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二程講道台

現在漢州城內，開元寺前，有“二程講道台”，可見二程在漢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討論，把三教的道理，融會貫通，恍然有得，才發明所謂宋學，伊川所說的“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151+看書網言情內容更新速度比火箭還快，你敢不信么？

二程的父親，卒於元祐五年庚午，年八十五歲，逆推至熙寧元年戊申，年六十三歲，其時王安石厲行新法，明道曾力爭不聽，他們弟兄不願與安石共事，因為父親年已高，所以侍父來蜀。明道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時，年三十六七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拋棄了政治的生活，當然專心研究學問。王陽明三十七歲，謫居貴州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與二程在漢州時，年齡相同，不得志於政治界，專心研究學問，忽然發明新理，也是相同。

現在漢州城內，開元寺前，有“二程講道台”（見《漢州志》），可見二程在漢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討論，把三教的道理，融會貫通，恍然有得，才發明所謂宋學。伊川所說的“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漢州開元寺，可等於王陽明的龍場驛。

宋明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謂佛者，是指禪宗而言，其所謂老者，不純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陽明早年，曾從事神仙之學，並且修習有得，幾於能夠前知，有陽明年譜可證。不過陽明不自諱，宋儒就更多方掩飾，朱子著《參同契考異》託名“華山道士鄒訴”，不直署己名，掩飾情形，顯然可見。

二程是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人，遇着箍桶匠，都向他請教，當然道家的紫陽派、真一派，佛家的圓悟派，也都請教過的。我們看程子主張“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形式上都帶有佛道兩家的樣子，一定與這兩家有關係。伊川少時，體極弱，愈老愈健，或許得力於方士派的靜坐，不過從來排斥佛老，與這兩家發生關係的實情，不肯一一詳說，統以“出入佛老”一語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說出，並筆之於書，後人方才知道。

我們從旁的書考證，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僅有《方技傳》，而高僧則絕不一載。此由宋儒門戶之見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門戶習氣，一意推崇道學，特創道學傳，以位置程朱諸人，高僧足與程朱爭名，故削而不書，方技中人，不能奪程朱之席，故而書之。以我揣度，即使二程曾對人言：在蜀時，與佛老中人，如何往還，《宋史》亦必削而不書，箍桶翁和賣醬翁，不能與二程爭名，才把他寫上。其餘的既削而不書，我們也就無從詳考。

孟蜀之文化

孟昶君臣，既這樣地提倡文學，內政又修明，當然中原學者，要向四川來，所以儒釋道三教的學問，普及到了民間，二程和袁滋，不過偶爾遇着兩個，其餘未遇着的，不知還有若干。因為有了這樣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時，四川才能產出三蘇和范縝諸人。

箍桶翁賣醬翁傳易，張平叔彭曉傳道，圓悟傳禪，可見其時四川的學者很多，請問為什麼那個時候四川有許多學者呢?因為漢朝文翁化蜀后，四川學風就很盛，唐時天下繁盛的地方，揚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揚一益二”之稱。唐都陝西，地方與蜀接近，那個時候的名人，莫到過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學術，就傳到四川來。加以五代時，中原大亂，許多名流都到四川來避難，四川這個地方，最適宜於避難。前乎此者，漢末大亂，中原的劉巴許靖都入蜀避難。后乎此者，邵雍臨死，說：“天下將亂，惟蜀可免。”他的兒子邵伯溫攜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禍。昔人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這是對乎中原而言，因為地勢上的關係，天下將亂，朝廷失了統御力，四川就首先與之脫離，故謂之先亂，等到中原平定了，才來征服，故謂之後治，其實四川關起門是統一的，內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時，中原戰爭五十多年，四川內政報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學，《十國春秋》說王建“雅好儒臣，禮遇有加”，又說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國春秋》說孟昶“勸善恤刑，肇興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又曰：“後主（指昶）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這是孟昶亡國之後，敵國史臣的議論，當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縣大堂面前牌坊，大書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字，是宋太宗從孟昶訓飭（chi）州縣文中選出來，頒行天下的（見《容齋續筆·戒石銘條》），昶之盛飭吏治，已可概見。

後世盛稱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計不過三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謂太平盛世。國內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學問，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學。《十國春秋》曰：“帝（指昶）所學，為文皆本於理。居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為輕艷之文，朕不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貧賤時，向人借《文選》，其人有難色，他發憤說道：“我將來若貴，當鏤板行之。”後來他在蜀做了宰相，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把九經刻石於成都學宮，自己出私財營學宮，立教舍，又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國亡后，其子守素齎（ji）至中朝，諸書大章於世，紀曉嵐著《四庫提要》，敘此事，並且說：“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他們君臣，在文學上的功績，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這樣的提倡文學，內政又修明，當然中原學者，要向四川來，所以儒釋道三教的學問，普及到了民間，二程和袁滋，不過偶爾遇着兩個，其餘未遇着的，不知還有若干。因為有了這樣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時，四川才能產出三蘇和范縝諸人，蘇子由說：“轍生十九年，書無不讀。”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處尋書來讀?若無名人指示門徑，怎麼會造成大學問?東坡幼年曾見出入孟昶宮中的老尼，二程二蘇，與孟蜀相距不遠，他們的學問，都與孟昶有關，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經於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學。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說：“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們可以說：“宋學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師，居天台山，開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觀》。唐朝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隱子》，又著《坐忘論》七篇。《玉澗雜書》云：“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此論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峰，蓋智者所居，知其淵源有自也。”（見《圖書集成道教部雜錄》）。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學問，只要同在一個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亂，三教中的名人齊集成都，彷彿三大河流，同趨於最隘的一個峽口，天然該融合為一，大約這些名流麇（qun）集成都，互相討論，留下不少的學說。明道弟兄來川，召集遺老築台講道，把它們集合來，融會貫通而斷以己意，成為一個系統，就成為所謂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