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

多爾袞（1612～1651年），愛新覺羅氏。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太宗時，封和碩睿親王。世祖年幼即位，他以皇叔執政，獨攬大權。順治元年（1644年）統兵入關，利用漢族地主官僚，以武力鎮壓農民起義軍和抗清義軍；並創建清朝入關后的各項制度，受封為皇父攝政王。順治七年十二月（1651年初）病死。死後被追尊為宗義皇帝。然世祖對他素懷不滿，不久即加以謀逆的罪狀剝奪爵位。乾隆時始恢復睿親王封號。

多爾袞在清初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青少年時期便跟隨其兄皇太極四方征戰，英勇無比，軍事，政治上日趨成熟。皇太極死後，他輔佐年僅六歲的順治帝即位。他雖為攝政王，卻是當時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是清軍入關后政權的真正締造者。

作為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謀略家，他具有卓越的見識和膽量。這一點，在他完成統一中國大業上，表現得尤為充分。當然，多爾袞畢竟是一個封建統治者，他為了維護滿漢地主政權的特殊利益，推行過一些落後的，民族壓迫的政策，這也是無需掩飾的。

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歲的福臨繼位，改明年為頤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繼而稱攝政王。後來，多爾袞用計謀巧妙的將濟爾哈朗的首席輔政退為第二輔政。這樣，在短短的八個月內，他便集大權於一身。

多爾袞的這些做法，雖是個人的爭權活動，但客觀上對清政權的發展卻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避免了公開分裂和混戰，使權力得以集中，指揮得以統一。這對下一步協調一致入關作戰，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可靠保證。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佔北京，明王朝滅亡。

四月初，多爾袞在權力爭奪中獲勝以後，徵調大軍，準備伐明。此時，他還不知道農民軍已佔領北京。四月中旬，多爾袞統帥清兵抵達遼河，方得知明朝已經滅亡的消息。明朝山海關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向清軍乞援，想以清軍的力量擊敗李自成的農民軍。

在這形勢突然發生變化的時候，多爾袞顯示了一個謀略家驚人的應變能力。他當機立斷，馬上改變策略，接受大學士范文程的建議，將這次出兵的目的由伐明改為進攻李自成農民軍。四月十九日，多爾袞在進兵途中，致書吳三桂，對“崇禎帝慘亡，不勝髮指”，這次進兵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並說吳三桂“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勿以向守遼東與我為敵，尚復懷疑。”

若吳三桂“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落王。國讎可報，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明確表示要統一中國。多爾袞抓住時機，迅速完成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轉變。

四月下旬，多爾袞率軍抵達山海關，會合吳三桂，與李自成的大順軍正式接戰。

開始，大順軍將吳三桂部圍困于山海關城內，經過激烈地炮戰，吳三桂已危在旦夕。

吳三桂為保住性命，在二十二日凌晨，率百騎突出重圍，入清營拜見多爾袞，終於投降了清軍。多爾袞為給明朝降將樹立樣板，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並令其率所部降軍出關迎戰李自成。吳三桂得多爾袞為援，揮軍與大順軍死戰，而多爾袞則蓄銳不發。經過一個上午的激戰，雙方死傷慘重。到了中午，多爾袞見吳三桂部不支，農民軍也已十分疲勞時，派多鐸、阿濟格率數萬騎兵，三聲吶喊，由吳三桂陣的右翼衝出，直撲大順軍。這一戰，由於多爾袞指揮得法，僅“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瀰漫大野。”農民軍敗潰，主要將領劉宗敏負傷，李自成只好退回北京。

清軍攻佔北京之後，多爾袞面臨一個異常複雜棘手的政治局面。當時的北京城，在很短的時間裏，先為李自成所破，又為多爾袞奪取，變化之速，令人瞠目。在這瞬息萬變的局勢中，多爾袞顯示了一個政治謀略家超凡的機智和才能。

進入北京之後，多爾袞斷然拒絕了阿濟格“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的野蠻建議，不失時機地採取了一系列籠絡明朝士人和安撫民心的措施。先是為崇禎帝，后發喪，接着改變了對明王室成員的態度，他下令對“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同時，他將數萬大軍“盡屯騎兵於城外”，只帶千騎入城宿衛，並嚴申“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規定“軍兵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對於一些違反禁令，“毀傷民間，動用傢伙者”，則“悉置重典。”這些措施的嚴格實行，對籠絡明朝士人，安定民心，起了巨大作用，對以後的統一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多爾袞在清兵初入北京，面臨複雜局勢的情況下，以無畏的氣概，力排一切困難，決策遷都，使清王朝把統治中心從偏遠的瀋陽轉移到北京，在統一中國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遷都北京以後，攝政王多爾袞便着手進行以武力統一全國的戰略部署。但分析當時的軍事形勢，農民軍李自成部和張獻忠部，共有兵力四十餘萬；而剛建立起來的南明弘光政權，彙集江淮以南各鎮兵力，亦不下五十餘萬，並且雄踞長江天險。清軍多爾袞所部的滿、蒙，漢八旗軍，不過二十萬人。如若在遼闊的中國腹地同諸多對手作戰，兵力明顯不足。況且初入中原，人心不穩，很可能顧此失彼，造成腹背受敵的窘境。

順治元年七月，多爾袞先安撫南明政權的計策，收到了明顯效果。對農民軍的進攻取得了很大進展，後方也亦趨穩固。見最後消滅南明的時機已經到來，多爾袞便先致書南明，令福王“削號歸藩。”指出：如不削號，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死敵。這樣，我將撥出西征的精銳部隊，轉旗東征。對南明弘光政權進行威脅。十月，他又命發佈檄文，嚴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將興師問罪。十二月，多鐸所部清軍在潼關重創大順軍，轉年正月十八，清軍攻佔西安。二月，多爾袞在清軍平定陝西全省之後，命令多鐸率軍直撲南京。

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中旬，多鐸大軍圍攻南明揚州，經過十天的激戰，揚州城破，明大學士史可法死於兵難。清軍在揚州大肆屠戮，釀成“揚州十日”的空前劫難。五月六日，多鐸揮師渡過長江，南明守軍不戰潰敗。十四日，清軍順利佔領南京，不久便俘獲福王，南明政權的大批文武官員紛紛向清軍投降。至此，清朝的統治很快擴展到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

清軍在南方的暴行和一系列高壓政策，激起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嚴重阻礙了繼續統一南方的行動。在這個緊要關頭，多爾袞又靈活地改變了策略。七月間，他將南方人民最為痛恨的多鐸召回北京，改派漢人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

多爾袞這個以漢人治理漢人的辦法，在關鍵時刻收到了實效。洪承疇坐鎮南京之後，先後招降了大部分反清力量，輕而易舉地攻下浙江，進而平定了福建。在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以他謀略家的氣魄和智慧，除了東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國的統治。

順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爾袞以“府第腧制”的罪名，罷免了濟爾哈朗的輔政大臣；轉年三月，他又舊賬重提，以在繼嗣問題上包庇豪格為由，革去濟爾哈朗的王爵，降為郡王。對待政敵豪格，多爾袞更是無所不用其極。順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擊破張獻忠農民軍回到北京，多爾袞立刻羅織罪名，把他逮捕下獄，三月便折磨致死。不久，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下嫁多爾袞，他便由“叔父攝政王”尊封為“皇父攝政王”。

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設立了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御史。在此以前，這些部的正職都由滿人擔任，漢人只能擔任副職。

順治六年（1649年），多爾袞進一步明令貴族不得干涉國政和限制漢宮行使職權。

對諸王“有干預各衙門政事及指責漢宮，謂某賢能應升，某劣應降者，不論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同時規定：“各王有以衙門事，私行傳呼各衙門官至府者，罪在王。聽其傳呼而去者，罪在各官。”從而剝奪了貴族干預國家政務的權力。順治元年（1644年），宣府巡撫李鑒劾奏赤城道朱壽貪酷不法，多爾袞下令議察。朱壽得知以後，十分驚慌，便賄賂滿臣綽書泰，求托英親王阿濟格代為說情。阿濟格派綽書泰和總兵劉芳名往見巡撫李鑒，脅迫李鑒為朱壽鍪開脫罪行。多爾袞得知這些不法行為後，立即將綽書泰，朱壽等人斬首棄市，將劉芳名奪職入旗，將阿濟格降為郡王，並罰銀五千兩。

多爾袞在削弱王權的過程中，注意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關係，並且比較開明和公正，是難能可貴的。他主張“滿漢一家”，提倡滿漢人民通婚，較之清朝其他統治者確實高出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