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銀行貸出之息

與存入之息，為二與一之比，例如，人民存入銀行之款，定為月息六厘，人民向銀行貸款，則定為月息一分二厘，如此則一進一出之間，銀行可得月息六厘，人民有款放借者，無異於將資金繳一半與公家。不是所有小說網站都是第一言情首發，搜索151+看書網你就知道了。現在購買土地者，其利也不過幾厘，並且買地時須過稅，每年須上糧，不時還有派逗等事，今定為銀行存款，月息六厘，其利也不為薄。通常人民借貸之利，每月一分幾或二三分不等，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每當銀根枯窘時，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今定為向銀行貸款得，月息一分二厘，其利也不為貴。像這樣辦去，公家坐享大利，而於存款者，貸款者，仍兩無所損，那些用大利盤剝的人，就無所用其技了。

有人主張廢除利息，這卻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金錢，是從勞力得來的，人民以金錢存入銀行，由公家拿去作社會上種種公益，即無異把勞力貢獻到社會上，謀種種幸福。此等人是應該獎勵的，銀行給予之利息，即可視為一種獎勵金。

又有主張廢除金錢，發行勞動券者，更可以不必。資本家之專橫，是由於土地和機器許私人佔有，才生出來的，與金錢制度何干?我們把土地、機器收歸公有，又不許私相借貸，雖有金錢，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也就無害於社會了。拿勞動券去換取衣食住，其實效與金錢何異?現在的金錢，我們又何嘗不可把它當做一種勞動券呢?主張發行勞動券之人，其用心未免太迂曲了。

我們把銀行組織好了，就可着手收買全國的土地了。照孫中山的辦法，是命地主自將地價呈報到政府，我們收買之時，恐怕地主所報地價有以少報多之弊，可用投標競佃法（川省各縣教育局所轄產業，多作投標競佃法，頗稱便利），用投標競佃，以定租金，然後據租金之多寡，以轉定地價。例如，某甲在鄉間，有地若干畝，由政府將其地投標競佃，假定投標結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計，即定為地價一萬元。由銀行收入某甲存款一萬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現款者，以鈔票付給之，公家收入之租息，與銀行支付之利息相等，彷彿公家是替私人經管產業一般，公家本然無利可圖，但經公家收買過後，可用大規模之組織來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歸諸公有了。

投標之時，即以地主所報之價為標準，假定某甲所報地價是一萬元，投標結果，租息最高額是七百二十元，我們即認定地主所報之價是確定的，即由銀行收入某甲存款一萬元。如果投標結果，依租息計算，該一萬一千元，我們因為他原報之價是一萬元，銀行只能收入某甲一萬元，如果依租息計算，只該九千元，我們就認定某甲有意欺矇政府，罰他一千元，銀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賬。我們定出此種辦法，地主呈報地價，自必非常審慎，絕不敢以少報多。

著者主張“全國土地，應一律由政府備價收買，不許私人佔有”。向友人談及，友人即說道：中國哪有這筆巨款來收買?我即把組織銀行和集中全國金錢的辦法說與他聽，見得收買土地，不愁無款，聽者每每駁我道：孫中山定的法子，是“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兩種，你單取“照價收買”這一種，把“照價抽稅”那一種抹殺了，把私人所有權完全奪去，與孫中山主義不合；並且投標競佃之法，孫中山也莫有說過，施行起來，未免與他的辦法衝突。我說道：我所說的，與孫中山主義並無不合，辦法也無衝突。孫中山的辦法是：“由地主呈報地價，政府照價抽稅，將來地價增加之利益，全歸公家，公家如要收買，照原報之價，給予地主。”照他這個辦法，則是地主報價之時，所有權已經轉移與公家去了，所以日後增加之利益，全歸公有，收買之時，只照原價給予；如果地主的所有權，尚未消失，則增加之利益，應歸地主所有，政府收買之時，當另行議價。我們因此知“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只算是一個辦法，並不是兩個辦法。孫中山本來想把全國土地，一律照價購歸公有，因為無此巨款，才想出照價抽稅的辦法，先把所有權轉移了，把地價確定了。暫不付價，等到隨後有錢之時才付價，我們只要有款，早點付價，又何不可之有?

土地是公有物，應該歸公，金錢是私人腦力體力掉換來的，應該歸私。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我可以替他下一條公例曰：“金錢可私有，土地不能私有。”因此之故，他才規定以金錢給地主，把土地收歸公有，所以我主張全國土地一律由公家備價收買，與孫中山主義並無違反。至於我所說投標競佃的法子，乃是照價收買時，一種補充辦法，對於地主所報之價，予以一種測驗，與孫中山的辦法，絲毫沒有衝突。

社會問題中，最難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我們只要把土地問題解決了，其餘的就容易解決了，收買工廠、輪船和鐵道等項，都是很容易的事，我主張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可括為數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完全歸公，腦力和體力，完全歸私，使用機器的工業歸公，不用機器的工業歸私，大商業歸公，小商業歸私，貸款的利息，一半歸公，一半歸私。”如此辦理，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與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精神就符合了。

我們既承認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所以凡服務社會，就該給以相當代價，不能把他的腦力體力看做社會公有物，任意沒收。各人的資稟不同，才能不同，應聽其擇業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自去選擇職業，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其願當官吏教員及從事他種職業者亦同，因勞動的種類不同，所得的報酬也不同。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平等，其實不然，這個道理，與民權主義是一樣。孫中山說：“天生萬物，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主張的民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面壓下去，成為平頭線的平等。因此我們主張的經濟平等，也不是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成為國中貧富相等，是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平等，或貧或富，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

關於商業問題，我以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國家經營，那就不勝其繁了，因此我主張大商業歸公，小商業歸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劃分，這是很費研究的。我主張施行之初，可定為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國家向外國購買大批貨物，分售與人民，人民有貨欲銷售外國者，由國家承買，轉售與外國。我國閉關數千年，並未產生何種大資本家，可知國內貿易並非造成資本制度之主因，故國內貿易，可以聽人民自由經營。我們把國際貿易歸公辦到了，再看國內情形如何，並可進而規定國內某種商業亦應由國家經營，私人不得經營。關於機器方面，亦可規定某種機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種辦法，必須到了實施之時，斟酌現情而為之，此時不能一一預定。我們不許私人購買土地，不許私人使用機器，不許私人設立銀行，不許私人經營國際貿易，孫中山所謂節制私人資本，就算達到了。

依上述辦法，國家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收歸公有過後，國家每年收入，當然非常之多，自當盡量擴充實業教育與增加民眾利益之事。但是國家發達到了極點，每年餘款，究竟作何用途呢?我也想有一個辦法，孫中山屢屢向人演說，他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都是股東，並且說：“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子子孫孫，便不怕窮。”我們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公有，那麼四萬萬人都成為地主、廠主，成為銀行和國際貿易的股東，孫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現了。這個大公司，是以每一個身體為一股，國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權是非常明晰的。我們就可仿照公司分紅的辦法，政府每年除各項開支而外，其所有餘款,即按照全國人口數目，平均分攤，作為生活費，其分攤數目之多少，以國家每年餘款多少為斷，最大限度，以能維持生活為止。

有了這個辦法，社會上可以免去許多糾紛：（1）中國所謂育嬰恤嫠（li）濟貧諸局，可以裁撤，外國所謂失業者救濟法，教員、工人養老金等，俱可廢去了；（2）現在許多富有哲學文學科學等天才的人，每因饑寒所迫，兼營他業，或改營他業，國家受無形之損失，倘能發給生活費，使無凍餓之憂，則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專心深造，於社會之文明，增進不少；（3）語云：衣食足而禮義興。又云：饑寒起盜心。有了發給生活費的辦法，則國民的道德可以增進。

有人問我道：人人都有飯吃，還有何人肯做工?還有何人肯努力?社會怎麼能夠進化?我道：人人有了飯吃，努力心或許減少一點，如謂人類就不努力，社會就不會進化，我卻不以為然。請問牛頓和達爾文諸人，其目的豈是因為要吃飯，才去研究學問嗎?難道他們有了飯吃，就不會研究學問嗎?我恐怕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飯吃，才能專心研究，才能有此空前絕後的大發明。

孫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有衣穿才不會冷死，有飯吃才不會餓死；第二級是安適，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級是奢侈，穿的要輕綃細絹，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魚翅燕窩。我所說的發給生活費，只算達到第一級，其第二級、第三級，則讓那些勤勉做工的人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