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亞夫

周亞夫（？～公元前143年），沛人絳侯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即已任河內郡守；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受封條侯，“續絳侯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邊，烽火直通長安，亞夫受命以河內守為將軍屯細柳，與將軍劉禮、徐厲共衛京畿。周亞夫營紀律嚴明、制度整肅。漢文帝極為讚賞，拜為中尉。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吳王濞與楚、趙、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等七王舉兵叛亂，直抵長安。景帝以周亞夫為太尉，率兵平定叛亂，僅三個月，七國皆平，七王或被殺或自殺。

這次平叛戰爭，關係到漢室的鞏固、發展，及漢王朝的統一，也關係到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貫徹。對漢及其以後的王朝均有極大的影響。周亞夫以大致相當的兵力，一擊而勝，成為漢代的名將。

劉邦翦除異姓諸王后，曾與諸大臣立誓：“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大封劉氏子弟為王。他以為憑血緣關係，可以避免王室孤立，期能共保漢室。殊不知權位之爭並無親疏之別，子殺父，弟殺兄，屢見不鮮。大封同姓諸王，恰恰種下了吳楚七國之亂的禍根。經過剷除呂后和外戚諸呂之亂，同姓諸王的權勢更為顯赫。他們“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控制着南北各地大片地域。漢室直轄地區僅十五郡，而諸侯王的封地竟達三十九郡。各諸侯國可自置除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的財政、軍事大權。

吳楚七國都在山東、江淮富庶地區，他們的經濟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積累，經濟力量最強的吳國所鑄的錢幣流通全國。

文帝時著名的政治家賈誼、晁錯等不斷上疏，指出當時“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危險局面；並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和“削其支郡”等削藩建議。文帝、景帝先後採納這一建議，於是漢室中央與吳、楚等諸侯王之間削藩和反削藩的矛盾，成為當時突出的矛盾。

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的侄子，輩份最高、封地最廣，轄有揚州、會稽、豫章等郡，都城在廣陵（江蘇揚州），廣產鹽鐵，財力富足，早有覬覦帝位的野心。隨着經濟的發展、軍力的擴充和中央削藩政策的推行，暗中串通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印、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以誅晁錯為借口，於漢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起兵發動叛亂。吳王劉濞親自率吳軍二十萬人，從廣陵出發，北渡淮河，會合楚兵，號稱精兵五十萬，要“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鋒芒直指長安。

梁國是文帝次子劉武的封地，轄四十餘城，首當吳楚大軍之沖。正月，棘壁（河南永城西北）一戰梁軍數萬被殲，吳楚軍乘勝西進，圍攻梁都睢陽（河南商丘南）。

景帝初聞七國反時，為吳相袁盎所誤，以為“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錯殺了晁錯。劉濞叛亂的目的是奪取皇位，豈是為一晁錯。劉濞拒見漢使，圍攻睢陽如故，景帝這才決心平叛，以周亞夫為太尉，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軍，命酈寄、欒布率軍擊趙、齊，以宿將竇嬰為大將軍，率軍屯滎陽以支援各方。

周亞夫受命擊吳楚時，向漢景帝建議說：“楚兵剽輕，難於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這就是他的戰略方針。在景帝同意后，他採取了下述措施：周亞夫受命后，立即令各軍到滎陽集中，自己準備走直道經殽山、澠池、洛陽去滎陽。有名趙涉者攔車獻策說：“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指深入敵後的伏兵）於殽澠（殽山、澠池間的險路）之間。且兵事尚神秘，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周亞夫採納了這一建議，即改道出武關直指洛陽。搜查殽澠間，果獲吳伏兵。趙涉的建議很有見解，吳王派出伏兵刺殺主帥，假如得逞，將造成後方紊亂，會破壞漢軍計劃，有利於吳楚軍鼓舞士氣和迅速西進；而漢軍若能迅速地按計劃集中滎陽，則可表明景帝平叛決心大，漢軍素質好，可收先聲奪人之效，對其他各有打算的叛王，也可以起到使其猶豫徘徊的作用。

周亞夫“會兵滎陽”，是很有戰略眼光的。滎陽是中原的戰略要衝，系兵家必爭之地。滎陽以西，北有黃河，南有嵩山，中有殽澠之險，是豫西、陝、洛的屏障；而滎陽以東則是一馬平川，利於漢軍車騎行動。漢軍迅速順利地集中滎陽，不僅佔有武庫兵械，據有敖倉米糧，保證了軍隊的物質供應，而且也扼制了關中的門戶，能確保京師的安全。對固守待援的梁國，也能起到極大的鼓舞作用。更重要的是“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從而加強漢軍的戰鬥力。所以周亞夫到滎陽時高興地說：“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以梁委吳”是周亞夫戰略運用的核心。梁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河南杞縣西南），四十餘城，多大縣”，是人力、物力、財力都較強的大國。梁孝王劉武，是太后的少子，景帝的同母弟，又有宿將韓安國為之輔佐，而梁都睢陽，則是防禦設施良好的堅城，易守難攻。吳兵雖眾，在劉武與韓安國的堅守之下，必不可能迅速攻下。周亞夫深入分析了梁的地位、戰力和作用之後，認為“吳兵銳甚，難與爭鋒”，即使兩軍會合，也難以限制吳楚軍的行動；但“楚兵輕，不能久”，若“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俟其精銳盡耗堅城之下后，再行進擊，必可一戰而勝。周亞夫遂決定東據昌邑（山東巨野東），與睢陽成犄角之勢。如睢陽尚能守，則堅不出，以待吳楚軍力竭自疲；如睢陽危，則揮軍南下，直擊吳楚軍之背；且昌邑在睢陽東北，向東南進擊，就可威脅楚都徐州並切斷吳楚軍的糧道，使其有後顧之憂。這樣，不援而援，委而不棄，以此來消耗吳楚的精銳，使其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確實相當高明。

睢陽以南是淮河水系，昌邑之北是黃河和大野澤，睢陽、昌邑地區是無法繞過的，何況竇嬰還在滎陽控制有強大的戰略預備隊，所以周亞夫這招棋一下，吳楚軍受制的態勢就形成了。

吳楚軍知周亞夫已屯昌邑，於是加緊進攻睢陽，劉武多次遣使請援，甚至向景帝告狀，周亞夫均毫不動搖，堅壁不出。只派弓高侯等將率輕騎出淮泗口（江蘇淮陰市西泅水入淮處）斷吳楚軍糧道。直至吳楚軍攻勢頓挫，無法西進，軍力大為削弱時，周亞夫才率軍南移下邑（安徽碭山），直接威脅吳楚軍的退路，但仍堅壁不戰。吳楚軍西進受挫，退路又受威脅，不得不轉攻周亞夫以尋求主力決戰。吳楚軍雖然數次挑戰，周亞夫始終堅壁不出。劉濞企圖以聲東擊西的戰法擊敗漢軍，派一部兵力佯攻漢營東南，而以主力精兵暗襲漢營西北。周亞夫識破其謀，採取明防東南，實備西北的方法，迎頭痛擊，大敗吳楚軍。這時吳楚軍“士卒多飢死叛散”而去，吳楚軍不得不引兵退走。周亞夫率精兵乘勝追擊，再次大破吳楚軍。劉濞逃至江南，被吳越王誘殺，楚王劉戊自殺。其他戰場，膠西王及趙王亦自殺。僅三個月時間，吳楚七國之亂皆平。

周亞夫的戰略指導思想是制敵機先，即在戰略運用上要比敵方棋高一招，一開始就要掌握戰爭的主動權，逐步將敵逼入困境，爾後擊其飢疲，一舉破之。

七國叛王聯盟，在政治上的共同點是反對削藩，但對漢室中央的軍事力量都有所顧忌，且各有打算：有的要推翻漢景帝，奪取全國統治權；有的患擴大地盤，增強力量；有的則只想保住封地，保住軍、政、財大權。在這種情況下，戰爭開始的形勢對戰局的發展關係巨大。如叛軍旗開得勝，長驅直進，則叛王聯盟就會加強，叛王的積極性就會大大增加，甚至原持觀望態度的也會跟着參加。而漢室方面則必然人心驚恐，戰區擴大，不僅調動物力、集中兵力增加許多困難，甚至能否穩定戰局，控制戰事的發展也頗成問題。反之，如果漢室決心果斷，漢軍集中迅速，叛軍行動受挫、受限，則叛王們的觀望情緒就會增長，有的甚至可能猶豫、動搖，形勢發展會正好與上述相反。

叛軍以吳楚合勢為主力，由彭城西進，一開始就受到梁國的堅決抗擊以致頓兵堅城之下，這正好為實現制敵機先的戰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制敵機先酌首先要求，是必須能使漢軍迅速集中滎陽，並儘快東進搶佔戰略要點，使梁國不致孤軍作戰，以便能利用睢陽堅城消耗疲憊叛軍。周亞夫在這一點上完全做到了。

周亞夫的作戰指導，是“以梁委吳”，“堅壁不出”，“絕其食道”，擊其飢疲。漢軍集中滎陽並佔了昌邑之後，就已反客為主，能以大致相當的兵力，組織防禦戰役來完成戰略進攻的任務了。這一指導，代價小，平叛快，的確非常巧妙。

梁國棘壁一戰，損失數萬，吳楚乘勝而進，梁軍又敗，最後堅守睢陽。周亞夫大軍“以梁委吳”，不救睢陽而北走昌邑，在吳楚軍加強攻梁、梁王數遣使求救的情況下，仍然堅壁不出。這種作法，從理論上講很好理解，但實際做起來卻非常難。“以梁委吳”，必須委而不棄，恰當地掌握火候。“委”到什麼時候呢？要“委”到梁王雖竭盡全力但還能勉強支持的時刻，否則就不能達到最大限度削弱吳楚軍的目的。當然，周亞夫還掌握了兩張王牌，一張是遣輕騎出淮泗口斷吳楚軍糧道，一張是向南挺進，直接威脅吳楚軍後方，所以心中較有把握。但梁王在圍城內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萬一吳楚軍突入，就要城破身亡，因而一再請援。周亞夫頂住了梁王的求援已很不容易，更何況梁王上訴景帝，請下詔出援，景帝也果然下了詔，周亞夫竟“不奉詔，堅壁不出”，這就非常難能可貴了。梁王是景帝的親弟，太后的愛子，萬一睢陽失守，梁王有失，周亞夫是要被殺頭的。他能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堅持自己的作戰指導方針不變，這在封建時代的確是罕見的。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周亞夫指揮的堅定了。

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舉入邊，三萬騎入上郡（陝西榆林南），三萬騎入雲中（內蒙呼和浩特西南），烽火直達長安。漢文帝除派軍防守狐（河北蔚縣東南）、句注（山西代縣西北）、北地（甘肅慶陽西北）外，令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屯細柳（陝西長安西北），宗正劉禮為將軍屯霸上（陝西長安東），祝茲侯徐厲為將軍屯棘門（陝西長安北），以保衛長安。文帝親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時，直馳入營，將軍以下均下馬迎送。及至細柳軍，軍士披甲執銳，弓弩持滿，戒備森嚴。文帝先遣官員到時，不得入，宣稱“天子且至！”而軍門都尉卻說：“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不久，漢文帝到達，亦不得入。於是遣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周亞夫這才傳令開營門。營門軍士又對隨駕車騎說：“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漢文帝只得按轡徐行。至營內時，周亞夫身戴兵器作揖說：“介胄之土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深為感動，立即改容俯身就軾，表示敬意，並使人稱謝說：“皇帝敬勞將軍。”禮成而去。

出營門后“群臣皆驚”。漢文帝說：“嗟呼，此真將軍矣！曩者（以前）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乃任周亞夫為中尉。文帝臨終前，戒太子說：“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死後，周亞夫被任為車騎將軍。

周亞夫平七國之亂，有大功於漢，五年後拜為丞相，景帝甚為器重。但梁王劉武對周亞夫堅壁不救，一直耿耿於懷，每入朝，常在太後面前說周亞夫的短處。竇太后要封皇后兄王信為侯，丞相周亞夫上言：“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阮功，侯之，非約也。”漢景帝“默然而沮。”

以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又想封其為侯以勸後來者，又遭周亞夫反對，景帝不聽，並免其丞相職。不久，景帝于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裁（大塊肉），無切肉，又不置箸（筷）。”周亞夫心中不平，向掌膳者索筷，景帝笑着說：“這還不能滿足你的要求嗎？”周亞夫免冠謝罪而出，景帝目送之說：“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景帝對周亞夫的功高位重是深為忌憚的。當強敵壓境、七國叛亂時，文帝、景帝都能十分明智的理解軍令軍威對戰勝敵人的重要性，但危機過去，時過境遷，涉及皇親國戚的利益，特別是太子年幼，深恐大權旁落時，倚重就變為猜忌了。

這種情況在封建時代是司空見慣的。以後，周亞夫的兒子，被人告為“欲反”，事情牽連周亞夫，被“召詣廷尉”，周亞夫自知不免，不食五日，嘔血而死。但周亞夫平吳楚七國之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他細柳屯兵治軍嚴謹，雖皇帝親臨也堅持照章辦事是歷來傳為美談的。

從軍事學術的角度看，周亞夫在戰略戰術的運用上，都有一定的成就。首先，他能在全面分析敵我兵力對比和各自特點的基礎上，力爭制敵機先，處處掌握主動，使整個戰爭進程，都在自己駕馭之下，這在古代戰爭史上，並不太多。其次，“以梁委吳”的作戰指導，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也頗有創新精神。至於以戰役防禦為主要手段，去完成戰略進攻任務，更是古代戰爭史上少有的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