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影及其他（1）

序

大概因為做了多年國文教師，後來又讀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書，自己對於語言文字的意義發生了濃厚的興味。十幾二十年前曾經寫過一篇《說話》，又寫過一篇《沉默》，都可以說是關於意義的。還有兩三篇發表在天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七七”事變后離開北平，將稿子留在家裏，不知道怎樣丟了，現在連題目都記不起了。這兩三篇東西，有一位先生曾經當面向我說：“好像都不大好了”，我自己也覺得吃力不討好，因此丟就丟了，也懶得託人向報館或自己去圖書館在舊報里查一下。抗戰後又試寫這一類題目，第一篇是《是嘍嘛》，原題《是勒嗎》，還寫了一個副題《語文影》之一。《語文影》是自己擬的一個書名，打算寫得多了，集成這麼一本書。

這篇文章卻挨了雲南人的罵，因為裏面說“是勒嗎”這句話是強調，有些不客氣。那時雲南人和外省人間的了解不夠，所以我會覺得這句話本質上有些不客氣，後來才知道這句話已經不是強調，平常說著並不帶着不客氣。當時雲南人卻覺着我不客氣，紛紛的罵我；有些位讀過我的文章來罵我，有些位似乎並沒有讀到我的文章，只是響應罵我的文章來罵我，這種罵更罵得厲害些。我卻感謝一位署名一個“西”字的先生的一篇短短的平心靜氣的討論，我不知道他是那裏人。他指出了我的錯誤，說這句話應該寫成“是嘍嘛”才對，他是對的。這回我編輯本書，參照他的意見和材料將這篇文改寫了一部分，題目里跟本文里的“勒嗎”，也都改過了。

《是嘍嘛》之後，我又陸續的寫了一些。曾經打算寫得很多，《語文影》之外，還要出《語文續影》、《語文三影》。但是這些文章里不免夾帶着玩世的氣氛，後來漸漸不喜歡這種氣氛了，就擱了筆。後來卻又想寫些只關於日常的說話的短文，用比較嚴肅的態度寫出，書名也擬了一個，叫做“話的話”。但是也只寫出《人話》和《論廢話》兩篇，覺得不滿意，就沒有寫下去。當時擬的一些題目里有一個是昆明罵人的話，“老鴉啄的！”念作“老哇抓的！”比“殺千刀的！”有意思得多，我現在還感着趣味。《人話》的稿子在複員中丟了，最近承蕭望卿同學托熊劍英先生輾轉抄來，極為感謝！現在將這僅有的兩篇跟《說話》等篇合在一起，按性質排比，就成了本書《語文影之輯》，《語文影》也就成了書名的一半兒。

書名的另一半《及其他》，指的是《人生的一角之輯》，《人生的一角》也是計劃了而沒完成的一部書。我沒有發表過這個書名，只跟一兩位朋友談起過。這一類文章應該說是從《論誠意》起頭，本來打算叫做《世情書》，“世情”是“世故人情”的意思。後來恐怕有人誤解“世情”為“炎涼”的“世態”，而且“世情書”

的名字也似乎太大，自己配不上，就改了《人生的一角》。“一角”就是“一斑”，我說的種種話只算是“管見”；一方面我只是站在“一角”上冷眼看人生，並不曾跑到人生的中心去。這個冷眼，又玩世的味兒。《正義》一篇，寫在二十五年前，也沾着這個味兒，是這回編書，忽然想到，就將它一起排比進去。

這個世紀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玩世主義盛行的時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時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語絲》的影響。但是三十年代漸漸的變了，四十年代更大變了，時代越來越沉重，簡直壓得人喘不過氣，那裏還會再有什麼閒情逸緻呢！我計劃的兩部書終於都在半路上“打住”了。這兒這本拼湊起來的小書，只算是留下的一段“路影子”罷了。

朱自清

1948年3月，北平清華園。

語文影之輯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讚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里。古文《尚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裏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閑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閑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閑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閑”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閑談也有———“天氣”常是閑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里。還有一部《紅樓夢》，裏面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讚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裏的表現了。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着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小說月報》，1935年。

沉默

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

誰都知道口是用來吃飯的，有人卻說是用來接吻的。我說滿沒有錯兒；但是若統計起來，口的最多的（也許不是最大的）用處，還應該是說話，我相信。按照時下流行的議論，說話大約也算是一種“宣傳”，自我的宣傳。所以說話徹頭徹尾是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為別人，憑了種種神聖的名字；我卻也願意讓步，請許我這樣說：說話有時的確只是間接地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為別人！

自己以外有別人，所以要說話；別人也有別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說話或不說話。於是乎我們要懂得沉默。你若念過魯迅先生的《祝福》，一定會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見生人時，大抵會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車輪船里，看見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處向人問訊，攀談，無論那是搭客或茶房，我只有羨慕這些人的健康；因為在中國這樣旅行中，竟會不感覺一點兒疲倦！見生人的沉默，大約由於原始的恐懼，但是似乎也還有別的。假如這個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無意的防禦———像防禦一個敵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禦戰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讓他發現你的可笑的地方———一個人總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讓他盡量說他所要說的，若他是個愛說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別。假如這個生人，你願意和他做朋友，你也還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聽他的話，選出幾處，加以簡短的，相當的讚詞；至少也得表示相當的同意。這就是知己的開場，或說起碼的知己也可。假如這個生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記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語，乃至臉色眼光，都有異樣的地方；你最好遠遠地坐着，讓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線去。———自然，我說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隨眾訪問大人物的時候。若你願意專誠拜謁，你得另想辦法；在我，那卻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與非大人物或大人物與大人物間談話的情形，准可以滿足，而不用從牙縫裏迸出一個字。說話是一件費神的事，能少說或不說以及應少說或不說的時候，沉默實在是長壽之一道。至於自我宣傳，誠哉重要———誰能不承認這是重要呢？———，但對於生人，這是白費的；他不會領略你宣傳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傳熱；他會忘記得乾乾淨淨，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後。

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們能聽也肯聽你的說話———宣傳。這不用說是交換的，但是就是交換的也好。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諒解你；他們對於你有了相當的趣味和禮貌。你的話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就趣味地聽着；你的話嚴重或悲哀，他們因為禮貌的緣故，也能暫時跟着你嚴重或悲哀。在後一種情形里，滿足的是你；他們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氣氛。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做；這其實是一種犧牲，“應該”也“值得”感謝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話也還不應該說得太多；同樣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雋語，也不宜重複地說。《祝福》就是一個好榜樣。你應該相當地節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話佔領朋友們整個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會讓別人完全佔領呀。你更應該知道怎樣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將所有的盡給了別人，你對於別人，對於世界，將沒有絲毫意義，正和醫學生實習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一樣。那時是不可思議的孤獨，你將不能支持自己，而傾仆到無底的黑暗裏去。一個情人常喜歡說：“我願意將所有的都獻給你！”誰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麼呢？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種理想；以後跟着說的，更只是“口頭禪”而已。所以朋友間，甚至戀人間，沉默還是不可少的。你的話應該像黑夜的星星，不應該像除夕的爆竹———誰稀罕那徹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時更有詩意。譬如在下午，在黃昏，在深夜，在大而靜的屋子裏，短時的沉默，也許遠勝於連續不斷的倦怠了的談話。有人稱這種境界為“無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於所謂“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時候。人多時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時，就不準行。

你的過分沉默，也許把你的生客惹惱了，趕跑了！倘使你願意趕他，當然很好；倘使你不願意呢，你就得不時的讓他喝茶，抽煙，看畫片，讀報，聽話匣子，偶然也和他談談天氣，時局———只是複述報紙的記載，加上幾個不能解決的疑問———，總以引他說話為度。於是你點點頭，哼哼鼻子，時而嘆嘆氣，聽着。他說完了，你再給起個頭，照樣的聽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見過一個生客，他是一位準大人物，因某種禮貌關係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時，將兩手籠起，擱在桌上。說了幾句話，就止住了，兩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極，好容易陸陸續續地找出一句半句話來敷衍。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種用法，是上司對屬僚保持威嚴用的。用在一般交際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為主人留一些餘地，更屬無禮。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處。至於應付的方法，其實倒也有，那還是沉默；只消照樣籠了手，和他對看起來，他大約也就無可奈何了罷？

《清華周刊》。

撩天兒

《世說新語·品藻》篇有這麼一段兒：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熟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談談天氣，謝安引《易·繫辭傳》的句子稱讚他話少的好。《世說》的作者記他的兩位哥哥“多說俗事”，那麼，“寒溫”就是雅事了。“寡言”向來認為美德，原無雅俗可說；謝安所讚美的似乎是“寒溫‘而已’”，劉義慶所着眼的卻似乎是“‘寒溫’而已”，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寡言”雖是美德，可是“健談”，“談笑風生”，自來也不失為稱讚人的語句。

這些可以說是美才，和美德是兩回事，卻並不互相矛盾，只是從另一角度看人罷了。只有“花言巧語”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來似乎是給執政者和外交官說的。這些人的言語關係往往很大，自然是謹慎的好，少說的好。後來漸漸成為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卻也有它的緣故。說話不免陳述自己，評論別人。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聽話人的手裏。舊小說里常見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陳述自己。《女兒經》裏的“張家長，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評論別人。這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說話並不一定陳述自己，評論別人，像談談天氣之類。就是陳述自己，評論別人，也不一定就“全拋一片心”，或道“張家長，李家短”。“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這兒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語”卻不在這兒所謂“巧妙”的裏頭，那種人往往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健談”，“談笑風生”，卻只是無所用心的“閑談”，“談天”，“撩天兒”而已。

“撩天兒”最能表現“閑談”的局面。一面是“天兒”，是“閑談”少不了的題目，一面是“撩”，“閑談”只是東牽西引那麼回事。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兒。日常生活里，商量，和解，乃至演說，辯論等等，雖不是別有用心的說話，卻還是有所用心的說話。只有“閑談”，以消遣為主，才可以算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說話。人們是不甘靜默的，愛說話是天性，不愛說話的究竟是很少的。人們一輩子說的話，總計起來，大約還是閑話多，費話多；正經話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們不論怎麼忙，總得有休息；“閑談”就是一種愉快的休息。這其實是不可少的。訪問，宴會，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動，主要的作用其實還是閑談。西方人很能認識閑談的用處。十八世紀的人說，說話是“互相傳達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啟發”的。十九世紀的人說，“談話的本來目的不是增進知識，是消遣”。二十世紀的人說，“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談話並不比蒼蠅的哼哼更有意義些；可是他願意哼哼，願意證明他是個活人，不是個蠟人。談話的目的，多半不是傳達觀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樣不停的響，真教人生氣。可是在晚餐會上，人寧願作蚊子，不願作啞子。幸而大多數的哼哼是悅耳的，有些並且是快心的。”看！十八世紀還說“啟發”，十九世紀只說“消遣”，二十世紀更只說“哼哼”，一代比一代乾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徹了。閑談從天氣開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這正因為天氣是個同情的話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又無需乎陳述自己或評論別人。劉義慶以為是雅事，便是因為談天氣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但是後來這件雅事卻漸漸成為雅俗共賞了；閑談又叫“談天”，又叫“撩天兒”，一面見出天氣在閑談里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見出天氣這個話題已經普遍化到怎樣程度。

因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陳腐；他們簡直覺得天氣是個俗不可耐的題目。於是天氣有時成為笑料，有時跑到諷刺的筆下去。

有一回，一對未婚的中國夫婦到倫敦結婚登記局裏，是下午三四點鐘了，天上雲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頭兒卻還笑着招呼說，“早晨好！天兒不錯，不是嗎？”朋友們傳述這個故事，都當作笑話。魯迅先生的《立論》也曾用“今天天氣哈哈哈”

諷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頭兒和那種世故人來的原是“客套”話，因為太“熟套”了，有時就不免離了譜。但是從此可見談天氣並不一定認真的談天氣，往往只是招呼，只是應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話也罷，諷刺也罷，哼哼總得哼哼的，所以我們都不斷的談着天氣。天氣雖然是個老題目，可是風雲不測，變化多端，未必就是個腐題目；照實際情形看，它還是個好題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過昆明到重慶去。昆明的記者問他，“此次經滇越路，比上次來昆，有何特殊觀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氣炎熱，此次氣候溫和，天朗無雲，旅行甚為平安舒適。”這是外交辭令，是避免陳述自己和評論別人的明顯的例子。天氣有這樣的作用，似乎也就無可厚非了。

談話的開始難，特別是生人相見的時候。從前通行請教“尊姓”，“台甫”，“貴處”，甚至“貴庚”等等，一半是認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當時才好稱呼談話，雖然隨後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罷了。自從有了介紹的方式，這一套就用不着了。這一套里似乎只有“貴處”一問還可以就答案發揮下去；別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談下去，就非換題目不可，那大概還得轉到天氣上去，要不然，也得轉到別的一些瑣屑的節目上去，如“幾時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這兒罷？”之類。用介紹的方式，談話的開始更只能是這些節目。若是相識的人，還可以說“近來好吧？”“忙得怎麼樣？”等等。這些瑣屑的節目像天氣一樣是哼哼調兒，可只是特殊的調兒，同時只能說給一個人聽，不像天氣是普通的調兒，同時可以說給許多人聽。所以天氣還是打不倒的談話的引子———從這個引子可以或斷或連的牽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變動不居的非常時代，大家關心或感興趣的題目多，談話就容易開始，不一定從天氣下手。天氣跑到諷刺的筆下，大概也就在這當兒。我們的正是這種時代。抗戰，轟炸，政治，物價，歐戰，隨時都容易引起人們的談話，而且盡夠談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無須換題目。新聞本是談話的好題目，在平常日子，大新聞就能夠取天氣而代之，何況這時代，何況這些又都是關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個老題目，向來政府常禁止人們談，人們卻偏愛談。袁世凱、張作霖的時代，北平茶樓多掛着“莫談國事”的牌子，正見出人們的愛談國事來。但是新聞和政治總還是跟在天氣後頭的多，除了這些，人們愛談的是些逸聞和故事。這又全然回到茶餘酒後的消遣了。還有性和鬼，也是閑談的老題目。據說美國有個化學家，專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學，差不多不知道別的，可就愛談性，不惜一晚半晚的談下去。鬼呢，我們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時候卻也可以獨佔一個晚上。不過這些都得有個引子，單刀直入是很少的。

談話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總是地位差不多職業相近似的人聚會的時候多，話題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會裏夾着些地位相殊或職業不近的人，那就難點兒。引子倒是有現成的，如上文所說種種，也盡夠用了，難的是怎樣談下去。若是知識或見聞夠廣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題目，適合這些特殊的客人的興趣，同時還不至於冷落了別人。要不然，也可以發揮自己的熟題目，但得說成和天氣差不多的雅俗共賞的樣子。話題就難在這“共賞”或“同情”上頭。不用說，題目的性質是一個決定的因子。可是無論什麼地位什麼職業的人，總還是人，人情是不相遠的。誰都可以談談天氣，就是眼前的好證據。雖然是自己的熟題目，只要揀那些聽起來不費力而可以滿足好奇心的節目發揮開去，也還是可以共賞的。這兒得留意隱藏着自己，自己的知識和自己的身分。但是“自己”並非不能作題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將“自己”當作一個不多不少的“人”陳述着，不要特別愛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們也會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錯誤或愚蠢，不妨公諸同好，用不着愛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興趣的地方，不妨說是有一個人如此這般，或者以多報少，像不說“很知道”而說“知道一點兒”之類。用自己的熟題目，還有一層便宜處。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適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聽得進去的話題，固然很好，可是萬一說了外行話，就會引得那大人物或別的人肚子裏笑，不如談自己的倒是善於用短。無論如何，一番話總要能夠教座中人悅耳快心，暫時都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和職業才好。

有些人只願意人家聽自己的談話。一個聲望高，知識廣，聽聞多，記性強的人，往往能夠獨佔一個場面，滔滔不絕的談下去。他談的也許是若干牽搭着的題目，也許只是一個題目。若是座中只三五個人，這也可以是一個愉快的場面，雖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許就有另行找伴兒搭話的，那就有些殺風景了。這個獨佔場面的人若是聲望不夠高，知識和經驗不夠廣，聽話的可窘了。人多還可以找伴兒搭話，人少就只好乾耗着，一面想別的。在這種聚會裏，主人若是儘可能預先將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勢，也許方便些。平常的閑談可總是引申別人一點兒，自己也說一點兒，想着是別人樂意聽聽的；別人若樂意聽下去，就多說點兒。還得讓那默默無言的和冷冷兒的收起那長面孔，也高興的聽着。這才有意思。

閑談不一定增進人們的知識，可是對人對事得有廣泛的知識，才可以有談的；有些人還得常常讀些書報，才不至於談的老是那幾套兒。並且得有好性兒，要不然，凈鬧彆扭，真成了“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記性和機智不用說也是少不得的。記性壞，往往談得忽斷忽連的，教人始而悶氣，繼而着急。機智差，往往趕不上點兒，對不上茬兒。閑談總是斷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長時間，維持場面不易。又總是報告的描寫的多，議論少。議論不能太認真，太認真就不是閑談；可也不能太不認真，太不認真就不成其為議論；得斟酌乎兩者之間，所以難。議論自然可以批評人，但是得泛泛兒的，遠遠兒的；也未嘗不可罵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說這是戲！人生原是戲。戲也是有道理的，並不一定是假的。閑談要有意思；所謂“語言無味”，就是沒有意思。不錯，閑談多半是費話，可是有意思的費話和沒有意思的還是不一樣。“又臭又長”，沒有意思；重複，矛盾，老套兒，也沒有意思。“又臭又長”也是機智差，重複和矛盾是記性壞，老套兒是知識或見聞太可憐見的。所以除非精力過人，談話不可太多，時間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馬腳。古語道，“言多必失”，這兒也用得着。

還有些人只願意自己聽人家的談話。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不大愛談話的。世上或者有“一錐子也扎不出一句話”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貨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論。平常所謂不能談話的，也許是知識或見聞不夠用，也許是見的世面少。這種人在家裏，在親密的朋友里，也能有說有笑的，一到了排場些的聚會，就啞了。但是這種人歷練歷練，能以成。也許是懶。這種人記性大概不好；懶得談，其實也沒談的。還有，是矜持。這種人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們在等着一句聰明的話，可是老等不着。———等得着的是“談言微中”的真聰明人；這種人不能說是不能談話，只能說是不愛談話。不愛談話的卻還有深心的人；他們生怕露了什麼口風，落了什麼把柄似的，老等着人家開口。也還有謹慎的人，他們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談或少談，並不等着人家。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來所讚美的“寡言”，其實就是這樣人。但是“寡言”原來似乎是針對着戰國時代“好辯”

說的。後世有些高雅的人，覺得話多了就免不了說到俗事上去，愛談話就免不了俗氣，這和“寡言”的本義倒還近些。這些愛“寡言”的人也有他們的道理，謝安和劉義慶的讚美都是值得的。不過不能談話不愛談話的人，卻往往更願意聽人家的談話，人情究竟是不甘靜默的。———就算談話免不了俗氣，但俗的是別人，自己只聽聽，也樂得的。一位英國的無名作家說過：“良心好，不愧於神和人，是第一件樂事，第二件樂事就是談話。”就一般人看，閑談這一件樂事其實是不可少的。

《中學生戰時半月刊》，1941年。

如面談

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着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

三個大字。是明代鍾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信原是寫給“你”或“你們幾個人”看的；原是“我”對“你”或“你們幾個人”的私人談話，不過是筆談罷了。對談的人雖然親疏不等，可是談話總不能像是演說的樣子，教聽話的受不了。寫信也不能像作論的樣子，教看信的受不了，總得讓看信的覺着信里的話是給自己說的才成。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口氣合式，才能夠“如面談”。但是寫信究竟不是“面談”；不但不像“面談”時可以運用聲調錶情姿態等等，並且老是自己的獨白，沒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談”

難。寫信要“如面談”，比“面談”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並不是一下筆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種語言裏，這種心思和技巧，經過多少代多少人的運用，漸漸的程式化。只要熟習了那些個程式，應用起來，“如面談”倒也不見得怎樣難。我們的文言信，就是久經程式化了的，寫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若教他們寫白話，倒不容易寫成這樣像信的信。《兩般秋雨隨筆》記着一個人給一個婦人寫家信，那婦人要照她說的寫，那人周章了半天，終歸擱筆。他沒法將她說的那些話寫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樣子的，白話信壓根兒沒有樣子；那人也許覺得白話壓根兒就不能用來寫信。同樣心理，測字先生代那些不識字的寫信，也並不用白話；他們寧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來信無別”之類。我們現在自然相信白話可以用來寫信，而且有時也實行寫白話信。但是常寫白話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寫給朋友的信，還是用文言的時候多，這隻要翻翻現代書簡一類書就會相信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文言信有現成的程式，白話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費勁，誰老有那麼大工夫？文言至今還能苟延殘喘，就靠它所有的寫信和別的應用文的程式。若我們肯不偷懶，慢慢找出些白話應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里說過：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

“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囌，文章不經濟。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來確是很經濟，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舉的三句“嚕哩嚕囌”的白話，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譯，未必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來信收到了”，“感謝”，“對不起”，“對不起得很”，用不着繞彎兒從文言直譯。———若真有這樣繞彎兒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測字先生！這幾句白話似乎也是很現成，很經濟的。字數比那幾句相當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白話的字句組織與文言不同，它們其實是兩種語言，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為依據，不當相提並論。白話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語，白話信卻總該是越能合乎口語，才越能“如面談”。這幾個句子正是我們口頭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來寫白話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煩點兒的是“敬啟者”，“專此”，“敬請大安”，這一套頭尾。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沒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啟者”如同我們向一個人談話，開口時用的“我對你說”那句子，“專此”“敬請大安”相當於談話結束時用的“沒有什麼啦，再見”那句子。但是“面談”不一定用這一套兒，往往只要一轉臉向著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話，一點頭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話。這是寫信究竟不“如面談”的地方。現在寫白話信，常是開門見山，沒有相當於“敬啟者”的套頭。但是結尾卻還是裝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進步！”“祝好！”

一類，像“專此”“敬請大安”那樣分截的形式是不見了。“敬啟者”的淵源是很悠久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開頭一句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後世的“敬啟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現行的格式將稱呼在“敬啟者”前面不一樣。既用稱呼開頭，“敬啟者”原不妨省去；現在還因循的寫着，只是遺形物罷了。寫白話信的人不理會這個，也是自然而然的。“專此”“敬請大安”下面還有稱呼作全信的真結尾，也可算是遺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頭”差不多全剩了形式，這“套尾”多少還有一些意義，白話信里保存着它，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這一套兒有許多變化，表示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身分。如給父母去信，就須用“敬稟者”，“謹此”，“敬請福安”，給前輩去信，就須用“敬肅者”，“敬請道安”，給後輩去信，就須用“啟者”，“專泐”，“順問近佳”之類，用錯了是會讓人恥笑的———尊長甚至於還會生氣。白話信的結尾，雖然還沒講究到這些，但也有許多變化；那些變化卻只是修辭的變化，並不表明身分。因為是修辭的變化，所以不妨掉掉筆頭，來點新鮮花樣，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過總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關切才成。如“敬祝抗戰勝利”，雖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談”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膚廓些。又如“謹致民族解放的敬禮”，除非寫信人和受信人的雙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親切的毛病。這都有些像演說或作論的調子。修辭的變化，文言的結尾里也有。如“此頌文祺”，“敬請春安”，“敬頌日祉”，“恭請痊安”，等等，一時數不盡，這裏所舉的除“此頌文棋”是通用的簡式外，別的都是應時應景的式子，不能亂用。寫白話信的人既然不願扔掉結尾，似乎就該試試多造些表示身分以及應時應景的式子。只要下筆時略略用些心，這是並不難的。

最麻煩的要數稱呼了。稱呼對於口氣的關係最是直截的，一下筆就見出，拐不了彎兒。談話時用稱呼的時候少些，鬧了錯兒，還可以馬虎一些。寫信不能像談話那樣面對面的，用稱呼就得多些；鬧了錯兒，白紙上見黑字，簡直沒個躲閃的地方。文言信里稱呼的等級很繁多，再加上稱呼底下帶着的敬語，真是數不盡。開頭的稱呼，就是受信人的稱呼，有時還需要重疊，如“父母親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現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卻換了“學長我兄”之類；至於“父母親”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開頭的稱呼底下帶着的敬語，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詞，如“膝下”，“足下”；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遞給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們的“膝下”，“足下”，讓他或他們得閑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閣下”，“執事”；這表示只敢將信遞給“閣下”的公差，或“執事”的人，讓他們覷空兒轉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誰也不去注意那些意義，只當作敬語用罷了。但是這些敬語表示不同的身分，用的人是明白的。這些敬語還有一個緊要的用處。在信文里稱呼受信人有時只用“足下”，“閣下”，“執事”就成；這些縮短了，替代了開頭的那些繁瑣的詞兒。———信文里並有專用的簡短的稱呼，像“台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語，卻真的只是敬語，如“大鑒”，“台鑒”，“鈞鑒”，“勛鑒”，“道鑒”等，“有道”也是的。還有些只算附加語，不能算敬語，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覽”，“閱”，“見字”，“知悉”等，大概用於親近的人或晚輩。

結尾的稱呼，就是寫信人的自稱，跟帶着的敬語，現在還通用的，卻沒有這樣繁雜。“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見。光頭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後學”，“職”也只偶然看見。其餘還有“兒”，“侄”等；“世侄”也用得着，“愚侄”卻少———這年頭自稱“愚”的究竟少了。敬語是舊的“頓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見；“謹啟”太質樸，“再拜”太古老，“免冠”雖然新，卻又不今不古的，這些都少用。對尊長通用“謹上”，“謹肅”，“謹稟”———“叩稟”，“跪稟”有些稀罕了似的；對晚輩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話里用主詞句子多些，用來寫信，需要稱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話信的稱呼似乎最難。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經成了遺形物，用起來即使不至於覺着封建氣，即使不至於覺着滿是虛情假意，但是不親切是真的。要親切，自然得向“面談”里去找。可是我們口頭上的稱呼，還在演變之中，凝成定型的絕無僅有，難的便是這個。我們現在口頭上通用於一般人的稱呼，似乎只有“先生”。而這個“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麥歇”那樣真可以通用於一般人。譬如英國大學裏教師點名，總稱“密斯忒某某”，中國若照樣在點名時稱“某某先生”，大家就覺得客氣得過火點兒。“先生”之外，白話信里最常用的還有“兄”，口頭上卻也不大聽見。這是從文言信里借來稱呼比“先生”親近些的人的。按說十分親近的人，直寫他的名號，原也未嘗不可，難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親不到直呼名號的。

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詞兒———將來久假不歸，也未可知。

更難的是稱呼女人，劉半農先生曾主張將“密斯”改稱“姑娘”，卻只成為一時的談柄；我們口頭上似乎就沒有一個真通用的稱呼女人的詞兒。固然，我們常說“某小姐”，“某太太”，但寫起信來，麻煩就來了。開頭可以很自然的寫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里再稱呼卻就繞手；還帶姓兒，似乎不像信，不帶姓兒，又像丫頭老媽子們說話。只有我們口頭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帶姓兒，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還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頭上已經有這麼稱呼的———不過顯得太單調罷了。

至於寫白話信的人稱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從文言信里借來的，雖然口頭上自稱“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時候嫌不大客氣，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給普通男子寫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稱“弟”既不男不女的，稱“妹”顯然又太親近了，———正如開頭稱“兄”一樣。男人寫給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說，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話信的稱呼卻都不帶敬語，只自稱下有時裝上“鞠躬”，“謹啟”，“謹上”，也都是借來的，可還是懶得裝上的多。這不帶敬語，卻是歐化。那些敬語現在看來原夠膩味的，一筆勾銷，倒也利落，乾淨。

“五四”運動后，有一段兒還很流行稱呼的歐化。寫白話信的人開頭用“親愛的某某先生”或“親愛的某某”，結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摯的朋友某某”，是常見的，近年來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里。這一套大約是從英文信里抄襲來的。可是在英文裏，口頭的“親愛的”和信上的“親愛的”，親愛的程度迥不一樣。口頭的得真親愛的才用得上，人家並不輕易使喚這個詞兒；信上的不論你是誰，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得來那麼一個“親愛的”———用慣了，用濫了，完全成了個形式的敬語，像我們文言信里的“仁兄”似的。我們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們用“親愛的”，也不管他“親愛的”不“親愛的”。

可是寫成我們的文字，“親愛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親愛的———在我們的語言裏，“親愛”真是親愛，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礙眼，老覺着過火點兒；甚至還肉麻呢。再說“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摯的朋友”。有人曾說“我的朋友”是標榜，那是用在公開的論文裏的。我們雖然只談不公開的信，雖然普通用“朋友”這詞兒，並不能表示客氣，也不能表示親密，可是加上“你的”，大書特書，怕也免不了標榜氣。至於“真摯的”，也是從英文裏搬來的。毛病正和“親愛的”一樣。———當然，要是給真親愛的人寫信，怎麼寫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寵愛的叭兒狗”，都無不可，不過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論，只能以大方為主罷了。

白話信還有領格難。文言信里差不多是看不見領格的，領格表現在特種敬語裏。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書”，“手教”，“示”，“大著”，“鼎力”，“尊裁”，“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綿薄”，“鄙見”等等，比起別種程式，更其是數不盡。有些口頭上有，大部分卻是寫信寫出來的。這些足以避免稱呼的重複，並增加客氣。文言信除了寫給子侄，是不能用“爾”，“汝”，“吾”，“我”等詞的，若沒有這些敬語，遇到領格，勢非一再稱呼不可；雖然信文里的稱呼簡短，可是究竟嫌累贅些。這些敬語口頭上還用着的，白話信里自然還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等，但是這種非常之少。白話信里的領格，事實上還靠重複稱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樣。

稱呼的重複免不了累贅，“你”“我”相稱，對於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這裏我想起了“您”字。國語的“您”可用於尊長，是個很方便的敬詞———本來是複數，現在卻只用作單數。放在信里，作主詞也好，作領格也好，既可以減少那累贅的毛病，也不至於顯得太托熟似的。

寫信的種種程式，作用只在將種種不同的口氣標準化，只在將“面談”時的一些聲調錶情姿態等等標準化。熟悉了這些程式，無需句斟字酌，在口氣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難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寫信究竟不是“面談”，所以得這樣辦；那些程式有的並不出於“面談”，而是寫信寫出來的，也就是為此。各色各樣的程式，不是耍筆頭，不是掉槍花，都是實際需要逼出來的。

文言信里還不免殘存着一些不切用的遺物，白話信卻只嫌程式不夠用，所以我們不能偷懶，得斟酌情勢，多試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覺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話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氣的傳達上至多只能幫一半忙，那一半還得看怎麼寫信文兒。這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沒什麼可說的。不過這裏可以借一個例子來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樣不同的口氣。胡適之先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裁縫，花了許多錢送他兒子去念書。一天，他兒子來了一封信。

他自己不認識字。他的鄰居一個殺豬的倒識字，不過識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殺豬的看。殺豬的說信里是這樣的話，“爸爸！趕快給我拿錢來！

我沒有錢了，快給我錢！”裁縫說，“信里是這樣的說嗎！好！我讓他從中學到大學念了這些年書，念得一點禮貌都沒有了！”說著就難過起來。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牧師，就問他為什麼難過。他把原因一說，牧師說，“拿信來，我看看。”就接過信來，戴上眼鏡，讀道，“父親老大人，我現在窮得不得了了，請你寄給我一點錢罷！寄給我半鎊錢就夠了，謝謝你。”

裁縫高興了，就寄兩鎊錢給他兒子。（《中國禪學的發展史》講演詞，王石子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報》）有人說，日記和書信里，最能見出人的性情來，因為日記只給自己看，信只給一個或幾個朋友看，寫來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筆所之”。日記真不準備給人看，也許還可以“信筆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給人看的，雖然不能像演說和作論，可也不能只顧自己痛快，真的“信筆”寫下去。“如面談”不是胡帝胡天的，總得有“一點禮貌”，也就是一份客氣。客氣要大方，恰到好處，才是味兒，“如面談”是需要火候的。

（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1940年。）人話

在北平呆過的人總該懂得“人話”這個詞兒。小商人和洋車夫等等彼此動了氣，往往破口問這麼句話：

你懂人話不懂？———要不就說：你會說人話不會？

這是一句很重的話，意思並不是問對面的人懂不懂人話，會不會說人話，意思是罵他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這叫拐着彎兒罵人，又叫罵人不帶髒字兒。不帶髒字兒是不帶髒字兒，可到底是“罵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這個詞兒。他們生氣的時候也會說“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有“不像話”，“不成話”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話”這個詞兒。

“不像話”，“不成話”是沒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話”，“不說人話”來，還少拐了一個彎兒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後才說那些話，當著面大概他們是不說的。這就聽着火氣小，口氣輕似的，聽慣了這就覺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幾句來得斯文點兒，不像“人話”那麼野。其實，按字面兒說，“人話”倒是個含蓄的詞兒。

北平人講究規矩，他們說規矩，就是客氣。我們走進一家大點兒的鋪子，總有個夥計出來招待，哈哈腰說，“您來啦！”出來的時候，又是個夥計送客，哈哈腰說，“您走啦，不坐會兒啦？”這就是規矩。洋車夫看同夥的問好兒，總說，“您老爺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爺在那兒上學？”從不說“你爸爸”，“你媽媽”，“你兒子”，可也不會說“令尊”，“令堂”，“令郎”那些個，這也是規矩。有的人覺得這些都是假仁假義，假聲假氣，不天真，不自然。他們說北平人有官氣，說這些就是憑據。不過天真不容易表現，有時也不便表現。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面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機會，再說天真有時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愛的。所以得講規矩。規矩是調節天真的，也就是“禮”，四維之首的“禮”。禮須要調節，得有點兒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說是假。調節和做作是為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這兒是所謂“習慣成自然”。規矩也罷，禮也罷，無非教給人做人的道理。我們現在到過許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講究規矩並不壞，至少我們少碰了許多硬釘子。講究規矩是客氣，也是人氣，北平人愛說的那套話都是他們所謂“人話”。

別處人不用“人話”這個詞兒，只說講理不講理，雅俗通用。講理是講理性，講道理。所謂“理性”（這是老名詞，重讀“理”字，翻譯的名詞“理性”，重讀“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謂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現在人愛說“合理”，那個“理”的意思比“講理”的“理”寬得多。“講理”當然“合理”，這是常識，似乎用不着檢出西哲亞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說“人是理性的動物”。可是這句話還是用得着，“講理”是“理性的動物”的話，可不就是“人話”？不過不講理的人還是不講理的人，並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所包含着的意思。講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講茶”就常教人觸目驚心的。可是看字面兒，“你講理不講理？”的確比“你懂人話不懂？”“你會說人話不會？”和平點兒。“不講理”比“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多拐了個彎兒，就不至於影響人格了。所謂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人話”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說“理”這個詞兒其實有點兒灰色，趕不上“人話”那個詞兒鮮明，現在也許有人覺得還用得着這麼個鮮明的詞兒。不過向來的小商人洋車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鮮明了，鮮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這真是怪可惜的。

昆明《大國民報》，1943年。

論廢話

“廢話！”“別費話！”“少說費話！”都是些不客氣的語句，用來批評或阻止別人的話的。這可以是嚴厲的申斥，可以只是親密的玩笑，要看參加的人，說的話，和用這些語句的口氣。“廢”和“費”兩個不同的字，一般好像表示同樣的意思，其實有分別。舊小說里似乎多用“費話”，現代才多用“廢話”。前者着重在羅唆，羅唆所以無用；後者着重在無用，無用就覺羅唆。平常說“廢物”，“廢料”，都指斥無用，“廢話”正是一類。“費”是“白費”，“浪費”，雖然指斥，還是就原說話人自己着想，好像還在給他打算似的。“廢”卻是聽話的人直截指斥，不再拐那個彎兒，細味起來該是更不客氣些。不過約定俗成，我們還是用“廢”為正字。

道家教人“得意而忘言”，言既該忘，到頭兒豈非廢話？佛家告人真如“不可說”，禪宗更指出“開口便錯”：所有言說，到頭兒全是廢話。他們說言不足以盡意，根本懷疑語言，所以有這種話。說這種話時雖然自己暫時超出人外言外，可是還得有這種話，還得用言來“忘言”，說那“不可說”的。這雖然可以不算矛盾，卻是不可解的連環。所有的話到頭來都是廢話，可是人活着得說些廢話，到頭來廢話還是不可廢的。道學家教人少作詩文，說是“玩物喪志”，說是“害道”，那麼詩文成了廢話，這所謂詩文指表情的作品而言。但是詩文是否真是廢話呢？

跟着道家佛家站在高一層看，道學家一切的話也都不免廢話；讓我們自己在人內言內看，詩文也並不真是廢話。人有情有理，一般的看，理就在情中，所以俗話說“講情理”。俗話也可以說“講理”，“講道理”，其實講的還是“情理”；不然講死理或死講理怎麼會叫做“不通人情”呢？道學家只看在理上，想要將情抹殺，詩文所以成了廢話。但誰能無情？誰不活在情里？人一輩子多半在表情的活着；人一輩子好像總在說理，敘事，其實很少同時不在不知不覺中表情的。“天氣好！”“吃飯了？”豈不都是廢話？可是老在人嘴裏說著。看個朋友商量事兒，有時得閑閑說來，言歸正傳，寫信也常如此。外交辭令更是不着邊際的多。———戰國時觸龍言說趙

太后，也正仗着那一番廢話。再說人生是個動，行是動，言也是動；人一輩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輩子說話作文，若是都說道理，那有這麼多道理？況且誰能老是那麼矜持着？人生其實多一半在說廢話。詩文就是這種廢話。得有點廢話，我們才活得有意思。

不但詩文，就是兒歌，民謠，故事，笑話，甚至無意義的接字歌，繞口令等等，也都給人安慰，讓人活得有意思。所以兒童和民眾愛這些廢話，不但兒童和民眾，文人，讀書人也漸漸愛上了這些。英國吉士特頓曾經提倡“無意義的話”，並曾推薦那本《無意義的書》，正是兒歌等等的選本。這些其實就可以譯為“廢話”

和“廢話書”，不過這些廢話是無意義的。吉士特頓大概覺得那些有意義的廢話還不夠“廢”的，所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繁劇的現代生活里，這種無意義的廢話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給我們休息，讓我們暫時忘記一切。這是受用，也就是讓我們活得有意思。———就是說理，有時也用得着廢話，如邏輯家無意義的例句“張三是大於”，“人類是黑的”等。這些廢話最見出所謂無用之用；那些有意義的，其實也都以無用為用。有人曾稱一些學者為“有用的廢物”，我們也不妨如法炮製，稱這些有意義的和無意義的廢話為“有用的廢話”。廢是無用，到頭來不可廢，就又是有用了。

話說回來，廢話都有用么？也不然。漢代申公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就是廢話。為政該表現於行事，空言不能起信；無論怎麼好聽，怎麼有道理，不能兌現的支票總是廢物，不能實踐的空言總是廢話。這種巧語花言到頭來只教人感到欺騙，生出怨望，我們無須“多言”，大家都明白這種廢話真是廢話。有些人說話愛跑野馬，鬧得“游騎無歸”。有些人作文“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但是離題萬里跑野馬，若能別開生面，倒也很有意思。只怕老在圈兒外兜圈子，兜來兜去老在圈兒外，那就千言萬語也是白饒，只教人又膩味又着急。這種才是“知難”；正為不知，所以總說不到緊要去處。這種也真是廢話。還有人愛重複別人的話。別人演說，他給提綱挈領；別人談話，他也給提綱挈領。若是那演說談話夠複雜的或者夠雜亂的，我們倒也樂意有人這麼來一下。可是別人說得清清楚楚的，他還要來一下，甚至你自己和他談話，他也要對你來一下———妙在絲毫不覺，老那麼津津有味的，真教人啼笑皆非。其實誰能不重複別人的話，古人的，今人的？但是得變化，加上時代的色彩，境地的色彩，或者自我的色彩，總讓人覺着有點兒新鮮玩意兒才成。不然真是廢話，無用的廢話！

《生活文藝》，1944年。

很好

“很好”這兩個字真是掛在我們嘴邊兒上的。我們說，“你這個主意很好。”

“你這篇文章很好。”“張三這個人很好。”“這東西很好。”人家問，“這件事如此這般的辦，你看怎麼樣？”我們也常常答道，“很好。”有時順口再加一個，說“很好很好”。或者不說“很好”，卻說“真好”，語氣還是一樣，這麼說，我們不都變成了“好好先生”了么？我們知道“好好先生”不是無辨別的蠢才，便是有城府的鄉愿。鄉愿和蠢才儘管多，但是誰也不能相信常說“很好”，“真好”的都是蠢才或鄉愿。平常人口頭禪的“很好”或“真好”，不但不一定“很”好或“真”好，而且不一定“好”；這兩個語其實只表示所謂“相當的敬意，起碼的同情”罷了。

在平常談話里，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一個人處處講真理，事事講真理，不但知識和能力不許可，而且得成天兒和別人鬧彆扭；這不是活得不耐煩，簡直是沒法活下去。自然一個人總該有認真的時候，但在不必認真的時候，大可不必認真；讓人家從你嘴邊兒上得着一點點敬意和同情，保持彼此間或濃或淡的睦誼，似乎也是在世為人的道理。說“很好”或“真好”，所着重的其實不是客觀的好評而是主觀的好感。用你給聽話的一點點好感，換取聽話的對你的一點點好感，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你若是專家或者要人，一言九鼎，那自當別論；你不是專家或者要人，說好說壞，一般兒無足重輕，說壞只多數人家背地裏議論你嘴壞或脾氣壞而已，那又何苦來？就算你是專家或者要人，你也只能認真的批評在你門檻兒里的，世界上沒有萬能的專家或者要人，那麼，你在說門檻兒外的話的時候，還不是和別人一般的無足重輕？還不是得在敬意和同情上着眼？我們成天聽着自己的和別人的輕輕兒的快快兒的“很好”或“真好”的聲音，大家肚子裏反正明白這兩個語的分量。若有人希圖別人就將自己的這種話當作確切的評語，或者簡直將別人的這種話當作自己的確切的評語，那才真是鄉愿或蠢才呢。

我說“輕輕兒的”，“快快兒的”，這就是所謂語氣。只要那麼輕輕兒的快快兒的，你說“好得很”，“好極了”，“太好了”，都一樣，反正不痛不癢的，不過“很好”，“真好”說著更輕快一些就是了。可是“很”字，“真”字，“好”字，要有一個說得重些慢些，或者整個兒說得重些慢些，分量就不同了。至少你是在表示你喜歡那個主意，那篇文章，那個人，那東西，那辦法，等等，即使你還不敢自信你的話就是確切的評語。有時並不說得重些慢些，可是前後加上些字兒，如“很好，咳！”“可真好。”“我相信張三這個人很好。”“你瞧，這東西真好。”也是喜歡的語氣。“好極了”等語，都可以如法炮製。

可是你雖然“很”喜歡或者“真”喜歡這個那個，這個那個還未必就“很”

好，“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你雖然加重的說了，所給予聽話人的，還只是多一些的敬意和同情，並不能闡發這個那個的客觀的價值。你若是個平常人，這樣表示也盡夠教聽話的滿意了。你若是個專家，要人，或者准專家，准要人，你要教聽話的滿意，還得指點出“好”在那裏，或者怎樣怎樣的“好”。這才是聽話的所希望於你們的客觀的好評，確切的評語呢。

說“不錯”，“不壞”，和“很好”，“真好”一樣；說“很不錯”，“很不壞”

或者“真不錯”，“真不壞”，卻就是加字兒的“很好”，“真好”了。“好”只一個字，“不錯”，“不壞”都是兩個字；我們說話，有時長些比短些多帶情感，這裏正是個例子。“好”加上“很”或“真”才能和“不錯”，“不壞”等量，“不錯”，“不壞”再加上“很”或“真”，自然就比“很好”，“真好”重了。可是說“不好”卻乾脆的是不好，沒有這麼多陰影。像舊小說里常見到的“說聲‘不好’”

和舊戲裏常聽到的“大事不好了”，可為代表。這裏的“不”字還保持着它的獨立的價值和否定的全量，不像“不錯”，“不壞”的“不”字已經融化在成語裏，沒有多少勁兒。本來呢，既然有膽量在“好”上來個“不”字，也就無需乎再躲躲閃閃的；至多你在中間夾上一個字兒，說“不很好”，“不大好”，但是聽起來還是差不多的。

話說回來，既然不一定“很”好或“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不一定“好”，為什麼不沉默呢？不沉默，卻偏要說點兒什麼，不是無聊的敷衍嗎？但是沉默並不是件容易事，你得有那種忍耐的功夫才成。沉默可以是“無意見”，可以是“無所謂”，也可以是“不好”，聽話的卻頂容易將你的沉默解作“不好”，至少也會覺着你這個人太冷，連嘴邊兒上一點點敬意和同情都吝惜不給人家。在這種情景之下，你要不是生就的或煉就的冷人，你忍得住不說點兒什麼才怪！要說，也無非“很好”，“真好”這一套兒。人生於世，遇着不必認真的時候，樂得多愛點兒，少恨點兒，似乎說不上無聊；敷衍得別有用心才是的，隨口說兩句無足重輕的好聽的話，似乎也還說不上。

我屢次說到聽話的。聽話的人的情感的反應，說話的當然是關心的。誰也不樂意看尷尬的臉是不是？廉價的敬意和同情卻可以遮住人家尷尬的臉，利他的原來也是利己的；一石頭打兩鳥兒，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又何樂而不為呢？世上固然有些事是當面的容易，可也有些事兒是當面的難。就說評論好壞，背後就比當面自由些。這不是說背後就可以放冷箭說人家壞話。一個人自己有身分，旁邊有聽話的，自愛的人那能幹這個！這只是說在人家背後，顧忌可以少些，敬意和同情也許有用不着的時候。雖然這時候聽話的中間也許還有那個人的親戚朋友，但是究竟隔了一層；你說聲“不很好”或“不大好”，大約還不至於見着尷尬的臉的。當了面就不成。當本人的面說他這個那個“不好”，固然不成，當許多人的面說他這個那個“不好”，更不成。當許多人的面說他們都“不好”，那簡直是以寡敵眾；只有當許多人的面泛指其中一些人這點那點“不好”，也許還馬虎得過去。所以平常的評論，當了面大概總是用“很好”，“真好”的多。———背後也說“很好”，“真好”，那一定說得重些慢些。

可是既然未必“很”好或者“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說一個“好”還不成么？為什麼必得加上“很”或“真”呢？本來我們回答“好不好？”

或者“你看怎麼樣？”等問題，也常常只說個“好”就行了。但是只在答話里能夠這麼辦，別的句子裏可不成。一個原因是我國語言的慣例。單獨的形容詞或形容語用作句子的述語，往往是比較級的。如說“這朵花紅”，“這花朵素凈”，“這朵花好看”，實在是“這朵花比別的花紅”，“這朵花比別的花素凈”，“這朵花比別的花好看”的意思。說“你這個主意好”，“你這篇文章好”，“張三這個人好”，“這東西好”，也是“比別的好”的意思。另一個原因是“好”這個詞的慣例。句里單用一個“好”字，有時實在是“不好”。如厲聲指點着說“你好！”或者搖頭笑着說，“張三好，現在竟不理我了。”“他們這幫人好，竟不理這個碴兒了。”因為這些，要表示那一點點敬意和同情的時候，就不得不重話輕說，借用到“很好”或“真好”兩個語了。

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1939年。

是嘍嘛

初來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學會了“是嘍嘛”這句話。這見出“是嘍嘛”在昆明，也許在雲南罷，是一句普遍流行的應諾語。別地方的應諾語也很多，像“是嘍嘛”這樣普遍流行的似乎少有，所以引起初來的人的趣味。初來的人學這句話，一面是鬧著玩兒，正和到別的任何一個新地方學着那地方的特別話的心情一樣。譬如到長沙學着說“毛得”，就是如此。但是這句話不但新奇好玩兒，簡直太新奇了，乍聽不慣，往往覺得有些不客氣，特別是說在一些店員和人力車夫的嘴裏。他們本來不太講究客氣，而初來的人跟他們接觸最多；一方面在他們看來，初來的人都是些趾高氣揚的外省人，也有些不順眼。在這種小小的摩擦里，初來的人左聽是一個生疏的“是嘍嘛”，右聽又是一個生疏的“是嘍嘛”，不知不覺就對這句話起了反感，學着說，多少帶點報復的意味。

“是嘍嘛”有點像紹興話的“是唉”格嘴，“是唉”讀成一個音，那句應諾語乍聽起來有時候也好像帶些不客氣。其實這兩句話都可以算是平調，固然也跟許多別的話一樣可以說成不客氣的強調，可還是說平調的多。

現在且只就“是嘍嘛”來看。“嘍”字大概是“了”字的音轉，這“嘍”字是肯定的語助詞。“嘛”字是西南官話里常用的語助詞，如說“吃嘛”，“看嘛”，“聽嘛”，“睡嘛”，“唱嘛”，還有“振個嘛”，“振”是“這們”的合音，“個”相當於“樣”，好像是說“這們着罷”。“是嘍”或“是了”並不特別，特別的是另加的“嘛”字的煞尾。這個煞尾的語助詞通常似乎表示着祈使語氣，是客氣的請求或不客氣的命令。在“是嘍嘛”這句話里卻不一樣，這個“嘛”似乎只幫助表示肯定的語氣，對於“是嘍”有加重或強調的作用。也許就是這個肯定的強調，引起初來的人的反感。但是日子久了，聽慣了，就不覺其為強調了；一句成天在嘴上在耳邊的話，強調是會變為平調的。昆明人還說“好嘍嘛”，語氣跟“是嘍嘛”一樣。

昆明話的應諾語還有“是口乃”這一句，也是別地方沒有的。它的普遍的程度，不如“是嘍嘛”，卻在別的應諾語之上。前些時有個雲南朋友（他不是昆明人）告訴我，“是口乃”是舊的說法，“是嘍嘛”是新的。我疑心他是依據這兩句話普遍的程度而自己給定出的解釋。據我的觀察，“是口乃”是女人和孩子說的多，是一句客氣的應諾語。“是口乃”就是“是呢”，“呢”字在這裏也用作肯定的語助詞。北平話讀“呢”為“哪”，例如說，“還沒有來哪”，“早着哪”，都是平調，可不說“是哪”。昆明讀成“口乃”，比“哪”字顯着細聲細氣的，所以覺得客氣；男人不大愛說，也許就為了這個原故。

從字音上說，“嘍”字的子音（l）比“口乃”字的子音（n）硬些，“嘛”字的母音（α）比“口乃”字的母音（ei）寬些，所以“嘍嘛”這個語助詞顯得粗魯些。

“是嘍嘛”這句話，若將“是”字或“嘛”字重讀或拖長，就真成了不客氣的強調。聽的人覺得是在受教訓似的，像一位前輩先生老氣橫秋的向自己說，“你的話算說對啦！”要不然，就會覺得說話的是在厭煩自己似的，他好像是說，“得勒，別廢話啦！”“是口乃”這句話卻不相同，它帶點兒嫩氣，總是客客氣氣的。昆明人也說“好口乃”，跟“好嘍嘛”在語氣上的分別，和兩個“是”字句一樣。

昆明話的應諾語，據我所聽到的，還有兩個。一個是“是噢！”說起來像一個多少的“少”字。這是下對上的應諾語，有如北平的“着”字，但是用的很少，比北平的“着”字普遍的程度差得多。又一個是“是的嘍口沙”。有一回走過菜市，聽見一個外省口音的太太向一個賣東西的女人說，“我常買你的！”那女人應着“是的嘍口沙”，下文卻不知怎麼樣。這句話似乎也是強調轉成了平調，別處倒也有的。

上面說起“着”字，我想到北平的應諾語。北平人說“是得（的）”，是平調。“是呀”帶點同情，是“你說著了”的味兒。“可不是！”“可不是嗎！”比“是呀”同情又多些。“是啊？”表示有點兒懷疑，也許不止一點兒懷疑，可是只敢或者只願意表示這一點兒。“是嗎？”懷疑就多一些，“是嗎！”卻帶點兒驚。這些都不特別另加語助詞，都含着多多少少的客氣。

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1939年。

不知道

世間有的是以不知為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知識的誠實。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經難，承認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難。一般人在知識上總愛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願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蘇格拉底也早看出這個毛病，他可總是盤問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認不知道而止。他是為真理。那些受他盤問的人，讓他一層層逼下去，到了兒無可奈何，才只得承認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點兒躲閃的地步，這班人一定還要強詞奪理，不肯輕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話的。在知識上肯坦白的承認自己不知道的，是個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聖人，也該是君子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並且讓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這是誠實，是勇敢。孔子說“是知也”，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謂自知之明。

世間可也有以不知為妙的人。《莊子·齊物論》記着：嚙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三問而三不知。最後嚙缺問道，“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測，還有什麼利害呢！他雖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並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還是一個不知。所以《應帝王》裏說，“嚙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嚙缺因躍而大喜。”庄學反對知識，王倪才會說知也許是不知，不知也許是知———再進一層說，那神妙不測的境界簡直是個不可知。王倪的四個不知道使嚙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躍而大喜”。這是不知道的妙處，知道了妙處就沒有了。《桃花源》裏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太上隱者“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人與自然為一，也是個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為妙的。章回小說敘到一位英雄落難，正在難解難分的生死關頭，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叫做“賣關子”。

作書的或“說話的”明知道那英雄的性命如何，“看官”或聽書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卻賣痴賣獃的裝作不知道，愣說不知道。他知道大家關心，急着要知道，卻偏偏且不說出，讓大家更擔心，更着急，這才更不能不去聽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這兒。再說少男少女未結婚的已結婚的提到他們的愛人或伴兒，往往只禿頭說一個“他”或“她”字。你若問他或她是誰，那說話的會賭氣似的答你，“不知道！”賭氣似的是為你明知故問，害羞帶撒嬌可是一大半兒。孩子在賭氣的時候，你問什麼，他往往會給你一個“不知道！”專心的時候也會如此。就是不賭氣不專心的時候，你若問到他忌諱或瞞人的話，他還會給你那個“不知道！”而且會賭起氣來，至少也會賭氣似的。孩子們總還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這些個不知道其實是“不告訴你！”或“不理你！”或“我管不着！”

有些脾氣不好的成人，在脾氣發作的時候也會像孩子似的，問什麼都不知道。

特別是你弄壞了他的東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麼辦的時候，他的第一句答話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個“不知道！”這幾說的還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夠受的。———孩子遇見這種情形，大概會哭鬧一場，可是哭了鬧了就完事，倒不像成人會放在心裏的。———這個“不知道！”其實是“不高興說給你！”成人也有在專心的時候問什麼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謂忘性兒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兒忘，一半兒裝。忌諱的或瞞人的話，成人的比孩子的多而複雜，不過臨到人家問着，他大概會用輕輕的一個“不知道”遮掩過去；他不至於動聲色，為的是動了聲色反露出馬腳。至於像“你這個人真是，不知道利害！”還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這兒的不知道卻一半兒認真，一半鬧著玩兒。認真是真不知道，因為誰能知道呢？你可以說：“天知道你這個人多利害！”“鬼知道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還是一樣的語氣。“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沒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沒有人知道，還要說“不知道”，不是費話？鬧著玩兒？鬧着玩可並非沒有意義，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為了加重語氣，為了強調“你這個人多利害”，“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那兩句話。

世間可也有成心以知為不知的，這是世故或策略。俗語道，“一問三不知”，就指的這種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擔責任，所以老是給你一個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沒有說什麼，鬧出了大小錯兒是你們的，牽不到他身上去。這個可以說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師在教室里問學生的書，學生回答“不知道”。也許他懶，沒有看書，答不出；也許他看了書，還弄不清楚，想着答錯了還不如回一個不知道，老師倒可以多原諒些。后一個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運動的時候，北平有些學生被警察廳逮去送到法院。學生會請劉崇佑律師作辯護人。劉先生教那些學生到法院受訊的時候，對於審判官的問話如果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或者怕出了岔兒，就乾脆說一個“不知道”。真的，你說“不知道”，人家抓不着你的把柄，派不着你的錯處。從前用刑訊，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逼得你說“知道”，現在的審判官卻只能盤問你，用話套你，逼你，或誘你，說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着，多說些個“不知道”，審判官也沒法奈何你。這個不知道更顯然是策略。不過這策略的運用還在乎人。老辣的審判官在一大堆費話里夾帶上一兩句要緊話，讓你提防不着，也許你會漏出一兩個知道來，就定了案，那時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變成廢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這策略的，是政府人員在回答新聞記者的問話的時候。記者若是提出不能發表或不便發表的內政外交問題來，政府發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總得答話，可是又着不得一點兒邊際，所以有些左右為難。固然他有時也可以“默不作聲”，有時也可以老實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這麼辦得發言人的身分高或問題的性質特別嚴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發言人可以只說“不知道”，既得體，又比較婉轉。

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無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語氣略覺輕些。至於發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兒，可以不論。現代需用這一個不知道的機會很多，每回的局面卻不完全一樣。發言人斟酌當下的局面，有時將這句話略加變化，說得更婉轉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記者不至於窘着走開去。

這也可以說是新的人情世故，這種新的人情世故也許比老的還要來得微妙些。

這個“不知道”的變化，有時只看得出一個“不”字。例如說，“未獲得續到報告之前，不能討論此事”，其實就是“現在無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國赫爾國務卿接見記者時，“某記者問，外傳美國遠東戰隊已奉令集中菲律賓之加維特之說是否屬實。赫爾答稱，‘微君言，余固不知此事。’”從現在看，赫爾的話大概是真的，不過在當時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辭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上會晤，華盛頓六日國際社電———“海軍當局宣稱：當局接得總統所發波多馬克號遊艇來電，內稱遊艇現正沿海岸緩緩前進；電訊中並未提及總統將赴海上某地與英首相會晤。”這是一般的宣告，因為當時全世界都在關心這件事。但是宣告裏只說了些閑話，緊要關頭卻用“電訊中並未提及”一句遮掩過去，跟沒有說一樣。還有，威爾基去年從英國回去，參議員克拉克問他，“威爾基先生，你在周遊英倫時，英國希望美國派艦護送軍備，你有些知道嗎？”威爾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過這樣的願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動得多；參議員不是新聞記者，威爾基不能不更婉轉些，更謹慎些———，可是結果也還是一個“無可奉告”。

這個不知道有時甚至會變成知道，不過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兒，你摸不着頭腦，還是一般無二。前年十月八日華盛頓國際社電，說羅斯福總統“恐亞洲局勢因滇緬路重開而將發生突變”，“日來屢與空軍作戰部長史塔克，海軍艦隊總司令李卻遜，及前海軍作戰部長現充國防顧問李海等三巨頭會商。總統並於接見記者時稱，彼等會談時僅研究地圖而已云云。”“僅研究地圖而已”是答應了“知道”，但是這樣輕描淡寫的，還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總理孟席爾到美國去，謁見羅斯福總統，“會談一小時之久。后孟氏對記者稱：吾人僅對數項事件，加以討論，吾人實已經行地球一周，結果極令人振奮雲。澳駐美公使加賽旋亦對記者稱，澳總理與總統所商談者為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經行地球一周”，“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知道”的圈兒越大，圈兒里“不知道”的就越多。

這個不知道還會變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華盛頓合眾社電，說記者“問總統對於野村大使所謂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須彌縫，有何感想。總統避不作答，僅謂現已有人以此事詢諸赫爾國務卿矣。”已經有人去問赫爾國務卿，國務卿知道，總統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華盛頓合眾社電，說羅斯福總統今日接見記者，說“美國過去曾兩次不宣而戰，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盜，曾於一八八三年企圖封鎖地中海上美國之航行。第二次美將派海軍至印度，以保護美國商業，打擊英、法、西之海盜。”“記者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盜式之人物乎？’總統稱，‘請諸君自己判斷可也。’”“諸君自己判斷”，你們自己知道，總統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還用發言人的“我”說什麼呢？———這種種的變形，有些雖面目全非，細心吟味，卻都從那一個不知道脫胎換骨，不過很微妙就是了。

發言人臨機應變，盡可層出不窮，但是百變不離其宗；這個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當代評論》，1942年。

話中有鬼

不管我們相信有鬼或無鬼，我們的話里免不了有鬼。我們話里不但有鬼，並且鑄造了鬼的性格，描畫了鬼的形態，賦與了鬼的才智。憑我們的話，鬼是有的，並且是活的。這個來歷很多，也很古老，我們有的是鬼傳說，鬼藝術，鬼文學。但是一句話，我們照自己的樣子創出了鬼，正如宗教家的上帝照他自己的樣子創出了人一般。鬼是人的化身，人的影子。我們討厭這影子，有時可也喜歡這影子。正因為是自己的化身，才能說得活靈活現的，才會老掛在嘴邊兒上。

“鬼”通常不是好詞兒。說“這個鬼！”是在罵人，說“死鬼”也是的。還有“煙鬼”，“酒鬼”，“饞鬼”等，都不是好話。不過罵人有怒罵，也有笑罵；怒罵是恨，笑罵卻是愛———俗語道，“打是疼，罵是愛”，就是明證。這種罵儘管罵的人裝得牙痒痒的，挨罵的人卻會覺得心痒痒的。女人喜歡罵人“鬼……”“死鬼！”大概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刻薄鬼”，“嗇刻鬼”，“小氣鬼”等，雖然不大惹人愛似的，可是笑嘻嘻的罵著，也會給人一種熱，光卻不會有———鬼怎麼會有光？光天化日之下怎麼會有鬼呢？固然也有“白日見鬼”這句話，那跟“見鬼”，“活見鬼”

一樣，只是說你“與鬼為鄰”，說你是個鬼。鬼沒有陽氣，所以沒有光。所以只有“老鬼”，“小鬼”，沒有“少鬼”，“壯鬼”，老年人跟小孩子陽氣差點兒，憑他們的年紀就可以是鬼，青年人，中年人陽氣正盛，不能是鬼。青年人，中年人也可以是鬼，但是別有是鬼之道，不關年紀。“閻王好見，小鬼難當”，那“小”的是地位，所以可怕可恨；若憑年紀，“老鬼”跟“小鬼”倒都是恨也成，愛也成。———若說“小鬼頭”，那簡直還親親兒的，熱熱兒的。又有人愛說“鬼東西”，那也還只是鬼，“鬼”就是“東西”，“東西”就是“鬼”。總而言之，鬼貪，鬼小，所以“有錢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陰氣，是黑暗的東西。人也貪，也小，也有黑暗處，鬼其實是代人受過的影子。所以我們只說“好人”，“壞人”，卻只說“壞鬼”；恨也罷，愛也罷，從來沒有人說“好鬼”。

“好鬼”不在話下，“美鬼”也不在話下，“丑鬼”倒常聽見。說“鬼相”，說“像個鬼”，也都指鬼而言。不過丑的未必就不可愛，特別像一個女人說：“你看我這副鬼相！”“你看我像個鬼！”她真會想教人討厭她嗎？“做鬼臉”也是鬼，可是往往惹人愛，引人笑。這些都是丑得有意思。“鬼頭鬼腦”不但丑，並且丑得小氣。

“鬼膽”也是小的，“鬼心眼兒”也是小的。“鬼胎”不用說的怪胎，“懷着鬼胎”

不用說得擔驚害怕。還有，書上說，“冷如鬼手馨！”鬼手是冰涼的，屍體原是冰涼的。“鬼叫”，“鬼哭”都刺耳難聽。———“鬼膽”和“鬼心眼兒”卻有人愛，為的是怪可憐見的。從我們話里所見的鬼的身體，大概就是這一些。

再說“鬼鬼祟祟的”雖然和“鬼頭鬼腦”差不多，可只描畫那小氣而不光明的態度，沒有指出身體部分。這就跟着“出了鬼！”“其中有鬼！”固然，“鬼”，“詭”同音，但是究竟因“鬼”而“詭”，還是因“詭”而“鬼”，似乎是個兜不完的圈子。我們也說“出了花樣”，“其中有花樣”，“花樣”正是“詭”，是“譎”；鬼是詭譎不過的，所以花樣多的人，我們說他“鬼得很！”書上的“鬼蜮伎倆”，口頭的“鬼計多端”，指的就是這一類人。這種人只惹人討厭招人恨，誰愛上了他們才怪！這種人的話自然常是“鬼話”。不過“鬼話”未必都是這種人的話，有些居然娓娓可聽，簡直是“昵昵兒女語”，或者是“海外奇談”。說是“鬼話”！儘管不信可是愛聽的，有的是。尋常誑語也叫做“鬼話”，王爾德說得有理，誑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撒得好。鬼並不老是那麼精明，也有馬虎的時候，說這種“無關心”的“鬼話”，就是他馬虎的時候。寫不好字叫做“鬼畫符”，做不好活也叫做“鬼畫符”，都是馬馬虎虎的，敷敷衍衍的。若連不相干的“鬼話”都不愛說，“符”也不愛“畫”，那更是“懶鬼”。“懶鬼”還可以希望他不懶，最怕的是“鬼混”，“鬼混”就簡直沒出息了。

從來沒有聽見過“笨鬼”，鬼大概總有點兒聰明，所謂“鬼聰明”。“鬼聰明”

雖然只是不正經的小聰明，卻也有了不起處。“什麼鬼玩意兒！”儘管你瞧不上眼，他的可是一套玩意兒。你笑，你罵，你有時笑不得，哭不得，總之，你不免讓“鬼玩意兒”耍一回。“鬼聰明”也有正經的，書上叫做“鬼才”。李賀是唯一的號為“鬼才”的詩人，他的詩濃麗和幽險，森森然有鬼氣。更上一層的“鬼聰明”，書上叫做“鬼工”；“鬼工”險而奇，非人力所及。這詞兒用來誇讚佳山水，大自然的創作，但似乎更多用來誇讚人們文學的和藝術的創作。還有“鬼斧神工”，自然奇妙，也是這一類頌辭。借了“神”的光，“鬼”才能到這“自然奇妙”的一步，不然只是“險而奇”罷了。可是借光也大不易，論書畫的將“神品”列在第一，絕不列“鬼品”，“鬼”到底不能上品，真也怪可憐的。

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增刊》，1944年。

人生的一角之輯

正義

人間的正義是在那裏呢？

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裏！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着大批的正義么？但白白的擱在心裏，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裏，總要吃它乾淨，兩箱衣服堆在屋裏，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捨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衣服的一個扣兒。———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的尋覓着。這個葫蘆里賣的什麼葯？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正義可以做幌子，一個漂亮的幌子，所以誰都願意念着它的名字。“我是正經人，我要做正經事”，誰都向他的同伴這樣隱隱的自詡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詡”

之外，正義對於他還有什麼作用呢？他獨自一個時，在生人中間時，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創造“自己的正義”了！他所給予正義的，只是讓它的影兒在他的唇邊閃爍一番而已。但是，這畢竟不算十分孤負正義，比那憑着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還勝一籌。可怕的正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他嘴裏唱着正義的名字，手裏卻滿滿的握着罪惡；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籤條送了去。社會憑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籤條，欣然受了這份禮；就是明知道是罪惡，也還是欣然受了這份禮！易卜生“社會棟樑”一齣戲，就是這種情形。這種人的唇邊，雖更頻繁的閃爍着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只怕早已霉了，爛了，且將毀滅了。在這些人里，我見不着正義！

在親子之間，師傅學徒之間，軍官兵士之間，上司屬僚之間，似乎有正義可見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順從他們長上的，長上要施行正義於他們，他們誠然是不“能”違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類話也說出來了。他們發見有形的撲鞭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後，怎敢去違抗呢？長上們憑着威權的名字施行正義，他們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問他們，“信么？服么？”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甚至還奮起他們的雙拳呢！這正是因為長上們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這種正義只能由長上行於卑幼，卑幼是不能行於長上的，所以是偏頗的；這種正義只能施於卑幼，而不能施於他人，所以是破碎的；這種正義受着威權的鼓弄，有時不免要擴大到它的應有的輪廓之外，那時它又是肥大的。這些仍舊只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我在這等人里，仍舊見不着它！

在沒有威權的地方，正義的影兒更彎曲了。名位與金錢的面前，正義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兒！他們未必願意如此的，但是一當了面，估量着對手的名位，就不免心裏一軟，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於是不知不覺的就敷衍起來了。至於平常的人，偶然見了所謂名流，也不免要吃一驚，那時就是心裏有一百二十個不以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樣子，以表傾慕之誠。所以一班達官通人，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他們所做的都是合於正義的，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了！———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與否了。呀！這樣，正義豈不已經淪亡了？卻又不然。須知我只說“面前”是無正義的，“背後”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着。社會的維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這背後的正義罷。但是背後的正義，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為隔開一層，不由的就單弱了。

一個為富不仁的人，背後雖然免不了人們的指謫，面前卻只有恭敬。一個華服翩翩的人，犯了違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讓他五分。這就是我們的正義了！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後的，而在極親近的人間，有時連這個背後的正義也沒有！因為太親近了，什麼也可以原諒了，什麼也可以馬虎了，正義就任怎麼彎曲也可以了。

背後的正義只有在生疏的人們間。生疏的人們間，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自然可以用上正義這個幌子。至於一定要到背後才叫出正義來，那全是為了情面的緣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種同情，一種廉價的同情。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廉價的東西，在正義與情面兩者中，就儘先取了情面，而將正義放在背後。在極親近的人間，情面的優先權到了最大限度，正義就幾乎等於零，就是在背後也沒有了。背後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義就大大的不同，啟發與戒懼的功能都如攙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於是仍舊只算是一個彎曲的影兒。在這些人里，我更見不着正義！

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那裏呢？滿藏在我們心裏！為什麼不取出來呢？它沒有優先權！在我們心裏，第一個尖兒是自私，其餘就是威權，勢力，親疏，情面等等；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你想，時候已經晚了，它還有出台的機會么？沒有！所以你要正義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讓它做第一個尖兒。

你得憑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你還得抖擻精神，準備一副好身手，因為它是初出台的角兒，搗亂的人必多，你得準備着打———不打不成相識呀！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那時我們就能從容的瞻仰正義的面目了。

《我們的七月》，1924年。

論自己

翻開辭典，“自”字下排列着數目可觀的成語，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

這中間包括着一大堆哲學，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詩文和廢話，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劇。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漢”，有這麼些可說的，值得說值不得說的！難怪紐約電話公司研究電話里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話中會發現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這“我”字便是自己稱自己的聲音，自己給自己的名兒。

自愛自憐！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漢也難免的，何況區區尋常人！冷眼看去，也許只覺得那枉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這隻見了真理的一半兒。掉過臉兒來，自愛自憐確也有不得不自愛自憐的。幼小時候有父母愛憐你，特別是有母親愛憐你。到了長大成人，“娶了媳婦兒忘了娘”，娘這樣看時就不必再愛憐你，至少不必再像當年那樣愛憐你。———女的呢，“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做母親的雖然未必這樣看，可是形格勢禁而且鞭長莫及，就是愛憐得着，也只算找補點罷了。愛人該愛憐你？然而愛人們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誰能說“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麼回事兒？趕到愛人變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兒愛憐你。你有時候會病，“久病床前無孝子”，太太怕也夠倦的，夠煩的。住醫院？好，假如有運氣住到像當年北平協和醫院樣的醫院裏去，倒是比家裏強得多。但是護士們看護你，是服務，是工作；也許夾上點兒愛憐在裏頭，那是“好生之德”，不是愛憐你，是愛憐“人類”。———你又不能老呆在家裏，一離開家，怎麼著也算“作客”；那時候更沒有愛憐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兒，那能教他將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屬員或僕役伺候你，那———說得上是愛憐么？總而言之，天下第一愛憐自己的，只有自己；自愛自憐的道理就在這兒。

再說，“大丈夫不受人憐。”窮有窮干，苦有苦幹；世界那麼大，憑自己的身手，那兒就打不開一條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臉咳聲嘆氣的！愁眉苦臉不順耳，別人會來愛憐你？自己免不了傷心的事兒，咬緊牙關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會平靜下去的。說說也無妨，只別不揀時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誰也不耐煩的岔開你或者躲開你。也別怨天怨地將一大堆感嘆的句子向人身上扔過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礙不着別人，只怕別人奇怪你的火氣怎麼這樣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別人的虧。值不得計較的，不做聲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復仇，力量不夠，卧薪嘗膽的準備着。可別這兒那兒盡嚷嚷———嚷嚷完了一扔開，倒便宜了那欺負你的人。“好漢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愛憐這“苦人兒”似的，這是要強，不是裝。說也怪，不受人憐的人倒是能得人憐的人；要強的人總是最能自愛自憐的人。

大丈夫也罷，小丈夫也罷，自己其實是渺乎其小的，整個兒人類只是一個小圓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現代一位哲學家說的，別提一個人的自己了。莊子所謂馬體一毛，其實還是放大了看的。英國有一家報紙登過一幅漫畫，畫著一個人，彷彿在一間鋪子裏，周遭陳列着從他身體裏分析出來的各種原素，每種標明分量和價目，總數是五先令———那時合七元錢。現在物價漲了，怕要合國幣一千元了罷？然而，個人的自己也就值區區這一千元兒！自己這般渺小，不自愛自憐着點又怎麼著！然而，“頂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說這些大處只是好聽的話語，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說這樣的自己沒有！有這麼的自己，豈不更值得自愛自憐的？再說自己的擴大，在一個尋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見出。且先從小處看。小孩子就愛搜集各國的郵票，正是在擴大自己的世界。從前有人勸學世界語，說是可以和各國人通信。你覺得這話幼稚可笑？可是這未嘗不是擴大自己的一個方向。再說這回抗戰，許多人都走過了若干地方，增長了若干閱歷。

特別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來，他們是和抗戰前不同了，他們的自己擴大了。———這樣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不錯；可是自己的確也都愛好。做官的都愛做好官，不過往往只知道愛做自己家裏人的好官，自己親戚朋友的好官；這種好官往往是自己國家的貪官污吏。做盜賊的也都愛做好盜賊———好嘍口羅，好夥伴，好頭兒，可都只在賊窩裏。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這樣壞。自己關閉在自己的丁點大的世界裏，往往越愛好越壞。所以非擴大自己不可。但是擴大自己得一圈兒一圈兒的，得充實，得踏實。別像肥皂泡兒，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該屈的得屈點兒，別只顧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計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夠的話，“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總之路是有的。看得遠，想得開，把得穩；自己是世界的時代的一環，別脫了節才真算好。力量怎樣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隨時隨地盡自己的一份兒往最好里做去，讓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這麼著，自愛自憐才真是有道理的。

（《人世間》，1942年。）

論別人

有自己才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說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別人，其餘的是不相干的別人。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家族親友；不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社會國家。自己也許願意只顧自己，但是自己和別人是相對的存在，離開別人就無所謂自己，所以他得顧到家族親友，而社會國家更要他顧到那些不相干的別人。所以“自了漢”不是好漢，“自顧自”不是好話，“自私自利”，“不顧別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個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於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件事的兩面，所以說“一以貫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為別人着想。

可是儒家有“親親之殺”的話，為別人着想也有個層次。家族第一，親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別人挨邊兒。幾千年來顧家族是義務，顧別人多多少少只是義氣；義務是分內，義氣是分外。可是義務似乎太重了，別人壓住了自己。這才來了“五四”時代。這是個自我解放的時代，個人從家族的壓迫下掙出來，開始獨立在社會上。於是乎自己第一，高於一切，對於別人，幾乎什麼義務也沒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甚至於改造世界，說這些是自己的責任。雖然是責任，卻是無限的責任，愛盡不盡，愛盡多少盡多少；反正社會國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不像一家老小在張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顧自己，在實際上第一，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名義上第一。這算是義務。顧到別人，無論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義氣，而且是客氣。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沒有趕上那種壓迫的人，既然自己高於一切，別人自當不在眼下，而居然顧到別人，自當算是客氣。其實在這些天之驕子各自的眼裏，別人都似乎為自己活着，都得來供養自己才是道理。“我愛我”成為風氣，處處為自己着想，說是“真”；為別人着想倒說是“假”，是“虛偽”。可是這兒“假”倒有些可愛，“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為別人着想其實也只是從自己推到別人，或將自己當作別人，和為自己着想並無根本的差異。不過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確需要相當的勉強，不像“我愛我”那樣出於自然。所謂“假”和“真”大概是這種意思。這種“真”未必就好，這種“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讀小說看戲，往往會為書中人戲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淚，所謂替古人擔憂。這也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可是因為人和地只在書中戲中，並非實有，沒有利害可計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別，所以“推”“設”起來，也覺自然而然。作小說的演戲的就不能如此，得觀察，揣摩，體貼別人的口氣，身分，心理，才能達到“逼真”的地步。特別是演戲，若不能忘記自己，那非糟不可。這個得勉強自己，訓練自己；訓練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讀者和觀眾。如果“真”是“自然”，小說的讀者，戲劇的觀眾那樣為別人着想，似乎不能說是“假”。小說的作者，戲劇的演員的觀察，揣摩，體貼，似乎“假”，可是他們能以達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還是“真”。在文藝里為別人着想是“真”，在實生活里卻說是“假”，“虛偽”，似乎是利害的計較使然；利害的計較是骨子，“真”，“假”，“虛偽”只是好看的門面罷了。計較利害過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說的“關閉在自己的牢獄裏”；老那麼關閉着，非死不可。這些人幸而還能讀小說看戲，該仔細吟味，從那裏學習學習怎樣為別人着想。

“五四”以來，集團生活發展。這個那個集團和家族一樣是具體的，不像社會國家有時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集團生活將原不相干的別人變成相干的別人，要求你也訓練你顧到別人，至少是那廣大的相干的別人。集團的約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強中，自己不得不為別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於一切的信念似乎漸漸低下頭去了。可是來了抗戰的大時代。抗戰的力量無疑的出於二十年來集團生活的發展。可是抗戰以來，集團生活發展的太快了，這兒那兒不免有多少還不能夠得着均衡的地方。個人就又出了頭，自己就又可以高於一切；現在卻不說什麼“真”和“假”

了，只憑着神聖的抗戰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義上是顧別人，實際上只顧自己。自己高於一切，自己的集團或機關也就高於一切；自己肥，自己機關肥，別人瘦，別人機關瘦，樂自己的，管不着！———瘦癟了，餓死了，活該！相信最後的勝利到來的時候，別人總會壓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這些年自己實在太猖獗了，總盼望壓下它的頭去。自然，一個勁兒顧別人也不一定好。仗義忘身，急人之急，確是英雄好漢，但是難得見。常見的不是敷衍妥協的鄉愿，就是卑屈甚至諂媚的可憐蟲，這些人只是將自己丟進了垃極堆里！可是，有人說得好，人生是個比例問題。目下自己正在張牙舞爪的，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來多想想別人罷！

（《文聚》，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