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影及其他（6）
北平淪陷那一天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風聲很緊，我們從西郊搬到西單牌樓左近衚衕里朋友的屋子裏。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鄉和幾個僕人。我們進了城，城門就關上了。街上有點兒亂，但是大體上還平靜。聽說敵人有哀的美敦書給我們北平的當局，限二十八日答覆，實在就是叫咱們非投降不可。要不然，二十八日他們便要動手。我們那時雖然還猜不透當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戰是不可免的。
二十八日那一天，在床上便聽見隆隆的聲音。我們想，大概是轟炸西苑兵營了。趕緊起來，到衚衕口買報去。衚衕口正衝著西長安街。這兒有西城到東城的電車道，可是這當兒兩頭都不見電車的影子。只剩兩條電車軌在閃閃的發光。街上洋車也少，行人也少。那麼長一條街，顯得空空的，靜靜的。衚衕口，街兩邊走道兒上卻站着不少閑人，東望望，西望望，都不做聲，像等着什麼消息似的。街中間站着一個警察，沉着臉不說話。有一個騎車的警察，扶着車和他咬了幾句耳朵，又匆匆上車走了。
報上看出咱們是決定打了。我匆匆拿着報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聲音還在稀疏的響着。午飯匆匆的吃了。門口接二連三的叫“號外！號外！”買進來搶着看，起先說咱們搶回丰台，搶回天津老站了，後來說咱們搶迴廊坊了，最後說咱們打進通州了。這一下午，屋裏的電話鈴也直響。有的朋友報告消息，有的朋友打聽消息。報告的消息有的從地方政府里得來，有的從外交界得來，都和“號外”里說的差不多。我們眼睛忙着看號外，耳朵忙着聽電話，可是忙得高興極了。
六點鐘的樣子，忽然有一架飛機嗡嗡的出現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裏仰起頭看，想看看是不是咱們中央的。飛機繞着彎兒，隨着彎兒，均勻的撒着一搭一搭的紙片兒，像個長尾巴似的。紙片兒馬上散開了，紛紛揚揚的像蝴蝶兒亂飛。我們明白了，這是敵人打得不好，派飛機來撒傳單冤人了。僕人們開門出去，在衚衕里撿了兩張進來，果然是的。滿紙荒謬的勸降的話。我們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
天黑了，白天裏稀疏的隆隆的聲音卻密起來了。這時候屋裏的電話鈴也響得密起來了。大家在電話里猜着，是敵人在進攻西苑了，是敵人在進攻南苑了。這是炮聲，一下一下響的是咱們的，兩下兩下響的是他們的。可是敵人怎麼就能夠打到西苑或南苑呢？誰都在悶葫蘆里！一會兒警察挨家通知，叫塞嚴了窗戶跟門兒什麼的，還得準備些土，拌上尿跟蔥，說是夜裏敵人的飛機許來放毒氣。我們不相信敵人敢在北平城裏放毒氣。但是僕人們照着警察吩咐的辦了。我們焦急的等着電話里的好消息，直到十二點才睡。睡得不壞，模糊的凌亂的做着勝利的夢。
二十九日天剛亮，電話鈴響了。一個朋友用確定的口氣說，宋哲元、秦德純昨兒夜裏都走了！北平的局面變了！就算歸了敵人了！他說昨兒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沒影兒，可是說得太熱鬧些。他說我們現在像從天頂上摔下來了，可是別灰心！瞧昨兒個大家那麼焦急的盼望勝利的消息，那麼熱烈的接受勝利的消息，可見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後的勝利終久是咱們的！等着瞧罷，北平是不會平靜下去的，總有那麼一天，咱們會更熱鬧一下。那就是咱們得着決定的勝利的日子！這個日子不久就會到來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話句句都不錯！
1939年6月於昆明。
這一天
這一天是我們新中國誕生的日子。
從二十六年這一天以來，我們自己，我們的友邦，甚至我們的敵人，開始認識我們新中國的面影。
從前只知道我們是文化的古國，我們自己只能有意無意的誇耀我們的老，世界也只有意無意的誇獎我們的老。同時我們不能不自傷老大，自傷老弱；世界也無視我們這老大的老弱的中國。中國幾乎成了一個歷史上的或地理上的名詞。
從兩年前這一天起，我們驚奇我們也能和東亞的強敵抗戰，我們也能迅速的現代化，迎頭趕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從前中國在若有若無之間，現在確乎是有了。
從兩年後的這一天看，我們不但有光榮的古代，而且有光榮的現代；不但有光榮的現代，而且有光榮的將來無窮的世代。新中國在血火中成長了。
“雙十”是我們新中國孕育的日子，“七七”是我們新中國誕生的日子。
1939年7月7日。
《原野》與《黑字二十八》的演出雲南國防劇社請曹禺先生來昆明導演《原野》與《黑字二十八》兩個戲。兩個戲先後在新滇大戲院演出，每晚滿座，看這兩個戲差不多成為昆明社會的時尚，不去看好像短着什麼似的。這因為兩個戲曹禺先生都是作者：而曹禺先生的戲，出演的成績是大家都知道的。再說這回是他自己導演，也給觀眾很大的盼望。還有，兩個戲的演員，很多輪老手，足夠引起觀眾的信心。這兩個戲的出演確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國話劇界一件大事罷。
觀眾看了這兩個戲，可以說是滿意。在這種物質條件下能有這樣成績，真是不容易！從演員的選擇與分配，對話的節奏，表情的效果，舞台的設計等等，可以看出導演以及各位演員各位職員都已盡了他們最善的努力。這是值得感謝的！有幾個在北平住過很久的朋友說起，拿北平出演的話劇來比這一回，這一回確是更進步了。將劇本的難易和演出的難易合著說，他們的話是不錯的。但是這一回的排演究竟還嫌匆促一些，對於劇本本身不免還有未能發揮盡致的地方。而劇本本身，特別是《原野》似乎也還有可議之處。觀眾春秋責備賢者，不滿意的地方也不是沒有的。
先說《原野》。觀眾對於第三幕的意見最多。在我自己，看到第二幕開幕時，覺得已經移入戲的氛圍里，好像不在戲園子裏似的。這種移情作用很有味。但是第三幕開幕以後，我卻覺得漸漸失去了那氛圍，又回到戲園子的池座來。我們即使不能說第三幕的頭三場都是多餘，但至少可以說是太多了一些。太多了，緊張的反而顯得鬆懈了！我也想過，若是能有旋轉的舞台，這三場的效果也許好些。但是，有那麼多的話，卻沒多少戲，即使有旋轉的舞台，怕也緊張不了多少。
原作者似乎很重視這一幕，從劇本的名稱可見。他是要表現一種原始的力量；這種力量要表現在仇虎的恨與愛的衝突里。仇虎因焦閻王的仇恨殺了他的兒子焦大星；焦大星卻始終是仇虎的好朋友。仇虎殺了焦大星，佔了大星的妻金子，可是他有些悔。他本也想害了焦閻王的孫子，焦大星前妻的孩子，小黑子，可是小黑子讓祖母焦大媽當是仇虎，一鐵拐杖打死了。這可真慘！這本不關仇虎的事，可是他有些怕，他想着他短不了是起禍的根苗呵。一點兒悔，一點兒怕，加上黑夜，樹林子，再加上廟裏的鼓聲，焦大媽叫小黑子的魂的聲音；更多點兒悔，更多點兒怕，是可能的。這時候見一些鬼，也是可能的。可是不必太多，不必太占時候，閻王和牛頭馬面似乎也都不必。那麼著，三場並一場，許不大離了。那麼著，仇虎和金子才有戲做，不至於只是重複的單調了。
有人說這一幕詩的成分比戲的成分多；不錯，重複的單調正是詩的表現。但這裏需要的是戲，不是詩。相信設計人在這一幕的頭三場所費的心思比別幾幕多得多；這當然應該感謝。不過我們似乎不需要這麼多東西。特別是第一二幕那麼經濟，第三幕來了這麼個大尾巴，老覺得不大稱似的。在第一二幕里，對話很緊湊，也很波俏；是說話，不是演說，也不是背書。這是活的；第三幕里尤其見好。還有金子那幾處快拍子的話，不但能表現潑辣的神氣，並且是舞台語言節奏的新試驗；中國話劇的演出里，似乎這還是第一次。這試驗是成功的；這節奏是可以增加舞台語言的豐富的。
對話的聰明漂亮教觀眾覺得仇虎和金子都是現代化的人。復仇也許可以算是原始的母題，但仇虎這個角色不夠單純的。有些觀眾覺得仇虎有時候演得還不夠勁兒；這一部分也許由於演員體會得還不到家，一部分也許由於這個角色本身性格的矛盾。（仇虎的服裝太像舊戲裏的武生，更增加這矛盾的程度）金子也不單純；她和仇虎一般，熱情里藏着一雙冷眼。這一雙冷眼是現代文明的表現；嚴格的說，中國像仇虎這樣身分的囚犯，金子這樣身分的鄉下女人，怕還不能有這一雙冷眼。演員的困難便在這裏。他們不容易體會他們所要擔任的角色。這回鳳子女士似乎在竭力給金子隱藏那雙冷眼，她竭力讓金子在觀眾的眼裏變得單純些。但劇作者鑄就的角色，演員所能改的究竟是有限的。
仇虎和金子兩個角色，似乎不免有些歐化。別的幾個角色卻是道地中國的。許多觀眾都稱讚常五；常五真是演得恰到好處，尤其在第一幕里。但平心而論，這個角色究竟容易見好；加上孫毓棠先生是老手，出色還不算難，焦大媽比常五繁重得多，樊筠女士能始終不懈的表現焦大媽的精明與狠毒，讓觀眾恨她怕她，是很難得的。可惜聲音還不夠蒼老，但這沒有法子。焦大星性格的懦弱和處境的尷尬使他成為一個難演的角色。李文偉先生在序幕里所表現的左右做人難的情形，幽默而不失真切。但在第二幕里，就覺得不夠真切；這幕里的焦大星似乎太懦弱了些。可是在要殺金子的時候，他並沒有落到舊戲的程式里去，也就算不錯了，白傻子這角色最容易染上文明戲的味兒，但是，沒有。這個戲，各位演員都認真的想做到家，想做到恰如其分；沒有一個人過分誇張自己的角色。這是話劇，不是文明戲，界划井然。這是一個大進步。
次說《黑字二十八》。這是一個抗戰戲，可是標語口號極少；作者是在另出手眼的。這個戲和《原野》不同。《原野》是要表現一個哲學，這個戲卻似乎重在表現一個故事；故事裏包含着抗戰的信仰，卻不是哲學。《原野》裏的哲學，不論表現了多少，它可是悲劇，覺得沉重些。《黑字二十八》所暗示的是大家都會接受的抗戰的信仰，只要標語口號不多，故事便可一新耳目；這是喜劇，覺得輕快些。
《原野》角色少，職務太重；這個戲角色多得多，大家不致像演《原野》那樣吃力。角色性格的解釋和體會，也簡單得多。這回是由全市話劇界聯合演出，人才濟濟，成績自然不錯。在一般的觀眾，也許覺得這個戲更有意思些；不但是有關抗戰，故事也熱鬧些。可是這個戲角色究竟太多，排演大約不很容易；各位演員馴熟的程度似乎不大一樣，在台上的步調也就不很均齊。即如第二幕范乃正對瑞姑那種嚴厲的神氣，乍見演出，簡直有點莫名其妙。這裏表演上似乎有些脫節。不過就全戲大體論，還不差什麼罷了。
第一幕似乎最緊湊，穿插得最波俏。這還是對話的作用。第二幕次之。第三四幕便覺得雜亂些。這個戲注重故事的場面，不注重人物的性格；戲裏似乎沒有個性，只有類型。最顯著的類型是瑪王利，這是用來諷刺的。瑪王利的對話不缺少幽默，鳳子女士很能表現出一個愛慕虛榮的女人。楊興福內心的衝突，曹禺先生真刻畫入微；但這角色似乎也還是個類型，鄧瘋子瘋得恰好，不瘋的時候可太輕描淡寫了。
特別是末了兒抗敵陣亡將士紀念碑前那幾句演詞，未免太不像真的了。這是用得着口號的時候；一味避免，也是不必的。夏曉倉可算老成；劉瞪眼也活潑潑的。沈樹仁是力作，但公園裏那許多聲“是，大佐”未免過火；也許這是劇本的疏忽罷。
1939年9月10日。
《西南採風錄》序
古代有採風的傳說。說是每年七八月間，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輕車到各處去採集歌謠。各國也都設着太師的官，專管採集歌謠。目的是在“觀風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這叫作採風，是一種要政。這傳說有好幾種變形。有人說是在每年四月開始農作的時候，行人的官搖着木鈴子隨地聚眾採訪歌謠。又有人說，男女六十歲以上沒有兒子，便叫他們穿上花衣服帶着樂器，去採訪歌謠。這些都說得很認真，可惜都不是實際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來漢武帝時確有過採集歌謠的工作，那完全是為了歌唱。一般學者看了這件事，便創造出一個採風的理想，安排在美麗的古代。但後來人很相信這個傳說。白居易曾經熱烈的希望恢復這個制度，他不知道這個制度原是不曾有過的。
民國六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研究會，開始徵集歌謠。他們行文到各省教育廳，請求幫助。一面提倡私人採集。這成了一種運動。目的確不是政治的，音樂的，而是文藝的，學術的。他們要將歌謠作為新詩的參考，要將歌謠作為民俗研究的一種張本。這其間私人採集的成績很好。二十年來出了好些歌謠集，是很有意義的“材料的記錄”。這些人採集歌謠，大概是請教各人鄉里的老人孩子。這中間自然有許多勞苦艱難，但究竟是同鄉：方言和習慣都沒有多少隔閡的地方，比在外鄉總好辦得多。這回南開大學的同學山東劉兆吉先生在西南採集歌謠，卻是在外鄉；這需要更多的毅力。劉先生居然能採到八百多首，他的成績是值得讚美的。
劉先生是長沙臨時大學步行團的一員，他從湖南過貴州到雲南三千里路費了三個月。在開始的時候，他就決定從事采歌謠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請教老人和孩子：有時候他請小學教師幫忙，讓小朋友們寫他們所知道的歌謠。但他是外鄉人，請教人的時候，有些懶得告訴他；有些是告訴他了，他卻不見得能夠聽懂每一個字。這些時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請教。有小學教師幫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師覺得真正的歌謠究竟“不登大雅”；他們便教小朋友們只寫些文縐縐的唱歌兒充數。
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劉先生只得割愛，因為他要的是歌謠。他這樣辛辛苦苦的搜索，記錄，分辨，又幾番的校正，幾番的整理，成了這本小書。他這才真是採風呢。他以個人的力量來做採風的工作，可以說是前無古人。
他將採集的歌謠分為六類。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這就是西南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說是好詩。這中間不缺少新鮮的話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讀了都可以增擴我們自己。還有“抗戰歌謠”和“民怨”兩類，雖然沒有什麼技巧，卻可以看出民眾的敵愾和他們對政治的態度；這真可以“觀風俗”
了。歷來各家採集的歌謠，大概都流傳已久；新唱出來的時事歌謠，非像劉先生這樣親歷民間，是不容易得到的。書中所錄，偶有唱本。劉先生所經各地，有些沒能採得歌謠，他便酌選唱本，彌補這個缺憾。但是唱本多出於文人之手，不同歌謠的自然，似乎還是分開好些。劉先生採集歌謠，也有些猥褻的：因不適於一般讀者，都已刪去。總之，這是一本有意義的民俗的記錄：劉先生的力量是不會白費的。
1939年4月13日。
清華的民主制度
我們雖生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裏，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組織，似乎還只是極少數。在這極少數當中，清華大約可以算得上一個。在清華服務的同仁，感覺着一種自由的氛圍氣；每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的事情說話。這是並不易得的。
清華的民主制度，可以說誕生於民國十八年。十八年到二十年，這兩年多實際上沒有校長，但學校一切，如常的進展，於是從民主精神的表現，到民主制度的確立。這中間曾經過一回大風險，居然安穩的度了過去。但這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支持的話。
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係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裏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着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有人也許驚奇，為什麼梅先生在種種事件上總不表示他的主見，卻只聽大家的。是的，這的確可驚奇。但是可驚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從眾”的態度和涵養。他並不是沒有主見的；只看抗戰以來，教授會、評議會不得已而暫時停頓的時候，他的種種措施，就可以知道。但教授會和評議會的停頓，究竟是清華民主制度的損失，雖然校務會議還存在着。
梅先生比別人更明白這種情形。在學校遷到昆明第二年，一切漸入常軌的時候，他便和校務會議諸先生決定恢復教授會和評議會。一年來開會雖然還不多，但清華的民主精神已經重新活躍起來了。相信在梅先生領導之下，清華的民主機構，最近的將來就會恢復常態的。
但這個民主的機構，由大家的力量建成，還得大家同心協力來支持；梅先生和校務會議諸先生雖然領導有方，但單靠校長和少數人還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樣愛護清華，並且知道怎樣去愛護，一切順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長，清華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燦爛的。
1940年7月19日，平彝大旅社。
外東消夏錄
引子
這個題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錄》。那部書似乎專談書畫，我卻不能有那麼雅，這裏只想談一些世俗的事。這回我從昆明到成都來消夏。消夏本來是避暑的意思。若照這個意思，我簡直是鬧笑話，因為昆明比成都涼快得多，決無從涼處到熱處避暑之理。消夏還有一個新意思，就是換換生活，變變樣子。這是外國想頭，摩登想頭，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這戰時，誰還該想這個！我們公教人員誰又敢想這個！可是既然來了，不管為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個雅名字，馬虎點兒，就算他消夏罷。誰又去打破沙缸問到底呢？
但是問到底的人是有的。去年參
加昆明一個夏令營，營地觀音山。七月二十三日便散營了。前一兩天，有遊客問起，我們向他說這是夏令營，就要結束了。他道：“就結束了？夏令完了嗎？”這自然是俏皮話。問到底本有兩種，一是“耍奸心”，一是死心眼兒。若要耍奸心的話，這兒消夏一詞似乎還是站不住。因為動手寫的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農曆七月初十日，明明已經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但“錄”
雖然在秋天，所“錄”不妨在夏天；《消夏錄》盡可以只錄消夏的事，不一定為了消夏而錄。還是馬虎點兒算了。
外東一詞，指的是東門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詞兒。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卻弄不明白。這好像是個翻譯的名詞，跟遠東、近東、中東挨肩膀兒。固然為紀實起見，我也可以用草廬或草堂等詞，因為我的確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麼敢那樣大膽呢？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叫做“尼庵消夏錄”原也未嘗不可，但是別人單看題目也許會大吃一驚，我又何必故作驚人之筆呢？因此馬馬虎虎寫下“外東消夏錄”這個老老實實的題目。
夜大學
四川大學開辦夜校，值得我們注意。我覺得與其匆匆忙忙新辦一些大學或獨立學院，不重質而重量，還不如讓一些有歷史的大學辦辦夜校的好。
眉毛高的人也許覺得夜校總不像一回事似的。但是把畢業年限定得長些，也就差不多。東吳大學夜校的成績好像並不壞。大學教育固然注重提高，也該努力普及，普及也是大學的職分。現代大學不應該像修道院，得和一般社會打成一片才是道理。況且中國有歷史的大學不多，更是義不容辭的得這麼辦。
現在百業發展，從業員增多，其中盡有中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有志進修無門可入的人。這些人往往將有用的精力消磨在無聊的酬應和不正當的娛樂上。有了大學夜校，他們便有機會增進自己的學識技能。這也就可以增進各項事業的效率，並澄清社會的惡濁空氣。
普及大學教育，有夜校，也有夜班，都得在大都市裏，才能有足夠的從業員來應試入學。入夜校可以得到大學畢業的資格或學位，入夜班卻只能得到專科的資格或證書。學位的用處久經規定，專科資格或證書，在中國因從未辦過大學夜班，還無人考慮它們的用處。現時只能辦夜校；要辦夜班，得先請政府規定夜班畢業的出身才成。固然有些人為學問而學問，但各項從業員中這種人大概不多，一般還是功名心切。就這一般人論，用功名來鼓勵他們向學，也並不錯。大學生選系，不想到功名或出路的又有多少呢？這兒我們得把眉毛放低些。
四川大學夜校分中國文學、商學、法律三組。法律組有東吳的成例，商學是當今的顯學，都在意中。只有中國文學是冷貨，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好像出乎意外。不過雖是夜校，卻是大學，若全無本國文化的科目，未免難乎其為大，這一組設置可以說是很得體的。這樣分組的大學夜校還是初試，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來辦，更希望就學的人不要三心兩意的鬧個半途而廢才好。
人和書
“人和書”是個好名字，王楷元先生的小書取了這個名字，見出他的眼光和品味。
人和書，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那一樁事離開了人？又那一樁事離得了書？我是說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離不了人；有知必錄，便也離不開書。小而言之，人和書就是歷史，人和書造成了歷史；再小而言之就是傳記，就是王先生這本書敘述和評論的。傳記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筆，有漫畫。這本書是小品，是漫畫。雖然是大大的圈兒里一個小小的圈兒，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兒里，所敘的雖小，所見的卻大。
這本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傳記，第三部分也是片段的傳記，第二部分評介的著作還是傳記。王先生有意“引起讀者研讀傳記的興趣”，自序里說得明白。撰錄近代和現代名人軼事，所謂筆記小說，傳統很長。這個傳統移植到報紙上，也已多年。可見一般人原是喜歡這種小品的。但是“五四”以來，“現在”遮掩了“過去”，一般青年人減少了歷史的興味，對於這類小品不免冷淡了些。他們可還喜歡簡短零星的文壇消息等等，足見到底不能離開人和書。
自序里希望讀者“對於偉大人物，由景慕而進於效法，人人以聖賢自許，猛勇精進”。這是一個宏願。近來在《美國文摘》裏見到一文，敘述一位作家叫小亞吉爾的，如何因《襤褸的狄克》一部書而成名，如何專寫貧兒努力致富的故事，風行全國，鼓舞人心。他寫的是“工作和勝利，上進和前進的故事”，在美國文學中創一新派。他的時代雖然在一九二九以前就過去了，但是許多自己造就的人都還紀念着他的書的深廣的影響。可見文學的確有促進人生的力量。王先生的宏願是可以達成的，有志者大家自勉好了。
成都詩
據說成都是中國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說是有些像北平，不錯，有些個。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為特色了？然而不然，妙處在像而不像。我記得一首小詩，多少能夠抓住這一點兒，也就多少能夠抓住這座大城。
這是易君左先生的詩，題目好像就是“成都”兩個字。詩道：細雨成都路，微塵護落花。據門撐古木，繞屋噪棲鴉。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風味足，楚客獨興嗟。
住過成都的人該能夠領略這首詩的妙處。它抓住了成都的閑味。北平也閑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閑是成都的閑，像而不像，非細辨不知。
“繞屋噪棲鴉”，自然是那些“據門撐”着的“古木”上棲鴉在噪着。這正是“入暮”的聲音和顏色。但是吵着的東南城有時也許聽不見，西北城人少些，尤其住宅區的少城，白晝也靜悄悄的，該聽得清楚那悲涼的叫喚罷。
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愛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養花天氣。那時節真所謂“天街小雨潤如酥”，路相當好，有點泥滑滑，卻不至於“行不得也哥哥”。緩緩的走着，呼吸着新鮮而潤澤的空氣，叫人閑到心裏，骨頭裏。若是在庭園中踱着，時而看見一些落花，靜靜的飄在微塵里，貼在軟地上，那更閑得沒有影兒。
成都舊宅於門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洞樹或黃桷樹，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見樹，不見屋，更不見門洞兒。說是“撐”，一點兒不冤枉，這些樹戇粗偃蹇，老氣橫秋，北平是見不着的。可是這些樹都上了年紀，也只閑閑的“據”着“撐”着而已。
成都收市真早。前幾年初到，真搞不慣；晚八點回家，街上鋪子便劈劈拍拍一片上門聲，暗暗淡淡的，夠慘。“早睡早起身體好”，農業社會的習慣，其實也不錯。這兒人起的也真早，“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是不折不扣的實錄。
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風塵，人家門前也有樹，可是成行的多，獨據的少。有茶樓，可是不普及，也不夠熱鬧的。北平的閑又是一副格局，這裏無須詳論。“楚客”
是易先生自稱。他“興嗟”於成都的“承平風味”。但詩中寫出的“承平風味”，其實無傷於抗戰；我們該嗟嘆的恐怕是別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這種“承平風味”戰後還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業化的新中國里，成都這座大城該不能老是這麼閑着罷。
蛇尾
動手寫《引子》的時候，一鼓作氣，好像要寫成一本書。但是寫完了上一段，不覺再三衰竭了。到底已是秋天，無夏可消，也就“錄”不下去了。古人說得好，“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只好以此解嘲。這真是蛇尾，雖然並不見虎頭。本想寫完上段就戛然而止，來個神龍見首不見尾。可是虎頭還夠不上，還鬧什麼神龍呢？話說回來，虎頭既然夠不上，蛇尾也就稱不得，老實點，稱為蛇足，倒還有個樣兒。
1941年。
重慶一瞥
重慶的大，我這兩年才知道。從前只知重慶是一個島，而島似乎總大不到那兒去的。兩年前聽得一個朋友談起，才知道不然。他一向也沒有把重慶放在心上。但抗戰前二年走進夔門一看，重慶簡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時他確實吃了一驚。我去年七月到重慶時，這一驚倒是幸而免了。卻是，住了一禮拜，跑的地方不算少，並且帶了地圖在手裏，而離開的時候，重慶在我心上還是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頭腦。
重慶到底好大，我現在還是說不出。
從前許多人，連一些四川人在內，都說重慶熱鬧，俗氣，我一向信為定論。然而不盡然。熱鬧，不錯，這兩年更其是的；俗氣，可並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頭上住了幾天。朋友家有一個小廊子，和重慶市面對面兒。清早江上霧氵蒙氵蒙的，霧中隱約着重慶市的影子。重慶市南北夠狹的，東西卻夠長的，展開來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輕描的山水畫。霧漸漸消了，輪廓漸漸顯了，扇上面着了顏色，但也只淡淡兒的，而且陰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說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帶水卻出落得這般素雅，誰知道！再說在市內，傍晚的時候我跟朋友在棗子嵐埡，觀音岩一帶散步，電燈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的海。一盞燈一個眼睛，傳遞着密語，像旁邊沒有一個人。沒有人，還那兒來的俗氣？
從昆明來，一路上想，重慶經過那麼多回轟炸，景象該很慘罷。報上雖不說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轎子，坐洋車，坐公共汽車，看了不少的街，炸痕是有的，瓦礫場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驚了，整個的重慶市還是堂皇偉麗的！街上還是川流不息的車子和步行人，擠着挨着，一個垂頭喪氣的也沒有。有一早上坐在黃家埡口那家寬敞的豆乳店裏，街上開過幾輛炮車。店裏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這些人的眼裏都充滿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怎麼轟炸重慶市的景象也不會慘的，我恍然大悟了。———只看去年秋天那回大轟炸以後，曾幾何時，我們的陪都不是又建設起來了嗎！
1941年。
文學與新聞
“文學與新聞”這題目可以說就是“文學與報紙”。在這個範圍裏面，我分下列三點來敘述：
第一點，我要說的是由白話純文學到白話雜文學（本來，文學用純和雜來分類，不大妥當，但我一時找不出另外的適當的名詞來代替），換句話說，就是由創作到寫作。民國八年以後，一般愛好新文藝的青年頂注意的是創作。在創作當中，頂早而且頂盛行的是詩。大概因為詩是適合於抒情寫景，和青年人的氣質相投，比較地易寫；以及，不管是不是詩，只要有一種分行的形式便可以算數的緣故。後於詩發展的是小說。小說多了起來，詩就漸漸少了下去；抗戰以後，詩的創作似乎已遠不及小說的蓬勃，在成績上也是如此。
再次發展的是戲劇，戰前原來發展得很慢，戰後才突然躍進而且普遍起來。
最後發展的是散文（這裏所指的散文是狹義的，就是所謂小品文，並不包括論文）。比起前三者來，散文在抒情寫景之外更接近於應用。這特色配合了當時的現實的要求，發展為一種新的文體，或叫做類型，就是所謂雜文。自然，寫雜文頂出名的是魯迅先生，因為他應用這文體在諷刺，暴露，攻擊舊勢力的弱點方面，是非常地有力量的。由於這種趨勢，我們就可以看出純文學發展嚮應用文學這一方面來的軌跡，或說是由創作到寫作的路線。各位，乍看起來，“創作”和“寫作”這兩個名詞底涵義似乎相同，實際上是大有分別，這，只要我們仔細一想便可以明白。
接着要談到的是白話文的需要問題：因為當時提倡文學革命，在“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的原則下面，就得先改革表達思想的文字，以便完成“借了文學的手段以達到改良中國的政治和社會”
的目的。各位都曉得，要改革社會，必先改革思想，要改革思想，又必先要改革傳達思想的工具：文字和語言，而文字又是語言的記錄，所以，文學革命就要先改革表達思想的文字；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白話文比起文言文來，確實容易懂，容易學習，所以很快地就風靡一時了。
為什麼純文學成為時代的寵兒呢？我想，大概是由於當時從事白話文的青年多喜歡形象化和注意趣味，所以都偏向創作。不過，創作歸創作，應用方面的主要的傳達思想的工具還是以文言文居多，比如愛好新文藝的青年底家信，往往還是以“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來開頭，就是。
不過，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到了現在，當時的青年已經都成為中年了，在社會上也都各自負起了一重責任。他們對白話文的看法和態度，比起前一輩來，寬容了許多。白話文由抒情寫景而趨於實際應用，這正是時候，而且這也是自然而然的發展。———倘不這樣，白話文的出路是不廣大的。
第二點，我要談到白話文的發展方向。首先，我們可以看看創作的成績。本來，白話文運動參加的人很多，但成功了而為我們所曉得的，卻寥寥無幾。可見創作這條路並非是人人都能通得過去的；而且，也可以看到，那些通不過的，在數目上也一定不會很少。由此，我們就可以斷言：創作是相當艱難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愉快的。
根據這一點，我願意誠懇地貢獻給有志從事文學的青年一個意見，就是：倘若你發覺到自己對於創作這條路並不大能夠行得通的話，很可以走另外一條新興的，寬廣的路———新聞。我們可以把十年前的報紙的文體拿來和現在底比較一下，很容易看到白話文的成分是日漸地加多起來，文言文的成分則日漸地減少下去。現在，不但社評，通訊，特寫等都漸改為白話，就是應用文件如：蔣委員長告國民書，政府文告等，也都漸改為白話了。當然，還有些告示，公文，電稿之類沒有完全脫離文言；但可斷言的是，這些改變，也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第三點，我要說的是新聞中的文學。新近我讀到一本曹聚仁先生著的書：《大江南北》。前面有一篇《新聞文藝論》，和我今天的所講很有關係。那文中提到一個從事新聞事業的人應具備的三種修養：一、新聞眼，二、整理材料，三、藝術筆觸。這三點有相互的關聯，本應一起談到的。不過第一點說到從事新聞事業者底眼光，觀察能力，敏感……是牽涉到各人的才分，氣質上的問題；第二點則說到如何處理材料，又關係到技巧的修養和經驗上了；對於今天我所要講的題目，都不及第三點來得密切。所以，今天只就“藝術筆觸”這一點來說一說。
在“新聞”這一範疇之內的“藝術筆觸”，並包括一般的政治家發表言論的“吐屬”，“含蓄”，“風趣”，“幽默”一類新聞材料，通過了新聞眼的攝取、選擇、組織、融化，再適當地表現出來的新聞記者的手筆而言。這種通過了藝術的洗鍊和照耀的材料，是更能增加新聞本身的力量的。
我把這種材料大致分為四類：
第一類：辭令
某些政治首腦，為了對於一種新發生的事件的保守機密，同時卻又不得不給那些敏銳的“新聞眼””以適當的答覆和滿足，就往往採取一種“不知道”或“保留”的口氣或態度來應付。這種辦法，多見於外交家們對外的發言———一種巧妙的措詞或辭令。比如下面這些我們由報上所看到的例子：一、比如說“關於某某事件，在繼續收到可靠的材料之先，未便奉告。”———這句話，實在只表示：“不知道。”
二、美國務卿赫爾回答某記者關於美遠東艦隊是否已開抵菲律賓這回事底詢問說：“在君詢問之前，我尚未知此事。”———是說：“不知道。”
三、威爾基氏對某問題的詢問底回答說：“我想不起來曾有人這樣說過”———是說：“不知道。”
四、某要人回答某機要問題底詢問時說：“此事我在報上看到，方知。”———是說：“不知道。”
五、日本某相答覆外界對於某現象底活動的詢問說：“報上的輿論已足夠表示了。”———是說：“不知道。”
六、羅邱會晤的事，美髮言人稱：“總統遊艇正沿海岸徐徐前進中。”———未說所在地，等於說：“不知道。”
七、羅斯福召見海軍艦隊司令后回答新聞記者稱：“我們在研究地圖。”———等於說：“不知道。”
八、外界詢及澳洲總理與羅斯福晤談的內容底範圍，澳洲總理答稱：“我等所談廣涉到古今未來，而其範圍又等於繞地球一周。”———等於說：“不知道。”
九、羅斯福回答某問題時謂：“此事諸君可自行判斷。”———等於說：“不知道。”
十、某人要求某政治家發表對另一政治家之言論之觀感，答稱：“對某君發表之談話，深感興趣。”———“興趣”如何？等於說：“不知道。”
十一、美勸南斯拉夫不加入軸心這回事，希忒拉稱：“對此美之門羅主義行使至歐洲之事，頗感興趣。”———也是說：“不知道。”
十二、小羅斯福來華，新聞記者詢其來華印象，他說：“此行印象頗佳。”———也是說：“不知道。”
十三、羅斯福代言人發表總統對希忒拉之講演之意見，謂：“希氏講演時，總統適小寐，講畢始醒，故對此講演無意見表示。”———還是說：“不知道。”
十四、羅斯福代言人對外發表總統對松岡講演之意見，謂：“總統無暇閱覽松岡氏講稿，故無意見發表。”———還是說：“不知道。”
第二類：暗示
一、日外相豐田貞次郎此次上台時，發表談話，謂：“三國同盟時，本人適負責海軍，故較熟悉，至於近三月來，對外交情況則較為模糊，此次上台，純為學習學習……”———暗示對日蘇協定有不尊重之意。
二、美國記者某謂：“美政府不歡迎除美以外之任何國家過問新加坡。”———暗示日本不得對新加坡染指。
第三類：描寫
一、某記者報道英德爭奪克里特島之戰況，描寫德傘兵下降時之情形謂：“……自遠觀之，有如落英繽紛。”———使讀者在嚴肅的緊張中，得到一種調劑的，中和的輕鬆之感。
二、當羅斯福當選為第三任總統時，記者描述其政敵威爾基氏拍賀電時之態度曰：“是日晨，威氏身披睡衣，慢啜咖啡，拍發對羅總統之賀電。”———由被描述者的閑適之狀，我們看到威氏之寬大的政治家的風度及其對羅總統的敬意。
三、倫敦被炸時，某記者記述其情況曰：“彼時，我適卧於地板上寫稿，隨時有遭到生命危險的可能。”———雖所寫為身邊瑣事，卻也可反映出當時倫敦在空襲下的嚴重情形。
第四類：宣傳
一、渝市四月二日被炸時，英大使館亦遭波及，卡爾大使發言曰：“余願以中國人之精神，接受此次轟炸。”———此種描述，一方面表示卡爾大使對我國之抗戰精神的同情與敬佩，一方面也表示了中英邦交的敦睦。
二、隨軍記者記載官兵對日機投彈技術之評語謂：“能聽到炸彈聲已經算是很好的了。”———這種記述，表示敵空軍人員因為大量的傷亡，以至把訓練尚未完成的飛行人員都調到前線上來應用這一點。
三、英艦遭受四百公尺上空之德機追炸而未被擊中，該艦司令曰：“此種技術惡劣之轟炸員，實應使之飽嘗鐵窗風味！”———此固表示對德空軍之藐視，亦足表示出英人之幽默風度。
四、克里特島被狂炸后，記者描述其情況曰：“多數青年均下海捕死魚。”———此足以表示該島居民不畏空襲。
五、希忒拉發表對英德戰事的觀察，謂：“二者必有一崩潰，但，決非德國！”
這簡直是宣傳的宣傳。
六、希忒拉作豪語曰：“英如在柏林投彈八千公斤、一萬公斤；德即馬上在倫敦投彈十五萬公斤，二十三萬公斤……”云云———更是宣傳的宣傳了。
七、羅斯福發表對蘇德戰爭之觀感，謂：“蘇抵抗力之強大，即德國軍事專家亦為之驚嘆。”或問軍事專家是否亦包括德之最傑出之專家希忒拉在內，羅氏言：“此問使余之談話失去意義。”———這段新聞，在宣傳的意義上是：“希忒拉不配稱為軍事專家。”
1941年8月。
鍾明《嘔心苦唇錄》序
和鍾明分別好幾年了，今年夏天在重慶匆匆一見，談得很高興。他的工作很忙，工作的興緻很好。但那一見太匆匆了，沒有來得及問他這幾年的經過的細節；這些也是我樂意知道的。近來他讓他的弟弟鍾興先生送來他七年來所發表的文字，說要出一本書，請我作一篇序，我細讀了這些文字，彷彿聽他自己告訴我這幾年的故事似的，覺得津津有味。這就彌補了我們夏天見面時的缺憾了。
這些文字多半是議論和雜感，也有敘事的，題材雖然都是陳舊的蹤跡了，可是讀起來並不缺少新鮮的趣味。因為有些題材和我們關係太大，太切，我們不會忘記。而鍾明那管筆圓轉自如，舉重若輕，也教人不會倦。這些文字裏有許多處論到抗戰前的中日關係，可以見出鍾明的熱情和苦心；當時讀了他的議論一定會抑鬱不堪的。可是現在讀起來輕鬆得多了。我們抗戰已上了第六年，而且勝利的日子越過越近了。我們畢竟抬起頭來了。讀鍾明的這種文字，真像吃了橄欖在回甜。感慨和安慰交織在我的心裏，這一段兒過去真在我眼前活着。
鍾明的職務似乎不能離開宣傳，可是讀他的文字，並不覺得他在宣傳。一般的宣傳有時不免誇張，有時不免刻厲；這就教人不敢輕易相信，而且時有戒心，不容易跟宣傳者打成一片。鍾明的文字卻只娓娓說來，不裝門面，不擺架子，而能引人入勝。他能讓讀者和他水乳交融———至少在讀他的文字時如此。他是一個很好的記者，雖然並未加入記者群。記者的寫作，最要緊的是親切；這正是鍾明的長處。
鍾明在《嘔心苦唇錄·自序》裏說：“雖皆蕪語，悉出至誠”，惟其“悉出至誠”，才能親切有味。宣傳與寫作都不能缺少這種至誠的態度。他又在他的《第二集自序》裏說：“其中典禮集會之詞，標新立異固不可，機械陳腐亦不可，每殫精極思，廣事徵引，而學識膚淺，語焉不暢。”這也是至誠的態度的表現。鍾明的文字讀起來像流水一般，其實是經過一番慘淡經營來的。
鍾明正在壯年，他的事業和文章都有無限的前途，本書不過發軔罷了，我們對於他的期望是很大的。
1942年，昆明。
三祝報章文學
一祝報章的世界化。現在無線電網繁密而敏捷，世界的每一角落息息相關，真是個“天下一家”。在這種情形下，報章自然該具有世界眼。近來報章已經一般的注重國際新聞，並且多多翻譯外國報章文字，引起國人更深切的注意。無論原因如何，這總是健康的傾向。不過這還不夠。報章記事和論事，處處得放開眼界，看到世界這一整個兒。固然中國的報章有中國的立場，各地方的報章也有各地方的立場，但不該忘記世界是整個兒的。報章不該再是特權階級的應聲蟲，該是民眾的喉舌；而世界上民眾的意志總是一致的。
二祝報章的學術化。報章負有教育的使命，得開通民智，提高民眾的程度。
“五四”運動以來，報章的副刊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很大。這些年刊物多起來了，副刊的作用才不大顯著了。近來因為紙張和廣告等原因，副刊更在若有若無之間；有些簡直回到“五四”以前的作風，只能供茶餘酒後的消遣了。不過報章的學術化並不必需採取副刊的方式；若能在記事和論事時候，隨處注意學術，也許比副刊還活潑些。現在有些報章翻譯外國時論，不少帶學術性的，是可喜的現象。報章的學術化就是要多帶學術性，提高讀眾的趣味，決不是專門化———專門化是不相宜的。
不過對於本國的重要學術消息，有些報章竟闕而不載，似乎是不可原諒的忽略。
三祝報章的白話化。報章要求廣大的讀眾。要接近廣大的讀眾，自然宜用白話，不宜用文言。“五四”運動以後，報章里文言已在逐漸減少，白話增多；而所用的文言也參進了不少的白話成分。並一律加了句讀。這是大進步，給予一般讀眾便利甚多。照這樣趨勢，報章的完全白話化，原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我們如再加努力，便可以更快些。現在報章還不能完全不用文言，大概有兩個原故。一是政府文告有些還是文言。二是白話應用文體還在創造中，不像文言有許多套子可用，用起來省力些。關於第一層，我們覺得政府文告已在逐漸多用白話，希望也有完全採用白話的一天。而且這種文告究竟占篇幅不多。我們最該注意的是第二層。我們希望各位記者先生努力多用白話作稿。開始也許得多費點氣力，久了便會習慣自然。這為了廣大的讀眾利益，是值得的。這更可以幫助我們的新文體新國語的完成，在文化上也有很高的價值。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他是該參加創造我們的國語的工作的。
1944年。
新中國在望中
抗戰的中國在我們的手裏，勝利的中國在我們的面前，新生的中國在我們的望中。
中國要從工業化中新生。我們要自己製造飛機，坦克車，軍艦；我們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們要有無數的“機器的奴隸”給我們工作；穿的，吃的，住的，代步的，都教它們做出來。我們用機器製造幸福，不靠神聖以及不可知的力量。
中國要從民主化中新生。賢明的領袖應該不坐在民眾上頭，而站在民眾中間；他們和民眾面對面，手挽手。他們拉着民眾向前走，民眾也推着他們向前走。民眾叫出自己的聲音，他們集中民眾的力量。各級政府都建設在民眾的聲音和力量上，為了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而努力。這是民治，民有，民享。
中國要從集納化中新生。地廣民眾的中國要統一意志與集中力量，必得靠公眾的喉舌，打通層層的壁壘。報紙將和柴米油鹽並肩列為人們的“開門”幾件事之一。這就是集納化。報紙要表現時代，批評時代，促進時代；它不但得在四萬萬人的手裏，並且得在四萬萬人的心裏。它會給你知識，給你故事，給你詩，教導你，安慰你，幫助你認識時代，建立自己，建立國家。
是的，在我們面前的是勝利的中國，在我們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國，可是非得我們再接再厲的硬幹，苦幹，實幹，新中國不會到我們手裏！
1944年。
重慶行記
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裏人和一些朋友，路過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東遊西走，幾乎車不停輪，腳不停步。重慶真忙，像我這個無事的過客，在那大熱天裏，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風裏轉，可見那忙的程度。這倒是現代生活現代都市該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見，自然有限，並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換了地方，換了眼界，自然總覺得新鮮些，這就乘興記下了一點兒。
飛
我從昆明到重慶是飛的。人們總羨慕海闊天空，以為一片茫茫，無邊無界，必然大有可觀。因此以為坐海船坐飛機是“不亦快哉！”其實也未必然。暈船暈機之苦且不談，就是不暈的人或不暈的時候，所見雖大，也未必可觀。海洋上見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當然有浪，但是浪小了無可看，大了無法看———那時得躲進艙里去。船上看浪，遠不如岸上，更不如高處。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裏，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顯不出那大氣力。江湖裏有的是遮遮礙礙的，山哪，城哪，什麼的，倒容易見出一股勁兒。“江間波浪兼天涌”為的是巫峽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陽城”，得有那岳陽城，並且得在那岳陽城樓上看。
不錯，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運氣。日出和日落全靠雲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輪獃獃的日頭簡直是個大傻瓜！雲霞烘托雖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懶懶的，那還是沒意思。得濃，得變，一眨眼一個花樣，層出不窮，才有看頭。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見過兩回的落日，都在陸上，不在水裏。水裏看見的，日出也罷，日落也罷，只是些傻瓜而已。這種奇觀若是有意為之，大概白費氣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個大清早等着。出來了，出來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時一絲雲彩沒有，日光直射，教人睜不開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麼，那麼跳跳嚷嚷的。許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麗的日落和日出，見於記載的也有。但是得有運氣，而有運氣的並不多。
讚歎海的文學，描摹海的藝術，創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單調，真正偉大的作家也許可以單刀直入，一般離了岸卻掉不出槍花來，像變戲法的離開了道具一樣。這些文學和藝術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許多幻想，也給予已經航海的人許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樣，也大也單調。日月星的，雲霞的文學和藝術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視上，說到整個兒天空的卻不多。星空，夜空還見點兒，晝空除了“青天”“明藍的晴天”或“陰沉沉的天”一類詞兒之外，好像再沒有什麼說的。但是初次坐飛機的人雖無多少文學藝術的背景幫助他的想像，卻總還有那“天寬任鳥飛”的想像；加上別人的經驗，上之視下，似乎不只是蒼蒼而已，也有那翻騰的雲海，也有那平鋪的錦繡。這就夠揣摩的。
但是坐過飛機的人覺得也不過如此，雲海飄飄拂拂的瀰漫了上下四方，的確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見；那可以是雲海外看雲海，似乎比飛機上雲海中看雲海還清切些。蘇東坡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飛機上看雲，有時卻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頭，雖也算得天上人間，可是我們還是願看流雲和停雲，不願看那死雲，那荒原上的亂石堆。至於錦繡平鋪，大概是有的，我卻還未眼見。
我只見那“亞洲第一大水揚子江”可憐得像條臭水溝似的。城市像地圖模型，房屋像兒童玩具，也多少給人滑稽感。自己倒並不覺得怎樣藐小，卻只不明白自己是什麼玩意兒。假如在海船里有時會覺得自己是傻子，在飛機上有時便會覺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飛機快是真的，兩點半鐘，到重慶了，這倒真是個“不亦快哉！”
熱
昆明雖然不見得四時皆春，可的確沒有一般所謂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還隨時穿上襯絨袍。飛機在空中走，一直不覺得熱，下了機過渡到岸上，太陽曬着，也還不覺得怎樣熱。在昆明聽到重慶已經很熱。記起兩年前端午節在重慶一間屋裏坐着，什麼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個時雨時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機必然汗流浹背，可是過渡花了半點鐘，滿曬在太陽里，汗珠兒也沒有沁出一個。後來知道前兩天剛下了雨，天氣的確清涼些，而感覺既遠不如想像之甚，心裏也的確清涼些。
滑竿沿着水邊一線的泥路走，似乎隨時可以滑下江去，然而畢竟上了坡。有一個坡很長，很寬，鋪着大石板。來往的人很多，他們穿着各樣的短衣，搖着各樣的扇子，真夠熱鬧的。片段的顏色和片段的動作混成一幅斑駁陸離的畫面，像出於後期印象派之手。我賞識這幅畫，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無所謂的機械的搖着，好像一些無事忙的人。當時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層扇子，和重慶也隔着一層扇子，也許是在滑竿兒上坐着，有人代為出力出汗，會那樣心地清涼罷。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覺果然不同，我分到了重慶的熱了。扇子也買在手裏了。
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陽里等大汽車，等到了車，在車裏擠着，實在受不住，只好脫了上裝，折起掛在膀子上。有一兩回勉強穿起上裝站在車裏，頭上臉上直流汗，手帕子簡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鏡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擔心，擔心它會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頭臉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紳士先生，也夠那個的。再說若碰到那脾氣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戲園裏見某甲無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潑些在某乙的竹布長衫上，某甲直說好話，某乙卻一聲不響的拿起茶壺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這種人，怕會大鬧街車，而且是越鬧越熱，越熱越鬧，非到憲兵出面不止。
話雖如此，幸而倒沒有出什麼岔兒，不過為什麼偏要白白的將上裝掛在膀子上，甚至還要勉強穿上呢？大概是為的綳一手兒罷。在重慶人看來，這一手其實可笑，他們的夏威夷短褲兒照樣綳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這兒重慶人和我到底還隔着一個心眼兒。再就說防空洞罷，重慶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兒的以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熱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開着，洞口橫七豎八的安些床鋪、馬扎子、椅子、凳子，橫七豎八的坐着、躺着各樣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裏走過，瞧着那懶散的樣子，未免有點兒煩氣。這自然是死心眼兒，但是多出汗又好煩氣，我似乎倒比重慶人更感到重慶的熱了。
行
衣食住行，為什麼卻從行說起呢？我是行客，寫的是行記，自然以為行第一。
到了重慶，得辦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裏坐着，壓根兒我就不會上重慶來了。再說昆明市區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兒，這回辦不完的事，還可以留着下回辦，不妨從從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懶的時候，才偶爾坐回黃包車、馬車或公共汽車。來到重慶可不能這麼辦，路遠、天熱、日子少、事情多，只靠兩腿怎麼也辦不了。況這兒的車又相應、又方便，又何樂而不坐坐呢？
前幾年到重慶，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黃包車，其次才是公共汽車。那時重慶的朋友常勸我坐滑竿，因為重慶東到西長，有一圈兒馬路；南到北短，中間卻隔着無數層坡兒。滑竿可以爬坡，黃包車只能走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於公共汽車，常常擠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費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時我總是起點上終點下的多，回數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腳朝天，一是頭沖地，有些驚人，但不要緊，滑竿夫倒把得穩。從前黃包車下打銅街那個坡，卻真有驚人的著兒，車夫身子向後微仰，兩手緊壓着車把，不拉車而讓車子推着走，腳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緊忽慢，看去有時好像不點地似的，但是一個不小心，壓不住車把，車子會翻過去，那時真的是腳不點地了，這夠險的。所以後來黃包車禁止走那條街，滑竿現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時坐。可是公共汽車卻大進步了。
這回坐公共汽車最多，滑竿最少。重慶的公用汽車分三類，一是特別快車，只停幾個大站，一律廿五元，從那兒坐到那兒都一樣，有些人常揀那候車人少的站口上車，兜個圈子回到原處，再向目的地坐；這樣還比走路省時省力，比雇車省時省力省錢。二是專車，只來往政府區的上清寺和商業區的都郵街之間，也只停大站，甘五元。三是公共汽車，站口多，這回沒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這種車比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沒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為等的久。重慶汽車，現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動的排成單行，依次而進，坐位滿人，賣票人便宣佈還可以擠幾個，意思是還可以“站”幾個。這時願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還得一個跟一個“擠”滿了，賣票宣佈停止，叫等下次車，便關門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車站多價賤，排班老是很長，在腰站上，一次車又往往上不了幾個，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鐘，行客自然不能那麼耐着性兒。
衣
二十七年春初過桂林，看見滿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長衫極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種整齊，利落，樸素的精神，叫人肅然起敬；這是有訓練的公眾。後來聽說外面人去得多了，長衫又多起來了。國民革命以來，中山服漸漸流行，短衣日見其多，抗戰後更其盛行。從前看不起軍人，看不慣洋人，短衣不願穿，只有女人才穿兩截衣，那有堂堂男子漢去穿兩截衣的。可是時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裝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長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舊長衫，只算是迴光返照。可是這兩三年各處卻有不少的新長衫出現，這是因為公家發的平價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長衫，是個將就局兒。相信戰後材料方便，還要回到短裝的，這也是一種現代化。
四川民眾苦於多年的省內混戰，對於兵字深惡痛絕，特別稱為“二尺五”和“棒客”，列為一等人。我們向來有“短衣幫”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卻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別看重長衫，鄉下人趕場或入市，往往頭纏白布，腳登草鞋，身上卻穿着青布長衫。是粗布，有時很長，又常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的，可不含糊是長衫。也許向來是天府之國，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便特別講究儀錶，至今還留着些流風餘韻罷？然而城市中人卻早就在趕時髦改短裝了。短裝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遺憾，趙武靈王不是改了短裝強兵強國嗎？短裝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個襯衫短褲就可以大模大樣的在街上走，長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廣東天熱，又不像四川在意小節，短衫褲可以行街。可是所謂短衫褲原是長褲短衫，廣東的短衫又很長，所以還行得通，不過好像不及襯衫短褲的派頭。
不過襯衫短褲似乎到底是便裝，記得北平有個大學開教授會，有一位教授穿襯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風紀問題來。三年前的夏季，在重慶我就見到有穿襯衫赴宴的了，這是一位中年的中級公務員，而那宴會是很正式的，座中還有位老年的參政員。可是那晚的確熱，主人自己脫了上裝，又請客人寬衣，於是短衫和襯衫圍着圓桌子，大家也就一樣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裝來，到門口穿上，到屋裏經主人一聲“寬衣”，便又脫下，告辭時還是搭着走。其實真是多此一舉，那麼熱還綳個什麼呢？不如襯衫入座倒乾脆些。可是中裝的卻得穿着長衫來去，只在室內才能脫下。西服客人累累贅贅帶着上裝，倒可以陪他們受點兒小罪，叫他們不至於因為這點不平而對於世道人心長吁短嘆。
戰時一切從簡，襯衫赴宴正是“從簡”。“從簡”提高了便裝的地位，於是乎造成了短便裝的風氣。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處都見，黃的、黑的、拉練的、扣鈕的、收底的、不收底邊的，花樣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頭兒。從前穿的人多少帶些個“洋”關係，現在不然，我曾在昆明鄉下見過一個種地的，穿的正是這皮茄克，雖然舊些。不過還是司機穿的最早，這成個司機文化一個重要項目。皮茄克更是那兒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書、演講、赴宴、參加典禮，到重慶開會，差不多是皮茄克為記。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學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趕時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運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說的這兩年至少在重慶風行的夏威夷襯衫，簡稱夏威夷衫，最簡稱夏威衣。這種襯衫創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種土風。夏威夷島在熱帶，譯名雖從音，似乎也兼義。夏威夷衣自然只宜於熱天，只宜於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國的重慶等。重慶流行夏威衣卻似乎只是近一兩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從重慶回到昆明，說是曾看見某首長穿着這種衣服在別墅的路上散步，雖然在黃昏時分，我的這位書生朋友總覺得不大像樣子。今年我卻看見滿街都是的，這就是所謂上行下效罷？
夏威衣翻領像西服的上裝，對襟面袖，前後等長，不收底邊，還開岔兒，比襯衫短些。除了翻領，簡直跟中國的短衫或小衫一般無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慶市中走來走去。那翻領是具體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於涼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確比襯衫通風；而看起來飄飄然，心上也爽利。重慶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綢子黃卡機居多，土布也有，綢的便更見其飄飄然，配長褲的好像比配短褲的多一些。在行人路上有時通過持續來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陣飄過去似的，倒也別有風味，參差零落就差點勁兒。夏威衣在重慶似乎比皮茄克還普遍些，因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會像皮茄克那樣上品否。到了成都時，宴會上遇見一位上海新來的青年襯衫短褲入門，卻不喜歡夏威衣（他說上海也有），說是無禮貌。這可是在成都、重慶人大概不會這樣想吧？
1944年9月。
序葉氏兄弟的第二個集子
這是葉氏男女兄弟三人的第二個集子。第一集《花萼》裏雜文多，這一集裏小說多。但是這些小說似乎還是以紀實為主。這種寫實的態度是他們寫作的根本態度，也是他們老人家聖陶兄寫作的根本態度。聖陶兄自然給了他們很大的影響，可是他們也在反映這個寫實的理智的時代。他們相當的客觀和冷靜，多一半是時代的表現。
聖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夠讓至善兄弟三人長成在愛的氛圍里，卻不沉溺在愛的氛圍里。他們不但看見自己一家，還看見別的種種人；所以雖然年輕，已經多少認識了社會的大處和人生的深處，而又沒有那玩世不恭的滿不在乎的習氣。言為心聲，他們的作品便透露着這些。他們的寫實並不是無情的，盡有憂憤蘊藏在那平淡里。不過究竟年輕，筆端雖然時而觸着人生的深處，到了一本正經發議論，就好像還欠點兒火候。
至善是學科學的，他的寫作細密而明確，可見他的訓練的切實。《花萼》中《成都盆地的溪溝》和《腳划船》二篇讀起來娓娓有味。本集裏《某種人物》和《雅安山水人物》從大自然鑽進社會裏，見出人格的發展，難得的還是這麼細密而明確，《雅安山水人物》裏“背子”的描寫便是適當的例子。至誠雖是個小弟弟，又是個“書朋友”，他的觀察力和記憶力卻乎與大哥異曲同工。《匚乂魚》和《成都農家的春天》，尤其是後者，真乃頭頭是道，歷歷如畫。他對於人生的體會也有深到處，如《花萼》裏《宣傳》篇所暗示的，意味便很長。
但更可注意的也許是他那篇擬索洛延的小說，《看戲》。索洛延本以“孩子話”
著名，還帶着幾分孩子氣的至誠，擬來自然容易像些。可是難在有我，這裏有他的父親和母親，有中國這個時代，有他自己的健康的頑皮和機智，便不是一步一趨的擬作了。這兄弟三人由雜文向小說進展，倒是一條平整的通達的路。前些年的小品散文偏重抒情和冷諷，跟小說也許隔得遠些，現在的雜文偏重在報告和批評，範圍寬了，跟小說也就近了。打穩了雜文的底子再來寫小說，正是循序漸進的大路。兄弟三人似乎都在向這方面努力，而至美的努力最大。
種種小說雖然巧妙不同，但是鑄造性格鑄造人物似乎是基本工作，就像學畫的必得從木炭畫下手。至美已經看到這一着。她寫《門房老陳》和《江大娘》，已經能夠教他們凸起在紙上。她能夠捉摸着他們單純的特性，重複而有變化的烘托着，教讀者愛上這些人物。這些人物的世界好像跟讀者隔得那麼遠，可是又靠得這麼近似的。這就是至美的努力了。
我初次看見這兄弟三人的時候，他們還都是些孩子，記得還和他們在聖陶兄的亭子間裏合照過一張相來。這張照相該還在那兒箱底下存着罷。現在看見他們長大成人，努力發展，找到了自己的路，難能可貴的是不同而同的路，我真高興。我是樂於給他們的聯珠續集寫這篇序的。
1944年9月。
始終如一的茅盾先生
茅盾先生開始他的文學業績的時候，就標舉人生的文學與寫實的文學。這二十五年來，文壇上經過多少變化、多少花樣，但茅盾先生始終不移的堅持他的主張，不，信仰。他看準了這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大路。他介紹，翻譯，批評，直到創作，一步步實現他所信的，他的生活也一致的向著這信仰。這樣將文學的各方面打成一片，尤其將文學和生活打成一片，是難得的。他的影響是整個的，深透的。
茅盾先生並且要將自己和後進打成一片，他竭力獎掖後進的人。我就是受他獎掖的一個，至今親切的感到他的影響。我的文學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勵而發展的。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幫助了許多人成就了他們自己，不過我們未必一一知道罷了。他指出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大路，到了這時代，大家都已看得分明，都會跟着他走。他今年才五十歲，有的是領導的力量；他的影響正在加深和擴大。
茅盾兄文藝工作二十五年紀念暨五十雙慶弟朱自清敬祝
卅四年六月
1945年6月。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張奚若等十教授為國共商談
致蔣介石、毛澤東電文
重慶國民政府文官處分轉蔣介石先生、毛澤東先生大鑒：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慶，國人方慶：外患既除，內爭可泯；莫不引領企望：商協早得結果，統一早成事實，新中國之建設早獲開始。顧談商已逾月，外間第傳關於地區之分轄有異議，軍額之分配有爭執；而國人所最關切之民主政治之實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議會之召集，轉未聞有何協議。誠所傳非虛，則談商縱有結果，亦只是國共兩黨一時均勢之獲得而已。既不能滿足全國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國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難。奚若等內審輿情，外察大勢，以為一黨專政固須終止，兩黨分割亦難為訓。敢請先生等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之政治會議，共商如何成立容納全國各方開明意見之聯合政府。再定一聯合政府於最短期內舉行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定期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根本大法，以產生立憲政府。必如此，一切政治糾紛乃可獲致圓滿之解決，而還政於民之口號乃不至徒託空言。在立憲政府成立以前，國共兩黨既為今日中國力量最雄厚之兩大政黨，先生等又為其領袖，故刷新政治，改正方向，先生等實責無旁貸。當今除舊布新之際，有數事應請特別注意，並立即施行者。十餘年來，我國政權實際上操於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介石先生領導抗戰，矢志不渝，自為國人所欽敬。惟十餘年來，政治上之種種弱點，如用人之失當，人民利益之被漠視，以及賢者能者之莫能為助，其造因為何？誠宜及時反省。今後我國無論採用何種政制，此一人獨攬之風，務須迅予糾正，此其一。十餘年來，由於用人之專重服從，而不問其賢能與否，遂致政治道德日趨敗壞，行政效率日趨低落。即自日本投降以來，收復區人事之佈置，亦再再使人驚訝失望。今後用人，應重德能，昏庸者、貪婪者、開倒車者均應摒棄，庶我國可不致自絕於近代國家之林，而建國工作乃能收效。此其二。軍人干政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皆為禍亂之階。今後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為舊軍人或新軍人，隸國民黨之軍人或隸共產黨之軍人，皆不應再令主政，此其三。奸逆叛國其罪莫逭，政府縱側隱為懷，不將大小偽官一一加以懲處；而元兇巨慝及直接通敵之輩，絕不可使逃法外。須知過於姑息，便損紀綱，忠奸不分何以為國，此其四。以上四者，皆屬今日當務之急，亦為國家根本之圖。先生等領導國內兩大政黨，倘刷新政治，改變作風之決心一經表明，目前政治上之紛亂局面可立歸於澄清，而來日憲政之實施亦可大減其阻力，抑更有進者，民主制度之所以能風靡全世界，而戰勝反動集團，消滅法西斯主義者，乃因其能令全國人民之意志為國家之意志，以全國人民之力量為國家之力量。故真正民主國家，其政府對於個人之價值與夫個人之人格與自由，莫不特別重視，對於全體人民之智慧亦莫不衷心信賴。先生等領導大黨責逾尋常，務望正心誠意，循憲政之常軌，以運用其黨力，誠能以實際之措施，求人民之擁護，借人心之歸向作施政之指針，則一切糾紛自然消弭矣，夫導國家於富強康弱之域，其道自重，人民始而樹立憲政軌範，心理上之因素尤為首要。奚若等向以教學為業，目擊政治紛亂所加於人民之損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亂間不容髮之際，觀感所及，不容緘默，率直陳詞，尚乞察納。
張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繼侗、吳之椿、陳序經、陳岱孫、湯用彤、聞一多、錢端升。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孫敦恆同志在清華大學檔案中發現。
我是揚州人
有些國語教科書里選得有我的文章，註解里或說我是浙江紹興人，或說我是江蘇江都人———就是揚州人。有人疑心江蘇江都人是錯了，特地老遠的寫信託人來問我。我說兩個籍貫都不算錯，但是若打官話，我得算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里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只去過兩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裏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
我家是從先祖才到江蘇東海做小官。東海就是海州，現在是隴海路的終點。我就生在海州。四歲的時候先父又到邵伯鎮做小官，將我們接到那裏。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記得了，只對海州話還有親熱感，因為父親的揚州話里夾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兩年，是住在萬壽宮裏。萬壽宮的院子很大，很靜；門口就是運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裏扔瓦片玩兒。邵伯有個鐵牛灣，那兒有一條鐵牛鎮壓着。父親的當差常抱我去看它，騎它，撫摩它。鎮裏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記了。只記住在鎮裏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讀過書，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兒，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園裏一根橫倒的枯樹榦上說著話，依依不捨，不想回家。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記得他瘦得很，也許是肺病罷？
六歲那一年父親將全家搬到揚州。後來又迎養先祖父和先祖母。父親曾到江西做過幾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過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揚州住着。我在揚州讀初等小學，沒畢業；讀高等小學，畢了業；讀中學，也畢了業。我的英文得力於高等小學裏一位黃先生，他已經過世了。還有陳春台先生，他現在是北平著名的數學教師。這兩位先生講解英文真清楚，啟發了我學習的興趣；只恨我始終沒有將英文學好，愧對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過世了，我的國文是跟他老人家學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後在他家夜塾里的時候。中學畢業，我是十八歲，那年就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
就在十八歲那年冬天，父親母親給我在揚州完了婚。內人武鍾謙女士是杭州籍，其實也是在揚州長成的。她從不曾去過杭州；後來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後來因為肺病死在揚州，我曾為她寫過一篇《給亡婦》。我和她結婚的時候，祖父已死了好幾年了。結婚後一年祖母也死了。他們兩老都葬在揚州，我家於是有祖塋在揚州了。後來亡婦也葬在這祖塋里。母親在抗戰前兩年過去，父親在勝利前四個月過去，遺憾的是我都不在揚州；他們也葬在那祖塋里。這中間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個女兒！她性情好，愛讀書，做事負責任，待朋友最好。已經成人了，不知什麼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塋里。我有九個孩子。除第二個女兒外，還有一個男孩不到一歲就死在揚州；其餘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曾在揚州老家住過多少年。這個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還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裏。
我家跟揚州的關係，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了。
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為揚州人了；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但是從前一直馬馬虎虎的騎在牆上，並且自稱浙江人的時候還多些，又為了什麼呢？這一半因為報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還有些別的道理。這些道理第一樁就是籍貫是無所謂的。那時要做一個世界人，連國籍都覺得狹小，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那時在大學裏覺得同鄉會最沒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來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揚州人，自己卻因為浙江籍，不去參加江蘇或揚州同鄉會。
可是雖然是浙江紹興籍，卻又沒跟一個道地浙江人來往，因此也就沒人拉我去開浙江同鄉會，更不用說紹興同鄉會了。這也許是兩棲或騎牆的好處罷？然而出了學校以後到底常常會遇到道地紹興人了。我既然不會說紹興話，並且除了花雕和蘭亭外幾乎不知道紹興的別的情形，於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認是假紹興人。那雖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點兒窘的。
還有一樁道理就是我有些討厭揚州人；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氣和虛氣。小是眼光如豆，虛是虛張聲勢，小氣無須舉例。虛氣例如已故的揚州某中央委員，坐包車在街上走，除拉車的外，又跟上四個人在車子邊推着跑着。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指出揚州人這些毛病。後來要將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裏，商務印書館不肯，怕再鬧出“閑話揚州”的案子。這當然也因為他們總以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罵揚州人是會得罪揚州人的。但是我也並不抹煞揚州的好處，曾經寫過一篇《揚州的夏日》，還有在《看花》裏也提起揚州福緣庵的桃花。再說現在年紀大些了，覺得小氣和虛氣都可以算是地方氣，絕不止是揚州人如此。從前自己常答應人說自己是紹興人，一半又因為紹興人有些戇氣，而揚州人似乎太聰明。其實揚州人也未嘗沒戇氣，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辦了這麼多年漢民中學，不管人家理會不理會，難道還不夠“戇”的！紹興人固然有戇氣，但是也許還有別的氣我討厭的，不過我不深知罷了。這也許是阿Q的想法罷？然而我對於揚州的確漸漸親熱起來了。
揚州真像有些人說的，不折不扣是個有名的地方。不用遠說，李斗《揚州畫舫錄》裏的揚州就夠羨慕的。可是現在衰落了，經濟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沒精打採的鹽商家就知道。揚州人在上海被稱為江北老，這名字總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負的，他們於是學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話來冒充上海人。到了這地步他們可竟會忘其所以的欺負起那些新來的江北老了。這就養成了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戰以來許多揚州人來到西南，大半都自稱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點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也還自稱為上海人。其實揚州人在本地也有他們的驕傲的。他們稱徐州以北的人為侉子，那些人說的是侉話。他們笑鎮江人說話土氣，南京人說話大舌頭，儘管這兩個地方都在江南。英語他們稱為蠻話，說這種話的當然是蠻子了。然而這些話只好關着門在家裏說，到上海一看，立刻就會矮上半截，縮起舌頭不敢嘖一聲了。揚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個江北老，一大堆揚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卻不願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況且上海對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紹興對我也差不多；因為我知道上海雖然也許比知道紹興多些，但是紹興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無乾的。然而年紀大起來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個故鄉。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詩，說“把故鄉掉了”。其實他掉了故鄉又找到了一個故鄉；他詩文里提到蘇州那一股親熱，是可羨慕的，蘇州就算是他的故鄉了。他在蘇州度過他的童年，所以提起來一點一滴都親親熱熱的，童年的記憶最單純最真切，影響最深最久；種種悲歡離合，回想起來最有意思。“青燈有味是兒時”，其實不止青燈，兒時的一切都是有味的。這樣看，在那兒度過童年，就算那兒是故鄉，大概差不多罷？這樣看，就只有揚州可以算是我的故鄉了。何況我的家又是“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呢？
所以揚州好也罷，歹也罷，我總該算是揚州人的。
1946年。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遠的理想，可並不是空想，他少年時傾向無政府主義，一度想和幾個朋友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沒有實現。他辦教育，也是理想主義的。最足以表現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馬湖的春暉中學，那時校長是已故的經子淵先生（亨頤）。但是他似乎將學校的事全交給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約集了一班氣味相投的教師，招來了許多外地和本地的學生，創立了這個中學。他給學生一個有詩有畫的學術環境，讓他們按着個性自由發展。學校成立了兩年，我也去教書，剛一到就感到一種平靜親和的氛圍氣，是別的學校沒有的。我讀了他們的校刊，覺得特別親切有味，也跟別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書，看出學生對文學和藝術的欣賞力和表現力都比別的同級的學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義的夏先生終於碰着
實際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長經先生意見越來越差異，跟他的至親在學校任主要職務的意見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關係上還保持着對他們的友誼和親誼；一面在學校政策上卻堅執着他的主張，他的理想，不妥協，不讓步。他不用強力，只是不合作；終於他和一些朋友都離開了春暉中學。朋友中匡互生等幾位先生便到上海創辦立達學園；可是夏先生對辦學校從此灰心了。但他對教育事業並不灰心，這是他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又和一些朋友創辦開明書店，創辦《中學生雜誌》，寫作他所專長的國文科的指導書籍。《中學生雜誌》和他的書的影響，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終獻身於教育，獻身於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來獻身於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學工的，他對於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也許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響。他跟李先生在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同事，校長就是經子淵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實踐感化教育，的確收了效果；我從受過他們的教的人可以親切的看出。後來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師。夏先生和我說過，那時他也認真的考慮過出家。他雖然到底沒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師的感動極大，他簡直信仰弘一師。自然他對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儀式上。他是熱情的人，他讀《愛的教育》，曾經流了好多淚。他翻譯這本書，是抱着佛教徒了願的精神在動筆的，從這件事上可以見出他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這也正是他的從事教育事業的態度。他愛朋友，愛青年，他關心他們的一切。在春暉中學時，學生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批評家”，同事也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有“支配欲”。其實他只是太關心別人了，忍不住參加一些意見罷了。他的態度永遠是親切的，他的說話也永遠是親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12日。
談聞一多教授生平
在成都召開的追悼李、聞大會上，由我報告聞先生的生平事略。我與聞先生有十多年的交遊，對聞先生的學問、為人極為推崇，對聞先生的死甚為憤慨！並曾經為此寫了兩篇文章在成都發表。我把聞先生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他在山東大學的時代，這時他的著作如《死水》，在表面上雖是陰暗的，但是裏面卻孕育着希望。聞先生這一時期是中國優秀的新詩人，他愛國，他肯幫助青年。聞先生第二階段是從民國二十一年到死前兩年，這一階段里，他伏首研究《楚辭》、《詩經》、《易經》等古書，他好像是脫離了現實，實際上他還是在現實中。他依然肯幫助青年，與青年常在一起生活。第三個階段是最近兩年，聞先生積极參加了民主運動，為中國的民主而奮鬥。他沒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發財，僅僅為了民主，而遭慘死。暴徒們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沒有一個人不憤慨！聞先生的思想轉變是因為政治上的黑暗與實際生活的逼迫。他教育青年，又為青年所鼓舞！聞先生一生中，有一個一貫的精神，這就是他的愛國精神。
摘自1946年8月24日《新華日報》第三版。
《語言與文學》發刊的話
這是一種新刊物，但是也有短短的一段歷史。就在抗戰那一年，這是十年前了，北平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輯了一種刊物，叫做《語言與文學》，謝謝中華書局為我們印行。那時打算作為季刊，但是第一期正在出版，蘆溝橋事變就起來了。
這一期似乎流行得還廣，我後來在西南幾個大都市裏都曾見過這本小冊子。抗戰以後這刊物只好中止，這在我們覺得是很可惜的。
清華中國文學會是師生共同的組織，這刊物是師生共同切磋的地方，也希望是和校外同行互相觀摩的地方。我們當時推定聞一多先生擔任編輯，他欣然同意，認真的干，那創刊的一期若有可取之處，功績該是他的。現在我們複員了，他卻遭了卑鄙的毒手！他是以身殉了民主，也是以身殉了學術。我們為了紀念他，為了達成他和我們共同的志願，先在這裏辦一種《語言與文學》的周刊，延續這一段短短的歷史。《新生報》館給我們這塊耕種的園地，我們很感謝。
從前的《語言與文學》以大學生為對象。這裏的《語言與文學》，我們打算以大中學生和對中國語言和文學有興趣的常人為對象。這固然因為日報上的周刊得顧到一般的讀者，也因為我們願意多做一點普及的工作。一國的語言和文學反映着民族的過去和現在，這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所謂社會的上層機構之一。這又是我們的自我的一部分，簡單的說，這是“我們的”。一個人不能離開語言而生活，而文學是記錄生活的語言；說語言和文學是“我們的”，就是說語言和文學是跟我們的生活分不開的。誰都願意了解自我。按理說，該是誰都對自己的言語和文學發生興趣，看看民間文藝的流行以及其中接字諧聲等等表現，這個理是有的。但是經過了學者和文人的手，語言和文學越來越複雜越精細了，這就跟一般人的生活脫了節。
普及的工作就是要恢復一般人對於語言和文學的興趣，讓他們覺得這是生活的必需，如水與火似的。這工作很艱難，我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語言與文學》這名字我們當年譯成英文是“語史學和文學”。按創刊那一期的材料看，可以說是“語史學和文學史”。這裏的“語言與文學”討論的大概也不出這個範圍，但不以古代為限，而要延展到現代。討論到古代的時候，也打算着重語言和文學在整個文化里的作用，在時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現代活潑的連續起來，不那麼遠迢迢的，冷冰冰的。這是聞一多先生近年治學的態度，我們覺着值得發揚。一方面我們又打算在這裏忽略精細的考證而着重解釋與批評，這也可以使我們對古代感到親切些。但是我們最親切的自然是現代。現代語言和文學的發展、國語和方言、作品和譯文等等，我們有機會都願意討論。而語文的教學，正是普及的工作，又正是我們的本行，我們自然也願意參加意見。我們才力薄，人手少，極歡迎各方面的朋友合作；這塊小小的園地是公開的。
聞一多先生與新詩
今天是新詩社三周年的紀念日，聞一多先生又是新詩社的導師，所以我選擇這個題目來講。
聞先生是一位愛國詩人，二十年以前，他是“新月派”的詩人，但是在詩的意見上，聞先生並不完全和他們相同。當時徐志摩就不大讚成聞先生的愛國詩，覺得那是太狹義了。可是聞先生仍舊熱誠地去創作這方面的新詩。我曾經說過，聞先生是當時新詩作家中唯一的愛國詩人，他活着的時候，對這批評，覺得很正確。
他的詩集《死水》中，有許多是愛國詩。《洗衣歌》是寫華僑在美國洗衣並不是下賤的工作，而是要洗去污穢。這對華僑是很好的鼓勵。從另一方面說，他很早就是一個寫實的詩人，“新月派”為藝術而藝術，但聞先生不是。他雖然也歌頌戀愛，可是並不多。他描寫死水的醜惡，使人明白之後，而能取消這醜惡，可見他對現實的關心比別人深。在人道主義的作品上，聞先生寫得更為具體，如《荒村》序中，他記載的是對一大群人的苦難的同情，而不是對於一個人。
在聞先生遭殺害的前兩年，對詩的看法就已經變了。他對《紅燭》非常不滿，而且很懊悔，甚至不願承認是他作的。那是帶有唯美派寫法的詩。但寫《紅燭》時，正當“五四”時代，脫離舊禮教束縛，而走向浪漫的發展；《死水》卻是寫在兵荒馬亂時，所以寫了醜惡、霉濕、陰暗，因為當時是那樣的一個時代。他深切地感到那壓迫，他要揭發出來，由那裏得到新的生活。這與徐志摩的感覺不一樣。
對中國傳統的看法，他一向最讚美人民的詩人杜甫。因為杜甫這位作家最關心人民的痛苦，例如當時徵兵的痛苦，並能在詩中表現出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是千古不朽的名句。這說明了他對人生的熱愛和對統治者的反抗。他本想做宰相來拯救人民脫離痛苦，但是沒有達到目的。聞先生是最推崇杜甫的，雖然也有人反對杜甫，說他不能超然，可見聞先生與杜甫的這種人生態度是一致的。
律詩從唐興起，一向無人懷疑它是中國詩中的精萃詩體，可是聞先生開始懷疑了。他認為古詩是接近人民的，而律詩則發展得不健康。在“新月派”時期，他寫詩固然也有格律，可是後來改變了，他的新詩多半揭發著醜惡。他在昆明講詩與舞時說，詩和原始人、小孩、瘋人是一樣的，是一種力的表現。他最討厭柔得沒勁的詩，也不歡喜“詞”中的那種靡靡之音。他說力量的表現是在團體中，原始人舉火把歌舞是一種力量。所以他要的是粗線條的詩。他提倡田間的詩，他說那像鼓聲一樣，不是弦樂，而是刺激的情調。
對詩的批評方面，他說新詩越寫越纖細，使人們都不容易懂了，所以，應該作粗線條的詩。不管是詩也好，訴之大眾的也好，不叫詩也好，總之，要以新的尺度去創造新詩，並從理論上把它建立起來。
聞先生很喜歡朗誦詩。在昆明西南聯大，有一次他朗誦艾青的《大堰河》，這首詩是艾青早年的作品，是懷念一個奶媽的詩，寫得並不頂好。可是由於聞先生那適於大庭廣眾的聲調，卻把作者原來沒能表現出的意思都朗誦出來了。
卅一年，他寫了八首詩，是寫八位教授的，我見過一首，作風改變得很厲害，是自由的詩體。在他未死前，曾想把《楚辭》中的《九歌》現代化，寫成歌舞劇體，把農民耕種的艱難苦痛寫出來，預備要在“詩人節”寫好。可是，他沒能實現這個願望，就被刺了。（這部遺稿正在運北平途中）他的態度是一貫訴諸大眾的，幫助大眾進步的。他在“新月派”時代也曾宣言不願忘記了大眾。《靜夜》一首詩里，他寫出了家庭中的幸福和安適，但他說，他不能受幸福的賄賂，而忘記了苦難的一群。他始終願意做一個人民的詩人。
“五四”時代的文藝
剛才主席說過，“五四”是“人的發現”，但“五四”同時也是“青年的發現”
與“現代的發現”。在“五四”以前，是老人才有權威，現在卻要年青才行，像我這樣頭髮白了的人是不行了，現代的發現則是要把握住現在。“五四”時代的文藝我想分三方面來說。
第一，是從新文體到白話文，新文體是清末時代的新生文體，代表人物有梁啟超和胡適之，主張推翻桐城派和文選派的文體，八股更要推翻，新文體是要應用到報紙上，要使了解的人更多。要通俗化，對象是讀書人和受新教育的青年，也就是開通民智。梁啟超的文章確曾收到了大的效果，民國以後《新青年》出版，胡適之與陳獨秀提倡白話文學，白話的來源，除舊小說之外，我看還有當時的講演，講演對語言的幫助很大；再有一種是與傳統有關的語錄，語錄是宋代學家講授時的筆錄。舊小說中的話是像說書人的話，因為來自民間，表現出受壓迫的情緒，都帶有自嘲的口訣式的，以致樂為目的的滑稽，或說是侍候人的口氣。到今天說大鼓的還要說“侍候您一段”，語錄便是沒有“侍候人的氣息”的白話，影響很大。白話文學後來受歐化影響，又生變化，但白話文學確是經過“五四”才廣泛展開來的。
第二，談文學改良與文學革命。“五四”在民國八年，新文學運動在民國六年，應從民國六年說起，胡適之寫了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則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說過他的主張是溫和的，如無陳的激烈運動，白話不會開展得這麼快。其內容用胡適之自己的話說是“文字解放”“文體解放”，八不主義中有三不是“不要言之無物”，“不做無病呻吟”，“不避俗語俗字”，這是用當時的言語來表達出來的。用今天的話說便是屬於人民的，因為有一點須要說明，中國白話由來已久，胡適之在白話文學史中的意見是正確的，唐朝以後士與民之間的對流很大，宋以後，民間的東西如小說戲劇都抬起頭來，白話便開始於人民要表現自己的東西。陳獨秀的主張，是用國民文學反對貴族文學，用寫實文學反對古典文學，用社會文學反對山陵文學；國民便是人民，社會文學是人民的文學，寫實文學是用人民的語言，所以總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學”。因為時代的不同，那時候不能說的這麼乾脆，但也已經很乾脆了。
第三要說到魯迅先生，有了理論，還要有創作，就是“拿出證據來”。他的第一部創作便是《狂人日記》，裏面提到禮教與孩子，那時的批評，說它是“用寫實的手法表現了象徵的意義”，“吃人的禮教”。這句話在今天聽來平常，當時卻如洪水猛獸，說這句話的便是狂人，今天不是狂人也要說這樣的話，足見是進步了。禮教怎麼吃人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強凌弱，大吃小，強者大者便是封建社會裏的統治階級，“士”也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並非純是勢利，被吃的人便是村人，就是農民，所以批評《狂人日記》者說“發現了村人的性格”，村人便是封建社會下被壓迫被損害的一群。胡適之說過，一個人是爸爸的兒子，爺爺的孫子，又是兒子的爸爸，上下夾攻，沒有辦法；如果有了七八個孩子，慢說現在，就在“五四”
時候也毫無辦法。《狂人日記》裏喊出“救救孩子！”並且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便是當時給“封建社會”的代名詞，魯迅便是肩起閘門放出孩子去的。他當時雖認為希望不多，但希望總是有的，他就用藝術方法表現了出來，要怎樣救救孩子呢？就是說兩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賽先生，到今天也仍然如此，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五四”時代的文藝。
1947年5月4日。
中學生與文藝
一、“中學生往往特別愛好文藝”，我想是因為他們要接觸，並在精神上參加，廣大的人生———人生的苦樂。他們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感到自己生活圈子的狹小，閱讀文藝是擴大這個圈子的一條路。而在學時期大概可以不必自謀衣食，他們也有閑暇去閱讀和愛好文藝。
二、“熱心閱讀”文藝，不見得就理解文藝，誠然。不過這沒有什麼弊病，並且多閱讀也可以增進理解。“動手寫”文藝，就是寫不好，似乎也沒有什麼弊病。
只有理解不能透徹，寫又寫不好，卻“立志把文藝作為終身事業”，那確是自誤，並且也是社會的損失。但是青年人自知之明不足，擇業往往錯誤，不止在文藝方面如此。這得靠賢明的父母兄姊和師友指點勸告。自己多碰釘子，當然也會覺悟，只是怕到那時已經晚了些。
三、理解文藝得從作品入手。同時也得閱讀理論書籍，來幫助理解作品。自己摸索，也可以入門；但是得着理論的幫助可以快些。這種理論書該是鳥瞰的文學概論或文學史論或故事體的文學史或多舉例分析的作法和講解等。
四、文藝增進對於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讀者漸漸悟得做人的道理。這就是教育上的價值。文藝又是精選的語言，讀者可以學習怎樣運用語言來表現和批評人生。國文科是語文教學，目的在培養和增進了解、欣賞與表現的能力，文藝是主要的教材。
五、“今日的中學生”該多讀現代作品（包括翻譯），但是不必限於新寫實主義的。古典作品，語體的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也該讀。文言以讀唐宋以來的作品為主；古書最好翻成語體給他們讀。
六、這裏只就自己讀過、現在想到的近代作品和理論書推薦幾種，如下：1．作品
魯迅自選集《吶喊》。這裏是“老中國人的譜”和魯迅先生反封建的工作。
茅盾自選集《春蠶》。這裏是外來的經濟壓迫下掙扎着的中國，以及現代中國人的種種面影。
馮雪峰：《鄉風與市風》，本書闡明歷史在戰鬥中一個意思，精深警辟，但須細心閱讀才能理會。
屠格涅夫：《父與子》（巴金譯），這可以比較中國的中年代和青年代的生活態度。《羅亭》（陸蠡譯），這顯示知識分子只能說漂亮話，沒有實踐的勇氣。
2．理論
本間久雄：《文學概論》（章錫琛譯），這是鳥瞰的文學概論。書中將文學作為“一個社會的現象”。
托爾斯泰：《藝術論》（耿濟之譯），托氏主張藝術是傳染情感的，要使大多數人民懂。
伊可維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江思譯），本書闡明“唯物史觀在文學上的應用”。
梁實秋：《浪漫的與古典的》，梁氏站在古典主義的立場看新文學運動，認為是浪漫的，而且是外國的影響。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本書在創作方面推尊魯迅先生，在理論方面推尊宋陽先生。
約翰·麥西：《世界文學史話》（胡仲持譯），這也是鳥瞰的著作。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本書特別注重平民文學的發展，敘述也明白曉暢。
朱光潛：《談文學》，書中有可商之處，如《論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一篇。但是大體上可以說是對初學者切實的指導。
夏丏尊、葉紹鈞：《文心》，本書流行已久，對於閱讀和寫作都有切實而詳盡的幫助，尤其對於寫作。
葉紹鈞、朱自清：《精讀指導舉隅》，這是詳細的講解，注重怎樣分析語文的意義。恕我“戲台里喝彩”，推薦了自己的書。
七、閱讀作品，不可只注重故事，匆匆讀過，應該隨時停下來思考研究，並且得用心記住。讀時可以隨時和讀過的理論印證。讀文藝理論也該仔細，不可只記住些公式；讀時也該隨時和讀過的作品印證。
八、轉移這一類中學生的興趣，主要的還是先介紹合式的作品給他們閱讀。不妨先介紹那些包含着有趣味的故事的，也不妨先讓他們消遣的讀着，慢慢再認真起來。
九、中學生作文課，該以廣義的應用文為主，因為作文課主要是技能的訓練，藝術自當居次位。但是學生自己願意多練習文藝寫作，自然也可以在課外練習，並請教師指導。
十、文藝教學是語文教學的一部門，並且是主要的一部門，因為文藝是語文教學的主要教材。因為是語文教學的一部門，所以文藝教學應該注重詞句段落的組織和安排，意義的分析；單照概括的文藝原理或批評原理來講論作品的大意，是不夠的。文藝教學跟文藝批評不盡同，教學不該放鬆字句。
十一、中學生辦文藝小刊物，練習寫作，似乎也是好事。只是不可以耽誤別種功課。有人以為還是“多讀些書好”，也許因為有些學生只顧寫，不讀書，也不觀察，材料有限，越寫越貧乏，寫來寫去只是那一點兒。這確是一條絕路。但是這是寫作的態度不對，辦文藝小刊物的並不一定到這地步。
十二、中學生如果只愛文藝，閱讀的是它，練習的是它，卻又沒有敏銳的辨別力，就很容易濫用文藝的筆調。他們不能清楚的辨別文藝和普通文字（就是廣義的應用文）的不同，他們只會那一套。因此寫起普通文字來，浮文多，要緊話少，而那幾句要緊話又說不透徹。這就不能應用。所以我在第九條答案里說“中學生作文課該以廣義的應用文為主”。這廣義的應用文應該以報章文做標準。講讀的教材里也該多選近乎這種標準的文章。但是這廣義的應用文如果能恰到好處的含有些文學趣味，那自然是更有效果的。
1947年5月，《中學生》雜誌第187期。
我所見的清華精神
這半年來同事們和同學們常常談到“清華精神”。自己雖然不是清華人，但是在校服務多年，對這個問題也感到很大的興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學談話，曾經假定清華精神是“服務”。後來和錢偉長先生談起，他似乎覺得清華精神是“獨立的、批評的”，例如清華人到一個機關服務，往往喜歡錶示自己的意見，不甘心苟同。
我承認錢先生的看法，連帶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關於“服務”，我還請申說一下。
提到“服務”，很容易想到青年會。青年會的服務精神有它的好處和缺點，這裏不想討論。我所假定的清華的服務精神，跟青年會的不同。為清楚起見，我現在想改為“實幹”。清華畢業生不論舊制新制，在社會的各部門裏做中級幹部的最多。
顧一樵先生十多年前說過這樣的話，現在看來大體似乎還是如此。顧先生說這些中級幹部平實的工作者，他們的貢獻雖然是點滴的，然而總起來看也夠重大的。錢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們的不重世故。這正是為了重事，要實幹，要認真的干。青年人討厭世故，重實幹，雖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趨向。不過清華跟都市隔得遠些，舊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國隔得遠些，加上清華學生入學時一般年歲也許小些，因此這種現象就特別顯著。有些人談清華精神，強調在學時期的愛清潔守秩序等。乍看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實在是跟畢業后服務時期的按部就班的實幹精神密切的聯繫着的。
有人也許覺得這種實幹的精神固然很好，不過太強調了這種精神，有時會使人只見樹而不見林。然而這是春秋責備賢者的話，能夠一棵樹一棵樹的修整着，究竟是對林子有幫助的。
1947年。
文學的嚴肅性
嚴肅這個觀念在我們現代文學開始發展時是認為很重要的。當時與新文學的創造方面對抗的是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的小說。他們的態度，不論對文學、對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學是嚴肅的。這嚴肅與消遣的對立中開始了新文學運動，尤其是新文學的創作方面。
本來在傳統的文學裏，所謂“文”的地位是不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還有人說作文害道。作文對道學有害，這是一種極端的看法，作文至少是小道。這裏面的小說，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學運動開始時，對人生先有一個嚴肅的態度。對文學，也有一個新的文學觀念，這觀念包括文學不是專門只為消遣，茶餘酒後的消遣；他們認為文學有重大的使命和意義，這是一層。第二，文學並非小道，有其獨立的地位。從前向來是不承認的，就是詩與文在文學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來，仍然很差。五四運動開始時，反對“文以載道”，因為這樣一說，文便成為一種無足輕重的東西，主要的是道。道把文壓下來，所以要反對。但當時新文學運動如何表現這兩個觀念呢？這還得和鴛鴦蝴蝶派對比着來看。
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寫的多是戀愛故事，但不是當作一件嚴肅的事情（有時也有為戀愛而戀愛），總帶點把戀愛當遊戲的態度。看小說的，也是茶餘酒後，躺在床上看看。雖然看到悲哀的時候，也流幾滴眼淚，但總不認真似的。他們的文學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話，也是從舊小說里抄來的，不免油腔滑調。新文學在文字方面的態度很認真。教你不能不認真的看。有的人看慣了舊的，看新的作品覺得太正經，不慣，在內容方面，注重攻擊禮教，諷刺社會，發掘中國社會的劣根性而表現出來，在這方面見出認真的態度。
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倒合乎中國小說的傳統，中國小說本來是着重在“奇”
的。如唐朝的“傳奇”，明朝的短篇集叫“拍案驚奇”。奇就是不正經，小說就要為的奇。我們幼時，看小說還叫看閑書，小說自身就以不正經自居。明朝雖有《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喻世明言》，名稱上似以乎注重社會的作用，但這三種書被選出編成《今古奇觀》，足見仍然也是以“奇”為主。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就在滿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許多讀眾。新文學卻不要奇，奇對生活的關係較少。要正，要正視生活。反禮教，反封建，發掘社會病根，正視社會國家人生，因此他們在寫作上是寫實的，即如犯人日記，裏面雖然是象徵意義，但卻用寫實筆法來寫，這種嚴肅的態度，維持不斷。直到後來，社會比較安定些，知識階級的生活也安定下來，於是嚴肅的態度改變了，產生言志載道的問題。
新文學初期反對載道，這時候便有人提倡言志。所謂言志，實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個人的好惡，這也是環境的反映，當時政治上還是混亂，這種態度是躲避。他們喝酒，喝茶，談窄而又窄的身邊瑣事。當時許多人如此，連我也在內，但這種情形經過的時間很短，從言志轉到了幽默。好像說酒要一口一口的喝，還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沒有意義，為幽默而幽默，一面要說話，一面卻要沒有意義，這也是一種極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沒有意義，變成耍貧嘴，說俏皮話，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人生原是兩方面的，時代的壓迫稍松，便走到這一邊來。但中國的情形不允許許多人消遣。結果，消遣的時間很短，又回過頭來，大家認為這種態度要不得。於是更明白的提出嚴肅的口號，魯迅先生介紹了一句話：“一方面是嚴肅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兩者相對比嚴肅和消遣相對更尖銳，這表示時代要求嚴肅更迫切了。
這裏應該補充一點。創造社的浪漫和傷感成為一時的風氣，那是那個時代個人求解放的普遍趨勢。個人生活中靈肉的衝突是生死問題，是嚴肅的問題，民國十四年五卅以後，反封建、反帝更是迫切。大家常提起魯迅先生介紹的那句話。並且從工作擴大到行動。於是文學運動又回到嚴肅。
現在更是嚴肅的時期。新文學開始時反對文以載道，但反對的是載封建的道。
到現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實還是在載道，只是載的是新的道罷了。三十年間雖有許多變遷，文學大部分時間是工具，努力達成它的使命和責任，和社會的別的方面是聯繫着的。
在清華大學文藝晚會上講演，見1947年5月19日《文匯報》。
文藝節紀念
“五四”文藝運動接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展開了全面的新文化運動。這時期的文藝運動是在領導的地位。
這文藝運動攻擊“吃人的禮教”，從家族的束縛下解放了個人，解放了自我。
這文藝運動打倒了權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獨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這文藝運動清算了過去，把握着現在，認清了現在，認清了現在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代。
覺醒的個人，認清了自我———這些知識分子於是開始的“向民間去”。
1947年5月20日。
關於散文寫作答《文藝知識》編者問一
廣義的散文，對韻文而言。狹義的散文似乎指帶有文藝性的散文而言，那麼，小說、小品文、雜文都是的。最狹義的散文是文藝的一部門，跟詩歌、小說、戲劇、文學批評並立着。小品文和雜文似乎都該包括在這一意義的散文里。有人以為這一意義的散文只指小品文而言，雜文是獨立的，是在文藝之外的。我卻覺得雜文是小品文的轉變，無論是諷刺是批評，總帶有文藝性，應該算是散文的一種而放在文藝部門裏。
二
文藝性的散文也跟論文一樣靠見解，靠理論，但是論域得縮小，論點得集中，學識固然不可少，經驗似乎更不可少。
三
意境似乎就是形象化，用具體的暗示抽象的。意境的產生靠觀察和想像。
四
問：您的《背影》的創作過程是怎樣的？怎樣發現題材？怎樣產生那意境？怎樣寫成的？
我寫《背影》，就因為文中所引的父親的來信里那句話。當時讀了父親的信，真是淚如泉湧。我父親待我的許多好處，特別是《背影》裏所敘的那一回，想起來跟在眼前一般無二。我這篇文只是寫實，似乎說不到意境上去。
五
寫作似乎可以說有靈感，但我不願意用“靈感”這個譯名，而願意用“感興”
這個譯名。感興只是心頭一動。這心頭一動是由經驗的綜合來的，有時不自覺，有時自覺。譬如要給某刊物做一篇文，去想題目；想到了適當的題目，也是心頭一動，這就是自覺的。總之感興不必一定要等它來，我們也可去找它；感興似乎並不神秘的。
六
困苦的生活中吃飯第一，說不到寫作。古人說“窮而後工”，那“窮”只是不“達”，就是做不到大官，並不是窮得沒飯吃。不做大官，有了閑暇，寫作起來可以專心致志，自然就容易“工”了。
七
多誦讀才知道怎樣潤飾字句。朗誦和默讀都得練習。朗誦似乎更得加以注意，因為通常都不去練習朗誦。活的語言的獲得在多聽人家說的話，細細研究，體味並且記住。
八
初學寫作，似乎該從廣義的散文下手。先把話寫清楚了，寫通順了，再注重表情，注重文藝性的發展。這樣基礎穩固些。否則容易浮滑，不切實。
1947年7月1日。
《聞一多全集》編輯記和擬目
聞先生的稿子去年從昆明運來，是十一月到齊的。當時梅校長聘請了雷海宗、潘光旦、吳晗、浦江清、許維遹、余冠英六先生，連我七人，組成“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指定我做召集人。家屬主張編全集，我們接受了。我擬了一個目，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給大家看了。委員會的意思，這個全集交給家屬去印，委員會不必列名；委員會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編那幾種未完成的巨著上。於是決定請許維遹先生負責《周易》和《詩經》，浦江清先生負責《莊子》和《楚辭》，陳夢家先生負責文字學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負責樂府和唐詩，而我負總責任。但是這幾種稿子整編完畢，大概得兩三年。我得趕着先將《全集》編出來。
《全集》擬目請吳晗先生交給天津《大公報》、上海《文匯報》發表。這裏收的著作並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體上可以算是完整的了。有些文篇是我們手裏沒有的，我們盼望讀者抄給我們，或者告訴我們那裏去抄。至於沒有列入的文篇，我們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讀者告知。結果雖然得到的來信不算多，可是加入的文篇不算少，這是我們很感謝的。一方面我們託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他是聞先生的學生，他專管找人抄稿。我們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夠太快；我們只能做到在聞先生被難的周年祭以前，將《全集》抄好交給家屬去印。抄寫也承各位抄寫人幫忙，因為我們錢少，報酬少。《全集》約一百萬字，抄寫費前後花了靠近一百五十萬元。最初請清華大學津貼一些，後來請家屬支付一半，用遺稿稿費支付一半；這稿費也算是家屬的錢。
《全集》已經由家屬和開明書店訂了合同，由他們印。慚愧的是我這負責編輯的人，因為時間究竟迫促，不能處處細心照顧。抄寫的人很多，或用毛筆，或用鋼筆，有工楷，也有帶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聞先生雖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四十八歲就要編《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當然。抄來的稿子，承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各位同人好幾次幫忙分別校正，這是很感謝的！
擬目分為八類，是我的私見，但是“神話與詩”和“詩與批評”兩個類目都是聞先生用過的講演題目，“唐詩雜論”也是他原定的書名。文稿的排列按性質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見。這些都是可以改動的。擬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吳晗先生和郭先生約定的；還有年譜，同事季鎮淮先生，也是聞先生的學生，正在編輯中。似乎缺少一篇傳，但是我們找不到作傳的人。聽說史靖先生的《聞一多的道路》就是一本傳，那麼，也就好了。不過史靖先生不知敘到了聞先生的童年沒有。
去年在成都李、聞追悼會裏見到聞先生的小傳，說到他的幼年生活，我猜是馬哲民先生寫的，馬先生跟聞先生小時是同學，可惜當時沒有問一下。《全集》付印的時候，還想加上聞先生的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這樣可以讓讀者更親切的如見其人。
擬目（略）
《聞一多先生死難周年紀念特刊》，《清華周刊》社編，1947年7月20日出版。
大學的路
暑假了，許多中學畢業生投考大學，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將會取入大學。現在大學只能容納這麼多的新生，不能不有所選擇，選擇的標準是知識與能力。選中的是有福的，他們能夠繼續的增廣知識，加強能力，有希望成為一些領導的人才。但是大學仔細的選擇他們，他們也得仔細的選擇大學的路。大學的路不止一條，通到各處，可是歸到一處。這同歸的一處就是國家和社會的進步；進步是綜合的，得大家從各方面努力，這就是通到各處。大學訓練分工，可是歸於合作。
大學分為不同的院系，就是通到各處的路。新生選擇院系，有些是照着家庭的希望，但是大多數似乎是照着自己的興趣。興趣並不一定代表才力，往往選了院系學了一年兩年，才發現自己讓那靠不住的興趣騙了，走了錯路，也走了冤枉路。家庭的希望往往寄托在個人的出路上，學生自己也有許多着眼在出路上。這雖然不免自私，但是未嘗沒有道理。不過才力相宜方能有出路，不相宜不會有出路。看來是好出路的，未必人人都走得通；走不通就成了死路。大學生擇業，從報考的時候就得仔細考慮，最好多商量，和父母商量，和師友商量。進了大學，特別是第一年終了的時候，更得多商量。各項成績當然是重要的標準；別唱高調，說分數不能代表你，分數是足以指示一般人的才力的，除了少數的奇才異能而外。
多少年來大學生差不多都樂意專業化，越早越好。專業化是一條窄路。大學雖分院系，但是教育學生卻該注重通識；有了足夠的通識再去專業化，那種專業化才是健全的。不然只能成就技術人才，不能成就領導人才；甚至於欲速不達，只剩了個半瓶醋。現在大學的公共必修學程，用意正在培養學生的通識，讓他們能有比較遠大的眼光，並且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任務。學生好像都不大樂意這些學程，但是相信讓他們勉強學習，多少還是有益的。還有，大學二三四年級學生修習本系的必修選修課程之外，最好能夠選習一些別系的課，不但可以調劑學習的興趣，也是培養通識一個重要的過程。從前有些大學有主系副系的辦法，其實很好，現時似乎很難施行了，是很可惜的。現時大學各系的必修課程往往太多，使學生來不及選別系的課，也正是太重專業的毛病。我想教授們還是應該鼓勵學生指示學生儘可能選些別系的課。這個我知道學生倒是樂意的。
現在的大學生特別注意現實的政治，也可以說是通識的一方面的表現，並且也可以增加某些知識和能力。這是他們在教育人民。但是他們在這青年時代，更重要的自然還是受教育，受教育是他們的本位。不忘記自己的本位，才不至於離開大學的路，才不至於使大學離開它自己的路。
1947年。
論學術的空氣
現在還常有人說北方的學術空氣濃厚，或者說他喜歡北方的學術的空氣。這是繼續戰前的傳統的看法，也牽涉到所謂“京派”和“海派”的分別。戰前所謂“京派”大概可以說是抱着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所謂“海派”大概不免多少為名為利而撰作。但是這也只是一個“大概”的分別，如果說到各個人，卻盡有例外。
一方面就在戰前，中央研究院南遷了，北平的舊書鋪在南京上海開分店了，學術的空氣已經在流動之中。戰時大家到了西南，抗戰的空氣籠罩了學術的空氣，然而四川的重慶、李庄和成都，以及桂林和昆明，以及上海，都還能夠多少繼續着學術的工作。到了戰後這兩年，起先是忙於複員，接着是逼於戰亂，學術的工作倒像是停頓起來。北平各大學去年複員以後，其中有些人在各報上辦了不少的學術性的副刊，大概是文史方面的；乍看比戰前的學術空氣似乎還濃厚些，其實不然。這些副刊里的論文其實應該發表在學報上，因為沒有錢出學報，才只好委屈在副刊上，撐撐場面，愛讀和能讀的人恐怕只是那麼些個。這些論文都不免“歷史癖與考據癖”，是所謂“京派”的本來面目。這種面目卻也出現在南方一些報紙的副刊上。一方面所謂“海派”卻擴大了、變質了，趨向為人生而學術，為人民而學術。在青年人的眼中，新的“海派”似乎超過了老的“京派”。但是無論南北，不管“京”“海”，在這漫天戰火之下，總有一天會“火燒眉毛，且顧眼前”，將學術丟在腦後的罷？
而這個似乎已經是現在一般青年學生的態度。青年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的這種態度，我們不能無視，我們得看看學術的前路。
戰前的十年來，我們的學術確在長足的進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學的研究院的工作都漸漸有了分量。於是沒有研究院的大學都紛紛設立研究院，一些獨立的研究機構也或多或少的在外國人資助之下辦起來了。於是研究的風氣盛極一時，學術空氣濃厚到無視大學本科教學。筆者曾親耳聽見一位新從外國回來在大學裏任教的教授說：“我們要集中研究的工作，教書不妨馬虎些。”社會賢達在提倡書院制，因為書院裏可以自由研究，不必論鐘點、算學分。大學生也異口同聲要在畢業後進研究院繼續讀書。那時候教授隱然分為兩等，研究教授第一等，大學教授第二等。知識或學術的估價算是到了最高峰。這也未嘗不是好現象，結果無論在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方面都有了新發展。然而理論上似乎總欠健全些。研究得有基礎，大學裏的訓練不切實，研究的風氣是不會持久的。再說現代一般的大學教育是大量的教育，要培植各方面的領導人才，不應該也不可能專門培養學者或專家。在仿效美國學制的中國，沒有多少專科學校，一般人也不看重專科學校，大學的政策更不該偏到一邊兒去。事實上大學畢業生雖然熱心進研究院，等到考進了研究院，熱心研究的卻並不多。他們往往一面注了冊，一面就去就業。有些長期不到校，“研究生”只剩了一個幌子。這樣半途而廢或從未上路的很多，能夠在研究院畢業的卻很少。北方如此，南方更如此。至於具體的書院制，我們這個工業化的動的現代不需要，也未必能容納。現代的研究，就是在人文科學方面，也得有個廣大而結實的基礎，書院是不能負擔這個任務的。尤其是就業，青年人在書院裏修業告一段落之後，單就資歷而論，自然趕不上大學，不用說研究院，在訓練方面，一般的說，恐怕也是如此。在這種不上不下的尷尬的局面里，找出路一定很難。我們看了過去的和現存的幾所僅有的書院的情形，就可明白。
戰前的過分濃厚的學術的空氣使有些人擔憂。他們覺得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走上“緩慢而費力”的“窄而深”的路，固然可喜，可是忽略了“全體大用”，也不是正辦，特別是人文科學。因此有的人主張大學應該造就的是通才，不是專家，有的人主張知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做人。這些主張漸漸的採用到大學的課程和制度之中，然而這時候的青年學生並不注重這些，他們要的是專業的知識，這種知識可以使他們便於就業，或者早些成為專家。便於就業就是急於應用，這顯示了一個新方向；外患日深，生活逼得人更緊，研究的憧憬黯淡起來了。於是乎來了抗戰。
差不多所有的大學和研究機關都遷到了西南，生活的艱難和設備的貧乏使得研究的工作幾乎不可能，特別是自然科學。然而大家還多多少少在掙扎着。可是這真到了急於應用的時代，教育部制定了提倡理工的政策，大學生集中在經濟學系和工學院，特別是工學院，人數似乎一年比一年多。一方面又有了許多的訓練班和專修科出現。這種普遍的注重應用，更冷落了研究工作，稀薄了學術空氣。一方面在美國也有人在控訴那學術至上的態度。拜喀爾的“美國教師”一書中有一章“象牙實驗室”，批評自然科學研究者只知研究不知其他，頗為懇切。“象牙實驗室”是套的“象牙之塔”那個詞，指摘人們的逃避現實生活的態度。這是在重行估定知識或學術的價值。這種估價得參照理論與應用，現實與歷史，政治與教育等等錯綜的關係來決定。美國也有人如布里治曼相信該由知識階級來計劃領導這世界。但是那需要什麼知識呢？知識階級是不是有這個力量呢？問題真太多了！
勝利來了，不幸的我們是“慘勝”。一切都“慘”，研究工作不能例外。生活更是越來越艱難，大家仍然只能嚷着調整待遇，不能專心工作。少數的大學和研究機關，設備也許比抗戰中好些，但是單單設備好些不成。何況還是設備貧乏的居多數！學生有公費，固然可以勉強維持生活，但是在這動亂的局面里，還是不能安心讀書。他們可要領導起人民來創造一個新中國！這和布里治曼說的領導並不相同。
那似乎是專家獨佔的領導，這些青年人卻是自己作為一般人民領導着。應該注意的是他們對於知識或學術的態度。他們要的是什麼知識呢？他們喜歡不喜歡學術空氣呢？如上文提到的，他們大概不喜歡學術的空氣；他們要的是行動的知識，而大學教育里卻沒有。他們熱心於救國，覺得大學裏給的知識遠水不救近火，似乎大部分沒用；可是他們是大學生，不學這些又學什麼呢？他們就生活在這矛盾里。一方面戰爭老沒個完，他們照着規定的學了，卻比抗戰前抗戰中更看不到出路。這又是一個矛盾。十來年前上海早就有幾位提出“學問無用論”，現在的大學生大概多多少少是覺得“學問無用”的。我知道有些高材的大學生最近或者放棄了學術投身到政治的潮流中去，或者徨不安，面對着現實的政治，不忍心鑽到象牙塔或是象牙實驗室中去。這真是我們學術的損失，然而實逼此，他們的心情是可以諒解的。
有些人說過這時代是第二回的戰國時代。戰國雖然是動亂時代，然而經濟發展，有欣欣向榮之勢，所以百家爭鳴，學術極盛。照現時這“慘勝”的局面看，我們卻想到了三國時代。《魏書·王肅傳》裴松之注引魚豢的《魏略》這麼說：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章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台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回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嗟夫！學術沉隕，乃至於是！
這些情形有些也描寫了我們的時代，然而不盡同。我們並不至於“人懷苟且”，“競逐”“浮虛”；那時學術的中心在一些家族，太學這是個避役所，我們的學術中心還在大學，這些社會化的大學還在起着領導作用。即使不幸動亂變成了混亂，大學暫時解體，但是相信和平一恢復，就會快快複員的。因為什麼樣的局面都需要大量的領導人的，訓練班和專修科是不能供給這種領導人才的。像魚氏描寫的“學術沉隕”，我們相信不會到那地步。但是大學也得明白在這時代的地位和任務，不能一味的襞積細微，要能夠“統其大義”，也就是“全體大用”。人們不該還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實驗室里，得正視現實的人生，在自己的崗位上促進新的發展，而這也才是做。這種新的學術空氣雖然一時不能濃厚起來，卻是流通的、澄清的，不至於使我們窒息而死於抱殘守闕里。
1947年8月30日。
《聞一多全集》編後記
我敬佩聞一多先生的學問，也愛好他的手稿。從前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聽說黃季剛先生拜了劉申叔先生的門，因此得到了劉先生的手稿。這是很可羨慕的。但是又聽說劉先生的手稿，字跡非常難辨認。本來他老先生的字寫得夠糟的，加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添注塗改，一塌糊塗，勢所必然。這可教人頭痛。聞先生的稿子卻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筆不苟，無論整篇整段，或一句兩句。不說別的，看了先就悅目。他常說抄稿子同時也練了字，他的字有些進步，就靠了抄稿子。
再說，別人總將自己的稿子當作寶貝，輕易不肯給人看，更不用說借給人。聞先生卻滿不在乎，誰認識他就可以看他的稿子。有一回，西南聯大他的班上有一個學生借他的《詩經長編》手稿四大本。他並不知道這學生的姓名，但是借給了他。
接着放了寒假，稿子一直沒有消息。後來開學了，那學生才還給他，說是帶回外縣去抄了。他後來談起這件事，只說稿子沒有消息的時候，他很擔心，卻沒有一句話怪那學生。
三十年我和聞先生全家，還有幾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龍泉鎮司家營的清華文科研究所里，一住兩年多。我老是說要細讀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應。可是我老以為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邊，什麼時候讀都成；不想就這樣一直耽擱到我們分別搬回昆明市，到底沒有好好的讀下去。後來他參加民主運動，事情忙了，家裏成天有客，我也不好去借稿子麻煩他。去年春間有一天，因為文學史上一個問題要參考他的稿子，一清早去看他。那知他已經出去開會去了。我得了聞太太的允許，翻看他的稿子；越看越有意思，不知不覺間將他的大部分的手稿都翻了。聞太太去做她的事，由我一個人在屋裏翻了兩點多鐘。聞先生還沒有回，我滿意的向聞太太告辭。
想不到隔了不到半年，我竟自來編輯他的遺稿了！他去年七月還不滿四十八歲，精力又飽滿，在那一方面都是無可限量的，然而竟自遭了最卑鄙的毒手！這損失是沒法計算的！他在《詩經》和《楚辭》上用功最久，差不多有了二十年。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的第二年，他重新開始研究《莊子》，說打算用五年工夫在這部書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說是和《詩經》《楚辭》同時開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來不及似的；說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鬆勁兒就會落在人家後邊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嶽開始；住到昆明司家營以後，轉到伏羲的神話上。
記得那時湯用彤先生也住在司家營，常來和他討論《周易》裏的問題，等到他專研究伏羲了，才中止了他們的討論。他研究樂府詩，似乎是到昆明后開始。不論開始的早晚，他都有了成績，而且可以說都有了貢獻。
聞先生是個集中的人，他的專心致志，很少人趕得上。研究學術如此，領導行動也如此。他在雲南蒙自的時候，住在歌臚士洋行的樓上，終日在做研究工作，一刻不放鬆，除上課外，絕少下樓。當時有幾位同事送他一個別號，叫做“何妨一下樓齋主人”，能這麼集中，才能成就這麼多。半年來我讀他的稿子，覺得見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廣，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對着這作得好抄得好的一堆堆手稿，真有些不敢下手。可惜的是從昆明運來的他的第一批稿子，因為箱子進了水，有些霉得揭不開；我們趕緊請專門的人來揭，有的揭破了些，有些幸而不破，也斑斑點點的。
幸而重要的稿子都還完整，就是那有點兒破損的，也還不致妨礙我們的編輯工作。
稿子陸續到齊。去年十一月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聘請了雷海宗、潘光旦、吳晗、浦江清、許維遹、余冠英六位先生，連我七人，組成“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指定我作召集人。家屬主張編全集，我們接受了。我擬了一個目，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給大家看了。委員會的意思，這個全集交給家屬去印，委員會不必列名；委員會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編那幾種未完成的巨著上。於是決定請許維遹先生負責《周易》和《詩經》，浦江清先生負責《莊子》和《楚辭》，陳夢家先生負責文字學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負責樂府和唐詩，而我負總責任。但是這幾種稿子整編完畢，大概得兩三年。我得趕着先將全集編出來。
全集擬目請吳晗先生交給天津《大公報》、上海《文匯報》發表。這裏收的著作並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體上都可以算是完整的了。這裏有些文篇是我們手裏沒有的，我們盼望讀者抄給我們，或者告訴我們那裏去抄。至於沒有列入的文篇，我們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望讀者告知。結果得到的來信雖然不算多，可是加進的文篇不算少，這是我們很感謝的。一方面我們託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也是聞先生的學生，他專管找人抄稿。我們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夠太快；我們只能做到在聞先生被難的周年祭以前，將《全集》抄好交給家屬去印。抄寫也承各位抄寫人幫忙，因為我們錢少，報酬少。全集約一百萬字，抄寫費前後花了靠近一百五十萬元。最初請清華大學津貼一些，後來請家屬支付一半，用遺稿稿費支付一半；這稿費也算是家屬的錢。
《全集》已經由家屬和開明書店訂了合同，由他們印。慚愧的是我這負責編輯的人，因為時期究竟迫促，不能處處細心照顧。抄寫的人很多，或用毛筆，或用鋼筆，有工楷，也有帶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聞先生雖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夢也沒想到四十八歲就要編《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當然。抄來的稿子，承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各位同人好幾次幫忙分別校正，這是很感謝的！
擬目分為八類，是我的私見，但是“神話與詩”和“詩與批評”兩個類目都是聞先生用過的演講題，“唐詩雜論”也是他原定的書名。文稿的排列按性質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見。這些都是可以改動的。擬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吳晗先生和郭先生約定的；還有年譜，同事季鎮淮先生編的，季先生也是聞先生的學生。
還想轉載《聯大八年》裏那篇《聞一多先生事略》。還有史靖先生的《聞一多的道路》一書，已經單行了。去年在成都李、聞追悼會裏也見到一篇小傳，敘到聞先生的童年，似乎是比別處詳細些。我猜是馬哲民先生寫的，馬先生跟聞先生小時是同學，那天也在場，可惜當時沒有機會和他談一下。全集付印的時候，還想加上聞先生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這樣可以讓讀者更親切的如見其人。
1947年。
今天的詩
———介紹何達的詩集《我們開會》多少年來大家常在討論詩的道路，甚至於出路。討論出路，多少是在擔心詩沒有出路，其實詩何至於沒有出路呢？抗戰以後，詩又像五四時代流行起來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擔心了，但是什麼道路呢？什麼方向呢？大家卻還看不準。抗戰結束了，開始了一個更其動亂的時代。這時代需要詩，更其需要朗誦詩。三年了，生活越來越尖銳化，詩也越來越尖銳化。不論你傷腦筋與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詩是以朗誦詩為主調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所謂以朗誦詩為主調，不是說只有朗誦詩，或詩都能朗誦，我們不希望詩的道路那麼窄。這只是說朗誦以外的詩，除掉不為了朗誦，不適於朗誦之外，態度和朗誦詩是一致的，這卻也不是說這些詩都是從朗誦詩蛻變的，它們和朗誦詩起先平行發展，後來就歸到一條路上來了，因為大家的生活漸漸歸到一條路上來了。
聞一多先生在《文學的歷史動向》裏論到“新詩的前途”，說“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少像點詩”。現在的朗誦詩有時候需要化裝，確乎是戲劇化。這種大概是諷刺詩，摹仿口氣也就需要摹仿神氣，所以宜於化裝。但是更多的朗誦詩是在要求行動，指導行動，那就需要散文化，雜文化，說話化，也就不像傳統的詩。根本的不同在於傳統詩的中心是“我”，朗誦詩沒有“我”，有“我們”，沒有中心，有集團。這是詩的革命，也可以說是革命的詩。本集的作者何達同學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詩都在發展這個“我們”而揚棄那個“我”，不管朗誦不朗誦。他的話大概是不錯的。這也可以說是由量變到質變的路。田間先生最先走上這條路。後來像綠原先生《童話》裏《這一次》一首里：我們召喚
…………
我們將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魯藜先生《醒來的時候》裏《青春曲》一首里：春天呀，
你燒灼着太行山，
你燒灼着我們青春的胸部呀！
也都表示着這種進展。
近來青勃先生《號角在哭泣》裏有一首《叩》，第二段是：人民越來越多
緊閉的門外
人民的憤怒
一秒鐘比一秒鐘高揚
人民的力量
一秒鐘比一秒鐘壯大
等他們
在門外爆炸
一片宮殿便會變成曠場
作者是在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實就等於“我們”了。傳統詩有“我”，所以強調孤立的個性，強調獨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貴族性的詩人。青年代卻要揚棄這種詩人。何達在《我們不是“詩人”》裏說：“詩人”們啊
你們的靈魂發酸了
你們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別人玩弄着你們的語言
閑着兩隻手
什麼也不做
———滾你們的蛋吧！
詩人做了詩人，就有一個詩人的圈子將他圈在裏頭。不論他歌唱的是打倒禮教，人道主義，愛和死，享樂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卻總是劃在一道圈子裏，躲在一個角落裏，不能打開了自己，不能像何達說的“火一樣地公開了自己”
（《無題》）。這種詩人的感興和主題往往是從讀書甚至於讀詩來的。讀書或讀詩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現實生活究竟隔了一層。目下大家得在現實生活里掙扎和戰鬥。所以何達說：
我們的詩
只是鐵匠的
“榔頭”
木匠的
“鋸”
農人的
“鋤頭”
士兵的
“槍”（《我們不是“詩人”》）這樣抹掉了“詩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隊伍里，用詩做工具和武器去參加那集體的生活的鬥爭，是現在的青年代。
“我們”替代了“我”，“我們”的語言也替代了“我”的語言。傳統的詩人要創造自己的語言，用奇幻的聯想創造比喻或形象，用複雜而曲折的組織傳達情意，結果是了解和欣賞詩的越來越少。所以現在的詩的語言第一是要回到樸素，回到自然。這卻並不是回到傳統的民間形式，那往往是落後的貧乏而浮誇的語言。這只是回到自己口頭的語言，自己的集團里的說話。有時候從生活的接觸里學習了熟悉了別的集團的說話，也在適當的機會裏使用着。總而言之，詩是一種說話，照着嘴裏說得出的，至少說起來不太彆扭的寫出來，大概沒有錯兒。新鮮的形象還是要的，經濟的組織也還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為庸俗的散漫的東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說話做標準，要念起來不老是結結巴巴的，至少還要自己的集團里的人聽起來一聽就懂。換句話說，詩的語言總要念得上口才成。許多青年人的詩已經向著這個方向走。這就是樸素和自然。但是詩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詩，自然儘管自然，勻稱還是要勻稱的，不過不可機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樸素使得詩行簡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間形式里的重疊，若是活潑的變化的應用，也有同樣的效果。何達有一首《我們的話》，是簡短而“乾脆”的話，同時是簡短而“乾脆”的形象化的詩。
我們要說一種話
乾脆得
像機關槍在打靶
一個字一個字
就是那一顆顆
火紅的曳光彈
瞄得好准
今天的詩既然以朗誦詩為主調，歌唱的主題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誦詩的主題可以說有諷刺、控訴和行動三個，而強調的是第一個第三個。其他的詩卻似乎在強調着第一個第二個。這也是很自然的。朗誦詩訴諸群眾，控訴和行動是一拍就合的。
其他的詩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兩個主題上去了。諷刺詩容易誇張而不真切，無論朗誦或默讀，往往會弄到只博得人們的一笑，不給留下回味。要能夠恰如其分的嚴肅就好。控訴詩現在似乎集中在農民或農村的紀實———這種苦難和迫害的紀實，實在是些控訴的言詞，控訴那幫製造苦難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對於他們的憎恨。給都市的被壓迫者控訴的詩卻還不多。本集裏的《兵士們的家信》、《黃包車夫》、《一個少女的經歷》提供了一些例子。聞一多先生要讓詩“多像點小說戲劇”，這種紀實的控訴的詩，不正有點像小說么？他的預言是不錯的。
行動詩在一兩年來大學生的各種詩刊里常見，大概都是為了朗誦做的。朗誦詩的作用在諷刺或說教，說服或打氣，它訴諸聽覺，不容人們停下來多想，所以不宜於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於比較平靜的紀實。同樣的理由，它要求說盡，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諷刺流於謾罵，誇張到了過火，一發無餘，留給聽眾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許倒會引起懶惰和疲倦來的。朗誦詩以外其他的詩，那些形象詩和紀實詩是供人默讀的，主要的還得訴諸視覺，它們得有新鮮的形象，比朗誦詩更經濟的組織，來暗示，讓讀者有機會來運用想像力。本集裏的《我們開會》一首行動詩，朗誦起來效果大概不大，因為不夠動的，不夠勁的，可是不失為一首好的形象詩，因為表現出來“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開會
我們的視線
像車輻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地
擰成一根巨繩
面對着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開着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團結就是力量”。何達在《我們不是“詩人”》的結尾說：我們
要求着
“工作”
熱愛着
“工作”
需要詩
我們才寫詩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們的生命
“工作”就是團結，為了團結“交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這樣自負的。青勃先生說：
要死
死在敵人的槍彈下
把胸膛給兄弟們作橋板（《生死篇》）魯藜先生也說：
把自己當作泥土吧
讓眾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泥土》，《泥土》第一輯）本集裏的《無題》也許可以綜合的說明今天的詩：對於這個時代
我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物證”
這個“我”只是“我們”的代言人。的確，詩是跟着時代，又領着時代的。
1947年。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