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節 拆了汪精衛的台，卻得了後來致命的病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汪精衛從重慶出走，經昆明、潛抵河內，發表通敵求和的艷電，主張停止抗戰，對日謀和。

１９３９年元旦，國民黨中常會舉行臨時會議，決議：汪兆銘危害黨國，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５月３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嚴密保護之下，由河內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軍區，而當時的上海，有一句口號，那便是“不過四川路橋！”因為一過四川路橋便就離開了租界，到了日本人佔領的區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衛在四川路橋那邊住了幾天，隨後就搬過橋來，住進了千極斯斐爾路７６號，這是一幢寬大幽深的花園住宅，原來是陳調元的產業，日本人將它侵佔，撥給汪精衛充作舉行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場，後來便改作汪偽政府的特務機關大本營。

汪精衛所召集的“代表大會”，決議了所謂“和平大計”，“改選總裁及中央委員案”，他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沐猴而冠，拿日本人“發還”的關稅余金，每個月４０００萬元作為經費，收買黨羽，招兵買馬，積極佈置成立為虎作倀的傀儡漢奸政權。這時，由於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地位甚高，許多忠於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人員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們的蠱惑，不明真象，貿然附從，這使得敵偽勢力因以變大，而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幾乎為之整個動搖。

於是，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６部任職的前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開先奉命趕赴上海，他身邊攜有國民黨蔣介石致滬上耆彥虞洽卿等５人的問候函件，行政院長孔祥熙寫給上海銀行界領袖李馥蓀、秦潤卿等的私函十餘封；吳開先單槍匹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慶經昆明、河內而香港，先去探訪杜月笙。

這時，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時地利與“人和”，已成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將。為了許多機密任務，他經常往來於上海、香港間。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兩天，杜月笙照例下午過海去告羅士打會客辦公，他正和翁左青、胡敘五商議事情，猛一抬頭，看見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門進來，愕一愕，便問：

“你不是剛剛回去的嗎？怎麼又……”

“有一件緊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來回答，“不得不原船趕來香港。”

“什麼緊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問。

徐采丞先不答，從懷中掏出一張字條，遞給杜月笙。杜月笙接過來看時，見字條上只有九個字：

“高決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這張字條是誰寫的？”

“是黃溯初先生請徐寄庼寫的。”

“黃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進步黨梁啟超財政經濟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學生，跟東洋人關係很深，從前當過國會議員，抗戰之前做過生意，因為經營失敗，跑到日本去隱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長輩，高宗武從讀書到做官，得到黃溯初的幫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認得這位黃先生嗎？”

“不，黃先生是徐寄庼的同鄉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問：

“這件大事，怎麼會落到我們頭上來的？”

於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說了。原來，此次他一回上海，剛剛到家，徐寄庼便登門拜訪，告訴他說：高宗武以外交部亞洲司長的身份，起先駐港從事情報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國”的大願，又因為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時代的同學。犬養健在日本情報“梅”機關非常活躍，因此種種緣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衛與日方之間的穿針引線人。

“這個人我曉得，”杜月笙打斷了他的話說，“前些時香港華僑日報登過一條消息，隱隱的指高宗武來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從事謀和。高宗武看了很不開心，揚言要告華僑日報。華僑日報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釋，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說了，這位朋友很義氣，馬上答應了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間還有這一層關係，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說，又道：“高宗武後來跟汪精衛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負責辦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東京，近衛首相把‘中日密約’開出來，他一談之下，發現東洋人所謂的‘和約’要比２１條還狠。假使簽訂了這項‘和約’的話，那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要斷送，為此他覺得彷徨苦悶，於是他跑到長崎曉濱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黃溯初，向他討教。”

“是黃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這個意思，”徐采丞答道，“據黃先生說：高宗武認為他所從事的是和平救國工作，絕不是賣國求榮。黃先生不過鼓勵他，點醒他，答應幫他的忙，代他設法向重慶方面接洽。”

但是，黃溯初因為自己是進步黨人的關係，他對國民黨不無偏見，他在長崎和高宗武相約，高宗武回滬不久也到了上海。徐寄庼和黃溯初是同鄉好友，黃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談，最後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證國民政府不咎既往，許他將功折罪。徐寄庼一聽之下，當即說道：

“你要找這麼樣的一個人，要麼只有杜月笙。”

黃溯初說杜月笙我雖然並不認得，但是這個人行俠仗義，一言九鼎，卻是有口皆碑，無人不知。他能答應承攬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聽徐采丞說到這裏，岔嘴問道：

“高宗武是負責辦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麼，汪精衛跟日本人訂的密約內容，是不是可以帶得出來，公諸於世呢？”

徐采丞斷然地說：

“那當然沒有問題。”

於是，杜月笙翌然而起，雙手一拍，眉飛色舞地高聲說道：

“采丞兄，這件事情關係抗戰前途，國家大局，確實值得一試。你便在香港住兩天，我乘最近一班飛機到重慶，我要去見蔣委員長，當面向他報告。”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５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飛重慶，進謁蔣介石，請示高宗武反正事宜，應該如何處理？

杜月笙謁見蔣介石，結果他得到委員長的指示：“從速反港，秘密進行。”

杜月笙十分振奮，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興沖沖地離開重慶回香港去。

然而，他所搭乘的這一架飛機飛到半路，竟碰到日本軍機掃射追逐，飛機師為了保全飛機和旅客的生命，拚命盤旋攀高逃脫敵機的轟擊。民航飛機逃，敵機則緊隨不舍，這時民航飛機既沒有空氣調節，又缺乏舒適安全的各種設備，杜月笙在飛機上，一時感到天旋地轉，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搖來晃去，時上時下，鶻起翻飛，這轉得他頭昏眼花，幾乎昏厥，最後飛機爬升到８０００公尺的高度，機上不備氧氣，而高空空氣稀薄，杜月笙呼吸艱難，幾度窒息，撐到後來實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閉，爽性等死。

幸好，敵機追逐到了８０００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飛機駕駛員翻騰揉升，技術高明得很，再追下去，也是徒勞無功，枉費心機，於是便一個轉彎，飛開去了。敵機放棄了目標，這一飛機人才算是揀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卻特別的慘，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惟有躺在飛機上一路到香港。

香港杜公館的家人、親友、門生、弟子，都在香港啟德機場，佇望杜月笙自重慶歸來，大家談談笑笑，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去，驀地，有人高聲地一喊：

“不對呀，辰光已經過了，怎麼飛機還沒有到呢？”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問。結果航空公司回答：“我們也不知道。”事實上，他們已得到客機遭日本軍機攻擊的消息，但為免得引起騷動與不安，他們奉命向接機者保守秘密。

時間越過越久，翹首北望，依然不見飛機的影蹤，杜門中人更着急了，有人議論紛紜，有人竊竊私語，終於，機場中人紛紛口耳相傳，說客機受到敵機的襲擊，卻是蒼天庇佑，賴駕駛員的技術高明，已擺脫敵機，毫髮無傷正向啟德機場飛航。

杜公館接機的人才額手稱慶，喊聲：“阿彌陀佛！”航空公司的職員又是神情嚴肅，緊張倉惶地來尋接杜月笙的人，劈頭便說：

“杜月笙先生在高空體力不支，據飛機師的通知，需要準備擔架。”

眾人剛剛歡喜的一顆心又齊齊地往下一沉，連忙找到機場醫護室，尋了兩個抬擔架的工友，飛機一到便搶先衝上飛機，把急喘咻咻，無法起立的杜月笙抬下了飛機。

這便是使杜月笙煩惱痛苦１２年，嚴重損及他的健康，最後終於使他難免一死的氣喘病的由來。他在這次敵機襲擊中逃出了性命，卻換來一副百病叢生、經常不適的身體。

在擔架上被抬回家中，龐京周給他打針吃藥，緊急救治。親友、弟子忙得團團亂轉，好不容易使杜月笙喘過氣來了，他臉色蒼白，揮揮手說：

“你們都出去，請采丞留下來。”

在病榻上，杜月笙欠起身軀，跟徐采丞說：

“請你立即回上海，代我辦到兩件事體，第一，請黃溯初先生火速來香港，跟我當面接洽。第二，轉告萬墨林他們，只要高宗武說聲走，便不惜一切代價，務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無事地先送到香港來。”

徐采丞是在第二天動的身，他回上海，不上十天，黃溯初首先飄然南來，杜月笙大病方愈，親自去迎接。為了安全保密，他又請黃溯初在杜公館下榻。

高宗武的一筆賬都在黃溯初的肚皮里。於是，黃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談，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種種經過、中日密約的要點，逐條逐項向杜月笙一一細說。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率地說，“這實在太多了，一下子難以記得住。”

於是，黃溯初哈哈大笑，親筆給他寫了一份報告要略，杜月笙歡歡喜喜地雙手接過，他眉飛色舞地說：

“我明天再搭飛機到重慶去。”

姚夫人見杜月笙連日忙碌緊張，飛重慶又飛出了氣喘毛病，心中灼急，又不曉得他究竟忙的是什麼事情？聽說杜月笙才隔了１０天又要飛重慶，她心裏擔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勸：

“坐飛機未免太危險了，這一回，您就走河內、昆明，走陸路去，好嗎？”

“不好！”杜月笙打着戲腔，告訴她說，“我此刻恨不能身插雙翅，破空而去！走陸路，那又得十天半個月，怎麼來得及啊！”

但是，杜月笙冒險再次飛往重慶，這次卻帶了龐北周醫生同行，以防萬一。這一趟總算托天之福，安安穩穩，到了重慶，蔣委員長即刻傳見，杜月笙報告完畢，蔣介石便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杜月笙，請他設法轉交高宗武。

杜月笙得了蔣介石的親筆函件，心知大事已成，當前最要緊的還是迅速採取行動，免得貽誤時機，一着錯，滿盤輸。

第二天他又飛回香港。然後把委員長親筆信交給穩妥可靠的人，秘密攜往上海。接下來，他便是整日引頸翹望，苦等高宗武安然南來。黃溯初也住在杜公館苦苦等侯，杜月笙長日陪伴佳賓，好在黃溯初見多識廣，為人又很風趣，天大的事擱在心上，他也是從容自在，談笑風生。杜月笙從黃溯初那邊獲益不少，杜公館上下雖然不清楚黃先生的身份，卻是人人對他尊重而又親近。誰都喜歡聽他聊天，暢談國家前途、天下大事。

由於敵偽方面戒備森嚴，防範緊密，徐采丞發動杜門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營救高宗武安然脫險，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由於日、汪之間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談判已完成，簽字儀式訂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舉行，高宗武決心等到密約簽訂過後，再盜出原本，獻諸中央，揭破汪精衛等賣國的勾當。所以，他到１月４日才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險的陶希聖。

汪精衛舉行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新成立的偽中央黨部，先行設置的機構只有外交，宣傳和警衛三個“部”，“外交部長”由汪精衛自兼，“警衛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傳“部長”即由陶希聖充任。

“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開始談判，陶希聖一看日方提出的條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們把中國劃分為“滿州國”、“蒙疆自治政府”、“華北”、“華中”和“華南”５個地帶，而把海南島和台灣一般列為日本的軍事基地。５大地帶還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說，日本要瓜分中國。陶希聖認為，像這樣“白紙寫上黑字”，要借中國人之手去簽署，這件事是“斷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絕在中日密約上簽字，一面稱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劃如何出走。

陶希聖的態度已使汪精衛、周佛海等大起疑忌，１９４０年元旦前後，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聖，說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偽特務機關極斯斐爾路７６號正在計劃刺殺他，陶希聖兩夫婦當時就決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殺一個辦法。”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１９４０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環龍路陶希聖住宅出現，他來探病，並且拜年，陶希聖告訴高宗武說：

“他們有陰謀不利於你，你怎樣？”

高宗武便說：

“走了吧。”

事實上，徐采丞、萬墨林已經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預備好了船票，同時嚴密制定了保護他順利成行的計劃，臨時加上陶希聖同行，當然不致發生什麼困難。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預定計劃登上了美國輪船“胡佛總統號”。陶希聖則獨自一人，乘車到南京路固泰飯店前門，下車后，進入大廈，馬上赴後門口，換乘一輛出租汽車，直奔上海灘碼頭，果然他也告順利成行。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下午，高陶抵達香港，杜月笙、黃溯初等人心頭懸着的一方巨石才輕輕落下。

頂要緊的人到了，日、汪密約原經高宗武的內弟沈惟泰攝成底片，交給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攜來香港。

“日汪密約”經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沖洗了兩份，一份送呈重慶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婦共同署名，交給杜月笙，轉至中央通訊社發表。但是發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為高宗武在“密約全文”前面加了幾百字的敘言，說明當時經過，他們認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親自蓋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續不全。高宗武夫婦解釋說：“圖章當然該蓋，但是倉卒離滬，不及隨手攜帶。”

於是便為了圖章的問題，雙方相持不下，即將功德圓滿的一件大事幾乎就要鬧僵。急起來，杜月笙便悄悄關照他的手下，說道：

“我此刻到吳鐵老公館去，你等好在這裏，等到１１點鐘，你再趕到吳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質問我，到底是全文照發，還是一定要刪去前言？你若見我尷尬，你就高聲發話說你受高宗武之託，要立刻將全部文件收回。”

吳鐵城這時已卸任廣東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級人員，當晚１１點鐘杜月笙導演的這一齣戲，讓他助手聲勢洶洶、裝模作樣，以強硬姿態演出。果然使吳鐵老着起急來，他親自囑咐中央社，序言密約，一概照發。於是，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之原文攝影皆發表，這一重大新聞轟動世界。

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接近尾聲，高宗武想出國留美，繼續深造，由杜月笙經手替他辦好了護照。當他知道杜月笙因為他們的事高空遇險得了氣喘重症時，非常不安，後來，在美國為杜月笙遍訪名醫，請教病因及治療方法，而且經常寄回藥品。

但是，為此“高陶事件”，汪精衛對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聲不絕地說：

“我跟他有什麼過不去？他竟這麼樣來對付我！”

當時，他就令偽政府特務頭腦李士群專程到廣州指揮，派遣兇手到香港去解決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範嚴密，刺客沒有下手的機會。但是，汪精衛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驅逐出境。

戴笠的中統特務王新衡首先偵得消息，十萬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過來安慰王新衡說：

“不會有這種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沒過幾天，柯士甸道杜公館和告羅士打的房間，居然有警署的人跑來說是奉命搜查。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態嚴重，於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說：“為了正本清源，徹底消除汪精衛的陰謀詭計，應該把事體鬧到香港總督那邊去。”

這時，俞鴻鈞正任中央信託局局長，住在香港，而俞鴻鈞在他擔任上海市長時期招待過香港總督，他和港督私交很深。因而王又建議杜月笙找到俞鴻鈞，結果，俞鴻鈞以非正式的國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備忘錄，說明杜月笙是中國的高級官員，社會領袖，他是國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又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此外還兼任國家行局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以及國家資本佔５０％以上的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國官員的住宅及其辦公會客的地點，完全是非法而無禮的行動。港督接到了俞鴻鈞的備忘錄后，當即表示道歉，同時保證此後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一樁公案就此了結，汪精衛的報復也因他後來病逝東京而一直無法得逞。

在國人交相詈罵聲中，汪精衛等一些漢奸，在南京成立偽政權，他邀約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國駐上海的外交官、僑領、使館人員，由日、偽軍數百人隨車保護，自上海開一列專車到南京，參加他的“還都典禮”。這當，一列車駛近滸墅關，便由忠義救國軍潛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預埋炸彈，轟然一聲，列車全毀，死傷汪偽貴賓和日偽軍數百人，釀成重大慘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報，不禁頷首微笑，頻頻說道：

“我們送的這一串鞭炮，着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