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一部）
蔣介石一代梟雄敗走台灣之謎
他追隨總理，黃埔起家，發動北伐功不可沒，抗戰八年居功頗大；然而，從發動“四·一二”政變清黨、五次“圍剿”紅軍，到國共開戰“戡亂”，他不但沒有消滅共產黨，反而以優勢兵力被共產黨逐出大陸，其敗落原因，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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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號：蔣介石，名中正，字介石
籍貫：浙江奉化
生卒年月：1887.10.31—1975.4.5，卒年88歲
畢業院校：東京振武學校
最高職務：中華民國總統
家世：
祖先——蔣浚明，宋朝政治人物，被封為“金紫光祿大夫”。
曾祖父——蔣祁增，以務農為業。
祖父——蔣斯千，棄農經商，開設“玉泰鹽鋪”。
父親——蔣肇聰，繼承父業，精明能幹，鹽鋪生意興隆，蔣家成為溪口鎮十甲戶之一。髮妻徐氏，病故，續娶孫氏，死於時疫，續娶王采玉。
母親——王采玉，溪口鎮葛竹村人，初嫁於蹕駐鄉曹家田竺某，不久竺某病故，入金竹庵帶髮修行，23歲還俗，嫁給蔣肇聰。
兄弟姐妹——哥哥蔣介卿（同父異母）；姐姐蔣瑞春（同父異母）；弟弟蔣瑞青（早夭）；妹妹蔣瑞蓮、蔣瑞菊（早夭）。
妻子兒女：
髮妻毛福梅，生長子蔣經國。
妾室姚冶城，收養次子蔣緯國。
妾室陳潔如，無子女。
妻子宋美齡，無子女。
簡歷
1887年——10月31日，出生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
1903年——入奉化鳳麓學堂。
1905年——入寧波箭金學堂。
1906年——赴日，入東京清華學校。
1907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主修炮科。
1908年——保送至日本東京振武學校。
1910年——入日本陸軍第13師野炮兵第19團，為士官候補生。
1911年——回國，任滬軍部團長。
1913年——加入籌建中的中華革命黨。
1914年——參與討袁軍事行動，擬奪取上海，任第一路司令官。
1916年——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
1918年——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
同年——晉陞為粵軍第二支隊司令。
1920年——任粵軍第二軍總參謀長。
1922年——任北伐軍第二軍總參謀長。
同年——赴難“永豐艦”。
1923年——任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
1924年——任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
同年——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長洲要塞司令。
1925年——被選為八名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廣州市衛戍司令等職。
同年——在第二次東征時，任東征軍總指揮。
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後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928年——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2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
1935年——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
1938年——任中國國民黨總裁。
1939年——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
1942年——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1943年——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大元帥，繼續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行政院長。
1948年——在“國民大會”上當選為“總統”。
1949年——任國民黨非常委員會主席。
1950年——復任“總統”。
1952年——連任國民黨總裁。
1954年——連任“總統”。
1960年——第三次當選“總統”。
1966年——第四次當選“總統”。
1972年——第五次當選“總統”。
1975年——4月5日，在台灣台北病逝，享年88歲。
奔走革命，侍母納妾兩不誤
1.相面相宅相“君命”
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之西的葛竹村附近，有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尼姑庵——金竹庵。1886年春節的一天，一位仙風道骨的老者飄然到此。
老者走進庵中，見到一位帶髮修行的年輕女子，不由得嘖嘖稱羨：
“大貴之相！姑娘大貴之相哦！”
女子驀然一驚，連連搖頭：
“出家人何貴之有！”
“不然，不然，姑娘一旦還俗，必得貴子，晚年將風光無限！”
老者說完，輕拂美髯，飄然離去。
女子遙望老者背影，若有所思。
這位女子，就是時年22歲的王采玉；而老者所言其貴子，就是後來王采玉所生之子——蔣介石。
但凡偉人降世，史書上總要有些特別記載，昭示其命中注定的與眾不同，對蔣介石的描述，便是從其母金竹庵相面開始的。但王采玉帶發出家、老者金竹庵相面卻是確有其事。
王采玉18歲嫁與鄉人，19歲生子夭折，隨後喪夫，返回娘家後父親不不久亦過世，兩個弟弟一個嗜賭，一個有病，她只好淚別母親，出家修行。
王采玉原本凡塵未了，如今聽老者一番話，頓生還俗之意。
也有人說，金竹庵相面，是蔣家為迎娶王采玉設下的圈套。
但無論怎樣，老者的出現，為王采玉未來的兒子蔣介石，埋下了昭示不凡命運的伏筆。接着，王采玉還俗，奉化縣溪口鎮蔣家上門提親，先後逝去兩房夫人的蔣肇聰，將王采玉娶進家門。
如果說老者是相面師的話，那麼，在相面師算活了王采玉的出嫁后，風水師接踵而至。風水師走進蔣家，要說說這蔣家祖宅。
蔣家祖宅是一幢二層樓房，內有房屋十多間，叫做“素居”，后改名“豐鎬房”。其大門正對着一個山峰，名筆架山。民間有言，“對着筆架山，代代兒孫會做官”。
但在風水師看來，僅僅是對着筆架山還不夠，這裏面還有諸多講究，比如位置、高低、大小等。風水師圍着蔣宅轉了三圈，繞着大門前看、后看、左看、右看，仔細研究一番之後，兩手一拍，稱：
“奇！神奇！這大門各方面都恰到好處，蔣宅必出高官無疑！”
也正因為此，蔣介石1930年對豐鎬房進行翻新擴建時，唯獨不動大門。
而更奇的還在後邊。
繼風水師之後，蔣宅又來了一位化緣的和尚。這位化緣和尚來得不早不晚，就在蔣介石出生的那天中午。
1887年10月31日午時，蔣介石在其父經營的玉泰鹽鋪樓上順利降生。
在前來祝賀的左鄰右舍中，蔣介石的祖父一眼就看到了那位和尚。既是來討喜錢的，主家就沒有理由吝嗇，何況蔣家的玉泰鹽鋪生意紅火。
和尚得了喜錢，一時高興，開口稱頌說：
“此子非凡人，乃真龍天子也！”
真龍天子的夢蔣家人從來沒有做過，所以這話讓蔣介石的父親、祖父驚得面面相覷，半晌無語，最後當然是喜上眉梢。
待拿來筆墨紙硯，和尚寫下了四句話：
“八八春秋如夢雲，事事不遂惹憂驚。龍騰虎躍定中原，瑞元福星照門庭。”
蔣家遂為新生兒取名“瑞元”。
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加入同盟會後，改名中正，字介石。
2.小新郎鬧出大笑話
儘管諸多預兆都顯示着蔣介石的與眾不同，但少年時代的蔣介石卻是命運多舛。7歲時，祖父蔣斯千過世；一年後，父親蔣肇聰因病暴卒；三年後，幼弟蔣瑞青夭折。
蔣介石自幼頑皮，不幸的接連降臨，使他的任性頑皮有所收斂。但在他大婚那天，卻鬧出一場大笑話。
1901年，蔣介石14歲，迎娶本縣岩頭村19歲的毛福梅。
那天，新娘的花轎到達蔣宅門口時，按例鳴放爆竹，一大群看熱鬧的孩子擁到天井裏搶爆竹蒂頭。蔣介石一看，竟忘了自己是新郎，跑去和孩子們一起搶拾爆竹蒂頭。
毛福梅坐在轎中，聽到周圍“新郎官搶爆竹蒂頭”的鬨笑聲，委屈得直掉眼淚。
原來，奉化素有“新郎拾蒂頭，夫妻難到頭”的俗話，後來蔣、毛婚姻果然沒有走到盡頭，便有人稱預兆伏此。
新婚之夜，傷心的毛福梅強作歡顏，坐在新房裏等候新郎。殊不知，新郎官早已跑到母親的床上呼呼大睡了。
按照奉化風俗，大年初二，新郎必須到岳父家拜歲。這天，蔣介石帶着一個肩挑禮物的佃戶，一大早便出門了。
哪知一到村口，正遇蔣氏家族花燈會到各村“串演”，蔣介石來了興緻，立刻加入其中，並將佃戶肩挑的禮物獻出，放進向各村族長拜歲的紅包堆里充了“公”。
毛家人這天也起了個大早，殺雞宰鴨，精心準備了一大堆好吃的，就等着新女婿上門。可左等右盼，不見蔣介石人影，直到太陽西斜，親友陪客打算告辭時，花燈會“串演”到了岩頭村，毛家人才發現了蔣介石的蹤影。
當毛福梅的堂弟跑來報告，說在“花燈會”里見到了蔣介石時，毛父氣得臉色都變了。
毛家在岩頭是望族，這個讀了九年書的女婿竟然混在“打秋風”的隊伍里，讓毛家顏面盡失！毛父當場決定不見這個女婿，叫大兒子打發蔣介石回去。
就在這時，蔣介石兩手空空地上門了。
只見他嶄新的黑緞袍上，泥漬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條大辮子也快散了。他一邊走，一邊從懷裏掏出一個大爆竹，熟練地點着，順手向空中一拋——
“噔——咔！”
一聲爆響，引得周圍孩子們一片歡呼雀躍。
毛父一見此景，氣得滿臉通紅，立刻將蔣介石攔在大門外，斥責道：
“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蔣、毛兩家的門風都被你敗光了！”
蔣介石興奮之中，突然被老岳父如此訓斥，頓覺狼狽不堪，心中十分惱火，二話不說，當場轉身離去。
回到家中，蔣介石將一腔怒火全都發泄到毛福梅身上。本來毛福梅相貌一般，蔣介石對她並無太多好感，此後更是處處挑剔與指責。
毛福梅性情隨和，待人寬容大度，對蔣介石的無理毫不計較，還在生活上對他百般照顧，學業上時刻關心。隨着時間的推延，蔣介石漸漸被打動，加上毛福梅對王采玉孝敬至極，也讓蔣介石心懷感激，他開始覺得，娶到這麼一位性情溫順的妻子還是很不錯的。
於是，1903年，蔣介石去奉化鳳麓學堂讀書時，攜妻同行，並將毛福梅送進奉化女子學堂。1905年，蔣介石轉入寧波箭金學堂，又帶着毛福梅住進寧波植物園內一所幽靜的住宅。
寧波雖不是大都市，但作為通商口岸，此時已相當繁榮。毛福梅初來乍到，又喜又怕。喜的是，這裏的一切都那麼新鮮；怕的是，蔣介石遠離了母親的管束，不知會闖出什麼禍來。
蔣介石此時卻是心情大好，感到為人丈夫，應為妻子撐起一片天，於是為毛福梅雇來一個梳頭娘姨。娘姨是個見過世面的女人，見毛福梅髮式土氣，便給她梳起一個時興的髮式。
蔣介石擔心毛福梅寂寞，特地邀請一位同學的妹妹來家與她做伴。自己白天去學校，晚上則及時回家，一面複習功課，一面教毛福梅識字。每逢節假日，還要帶着毛福梅到處遊覽。
在寧波陪伴蔣介石讀書的日子，是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時光。
1906年4月，蔣介石東渡日本，入東京清華學校。毛福梅回到奉化溪口，侍奉婆婆。蔣介石在日本並不順利，當年冬天即返回國內，不久考入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在保定）學習炮兵。
這年寒假，蔣介石回鄉省親時，毛福梅已懷孕待產。或許因懷孕脾氣有了改變，或許因懷孕有了恃寵而驕的心態，總之，毛福梅對蔣介石竟然不再百般忍讓，為了一點瑣事，兩人竟爭吵起來。
蔣介石歷來脾氣暴躁，一時火起，抬腳便踢，正踢中毛福梅的肚子。毛福梅悶哼一聲，抱着肚子倒在床上，頓時冷汗直流，哀泣不止。
母親聞訊趕來，對着嚇呆了的蔣介石大喊：
“快去請醫生！”
醫生趕到后，趕緊給毛福梅服下安胎藥，採取一切挽救措施，卻沒能保住腹中胎兒。當夜，毛福梅流產了。
失掉了孩子，毛福梅的世界從此塌了天。蔣介石卻考取了清政府選派的留學生，於1908年春再次浮槎東渡，進入清政府為留日學生設立的“陸軍預備學校”——東京振武學校。
蔣介石在第一次赴日之初，便已與求學日本的同鄉陳其美相識，並結為莫逆。此次來到日本，即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1909年暑假，蔣介石奉陳其美之命，返回上海，聯絡革命黨人。
王采玉聽聞兒子回國，立刻與毛福梅前往上海，與兒子團聚。王采玉目的明確，便是要讓毛福梅再次懷孕。
在蔣介石的臨時住處，常有一些革命志士來訪。毛福梅身為蔣介石的妻子，自然要出來應酬一下。可毛福梅是舊式女子，小腳女人，又生長在山村，見識短淺，不說與留學歸來的新式青年格格不入，就是上海的氛圍也難以融入。
因此，毛福梅應付不了會客的場合，甚至不敢在其他男人面前站一站，有時還會做出一些失禮舉動，讓蔣介石十分難堪。蔣介石對毛福梅越發嫌惡，拒絕與她同房。
王采玉看不下去了，對蔣介石嚴加斥責：
“你現在發達了，不要糟糠之妻了！當初要不是你作孽，我們蔣家至於到現在沒有後代嗎？”
母親舊事重提，令蔣介石冷汗涔涔。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要是不還我一個孫子，我就去跳黃浦江！”
蔣介石立刻跪倒在地，求母親饒恕，發誓善待毛福梅。於是，當蔣介石返回日本時，毛福梅終於再次懷孕！
1910年4月27日，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在奉化溪口豐鎬房降臨人世。這年，蔣介石23歲，毛福梅28歲，距兩人結婚已將近10年。
3.避難中邂逅風塵女
蔣家有后，使豐鎬房的婆媳二人從此有了精神寄託，蔣介石也如釋重負。
1910年冬，蔣介石從振武學校畢業，以士官候補生分配到日本北海道高田聯隊實習，實習期一年，合格后將升入日本士官學校，成為正式士官生。然而，未等蔣介石成為正式士官生，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了，蔣介石奉陳其美之命緊急回國，留學生涯從此中斷。
10月23日，蔣介石回到上海，組織發動了杭州起義。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后，蔣介石被任命為第2師第5團團長。1912年年初，蔣介石奉命收買殺手，殺害光復會領袖陶成章，隨後被迫逃亡。
在“二次革命”中，蔣介石參加了攻打軍事要地江南製造局的戰鬥。“二次革命”失敗后，蔣介石在上海過着東躲西藏的日子。在此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生命中的第二個女人——姚冶誠。
姚冶誠名阿巧，來自蘇州，與蔣介石同齡。
阿巧自幼父母雙亡，由叔叔撫養長大。叔叔無後，為了傳宗接代，為阿巧選了入門女婿姚天生。婚後，阿巧隨姚天生到上海謀生。姚天生沒有文化，只能做些抬轎子、扛棺材的體力活；阿巧則到法租界一家妓院裏做了娘姨（女傭）。但平靜的生活沒過多久，姚天生很快抽起大煙，不僅將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揮霍一空，還經常對阻止他吸大煙的阿巧拳腳相向。
就在這個時候，在一場宴席上，阿巧邂逅了蔣介石。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阿巧雖出身低微，職業也不光彩，卻是天生的美人坯子，又刻意逢迎，令蔣介石很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蔣介石付給姚天生一筆錢，了結了他與阿巧的婚姻，將阿巧納為側室，改名姚冶誠，住在法租界浦石路新民里13號蔣介石的秘密住所。
當時，蔣介石與湖州（今浙江吳興）南潯鎮四大豪門之一張靜江過從甚密，姚冶誠拜張靜江為乾爹，蔣介石在上海的活動經費和個人生活費用，全賴張靜江資助。
在此後的1916年，蔣介石又與張靜江結拜為異姓兄弟。這位長蔣介石10歲、被蔣介石尊為“恩師”的兄長，在此後的30年中，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給予了全力的支持與幫助。
在張靜江的資助下，蔣介石和姚冶誠過得衣食無憂。這是姚冶誠跟隨蔣介石后最幸福的一年，夫妻恩愛，生活安逸。
但到了第二年，蔣介石忙於開展反袁鬥爭，經常奔波各地。為了不讓姚冶誠跟着吃苦，決定將她送回奉化老家。
俗話說，醜媳婦總要見公婆。而姚冶誠要見的，不僅僅是婆婆，還有正室毛福梅。她知道自己身份卑微，又勢單力薄，生怕受王采玉和毛福梅的輕視和欺負。跟在蔣介石身後邁進豐鎬房的時候，一直心懷忐忑。
姚冶誠的突然出現，同樣令王采玉與毛福梅大為驚詫。男人納妾本屬正常，可蔣介石毫無預兆地帶回一個女人，必然在婆媳倆平靜的生活領地引起一場波動。
毛福梅自從有了兒子，沉浸在做母親的幸福中，對蔣介石的冷漠態度已麻木不仁。但見丈夫帶回一個女人，心中難免酸澀。不過，當她看到姚冶誠像個犯了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向她問候時，憐憫之心油然而生。
毛福梅原本性格寬厚仁慈，於是對姚冶誠噓寒問暖，反倒令蔣介石大出意料，他原以為毛福梅會因為對他的不滿而藉機發難。
王采玉原本擔心毛福梅受委屈，如今毛福梅接受了姚冶誠，自然也就不說什麼了。
姚冶誠心裏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此後，她孝敬婆婆，尊敬毛福梅，三人相處融洽。就這樣，姚冶誠平安入住豐鎬房，在這裏一住就是五年。直到1919年的一天，蔣介石又帶回一個人，豐鎬房平靜的生活再次被打破。
這次，蔣介石帶回的不是女人，而是一個3歲男孩。見到這個男孩，所有人都認定一個事實：
蔣介石又有女人了！
最不能接受這個現實的是姚冶誠，她跟了蔣介石六七年，不曾有后，如今蔣介石卻與一個野女人有了孩子！但王采玉和毛福梅不發話，哪裏輪得到她表態。她只有壓抑一腔怒火，恨恨地瞪着蔣介石。
毛福梅沒有姚冶誠反應那麼強烈，她在驀然一驚之後，用略帶嘲笑的口吻說：
“怎麼，又有新人了？”
王采玉見到小男孩，則樂得嘴都合不上了，本來蔣家就蔣經國一根獨苗，人丁不旺，老太太一直為此耿耿於懷，如今天上掉下個大孫子，哪管是什麼女人生的，立刻抱起男孩，在他白白胖胖的臉上親個不停。但蔣介石說：
“這是一個朋友的孩子，他不方便撫養。”
這話令王采玉萬分失望。
毛福梅與姚冶誠面面相覷，不得不相信蔣介石的話。因為蔣介石是孝子，在這種事情上，讓母親高興還來不及呢，怎會故意否認呢！
蔣介石帶回這個孩子，是準備交給姚冶誠撫養的。毛福梅身邊有蔣經國，姚冶誠身邊無子難免寂寞。他讓孩子叫毛福梅“娘”，稱姚冶誠“養母”。
“養母！”
當孩子第一次用稚嫩的聲音稱呼姚冶誠的時候，姚冶誠驚喜萬分。當時她已經32歲，突然天上掉下個大兒子，自然視如己出，疼愛有加，從此吃飯睡覺寸步不離。
這個男孩就是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國。
4.天上掉下個大兒子
關於蔣緯國的身世，正如蔣介石所說，他的父親另有其人。
這個人，就是蔣介石的結拜兄弟戴季陶。
蔣介石與戴季陶相識於辛亥革命期間，當時戴季陶協助陳其美髮動上海起義，蔣介石奉命組織發動杭州起義，兩人在上海相識，但僅是一般工作關係，並無深交。
“二次革命”失敗后，蔣介石攜侍妾姚冶誠避居浦石路的時候，與張靜江、戴季陶相距不遠，時常暗中來往。
蔣介石與戴季陶年齡相仿，又情況相近，都是早年喪父，都曾留學日本，儘管一文一武，但都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萌生了反清志向。相同的境遇與共同的追求，拉近了兩人的關係，也就是在這一階段，兩人有了密切接觸，並締結金蘭。
由於官府四處追殺革命黨人，不久戴季陶再次東渡，亡命日本。由於他儀錶堂堂，原本風流倜儻，又在逃亡中情緒低落，妻子不在身邊，一位日本女子的關照與撫慰，使他很快墜入愛河。1916年10月6日，日本女子生下一名男嬰。
戴季陶在離開日本之前，對日本女子海誓山盟，當時確有將其納為側室之心。但戴季陶“懼內”，在上海圈內是出了名的，回國后一見到老婆，對這段風流韻事便再也不敢提了。
不料，一別三年，日本女子帶着3歲兒子，異國尋夫來到上海。
這是1919年，戴季陶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做投機生意。與他同做此生意的，還有蔣介石、張靜江以及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等人。
蔣介石並不常在交易所，這一時期他正在援閩粵軍中擔任第二支隊司令，由於永泰作戰失利，戰爭停止，蔣介石感到無聊，請假兩個月回到上海，仍做交易所投機生意。
當時蔣介石住在環龍路44號，樓上住着戴氏夫婦。有天早上門鈴驟響，蔣介石開門一看，是一位日本女子和一個3歲左右男孩。
“請問戴季陶先生是住在這裏嗎？”日本女子問。
聽說找戴季陶，蔣介石將日本女子打量一番，再看她身邊的小男孩，臉型、五官，尤其眉宇間洋溢的那種神氣，與戴季陶頗多相像。
蔣介石趕緊將母子倆讓進屋內，問清來龍去脈，然後悄悄上樓通知戴季陶。戴季陶一聽說日本女子來了，頓時臉色大變，趕緊關閉書房門，低聲說：
“平心而論，我是應該接納他們母子。可你知道我的情況，要真那樣做，這個家還不塌了天！”
“就算不留大人，孩子總該留下。”
戴季陶何嘗不想留下兒子，他沉吟半晌，終於表示：
“我試試看，你先把他們母子安置一下，等我消息。”
蔣介石比戴季陶年長4歲，作為把兄弟，自然有為小弟排憂解難的責任。他對日本女子作出一番解釋，將他們帶到外面安排住下。當天晚上，戴季陶便帶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
戴季陶的妻子鈕有恆以死相逼，不僅堅決不許戴季陶納妾，而且拒絕接受那個男孩。
鈕有恆是有名的才女，曾以總分第一名畢業於吳興女中，在戴家也是里裡外外一把手。她比戴季陶大4歲，戴季陶對她又敬又懼。據說有次國民黨召開中央會議，戴季陶發言時滔滔不絕，沒完沒了。任會議主席的胡漢民急得頭上直冒汗，又不方便直接制止，情急之中忽然靈機一動，悄聲對戴季陶說：“你姐姐來了。”話音一落，戴季陶的發言戛然而止，與會者無不啞然失笑。
戴季陶“懼內”到如此程度，蔣介石自然心知肚明，只好將結果如實轉告日本女子。但日本女子又哭又鬧，非要上門討個公道。在這種情況下，戴季陶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到底是蔣介石腦瓜靈活，他對戴季陶說：
“不如把孩子留下，由我撫養。大人打發些錢送走。”
“好！好主意！”
戴季陶雙手一拍，連聲稱讚，孩子交給盟兄，他一百二十個放心。他知道姚冶誠膝下無子女，孩子進了蔣宅，等於進了蜜罐。
幾經周折，日本女子終於被送回日本，3歲男孩被送到奉化老家，交給姚冶誠撫養。
蔣介石為養子取名蔣緯國，從此豐鎬房裏有了經、緯兩兒。
對於蔣緯國，不僅姚冶誠視如己出，蔣介石出於兄弟情誼，更是待之如親生。尤其經國內向少言，緯國活潑可愛，招人喜歡，蔣介石對他比親生兒子還要親。
毛福梅對蔣介石的偏心深為不滿，經常在蔣介石耳邊嘮叨，讓他分清，哪個才是他的親生骨肉。為了遠離家庭糾紛，給次子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蔣介石在奉化城內西街嶺租了一套房子，將姚冶誠和蔣緯國遷出了豐鎬房。
蔣介石返回粵軍后，由於處處受到排擠，爽性以安置眷屬為名，在鼓浪嶼租屋，將姚冶誠和次子接去同住，一家三口度過了三個月逍遙自在的美好時光。辭職返回上海后，蔣介石又在法租界貝勒路369號一座小洋房裏安置新居，將姚冶誠與次子遷去同住。
相對長子經國來說，少年時代的次子緯國，享受到了更多的父愛。
5.十三歲女生做小妾
1921年4月6月，王采玉與世長辭，一向視婆婆為親生母親的毛福梅幾近崩潰。然而剛剛辦完喪事，蔣介石的一紙“休書”便從天而降。
沒有了婆婆做後盾，毛福梅顯得孤獨無助。但由於親戚鄉鄰都認可毛福梅在豐鎬房的地位，蔣介石的休妻最終不了了之。
蔣介石如此迫不及待地休妻，並不是要把姚冶誠“扶正”，而是因為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三個女人——陳潔如。
陳潔如出生於1906年，比蔣介石小19歲，籍貫浙江鎮海，從小跟隨父母到上海生活。12歲時，陳潔如被送進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女子學校，在這裏結識了朱逸民。朱逸民於1919年成為張靜江的續弦夫人後，作為朱逸民密友的陳潔如，經常出入張府。
蔣介石是張府常客，有一次與戴季陶陪孫中山到張府，正好遇到陳潔如坐在客廳里。張靜江指着陳潔如向孫中山介紹說：
“這位是我家的朋友珍妮陳（陳潔如英文名字），她不但中文好，而且能讀寫流利英文，您不妨考考她。”
陳潔如受到張靜江的誇讚，既高興又有些不好意思。
孫中山卻是和藹可親，他向陳潔如問道：
“你做過什麼有利於國家的事嗎？”
陳潔如細聲回答：
“我現在只是一個在校女生，還沒有機會為國家做什麼。但我希望，畢業后可以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孫中山聽后大笑：
“青年人真是可敬，真是可敬啊！青年人，就應該想着以後如何報效國家；每個中國人，不分男女，都要對國家盡到他的責任。”
他又轉向張靜江說：“這位小姐很聰敏，也是革命女性的榜樣。”
張靜江點點頭表示贊同，蔣介石與戴季陶也跟着微笑點頭。
寒暄過後，陳潔如退入內室。她沒有注意到，有一個人已經緊緊盯上了她，這個人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之所以對陳潔如一見鍾情，與對姚冶誠的一天天厭惡不無關係。
姚冶誠原本出身風塵，有一些好玩好賭的習慣，又性格潑辣，吵起架來如同潑婦。而蔣介石剛愎自用，脾氣暴躁，兩人相對吵罵的事便時有發生。蔣介石几次想甩掉姚冶誠，都因考慮到次子緯國的感情而作罷。
如今見到有文化懂外語又知書達理的陳潔如，自然是眼前一亮。他認定陳潔如是未來的賢內助，下決心非追到手不可。
1921年，陳潔如的父親因心臟病猝死，陳家生活陷入困頓，蔣介石不失時機地向張靜江求助，請張靜江的妻子朱逸民保媒。陳潔如的母親吳氏答應考慮這樁婚事，但隨後了解到蔣介石家中已有妻妾，而蔣本人既無養家財力，又無正當職業，於是提出反對意見。
正是為了討吳氏母女歡心，蔣介石在母親去世后，急不可待地給毛福梅下了“休書”，而姚冶誠本為侍妾，離異也只是一句話的事，只是考慮到對蔣緯國成長不利，最終沒有脫離關係。
妻妾離異不了了之，但畢竟走了一下形式，蔣介石又請張靜江親自出馬，向吳氏說明蔣介石前途光明。吳氏信任張靜江，終於點頭答應了這樁婚事。
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樓大東旅館的大宴客廳內，蔣介石和陳潔如舉行了婚禮。洞房設在大東旅館第127號套房，夫妻雙雙進入洞房后，蔣介石告訴陳潔如：
“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十分難過，因為那時我還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來報答她的養育之恩。我在哀傷之中，檢討了過去，經過反覆苦思，決定從此要成就三件事。”
接着，蔣介石向陳潔如道出了他此前的三大心愿：
第一，娶陳潔如為妻，如今這一條已經實現；
第二，贏得孫中山先生的信任，以便將來成為他的繼承人；
第三，成為中國唯一的軍事領導人，將全中國統一於一個中央政府之下！
聽完蔣介石的三項心愿，陳潔如十分驚訝，她沒想到蔣介石有如此雄心壯志。不管蔣介石是否會成功，她都將站在他的身邊，盡一切努力支持他、幫助他。
6.危急中拜師黃金榮
應該說，蔣介石一生命運的轉折，在於他結識了陳其美。是陳其美引導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又在“二次革命”失敗后的1913年12月，第一次介紹他在日本謁見孫中山先生。
1916年5月陳其美在法租界遇刺身亡，蔣介石聞訊失聲痛哭，隨後趕往出事地點，為陳其美料理後事。在此後30年中，為了感謝恩師，蔣介石對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陳立夫大加提攜重用，使之管理黨務，由此便有了“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
陳其美的離世，使孫中山失去一個得力助手，作為陳其美親信的蔣介石，開始受到孫中山的重視。從1916年7月到1921年，蔣介石先後被任命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大元帥府參軍、粵軍第二支隊司令、粵軍第二軍總參謀長等職。
然而，由於粵軍內派系紛爭，蔣介石自己無一兵一卒，處處受制於人，此間多次請假、辭職，返回上海或奉化居住。在納陳潔如為妾后，又將姚冶誠遷回奉化縣城。他本人在離開粵軍的時間內，大多時間在上海打理交易所的生意。
上海交易所開業之初，由於在社會上獲得信用，營業十分火暴，蔣介石等人也因此大獲其利，這部分利潤，一部分支援粵軍充做軍費，其餘便用於了各自開支。
然而到1921年冬，上海交易所出現“信交風潮”，大批交易所先後倒閉，蔣介石參加的“恆泰號”經紀行也因經營不善，導致巨額虧空，苟延殘喘到1922年春垮台時，蔣介石已負債纍纍。
此時上海灘討債成風，債主們因收不回現金，開始雇傭亡命徒代行收賬。蔣介石東躲西藏，夜夜難寐。
風聲鶴唳之中，蔣介石找到素有往來的交易所理事長虞洽卿，希望他能給想個辦法。虞洽卿說：
“辦法倒是有一個，那就是拜黃老闆為師。”
虞洽卿所說的黃老闆，是上海灘赫赫有名的法租界華探黃金榮。蔣介石對此卻不無擔憂：
“我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又負債纍纍，黃老闆會收我為徒嗎？”
“放心，憑我與黃老闆的交情，不成問題。”
事實上，黃金榮收蔣介石為徒，不僅因為與虞洽卿素有交情，他更看重的是蔣介石多年追隨孫中山這一事實。
早在辛亥革命時期，黃金榮便為革命黨人在租界的活動大開綠燈，並與孫中山一直保持聯繫，也曾在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后，對粵軍給予經濟援助。而蔣介石作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讓黃金榮倍感親近；加上黃金榮祖籍浙江餘姚，虞洽卿來自浙江鎮海，與蔣介石都是老鄉，黃金榮當即答應幫助蔣介石渡過難關。
1922年5月的一天，在鈞培里黃公館，黃金榮為蔣介石舉行了開香堂儀式。
這個儀式只是走個過場，黃金榮端坐在太師椅上，蔣介石遞上一張拜師帖，上書“黃老夫子台鑒，受業門生蔣志清（蔣介石的學名）”，然後行一跪三叩之禮，整個拜師儀式便結束了。
從此，蔣介石正式成為了黃金榮的門生，稱黃金榮為“先生”。儘管蔣介石發跡后，黃金榮送回了門生帖，蔣介石對“師傅”依舊執禮甚恭，並在百忙中數次登門給黃金榮拜壽。
拜師儀式結束后，蔣介石向債主們發出請柬，請大家到虞洽卿府上赴宴。
債主們不知道蔣介石葫蘆里賣的什麼葯，欠債還錢，請吃飯不知是何道理。待趕到虞公館大廳，發現酒宴上在座的不僅有蔣介石、虞洽卿，還有法租界權勢熏天的黃金榮！債主們心生不祥預感。
黃金榮呵呵一笑，開門見山地說：
“大家都知道，志清是我和阿德哥（指虞洽卿）的小老鄉。”說著，拍了拍蔣介石的肩膀，以示親密，“但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志清還是我黃某人的門生。如今志清一時手頭緊，他欠各位的債，就由我替他還了，大家隨時可以到我府上領錢。”
債主們這才明白，這筆賬不用要了，否則錢要不回事小，得罪了黃老闆事大，不如做個順水人情！於是，紛紛賠着笑臉，表示前賬作廢，一筆勾銷。
蔣介石坐在黃金榮身邊，重重地鬆了口氣，沒想到對自己如千鈞之重的事情，在黃金榮一句話之下化為烏有了。如今已無性命之虞，終於可以睡個好覺了。
然而，蔣介石的好覺沒睡了幾天，南方政府便發生了大變故！6月18日，蔣介石在奉化接到汪精衛從上海發來的電報，電報稱：
“驚悉粵變，尤幸總理無恙。”
當天，孫中山發自廣州的電報接踵而至：
“事緊急，盼速來。”
其實，早在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之初，便與陳炯明因政見不合，矛盾凸顯。陳炯明多年致力於聯省自治，以和平協商的方式統一中國；與孫中山奉行中央集權、以武力征戰統一中國的主張相背離。
此後，蔣介石發現陳炯明有謀叛之心，多次提醒孫中山討伐陳部，然後再行北伐，均未被採納。
果然，1922年6月16日凌晨，陳炯明下令4000叛軍圍攻總統府，炮轟孫中山在觀音山麓的住所粵秀樓。孫中山冒着槍林彈雨，突出重圍，逃入停泊在珠江上的寶璧艦，次日登上永豐艦，同時電令蔣介石南下救駕。
蔣介石接到電報后，趕到上海，於6月25日啟程南下，29日抵達黃埔，登上永豐艦晉見孫中山。
陰差陽錯，登上國民黨權力巔峰
1.永豐艦上共生死
陳炯明佔領廣州后，自任粵軍總司令。由於他沒有海軍控制權，無法對孫中山進行海上追擊。
孫中山被困永豐艦，手中有7艘軍艦可以調用，他決定先由艦隊討伐叛軍，同時電令北伐諸軍回師廣東，“水陸並進，以殲叛軍”。
可是，艦隊內部叛變投敵事件迭起，令身陷困境的孫中山一籌莫展。就在孫中山苦苦冥思破敵之計時，蔣介石登上中山艦。
“先生，您受驚了！”看到心力交瘁的孫中山，蔣介石頗為動容。
“你來了就好，現將海上指揮全權交給你，一切就靠你了！”
長期以來，蔣介石在孫中山身邊，屢屢擬寫軍事計劃，提出軍事建議，親冒鏑石指揮作戰，他在軍事方面的才能深得孫中山的肯定與賞識。
孫中山精神抖擻地對前來採訪的外國記者說：
“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加二萬援軍！”
蔣介石臨危受命，不遺餘力組織反擊。他坐鎮舵樓，指揮作戰，形勢很快發生好轉。同時，蔣介石還和水手們一起洗刷甲板，親自上岸採購食物，以鼓舞士氣。
但堅持到8月初，由於艦隊內部三大巡洋艦叛變，北伐軍第一師變節，致使回師救援受阻。孤立無援，繼續留在軍艦上已毫無作用。鑒於形勢的變化，蔣介石建議孫中山離粵返滬。
8月9日，在蔣介石的護衛下，孫中山安全撤離永豐艦，乘英國“摩漢號”炮艦赴港。10日，轉乘“俄羅斯皇后號”郵船抵達上海。
42天生死與共，使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攀升。後來蔣介石所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便由孫中山為之作序，序稱：
“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於側，而籌劃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茲紀殆為實錄。”
1923年2月，孫中山依靠粵軍將領許崇智以及滇、桂軍支援，返回廣州，準備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
4月20日，蔣介石赴穗就職，卻因內部爭鬥，只幹了3個月，就憤而辭職，轉而去了香港。蔣介石前腳到了香港，後腳就傳來消息，說孫中山將組團赴蘇聯考察軍事，以便建立新軍。
蔣介石一直夢想手中握有一支軍隊，覺得這是個好機會，立即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寫信，毛遂自薦。
孫中山原打算讓廖仲愷帶隊赴蘇考察，但因廖仲愷是其得力助手，實在離不開，最終同意由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代表團成員有王登雲、沈定一以及共產黨人張太雷。
8月16日，蔣介石心滿意足地登上“神田丸”號輪船，抵達大連後轉乘火車，於9月2日下午1時到達目的地莫斯科。
兩個多月後，蔣介石失望而歸。
之所以失望，因為孫中山想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軍事力量，蘇聯方面表示拒絕，蔣介石知道蘇聯對蒙古圖謀不軌，十分生氣。
到蘇聯之前，蔣介石受“以俄為師”的流行思想影響，對蘇聯很有好感。到蘇聯后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那裏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對富農等敵對勢力的鎮壓政策讓他十分反感。
12月15日蔣介石回到上海，此時孫中山已計劃籌辦黃埔軍校，打算讓蔣介石出任軍校籌備委員長。蔣介石見沒有讓他當校長的意思，心裏很不高興，給孫中山寄了一份《游俄報告書》，便登船回奉化老家去了。
此時軍校招生、考試在即，蔣介石在關鍵時刻撂挑子，令孫中山十分着急。孫中山連發6封電報，催他速回廣州，直到1924年1月16日，他才慢吞吞到廣州復命。
蔣介石選在這個時間來廣州，是因為3天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在這裏召開。蔣介石揣摩着，憑他追隨孫中山多年的經歷，即使當不上中央執行委員，起碼也能當個候補委員。
20日大會如期召開，選出24名中央執行委員，除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人外，蔣介石的把兄弟張靜江、戴季陶都名列其中，唯獨沒有蔣介石！
在隨後選出的17位候補中央委員中，共產黨人林伯渠、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人名列其中，依舊沒有蔣介石！
蔣介石大失所望。
對孫中山如此重用共產黨人，而不重用自己，蔣介石十分窩火，而他奉命籌建黃埔軍校，校長人選一直沒有明確。也就是說，校長一職另有其人，這讓他實在無法接受。勉強堅持到2月下旬，21日，蔣介石即遞交辭呈，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蔣介石第一時間內找到張靜江。張靜江在這個時候見到蔣介石，卻是十分驚訝：
“聽說軍校3月21日就要舉行入學考試了，這個節骨眼上你不在廣州，反而跑到我這兒來了？是不是手頭緊了，需要多少儘管說。”
“我個人倒不缺錢。”
“那是為什麼？”
“黃埔島那個彈丸之地，一片荒涼，既沒錢又沒糧，白手起家辦軍校談何容易！可孫先生又不放權，也沒有要我當校長的意思，弄得我到處碰壁，我實在不願意給別人做嫁衣裳！”
“會有這種事？孫大炮做得也太過分了！”見盟弟受了委屈，張靜江安慰說：“你放心，我馬上給孫大炮寫信，校長一職非你莫屬，我的話還是有作用的！”
張靜江如此敢說大話，與他國民黨元老身份不無關係。他曾對孫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動給予大力經濟援助，並於1906年在新加坡參加同盟會，也是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的積極支持者，又在國民黨“一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他的話自然有分量。
見過張靜江，蔣介石隨後返回奉化。
2.爭得了黃埔校長
蔣介石離開廣州后，孫中山令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長，繼續籌辦軍校事宜；並在幾天後的2月29日，給蔣介石發來電報，請他回粵復職。
3月2日，蔣介石給孫中山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蔣介石對孫中山所依靠的“所謂忠者賢者，及其可靠者”，表示了極大不滿，稱他們“皆不過趨炎附勢，依阿諂諛之徒”，並稱：
“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願犧牲，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如英士（陳其美字）與中正者，恐無他之人矣。”
蔣介石提到陳其美，自然是想提醒孫中山，在他最失意的時候，很多朋友離他而去，蔣介石則在陳其美的引薦下，赴日本拜見孫中山以及赴難永豐艦，有幾人能對孫中山如此忠心耿耿，連性命都可不要。
蔣介石的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孫中山信任自己，重用自己，不要被國民黨左派以及共產黨人所左右。
此時，籌備黃埔軍校的事務，全由廖仲愷一個人承擔，但他只是代理，很多事情還需要蔣介石來決定。他左等右等不見蔣介石歸來，實在扛不住了，於3月26日給蔣介石去電，要求蔣介石給個明確答覆，到底來還是不來。
蔣介石回電稱：我一定去，勿念，並在電報中對校務作了一些安排。
回過電報，蔣介石並沒有動身的跡象。他在等，等孫中山作出決定，到底讓不讓他當校長。但孫中山等不了，他派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出馬，赴奉化請回蔣介石。
許崇智絕非等閑之輩，他的祖父曾是前清浙閩總督，他本人則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清末即官至協統。論資歷，蔣介石和他差了十萬八千里。
許崇智幫助孫中山討伐陳炯明時，蔣介石任他的參謀長，兩人還是結拜兄弟，他早就摸清了蔣介石的脾氣，知道請將不如激將更有效。
蔣介石見許崇智來了，心中暗喜，但表面上不動聲色，幽怨地說：
“我寧可一輩子輔佐你鎮守南關，至於黃埔那邊，要槍沒槍，要錢沒錢的……”
“你繼續這樣待下去，就要與世隔絕，不知外間事了。”
許崇智打斷蔣介石的話，告訴他說：
“蘇聯答應給孫先生幾千支槍，已經在路上了，還有大批款項，四周的軍閥都紅了眼。你倒好，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把一個聚寶盆拱手相讓！”
這個消息令蔣介石驀然一驚。
“孫先生說，你若再不回軍校，他就考慮讓別人當校長！”
這句話更令蔣介石緊張起來，立刻問：
“孫先生都考慮誰來着？”
“不瞞你說，在下就是一個，但我怎會去奪自家兄弟的位子！”
其實蔣介石早就聽說，孫中山屬意許崇智當校長，但許崇智不願做這份差事。
“還有誰？”
“先生還考慮譚延闓，但他也不願擔這份差事。”
蔣介石點點頭。譚延闓是湘軍總司令，曾在護法、討袁運動中立下戰功，領兵打仗雖很在行，但對管理軍校不擅長也沒興趣。
“所以孫先生想破格提拔衛隊長姚觀順，他曾護駕有功！”
“姚觀順，他連講武堂都未進過，怎能去辦現代軍校？”
蔣介石好像受了莫大的侮辱，委屈地說：
“先生看中姚觀順，卻看不中我，既然這樣，我也不用回廣州了。”
“你這話說錯了，其實先生是偏愛你的，本就有意讓你出任校長，如今張靜江又寫信給先生，先生也就決定由你做校長了!”許崇智見時機已到，終於說出孫中山的最終決定。
聽到這裏，蔣介石心中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
4月14日，蔣介石同許崇智一道，踏上歸穗的路途；4月21日，蔣介石抵達廣州，晉謁孫中山；5月3日，蔣介石被正式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
蔣介石終於如願以償。
3.廖案中意外升遷
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為蔣介石的一生大業奠定了軍事基礎。正因為手中有了一支屬於自己的隊伍，蔣介石的軍事才能得以充分展現，政治地位不斷攀升。
1925年2月1日，蔣介石率黃埔軍校教導團、粵軍一部，東征討伐陳炯明；
4月29日，以黃埔軍校教導團為基礎的國民黨黨軍宣告成立，蔣介石被任命為黨軍司令官；
6月中旬，蔣介石率黨軍與各路聯軍配合，平定楊希閔、劉震寰滇桂軍叛亂；
而在此間，孫中山於3月12日在北平病逝，國民黨群龍無首，很快內訌迭起。
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任主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廖仲愷負責政府政務。
這四人均地位顯赫，勢力不分上下，乃國民黨內“四大巨頭”。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何況是四虎。四虎你爭我奪，很快發生流血事件。
8月20日上午，廖仲愷攜妻子何香凝乘車前往黨部開會，在黨部門前被殺。
光天化日之下，國民黨要員遇刺身亡，立刻在黨內和社會上掀起驚濤巨浪。
廣東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立即決定，為“廖案”成立“特別委員會”。此時，已任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蔣介石脫穎而出，與汪精衛、許崇智同任“特別委員會”委員，被授予政、軍、警全權，追查此案。
案件真相很快浮出水面，刺殺廖仲愷的主謀乃胡毅生——胡漢民的弟弟，於是，胡漢民被捲入其中。
孫中山去世前，曾赴北京參加國民會議，這一時期由胡漢民代表孫中山執掌廣州政府政務，因此在胡漢民看來，孫中山逝世后，他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但在臨時會議選舉時，汪精衛出乎意料當選國民政府主席，而這得益於廖仲愷的支持。胡漢民得知此事後，多次派人對廖仲愷進行攻擊和批評。不久，“廖案”發生，主謀是其弟，他本人自然難脫干係。
在與汪精衛商議之後，蔣介石派人將胡漢民帶到黃埔軍校，以保護安全為名將其軟禁，不久即令胡漢民辭職赴蘇聯考察。
轉瞬之間，“四巨頭”變為“二巨頭”，連同新加入的蔣介石，即形成“新三巨頭”的格局。
胡漢民是汪精衛的政治對手，他走了，汪精衛一枝獨秀。殊不料，汪精衛並未就此罷休，有一天，他突然告訴蔣介石一個意外的消息：
“參與‘廖案’的名單中有兩個人，你或許想不到是誰！”
“哦？”汪精衛重提“廖案”，令蔣介石陡然一驚。
“朱卓文與梁鴻鍇！”
這兩人都是許崇智的屬下，蔣介石立即明白了汪精衛的用意。
“你現在能控制多少兵力？”
“至多1個師。”
“許崇智呢？”
“3個師。”
“嗯，如果許崇智倒了，那麼你的出頭之日就到了。”汪精衛點明要害。
蔣介石何曾不明白這一點，正是因為許崇智手中兵力遠在蔣介石之上，蔣介石才難以獲得更大發展。
蔣介石曾向軍事委員會提出統一軍事、統一財政建議，就是為了集權于軍委會，達到削弱許崇智實權的目的。汪精衛支持這項建議，軍委會通過了這項決議，但許崇智不予執行，蔣介石無可奈何。
如今，扳倒許崇智的機會終於來了。
於是，汪、蔣聯手，對許崇智進行審查，在許崇智作出引咎自責和負責追查的表示之後，蔣介石又以其把持地方財力、為所欲為、所部粵軍軍紀廢弛等，對其大加貶斥。並收買許部旅長，爭取了其他粵軍將領的同情與支持。
做完了這些，蔣介石找到許崇智，稱：
“如今粵軍將領各懷鬼胎，已不可靠，還是讓我的學生擔任你的警衛吧，這樣才能保證你的安全。”
許崇智信以為真，蔣介石藉機派兵將他監管起來。9月20日，蔣介石指揮所部襲擊許崇智的部隊，並將其繳械，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接着，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准予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財政監督許崇智卸職。很快，許崇智解職離粵，到上海做了寓公。
“廖案”的發生，使“四大巨頭”一死兩出局，為蔣介石的晉陞創造了機遇，這是蔣介石本人不曾預料到的。
汪精衛掌握黨權，蔣介石掌握軍權，這是汪、蔣合作辦理“廖案”的收益，兩人都是最大贏家。
4.季山嘉處處設障
1925年10月，國民政府進行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與第一次東征不同的是，蔣介石由東征軍參謀長晉陞為東征軍總司令。至年底，廣東境內敵人基本肅清，不久兩廣統一。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國民革命軍總監。
直到這時蔣介石才知道，為他創造機會趕走許崇智、將他推上權力巔峰的，不僅是汪精衛一人，發揮更重要作用的是鮑羅廷等蘇聯顧問。而此後想把他推下權力巔峰的，也正是蘇聯顧問。
這一時期，蔣介石將汪精衛視為可交心的上峰與朋友，與汪切磋協商各種問題，相處和諧。
對蔣介石形成巨大壓力的，是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季山嘉對蔣介石處處挑剔，常常冷嘲暗諷，尤其反對蔣介石的北伐主張，令蔣介石心中極為不快。
而蔣介石並不知道，季山嘉的所作所為，都與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東方部不無關係。
蔣介石以繼承總理遺願為己任，堅決主張北伐。但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東方部認為，北伐時機尚未成熟，共產黨此時還不夠強大，擔心土耳其凱末爾噩夢在中國重演，因此極力反對北伐。季山嘉正是秉承其旨意，千方百計分化瓦解蔣介石的軍事實力，以阻撓北伐的順利實施。
於是，軍事委員會忽然削減已定好的黃埔軍校經費，將削減部分挪給第1軍第2師，該師原本經費充足，並不需要增加經費。而該師師長王懋功，與季山嘉關係密切！
蔣介石有理由認為，季山嘉在搗鬼，有意分裂蔣介石的嫡系第1軍，將其屬下第2師拉出去獨立成軍。
蔣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扣押王懋功，令親信劉峙接任第2師師長，接着找到汪精衛，氣呼呼威脅道：
“季山嘉專橫跋扈，若不將他免職，不僅會對黨國有害，而且也不利於中蘇邦交。若不讓他回蘇聯，我就辭職！”
汪精衛一向以蘇聯顧問團為靠山，自然知道季山嘉的所作所為，更知道季山嘉做得有些過分，趕緊出來圓場，對蔣介石勸慰說：
“季山嘉已經知道錯了，而且他也有回蘇聯的打算，你不用擔心，以後不會有事了。”
蔣介石稍稍放心，但他向來多疑，在季山嘉返回蘇聯之前，他不能放鬆警惕。而隨後的事實證明，季山嘉根本沒有辭職回國的意思，蔣介石因此擔心季山嘉仍會採取手段對他進行報復。
果然，蔣介石在3月14日與汪精衛談話時，發現汪精衛的態度完全變了，汪精衛已經明顯站到了季山嘉的一邊，再也聽不進蔣介石的任何解釋。蔣介石感到汪精衛“受讒已深，無法自解”。
對蔣介石來說，汪精衛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失去了汪精衛的理解和支持，等於失去了國民黨組織這個後盾。倘若汪精衛與季山嘉即蘇聯顧問團聯手，加上共產黨相助，蔣介石轉瞬會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蔣介石內心充滿了憂慮與焦躁，加上他原本多疑，以致整日坐卧不寧。
接下來發生的一個偶然事件，讓他本已緊繃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
5.中山艦事件真相
3月18日晚，一艘自上海開往廣州的商輪遭土匪搶劫，向黃埔軍校求救，軍校駐省辦事處向海軍局求援，海軍局當夜派出二艦前往救援，其中一艦為中山艦。
19日上午，蔣介石在廣州接到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人李之龍的電話，李之龍在電話中請示：
“校長，蘇聯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但中山艦今早已駛往黃埔救援被劫商輪，能否將中山艦調回？”
蔣介石一聽，頭“嗡”的一聲響，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要出事！
因為，沒有蔣介石的命令，任何人沒有權力調動中山艦！
“誰讓你將中山艦調去黃埔的？”蔣介石厲聲質問。
電話那頭的李之龍支支吾吾，蔣介石更是疑竇叢生。
“為什麼調走時不請示我，調回來卻要請示我？”
見李之龍回答不出原因，蔣介石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測，聯想到這幾日汪精衛三番五次詢問他何時回黃埔，頓覺此事絕非偶然。
是因為自己未回黃埔，開到黃埔的中山艦才要開回來嗎？
而在此時，蔣介石的赴蘇護照剛剛辦好，如此一聯繫，蔣介石立刻得出結論：
這是季山嘉、汪精衛聯合共產黨人設計的一場陰謀，準備將他“劫持”到蘇聯！
蔣介石一向急躁、任性，一遇逆境，就會使性子，甚至離隊而去。在蔣介石跟隨孫中山不到8年的時間裏，他因對粵軍內部紛爭等諸多問題的不滿，從前線返回上海或老家達10次之多，平均一年一到兩次。
孫中山在世時，多次批評蔣介石這個脾氣，蔣介石自己也經常反省，但一直沒有什麼改變。
眼下，蔣介石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出走。
只是此次出走，並非返滬或回奉化溪口，而是回到東征軍司令部所在地汕頭，以休養為名，靜觀其變。
但走到半路，蔣介石忽然想到：自己這一走，等於授人以柄，給季山嘉、汪精衛打擊自己提供了口實。如今自己手握重兵，還需要出走嗎？
對，以武力彈壓之！
下午5時，蔣介石原路返回，回到東山寓所，連夜召集親信部下開會。
3月20日凌晨，蔣介石下令廣州地區部分戒嚴，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拘禁衛戍廣州的第2師共產黨代表；下令抓捕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佔領中山艦；同時包圍蘇聯顧問團住宅，收繳其衛隊的武器；以“保護”名義將汪精衛住宅包圍。
但蔣介石很快意識到自己沒有什麼危險。
當天下午，廖仲愷的妻子何香凝找到蔣介石，責問道：
“你派軍隊到處戒嚴，究竟想幹什麼？你是不是瘋了？想投靠帝國主義？”
面對何香凝一連串的發問，蔣介石張張嘴，卻是啞口無言。他後悔自己神經過敏發動此次事變，他的這種做法，勢必會招來蘇聯人的抗議。而蘇聯人當時在國民黨中的影響，遠遠超過他本人。
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和思想壓力，蔣介石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枱上哭了。
隨即，蔣介石下令取消戒嚴，釋放李之龍及第2師共產黨代表，交還蘇聯顧問團衛隊的武器，並向蘇聯顧問道歉。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蘇聯顧問團不僅沒有發難，而且一日之後，正在廣州視察的蘇聯軍政代表團團長、時任蘇共中央書記的布勃諾夫，痛快地決定將季山嘉等人調走，從而改變了蘇聯顧問控制國民黨的局面！
這個意外的變化令蔣介石如釋重負。
對於汪精衛，蔣介石不知如何解釋自己的行為。儘管汪精衛已與季山嘉站在一起，聯合倒蔣，蔣介石卻無法證明中山艦異動與汪有關。就在這時，蔣介石得知汪精衛因肝病卧床不起，立即前往探視。
不料，汪精衛見到蔣介石，驟然怒髮衝冠，對蔣介石橫加指責，使自尊心極強的蔣介石深感受辱。也正因為此，蔣介石對汪精衛不再抱任何幻想，從而堅定了自救的決心。
汪精衛失去了蘇聯顧問團的支持，大失所望，他知道共產黨和各軍軍長都會緊跟蘇聯步伐，屈服於蔣介石，自己成了空頭司令，於是稱病不出，並於25日秘密出走。
於是，蔣介石輕而易舉地掌握了黨、政、軍大權。
如果說中山艦事件不是針對共產黨，那麼接下來，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不僅提出“整理黨務案”，而且公開提出一黨專政的主張，將矛頭明確對準共產黨。
在國民黨“一大”上，國民黨確定與共產黨施行合作；“整理黨務案”則是蔣介石為確保他本人與國民黨政治前途，限制共產黨發展的一項方案。
6.鮑羅廷披掛上陣
中山艦事變的發動和《整理黨務案》的通過，不僅使蔣介石一躍成為國民黨頭號軍事政治強人，集黨、政、軍權於一身，同時，再沒有人能夠反對他進行北伐了。
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佈《北伐宣言》。
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正式誓師北伐。
7月27日，蔣介石率總司令部開赴湖南戰場，指揮北伐軍與吳佩孚部作戰。
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吳佩孚主力被殲，北伐軍很快佔領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
這時，為了適應全國革命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的需要，蔣介石提議遷都武漢。
不料，這一提議遭到鮑羅廷的反對。
鮑羅廷是蘇聯代表團中曾經支持北伐、對蔣介石幫助最大的政治總顧問，但在1926年1月突然辭職回國，當他接替季山嘉重返廣州之後，便肩負了阻止蔣介石北伐這一使命，只是他採取了與季山嘉不同的方式。
原因在於，鮑羅廷到廣州之後，發現他已無法左右蔣介石，唯有曲意迎合取得蔣介石信任，方能施加影響。
也正是在此情況下，《整理黨務案》得以順利通過。
但鮑羅廷的退讓只是緩兵之計，他的真正意圖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即趁蔣介石北伐遠離廣州之機，對國民黨最高權力中心施加影響，從而削弱和剝奪蔣介石對黨政的控制權。這樣做的目的，與阻止北伐異曲同工，即防止凱末爾噩夢在中國重演。
蔣介石遷都武漢的提議，打亂了鮑羅廷的全盤計劃，因此他第一個反應便是堅決反對。但鮑羅廷很快意識到，遷都武漢，蔣介石亦無法到武漢親政，而武漢在地方軍閥唐生智的控制之下，唐生智對蔣介石原本就不服氣，何不利用二人矛盾，與蔣介石相對抗！同時迎接避居莫斯科的汪精衛出山，聯合一切反蔣勢力，逼蔣交權！
鮑羅廷改變主意后，12月，國民政府遷都武漢。
到達武漢第二天，鮑羅廷立刻實施倒蔣計劃，馬不停蹄地召集談話會，提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遷到武昌之前，先由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織臨時聯席會議，行使“最高職權”。
12月3日，聯席會議在武昌組成。身為國民黨黨政軍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及蔣在北伐期間委託代理其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的張靜江，均被排除在“最高職權”之外！
蔣介石很快意識到，這個行使“最高職權”的聯席會議，使蘇聯顧問重掌國民黨黨政大權，一旦它通過決議推翻二屆二中全會以來建立的種種軍政體制，“中山艦事件”以來的種種努力都將化為泡影。
12月7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力主遷都南昌。
此時北伐軍已殲滅孫傳芳在江西的十萬主力，並在肅清江西之敵後，開始掃蕩孫傳芳在閩、浙的兵力。蔣介石的總司令部，便駐紮在南昌。
1927年1月3日，張靜江、譚延闓等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上武漢途中，抵達南昌。蔣介石藉此機會，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最高權力機關暫時設置於他直接掌控的南昌。
但對於鮑羅廷來說，若同意蔣介石的主張，不僅自己顏面盡失，而且意味着即將大功告成的倒蔣計劃前功盡棄。於是，鮑羅廷橫下一條心，決定公開與蔣介石攤牌。
鮑羅廷這個決定自認為是穩操勝券的，他知道國民黨高層領導多數傾向聯俄，同時不願看到黨內再生分裂，一旦與蔣介石公開針鋒相對，必然會將南昌方面領導人從蔣介石身邊拉走，使蔣介石陷入孤立無援之中，坐以待斃。
但鮑羅廷忽略了一個問題，那便是蔣介石是否會乖乖接受他的倒蔣安排！
尤其，蔣介石手中有軍隊！
7.蔣介石的撒手鐧
1月12日，蔣介石一行抵達武漢，鮑羅廷作好攤牌準備。
在歡迎宴會上，鮑羅廷挺身而出，突然指名道姓地譴責蔣介石說：
“蔣介石同志，我聽說有軍人摧殘黨權、欺壓共產黨人和妨礙工農運動的發展，我們共事三年，所做的事情，你應該知道，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來打倒他的。”
鮑羅廷突然發出的這番言論，猶如一顆重磅炸彈，在每個人的心中炸開，令所有人目瞪口呆。
蔣介石更是大吃一驚，在如此眾目睽睽之下，鮑羅廷的指責令他顏面全無，忍耐程度達到了極限，他當即反問道：
“那我的學生中出現武昌工友那樣的言論，又是怎麼一回事？”
蔣介石說的，是1926年11月末發生的事情。當時，在武昌一次軍民集會上，場內工人群眾有意當著蔣任校長的中央軍事學校分校學生的面，公開叫喊“打倒蔣介石”，雙方因此發生激烈的肢體衝突。此後不久，在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中，也出現反蔣言論，蔣介石自然猜到，這是蘇聯方面和共產黨人在發揮作用。
蔣介石在4月20日召開的黃埔同學會會員大會上，提起這次與鮑羅廷的衝突時說：
“我校長教學生還沒教得這樣子嚴重，乃在宴會場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革命軍的領袖，又是中國國民黨裏面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不止是欺負我個人，不止是壓迫我一個人，你完全是欺負我們中國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哪裏可以放過你！”
但是，蔣介石在遷都問題上態度的變化，令武漢國民黨左派極為不滿。蔣介石一行返回南昌后，一個大張旗鼓的“恢復黨權運動”，便在國民黨左派領袖和共產黨人的發動下開展起來，該運動以打倒“昏庸腐朽分子”為名，矛頭直指張靜江與蔣介石。
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會議重定黨政軍領導體制，免去蔣介石中常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等職，蔣在黨政方面的權力被全部消除。鮑羅廷及武漢國民黨左派用黨權、政權限制和對抗握有軍權的蔣介石，已基本達到目的。
但在舊中國，軍權大於一切，有過“中山艦事件”經驗的蔣介石，自然知道該怎麼做。
他開始考慮另立中央，與武漢政府分庭抗禮。
尤其武漢中央已經公開把此前的“容共”主張，變成了實際的“聯共”政策，蔣介石認為，武漢中央一系列做法都是鮑羅廷和共產黨人在背後主導。因此，他將矛頭對準了共產黨。
1927年3月21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爆發。當日，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進駐上海龍華，兵不血刃地拿下上海。隨後，北伐軍攻佔南京。
3月26日，蔣介石抵達上海，在取得江浙財團和青幫勢力支持后，開始了“清黨”的準備工作。
4月1日，蔣介石在南京發出密令，要求所控制的各省一致“清黨”。
4月12日，上海幫會打手向工人糾察隊發起進攻。隨後，新成立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以制止械鬥為名，將工人糾察隊繳械。對於次日總工會組織的示威遊行、罷工罷市，白崇禧則下令軍隊開槍。這就是舉世震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與此同時，粵浙贛蘇閩等地相繼“清黨”。
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共產國際擔心的凱末爾噩夢，最終在中國重演。
權力角逐，十年南京兩度下野
1.第一次被迫下野
寧漢分裂，沒有阻止北伐的進程。5月初，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部署渡江北伐計劃，擬定兵分三路，揮師北上。5月下旬，已過江大軍即開始進攻徐州、山東。6月上旬，三路大軍均到達隴海線，向山東發起全面進攻。
與此同時，武漢國民政府也開始繼續北伐。
然而，7月上旬形勢急轉直下，寧漢矛盾激化，武漢國民政府發起“東征”討伐蔣介石，蔣介石調主力回師南下，準備抵抗武漢“東征軍”。
北伐主力部隊南撤，讓直系軍閥孫傳芳與奉系張宗昌有了可趁之機，兩部乘機反攻，很快收復失地，於7月24日攻陷徐州。
聽聞徐州失守，蔣介石一怒之下親赴前線指揮作戰，結果不僅徐州未奪回，而且致使敵軍正面出擊，北伐軍一路潰敗，連淮河一線也無法防守了。8月6日，蔣介石退回南京，江北盡失。
蔣介石氣急敗壞，回到南京第二天，便在總司令部召開緊急會議，他手下的重要將領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人全部到場。
此時南京兩面受敵，北有軍閥孫傳芳的軍隊隔江對峙，西有武漢“東征軍”唐生智的軍隊大兵壓境，尤其是唐生智的軍隊，對南京政權構成嚴重威脅。
當時，國民黨陣營有三個主要派系，一個是蔣介石、李宗仁為首的寧派，一個是汪精衛、唐生智為首的漢派，另一個是滬派，即西山會議派。而蔣介石的主要對手是武漢方面。
武漢方面汪精衛與唐生智決心倒蔣，提出的和談條件是：蔣介石下野。
蔣介石怎會乖乖聽命？因此會議一開始，蔣介石就明確表態：
“必須出兵征討武漢，不先定武漢將不能繼續北伐。”
但此時寧派內部矛盾重重，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面和心不和，李宗仁隨時準備取蔣介石而代之。因此，李宗仁反對蔣介石的意見，他說：
“現在南京兩面受敵，尤其唐生智的‘東征’軍不可小覷，我們應該先和漢后北伐。”
李宗仁的意思，就是讓蔣介石下野。一旦蔣介石下野，他便有了出掌中樞的機會。
蔣介石對李宗仁的表態並不意外，李宗仁與武漢方面信函往來他是清楚的，他不露聲色地說：
“如果你們非要和的話，那我就走開，讓你們去和好了。”
蔣介石原本出於要挾的目的，將李宗仁一軍。殊不料，白崇禧卻順勢說：
“此時為團結本黨，顧全大局計，總司令離開一下也好。等我們渡過眼下難關，再請總司令回來行使職權。”
白崇禧的話令蔣介石大出意料，儘管白崇禧與李宗仁同屬桂系，但蔣介石對白崇禧有提攜之恩，照理白崇禧不該在此關鍵時刻與他公開對抗。
但轉念一想，李、白畢竟不是自己的嫡系，本就不能信任。蔣介石環顧左右，只有嫡系將領何應欽可以出來救場。但無論他怎樣示意何應欽，何應欽都低着頭，一言不發。
顯然，何應欽的態度是對白崇禧意見的默認。他與白崇禧私交甚好，此時兩人已達成一致，有備而來。
何應欽的態度令蔣介石深感意外，同時大失所望。而他話已出口，既然無人出來“救場”，他只能履行“諾言”辭職。
李宗仁卻早已等不及了，又說了一句：
“請總司令自決出處。”
在這種局面下，蔣介石已無退路，只好憤憤地說：
“好！好！就這樣吧。”
蔣介石一氣之下，拂袖而去。
8月13日，蔣介石發表“辭職宣言”，通電下野，在對軍事、政治作了一番安排后，返回溪口老家。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應該說，造成蔣介石下野的原因，除了武漢汪精衛、唐生智的倒蔣外，桂系的逼宮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白崇禧、李宗仁與何應欽的聯合，使蔣介石陷於“孤立”境地。
因為除此三人，蔣介石根本無力與武漢一決雌雄。尤其在他指揮津浦線作戰一敗塗地，其威信大受影響之時，只能選擇下野。
2.焦山約會宋美齡
下野，在民國時代是司空見慣的事。蔣介石下野，無非是暫避風頭，以退為進。南京班底仍是他的人馬，陳果夫一手控制着中央黨部，蔣介石仍通過對政治、軍事、財政的遙控左右着時局。
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本想在蔣介石下台後，由桂系拉出幾位國民黨頭面人物充當門面，不料根本掌控不了局面，甚至連軍餉都籌措不出。
而下野后的蔣介石，卻要利用這段休閑時間處理一件大事——完成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後一次婚姻。
這次婚姻的女主角，就是孫中山的妻妹宋美齡。
宋美齡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傳教士家庭，其父宋嘉樹是孫中山的朋友，二姐宋慶齡與孫中山結為伉儷，大姐宋靄齡嫁給了大財閥孔祥熙，哥哥宋子文乃理財高手。她在美國生活了十年，受過系統和正規化的美式教育。
蔣介石傾心於宋美齡早在1922年年末。
當年12月初，在上海莫里哀路孫中山的寓所，由宋子文主持了一場社區基督教晚會，在這個晚會上，蔣介石第一次見到了25歲的宋美齡。
宋美齡容貌出眾，風姿綽約，舉止超凡脫俗，一出場便攫住所有在場男士的注意力，蔣介石也不例外。
不久，蔣介石找到孫中山，向他吐露心聲：
“上次晚會我見到了您的妻妹宋美齡小姐，對她一見傾心，希望您能將她介紹給我。”
孫中山心領神會，笑着說：
“你脖子上的小腦袋太聰明了。”
孫中山將蔣介石的意思告訴給妻子宋慶齡，宋慶齡認為蔣介石有妻有妾，是個喜新厭舊的花心男，堅決不肯將妹妹嫁給他。
於是，孫中山勸蔣介石等一等再看。
蔣介石也知道時機尚未成熟，因此耐心等待，開始了長達5年的求婚歷程。在孫中山逝世前，他曾兩度向孫中山提起這門親事，孫中山的回答始終是等等看。
在這5年時間裏，蔣介石的迅速崛起令所有人刮目相看。尤其北伐開始后，他成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千軍萬馬，一路勢如破竹，大有統一中國之勢。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北伐到達上海后，首先奔赴西摩路宋宅，重申求婚之意。
蔣介石如此重視這樁婚姻，不僅因為宋美齡本人才貌雙全，學貫中西，是他政治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更在於宋美齡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畢竟娶到宋美齡，他便與孫中山成為連襟，成為孫名正言順的繼承人；同時能獲得孔宋兩大家族的財力支援！
而對於宋家來說，如今的蔣介石已非昔日吳下之阿蒙。尤其是宋靄齡，認為蔣介石十有八九會成為未來的國家領袖，與之聯姻，益處多多，必能加強孔宋兩大家族在未來政治舞台的地位和影響力，因而極力促成這樁姻緣。
在宋靄齡的撮合下，宋美齡答應與蔣介石約會。
終於獲得美人青睞，蔣介石喜不勝收，但在哪裏約會好，蔣介石一時拿不定主意，於是叫來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陳佈雷，詢問道：
“我要和宋美齡小姐約會，約會地點是在南京好，還是到上海好？”
“依敝人愚見，南京、上海皆不好。”
“此話怎講？”
“總司令坐鎮南京，召宋女士來見，有擺大丈夫架子之嫌；若去上海見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
蔣介石聽了，覺得很有道理，繼續問：
“那你認為在哪裏約會合適？”
“鎮江市的焦山最為合適。按路程計算，總司令主動往上海走了100里，宋女士往南京追了200里。總司令的大丈夫架子放下了，宋女士的熱情也發揮了。”
“妙！妙！”蔣介石連連稱讚。
於是，蔣介石與宋美齡約定5月15日攜手游焦山。
14日下午3時許，宋美齡乘坐的火車緩緩駛入鎮江車站，蔣介石已在此等候多時。
這一天，蔣介石沒有穿軍裝，而是穿了一套華貴筆挺的西裝，頭戴高級草帽，腳踩白皮鞋，神采奕奕，身後筆直地站着一排衛士。
車停穩后，蔣介石即登車與宋美齡見面，並主動接過宋美齡的手提包，迎接宋美齡下車，然後乘坐一輛新式轎車，開到江邊后換乘小汽艇，直駛焦山。
焦山位於長江之中，來往必須乘船。山上有個大廟，和尚不多，遊客也不多，環境非常幽靜，尤其適合情侶約會。蔣介石心中暗嘆，陳布雷真是給選了個好地方。
到達焦山第二天，蔣介石和宋美齡遊覽了“碑林”和“萬佛塔”。
第三天，當蔣介石和宋美齡走上“鶴橋”時，蔣介石指着松樹對宋美齡說：
“‘鶴’，象徵著長壽，這裏有預祝您松鶴延年之意。”
走進“百壽亭”時，蔣介石又介紹了100個不同字體的“壽”字之妙處，接着又祝宋美齡“永壽永康”。
宋美齡聽后笑着說：
“您如此奉承小女子，我如何擔當得起呢？”
此後，二人又登上“觀瀾閣”，次日前往“定慧寺”上香。
兩人的約會十分愉快，蔣介石對宋美齡百般奉承，宋美齡已為蔣介石的博聞強識和紳士風度所傾倒。
兩人在焦山度過了愉快美滿的十天，最後一天，他們遊覽了鄭板橋讀書處，宋美齡對鄭板橋十分崇拜，能熟背鄭板橋不少詩文，並順口給蔣介石背了一首。
蔣介石聽后，自愧弗如：
“宋女士如此博學，讓蔣某佩服不已！蔣某前半生戎馬征戰，荒廢了學業，真想後半生隱居於此，以鄭板橋為楷模，好好讀書啊。”
這時，兩人剛好走到鄭板橋讀書處旁邊的“別峰庵”門前，宋美齡便指着庵門說：
“您若隱居焦山讀書，小女子願在此庵帶髮修行，終生陪伴在您的身旁。您說，這算不算是紅袖添香呢？”
“算，當然算，若能如此，那就是蔣某的大福了！”
蔣介石心花怒放，他明白，宋美齡已經接受他了。
3.震驚中外的婚禮
想要娶到宋美齡，還有一道不好過的關口，那就是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
倪桂珍不贊成宋美齡嫁給蔣介石，一方面，因為蔣介石年齡偏大，比宋美齡大十歲；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蔣介石有妻有妾。倪桂珍認為他朝三暮四，不是女兒的好歸宿。
當時倪桂珍在日本休養，蔣介石於9月29日在張群、陳群、宋子文等人的陪同下，偕宋美齡乘輪船前往日本，開始了愛情攻堅戰的最後一站——請求宋母倪桂珍同意他與宋美齡的婚事。
倪桂珍聽說蔣介石要來拜訪，立即乘飛機離開長崎，飛往鎌倉。
蔣介石撲了個空，但他並不灰心。10月3日，在宋靄齡的耐心勸說下，倪桂珍最終答應在神戶接受蔣介石拜見。
10月4日，在神戶有馬溫泉有馬大旅館，蔣介石恭恭敬敬來訪。當時倪桂珍正在室內研究《新約聖經》，她合上書，問蔣介石：
“你是否願意成為基督教徒？”
“我願意試一試。”蔣介石微笑着說，“我將儘力研究聖經，在未經體驗之前，我不能隨便允諾接受基督教。”
倪桂珍點點頭，十分滿意蔣介石的回答。
蔣介石見倪桂珍臉色好轉，立即拿出9月27日、28日、29日三天的《申報》，指着上面的《蔣中正申明》給倪桂珍看。
這三天的《申報》上刊登着同一則《申明》，上書：
“民國十年，原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二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現在除家有二子外，並無妻女。唯傳聞失實，易滋淆惑，專此奉復。”
此時，為迎娶宋美齡，蔣介石已妥善處理了之前的三個女人。
對毛福梅，雖已聲明與之離婚，但“離婚不離家”，且未簽訂《離婚協議書》。此次赴日前，蔣介石在奉化老家補辦了《離婚協議書》。
對姚冶誠，蔣介石在答應負擔其全部生活費用后，雙方協議離異，姚冶誠遂帶着蔣緯國去了蘇州。
對陳潔如，蔣介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終於勸服她赴美留學。於是，8月19日，陳潔如偕張靜江的兩個女兒，戀戀不捨地離開了上海。
仔細閱讀了蔣介石在《申報》上刊登的《申明》，倪桂珍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蔣介石見時機成熟，連忙請求道：
“我想娶宋美齡女士為妻，此生必定只愛她一人，希望能得到您的准許。”
“既然你已經把事情一一辦妥，我也沒有理由不准許了。”
終於得到倪桂珍的首肯，蔣介石如釋重負。
在日期間，蔣介石還研究了日本國情及其對華政策，通過日本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活動，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助他重新上台。
實際上，就算沒有日本的支持，沒有宋美齡的婚約，蔣介石依舊能夠重返政壇。
蔣介石下野后，國民黨寧、漢、滬（西山會議派）三集團於9月中旬聚首上海，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由桂系和西山會議派掌控大局。
汪精衛原以為他能坐上第一把交椅，不想被無情地曬在一旁，心中十分不滿，遂電邀蔣介石回國。
而“特委會”成立以後，根本無法開展工作，國民黨重要機關都由蔣介石親信把持，“特委會”寸步難行，蔣介石復出只是時間問題。
接到汪精衛的邀請，蔣介石於11月10日返回上海，與汪精衛會晤。但隨後他首先要處理的，是為其政治命運增加砝碼的結婚盛典。
11月26日，蔣介石在報上發表他與宋美齡的結婚啟示。
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隆重婚禮。婚禮分兩次進行，一次是基督教式婚禮，一次是中國傳統式婚禮。
基督教式婚禮於下午3時5分，在西藏路慕爾堂按基督教儀式舉行，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做證婚人；然後移駕戈登路富麗堂皇的大華飯店，舉行中國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
下午4時15分，中國傳統婚禮正式開始。
蔣介石身着歐式禮服，在俄羅斯樂隊的演奏聲中，由孔祥熙等人陪同緩步登堂。
隨着《新娘來了》的樂曲聲響起，宋美齡身着白色軟緞拖裙，頭戴挑花透孔面紗，手捧玫瑰花，挽着宋子文的手臂，在四位女儐相伴隨下，進入眾人視線中。她緩步前行，最終停在了蔣介石的身邊。
這是一場震驚中外的曠世婚禮，前來觀禮的各國政要與名流達1300人之多；在飯店外的街道上，更有1000多人擁擠着等候婚禮的消息。
婚禮后的舞會持續到晚7時，接着是盛大的宴會，直到午夜12時才宣告結束。
4.橫掃各實力派
蔣、宋大婚，為蔣介石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資本。
一方面，等於宣佈了他為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另一方面，外國駐上海領事的紛紛到場，代表了對中國局勢的政治態度，即對蔣介石復出的支持。
這些都強化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地位。
2月上旬，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當選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隨後，又當選組織部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蔣介石終於重掌大權，東山再起！
此時，馮玉祥的西北軍早在1926年9月即五原誓師，全體加入國民革命軍；山西軍閥閻錫山也在年末公開參加革命；四川、雲南的一些地方軍閥也紛紛投向北伐軍，全國只剩奉系軍閥張作霖尚未歸順南京。
4月初，蔣介石率部出征，渡江北伐，一路過關斬將，勢如破竹。
6月4日，奉系張作霖見大勢已去，率部出關，不料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6月8日，北伐軍進佔北京。
12月29日，繼張作霖掌控東北的少帥張學良宣佈易幟，南京國民政府從形式上完成了全國統一大業。
然而，此時國民黨內部卻是矛盾重重，且愈演愈烈。桂、馮、閻三大派系，原本是割據一方的地方實力派，在北伐中均得到發展壯大，豈甘心聽命於南京政府；而蔣介石既完成了統一大業，就想實際控制各地方實力派，使之真正歸於自己麾下。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削弱他們的實力。
於是，“削藩”，被提上議事日程。
1929年1月，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開幕，蔣介石要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奉還大政”、“歸命中央”，結果可想而知，不僅遭到各派消極對抗，而且新的軍閥混戰，由此醞釀而爆發。
談判桌上擺不平的，勢必付諸武力，蔣介石首先要拿桂系開刀。
由於桂粵為同盟，為了解除粵軍威脅，同時切斷桂軍退路，蔣介石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誘至南京，軟禁於南京湯山；暗中支持李宗仁手下的師長、湖南省主席魯滌平，以分化打擊桂系。
解除了後顧之憂，3月27日，蔣介石一聲令下，三路大軍圍攻武漢，蔣桂戰爭爆發。
而在此前，蔣介石已重金收買桂軍師長李明端、楊騰輝。因此，戰鬥尚未開始，李、楊陣前倒戈，使李、白的嫡系第7軍幾乎全部投靠了蔣介石，蔣軍兵不血刃地進駐武漢。
4月21日，桂系主力將領胡宗鐸、陶鈞、夏威被迫下野，桂系主力被全部瓦解；6月初，桂系主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通電下野。
就在蔣桂戰爭尚未結束之時，馮玉祥又打出反蔣旗幟，不久失敗下野。
下野后的馮玉祥與閻錫山結為反蔣同盟，桂系隨後加入其中，由此形成聲勢浩大的反蔣集團。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雙方投入兵力達100多萬，在數千里的戰線上展開了長達7個月的角逐。
9月，東北張學良率兵入關助蔣，蔣介石的中央軍大獲全勝。
5.囚胡招惹眾怒
中原大戰結束不到半年，國民黨內部又發生寧粵分裂，這是又一次聯合反蔣行動，起源於“胡漢民事件”。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有資格與蔣介石相抗衡的，只有汪精衛與胡漢民。
蔣介石復出之前，蔣、汪為了各自利益，曾一度合作。當蔣介石掃清復出障礙“特委會”后，借口中共在廣州起義，用扣紅帽子的辦法攻擊汪派，迫使汪精衛出走法國。此後汪派在上海成立“改組派”，反蔣活動從未停止，直到1930年反蔣運動失敗，汪精衛再度流亡法國，其“改組派”才最終宣佈解散，汪精衛的反蔣鬥爭方暫告結束。
而胡漢民與蔣介石的合作，則始於寧漢分裂時。
胡漢民曾因“廖案”出走蘇聯，於1927年4月與蔣介石合作反共、清黨，後任立法院院長等職，與蔣介石共同支撐南京國民政府。
胡漢民是廣東番禺人，長蔣介石8歲，既為國民黨元老，又系孫中山的同輩與助手，其資歷與威望遠在蔣介石之上；他背後有國民黨元老派、廣東財團和門閥勢力的支持；孫科的太子派也一向與他合作；他本人在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中掌握一部分實權，又注重培植個人勢力，因此，胡漢民當時的設想是，自己主黨，蔣介石主軍政。
然而，中原大戰之後，蔣介石鎮壓了各反蔣勢力，地位得到鞏固，於1930年10月3日向南京國民黨中央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意在選舉總統。
蔣介石要制定約法當總統，意味着要從胡漢民手中奪走對黨的控制權，胡漢民立刻作出反應：堅決反對！
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提出兩項施政基本主張：第一是“剿共”，第二便是召開國民會議。
胡漢民一聽蔣介石立法之心不改，立即站出來大唱反調，大肆渲染蔣介石的獨裁圖謀。
蔣介石見胡漢民當眾攻擊自己，大為光火，但對這位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又無可奈何，最後只好先退一步，避開總統選舉問題，使全會就召開國民會議達成一致。至於國民會議是否制定約法，則沒有明確，這就為後面的爭端埋下了伏筆。
會後，蔣介石頻繁活動，積極籌備國民會議。
胡漢民看得很清楚，蔣介石立法初衷未改。
1931年1月5日，胡漢民針對蔣介石以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及選舉總統的企圖，進行公開的理論批判。
2月24日，胡漢民在蔣介石面前，嚴詞駁斥蔣之幕僚張群提出的“立憲救國論”。
蔣、胡二人，“一個要以軍馭政，實行軍事獨裁；一個要以黨統政，以政統軍，借‘法’和‘黨’來鞏固自己的權位”，“約法之爭”成為二人爭論的焦點。
胡漢民公開抗蔣，得到眾多反蔣派的支持。而蔣介石的獨裁專橫，也引起國民黨內很多人不滿，這些人紛紛倒向胡漢民一邊。
蔣介石見“總統夢”難圓，決定搬開胡漢民，單獨完成立法程序。
首先，吳稚暉自告奮勇，前去勸胡漢民“休養”，遭到胡漢民的痛斥。
接着，戴季陶獻計：關押胡漢民，打擊胡派分子。
2月28日晚，胡漢民前往黃埔路中央軍校蔣介石的官邸開會，剛來到府前，便被蔣介石的侍衛長攔住，侍衛長說：
“蔣總司令指示，今晚商談機密大事，衛士隨從不得入內。”
胡漢民覺得不對勁，但也沒多想，便讓衛士隨從在門外等候，獨自一人進入府中。
客廳里坐着戴季陶、朱培德、吳稚暉、何應欽、葉楚傖、陳果夫、陳立夫、張群等人，全部是蔣介石的親信。
胡漢民一進客廳，立刻被引進另一間屋子。但在屋中等候的並不是蔣介石，而是南京市警察廳廳長吳思豫。吳思豫交給胡漢民一封信，信中曆數了胡漢民的十大罪狀，重點是：
一、胡漢民勾結許崇智，運動粵軍，反對國民政府；
二、胡漢民作為立法院院長，帶頭反對訓政時期約法，挑起約法爭端。
胡漢民火冒三丈，氣急敗壞地大喊：
“我何時反對過政府？叫蔣介石來，我要和他當面理論！”
進來和他“理論”的，卻是立法院副院長邵元沖。邵元沖好言勸道：
“院長，您不要動怒，其實總司令的意思，是讓您辭職……”
胡漢民這才明白過來，他冷笑道：
“好！別說立法院長，什麼我都可以不做了，但我要當面和他說！”
蔣介石聽說胡漢民願意辭職，立即出來見胡漢民。不料胡漢民見到他，指着他鼻子就是一頓斥責。蔣介石強壓怒火，一言未發，拂袖而去。
就這樣，蔣介石以胡漢民密謀在粵“造反”為借口，將胡漢民送到湯山俱樂部監禁，10天後，又押解到胡在南京私宅中軟禁起來。
這便是在國民黨內部引發軒然大波的“胡漢民事件”。
6.寧粵和解中下野
搬開了胡漢民，5月初，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三屆中央全會第一次臨時會議，修正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
5月5日，為期12天的國民會議在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心議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蔣介石當選國民政府主席。
約法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之行使，由國民政府訓導之”；同時規定，五院院長及各部人選，均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任免。
蔣介石雖然避開了“選舉總統”的焦點，但約法賦予蔣主席的權力，與大總統的權力並無多少差別。
然而，“胡漢民事件”的副作用，卻是蔣介石始料不及的。
胡漢民在3月8日被軟禁自家宅邸之初，即設法與孫科取得聯繫，要求孫科聯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州結成反蔣聯盟。
孫科立刻聯絡胡派骨幹，分頭行動。古應芬拿着陳濟棠提供的巨額經費，赴香港與汪精衛、唐生智、唐紹儀、李烈鈞等人取得聯繫。
陳濟棠也與桂系消除宿怨，從廣西桂平、梧州一帶撤軍，退回廣東。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先後趕往廣州，商議兩廣統一、建立新的中央等事宜。
與此同時，各路反蔣派包括西山會議派許崇智等人，紛紛從上海、香港等地聚集廣州，共同商討、籌組新政府，決定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由非常會議產生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會議產生的國民政府相抗衡。
5月27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正式召開；
28日，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
會議推選汪精衛、唐紹儀、古應芬、孫科、李宗仁、陳濟棠、許崇智、唐生智、李烈鈞等15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推選汪精衛、唐紹儀、古應芬、孫科、許崇智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輪流擔任國民政府主席。
自此，寧粵分裂，中國出現兩個國民黨“中央”和兩個“國民政府”。
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地方勢力以兩廣為根據地，形成空前規模的反蔣陣營。
6月12日，廣州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蔣介石亦準備出兵兩廣。
表面看來，寧粵戰爭一觸即發。然而直到七八月，寧粵仍處於對峙狀態。原來，西南反蔣集團內部正紛爭迭起，各派系針對集團主導權問題爭吵不休，無法一致“對外”。
蔣介石因為拘禁胡漢民，受到國內外譴責，而西南公開分裂已成事實，蔣介石在準備出兵的同時，亦嘗試和平解決寧粵紛爭。於是，寧粵雙方對峙之中遲遲不見出兵，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人民強烈要求一致抗日，寧粵迅速由對峙走入和解。
但這並不意味着，蔣介石個人的政治危機就此解除。
10月14日，胡漢民被釋放；10月中下旬，寧方蔣介石和粵方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等人齊聚上海，舉行和談，雙方達成協議，分別在廣州、南京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共同產生一個統一的中央。
於是，粵方代表返回廣州準備開會。汪精衛卻留在了上海，召集汪派代表到上海集合。如此一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廣州、上海三個地點先後召開。
四大召開后，胡漢民和汪精衛認識到，不搬開蔣介石這個障礙，重新分配國民黨權力就是一句空話，而且他們雙方都難以獲得最大權利。
對蔣介石來說，在飽嘗政治倒蔣的滋味后，深知作為反蔣派的共同敵人，只要他存在，他們便會結為同盟；只有失去共同敵人，他們才會很快陷入相互爭鬥之中。既然胡、汪一心要他走開，何不讓他們如願以償！
於是，蔣介石再次決定，以退為進。12月15日，蔣介石通電下野。
12月22日，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反蔣派獲得多數職位，孫科出任行政院長。
1932年元旦，孫科政府宣誓就職。
然而，孫科政府一就職，立刻陷入困境。最大的危機莫過於：錢！
蔣介石雖下野，但江浙財團被他牢牢把控，政府收入只有600萬元，支出卻高達2000萬元，沒有江浙財團支持，孫科政府寸步難行。這就預示着：地球，離了蔣介石不轉。
果不其然，1月2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召開，決定改組行政院，汪精衛任院長，宋子文任副院長兼財長。
在3月1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上，汪精衛提議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後中央政治會議又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參謀部參謀總長。
3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職。
通過三個月的下野，蔣介石名正言順趕走了胡漢民，收服了汪精衛，在與國民黨內部反蔣派的鬥爭中，再次獲勝。
7.那晚漂泊長江上
除了黨內的反蔣派，蔣介石在這一時期，還面對一個頑強的敵人——共產黨。
自“四·一二”清共之後，蔣介石就沒有停止對共產黨人的屠殺，卻一直未能遏制共產黨的發展。共產黨在舉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之後，由城市退往農村，在多地建立農村根據地，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見共產黨日益強大，蔣介石心中警鈴大作，中原大戰之後，便對紅軍及其根據地展開大規模“圍剿”，卻屢遭失敗。
1931年7月初，蔣介石自任總司令，出兵30萬，對紅軍發動第三次“圍剿”。戰爭之初，國民黨佔據優勢，基本控制了戰場局面。然而進入9月，戰場局勢開始對國民黨不利，一連串的失利，讓蔣介石大為惱火。
9月18日，蔣介石準備親赴江西督師剿共。
這天南京剛剛下過雨，蔣介石一身戎裝，在軍政要員的陪同下，來到下關碼頭，登上“永綏號”戰艦。
此時，剿共失利以及寧粵分裂讓蔣介石寢食難安，臉色陰沉。
登船后，蔣介石苦想破敵之計。晚上10時左右，他在長江上決定，對紅軍採取包圍策略。
而就在此時，北平卻是熱鬧異常，為慶祝東北軍入關助蔣打勝中原大戰一周年，中和戲院正在上演梅蘭芳的《宇宙鋒》，張學良和夫人于鳳至都到場觀賞梅蘭芳的精彩演出。
就在梅蘭芳的演出進入高潮之時，張學良卻突然匆匆離去……他接到消息，就在剛才，日本關東軍突襲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漂泊在長江上的蔣介石，對一切還渾然不知。
9月19日下午，蔣介石抵達南昌，旋即有人匆匆跑來報告：
“蔣委員長，昨晚，日軍無故攻擊瀋陽……”
“怎麼回事？”
蔣介石陡然一驚，不待報告的人仔細回答，又有人跑來：
“報告蔣委員長，張學良少帥急電！”
接着，緊急電報一封接一封飛來。
蔣介石此時才知道，“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就在昨晚，日本關東軍在炸毀柳條湖鐵路之後，接着進攻北大營，同時包圍了瀋陽城。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命令北大營官兵不得抵抗，刀槍入庫，殺身成仁，為國捐軀。於是，8000名東北軍將士，面對衝進北大營的500多名日軍，除了少數官兵違背命令，奪取了一些槍支進行抵抗外，大隊士兵撤退，其他原地待命的士兵，均慘遭日軍殺害……
僅僅幾個小時，瀋陽淪陷。
蔣介石得知這一切時，日軍已經佔領了瀋陽，並有進一步侵略東北其他地方的徵兆。
“蔣委員長，怎麼辦，要抵抗嗎？”這時，有部下小心翼翼地問。
“不，我們要採取外交鬥爭。”
蔣介石所說的外交鬥爭，是請國際聯盟出來主持公道。
19日當天，南京國民政府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在日內瓦向國聯理事會報告了“九·一八”事變的過程，要求國聯敦促日本立即撤軍。
日本代表則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一般衝突，這樣的“地方事件”國聯無須在意。
但與此同時，日軍對長春發起猛烈攻擊。
19日下午5時30分，長春淪陷。
20日，駐紮朝鮮的日軍開赴東北，增援關東軍，日軍數量迅速增至4萬人。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事實上，蔣介石對於日本人的侵華野心早已洞悉，但當時寧粵兩政府對峙，雙方隨時可能戰火速燃；各地方軍閥與粵方呼應，不斷對寧方發起挑戰；對紅軍的第三次“圍剿”失利，令蔣介石焦頭爛額……
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限制了蔣介石對日軍侵略東北的反應與對策的選擇。既無力抵抗，似乎只有“不抵抗”；既無力收復失地，只有寄希望於國聯的斡旋。
而早在8月下旬，日本關東軍便開始了頻繁的軍事演練，眼看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張學良向蔣介石請示對策，蔣介石明確指出：“無論日本軍隊以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能，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9月21日，蔣介石從江西湖口返回南京，全力解決這場外患。
然而，蔣介石返回南京的第二天，便聽聞日本人蠻橫地拒絕了國聯的調查，雖然24個國家投票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行徑表示譴責，但日本人根本不予理睬，他們要求中日兩國直接交涉，國聯的態度隨之軟化。
蔣介石以外交手段解決日軍入侵，基本宣告失敗。
於是，到25日，日軍僅用一周的時間，便佔領了遼寧、吉林的30座城市，東北門戶錦州在1932年元月初被日軍佔領，東三省很快全面淪陷，一場持續14年的國殤由此拉開序幕……
8.臨潼驚魂夜被囚
蔣介石復出之後，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繼第三次對紅軍“圍剿”失敗后，1932年12月，又對蘇區紅軍發動了第四次“圍剿”。但伴隨着日軍大舉入關，蔣介石不得不再次集中精力應付這一外患，直到1933年5月末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第四次“圍剿”也宣告失敗。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約50萬兵力，對紅軍發動了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一年之久，最終紅軍主力遭受重創，被迫戰略大轉移。
對於長征中的紅軍，蔣介石一路圍追堵截，當紅軍戰略轉移到陝北后，蔣介石於1935年9月調東北軍入陝，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令張學良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全力“剿共”。
但此間，張、楊與共產黨往來密切，各自所率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形成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
蔣介石逐漸察覺此事，遂決定於1936年12月初親赴西安，部署第六次“圍剿”紅軍的方案；並於赴西安前，特意在奉化約見楊虎城，暗示他不要希冀與張學良合作，稱：
“張學良是個花花公子，他是靠不住的。”
為達到拉攏的目的，蔣介石又親切地對楊虎城說：
“你是我們同盟會時期的老黨員了，將來西北的事情還是要交給你的。”
12月4日，蔣介石率大批高級將領，從洛陽來到西安，駐臨潼華清池，下榻於五間廳，將東北軍和西北第17路軍師長以上軍官，分別請到華清池吃飯、談話，為第六次“圍剿”紅軍作動員。
但是，張學良與楊虎城則極力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早在一月前蔣介石50大壽時，張學良便乘赴洛陽拜壽之機，與閻錫山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如今見蔣介石“剿共”初衷不改，又與楊虎城分別於7日晚和8日上午，到華清池進諫。
蔣介石見張學良舊話重提，心中十分不快。但他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一向對他俯首聽命，並在關鍵時刻屢次出手援蔣的張學良，竟會對他採取極端行動：兵諫！
12月11日晚，蔣介石在臨潼舉行告別宴會，於宴會上宣佈了新的“剿共”方案。
這一晚，楊虎城沒有到會，張學良始終陪伴在蔣介石身邊，但席間神色怪異，讓蔣介石心生警覺，當夜即加強行轅警戒。
12月12日凌晨5時半，蔣介石已從睡夢中醒來，在床上稍做運動之後，正待披衣下床，忽聞行轅外槍聲大作，聯想到昨晚張學良的異樣、楊虎城的缺席，馬上意識到肘腋生變，出大事了！
蔣介石只帶了便衣衛士及衛兵20人，行轅大門外由張學良的衛隊營負責防守。區區20人自然不是張、楊部隊的對手。
在兩名侍衛和隨從蔣孝鎮的護衛下，蔣介石登後山直奔東側後門，準備從後門逃跑。由於打不開門鎖，情急之中只好越牆逃生。但牆高丈余，蔣介石已年屆50歲，原本身體不夠敏捷，沒想到牆外有深溝，翻牆后失足跌入深溝，摔傷後背，疼痛難忍。
為了躲避追兵，衛兵攙扶蔣介石向並無山路的東邊逃跑，逃到一處峰巔的平坦處休息時，忽然四周槍聲大作，兩名衛兵中彈身亡，蔣介石在逃跑中跌入一個岩洞。
待張學良的衛隊第2營將蔣介石從山洞中搜出的時候，蔣介石因衣着單薄，早已凍得渾身瑟瑟發抖；又因後背受傷，直不起腰，行走十分困難。
張學良的心腹將領第2營營長孫銘九等人，將蔣介石押送到新城大樓西安綏靖公署，關進早已準備好的房間。
9.宋子文兄妹救援
蔣介石此時的心情羞憤而絕望，抱着寧可“死而榮”也不“生而辱”的心理，一連兩天沒有進食。對前來勸說的張學良，表示堅決不屈從，就連張學良勸他搬到高桂滋公館居住，也不予理睬。
13日夜12時許，孫銘九突然來到蔣介石的房間，由於孫銘九帶槍入室，令蔣介石猛然一驚，急問：
“這麼晚你來幹什麼？”
“我奉副司令的命令，來請委員長搬家。”
孫銘九所說的副司令就是張學良，張學良想趁夜間外邊無人，讓蔣介石搬家，沒想到被蔣介石誤解，蔣介石以為要在夜間將他拉出去槍斃，因而拒絕離開綏靖公署。
14日下午5時，宋美齡派出蔣介石的外籍顧問端納，在抵達西安與張學良面談后，即來到蔣介石的關押處。
端納帶來宋美齡的兩封親筆信，一封是給張學良的，請求張在顧全大局的同時，釋放蔣介石；一封是給蔣介石的，信中的一句話深深觸動了蔣介石，這句話就是：
“南京現在是戲中有戲。”
但端納的一句話則更令蔣介石感到欣慰，端納說：
“國府中樞已決議討伐叛軍。”
當時國府內部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力主武力解決爭端，對西安實行轟炸；但在國府行政院內，以孔祥熙為首的官員則強調“主和”。
宋美齡更是主張和平解決爭端，甚至與“主戰派”的何應欽發生激烈爭吵。
而對蔣介石來說，只要懲罰“叛軍”，自己身處危境甚至為此犧牲性命，似乎無關緊要。
就在這天下午，蔣介石終於同意了端納的勸說，由新城大樓的綏靖公署，搬到了距張學良官邸不到幾十步的高桂滋公館。
此時，新的內戰已在一觸即發之際。
16日，何應欽正式宣佈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17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7個師兵力已集結潼關前線，所有飛機集中於洛陽，只待一聲令下，旋即向西安展開全面進攻。
而在此間，中央軍在華縣與楊虎城部的對峙中，前方已開始衝突。
在張學良的要求和斡旋下，17日，蔣介石終於答應親寫手書給何應欽，令其暫停轟炸三日，到20日為限，並於當日由蔣鼎文攜函飛往洛陽。
20日停火限期一到，宋子文抵達西安。宋子文與張學良相交甚好，他抱着救人第一的目的，開始與張學良尋求和平解決方案。
蔣介石並不知道宋子文已來到西安，當宋子文突然出現在面前的時候，蔣介石一時激動不已，看到宋子文帶來的宋美齡的信，更是泫然淚下。信中謂：
“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
高桂滋公館的夜，寧靜中流動着焦躁的氣息，蔣介石在這裏寫下了三封“遺囑”，一封是給宋美齡的，稱：
“余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
一封是寫給蔣經國、蔣緯國的，云：
“余只承認宋美齡為余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
另一封是寫給全國國民的，他在西安事變一周年的時候，在日記里補記了遺囑的內容。
第二天，他將“遺書”交給前來告辭的宋子文，並一再叮囑：中央應從速進兵，“務為余之生死有所顧慮”。
顯然，蔣介石已作好犧牲的準備。
這是宋子文所不願看到的，他知道，要改變蔣介石的意志，達成國共一致對外抗戰，只有請宋美齡出面，這也是張學良的願望。
12月22日，宋美齡抵達西安。由於此前蔣介石多次叮囑宋美齡不要來西安，因而，宋美齡的突然出現令蔣介石既深感意外，又悲喜交加，他流着眼淚說：
“你怎麼來了，君入虎穴矣！”
宋美齡卻不以為然，她勸蔣介石振作起來，尋求避免內戰發生的和解方案。她說：
“一旦戰爭爆發，勢必招致不可預期的浩劫，日本正虎視眈眈，期盼中國發生內戰，完成佔領中國的美夢。”
“寧抗日，勿死敵手。”
在宋美齡的勸說下，蔣介石的固執態度開始改變，決定接受張、楊提出的和談條件，但他不願直接參加談判，要宋美齡、宋子文作為代表出席，並表示不在協議上簽字，只以“領袖人格”做擔保。
隨後，宋氏兄妹代表蔣介石，與張、楊及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進行談判。談判結果，蔣方基本接受了張、楊及中共方面提出的六項要求。
張學良表示，只要蔣介石答應抗日，不管簽不簽文件，都立即將其釋放。
楊虎城卻堅持要蔣介石在協議上簽字，否則不予釋放。
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政治主張后，張學良放蔣決心已定，儘管與楊虎城發生激烈爭吵，但終於25日下午與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及宋子文、端納等人，分乘兩輛汽車，悄悄駛向西郊機場。
蔣介石一行終於登上飛往洛陽的專機，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離開西安，經洛陽抵達南京。
至此，西安事變終於得到和平解決。
抵禦外侮，八年抗戰居功頗大
1.遲滯日寇侵華步伐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時局，蔣介石終於停止“剿共”，逐步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電令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堅決抵抗，固守宛平，並立即調軍增援。
8月13日，日軍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蔣介石令負責上海防務的張治中，率87師、88師、36師和其他臨時劃歸他指揮的幾個師，奮起抗擊，並令空軍對日軍進行轟炸，令海軍封鎖江陰。
翌日，日軍18架飛機對杭州筧橋航空學校進行轟炸，中國空軍首次迎戰，一舉擊落6架敵機，以6比0的驕人戰績大獲全勝。
中國空軍初戰告捷，蔣介石欣喜萬分，下令這一天為“航空節”。此後，中國空軍再接再厲，到20日短短一周之內，擊落敵軍重轟炸機40架、輕轟炸機27架、水上飛機13架、驅逐飛機18架，並炸毀日艦11艘，而中國空軍自己的損失只有7架。
為擴大滬戰，牽制日軍對華北的進攻，蔣介石任命陳誠為第15集團軍總司令，於8月20日率部進軍上海。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致使日軍陷入困境，不得不大舉增兵。
在蔣介石的親自指揮下，淞滬抗戰一直持續到11月12日，日軍在淞滬戰場上的傷亡數量已達華北戰場的兩倍。
在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投入47個師60餘萬兵力，日軍先後投入兩個集團軍9個師團約30萬兵力。中國軍隊以傷亡25萬餘人的代價，殲敵5萬人。雖然代價慘重且最終戰敗，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被徹底粉碎，同時為中國沿海工業內遷贏得了時間。
上海失陷后，南京岌岌可危。
由於國民黨軍隊在上海遭受重創，急待整休，無力在南京作堅強抵抗，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國民黨將領大多主張不守南京或作象徵性防守，蔣介石的想法卻恰恰相反。
與此同時，德國大使正以中立國代表身份對中日戰爭進行斡旋，蔣介石不滿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但也不願意失去這個機會，因此決定擺出堅決抗戰的姿態，迫使日本降低條件。
但當蔣介石提出由誰負責防守南京時，在場將領卻無一作答。蔣介石心中不快，於是說：
“如果沒有人守，我將自己擔負防守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唐生智挺身而出：
“委員長應統籌全局，不能偏於一隅，若沒有別人負責南京防守工作，我願勉為其難。”
唐生智身體不好，卻能自告奮勇，蔣介石深表嘉許，隨後任命他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11月25日，日軍以八個師團分三路向南京進攻。
12月6日，距離南京48公里的句容縣失落。
當晚，蔣介石偕宋美齡來到百子亭唐生智寓所，召集守城部隊師長以上軍官開會。由於日軍圍城日緊，會場空氣沉悶緊張，蔣介石作了一小時多的“訓話”，意在鼓舞士氣。
蔣介石講話結束之後，唐生智作悲壯發言：
“我將與各部隊協力固守，誓與南京共存亡，不惜為保衛首都而犧牲。”
唐生智的發言令蔣介石深受感動，散會之後，當唐生智送蔣介石夫婦上汽車時，蔣介石頗為動容地說：
“患難見真情啊，孟瀟兄一定要保重身體。”
然而，在蔣介石離開南京僅僅5天後，南京保衛戰便宣告失敗，近5萬日軍入城，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代表態度越來越強硬，要價越來越高，中日談判最終破裂。
攻佔上海、南京后，日軍又將矛頭對準蚌埠，企圖與華北日軍會師徐州。
蔣介石先後調集70個師約100萬人，將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地區，抵抗北線日軍南犯；將一部兵力部署於津浦鐵路南段，阻止南線日軍北進，以確保徐州。
在台兒庄戰役中，李宗仁、白崇禧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採取積極防禦的作戰方法，以一部擔任內線防禦，另一部置於外線作戰，攻防結合，靈活機動，取得了國軍抗戰中的首次重大勝利。
雖然徐州會戰後期中國軍隊陷入被動，但這場歷時5個月的戰鬥，成功鉗制和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阻滯了日軍進攻速度，為接下來武漢會戰的部署贏得了時間。
由於國民政府宣告遷都重慶后，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統帥部暫時遷往武漢，使武漢成為實際上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政府為了儘快結束戰爭，緩和國內經濟、政治危機，於1938年6月中旬開始，先後集結海陸空35萬兵力，出動艦艇120餘艘、飛機500多架，大舉進攻武漢，企圖迅速佔領中國的心臟武漢，一舉消滅中國主力部隊，迫使中國政府投降。
蔣介石先後調集14個集團軍120多個師100萬人，出動艦艇40餘艘，各型飛機200餘架，投入到武漢會戰之中。
武漢會戰於６月12日打響，到10月25日中國軍隊撤離武漢，歷時四個半月，其戰線之長，規模之大，傷亡之慘重，在抗戰所有戰役中空前絕後。它大大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使其進攻銳氣受挫，戰略進攻勢頭大減，粉碎了日寇企圖使中國屈服、快速結束戰爭的夢想，抗日戰爭從此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2.尋找盟友苦撐待變
全面抗戰以來，蔣介石一直寄希望於英美等國“主持公道”，出面干預和制止日本的侵華戰爭。
日本侵華，直接損害了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而英美等國既想維護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利益，又不想得罪日本，因而採取“中立主義”立場，不僅自“七七事變”以來未給予中國任何軍事援助，反而一再敦促國民政府從速與日本“和平解決”，以利國際通商。
而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美國一直是日本戰略物資的主要供應國。
在英美立場的影響下，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只是空泛地對中國表示同情而已。
而蔣介石一向與德國、意大利過從甚密，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德國便派出軍事專家，幫助國民黨訓練軍隊、興建國防工事。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紅軍中採取的築堡戰術，便是來自德國國防之父馮·塞克特。早在1934年8月，中德便已簽署貿易協定，中國可先行向德國訂購軍火物資和軍工設備，然後用農礦產品償還。這份協定，讓蔣介石看到民族復興的希望。
但出乎意料的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德國也放棄了中國，選擇了日本，因為日本能夠對德國的敵人——蘇聯，產生巨大牽製作用。
就在蔣介石憂心不已的時候，蘇聯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答應與中國恢復邦交，給中國以軍火援助，並於1937年9月給中國運來了戰鬥機72架、轟炸機54架及大量大炮與彈藥。
蔣介石將此視為對日寇的一大打擊。
然而，面對共同的敵人，斯大林擔心的是日軍從東面攻擊蘇聯，既要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又不願將自己綁在中國的戰車上，因此沒有與中國簽訂互助條約，而只是簽訂了一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如此一來，面對日寇的侵華戰爭，蘇聯就沒有義務出兵參戰。
事實也正是如此，儘管莫斯科清楚中國抗戰對於蘇聯遠東安全的重要性，但卻堅決拒絕對日作戰。
蘇聯的這種態度，如同一盆冷水，澆滅了蔣介石剛剛對蘇聯燃起的熱情，他甚至猜不透俄國人究竟是怎麼回事，一會兒給你軍火，一會兒又在新疆什麼地方給你製造一些麻煩，他甚至認為莫斯科會利用中共推翻他，取而代之。1938年1月1日，他在日記中不無憂慮地寫下：
“倭禍亟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
中國依然孤立無援。
日本為了避免陷入持久戰的泥沼，在中國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利用其軍事上的優勢，請其歐洲盟國——德國出面“調停”，企圖對國民政府進行勸降與逼降。
面對日本的“議和條件”：默認滿洲國和在內蒙古建立一個與外蒙古類似的自治政府，蔣介石不僅不能同意這種事實上的分疆裂土，而且針鋒相對地提出：
“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將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而日本人的“議和”不過是滅亡中國的一種手段，其野心豈止是佔領東北與華北，而是獨佔整個中國！因此，在“議和”的同時，侵略步伐不僅沒有放緩，反而以此給蔣介石施加壓力，逼迫蔣介石投降。
蔣介石憤然宣稱：
“日軍不先退出中國，就無和平可談！”
但國民黨內部在戰與和的抉擇上，一直存在很大分歧，外交部的態度比較悲觀，汪精衛等人更是大肆散佈“再戰必亡”的消極論調。
在對日問題上，蔣介石與汪精衛矛盾甚深。但接下來汪精衛的出走，給蔣介石帶來了更大的苦惱與麻煩。
1938年12月18日，一個不宜飛行的日子裏，一架飛機從重慶珊瑚壩機場倉促起飛，飛機里坐着的，正是汪精衛和他的妻子陳璧君。
汪精衛私自出走河內，下一站顯然是京滬，投靠日本人！
消息傳來，蔣介石面無表情，然後在日記中寫下“希望汪精衛能夠回頭”的痛惜之詞。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日本為拔出深陷中國戰場的泥足，為進一步南進作準備，決定與國民政府和談，並以汪偽政權相要挾，稱若和談失敗，便承認汪偽政權。
為此，蔣介石於1940年7月，在重慶黃山官邸雲岫樓中約見了《大公報》主筆張季鸞。早在1938年1月起，張季鸞便開始接受蔣介石派遣，參與蔣介石的外交謀划、國際宣傳和對日和談，成為蔣的高級智囊。蔣介石首先想聽聽張季鸞的看法：
“你認為，日方是否有求和誠意？”
“敵閥野心如昔，毫未改變。”
蔣介石點點頭說：
“但仍要儘力一試。否則，一旦日本承認汪偽政權，不僅會在國際上產生連鎖反應，中國的軍心、民心也會受到影響。”
隨後，蔣介石向張季鸞提出與日和談的條件，大體分為兩條：一是要日軍撤出中國，二是撤銷所有偽政權。
8月31日，張季鸞攜帶蔣介石親自提擬的和談條件，乘飛機由重慶前往香港。
然而日本的和談條件與蔣介石的條件南轅北轍，根本無法達成統一，談判最終破裂。
11月30日，日本宣佈承認汪偽政權。
3.歐戰爆發迎來曙光
1939年是國際形勢初現轉機的一年，9月初，歐洲戰爭爆發，讓蔣介石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蔣介石一直認為，僅靠中國的力量，很難與日本抗衡，而歐戰的爆發，使中日戰爭成為世界大戰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終於可以結束孤軍奮戰的局面了！
蔣介石立即向英美兩國提出建立同盟的合作方案，滿心歡喜等待回復。然而，等待的過程卻是漫長的。
日本承認汪偽政權后，開始調整對中國作戰的指導方針。此時德、意互為呼應，取得了對英法作戰的勝利。在其刺激和鼓舞下，日本作出“必須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決定。
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蘇聯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在確定日軍不會攻打蘇聯的前提下，蘇聯撤銷了對中國的所有援助。
消息傳來，蔣介石又驚又怒，蘇聯的中立，將讓日本的侵華行動更加有恃無恐。
果不其然，條約簽訂的第二天，日軍便大舉進攻中國的山西和中南沿海，在歷時一個多月的中條山戰役中，中國軍隊傷亡4.2萬多人，被俘3.5萬餘人。蔣介石稱此役為“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
而國民政府對美國的外交攻勢已初見成效，1941年年初，隨着美國宣佈《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后，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軍火援助。
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成為世界性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
當時的歐洲戰場上，比利時、荷蘭、法國陸續向德國投降，而窮困且孤立無援的中國，卻堅持抗戰達4年之久，成功拖住日本百萬大軍南進的步伐，讓世界為之側目。
但蔣介石很快發現，作為國際反法西斯陣營中的重要一員，英、美、蘇以及荷蘭，仍沒有將中國視為真正的盟友。
7月19日，美國特派顧問拉鐵摩爾乘飛機來到重慶，蔣介石在雲岫樓中對他說出自己的擔憂。
“4年來，中國始終堅持着自己的立場，堅持抗戰，卻還沒有一個盟國，戰爭結束時，如何能保證其他民主國家，不會疏遠中國並平等地對待中國？”
事實正是如此，早在這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開的美、英、荷、澳四國遠東防衛協同作戰計劃會議上，商定了“ABCD包圍網”（A美國、B英國、C中國、D荷蘭），卻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而此後9月29日，蘇英美在莫斯科會議上籤訂了三國協定，同樣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
蔣介石惱火之餘，更擔心的是中國沒有被當做第一流大國對待，戰後也將得不到平等地位。
此時的英美兩國，只是向中國提供物資，鼓勵中國打下去，為避免與日本正面交鋒，甚至不惜出賣中國利益。11月22日，蔣介石接到中國駐美大使胡適的來電，稱美國為阻止日軍南進，有意暫時放棄對日本的經濟封鎖！
蔣介石焦急萬分，24日回電胡適，指示轉告美國政府：
“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有一點放鬆，則中國抗戰必見崩潰……”
同時，蔣介石致電美國駐華大使，嚴詞稱：
“如果美國再賣給日本一滴石油，則中國將士們就會流出一加侖鮮血！”
25日，蔣介石打破外交慣例，直接給從未謀面的英國首相丘吉爾致電，他言辭懇切：
“如果美國人對日妥協，中國軍民的抵抗也將因為失望而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機。”
蔣介石的話，顯然打動了丘吉爾。當晚，丘吉爾便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他說：
“總統先生，如果中國崩潰的話，我們共同的威脅將大大增加，希望你對遠東的政策中，充分考慮中國的處境和中國的立場。”
然而，美日談判仍在繼續，直到12月8日。
這一天凌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在雲岫樓中響起，蔣介石接起電話，一個爆炸性新聞驚得他目瞪口呆：
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在夏威夷時間7日早晨6時，日本以183架飛機對毫無戒備的珍珠港進行轟炸，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大的軍事基地頓時變成一片火海，造成美軍傷亡4500人，損失艦艇40餘艘，飛機188架，其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當蔣介石從驚愕中回過神來，臉上露出久違的笑容，他知道，中國從此不會單獨作戰了！中國有救了！
清晨7時，蔣介石便早早起床，來到國民政府，召開國民黨中常會。
12月9日，在美國對日本宣戰之後，中國國民政府發佈文告，正式對日宣戰。
回到雲岫樓中的蔣介石，久久不能平復心中的興奮之情，回望四年來苦撐待變的1500多個日日夜夜，如今，美國進入戰爭，中國終於不再孤單。
4.緬甸戰場失與得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對中國態度驟變。
1942年元旦，由美、蘇、英、中領銜的26國共同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國家宣言》，約定“加盟諸國應各盡其兵力資源以打擊共同之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單獨媾和”。宋子文代表中國正式簽字后，羅斯福特向他表示：
歡迎中國列為“四強”之一！
這對中國來講，是前所未有的榮耀。
1月3日，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成立，轄區為中國、泰國、越南和緬甸北部地區，在羅斯福的提議下，蔣介石被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就在此時，為期12天的長沙會戰取得空前勝利，12萬日軍在會戰中死傷近一半，給了日軍沉重打擊。
在中國戰場戰敗的日軍，在東南亞戰場卻是高歌猛進，守衛在香港的英國人已經投降；美國人正在失去菲律賓；而日軍已在一個月前攻入英屬殖民地緬甸，威脅仰光。
而仰光是中國唯一的出海口，中國賴此出海口獲得美援物資，滇緬公路是美國援助物資運往中國的唯一通道。一旦緬甸失守，中國戰爭的補給線就會被切斷，而日軍亦可從緬甸向滇西發動進攻，一旦雲南不保，重慶將直接受到威脅，後果不堪設想。
更為嚴重的是，一旦中國被擊垮，日本即可從中國戰場調出幾十個師團南進或西進，佔領澳大利亞、印度，然後長驅直入，直搗中東，與納粹德國會合……後果，將令世界為之顫慄，這也正是羅斯福所擔心的局面。
出兵緬甸，中國義不容辭，蔣介石抽調最精銳部隊第五、第六軍向雲南邊境集結，隨時準備赴緬協助英軍作戰。
然而，在此前召開的中美英聯合軍事會議上，英國代表魏菲爾卻表現出不太積極的態度。在魏菲爾離開重慶前，蔣介石再次表示派兩個軍赴緬作戰，這位傲慢的英軍統帥卻稱：
“如果由貴國軍隊解放緬甸，實在是英國人的恥辱，我們只要貴國撥借美援物資就可以了。”
蔣介石對英國人的傲慢態度大為不滿，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便把緬甸戰場看成是中國抗戰與整個太平洋戰爭的樞紐。而英國人由於擔心中國從戰爭中崛起，有可能威脅其遠東殖民利益，擔心中國參戰會刺激該地區民族情緒高漲，因而對中國出兵緬甸存有戒心。
在此情況下，整裝待發的中國遠征軍遲遲不能成行。直到英軍從仰光撤退前夕，英緬軍隊被日軍圍困苦於無法逃脫時，英國人才不得不向蔣介石求援。
蔣介石立即下令中國遠征軍第5、第6、第66三個軍開赴緬甸。但由於此前英國人的拖延，緬甸形勢早已發生重大變化，南部重鎮仰光已輕陷敵手，緬甸出海口已基本被封閉。
此時，從東南亞到南太平洋，英美軍的慘敗之速，無不令中國人大為瞠目。從香港陷落到新加坡10萬英軍被3萬日軍俘虜，僅僅用了49天，此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均被日軍佔領，連周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也大都插上了膏藥旗。
相比之下，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堅忍，無不令盟軍刮目相看。
3月上旬，美國軍方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來到雲岫樓。起初，蔣介石對史迪威非常歡迎和器重，但兩人很快在對緬戰略上產生嚴重分歧。
史迪威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以建功立業為目標，主張冒險進攻，收復仰光。
而仰光在緬甸的最南端，此時遠征軍主力尚在緬北，向南距離最近的是曼德勒，要經過平滿納、東瓜，才能到達最南端的仰光。而仰光失守，沿途各地兵力微薄，若冒險南進，一旦發生閃失，將陷入既無援兵又無退路的危險境地。
從決定出兵緬甸那一刻起，蔣介石便數次親臨緬甸考察，研究緬甸地形與交通。如今英軍只顧逃跑，他怎能讓自己的精銳之師冒險突進！
3月18日，史迪威再次來到雲岫樓，直接對蔣介石說：
“我將下令中國遠征軍盡量南下，立即收復仰光。”
史迪威從一開始就沒將自己擺放在蔣介石的參謀長的位置上，他的頤指氣使令蔣介石十分反感，蔣介石當即反駁說：
“仰光瀕海，日軍具備海陸空三方面優勢，中國軍隊無空軍、炮兵掩護，很難克複該地。應先誘敵深入，待日軍戰線拉長，再進行反攻。”
但由於史迪威寸步不讓，甚至以辭職相要挾，蔣介石最終作出讓步。
3月21日，史迪威簽發錯誤命令，遠征軍大部南進。而對於英軍的消極避戰和一味逃跑，史迪威雖然不滿，卻多次調動中國軍隊掩護英軍退卻，極大地傷害了中國遠征軍的感情，惡化了他同中國將領及蔣介石之間的關係。
中國軍隊多次在強敵壓境、後援不繼的情況下頑強戰鬥，取得輝煌戰果，尤其仁安羌戰役，7000多英緬軍被日軍包圍在仁安羌以北地區，彈盡糧絕，處境危急。第66軍孫立人率新38師，激戰兩晝夜，擊潰日軍主力第33師團，斃敵1200多人，救出全部陷入絕境的英軍。
仁安羌大捷震動了英倫三島，英美政府特向新38師師長孫立人頒發“帝國司令”勳章與“豐功”勳章。
然而，局部的勝利並不能扭轉緬甸戰場局勢，日軍抓住遠征軍主力孤軍深入、側翼兵力薄弱之機，將遠征軍大範圍迂迴包圍。在此關鍵時刻，英軍竟背信棄義，獨自逃離緬甸，向印度大舉撤退，致使遠征軍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
在艱難的突圍撤退中，中國遠征軍死傷慘重，曾在台兒庄、崑崙關立下戰功的戴安瀾身負重傷而犧牲。最後，遠征軍一部分退往印度，一部分退回雲南。
此次入緬作戰，遠征軍10萬精銳部隊，只剩下4萬，美式軍械在撤退中丟失大部，令蔣介石痛心不已。
滇緬公路被切斷後，在蔣介石的強烈要求下，中美英聯合開闢了新的援華交通線——中印駝峰航線，成為中國戰場的“空中生命線”。但通過駝峰航線運來的軍需物資，像擠牛奶一樣斷斷續續，遠不能滿足中國抗戰的需要。
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與英美軍開始反攻緬北；翌年5月，駐滇西中國遠征軍強渡怒江天險，對怒江以西日軍發起反擊，以策應駐印軍的緬北反攻戰；6月下旬，駐印軍佔領緬北重鎮孟拱，控制了緬北戰局。
1945年1月下旬，兩軍在緬甸芒友勝利會師，中國西南陸上國際補給線——中印公路完全打通。在1月28日舉行的通車典禮上，一支特殊的車隊穿行在這條剛剛開通的公路上：
66輛大中卡車，滿載着石油軍火行駛在車隊的最前方；
緊隨其後的是武器拖曳車、吉普車、救護車；
各種重炮、山炮、平射炮……
至3月30日，駐印軍之新6軍一部與盟軍會師於叫脈，至此，緬北、滇西日軍被全殲。
此次反攻作戰，在打通中印公路、增加外援輸入、支援中國抗戰的同時，還牽制了緬甸戰場日軍，為英印軍在印度英帕爾地區的作戰，以及整個緬甸戰場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5.東線遭遇滑鐵盧
1944年，就在反攻緬北的戰役順利進行的時候，蔣介石在國內戰場上卻遭遇了滑鐵盧。
當時，歐洲與太平洋兩大反法西斯戰場已轉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國戰場也處於由戰略防禦向戰略反攻轉變的過渡期。
由於精銳部隊除反攻緬北的駐印軍外，其他調往滇緬邊境準備遠征，餘下的精銳之師本已不多，蔣介石還要堅持抽調力量監視陝北共產黨，因此導致國內東線戰場兵力不足，戰鬥力差。
為了對東線戰場軍隊進行整訓，也為了等待滇緬國際交通線打通，得到急需的汽車、大炮等重型物資，蔣介石將反攻時間定在五六月間。
然而，已走入窮途末路的日軍，竟然先發制人，在東線戰場展開猛烈進攻。
由於日本與南洋的海上交通線已被切斷，在中國的長江補給線，也受到中美空軍的監視，為了挽救敗局，日軍決定孤注一擲，投入50餘萬兵力，作“最後一搏”，開闢一條由中國東北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以維持其本土與南洋各地的聯繫，同時摧毀美國在華的空軍基地。
蔣介石並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也深知對日作戰的艱苦，但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日軍的“最後一搏”，主要在於打通粵漢、湘桂兩線，為其在緬甸、越南、中南半島以及南洋海島上的各處日軍，開闢一條潰敗后的逃生之路。
同時，蔣介石明確斷定：“敵寇今日的狂妄行動，真是日暮途窮、計無復出的最後一擲。”
但蔣介石卻沒有料到，日軍的“最後一擲”，其規模之大，在侵華戰爭期間空前絕後。
其實早在1943年冬，日軍便開始了在河南境內黃河北岸的作戰準備。第一戰區對於日軍修復黃河鐵橋不僅沒有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而且對黃河南岸的防務也未提起警惕。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雖偵知日軍南移，卻不知其戰略意圖，因此並未採取應變措施。
1944年4月18日，日軍突破中牟地區守軍防線，渡過黃河攻佔中牟，然後兵分三路向鄭州、密縣、尉氏與鄢陵等地大舉進犯。
直到此時，湯恩伯等第一戰區的指揮官仍沒有提起高度警覺與重視，而是依據過去豫南會戰、鄭州會戰等經驗擬定作戰方案。
美國駐重慶武官更是認為：“日軍在河南的攻勢不過是春季演習，很快就會退回原防地。”
史迪威更是斷言：“日軍沒有具備在華大舉進攻的能力。”
對這些判斷，蔣介石是贊同的，也希望是正確的。然而，事實卻給出了相反的答案。
僅僅4天後，即4月22日，連接平漢、龍海兩線的戰略要地鄭州便被日軍佔領；
4月24日，日軍攻克密縣，黃河防線被突破，日軍掌握了河南戰場的主動權；
5月1日，河南中部重鎮許昌被日軍佔領；
5月25日，洛陽失陷。至此，日軍打通平漢鐵路。
僅僅近40天，日軍便以五六萬之兵力，在有三四十萬守軍的河南境內攻城略地，連佔包括鄭州、洛陽、許昌等中原重鎮在內的城市38座，不僅打通平漢線，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內隴漢線大部。
就在佔領洛陽的當天，日軍又以20餘萬兵力，配備1個騎兵聯隊、4個獨立炮兵聯隊、1個野戰炮兵聯隊、3個獨立工兵聯隊、兩個鐵道兵聯隊、戰車第3師團一部以及汽車3000餘輛、飛機6000餘架，向第九戰區大舉進攻，長衡會戰爆發。
6月17日，長沙陷落。但在此後的衡陽之戰中，衡陽守軍頑強抵抗，以17000餘人的兵力，與5個師團的日軍進行了18天拚死搏殺，在彈盡糧乏的情況下，苦戰48天，致使日軍慘遭重創，死傷19000餘人。
儘管衡陽守軍最後投降，但守軍第10軍軍長方先覺後來逃出敵手，回到重慶后，仍然受到蔣介石的親切接見。蔣介石十分高興地對他說：“回來了，好！我每天都在為你們祈禱，希望你也崇信上帝。”
9月初，日軍又發動了廣西戰役，先後佔領桂林、柳州，於11月24日進入南寧，並派二三千人追趕國軍至貴州，一度令貴陽、重慶嘩然。
這便是中日開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豫湘桂戰役。日寇雖最終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由於延誤了時間，其戰略價值已經大大減弱。
6.揚眉吐氣大反攻
隨着國內戰場中國軍隊的節節敗退，蔣介石本人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早在7月7日，蔣介石收到羅斯福的一封電報，強烈要求由史迪威“統率中美一切軍隊，授以全責和全權”。
看過電報，蔣介石頓時怒火中燒。他知道美國不滿國民黨將很大一部分軍隊用於防備共產黨，也知道國民黨軍隊並不聽從史迪威的指揮，不服從美國的一些部署，這讓美國人不能容忍。
或許，按羅斯福所言，將軍權交給史迪威，對挽救中國戰場危機有一定幫助，但軍權是國家權力最重要的一部分，蔣介石不能容忍美國人侵犯中國主權，不能容忍自己失去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無論美國給了中國多少援助！
因此，他對羅斯福採取“拖”的策略，回復稱：可以交權，但因中國國情複雜，要慢慢交。
8月9日，羅斯福再次致電蔣介石：
“我強烈要求你採取必要措施，儘早委任史迪威將軍指揮你領導下的中國軍隊！”
9月18日，羅斯福向蔣介石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立即交出指揮權，不得有一刻猶豫。否則，休想從美國得到一分錢援助，而他以前所有榮譽也將統統失去。
悲憤中的蔣介石決定破釜沉舟：對美絕交，單獨抗戰，同時要求羅斯福將史迪威召回。
不料，蔣介石的強硬態度，卻促使羅斯福改變主意，他權衡再三，感到不能失去中國這個盟友，最終不再要求蔣介石交權；同時出於對共產黨威脅的恐懼，答應蔣介石的要求，召回了史迪威。
1945年，是蔣介石揚眉吐氣的一年。
中印公路開通后，大批重型軍械、軍火源源不斷運到中國。更新裝備后的軍隊，戰鬥力大大提升。與此同時，美國第12、第14航空隊對台灣、琉球、沖繩及日本本土的轟炸，加快了日本帝國的滅亡。戰略反攻的時機已經到來！
日軍為了抵制中國軍隊的反攻，在收縮兵力的同時，決定重拳出擊，先發制人，於4月9日，兵分三路向湘西芷江發動進攻，企圖摧毀芷江機場，進而進逼四川，威脅重慶。
反攻，從芷江戰役開始！蔣介石將這次大戰的指揮權交給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
何應欽曾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辱國條約，是國民黨內部典型的親日派分子，但如今也不得不背水一戰了。
湯恩伯在豫湘桂戰役中，率數十萬大軍一敗塗地后，國民黨內一片“嚴懲”呼聲，甚至有人提出“殺湯以謝國人”。好在受蔣介石寵信，湯恩伯未受懲罰。如今復任第3方面軍司令，負責桂穗路防務。在群情激奮中，湯恩伯深居簡出，在貴陽操練軍隊。武陽前線總攻開始后，湯恩伯守在天柱山前線指揮所，密切注視着前線的戰局。
中國軍隊不僅武器精良，鬥志旺盛，且戰術變化莫測，打得日寇膽戰心驚，連芷江機場的影子都沒看到，便成為了瓮中之鱉。
湘西戰役，國民黨軍隊以9000多人的傷亡，斃傷日軍約36000人，取得輝煌勝利。
就在中國各抗日部隊準備大舉反攻時，8月6日、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擲兩顆原子彈，幾天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了。
敗走台灣，丟失大陸誰之過
1.重慶和談無誠意
抗戰的突然勝利，在給蔣介石帶來驚喜的同時，也讓他緊張異常，擔心共產黨人趁機進佔重要城市和收編敵偽武裝。
8月10日，八路軍延安總部朱德總司令發佈戰略大反攻第一號命令，要求各部隊奪取並解除所有日偽武裝。
8月11日，延安總部發出特別命令，要求華北游擊隊向北推進，進入東北，與北面出兵的蘇軍會合；黃河流域軍隊，促使長城以南日軍立即投降。
當秘書陳布雷報告此消息的時候，蔣介石異常氣憤，當即說道：
“傳我命令，國軍加緊進軍，勿稍鬆懈，交通工具由美國負責；所有日偽軍將領原地待命，不準向中共受降！命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國軍接受前，務必做好有效防禦！”
隨後，蔣介石迅速要求美軍動用海空力量，將後方軍隊火速運往各戰略要點。
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訂。值此勝利之際，這個條約卻讓蔣介石飽嘗“弱國無外交”的苦澀。
由於美、英、蘇背着中國簽訂的《雅爾塔協定》，以滿足斯大林取得日本在中國所奪得權利為出兵東北的條件，嚴重損害了中國權益。但美國在日本投擲第一顆原子彈后，戰局驟變，東北戰場已無須蘇聯出兵。而斯大林擔心坐失良機，令蘇聯師出無名，於8月8日宣佈對日作戰聲明，9日出兵東北，10日日本通過中立國瑞士向同盟國投降，15日正式宣佈投降。
在此情況下，蘇聯紅軍很快佔領東北全境，而外蒙早已在蘇聯卵翼下獨立。戰後的中國根本無力與蘇聯抗爭，國民政府不得不接受《雅爾塔協定》的不公正條款，與蘇聯簽訂了犧牲外蒙古和東北部分權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在該條約中，蘇聯公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政府，承諾“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
蘇聯的這一承諾，總算給蔣介石帶來一些補償。蔣介石相信蘇聯會信守承諾，相信依靠蘇聯支持的中共，從此會失去與國民黨爭奪政權的資本。
因此，蔣介石公開致電，邀請毛澤東赴渝，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蔣介石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讓共產黨看清國際形勢，明白國民黨所擁有的絕對優勢，知難而退。
共產黨此時並不知道《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內容，認為蔣介石的邀請不過是一個陰謀，因而予以回絕。
此後，蔣介石接連兩次發出邀請，美國和蘇聯也勸毛澤東接受邀請，毛澤東終於點頭，答應和周恩來赴渝。
28日，毛澤東抵達重慶，住在國民黨談判首席代表張治中的公館桂園。
當晚，蔣介石在山洞林園宴請毛澤東。
蔣介石着一身戎裝，早早地率隨從來到一號樓前等候迎接。當毛澤東乘坐的汽車開到，蔣介石立即迎上前去，與走下汽車的毛澤東熱情握手。
晚宴中，受邀作陪的除國民政府大員張群、王世傑、邵力子、陳誠、張治中、吳國楨、周至柔、蔣經國外，還有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
整個宴會在歡樂的氣氛中進行，蔣介石和毛澤東的首次會面愉快而順利。
第二天，蔣介石明確提出三個談判原則：“一、不得以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即其所謂召開黨派會議討論國是，組織聯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
於是這天晚上，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國民黨代表與中共代表進行了初步接洽，雙方商定，最初三四日為非正式交換意見，9月4日開始轉為正式會談。
9月2日下午，蔣介石突然想到一個解決中共問題的好辦法，以一年前談判時沒有接受的中共軍額4軍12師為讓步條件，以取得中共的滿足和妥協。
當晚，蔣介石在宴請毛澤東等中共代表的晚宴上，慷慨地表達了自己的讓步：
“中共可以編組12師，並且可在國民大會集議、新政府產生時依法參加中央政府。”
毛澤東對此不置可否。蔣介石以為自己的慷慨讓步打動了毛澤東。
不料，翌日，毛澤東提出一系列國民黨不可能接受的條件，並明確提出：
“中共軍隊須改編為48個師，並在北平成立行營和政治委員會，由中共將領主持，負責指揮魯、蘇、冀、察、熱、綏等地方之軍隊。”
下午，周恩來等中共代表，根據毛澤東的條件，提出具體11條書面談判方案。
蔣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大發雷霆，他對國民黨代表說：
“12師是最高限度，駐地可以商量，省級行政人員亦可延請中共人士參加，但不能要求政權，形成割據狀態。”
事實上，雙方分歧的焦點，仍然是軍隊數目與劃歸中共管轄區的區域問題。一直到21日，蔣介石見談判仍無結果，將中共軍額提高到20師，並稱，“如其要求華北各省主席則不能再談”。
但此時，雙方對談判都已不抱希望，只是借談判獲取實際利益。
中共軍委明令各軍：“重慶談判，蔣介石毫無誠意。”“為著促進談判，推遲蔣軍深入華北、東北，爭取全部佔領察、熱，爭取東北優勢，我必須佈置幾個有力戰役，打退頑軍氣勢。”並於9月上旬，在山西發起了上黨戰役。
國民黨同樣在借談判之機，加緊調動軍隊，完成部署，軍事進攻一直沒有停止。
雙方邊談邊打，在華北地區展開激烈爭奪。
但對蔣介石來說，東北地區比華北更加危急。有情報顯示，張家口、山海關、秦皇島已被蘇軍讓給中共。這個消息讓蔣介石驚訝不已，他沒想到蘇聯出爾反爾，“破壞盟約，決心掩護共匪侵擾中國”。
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內戰即將開始。
2.內戰中一路潰敗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在斷斷續續進行了11場正式會談后，眼見無法再談下去，協商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作為談判階段性成果公開發表。
1946年1月10日，國民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國共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並於13日午夜正式生效。
藉著停戰之機，蔣介石加緊向東北調運軍隊，於2月上旬，將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新6軍運抵秦皇島，隨即經北寧路開抵錦州。
此時，中共已在蘇軍幫助下，佔據四平以北的大半個東北地區，使得國民黨無法按原計劃接收東北。於是，武力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2月上旬，國共兩軍在秀水河子、勿歡池、沙嶺子幾乎同時進行了三場戰鬥，結果一勝一負一平，不分高下。
3月中旬，運抵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已有近6個軍約24萬人，其大部主力在瀋陽完成集結，於19日開始從南、東、北三路展開扇形攻勢，準備攻取遼陽、鞍山、營口、撫順、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
國民黨軍一路勢如破竹，4月7日，開始向四平外圍進攻。
四平地處吉林省西南部，松遼平原中部，位於瀋陽與長春之間，遼、吉、蒙交界處，中長、平（四平）齊（齊齊哈爾）、四（四平）梅（梅河口）三條鐵路在此交會，是連接東西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沒有四平，難以得到東北。”蔣介石如是說。
“要控制東北，必須控制四平。”毛澤東如是說。
於是，這場戰爭成為國共雙方誰能控制東北的焦點。
4月15日，四平外圍的戰鬥打響。
4月18日，四平城區爭奪戰打響。
戰役一開始，國民黨軍銳氣旺盛，尤其素有“天下第一軍”之稱的國民黨新1軍，在印緬戰場上戰功赫赫，軍長孫立人享有“東方隆美爾”之譽，戰鬥一開始便擺出一副銳不可當之勢，藉助猛烈的炮火掩護，向四平近郊中共軍隊發起猛烈進攻。
到26日，雙方激戰9天，均傷亡慘重。
因對四平久攻不下，國民黨軍只得轉攻為守，雙方陷入對峙、僵持局面。
此時，蔣介石派到東北的最高軍事長官——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經過近10天偵查，發現共產黨在四平與本溪兩個戰場部署兵力10萬，而四平的兵力遠遠優於本溪。這一發現，讓杜聿明興奮不已。本溪乃瀋陽的門戶，先拿下本溪，給共產黨沉重一擊，然後集中兵力攻打四平，必然事半功倍。
5月3日，本溪戰鬥打響。由於本溪守軍兵力薄弱，杜聿明輕取本溪。
5月15日，杜聿明將所有軍隊分為3個兵團，向四平展開全面進攻。3天後，中共軍隊悄悄撤離四平，歷時32天的四平戰役悄然結束。
此後，共產黨放棄本欲立為首都的長春，率20萬部隊越過松花江，撤至江北。
但這並不代表蔣介石能夠控制東北，由於國民黨北進兵力不足，加上共產黨在南滿作戰的牽制，蔣介石眼睜睜看着共產黨在北滿建立牢固的根據地，卻無力過江。
1946年7月，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對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然而僅僅8個月後，南京政府損失總兵力達71萬人。從1947年3月起，蔣介石被迫轉入重點進攻，將重點置於陝甘寧和山東解放區。
3月，胡宗南率23萬大軍，向延安發起攻擊。
4月，顧祝同指揮45萬大軍，猛攻山東解放區。
但到年底，重點進攻也遭到粉碎。蔣介石不得不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最後又被迫下令收縮防線，實行重點防禦。
而此時，共產黨已在積極準備戰略大反攻。
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共產黨發起三大戰役，同國民黨展開戰略大決戰。
1948年11月2日，遼瀋戰役在歷時52天後，以國民黨失敗而告終。這次戰役中，國民黨損失兵力達47.2萬人。
1949年1月10日，國民黨在淮海戰役中落敗，損失兵力55.5萬人。
1949年1月31日，國民黨在平津戰役中戰敗，損失兵力52萬人。
歷經了這三大戰役，國民黨賴以維持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消滅。
3.內訌中再次下野
國民黨軍隊潰敗之神速，令蔣介石始料未及。國內外輿論也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是否能繼續統治中國，表示質疑。
早在1947年夏，同國民黨關係甚好的美國將軍魏德邁，就曾公開發表聲明說：中國國內形勢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是“須有有感召力的領導”，言外之意就是蔣介石已失去領導中國的威望。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則直截了當地說：“蔣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陳舊，性復固執，且極易受人之包圍，不能發揮有效之力量。故中國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責任，實應由蔣主席負之。”並提出：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蔣最好“引退讓賢”。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這時設想，應支持地方實力派成立分裂的政府，以抵制共產黨的勝利。
從美國朝野的態度，不難想到國民黨內部的分崩離析。
國民黨內部嫡系和非嫡系矛盾由來已久，隨着國民黨軍隊的潰敗，這種矛盾逐漸激化並公開爆發。
1948年春，蔣介石決定召開國民會議，選舉總統。新桂系首領李宗仁決定參加副總統競選。為了抵制李宗仁參加競選，蔣介石提議正副總統候選人由黨提名，遭到李宗仁的嚴詞反對。為此，蔣介石單獨召見李宗仁，以避免黨內分裂為由，勸他放棄競選。蔣介石說：
“你還是自動放棄的好，因為我不支持你，你不會當選。”
李宗仁卻不以為然，他針鋒相對地回敬道：
“我李某人在此，天時、地利都對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項長處，便是我這個人誠實，很易與人相處，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數十年來走遍中國，各界人士對我都很好，所以縱使委員長不支持我，我還是有希望當選的！”
“希望渺茫，難以成為現實。”
“這倒不一定，不信走着瞧！”
之後，李宗仁與于右任、程潛訂立“攻守同盟”，聲稱如副總統候選人由黨提名，則一致脫黨。新桂系也表示，若副總統候選人由黨提名，廣西、安徽兩省國大代表將退出選舉，蔣介石被逼無奈，只好宣佈“自由競選”副總統，並扶植孫中山之子孫科參加副總統競選。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在4月19日、24日的前兩輪副總統競選投票中，李宗仁票數均位居第一。
蔣介石見李宗仁勝利在即，連忙應對，令陳立夫散播消息，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就要逼宮，或三個月後就要逼迫領袖出國”，同時攻擊李宗仁夫人在北平貪污。在形勢對李宗仁不利時，李宗仁在眾人勸說下以退為進，宣佈退出競選。
然而，李宗仁退出競選的同時，參加競選的另一候選人程潛也宣佈退出。如此一來，孫科無競爭對手，競選無法進行，國民大會陷入停頓之中。
不只是國民大會陷入停頓，桂系在南京郊區的軍隊虎視眈眈，讓蔣介石不得不對李宗仁讓步。26日，蔣介石召見為李宗仁助選的白崇禧，對白誠懇地說：
“副總統競選絕對是自由競選，叫德鄰（李宗仁）重新參加競選吧，我會全力支持他。”
如此一來，一些原本支持孫科的蔣系國大代表，因對陳立夫阻礙自由競選產生反感，反而站到了李宗仁一邊。
4月29日，蔣介石當選總統之後，李宗仁如願以償當選副總統。
李宗仁競選成功，也是國民黨黨內分裂的開始。這對蔣介石來說，如一把尖刀插入胸中。而李宗仁能夠競選成功，白崇禧功不可沒。白就任“華中剿總司令”之後，在李宗仁的授意下，不僅對蔣介石的軍令拒不執行，還在情報和運輸上設置障礙，阻撓蔣介石調兵，加速了蔣介石在軍事上的慘敗。
11、12月間，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明確提議蔣介石交出軍政大權，成立陸海軍總司令部，以國防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負責軍事；李宗仁代理總統，負責政治。
為了儘快逼蔣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出掌中樞，白崇禧先後兩次給蔣介石發“亥敬電”、“亥全電”，建議蔣介石與共產黨停戰議和，並聯絡湘、鄂、贛、豫、川、桂等省，先後給蔣介石發表通電，要求其“對個人進退問題做一明快決定，免誤和平談判”。
與此同時，李宗仁按耐不住地提出五項“和平主張”，其中第一條便是請蔣介石下野。
美國方面也聲稱：“美方在蔣先生執政時期，絕不考慮援華。”
蔣介石此時心情複雜，與共產黨作戰的連連失利，美國的拋棄，內部的分裂，讓他頭痛欲裂，但他仍舊拖延，不肯下野。
白崇禧見狀，更進一步以武力脅迫蔣介石，在武漢散播言論：
“蔣氏如再堅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隊將退出武漢，讓開長江一線給中共。”
“如以政治方法不能成功，即以軍事行動達其目的。”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佈第三次下野。
下野前，他曾在日記中寫到：“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裏。”
4.風雨飄搖台灣島
蔣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但國民黨軍政大權仍掌握在蔣介石手中，李宗仁根本指揮不動蔣介石一手提拔的軍政要員，且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蔣介石的復出只是時間問題。
1949年3月，白崇禧派代表北上與中共接洽和談，提出與共產黨“划江而治”的要求。共產黨的答覆是：無論戰和，都要渡江。
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一路勢如破竹，23日佔領南京。至此，蔣介石統治中國大陸22年的歷史宣告結束。
在此之前，蔣介石已作好退台準備，並於1949年1月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赴台灣安排後事。
12月7日，由南京輾轉廣州、重慶、成都的國民政府，由成都遷移台灣。
12月10日下午2時，在成都鳳凰山機場，蔣介石登上中美號專機。進入機艙前，他在寒風中回首，默默與大陸道別，發誓將來一定要返回大陸。
很快，飛機起飛，飛離大陸，飛向東南一隅，但蔣介石再也沒能踏上這片國土。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復正大位”。
此時，蔣介石手中只剩60萬軍隊，追隨他多年的黨國要員，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都棄他而去。而人民解放軍，正往福建沿海一帶集結，準備橫渡台灣海峽，消滅偏居一隅的國民黨政權。
“反攻大陸、光復國土！”這是蔣介石退到台灣后至死不渝的願望。但此時，蔣介石的首要任務是保住台灣。
為鼓舞士氣，蔣介石制訂了“反攻大陸計劃”，並將計劃分為四步：第一、集中一切兵力；第二、鞏固台灣及其衛星島嶼；第三、反攻大陸、拯救同胞；第四、復興中華民國、建設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的新中國。
於是，蔣介石一聲令下，將分散在台灣、海南、金門、大陳、舟山諸海島的60萬大軍集中起來，保衛台灣。
但蔣介石心中清楚，國民黨軍隊根本無法與強大的解放軍相抗衡。尤其是美國已由“扶蔣”轉為“棄蔣”，失去了美國的支持，蔣介石每日活在被共產黨消滅的恐慌之中。
天無絕人之路，就在蔣介石為國民黨在台灣前途深深擔憂之時，轉機出現了！
1950年6月25日，是一個星期天。早上7點多，蔣介石做完早操，和宋美齡一起吃早餐，並像往常一樣準時收聽大陸新華社的廣播。就在此時，英文秘書沈谷突然來到餐廳，急切地說：
“夫人，蔣先生，有重要消息！”
蔣介石、宋美齡將注意力從廣播中移開，抬頭看着沈谷，只聽沈谷繼續說：
“美國之音廣播，兩小時前，北韓部隊越過三八線，韓戰爆發了！”
“什麼！”蔣介石放下筷子，思忖片刻，不由得一陣驚喜，連連說，“太好了！太好了！”
在蔣介石看來，韓戰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心中一直期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好藉機反攻大陸。
“立即給邵毓麟發電，查實情況，了解美國動態。”
邵毓麟是台灣駐朝鮮大使，蔣介石急需通過邵毓麟弄清情況。晚上10時，邵毓麟發來電報，證實了韓戰的爆發。
蔣介石知道，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爆發，他也足以漁翁得利。首先，台灣面臨的中共威脅得以解除；同時，美國的對台政策，也將因韓戰的爆發而出現改變。
而形勢的發展，正如蔣介石所預料。韓戰爆發后，美國總統杜魯門斷定韓戰是蘇聯人醞釀的，決定援助南韓，給蘇聯迎頭痛擊。
6月28日晚，美國總統杜魯門和13位負責全國軍事、外交的高級官員在華盛頓貝理雅大廈進行緊急磋商，鑒於台灣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決定命令第七艦隊保護台灣，阻止中共進攻台灣。
6月29日，第七艦隊的6艘驅逐艦、2艘巡洋艦和1艘運輸艦進入台灣海峽，肩負起保護台灣的重任。
至此，美國再度“扶蔣”，台灣被共產黨消滅的危機解除，蔣介石大大鬆了一口氣，開始一心一意投入到國民黨改造和台灣建設之中，準備“反攻復國”。
但這終究只是一個夢。
此時，美國雖然重新支持蔣介石，但也對他的行動作了種種規定：不許台灣當局對大陸進行軍事進攻，不許蔣介石派兵參加南韓作戰，還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
蔣介石對這些限制十分不滿，尤其是對美國蓄意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予以公開反駁。他說：
“台灣無論在歷史上、民族上、地域上，尤其在法律上，都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如果是對台灣地位還有問題的憂慮，那就是杞人憂天，太無常識了。因為台灣是我們抗戰勝利后從日本手裏收回的，是光復故土。”
在這個涉及中國領土主權的問題上，蔣介石異常堅定，寸步不讓。
5.“大哥”睡夢中遠去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6年。1954年，蔣介石任期將滿，於3月22日，經投票選舉，連任“總統”。1960年9月4日，蔣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總統”，直到1972年，85歲的蔣介石第五次當選“總統”時，他的生命已即將走向終點。
進入70年代，聯大驅蔣、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台日斷“交”等一系列外交狀況，讓蔣介石心情抑鬱，本就疾病纏身，又在陽明山遭遇車禍，受此驚嚇，身體健康狀況迅速惡化。
1972年3月，蔣介石當選“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偏偏在這個時候，他的健康再次出現問題，因前列腺肥大不得不住進醫院，進行了一次大手術。
5月20日，是蔣介石宣誓就職“總統”之日，各電台、電視台將對就職典禮進行現場直播。
上午10時許，蔣介石身着禮服，佩戴勳章，和“副總統”嚴家淦來到“總統”府陽台上，接受20萬民眾歡呼。
然而，就在就職典禮順利進行之時，電視台出現了一個失誤。當鏡頭從蔣介石轉向嚴家淦時，電視屏幕下方突然出現一句對白字幕：
“大哥不好了……”
這是當時台灣流行的一部電視劇中的對白，在此時出現，讓所有電視機前的觀眾大驚失色。
這看起來就好像是嚴家淦在詛咒蔣介石，讓人聯想到清朝末代小皇帝溥儀登基之時，在皇帝寶座上哭鬧不止，攝政王載灃在一旁哄他，不經意說出：“快了，快了，快完了！”
“大哥不好了……”同樣成為蔣介石的不祥之兆。
一個月後，蔣介石接受了一次全身體檢，結果發現他的心臟比前一段時間增大許多。
7月下旬，蔣介石心臟病惡化，吃一頓飯總要停下好幾次，每次都要喘息幾分鐘，然後再慢慢進食。
7月22日，天氣悶熱，蔣介石在副官的照應下用午餐，吃到一半時，心臟病突發，吃進的食物全部吐了出來，並很快昏厥過去。
隨後，醫官們在陽明山蔣介石所住的中興賓館，成立了“總統”急救站，榮民總醫院的醫護人員迅速趕來，對“總統”實施搶救措施。
7月27日，世界治療心臟病的頂尖高手余南庚博士來到中興賓館，建議蔣介石儘早入住“榮總”。
8月5日晚上8時許，一部美國進口的新型軍用救護車，載着昏迷中的蔣介石，小心翼翼地駛向“榮總”，蔣介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醫護人員20多人，一同住進了六號病房。宋美齡、蔣經國等人則在六號病房內開了單間住下，陪護在蔣介石的身邊。
1973年元旦，蔣介石在昏睡了近半年後，終於睜開雙眼。醒來后的蔣介石，除了感到體力大不如從前，記憶力並沒有受到影響。
在醫官、副官的精心照料，家人的關懷下，蔣介石的生命又維持了兩年有餘。
1975年4月5日，是中國傳統節日——清明節，此時，蔣介石住在士林官邸。
這天早上，他感到心情愉快，和前來請安的蔣經國聊了一會兒。蔣經國起身離開時，蔣介石關心地說：
“經兒，你應好好休息。”
快到中午時，蔣介石開始感到渾身難受，坐立難安。
晚上，蔣介石用過晚餐，又和蔣經國交談了一會兒，蔣經國見父親一臉倦容，起身道：
“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
蔣經國吩咐醫官給蔣介石吃幾顆鎮定劑，然後便離開了士林官邸。
其實，所謂鎮定劑只是幾顆維他命藥丸，由於蔣介石心臟不好，醫官不主張他吃安眠藥或鎮定劑，就以維他命藥丸對他進行心理“催眠”。
晚上20時，蔣介石服下“鎮定劑”，便上床休息。
20點55分左右，蔣介石陷入沉睡之中，忽然，心電圖機上的脈搏曲線，變成了一條直線……
當班護士立即召喚所有醫護人員對蔣介石進行搶救，值班醫生俞瑞章睡衣都沒來得及換下，便衣冠不整趕到蔣介石的病榻前，對他實施電擊等急救。
但蔣介石毫無反應。
宋美齡守在蔣介石的病榻邊，神情悲切。蔣經國也已趕到，在病房角落低聲啜泣，病房內外被悲戚的氣氛包圍着。
最後，醫官不得不放棄急救，為蔣介石戴上假牙，並通知“副總統”嚴家淦等人，請他們前來瞻仰“總統”遺容。之後，醫官們準備為蔣介石移靈。
6.奉安南京夢難圓
蔣介石病逝后2小時許，“行政院”發佈了主治醫生簽字的醫療報告和蔣介石的遺囑。
在遺囑中，蔣介石說：
“余自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光復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責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勉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終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蔣介石遺體從士林官邸移至“榮總”后，次日，開始接受民眾瞻仰遺容。
4月9日，蔣經國按照鄉例，為蔣介石穿上7條褲子、7件內衣、長袍馬褂和黑襪、黑皮鞋，為他佩戴大紅彩雲勳章、國光勳章和青天白日勳章。
宋美齡則將蔣介石最喜愛讀的《三民主義》、《聖經》、《荒漠甘泉》、《唐詩》放進靈柩。
此外，靈柩中還有蔣介石晚年日常必備之物：氈帽、小帽各一頂，手套一副，手帕一塊，手杖一支。
一切料理完畢，蔣介石的靈柩移至國父紀念館，在那裏停放5日，供民眾瞻吊。
4月16日，是蔣介石大殮之日。上午8時5分，儀式開始。
8時8分45秒，蔣介石靈柩的棺蓋，被放在七尺銅棺之上。接着，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張群、何應欽、陳立夫、薛岳、谷正綱、黃少谷、黃傑、謝東閔等人，將青天白日旗覆蓋在蔣介石的靈柩之上。
之後，嚴家淦和“五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鍾、“總統府資政”王雲五、“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於斌，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覆蓋在蔣介石靈柩之上。由嚴家淦恭讀祭文。
當日，台灣當局還採用了基督教儀式，由牧師周聯華為蔣介石主持追思禮拜和安靈禮。
追思禮拜結束后，紀念館中響起聖樂，館外鳴禮炮21響，在執紼人員護送下，蔣介石的靈柩被抬上靈車。
靈車以20萬朵深黃色菊花裝飾前身，車前掛有青天白日“國徽”和鮮花十字架，兩側各有幾條白紼。靈車隊共99輛，在憲兵隊開道車的引領下前進，包括“國旗”車、黨旗車、統帥旗車、奉行蔣介石遺囑令車、捧勛車、遺像車。
宋美齡挽蔣介石的大型黃菊十字架緊隨車隊，後面是其他家屬，及兩千多名執紼人員。送葬隊伍浩浩蕩蕩，緩緩前行。
下午1時10分，安靈禮在慈湖賓館完成。蔣介石的靈柩被停放在正廳中央的靈堂上，其遺體已經過防腐處理。
這是宋美齡、蔣經國按照蔣介石生前遺願所安排，將其靈柩暫厝於此，“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
然而，這個夢最終未能實現。
歷史評說
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海峽兩岸有着天壤之別，無論政界還是學界，圍繞他的爭論至今不曾休止。台灣對他的評價由“神化”到“醜化”，大陸隨着“蔣中正總統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公佈，對他的評價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對蔣介石一生進行總結，他的重要功績有兩點：
第一，領導北伐，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
第二，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抗日戰爭，直到勝利。
而“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為避免激怒日本人，採取不抵抗政策，結果使得日本人更加肆無忌憚侵略中國，拉開了一場持續14年國殤的序幕，這是蔣介石一生中的重大過失。
此外，蔣介石清黨“剿共”、發動內戰，也是他一生中的敗筆。
蔣介石為人謹慎，事無巨細喜歡一插到底，習慣越級指揮，不僅致使部下對其頗有怨言，同時由於他常常不顧國防部、軍令部的總體作戰計劃和戰略部署，越過上一級指揮機關，直接指揮前方部隊，從而打亂了之前的部署。這是他在抗戰中屢遭失利和敗給共產黨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戰期間，他雖依賴美援，但並沒有因此聽任美國擺佈。1944年當美國以援助相威脅，逼迫蔣介石交出軍權時，蔣介石寧可與之翻臉，對美絕交，也要維護國家主權。在台灣，他始終如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國際託管”、反對“兩個中國”。
蔣介石赴台後，對台灣的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