孔散發出來，這使過路的仕女們蹙緊眉，急急用灑滿法蘭西香水的手絹捂着她們的鼻子，要不然，她們準會暈過去！
警察依舊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站在路心指揮着來來往往的腳踏車、車仔、汽車……他們顯得很獃滯，機械地揮動着手臂，而當大氣中傳來尖銳的汽笛時，他們仍然是機械地在崗棚上掛起一面紅旗，看不出一點衝動的表情。
紅旗的顏色雖然含着流血的意義，但它低垂着頭，永遠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街頭流着人潮；茶館裏叫囂着食客；大旅館的西餐間開着風扇，富佬們愜意地吃着雪糕，他們對於警報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因為像這樣大建築的屋頂上都有避彈網，他們的生命是絕對安全的。不過今天的轟炸卻是特別厲害。鎮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暫時停止他們正在進行的動作，側起耳朵聽一聽。
飛機的翅翼粗狂地搏擊着沉鬱的大氣，高射炮的聲音是急劇而響亮的，這同低啞而窒悶的炸彈畫成了截然不同的音符。
廣州市民對於空襲所以那樣不在意，當然是從經驗中生出寬大的膽量，而同時，每天空襲的次數如此頻繁，如果警報一來，市民便藏躲起來，那麼全市的脈搏都要整天地停息不動了。其實，炸彈的破壞力也真是太渺小了！
空襲剛過，我便爬上越秀山的中山紀念塔，縱眺着煙瘴漠漠的整個廣州市，越秀山旁被炸的幾處地方，簡直是汪洋大海里的幾點泡沫，多麼細小而可憐呵！但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
廣九路被炸了，我當天去香港的計劃因而受到阻撓，這使我煩躁。
旅館的客廳很涼爽，電燈投下淺藍而柔和的光線，一個寧靜的黃昏。
坐在我對面的那位旅客十分健談。他是浙江人，對於這邊的情形卻很熟悉。他的嗓音高朗而圓潤，語氣也有動人的頓挫。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話：戰爭可以消滅所有內部的腐化分子。我能夠給您指出眼前最有力的反證——請看粵漢鐵路！”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的面門前一點，加強自己談話的語氣。
我明白他是誤會了我的話。我不過是說這次民族自衛戰爭很像一塊試金石，一個人品格的高低可以立刻辨析清楚；又像外科醫生的手術刀，可以加速割除潰爛的疽瘡。然而假使醫生剛才操起刀子，還不曾施行完畢割治的手術，你就希望全身的疽瘡一齊即時痊癒，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實。
可是他的話已經擒住我的注意力，我焦急地要聽聽他所舉的反證，因而不願意打斷他的話頭。“現在說起來，粵漢鐵路的國防性簡直太大了！”他似乎是在做文章，每個字都極費斟酌。“它可以比作一個人的喉管，有了它，這個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潑有力，才能還擊敵人的打擊！不過粵漢路並不是一條健全通暢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地腐爛着——我這兒所說的腐爛是指的營私舞弊！”
“舞弊的方法很多，現在我們只談‘賣車皮’。粵漢路於今正忙着軍運，商家的貨品堆積得像山，很不容易弄到車皮裝運。其實車皮不是沒有，只是少罷了。於是商家為了搶先裝運自己的貨物便不惜對車站負責人行使賄賂。車站方面一瞧這是筆好買賣，所以每輛車皮都被看成奇貨，哪家商店出的賄賂多就先給哪家運貨。久而久之，‘賣車皮’成了車站人員公開的‘外快’，如果商店不花運動費，他的貨物便一輩子也運不走！”“誰得這些運動費呢？”
“當然是車站職員大家分啦。通同作弊，誰也不告發誰！”
他把兩手一張，憤憤地加添說：
“你看，前線打得多急，後方還是烏煙瘴氣！戰爭對於沒有人心的壞傢伙似乎一點不起什麼作用！”
我並不懷疑他的話，但我不同意他悲觀的結論。
“一切都會慢慢地好起來！”我的信念是像南國盛開着的木棉花一樣的鮮明、美麗。我掏出口袋裏珍藏着的一朵，這是我今天在越秀山上拾來的。它紅得像是一團火。
第二天，廣九路通車了。傍晚才開駛，白天恐怕遭受空襲。
旅客多得可以疊成山，堆成垛，如果車廂不堅牢，一定會被擠得粉碎。
他們大部分是難民，高等難民！他們有錢，要命，逃避現實，逃避戰爭，然而在內地再沒有一寸平靜的土地了，哪兒是天堂？
香港，這個美麗的海島，暫時還是平靜的，因此便成為富人的桃花源了。那兒有香，有色，有幸福，有享樂，而招引他們的最大的餅餌卻是大英帝國的旗子，那面有着中國舞台上花臉一樣斑斕紋理的旗幟！
旅客們剝着蜜柑，吃着牛肉乾，互相興奮地談笑着。西裝男子翻開英文報紙，眼睛卻望着一些穿長衫的客人，似乎在說：
“英文都不懂，你們配到香港嗎？”
一個討厭的消息忽然傳開來。車廂里，千百隻嘴金頭蒼蠅似的嗡嗡着：
“怎麼，還要換車嗎？”
“在哪兒？”
“石灘！”
火車開到石灘，已經是黑夜了。這裏有一座橋昨天炸壞，還不曾修理完好。廣州和九龍對開的火車必須停在橋的兩端，等兩方面的旅客互相換完車后，火車便各自駛回原站。
這是一段長長的路，旅客須得提着行囊，走過破損的橋樑，才能跳上對岸那輛火車。
夜很黑，雖然鐵道兩旁樹木上每隔一段距離便掛一盞燈，這並不能給予乘客多大的幫助。
我提着一隻小皮箱，擠在人群里，腳下的碎石塊時時會把我絆一個踉蹌。人們爭着向前搶，胸脯，脊背，大腿，胳膊，擠做一堆，攪成一團，反而半步也邁不動。
“下邊走，下邊走……”
我隨着一部分乘客衝下高起的路基，沿着一帶水邊向前奔走。路是又黑又濘，隨時都有跌進水塘的可能。
“上邊走，上邊走……”
怎麼回事呀？原來已經來到木橋，於是大家又爭着往上爬。爬呀，爬呀，腳下一滑，連人帶行李滾下來，後邊的旅客也被打倒。
路基全是石塊砌成，石縫生着青草，濃重的夜露把草葉都濡濕了。
草露滑得像油，我摔了兩三跤，等到第二次爬上路基，大隊的旅客已經不見了。
落後的人們慌慌張張向前奔跑，害怕耽誤火車。跑過木橋，追上大隊，我的襯衫早被汗水濕透。
忽而，這又是怎樣的一次衝鋒呵！
一團一團黑壓壓的東西塞滿每個車門，沒有頭，沒有腦。孩子的哭聲，女人的尖叫，隨着黑色的怪物一起翻滾。
只一跳，我彷彿跌進急轉的漩渦，全身失去自主的能力，任憑人潮的振動而忽東忽西。
可是我抓住鐵欄了，蹬上梯級了，攀上火車了，終於擠進散佈着汗臭的車廂。我的眼前是一片模糊，揉揉眼，汗水已經滲入我的睫毛。
人們從過度的緊張跌入疲倦。大家坐着，站着，肉貼着肉，誰都不說一句話。
而腳下，車輪飛快地碾動着，駛過石龍……平湖……粉嶺，奔向最終的目的地——九龍。
“進入英國管地了！”誰在快意地舒一口氣。許多張臉立時轉向車窗。窗外是漆黑的原野，漆黑的天空，夜風吹送着潮濕的青草氣息飄進車廂，這裏暫時還是“自由”的天地。
拋在他們身後的是殘酷的戰爭，醜惡的現實！
潼關之夜
經過整天勞頓的旅程，這是我第一次吃飯。一碗湯麵，夾雜着泥沙的湯里加進多量的醬油，我的因飢餓而燒熱的腸胃舒暢地膨脹起來。雖然小粒的沙石時時震動我的牙齒，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飯嗎？來一碗雞蛋炒飯。”第二個客人跨進來，身邊帶着一陣涼風，桌上煤油燈的火焰跳躍了兩三下。他的腳步又輕又快，走向小飯館裏獨一無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對面。短時間，我們的目光交織成一條直線。他年輕而健康的臉膛曾經給我留下一點新鮮的記憶。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這件軍用的黃色棉大衣，頭上也是這頂垂着兩隻耳朵的灰色軍帽，不過背後還背着一個大包裹，對於他矮小的身材似乎過分沉重。他坐在黃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後左右擠滿人群。旅客們十分嘈雜，但這不能夠淹沒一個嬰兒的啼哭聲。嬰兒的母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雖然明知道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聲。
“給他點奶吃就好了。”有人這樣說著。
淚水沿着婦人瘦削的臉頰流下，滴到小孩的紅棉襖上。她彷彿對自己申訴說：
“哪有奶？大人都沒有吃的！”
他——年輕的軍人——站起來，把座位讓給抱嬰兒的婦人，又從衣袋裏摸出一塊干硬的饅頭交給她，用類似女人的柔聲說：
“孩子是餓了。嚼點饅頭給他吃吧。”
現在，當他同堂倌說話時，聲音仍然帶着女性的氣味，這和他矯健的舉動似乎不大調配。
我們這是第二次見面，但彼此全把臉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靜默。
剛剛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來吃飯的茶房過來招呼我說：
“警察來查店了，請您回去看看。”
巡警盤問得很詳細。他們從我的行李中檢出一本《中國分省新圖》和一些零碎的通訊稿，於是抱着絕大的懷疑，追詢我許多問題。最後，我拿出八路軍的護照，他們才認為滿意。退去時，一個警察搖擺着頭說：
“對不起，越是你們知識分子漢奸越多！”
像是黃蜂的毒刺，這幾句話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鐘光景，我聽見警察從對面房間走出來，皮鞋後跟撞擊在穿堂的磚地上所發的聲響，漸漸地消失下去。誰在敲我的門？
“請進。”
板門輕快地推開，那位青年軍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種熟悉的柔軟的話語滾動在我耳邊：
“請別見怪，同志也是從八路軍前方來的嗎？——我住在對面房間裏，警察問你的話，我全聽見了。”
原來我們是同時離開前線，同時坐上同蒲路的窄軌火車，同時渡過黃河，現在更住到同一個客店裏，我們熱烈地握着手，五分鐘以後，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楊同志……”
“黃同志……”
我們毫無拘束地嘩笑着。
我提議到路上散散步，他高聲叫道：
“茶房，鎖門。”
這家旅店坐落在潼關城外，接近隴海路車站。雖然不過八點鐘，除去飯館和水果店外，馬路兩旁的店鋪已經早早關上門。燈光從閘板的隙縫泄露出來，彷彿一星一點的磷火。潼關的城牆和城樓襯映在星空之下，畫出深黑色的輪廓，比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偉。
我們橫穿過一條小巷，停留在黃河岸上。河水在暗夜裏閃動着黑亮的波光，時時還有一點兩點潮濕的漁火浮動在水面上。
這其間，黃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種救亡歌曲。他手裏拿着一隻電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聽見他興奮地喊道：
“喂，你看，這裏全是戰壕。”
果然，顯示在白色電光下的是許多條挖掘得十分整齊的壕溝，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到無邊的黑暗裏。
“來，我們下去看看。”他說著，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隨在他後面。他把身子俯在戰壕邊上，電筒一扳，做了一個射擊的姿勢，繼而懊惱地咕噥着：
“你不知道，楊同志，我們兩個從廣東跑到山西，本來都想加入游擊隊，誰知八路軍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學習。”
“他是誰？”我一點不明白他的話。
“我的丈夫呀！”
“怎麼，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驚訝使我不自覺地把語音特別提高。
黃同志用電筒向我臉上一掃，也許我的表情太驚奇，遏制不住的笑聲從她的嘴裏迸發出來，彷彿黃河的浪花，四處飛濺着。末了，她喘息着說：
“算了吧，男女有什麼關係，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你們結婚多久了？”
“兩年，還有一個男孩子——”她突然靜默下來。她的革命意志雖然堅強，但她的心始終有血有肉。她一時沉入寂靜地回憶中，更用簡單的語音把我領進她那回憶的門限。
她的小孩剛剛一周歲，又白又胖。她的熱情高揚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時時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戰場，然而小孩總在牽掣她。她的丈夫幾次激勵她說：
“勇敢點吧，你該做大眾的母親，不要做一個小孩的母親。”
她當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點應用的衣物，帶着點錢，離開家庭。
拋在身後的是他們可愛的小孩和一封留給父母的信。
有時乘船，有時坐車，有時步行，他們跋涉在遙遠的旅途上，終於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風夾着大片的雪花，飛舞在北方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潛伏在黃土小房裏，吃着粗糙的糧食，過着艱苦的生活。
可是他們呢，這一對生長在南國的夫婦！他們耐不住寒冷，睡不慣火炕，吃不下小米。
“動搖了嗎？”時常，他們彼此故意譏笑着。
然而，當他們看見前方的戰士們怎樣在吃苦，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他們感到羞慚，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擊去，決不後退！”丈夫堅決地說。
“我一定追隨着你！”妻子也不曾動搖。
雖然她很勇敢，可是環境並不允許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學習。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線。”丈夫極力安慰她。
當天，黃同志就離開前線，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飛到延安。”她張開兩臂，做一個飛翔的姿態，黑暗中，差一點打掉我的帽子。
談話愉快地進行着，沒有人留心到漸漸逼近的輕細的腳步聲。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強烈電光的照射而感到暈眩，同時聽見有人在壕溝上罵道：
“什麼人？滾上來！”
這意外地襲擊使我們暫時失去鎮靜，但不久就恢復了我們的神智。我們爬出戰壕，黃同志亮一亮電筒，發覺對方是一位武裝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槍，左手是一隻正在放光的電筒。
“你們是什麼人？”士兵激怒地喝道。但當他知道我們是來散步，而且驗過我們的護照，就十分客氣地說：“對不起。我剛在城門口放哨，看見這邊一亮一亮的，當是有漢奸了。”
他走開幾步，停住腳，又叮嚀我們說：
“近來這裏很嚴，同志們最好早早回客棧去。”
……這是一個多麼富有傳奇意味的夜晚——在潼關。
昨日的臨汾
雞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藍的湖水，流動在原野的盡頭。從模糊的輪廓里，我可以辨出遠處的村落、樹木、齒形的臨汾城牆……下車時，本來計劃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腳，可是敲過幾家店門，每一處都駐滿軍隊。北方的早春又是那麼寒冷，我不願意滯留在陰晦而冰冷的車站裏，只好決定進城，雖然時間是那樣早。
翻起大衣的領子，兩隻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裏，我的思緒隨着牛車的顛簸而波動着。我感到煩躁，容易動怒——這或許是由於牛車的行動過分遲緩，但從風陵渡到臨汾，火車的速度並不比牛車快許多。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動的情感，這種夏天暴風雨來臨以前一樣的窒息，卻使我沉默不住了。我不耐煩地向車夫說：
“城門能開嗎？”
“差不多啦。”車夫望一眼漸漸開朗的高空，轉過臉對着我打了一個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可怕的面貌：一張麻臉，粗硬的鬍鬚同鬢角的亂髮糾纏到一起。當我到山西前線來時，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經警告我說：
“你得小心點，路上可有散兵剝人的衣裳！”
車夫雖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獰惡的臉面卻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備，特別是現在——日本強盜已經侵入介休，誇口說準備在二十天裏攻到風陵渡，進逼潼關天險。而我一路上所見的我們後方的情景，竟是那麼紛亂。許多富人都在逃跑，軍官的家屬更多。這些太太們領着自己的兒女，攜帶着很多大包裹，由穿軍服的隨從護送着。在風陵渡口，我還遇到一個鄉下青年，背着簡單的行李，要搭火車到運城去。他曾經對我嘆息說：
“鄉下不能住啦，軍隊裏拉人，只好跑出來……”
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進污濁的泥塘里，見不到一滴清水。
現在，因為我在車站一帶躑躅了不短的時間，詢覓客店，同車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曠野里死沉沉的，沒有第二個行人，只有我坐的這一輛牛車碾動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臨汾炸得很厲害吧？”我隨時都在注意車夫的舉動。
“沒有什麼，鬼子的飛機倒是常來。”他揚一揚鞭子，抽了一下黃牛的臀部。
“鬼子來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當自衛隊了。”他變得十分興奮，自動地同我攀談起來。
在別的村莊裏，弟兄兩個僅有一個參加自衛隊，但在他的村裡，車夫說每個男人都要武裝自己，只要他的年齡是在十六歲到三十八歲之間。自衛隊受着定期的訓練，明白這次戰爭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最近，因着前線吃緊，車夫對我說，他們村裡趕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預備砍鬼子的腦袋。
“你們沒有新式的槍嗎？”我不禁這樣問。
“鬼子會送來的！鬼子要是來，我們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進村子，把他們殺光，手槍盒子炮不有的是！”他說得那樣自信，每個字都像一塊鐵，有着極大的力量。這使我感到羞慚，我以前竟會疑心他是個危險的人物！
“山西還是活着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門剛剛打開，經過守門士兵的幾句盤查，牛車趕進城裏，臨汾仍然在睡夢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臨汾的氣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潑和緊張。牆壁上隨處張貼着警惕的標語。從標語下，我知道這邊有少先隊、犧盟會等許多救亡的團體。
火藥的氣息已經可以嗅到，敵人的飛機幾次來拋炸彈，保衛祖國的戰士被急迫地運往火線——然而民眾的精神和生活並不曾遭到何種侵擾。商店大開着門，不寬闊的泥土築成的馬路上填塞着行人，熱鬧，緊迫。行人當中，時時可以見到穿着灰軍裝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學的學生，造成臨汾活潑氣象的主要動力。這些革命青年們一邊在訓練自己，一邊在幹着救亡和鋤奸的工作。臨汾的革命空氣固然濃厚，但漢奸的活動也確實可怕。張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點的漢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體上的虱蟲，無恥地蠕動着。朋友告訴我一件事實：
是舊曆元宵的夜晚，許多救亡團體利用百姓們積習難除的舊習慣，舉行一次提燈大會，遊行，喊口號，宣傳。隊伍像是一條龍，遊走在夜的市街上，群眾的情緒，同揮舞着的火炬一樣的熾熱和明亮。
誰在放槍？啪啪……
隊伍紊亂了，槍聲淹沒在人的吼叫聲里：
“打倒漢奸！”
因着混亂的狀態，漢奸並不曾捉住，一位糾察隊員卻被槍殺了。這一次遊行雖然發生了不幸的變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別大。因為血的宣傳是比任何口號和演說都來得深刻動人！老百姓對於漢奸是那麼痛恨，時刻都在消滅他們。因此，我曾經親身遇到一件有趣味的小事。在一個村莊裏，由於鄉公所的領導，農民們有一次隆重地舉行春耕運動大會。因為有事住在這個小村裡，而且想看看農民的集體活動，我也跑到鄉公所。
村裏的百姓大半全集攏來了：有駝背的老人，筋肉結實的壯年漢子，頑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紅綠衣褲的婦女。鑼鼓的鬧人聲響，從人堆里傳出來，每個農民的臉上掛着興奮的色彩。鄉公所的牆邊擺滿了三角形的大旗，紅的，藍的，紫的……孩子們在繞着旗杆互相追逐。我在人叢里擠了一會兒，走到鄉公所辦公室的窗外，那兒曬着許多橢圓形的藍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寫着：“抗日軍人家屬光榮”。
這當兒，一位穿着黃布制服的中年男子從房裏走出來，含着笑向我打個招呼，而且回答我的問話說：
“我們村裡已經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誰家有當兵的，就在他們門上釘一塊——先生是哪一部的？”
“我住在八路軍政治部。春耕大會幾時開呢？”
“人到齊了，現在就要遊行，下半天才開會演戲。”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裝，那並不是八路軍一律穿的灰色軍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麼玩意兒。
“好的，午後我來參加你們的大會。”我向他點點頭，在農民們惶惑的目光下走出鄉公所。
剛走了不遠的路，後邊有人把我叫住：
“同志，請等一等。”
來人左臂上綰的一塊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訴我他是八路軍的人員。他一開口就說：
“請別生氣，鄉下人看見您奇怪，恐怕你是……”
“——我是漢奸？”
“哈哈，當然不是。不過他們心細，所以找我同你談談。”
我把身邊帶的證明書給他看過，彼此笑着走開。我不曾想到山西的民眾，這樣有組織，這樣富有政治警覺性，我不能不高興。
離開臨汾不久，敵人便逼近這座古城，在汾河上揚起險惡的風濤。雖然他們會得到這個城池，但他們永遠得不到我們的民眾。瞧吧，在呂梁山，在石樓山，在姑射山，我們將有廣大的游擊戰展開。我們不怕任何利器，我們有堅強的精神堡壘建築在民眾火熱的心臟上！
鐵騎兵
一過雁門關，氣候顯然不同了，重陽前後，天就飄起大雪來。就在一個落雪的夜晚，一連活動在左雲附近的八路軍騎兵冒着風雪，朝南轉移，想轉到比較安定的地區休息些時候。通過一條公路時，不想日本兵得到漢奸的報告，忽然開來幾輛裝甲車，把隊伍切斷，打起機關槍來。
隔斷在公路北的只有一班人。他們想衝過來，可是敵人火力太緊，只好像一群脫離軌道的流星，離開大隊，單獨活動去了。
星群脫離軌道，一定要隕落，八路軍掉隊了，卻能自動地打游擊。班長是個矮漢子，左臉腮有一條刀傷，彎彎的，像是月牙。他帶着這一班人十分巧妙地甩開了追擊的敵人，東沖西撞，想再追上大隊。不巧敵人這時開始了秋季“掃蕩”，到處出動，他們只好朝北開去，接連十幾天，走的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這天晚上，他們跑到二更天，跳出敵人的合擊圈，正想尋個宿營地睡覺，班長忽然聽見遠遠地有一片吵叫聲，再仔細一聽，才辨出是河水的聲音。
他們來到河邊，星光底下，看見河面不過半里來寬，隔河有幾點火光，像是村落。班長毫不遲疑，第一個鞭着馬走下河去，其餘的騎兵也跟了下去。夜不十分冷，河水沒凍，可是很急，而且越走越深，最後沒到了馬肚子。
班長心裏想：“這是什麼河，好深！”就勒轉馬頭，退到岸上，沿着河朝上走，要找個淺些的地方過河。上流的水更急，總過不去。他們便順着另一條路，跑到半夜，不見人家，最後爬上一個山頭。在山頂上，他們全都驚住了。原來山下模模糊糊地顯出一座城，到處亮着電燈，好像星星。
班長的臉頰抽動着，月牙形的刀傷也像活了似的動起來。嘴裏罵道：“龜兒子！咱們闖到什麼地方了？”總是敵人的地方。他靈機一動，吩咐騎兵朝着城裏放了一排馬槍。這一下子不要緊，竟惹起城裏的騷亂，步槍、機關槍、擲彈筒、過山炮，一時從城裏響起來，亂放一頓。騎兵們卻悄悄地退下山頭，朝着另一個方向跑去。
雞叫時，他們終於來到一個村子，敲開莊戶人家的門，不弄飯吃，也不要睡覺，開口先問：“老鄉，你們這裏是什麼地界？”
農民熱情地招呼他們說：“這是包頭啊。圍城就在那邊山腳下……聽聽，炮響呢，不知日本鬼子又搗什麼鬼？”
騎兵們都不覺呀了一聲，緊接着又問：“那麼前邊是什麼河？”老鄉說：“是黃河，水才急呢，一根鵝毛掉下去，也會旋到水底下去。”騎兵們一齊驚得瞪着眼，隨後不覺大笑起來。第二天，包頭的百姓紛紛傳說八路軍有一團人來攻城，差一點把城攻破。城裏的日本兵大半調到雁北進行“掃蕩”去了，竟以為八路軍轉到外線，要搗毀他們的老巢，嚇得急忙退回包頭，“掃蕩”便停止了。十天以後，那班騎兵也平平安安地轉回根據地，尋到了大隊。
用生命建設祖國的人們
我剛從朝鮮回來。這些天，心裏總是充滿東西，坐不住，睡不穩，只想跳起來，全身投到什麼地方去。還記得回來時剛過鴨綠江那天，我一大早跳上火車，撲着祖國的心窩奔去。同車的有位志願軍指揮員，鬢角上露着星星點點的白頭髮，他離開祖國有兩年多了。我們盡對面坐着，誰都不言語，目不轉睛地望着窗外。窗外飄過去祖國的天，祖國的山，祖國漠漠無邊的田野。火車開到本溪，窗外閃出龐大的煙筒，遠近是許多複雜的工廠建築。那位指揮員眼裏露出又驚又喜的光芒，悄悄喊：“我就是想看看這些呀！”
我見到祖國人民的大建設，聞到祖國人民幸福生活的氣息，我的心卻飛到朝鮮——我不能不想到我們的志願軍。就在這一刻，那千千萬萬好同志啊，在風裏，在雪裏，在坑道里，在廢墟上……正用他們無比的英雄氣概，清除着那些破壞人類生活的暴徒。沒有他們，怎麼能有今天的祖國？他們是在戰鬥，也是在建設——他們是用整個身子，整個生命，給祖國的建設打下牢固的基礎，給人類的未來鋪下和平的大道。
他們是真懂得生活啊。那時候我還在前線，有一天，我到一個高射炮連隊去。連隊扎在山頭上，戰士們都住在臨時新挖的掩蔽部里。掩蔽部又陰冷，又潮濕。腳下一踩一咕哧水，但是收拾得整齊的很：牆上貼着毛主席像，空罐頭盒裏插滿大把的野菊花，土炕上擺着一排被子，疊得方方正正，一律是顏色鮮明的花布被。這些被子不是公家發的，是戰士節省下自己有限的一點津貼費，託人從祖國買來的。這還不算新奇，還有更新奇的呢。就在這個陣地上，在一門大炮前，我發現一叢叫不上名的野花，紅艷艷的，怪好看的。不知誰怕霜打了它，特意用松枝細心細意搭了座小棚，遮着這叢紅花。這叢紅花不是移來的，從根起就長在那兒。戰士們挖陣地，安大炮，後來也不知用這門炮和敵人打了多少仗，始終也捨不得損壞這棵花，一直保存下來。
不要笑我們志願軍太孩子氣了吧，我懂得他們的感情，他們的心。那些心是又樸素，又善良，又單純。他們過的是緊張而艱苦的戰鬥生活，他們卻有着高貴的理想，熱烈的願望，渴望着把生活建設得更美好。那些花布被，那叢紅花，就說明了他們對生活的願望啊。要不是這種熱烈的願望，他們怎麼能獻出自己，甚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去保衛祖國，保衛人類的生活呢？在這個連隊裏，我就見到這樣的高射炮手。這個炮手有一回跟空中敵人作戰，陣地上打得煙霧瀰漫，灰土罩嚴了，什麼都看不見。耳朵邊上忽然聽見唰一下，炸彈從頭頂落下來了，他在心裏叫起來：“可別落到炮上呀！”身子急忙往前撲，一撲撲到瞄準鏡上。炸彈就落到陣地前面，塵土爆起多高，炮也不響了。指導員冒着煙土跑上去一看，氣浪把兩個人吹下炮來，那個炮手伏在瞄準鏡上，後背血淋淋的，人也昏了。指導員要去抱他，他一下子醒過來，甩着手叫：“放！放！放！”坐到炮位上又打起來。
看看這個好同志！事後他對人說：“我傷了不要緊，鏡子傷了，就不能瞄準打敵人了。”當天他帶着傷，就用這門炮打掉一架敵機。
這個同志姓曹。可是知不知道他的姓名又有什麼關係呢？像這樣的人，在我們志願軍里，上千上萬，到處都是。
提起汽車司機馬連昆，我不能不懷着特別的敬意。這個英雄在前線上開着車，牽引着大炮轉來轉去，重重地打擊着敵人。有一天晚上，他又拉着炮往前走，路上通過幾道照明彈封鎖區，不料叫敵人炸了。馬連昆崩的滿身是血，昏迷不醒，一醒就問：“咱們的車還有嗎？”同志們告訴他還有。
他說：“只要有車，我們的炮就能轉到陣地上！”說完話，痛得牙咬的咯崩咯崩響，卻不喊不叫。一會兒又說：“我已經不行了，同志們不用留戀我，趕緊把炮拉走吧！”又喊：“毛主席萬歲！志願軍萬歲！”言語就不清了。
我們有這樣的汽車司機，也有這樣的火車司機。記得是一次很急的任務，天落霜了，前線緊等着要一列車被服。一個年輕的司機連夜拉着被服往前線送，天亮前後叫敵機發現了，叮住就不撒嘴。敵人左一梭子機關炮彈，右一梭子機關炮彈，打得火車前後左右爆起一溜一溜的火光。
那司機正在要求入黨，對司爐喊道：“這是黨考驗我們的時候了！”衝著前面一路飛跑。一轉眼天就明了。附近的朝鮮老鄉聽見火車咯噔咯噔這個響啊，打開窗門一看，大吃一驚，都跑了出來。早晨的霧散了，田野里漫着層白霜。只見地面跑着列火車，天空追着架飛機。飛機打一個盤旋，又一個盤旋，對着火車連掃帶射，那火車卻不理，咕咕咕咕，只管往前沖。老鄉們看痴了，也忘了隱蔽，都鼓起掌來，大聲喊道：“哎呀，開車的志願軍真勇敢！”是勇敢。那司機就是這樣一直把火車開進大山洞去，安安全全藏好，鬆了口氣，慢慢走到洞口，探着頭望了望天：那架敵機不死心，還在轉呢。
那司機望着飛機大聲笑着說：“勞你駕，一直送到家門口！”
這司機是誰，我想也沒有提名道姓的必要。難道這樣的英雄人物還是個別的嗎？不過有個青年戰士，直到現在我還懊悔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在我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他。一閉眼，我就想起他的樣子：方方的臉，彎彎的眼睛，見人就一笑，顯得又平靜，又溫和，又有毅力。我見到他，完全是個偶然的機會。
那時候三次戰役剛結束，我有事往漢城去，走了一宿，天傍亮在一家朝鮮老百姓屋裏找到個宿處。院裏放着幾副擔架，抬擔架的是些東北來的民工，正在小休息。當中一個民工年紀大點，特別愛說話，眉飛色舞地談着前線的情形。
那民工說：“仗打得可好啦！咱不知道，怎麼這些同志就像是天神下界，簡直天下無敵！”接着長篇大套地說起來了。他說有個戰士，也就是二十歲左右，從平壤追擊敵人時，腳後跟凍爛了。用布包着，走起來一瘸一瘸的，誰見了都心痛。指導員想叫他留在後邊，那年輕人說：“指導員放心吧，我掉不了隊。掉隊還叫個志願軍啦！”人家孩子就不掉隊，爬大山，走雪路，腳腫得穿不上鞋，用爛棉花包紮着，誰痛誰知道，可是人家就不掉隊。
打漢城外圍議政府時，那青年在火箭筒排里，背着炮彈跟班長到公路旁邊去打坦克。敵人的重坦克有好幾輛，呼隆呼隆衝上來了。射手開了兩炮，打壞頭一輛，第二輛坦克又繞上來，想必是發現了我們的火箭筒陣地，衝著我們直打機槍。射手倒了，班長也掛了花。那青年趕緊接手去打火箭筒，可是先前沒使過，連打幾發炮彈，一發也沒打中，坦克倒迎面衝上來了，眼看着要壓到他的頭頂上。
那青年想要再打，誰知炮彈沒了。他喊了聲：“為了祖國！……”迎着坦克站起身子，一甩手撇出顆手雷去。坦克冒了黑煙，他人也倒了……
我聽那上年紀的民工講到這兒，從心裏覺得可惜，哎呀一聲問道：“他人也犧牲了吧？”那民工笑笑說：“犧牲？這樣的人還能犧牲！”又用煙袋鍋一指擔架說：“那不是躺在那兒。”這老漢真會弄玄虛，原來談論的就是他抬的傷號。我很想看看那青年，那民工卻把自己的老羊皮襖蓋在傷員頭上，蓋得嚴嚴實實，不漏一點風。我掀開老羊皮襖，那青年衝著我笑了笑，雖說受了傷，臉色還是那麼平靜，那麼開朗。我剛想和他談幾句話，問問他的姓名，那民工朝着我嚷起來：“你這個同志，真是！不怕凍壞他嗎？”一把推開我，又把老羊皮襖好好蓋嚴，抬起擔架趕他們最後一段路去了。
這些人，這些人，這些人啊！從前線到後方，在整個朝鮮戰場上，你怎麼能數得清，記得完呢？他們離開祖國，離開家，挨凍受累，流血流汗，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我們的祖國啊。愛就應該是忘我的。他們愛祖國，愛人民，愛和平，誰還去計較個人的利害，個人的得失，個人的生死呢！這是種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們自己卻從來不認為是犧牲。這算什麼犧牲？我們做的正是我們應當做的事。
冬天一來，朝鮮前線上又該是漫天風雪了。我離開朝鮮那天，同志們握着我的手，殷勤地說：“你走了，可回來呀，回來多告訴我們些祖國建設的情形。”
現在新的年代已經開始，祖國的偉大建設也開始了。不論在祖國，在朝鮮前線，我們的人民一定能在毛主席的光輝照耀下，共同創造新的歷史，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