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明朝的滅亡2

蠱士正文第23章明朝的滅亡2大明帝國內外交困，但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錦之戰的大勝、殲滅明軍在關外的最後一支大軍后，皇太極又派兵繞開吳三桂駐守的孤城寧遠和山海關進入華北平原，一路燒殺擄掠至山東，在連破八十餘城后揚長而去。

根據後來統計，清軍此次入侵，共掠奪黃金2250兩，白銀220萬兩，並擄掠了三十六萬九千漢人作為奴隸北歸。而已經沒有可用之兵的崇禎皇帝，只得眼睜睜看着清軍在境內來去自如。

為此，崇禎第三次下發罪己詔，他在罪己詔中自陳已經力不從心：

“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寬。自今日為始，

此前在1635年，張獻忠軍隊攻破安徽鳳陽、焚燒明朝祖陵，崇禎後來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下發罪己詔；到了1641年，由於帝國內部連續多年乾旱、蝗災、飢荒並起，崇禎又以災異頻現，下詔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發罪己詔，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禎，除了自述“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外，他已經對時局的進一步發展惡化感到無能為力。

這種無能為力，說穿了也與大明財政的虧空息息相關。

話說明朝以農業立國，財政主要依靠農業稅，明朝開國初期，統計天下土地是850多萬頃，但實際上可徵稅的稅田是400多萬頃，隨着時間的推移，由於豪強地主隱瞞土地數據，明朝官方實際掌控的稅田數量不斷下降，加上各種天災減產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夠收到的農業稅實際上越來越少。

學者方誌遠研究指出，萬曆時期，張居正通過強硬推行“土地清丈”，將全國的稅田數量擴張到了700多萬頃，但即使是這樣，當時明朝國內的田糧稅收大概也就是2500萬兩，即使加上工商稅、鹽稅等其他稅收，當時明朝官方實際能收到的稅銀也就是4000萬兩左右。

這4000萬兩種，大概有一半即大約2000萬兩還要留在地方給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繳到中央的，即使在風調雨順、沒有動亂時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萬兩白銀。

但這2000萬兩白銀中，除去各種開支，真正能進入到戶部太倉的銀子，大概也就是400萬兩，到了崇禎末期，由於各種天災人禍，甚至每年都還收不到400萬兩銀子。

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財高手的大明帝國此後財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萬曆後期的萬曆三大征更是幾乎耗盡國庫積存，這使得到了萬曆二十五年，當時紫禁城內三座大殿失火焚毀，明朝財政卻拿不出錢來重修，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後的明熹宗天啟五年，明朝才湊夠了資金重修了三大殿。

張居正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後就被逐漸揮霍乾淨。圖源：影視劇照

由此可見，晚明時期的財政問題，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但是，儘管當時的大明財政窮得叮噹響，但是晚明時期活躍的經濟，使得民間卻是聲色犬馬，尤其是東南的江浙地區，經濟實際上還是非常繁華。

問題在於，東南地區雖然經濟繁華，但大明政府卻收不到稅，根源就在於，早在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規定，將洪武十八年所收的商稅數字作為以後的定額，此後不得加征。

這就給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個枷鎖，也就是說經濟在發展，政府卻不能享受其中的好處，因此以致當國內天災頻發、東北滿人不斷入侵，在大明帝國對內需要賑濟災民、對外需要養兵用錢的時候，帝國卻只能眼睜睜看着東南地區富裕，卻把中央自己給窮死了。

到了萬曆皇帝時期，萬曆皇帝也看出了問題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業稅，但都被官員們以“祖制不可改、稅重民生苦”的名義反對作罷，無奈下，萬曆只好派出太監到全國各地去開礦、收工商稅，但這些太監到了地方以後到處敲詐勒索，搞得民間哀聲怨道，太監們則中飽私囊，實際上繳給萬曆皇帝的私房錢也是極少部分，也就是說，萬曆皇帝忙活一場，沒賺到什麼錢，卻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聲給搞臭了，實在得不償失。

早在萬曆皇帝時期，當時滿人不斷入侵，為了養兵北伐平定禍害，萬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正式開徵“遼餉”，“遼餉”一開始的徵收標準，是每畝地加派三厘五毫，後來最終固定為每畝地加派九厘，其在穩定時期，大概每年可以為明帝國增收520萬兩白銀。

隨着明末各種天災的蔓延和農民起事的擴散，為了剿滅“亂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於崇禎十年開徵“剿餉”，一年大概可以獲利330萬兩白銀；另外為了練兵平定東北和對內剿匪，當時也開始徵收“練餉”，每年大概收入為730萬兩——如此一來，“剿餉”“練餉”“遼餉”三大餉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為明朝財政增收1600萬兩白銀。

但問題是，加征的這三大餉屬於土地稅，負擔大部分都落在農民頭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農民頭上。

學者方治遠指出，儘管明末看似有700多萬頃土地可以收稅，但由於豪強大戶和地主可以通過種種方式隱瞞自己的實際田地，並且他們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這就使得三大餉的實際負擔主要落到了農民頭上，當時，加征的三大餉“意味着每一畝農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稅收。”

並且，由於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積來徵收的，這就導致佔地廣闊的北方地區農民，在天災頻發的荒年，卻還要實際承擔更多的稅收。

實際上，從唐朝後期以來，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逐漸開始向南方轉移，到了明末，當時東南地區的工商業已經非常發達富甲天下，而實際上從南宋開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過了秦嶺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區——但問題是，南方雖然人口眾多經濟發達，但土地面積卻沒有北方多，並且南方尤其是東南地區，財富來源有越來越大佔比已經是來自於工商業，問題就在於，明朝的主體稅收仍然是農業稅，而“三大餉”也仍然是農業稅——如此一來，也就是說，明朝的這種稅制財政缺陷，導致有錢的東南地區不用交什麼稅，有錢人交不到什麼稅，但窮人，尤其是農民，尤其是北方農民，卻要承當更重的稅賦。

學者方誌遠指出，“如果把‘三餉’的壓力落到每一個勞動力身上，可以發現一個西北地區的農民承擔的加派負擔，是一個東南地區的農民的十倍左右。”

但這樣分析，是否說明朝的財稅負擔非常重呢？對此專註中國財政史研究的學者劉守剛指出，“正如黃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財政的平均稅負只有10%左右，而同時期的日本，稅負達到50%……明代財政的根本問題在於國家機構與正常財政，不能對日益發展的工商業經濟實現有效徵稅，不能充分動員起帝國時期的財政資源。”

劉守剛指出，“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國家對稅收有緊急需要，沒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則會讓所有人都受到損傷。”

而無論是萬曆皇帝指使太監到處去開礦收稅，還是明末政府開徵“三大餉”，本質上都屬於一種財政“歪路”。

劉守剛說：“明代之所以設計如此的工商稅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稅收教訓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國進入成熟期有關。因為成熟，國家職能轉向內向，不以進取為能，不以擴張為目的，對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為成熟，國家試圖消除一切不確定，而採用定額措施去管理財政活動。對屬於自由流動資源的工商業經濟，則採取輕視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沒有必要的保護措施，沒有正規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稅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馬虎和腐敗出名。”

如此一來，沒有從晚明時期蓬勃發展的工商業經濟中享受到稅收好處、形成命運共同體，相反卻只能通過農業稅盤剝農民的大明帝國，境內烽煙四起，已經成為必然之勢——因此到了崇禎時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禎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簡單說就是，大明帝國由於天災人禍導致財用短缺，財用短缺反過來又加劇了天災人禍，而財政體制的缺陷又使得這種矛盾不可調解，在這種惡性循環中，大明帝國的“崇禎死局”已無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漸走向毀滅的邊緣。

05

就在崇禎為財政困局焦頭爛額之時，他的皇室宗親卻普遍富得流油。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圍攻洛陽，就藩洛陽的福王朱常洵擁地二萬多頃，其田產遍佈河南、山東、湖廣等省，當初，他的福王府邸僅僅建造費用就花了28萬兩銀子。但就是這樣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說拿出錢財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時艱，就連面對農民軍圍攻洛陽的生死存亡時刻，朱常洵仍然堅持不肯勞軍，讓士兵餓着肚子為他守城，結果守軍嘩變倒戈，李自成幾乎是兵不血刃就佔領了洛陽。

進城后，李自成當眾怒斥朱常洵說：“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飢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隨後，李自成下令將朱常洵砍頭梟首，並將他的屍體剁碎雜以鹿肉，煮成“福祿宴”食用泄憤。

儘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臨頭，卻仍然全然不顧明朝政權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顧守着自己的私財，就在1642年底，清軍再次繞過北京攻入華北地區擄掠人口和財富，當年12月，清軍進攻山東兗州，危急時刻，兗州知府鄧藩錫勸說魯王朱以派散發錢財募兵守城，鄧藩錫說，如果魯王您願意散財募兵，城猶可守，否則大勢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財奴魯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結果不久清兵攻破兗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縊而亡，王府錢財也被清兵擄掠一空。

對於明朝這些宗室藩王來說，儘管他們是倚靠着明朝中央這棵大樹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時刻，藩王們也不肯拿出一絲一毫支援中央財政，更不要說賑濟百姓，而這些守財奴藩王，最終也在明末天下大亂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殺、或被農民軍所殺，最終覆滅於時代的怒海波濤之中。

儘管福王朱常洵和魯王朱以派因為吝嗇慘死，但他並非明末無良藩王的最後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禎上吊自盡后，張獻忠統率的農民軍也攻入四川，面對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劉之勃急忙勸說蜀王朱至澍拿出錢財犒賞軍民、加固城防，沒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卻耍無賴說：“孤庫中錢糧有數，只有承運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變賣充餉！”

面對全然不知死活的無恥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劉之渤直接怒懟說：“殿下。承運殿無人買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農民軍破城，一切都將不再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對此“終不悟”，對於這些藩王來說，他們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奪天下民財，但當到了國家有難，需要他們奉獻禦敵之時，這些人卻普遍表現出鼠目寸光和貪婪無恥的守財奴形象，對他們賴以立身的政權安危全然不顧，最終身死隕滅而為天下笑。

時任太原總兵姜瓖回憶說：“雲之宗姓，約計肆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

儘管歷朝歷代在改朝換代之際，後來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親的行為，但若論屠戮的範圍和廣度，則沒有一個朝代像明朝末年這樣明顯和酷烈，究其原因，則在於明朝宗室已然成為了明朝社會的吸血鬼，讓當時的農民軍從上到下都無比痛恨和仇視。

話說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將自己的兒子全部分封為親王，並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連公侯大臣見了朱明皇族子孫都要“伏而拜謁”。

當時，朱元璋給明朝官員們定下了歷代王朝最低的工資標準：正一品官員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時一石米摺合現在約180斤，以現今每斤米5元計算的話，明朝時，當時一品宰相的年薪約為現今人民幣81萬元，七品縣令年薪約為12.6萬元，由於明朝行政官員年薪中，還需要自行承擔各種公務費用，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窮得吃不起肉，以致於當海瑞為老母親祝壽，破天荒買了一斤肉時，甚至轟動了當時的整個明朝官場。

與此同時，朱元璋卻規定皇族一旦封為親王，其年俸祿至少在萬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級官員的十幾倍以上，而這還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賞賜。為了讓子孫後代過上最優越的生活，朱元璋還規定皇族子孫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所有消費全部由國家承擔：10歲起還可以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後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

由於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歡生孩子，“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

生孩子有這麼多好處，於是乎，在整個明朝276年歷史中，朱元璋的子孫們幾乎是鉚足了勁地“造人”，因為“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其中最誇張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就至少生了94個孩子，在朱鍾鎰活着的時候，他個人傳下的嫡系子孫就達到了700多人，令人為之震驚。

在明朝政策鼓勵下，到了萬曆三十二年，明朝宗室人數已經快速擴大到了8萬多人，這還僅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人數，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繁衍至近百萬人之眾。

而按照當代學者者推測，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當時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10倍。

對於國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則感慨說：

“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明朝的政策，使得宗室成為大明帝國的毒瘤和沉重負擔。圖源：影視劇照

龐大的皇族子孫，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社會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當時，明朝皇族不僅擁有超高的俸祿，而且往往還佔據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葉以後，在全國人均土地面積不斷下降、貧者幾無立錐之地的同時，全國土地也越發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為例，他們在湖廣等地莊田多達4萬頃，另外福王莊田2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3萬頃。

在湖南，吉王佔有的土地更是高達七八十萬畝，其中湖南長沙、善化兩縣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個王府所有。以明神宗萬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為例，朱常洵結婚時，萬曆皇帝賞賜婚費達30萬兩；朱常洵前往洛陽就藩，萬曆皇帝又為他花了28萬兩白銀營建府邸；另外，萬曆皇帝為了這個寶貝心肝兒子，一次賞賜土地就達4萬頃，由於官員力陳太過奢侈，最後才減為2萬頃，由於當時河南土地已經被瓜分殆盡，為此還從山東、湖廣等地分田，才勉強湊夠了這2萬頃王田給了福王朱常洵。

對此明朝人描述說：“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

隨着皇族人數的劇烈膨脹，明朝財政也逐漸不堪其重。

以山西晉王府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萬石，但到了嘉靖年間，這個數字增長到87萬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從明朝初期的1萬石增長到了嘉靖年間的69萬石。湖廣楚王府，則從1萬石增長到25萬石。

在皇族不斷劇烈膨脹的過程中，明朝的地方官們也惶恐地發現，光是為了奉養當地皇族，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就已瀕臨崩潰。以明朝中後期的山西地方財政為例，當時山西的年財收大概是152萬石，但當時僅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祿就達到了312萬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後期河南的年財收大概是84萬石，但當時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祿就達到了192萬石。

於是到了嘉靖年間，明朝官員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盡舉國之力，也已經難以供養皇族子孫了：

“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複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

“將來聖子神孫相傳萬世，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算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後？”

到了明朝中後期，即使竭盡天下財力，都已無力供養朱元璋的皇族子孫，但他們，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殺掉並剁碎做成“福祿宴”的福王朱常洵為例，朱常洵是明末萬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陽時，不僅要了2萬頃封地，而且還向萬曆皇帝乞求賞賜“故大學士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並四川鹽井榷茶銀以自益……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不僅如此，福王朱常洵還與民爭利、壟斷了河南多地的鹽業買賣，禁止別人售鹽：“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並非個案，在大量皇族與民爭利、壟斷鹽業等各行各業買賣的同時，則是導致明朝政府的鹽稅等各路稅收卻收不上來，在民怨沸騰同時，明朝財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軍事開支也受到影響，“邊餉由此絀”，由此導致只能加重對普通民眾的盤剝來解決問題，由此又促進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後期，在皇族日益壟斷土地同時，各地王爺還經常向皇帝哭窮、索求各種特權：在河南開封，周王擁有當地的稅課權，潞王則佔有河泊所26處；

在山西潞城縣，清源王佔有商稅；山西屯留縣商稅，則被皇帝賜給了遼山王；另外平遙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緊張為由，申請到了山西黎城縣一年的商稅。

而放眼當時海內，福王朱常洵“珠玉貨賂山積”，陝西的秦王則“擁貲數百萬”，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擁有房屋1060所。

為了供養劇烈膨脹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時期，明朝境內民眾甚至已經到了“廢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國之祿”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孫還是不滿意，他們甚至公然成為各地惡勢力的代表。

作為駐紮各地的藩王，當時，代王府的輔國將軍，僅僅因為當地縣令秉公執法處罰他的僕人，就對當地縣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東王更是經常毆打地方官員，“挾奏有司，擅入府縣，凌辱毆置，習以為常”。

嘉靖三十七年，福建寧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為“求索祿糧不遂”，公然毆打當地的封疆大吏、從二品的左布政使劉望之。

由於作為皇族成員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孫也在各地為非作歹：嘉靖五年，山西汾陽慶成王府的輔國將軍，甚至與盜匪公然勾結；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甚至“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搶劫。

在湖南武岡，山民王朱企禮則“前後奪民妻女無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載倫甚至“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

到了明朝中後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孫，許多人已淪落成為地方惡勢力的代表，成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說，明朝的滅亡，也與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蝕國家財政並擄掠侵害民間，有着深刻的關聯。明朝宗室在維繫所謂朱家江山的同時，最終也反噬了整個帝國。大明帝國內外交困，但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錦之戰的大勝、殲滅明軍在關外的最後一支大軍后，皇太極又派兵繞開吳三桂駐守的孤城寧遠和山海關進入華北平原，一路燒殺擄掠至山東，在連破八十餘城后揚長而去。

根據後來統計，清軍此次入侵，共掠奪黃金2250兩，白銀220萬兩，並擄掠了三十六萬九千漢人作為奴隸北歸。而已經沒有可用之兵的崇禎皇帝，只得眼睜睜看着清軍在境內來去自如。

為此，崇禎第三次下發罪己詔，他在罪己詔中自陳已經力不從心：

“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寬。自今日為始，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務期殲胡平寇以贖罪戾。”

縱觀崇禎在位十七年間，他分別於崇禎八年、崇禎十四年、崇禎十五年和亡國自殺前夕的崇禎十七年二月共四次下發罪己詔。

此前在1635年，張獻忠軍隊攻破安徽鳳陽、焚燒明朝祖陵，崇禎後來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下發罪己詔；到了1641年，由於帝國內部連續多年乾旱、蝗災、飢荒並起，崇禎又以災異頻現，下詔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發罪己詔，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禎，除了自述“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外，他已經對時局的進一步發展惡化感到無能為力。

這種無能為力，說穿了也與大明財政的虧空息息相關。

話說明朝以農業立國，財政主要依靠農業稅，明朝開國初期，統計天下土地是850多萬頃，但實際上可徵稅的稅田是400多萬頃，隨着時間的推移，由於豪強地主隱瞞土地數據，明朝官方實際掌控的稅田數量不斷下降，加上各種天災減產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夠收到的農業稅實際上越來越少。

學者方誌遠研究指出，萬曆時期，張居正通過強硬推行“土地清丈”，將全國的稅田數量擴張到了700多萬頃，但即使是這樣，當時明朝國內的田糧稅收大概也就是2500萬兩，即使加上工商稅、鹽稅等其他稅收，當時明朝官方實際能收到的稅銀也就是4000萬兩左右。

這4000萬兩種，大概有一半即大約2000萬兩還要留在地方給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繳到中央的，即使在風調雨順、沒有動亂時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萬兩白銀。

但這2000萬兩白銀中，除去各種開支，真正能進入到戶部太倉的銀子，大概也就是400萬兩，到了崇禎末期，由於各種天災人禍，甚至每年都還收不到400萬兩銀子。

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財高手的大明帝國此後財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萬曆後期的萬曆三大征更是幾乎耗盡國庫積存，這使得到了萬曆二十五年，當時紫禁城內三座大殿失火焚毀，明朝財政卻拿不出錢來重修，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後的明熹宗天啟五年，明朝才湊夠了資金重修了三大殿。

張居正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後就被逐漸揮霍乾淨。圖源：影視劇照

由此可見，晚明時期的財政問題，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但是，儘管當時的大明財政窮得叮噹響，但是晚明時期活躍的經濟，使得民間卻是聲色犬馬，尤其是東南的江浙地區，經濟實際上還是非常繁華。

問題在於，東南地區雖然經濟繁華，但大明政府卻收不到稅，根源就在於，早在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規定，將洪武十八年所收的商稅數字作為以後的定額，此後不得加征。

這就給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個枷鎖，也就是說經濟在發展，政府卻不能享受其中的好處，因此以致當國內天災頻發、東北滿人不斷入侵，在大明帝國對內需要賑濟災民、對外需要養兵用錢的時候，帝國卻只能眼睜睜看着東南地區富裕，卻把中央自己給窮死了。

到了萬曆皇帝時期，萬曆皇帝也看出了問題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業稅，但都被官員們以“祖制不可改、稅重民生苦”的名義反對作罷，無奈下，萬曆只好派出太監到全國各地去開礦、收工商稅，但這些太監到了地方以後到處敲詐勒索，搞得民間哀聲怨道，太監們則中飽私囊，實際上繳給萬曆皇帝的私房錢也是極少部分，也就是說，萬曆皇帝忙活一場，沒賺到什麼錢，卻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聲給搞臭了，實在得不償失。

早在萬曆皇帝時期，當時滿人不斷入侵，為了養兵北伐平定禍害，萬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正式開徵“遼餉”，“遼餉”一開始的徵收標準，是每畝地加派三厘五毫，後來最終固定為每畝地加派九厘，其在穩定時期，大概每年可以為明帝國增收520萬兩白銀。

隨着明末各種天災的蔓延和農民起事的擴散，為了剿滅“亂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於崇禎十年開徵“剿餉”，一年大概可以獲利330萬兩白銀；另外為了練兵平定東北和對內剿匪，當時也開始徵收“練餉”，每年大概收入為730萬兩——如此一來，“剿餉”“練餉”“遼餉”三大餉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為明朝財政增收1600萬兩白銀。

但問題是，加征的這三大餉屬於土地稅，負擔大部分都落在農民頭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農民頭上。

學者方治遠指出，儘管明末看似有700多萬頃土地可以收稅，但由於豪強大戶和地主可以通過種種方式隱瞞自己的實際田地，並且他們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這就使得三大餉的實際負擔主要落到了農民頭上，當時，加征的三大餉“意味着每一畝農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稅收。”

並且，由於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積來徵收的，這就導致佔地廣闊的北方地區農民，在天災頻發的荒年，卻還要實際承擔更多的稅收。

實際上，從唐朝後期以來，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逐漸開始向南方轉移，到了明末，當時東南地區的工商業已經非常發達富甲天下，而實際上從南宋開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過了秦嶺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區——但問題是，南方雖然人口眾多經濟發達，但土地面積卻沒有北方多，並且南方尤其是東南地區，財富來源有越來越大佔比已經是來自於工商業，問題就在於，明朝的主體稅收仍然是農業稅，而“三大餉”也仍然是農業稅——如此一來，也就是說，明朝的這種稅制財政缺陷，導致有錢的東南地區不用交什麼稅，有錢人交不到什麼稅，但窮人，尤其是農民，尤其是北方農民，卻要承當更重的稅賦。

學者方誌遠指出，“如果把‘三餉’的壓力落到每一個勞動力身上，可以發現一個西北地區的農民承擔的加派負擔，是一個東南地區的農民的十倍左右。”

但這樣分析，是否說明朝的財稅負擔非常重呢？對此專註中國財政史研究的學者劉守剛指出，“正如黃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財政的平均稅負只有10%左右，而同時期的日本，稅負達到50%……明代財政的根本問題在於國家機構與正常財政，不能對日益發展的工商業經濟實現有效徵稅，不能充分動員起帝國時期的財政資源。”

劉守剛指出，“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國家對稅收有緊急需要，沒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則會讓所有人都受到損傷。”

而無論是萬曆皇帝指使太監到處去開礦收稅，還是明末政府開徵“三大餉”，本質上都屬於一種財政“歪路”。

劉守剛說：“明代之所以設計如此的工商稅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稅收教訓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國進入成熟期有關。因為成熟，國家職能轉向內向，不以進取為能，不以擴張為目的，對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為成熟，國家試圖消除一切不確定，而採用定額措施去管理財政活動。對屬於自由流動資源的工商業經濟，則採取輕視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沒有必要的保護措施，沒有正規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稅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馬虎和腐敗出名。”

如此一來，沒有從晚明時期蓬勃發展的工商業經濟中享受到稅收好處、形成命運共同體，相反卻只能通過農業稅盤剝農民的大明帝國，境內烽煙四起，已經成為必然之勢——因此到了崇禎時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禎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簡單說就是，大明帝國由於天災人禍導致財用短缺，財用短缺反過來又加劇了天災人禍，而財政體制的缺陷又使得這種矛盾不可調解，在這種惡性循環中，大明帝國的“崇禎死局”已無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漸走向毀滅的邊緣。

05

就在崇禎為財政困局焦頭爛額之時，他的皇室宗親卻普遍富得流油。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圍攻洛陽，就藩洛陽的福王朱常洵擁地二萬多頃，其田產遍佈河南、山東、湖廣等省，當初，他的福王府邸僅僅建造費用就花了28萬兩銀子。但就是這樣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說拿出錢財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時艱，就連面對農民軍圍攻洛陽的生死存亡時刻，朱常洵仍然堅持不肯勞軍，讓士兵餓着肚子為他守城，結果守軍嘩變倒戈，李自成幾乎是兵不血刃就佔領了洛陽。

進城后，李自成當眾怒斥朱常洵說：“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飢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隨後，李自成下令將朱常洵砍頭梟首，並將他的屍體剁碎雜以鹿肉，煮成“福祿宴”食用泄憤。

儘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臨頭，卻仍然全然不顧明朝政權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顧守着自己的私財，就在1642年底，清軍再次繞過北京攻入華北地區擄掠人口和財富，當年12月，清軍進攻山東兗州，危急時刻，兗州知府鄧藩錫勸說魯王朱以派散發錢財募兵守城，鄧藩錫說，如果魯王您願意散財募兵，城猶可守，否則大勢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財奴魯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結果不久清兵攻破兗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縊而亡，王府錢財也被清兵擄掠一空。

對於明朝這些宗室藩王來說，儘管他們是倚靠着明朝中央這棵大樹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時刻，藩王們也不肯拿出一絲一毫支援中央財政，更不要說賑濟百姓，而這些守財奴藩王，最終也在明末天下大亂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殺、或被農民軍所殺，最終覆滅於時代的怒海波濤之中。

儘管福王朱常洵和魯王朱以派因為吝嗇慘死，但他並非明末無良藩王的最後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禎上吊自盡后，張獻忠統率的農民軍也攻入四川，面對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劉之勃急忙勸說蜀王朱至澍拿出錢財犒賞軍民、加固城防，沒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卻耍無賴說：“孤庫中錢糧有數，只有承運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變賣充餉！”

面對全然不知死活的無恥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劉之渤直接怒懟說：“殿下。承運殿無人買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農民軍破城，一切都將不再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對此“終不悟”，對於這些藩王來說，他們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奪天下民財，但當到了國家有難，需要他們奉獻禦敵之時，這些人卻普遍表現出鼠目寸光和貪婪無恥的守財奴形象，對他們賴以立身的政權安危全然不顧，最終身死隕滅而為天下笑。

不久，張獻忠率軍攻破成都，後悔不及的蜀王朱至澍走投無路下只得投井自殺，其在成都城內的宗室子孫被張獻忠下令捕殺殆盡。蜀王自殺后，此前勸說他散財守城的四川巡按御史劉之勃也被農民軍所捕，張獻忠讓人勸說他投降，劉之勃破口大罵，張獻忠於是下令將他凌遲處死，劉之勃毫無畏懼，臨死前大喊是說：“寧多剮我一刀，而少殺一百姓。”

但瘋狂的張獻忠並未放過成都百姓，1646年他在撤離成都前，下令對成都進行屠城，瘋狂屠戮了成都城內的數十萬百姓，而他對於所經過處的明朝宗室的態度，則是“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進軍山西，後來投降的太原總兵姜瓖回憶說，“凡所攻陷，劫掠焚毀，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例如在山西平陽，李自成農民軍先是斬殺當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在汾陽，則對皇族“宗紳”大開殺戒，“彼汾一方，幾成羅剎鬼國”；

攻克太原后，出於對朱明皇族的極度仇恨，李自成農民軍又“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而為了防止山西底層皇族作亂，李自成農民軍“恐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

時任太原總兵姜瓖回憶說：“雲之宗姓，約計肆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

儘管歷朝歷代在改朝換代之際，後來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親的行為，但若論屠戮的範圍和廣度，則沒有一個朝代像明朝末年這樣明顯和酷烈，究其原因，則在於明朝宗室已然成為了明朝社會的吸血鬼，讓當時的農民軍從上到下都無比痛恨和仇視。

話說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將自己的兒子全部分封為親王，並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連公侯大臣見了朱明皇族子孫都要“伏而拜謁”。

當時，朱元璋給明朝官員們定下了歷代王朝最低的工資標準：正一品官員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時一石米摺合現在約180斤，以現今每斤米5元計算的話，明朝時，當時一品宰相的年薪約為現今人民幣81萬元，七品縣令年薪約為12.6萬元，由於明朝行政官員年薪中，還需要自行承擔各種公務費用，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窮得吃不起肉，以致於當海瑞為老母親祝壽，破天荒買了一斤肉時，甚至轟動了當時的整個明朝官場。

與此同時，朱元璋卻規定皇族一旦封為親王，其年俸祿至少在萬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級官員的十幾倍以上，而這還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賞賜。為了讓子孫後代過上最優越的生活，朱元璋還規定皇族子孫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所有消費全部由國家承擔：10歲起還可以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後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

由於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歡生孩子，“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

生孩子有這麼多好處，於是乎，在整個明朝276年歷史中，朱元璋的子孫們幾乎是鉚足了勁地“造人”，因為“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其中最誇張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就至少生了94個孩子，在朱鍾鎰活着的時候，他個人傳下的嫡系子孫就達到了700多人，令人為之震驚。

在明朝政策鼓勵下，到了萬曆三十二年，明朝宗室人數已經快速擴大到了8萬多人，這還僅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人數，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繁衍至近百萬人之眾。

而按照當代學者者推測，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當時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10倍。

對於國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則感慨說：

“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明朝的政策，使得宗室成為大明帝國的毒瘤和沉重負擔。圖源：影視劇照

龐大的皇族子孫，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社會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當時，明朝皇族不僅擁有超高的俸祿，而且往往還佔據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葉以後，在全國人均土地面積不斷下降、貧者幾無立錐之地的同時，全國土地也越發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為例，他們在湖廣等地莊田多達4萬頃，另外福王莊田2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3萬頃。

在湖南，吉王佔有的土地更是高達七八十萬畝，其中湖南長沙、善化兩縣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個王府所有。以明神宗萬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為例，朱常洵結婚時，萬曆皇帝賞賜婚費達30萬兩；朱常洵前往洛陽就藩，萬曆皇帝又為他花了28萬兩白銀營建府邸；另外，萬曆皇帝為了這個寶貝心肝兒子，一次賞賜土地就達4萬頃，由於官員力陳太過奢侈，最後才減為2萬頃，由於當時河南土地已經被瓜分殆盡，為此還從山東、湖廣等地分田，才勉強湊夠了這2萬頃王田給了福王朱常洵。

對此明朝人描述說：“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

隨着皇族人數的劇烈膨脹，明朝財政也逐漸不堪其重。

以山西晉王府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萬石，但到了嘉靖年間，這個數字增長到87萬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從明朝初期的1萬石增長到了嘉靖年間的69萬石。湖廣楚王府，則從1萬石增長到25萬石。

在皇族不斷劇烈膨脹的過程中，明朝的地方官們也惶恐地發現，光是為了奉養當地皇族，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就已瀕臨崩潰。以明朝中後期的山西地方財政為例，當時山西的年財收大概是152萬石，但當時僅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祿就達到了312萬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後期河南的年財收大概是84萬石，但當時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祿就達到了192萬石。

於是到了嘉靖年間，明朝官員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盡舉國之力，也已經難以供養皇族子孫了：

“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複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

“將來聖子神孫相傳萬世，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算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後？”

到了明朝中後期，即使竭盡天下財力，都已無力供養朱元璋的皇族子孫，但他們，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殺掉並剁碎做成“福祿宴”的福王朱常洵為例，朱常洵是明末萬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陽時，不僅要了2萬頃封地，而且還向萬曆皇帝乞求賞賜“故大學士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並四川鹽井榷茶銀以自益……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不僅如此，福王朱常洵還與民爭利、壟斷了河南多地的鹽業買賣，禁止別人售鹽：“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並非個案，在大量皇族與民爭利、壟斷鹽業等各行各業買賣的同時，則是導致明朝政府的鹽稅等各路稅收卻收不上來，在民怨沸騰同時，明朝財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軍事開支也受到影響，“邊餉由此絀”，由此導致只能加重對普通民眾的盤剝來解決問題，由此又促進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後期，在皇族日益壟斷土地同時，各地王爺還經常向皇帝哭窮、索求各種特權：在河南開封，周王擁有當地的稅課權，潞王則佔有河泊所26處；

在山西潞城縣，清源王佔有商稅；山西屯留縣商稅，則被皇帝賜給了遼山王；另外平遙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緊張為由，申請到了山西黎城縣一年的商稅。

而放眼當時海內，福王朱常洵“珠玉貨賂山積”，陝西的秦王則“擁貲數百萬”，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擁有房屋1060所。

為了供養劇烈膨脹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時期，明朝境內民眾甚至已經到了“廢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國之祿”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孫還是不滿意，他們甚至公然成為各地惡勢力的代表。

作為駐紮各地的藩王，當時，代王府的輔國將軍，僅僅因為當地縣令秉公執法處罰他的僕人，就對當地縣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東王更是經常毆打地方官員，“挾奏有司，擅入府縣，凌辱毆置，習以為常”。

嘉靖三十七年，福建寧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為“求索祿糧不遂”，公然毆打當地的封疆大吏、從二品的左布政使劉望之。

由於作為皇族成員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孫也在各地為非作歹：嘉靖五年，山西汾陽慶成王府的輔國將軍，甚至與盜匪公然勾結；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甚至“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搶劫。

在湖南武岡，山民王朱企禮則“前後奪民妻女無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載倫甚至“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

到了明朝中後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孫，許多人已淪落成為地方惡勢力的代表，成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說，明朝的滅亡，也與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蝕國家財政並擄掠侵害民間，有着深刻的關聯。明朝宗室在維繫所謂朱家江山的同時，最終也反噬了整個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