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1章 稷下盛會（十一）

《中庸》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名可秀道：“達成中庸之道，這是提綱挈領的三句話。”

它關係到如何修心養性,如何齊家、治國、平天下。

名可秀先講第一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我們的心裏，有喜怒哀樂這四種情緒。沒有人罵你，所以不怒；沒有好事，所以不喜；沒有傷心事,所以不悲哀,沒有開懷事，所以不樂。心裏一點都沒有喜怒哀樂，或者喜怒哀樂沒有發動的時候，這種境界叫做“中”，即道的中性，不動。

聖人講的修心養性，不是講把喜怒哀樂都修沒了。沒有喜怒哀樂的，那就不是人了。

但是，喜怒哀樂要適當，“發而皆中節”，恰到好處，就叫做“和”了。

此即《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節”的這個“中”不念“鍾”音，而是念“重”音——中節，就是射靶一樣射中了，砍竹子正好砍到竹節了。

名可秀舉了個例子：

比如某人父親過世，你說“哀不發”，把哭泣都壓下去，這還有情感嗎？如果真的連情感都沒有了，那就沒人性了，這不叫“中庸”，叫“昏庸”；但是，因為悲痛過度，把自己也病死了，弄得母失子、妻失夫、兒女失父，這就過分了，等於射靶把箭射穿出去了，失了分寸，不是“中庸”。

名可秀講的這個“中節”很重要。

因為她接下來就用“中節”闡發“三綱”的道理。

三綱是董仲舒說的，首先是“父為子綱”。

名可秀講，父親教子要做嚴父，但嚴酷過度就失了父親之情，這個“綱”就失了分寸了。兒子要孝順父親，但一味順從就過了，看見父親不忠於君主國家，要不要諫言制止？看見父親貪污，要不要諫言制止？

《中庸》講：“親親之殺。”

“殺”是切到這裏為止。

這是講親親要有分寸，過分了不行。過分了就是完全自私了，你不能愛他人、愛天下了。對於父母的孝順，也要有一個範圍，過分了，也錯了。這就是中庸之道的“親親之殺”，講的就是一個分寸、界線，過了就失道了。

名可秀接着舉例，以《宋刑統》中的“親親相容隱”——簡稱“親親相隱”或“親親容隱”——來舉例。

這個律條最初是源自於《論語·子路》中的言論：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對孔子說：我們村有個叫直躬的，別人家的羊跑到他們家了，被直躬的父親私吞了，直躬就舉告了。孔子說：父子相親乃天理人情，隱下其過不宣揚才不傷父子之情，明辨是非的意思就在其中了。

名可秀曾經在《論語集注》中對孔子這段話有過詳細的論注，她說：“攘羊”的意思是對誤入自家羊圈或羊群里的羊不驅逐、不聲張，順便佔為己有，而非盜竊或搶奪。從法律上來講，沒有犯盜竊罪或強佔罪，只是道德上的過失。所以孔子主張兒子隱瞞父親的這種過失，勸諫父親歸還羊，或自己把該羊放出或送還，或私下裏用其他方式補償失主的損失，既全了父子之間的親情，同時也彌補了父親的過失。如果首先就向外人或失主告發、宣揚父親私吞人家的羊，孔子說這就過分了，不為“直”——“直”在這裏不是“正直”，而是“明辨是與非”的意思。

名可秀當然不是空口白牙的這樣解釋，這是有論證的。

她首先論“隱”，引用《論語·季氏》之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其中“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就是知情但不說叫“隱”。孔子的定義很清楚，“隱”是不說，不顯現，不張揚，怎麼成了窩藏包庇呢？“為隱”也不是“把隱”“將隱”——“為隱”這裏面沒有主動做什麼的意思，而是“保持沉默”。

她又引用《左傳》的記載：法官叔魚受賄入獄，其兄叔向認為叔魚“貪以敗官”，其罪當殺。孔子評價叔向說：“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孔子說：叔魚作為法官貪污受賄，影響司法公正，是明確的司法**；叔向作為公職人員，對其弟叔魚的**行為並不“互隱”，而是據實數罪並依法論罪，這是“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名可秀論注道，在《左傳》裏孔子對叔向“不隱於親”贊為義直，《論語》裏孔子對攘羊事“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贊為有直，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要據父子案件之輕重和正義酌情處理，或告或隱，當區分處理，把握分寸，以求中道。

名可秀又用《禮記·檀弓》中對“齊家”與“治國”中的“隱”、“犯”的規定：“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

什麼是“事親有隱而無犯？”

名可秀解釋道：“幾諫謂之隱，直諫謂之犯。”幾諫就是委婉規勸的意思，所以“隱”亦有微諫之義。

名可秀的這句解釋還結合了《論語·里仁》之語：“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這是說，父母有過錯，做子女的要和顏悅色地規勸，如父母不從，仍嚴肅、恭敬、婉轉地再勸。“不違”，是不違背社會的規範，即堅持原則，對父母也不能遷就，但又不違子女對父母之禮，故不能太強硬，避免反目成仇。等到父母心情好時，再委婉勸諫。假如父母還不接受，做子女的雖心中憂愁，但沒有怨恨。

所以，名可秀一直強調讀《論語》這種微言大義的聖賢典籍一定要聯繫上下文，割裂來理解肯定是出錯的。

她又引用《禮記·內則》對此的詮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悅）則復諫；不說（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意思是說：反覆微諫無效，最後不得已時，也可對父母犯顏直諫。

可見，孔子的“子為父隱”，並不否認兒子有持義勸諫父親過錯的義務，“持義諫親”才是孔子這句話背後的應有之義。

故，“親親容隱”是有界線的，有分寸的，不是任何情況下都要講“親親容隱”。

這個界線，她引用《禮記》中的表達：“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恩掩義”表示以“恩”為主導原則，但並不完全排斥“義”的原則，“義斷恩”則表示以“義”為原則而摒棄“恩”的原則。

那什麼是“門內”，什麼是“門外”呢？

她引用鄭玄註解的《禮記》中語道：“事親以恩為制，事君以義為制，事師以恩義之間為制。”

這就是說，在政治公共領域與事務中，以“義”為原則，在家庭私人領域與事務中，注重親恩的護持。

簡單地講，如果你的父親是平頭老百姓，強佔了別人的錢，你私下裏償還就是了，不要舉告損了你們父子間的親情，法律也允許你有“親屬作證豁免權”；但是，如果你的父親是官員，你自己也是廉政官員，你的父親貪污了，那你就必須如同叔向處置他的弟弟叔魚一樣，這個時候不講“親親相隱”，你必須舉證你父親的罪，不能擁有“親屬作證豁免權”。

這就是中庸精神，它維護人情倫理的“禮”，但不能過，要有分寸；同樣，它維護人間的“法”，但也不能過，過了就違背了仁義。

名可秀又論，儒家的“孝”，事實上包含了不能陷親人於不仁不義的內涵。

《論語·為政》道：“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問孝，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名可秀在《論語集注》對這段話論註：

無違，不違背什麼呢？不違背禮，不是不違背父母的一切意願。《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語：“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故，愛父母，孝順父母，不是一切都聽從父母，不是滿足父母的所有要求，而是在聽從父母的話、滿足父母的意願時，以社會公認的尺度、法則、規矩、規範來辦事。如果父母讓子女做非法的、不合理的事，子女做了反而是不孝，即陷父母於不仁不義。父母活着的時候，做子女的在禮的規範下，盡心竭力地服侍他們；父母死了，做子女的在禮的規範下，來安葬、祭祀他們。這是“孝”的本意。

她也引用了這段論注來總結孔子的“親親容隱”，按衛希顏的理解，有三點：其一，“親親容隱”之“隱”是隱默之義，是知而不言的不作為性，而非窩藏、包庇之義；其二，“親親容隱”有界限，即只限於家庭成員的所作所為沒有逾越社會公認的規範、原則；其三，“親親容隱”是不對外人或官府宣揚或告發其親的過失，但“隱”亦要求家庭成員之間以公義來相互教育、幫助、規勸、批評。

名可秀的論注，就將孔子的“父子為隱”闡發得令人清楚而不感到困惑了。雖然儒學界爭論得很厲害，認為父子人倫是大禮，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隱”，但名可秀的論注得到了皇帝和多數士大夫的贊同。這就好比“忠孝不能兩全”怎麼辦？都盡孝嗎？那國家怎麼辦？也有很多儒家學者認為名可秀論注得有道理，因為《集注》裏引用的論證之語不是名可秀主觀臆造的，都是可以找到聖賢之語的出處的，更何況，孔子以《易經》為諸經之首，肯定不會片面強調哪一方面，走極端。

現在，名可秀在稷下講《中庸》，論起“父為子綱”時，以“親親容隱”為例，闡論道如果父親不仁不義，則不能為子之綱，因為這樣的綱會敗壞社會的風氣，危害天下大矣。不能以小家害大家。這是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你自己在家裏修心可以講人情，但你出來當官，就不能只講自家的人情。只講自家的人情，你不要當官。為官，是公職，公職就意味着擔負了公義的責任。

再觀《論語集注》釋父子為隱時，其中就有對官員親隱的論註：“官，古字之義，以冖覆眾，治眾之意也。故官者，為公職。公職者，民供也。比之庶民有權有利，故須承負比庶民更高的責任和公義，此亦為‘公平’之義也。”

不想盡公義？行啊，摘去你的官帽子。不當官，沒有享受到權和權帶來的利益，那就不要求你承擔維護世間秩序的責任了。你父親殺了人，你可以不作證，法律容許你“不言”，但是你阻礙辦案，銷毀證據，那就不行了，這就觸犯了法律，不是“容隱”的範圍。

據說當年已致仕的大理寺參政謝如意看到《論語集注》的這一段時，失態下跳了起來，背着手轉了好幾圈，然後給名可秀寫了一封長信，就禮與法探討觀點。《宋刑統》中有關“親親容隱”律條的增加條款就是在這位刑律界宿老的大力推動下完成。

名可秀這回在稷下講中庸，將父子的綱常講得更進一步，無論你何種情理，“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持私過分而無“中節”，則小家和、天下不和，然則天下的秩序破壞了，小家又能和嗎？

她又講君臣之道，“君為臣綱”。君要有君的仁德，才能成為臣忠誠的綱。如夏桀、商紂，失了君之仁德，屢諫而無改止，則臣以之為綱，就失了天下的大仁。所以，君要有君的分寸，臣要有臣的分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臣相和，天下就太平了。

又論夫妻之道，“夫為妻綱”。

作者有話要說：這章講親親容隱比較多。

貌似以前有同學專門評論這個，嗯，算是在這裏做個回應吧。

當前法律界對這個問題爭論得也蠻厲害的。

某西的看法，基本就在文中了。

現實中來講，大家都不願意舉報自己犯了法的親人，這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個親人傷害自己另一個親人，是否舉報這又另論。）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因為“親親相隱”而傷害到其他人，甚至為了包庇親人而陷害其他無辜的人，這就不能用人之常情去理解了。

現在很多貪官將子女送到國外，貪的錢也是為了子女讀書——子女要為父親隱瞞貪污之罪，這也是人之常情，但作為公義來講，大家都是不認同的。不過，這是站着說話不腰疼，真輪到自己身上了，估計也夠痛苦。咳，根源來講，還是別貪。人處身不正，到時家人痛苦，也只能說是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