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
引言
大明萬曆年間，徽州府爆發了一場民間騷亂。
這場騷亂規模不算大，動靜卻不小，前後持續時間將近十年，將當地百姓、鄉紳鄉宦、一府六縣官員、應天巡按、應天巡撫乃至戶部尚書與當朝首輔都裹挾了進去。從中樞到地方、從官僚到平民的諸多利益集團各懷心思，彼此攻訐、算計、妥協。大明朝廷的決策如何出爐，地方執行如何落實，官場規則如何運作，利益集團之間如何博弈，在這個案子裏真的是纖毫畢現。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騷亂的起因，既不是天災，也不是盜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學霸做數學題鬧出來的。
第一章都是學霸惹的禍
這個故事，要從徽州府下轄的歙縣說起。
大明共分為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兩個直隸，咱們可以把它們粗略地理解為省份。
南直隸下轄有一個徽州府，歷來人傑地靈，無論官場還是商場都是英才輩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鄉。其時徽州府一共統轄六縣：歙、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其中歙縣最大，同時它還是附郭縣——也就是說，徽州府治設在縣內，與歙縣縣衙同城辦公。
府縣同城，很多府一級的文書檔案，自然就存放在縣城的閣架之上，以便隨時調取勘合。這些關於稅糧戶籍的案牘十分重要，關乎一縣之興衰，可又超級無聊，全是各種枯燥的數字羅列。所以它們長年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
隆慶三年（1569年），有一個歙縣人忽然對這些檔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個人叫帥嘉謨，字禹臣。嚴格來說，他沒有歙縣戶口，不算當地居民，而是個祖籍江夏的軍戶，隸屬於徽州府境內的新安衛。軍戶是大明特有的一種戶籍，世代都是軍人，歸屬於各地衛所——類似於軍分區——不過這出身沒什麼不好，朝中此時有個叫張居正的大人物，也是軍戶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註釋]徽州府與新安衛：根據《明史·地理志》與《明史·兵志》的記載，明代的整個疆土管理分別隸屬於兩大系統，即六部、布政使司、府、縣這一行政系統，與五軍都督府、都指揮使司、衛、千戶所這一軍事系統。明初，徽州府直屬中書省，后改屬南直隸，下轄歙、黟、休寧、績溪、祁門、婺源六縣，歙縣為附郭。新安衛，直隸於中軍都督府，雖設於徽州府轄區，其守備衙署亦在歙縣，卻不受徽州府管轄。
軍戶：據《大明會典·戶部》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記錄人戶之名字、年齡、居住地等信息，戶帖發給百姓，戶籍上交戶部，作為核實戶口、徵調賦役的根據。明代人戶分軍、民、醫、匠、陰陽等多種類型，除優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須承擔不同的差役，不允許變籍，所擔差役亦世襲。其中，軍戶便是世襲供應軍差義務的特定人戶，負擔沉重，社會地位也相對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脫離軍戶為幸。明代諸多著名閣臣如李東陽、萬安、劉吉、梁儲、高拱、張居正、葉向高等人，皆出自軍戶。
帥嘉謨在文武兩道的表現都很一般，註定仕途無望。他只有一個特長：對數字天生敏感，擅長算學，是個學霸級的數學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沒多少領域能讓這位理科生一展才華。最好的就業方向，就是去當個管錢糧的小官吏。而這個崗位，要求對錢糧稅賦的計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應用題來練習。
當時沒有教輔和習題集，帥嘉謨一腔做數學題的慾望無處發泄。好在這個苦惱沒持續很久，他便發現了一個絕好的題庫：歙縣架閣庫。
徽州府歷年的稅糧賬冊，都存在歙縣庫房裏。大明稅賦結構很是繁複，徽州又是納稅大戶，賬冊涉及大量加減折算、書算錢糧，這正是絕佳的應用題題例。磨鍊好了這門手藝，以後就業便有保障了。
於是在隆慶三年的某一天，帥嘉謨設法接觸這些官府賬冊。一個學霸就這樣高高興興地開始做起數學題來。
做着做着，帥嘉謨覺得哪裏有點不對勁。
憑藉著對數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歷年稅賦里有一個疑點：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繳納的稅糧中，除正稅之外，還有一筆科目叫作“人丁絲絹”，須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
帥嘉謨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發現徽州府下轄六縣，其他五縣都沒有“人丁絲絹”這麼一筆支出，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記錄，數字與徽州府上繳南京承運庫的等同。
換句話說，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絹的這筆稅支，是由歙縣單獨負擔的。
帥嘉謨大為駭異，這可不是小數。為了確保自己沒犯錯，他還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會典》。[註釋]《大明會典》：明代官修的記載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於弘治、嘉靖、萬曆三朝先後編修、續修和重修《會典》。弘治年間，徐溥、劉健等奉敕修成《大明會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頒行。正德年間，李東陽等奉敕重加校訂後由司禮監刻印頒行，是為正德本。嘉靖年間續修的《會典》並未刊行。萬曆年間，大學士申時行等奉敕重修《會典》成228卷，為萬曆本。文中帥嘉謨所閱者應為正德本《大明會典》。
《大明會典》是一本官方發佈的資料集，裏面收錄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級政府稅賦資料、行政法規，從弘治朝開始，每代都會進行修訂，算是政府法令的一個彙編，亦勉強可以當作年鑒來用，權威性很高。
帥嘉謨在《大明會典》裏的徽州府條目下，找到了同樣的納稅記錄。更重要的是，《大明會典》裏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擔“人丁絲絹”，並無任何字樣表明是歙縣獨自承擔。
按道理，徽州府的這一筆“人丁絲絹”稅目，應該是六縣均攤，怎麼只壓在歙縣一處呢？雖然歙縣的體量比其他五縣都要大，可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哪。
帥嘉謨心想，這件事關乎一縣之民生，可不能這麼糊塗下去，必須挖個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學霸一樣，帥嘉謨看到眼前出現了難題，不驚反喜，興高采烈地繼續深入挖掘。最終，他在《徽州府志》裏找到一條看似無關的古早線索。
[註釋]《徽州府志》：現存明代《徽州府志》有兩個版本，一為彭澤、汪舜民等人編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為汪尚寧等人編修的嘉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寧為歙縣人，曾官至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歸里，組織一幫人員重修了《徽州府志》，後來亦被捲入學霸帥嘉謨引起的這場爭論。
徽州這個地方，歸附於洪武爺的時間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稱吳王之後，在徽州實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稅，稱為“甲辰法制”。結果年底核查，行中書省發現數字有問題，於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對很多科目的稅額重新做了調整。
[註釋]乙巳改科：據《徽州府志·食貨志》記載，吳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訂了徽州府的賦稅舊制，將六縣的“夏稅生絲”折麥徵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書省核查徽州府賦稅時發現，該府吳元年的田賦增減額存在問題，派人將府、縣所屬官吏羈押至省，在嚴密監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賦數額，歲史稱“乙巳改科”，其中特別指出了歙縣虧欠原額夏麥9000餘石。
在這次改制中，朝廷發現歙縣的夏麥數量有問題，與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於是對歙縣的3646頃輕租田，每畝各加征“夏稅生絲”四錢，以彌補夏麥缺額。
[註釋]石：古人把石塊鑿孔成凹行，用於稱量糧食，“石”因此成為容量單位，音（dan）。《說苑·辨物》載：“十斗為一石”。古代的容量單位有：勺、合（ge）、升、斗、石，為10進制。出自《淮南子·繆稱訓》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膚淺的理解力難以推測深奧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的“朝升暮合”則用以形容生活的艱難。日常生活中，石與合因其過大或過小而較少被使用，人們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進斗金、不為五斗米折腰等說法。
這個“補欠夏稅”年代太過久遠，看起來和“人丁絲絹”全無關係。帥嘉謨憑着天才般的直覺，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聯繫，於是拿起筆來，粗粗算了一下。
歙縣補的9700石夏麥，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換算標準，每石折銀3錢，9700石糧食折算成銀子，是2910兩。而每年“人丁絲絹”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每匹7錢，所以8780匹折銀6146兩。嗯，兩個數字似乎沒什麼關聯。
[註釋]折率：明初所定的賦稅，本是建立在實物財政的原則之上，政府根據需要的物品來確定徵收的物品種類，百姓根據各地土產的特點繳納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產與政府的需要總有不一致的時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來代替。或者，在政府實物儲備充足的情況下，改徵當時具有一般等價物職能的物品作為財政儲備，這時就需要有一定的換算比例，即折率。明中葉賦稅改革，逐漸以白銀作為衡量標準，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銀率了，這一比率主要是由稅物要送往的倉庫與用途等因素決定。如據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間，徽州府夏麥徵收，征入當地永豐倉每石征銀4.5錢，送往京庫（北京）每石征銀2.5錢，運往南京光祿寺每石征銀6錢。
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腦子轉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縣彼此相鄰，一個縣夏麥歉收，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倖免。他再一追查，發現在同一時間，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一共是10,780石，可折銀3234兩。
2910+3234=6144。
這個數字，和“人丁絲絹”只差2兩。
帥嘉謨很快得出了結論：在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480石，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之，折8780匹生絹。按說這筆錢是由六縣共同承擔的，不知為何，卻變成了歙縣單獨繳納。
更可怕的是：徽州並不養蠶，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成銀子，拿銀子去買生絲，再繳給官府。周轉兩次，負擔更重。
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開始算起，到隆慶三年，這筆冤枉稅足足交了兩百多年！
歙縣簡直倒霉透了。
帥嘉謨做事很謹慎，他沒有急着去驚動官府，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結果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早發覺有問題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兩個歙縣人——程鵬、王相發現這個“人丁絲絹”有問題。
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而且還不止一次！
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這兩個官職的管轄範圍可不只有應天府一個地方，而是涵蓋了除鳳陽、廬州、淮安、揚州四府之外的整個南直隸地區，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轄制。
在具體的分工上，應天巡撫協調各府州縣，以賦役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監察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軍事。勉強用現在做對比的話，一個是省長兼軍區司令，一個是省高級法院院長兼紀委，找他們兩位，算是拜對了衙門。
市裡不管，難道省里還不管嗎？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兩位很快給了批複，要求徽州府徹查。可是他們很快便升遷轉走，沒人再去追問。接任的巡撫歐陽鐸、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樣的呈文，也給了批複，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結果負責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縣出身，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在來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鵬先後莫名去世，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查到這裏，帥嘉謨推開賬冊，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第三次呈文，為歙縣討一個公平！
到底是正義感和鄉土情結使然，還是想藉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
無論如何，他決定冒着觸動利益集團的巨大風險，開始採取行動。
隆慶四年（1570年）的年初，帥嘉謨撰寫了一份呈文，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然後提交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御史劉世會。
在這篇呈文里，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麼一句話：“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額六縣均輸，府志可證。”
大概意思是，我說的這個問題，在《徽州府志》裏也提到了，這是鐵證。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編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實只是含糊地記載了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根本沒有明確說過“原額六縣均輸”的話，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的夏麥聯繫到一起。
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鍵焦點，這個後頭再說。
除了偷改了原文，帥嘉謨還發動了情感攻勢。他動情地說：
“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20,190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8501匹；應天（等）十三府，只要繳2905匹。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8780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註釋]細查帥嘉謨所引用之《大明會典》可知，浙江、湖廣的各布政司、府、州運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夏稅絲絹數分別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計8501匹。應天等十三府為：應天府、常州府、鎮江府、太平府、廬州府、安慶府、寧國府、蘇州府、淮安府、松江府、鳳陽府、揚州府與池州府。上述各處所繳為絲綿折絹或農桑絲折絹，唯有徽州府繳納的稅項有些不同，乃是人丁絲折絹，有8779匹，與帥嘉謨所說的8780匹稍有出入。
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計學小花招。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當時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只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會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庫等。從萬曆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130,000匹，湖廣的總額27,000匹，都遠超歙縣。
帥嘉謨是這麼個邏輯：不談總數，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做比較，主要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
這個手段的絕妙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全經得起查證，只是在統計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卓然效果——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但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變得簡直慘絕人寰，讀之觸目驚心。
[註釋]大明稅制：帥嘉謨引用《大明會典》所載各司、府送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絲絹稅額，來哭訴歙縣獨自承擔的徽州府絲絹稅額比浙江、湖廣兩司的總額還多，實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計算，隱含着一個前提，即認定南京承運庫記載的稅額，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納絲絹稅額的全部。但實際上，這樣的假設完全站不住腳。因着兩京制度，明代的承運庫有南、北之分，帥嘉謨引用數據並未將北京承運庫算入。並且，地方上交中央的絲絹稅並非都送往承運庫，部分折銀可能送至太倉銀庫，部分絲絹可能送至丙字庫。所以，南京承運庫所收納的，僅是絲絹稅額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頁圖表所示，若給《萬曆會計錄》所記載的嘉靖、萬曆時期各布政司、府、縣的絲絹稅的總額做個排名，可以發現，徽州府的絲絹稅在全國諸府中名列第九，歙縣則在諸縣中名列第六，都比較靠前，卻也與名列第一的嚴州府、淳安縣有相當大的差距，更不能與浙江、湖廣二司共計167,544匹的總額相比。
這真是只有學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準備了第三張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天下之道，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款，懇乞均平。”
[註釋]天下之道，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款，懇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見不均不平之事，必須發聲抗議，維護公道！歙縣獨自承擔如此沉重的賦稅重擔這麼多年，百姓已貧困至極，無以為生了。幸蒙上天眷顧，遇見您這樣仁慈、賢明的御史大老爺，小的有幸向您詳細陳明狀況，懇乞大老爺均平賦役，救歙縣百姓於水火！
短短一段話，先後兩次要求“均平”。
隆慶年間，江南正在推行一條鞭法。而一條鞭法的口號恰好是：“均平賦役，蘇解民困。”所以帥嘉謨兩次“均平”，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國家政策的高度。
[註釋]一條鞭法：據《明史·食貨志》可知，明初沿用兩稅法，根據官方登記的戶籍，田地要徵收田賦，分夏、秋兩季繳納；丁要承擔多種徭役。后官府借各種理由加征賦稅、加派雜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賦稅。政府亦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故決定將一州一縣的田賦、種類繁多的徭役、雜稅合併起來，除必須的米麥之外，都折成銀兩，分攤到該州縣的田地上，按照擁有田地的多寡來徵收賦稅，官方徵收、官方解運，稱為“一條鞭法”。這不僅使國家財政收入得以穩定增加，也大大簡化了稅收程序，提高了效率。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併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所以帥嘉謨在呈文中反覆強調“人丁絲絹”是折色實物稅，繳納十分麻煩，這和中央精神緊緊地掛上了鉤。
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
要知道，這一任應天巡撫，對一條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氣。只要他肯表態，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是因為這位巡撫太有名氣，遠非尋常官員可比——他叫海瑞，號剛峰。
[註釋]海瑞：據《明史·海瑞傳》等可知，海瑞，字汝賢，號剛峰，海南瓊山人，自幼喪父，靠母親節衣縮食撫養成人，對百姓的貧苦深有體會。海瑞中舉后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諭，有御史來縣學視察，一些學官想要討好上司，一見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頭大禮。海瑞則只是作揖而已，他認為學校不是官府衙門，是師長教導學生的地方，不應該屈膝下跪。因此，就有了這樣一個畫面：身為教諭、站在中間的海瑞，只是作揖，不下跪；兩邊的學官趴在地上磕頭，正如一個“山”字，又像一個筆架，因此海瑞就有了“筆架博士”的外號。海瑞升任淳安知縣后，不僅堅決抵制上司的額外攤派，並且積極取消不合理的賦稅、雜役，減輕百姓負擔。
不用多說了。
其實較起真來，帥嘉謨此舉屬於強行拔高。
因為這次“人丁絲絹”爭議的核心，是稅負歸屬，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至於實物折算，只是一個次要問題，跟一條鞭法關係不大。
這就好比兩個人為吃飯買單起了爭執。誰出這頓飯錢，才是爭執的重點，至於這錢是給現金還是刷信用卡，並不重要。等警察來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你給評評理，為了響應國家鼓勵使用信用卡的號召，這頓飯錢該誰出？”警察聽了肯定莫名其妙，這兩件事根本沒關係啊。
但在帥嘉謨的妙筆之下，這個邏輯錯誤被巧妙地掩蓋起來，非但不露破綻，反而顯得煌煌正氣，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這些，帥嘉謨還準備了第四張牌——解決方案。
他深諳官僚稟性，知道他們最不耐煩的，就是下面的人爭吵卻又拿不出辦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後，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貼心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要麼按照《大明會典》的原則，六縣按照人丁分攤；要麼按照《徽州府志》，六縣按照田地分攤，折麥再折銀再折絲。”
看，方案我都給您做好了，您硃筆批准便是。
這樣一來，無論按人頭統計還是按田地統計，歙縣都能減少至少一半負擔。
不得不說，帥嘉謨的這一篇呈文，當真是訴狀傑作。開頭借了朝廷大勢的東風，立意高遠，中間數字翔實，論據確鑿，層層推論極有說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繪歙縣人民生活有多艱辛，訴於情感層面。文字、邏輯上玩的小花招層出不窮，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關於帥嘉謨的職業，史無明載，徽州其他五縣罵他是個姦猾訟棍。從這份訴狀來看，若非狀師大手，還真寫不出來這等文字。
這一篇雄文遞上去以後，效果立竿見影，果然得到了撫院與按院的高度重視。
錢糧稅賦，歷來都是民政事務的重中之重。隆慶四年二月初十，巡撫海瑞給出批示：“仰府查議報奪。”意思是我很重視，你們好好查清楚。隨後，巡按劉世會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請徽州府召集六縣負責官吏、鄉紳、耆老等民眾代表，就這件事進行查證合議。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書，一看海剛峰的大名，沒敢耽擱，立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過來商議。
誰知道，就在這節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兩院批示發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傳來消息，海瑞調職，改任南京糧儲。
海瑞為何突然從應天巡撫離職，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這裏按下不表。總之，徽州這攤事，海剛峰是顧不上管了。
海瑞是帥嘉謨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調任，讓“人丁絲絹”案子陡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儘管巡按劉世會還在，儘管徽州知府段朝宗還在，可是沒了海剛峰當主心骨，他們可不願意去觸這個霉頭。
要知道，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帥嘉謨的主張，對歙縣有利，但對其他五縣來說可是徹頭徹尾的壞消息。一旦議成，他們平白要多交不少賦稅。因此對這個提案，五縣籍的官員、胥吏、鄉紳、百姓都堅決反對。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別的小地方，在朝中做過官的人極多。那些致仕的官員與中央關係密切，又熱衷於彼此聯姻，經營成一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這裏的鄉紳鄉宦，個個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縣紛爭，動輒能攀扯出政壇上的大人物。別說徽州知府，就算是應天撫、按兩院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註釋]徽州府出身官員中身居高位者眾多，進入《明史》名臣列傳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內，僅次於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軍功任職者眾多的鳳陽府。特別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員多是宣德以後以科第進入仕途、官運亨通的。嘉靖、萬曆時期在朝為官者，績溪有官至工部尚書的胡松，以計謀擒獲倭寇首領、后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憲；休寧有官至福建兵備簽事的汪泗論；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的汪元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余懋學，官至兵部侍郎、別號“潘青天”的潘珍；歙縣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寧，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等等。
而從徽州知府的立場來看呢？
無論“人丁絲絹”在六縣怎麼分配，對府里來說都沒區別，只要每年湊夠8780匹生絹給南京就好。所以這筆絲絹稅如果不改，局勢平靜如初，最多歙縣抱怨兩句——反正你們交了兩百多年了，早習慣啦；若是支持帥嘉謨的主張，把賦稅均攤到六縣，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處，反而引起其他五縣騷動，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徽州府會怎麼選擇，不問可知。
帥嘉謨為什麼當初不去找徽州府討公道，反而要越級去向兩院呈文？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現在海瑞離開，倚仗已去，整個事情立刻推動不下去了。
應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縣合議，徽州府隨即也發牌催促。但下面毫無反應，恍若未聞。別說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就連苦主歙縣，居然也悄無聲息。
帥嘉謨一打聽才知道，歙縣知縣房寰正趕上丁憂，縣務無人署理。其他五縣的知縣則宣稱要忙着準備朝覲事宜，因循停閣，不辦公了。
明代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開始，規定地方官員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進京朝覲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這對官員來說，是一件大事。
但問題是，隆慶四年為庚午，隆慶五年（1571年）為辛未，才是朝覲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開始停閣不辦公了？
而且還不是一位，是五位知縣都這麼回答。
很明顯，五縣已經商量好了，對這次合議採取消極不合作的態度，盡量拖延下去，拖到黃，拖到忘，拖到無疾而終，然後就天下太平了。歙縣在嘉靖朝的兩次申訴，不就是這麼被拖沒的嗎？
於是，從應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兩個月時間。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績溪縣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於其他四縣，乾脆連回應都懶得回應。
這份績溪縣的申文，是以本縣教諭楊存禮的名義提交的，還有幾個縣中耆老的連署。由教諭出面，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績溪的態度——此事無關錢糧，是教育問題！
比起帥嘉謨那篇雄文，這份申文的乾貨不多，刀筆卻暗藏機鋒。
一開頭，楊教諭先喊了一句政治口號：“為懇恩遵國典、據府志，均賦救偏，以蘇困苦事。”然後畫風陡然一變，先大罵帥嘉謨“變亂國制，罔上虐下”，是個“假公挾私”的無恥訟棍，又罵嘉靖年呈文的程鵬、王相是刁民。
[註釋]為懇恩遵國典、據府志，均賦救偏，以蘇困苦事：本縣為了響應府衙的號召，今特遵照《大明會典》《徽州府志》之記載，均平賦稅，補救弊政，切實緩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蕩洪恩！
變亂國制，罔上虐下：（帥嘉謨）實乃假公濟私的無恥之徒，他興風作浪，妄圖變亂國家大政，對上欺騙、蒙蔽大人，對下虐待、陷害百姓。
罵了半天，楊教諭終於說到了主題。首先他承認了帥嘉謨的發現，如今的“人丁絲絹”，確實就是國初的“夏稅生絲”。但他解釋說，根據府志記載，當年朝廷發現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責令他們補交“夏稅生絲”，一共8780匹給南京承運庫。所以這是歙縣自己的責任，跟其他縣沒關係。
然後他又說，這筆稅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從來沒人抗議過。嘉靖十四年，兩個歙縣刁民程鵬、王相去告刁狀，當時的徽州知府馮世雍主持過一次調查，甚至還去巡院查過版籍，結論是“人丁絲絹”就該歙縣單獨交。此後三十多年，也風平浪靜。誰知道又冒出一個訟棍帥嘉謨，無視組織決定，又要興風作浪。
楊教諭的這個辯駁，實在毫無道理。
帥嘉謨已經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慶年間的折率，8780匹生絲，換算成麥子是20,480石，跟歙縣拖欠的9700石根本對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間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麼多。楊教諭到底是文科生，沒算明白這筆賬。
不過技術細節無關宏旨，因為文科生最擅長的，是抒情。
楊教諭動情地寫道：“我們績溪，一共才方圓二十四里，土地貧瘠，民眾貧苦，每年丁糧才七百石不到；他們歙縣方圓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糧得六萬多石。哪裏有把上縣的負擔轉嫁給下縣的道理？”
他哭訴完之後，別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舊定納，庶免小民激變之憂，官民兩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來的做法徵稅，免得激起民變，這樣官府和民眾都方便。
楊教諭前面那些話，都是廢話，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這裏。
這句話雖然謙卑，卻隱隱帶着威脅。反着讀，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樣徵稅，恐怕會引起民變，到那個時候，可就官民兩不便了。
這句話非常狠，一下就擊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這個威脅雖然出自績溪代表之口，但其實背後是五縣的共識。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們滿意，將會使整個徽州府大亂。明年就是朝覲考查年，青天大老爺，您自個兒掂量着辦吧。
楊教諭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縣一起威脅鬧事，跡同謀反，切不可為。現在四縣不吭聲，推出最小的績溪在前頭說話，績溪人口太少，怎麼鬧，也絕對上升不到謀反的地步。這樣一來，既委婉而隱晦地把威脅傳達到，又給知府留出了足夠的面子，方便日後轉圜。
大明地方官員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穩定為主，不出事什麼都好說，至於講不講道理還在其次。下頭老百姓們也明白這個邏輯，所以碰到什麼糾紛，甭管有理沒理，先鬧一陣。鬧成了，官府往往就會按鬧分配；鬧不成，也是法不責眾嘛。
你看，這就是文科學霸解決問題的思路。楊教諭根本不屑去查證什麼“人丁絲絹”的技術細節，數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點。只要點明這事處理不當會引發民變，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夠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這篇申文，心領神會，不再催促合議。在幾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黃。
當事人帥嘉謨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豈能無疾而終？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裏？
從這裏，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別了。
楊教諭的申文不提業務對錯，只談官員仕途。而帥嘉謨沒讀出申文這一層機鋒，一廂情願地認為，之所以徽州府不願推進，是因為整件事還說得不夠清楚——典型的技術人員思考方式。
他順着這個思路，重新考慮了一下，發現之前的呈文里，確實有一處很模糊。
國初六縣均輸的“夏稅生絲”，就是如今歙縣獨輸的“人丁絲絹”，這個沒問題。那麼，“夏稅生絲”這個科目，又是怎麼被改成“人丁絲絹”的呢？
搞清楚這個關鍵節點，真相便會浮出水面。
帥嘉謨挽起袖子，又撲到浩如煙海的案牘文書里去。他要在這積存了兩百年的六縣檔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關鍵的針來。
這次的調查，持續了數月之久。皇天不負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帥嘉謨找到了線索：
奧妙就奧妙在徵稅科目上。
帥嘉謨翻出了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類似於收據，上面寫得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絲絹。”也就是說，南京承運庫要徽州徵發的科目，是“人丁絲絹”，而且沒有指明由哪個縣單獨繳納，一般默認是六縣均攤。
而帥嘉謨再去查徽州府發給六縣的催繳文書，卻發現“人丁絲絹”這個科目沒了。只有歙縣的交稅科目里，多了一個“夏稅生絲”。
於是，這其中的手腳，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縣徵稅時，用的名目是“夏稅生絲”。恰好歙縣確實有一筆國初欠麥的“夏稅生絲”科目，因此地方並不覺有異。等這筆稅收上來以後，徽州府向上遞交時，又從“夏稅生絲”抽出應有的數目，劃歸到“人丁絲絹”之下。
這樣一來，原本六縣均攤的稅負，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成了歙縣獨扛。“人丁絲絹”這隻鳩，就這麼堂而皇之地佔了“夏稅生絲”的巢。可憐歙縣百姓不知內情，辛辛苦苦交稅，卻不知道供養的其實是六縣負擔。
做這個手腳的人，絕對是個高手。他既熟知國初錢糧掌故，又精通案牘流程，巧妙地利用歙縣補交夏麥的這個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視聽，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繳稅這種事，一旦形成了慣例成法，就會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很難改變。就這樣，歙縣一口氣交了兩百年“人丁絲絹”而不自知。
帥嘉謨一拍桌子，這必然是有徽州府戶房的書手從中舞弊！
這個猜測，並非憑空臆測。
在大明府、縣這兩級的政府裏面，具體政務的執行機構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壯班、快班，合稱為衙役；六房分為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與中央六部相對應。知府和知縣是流官，干幾年就會調走，但三班六房的職位往往為本地胥吏所把持。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層，他們又掌握着專業技能，職務世代相傳，自成一個體系。沒他們配合，貴為知府也沒法施展拳腳。
尤其是六房中的戶房，分管錢糧，是胥吏管理的重災區。小吏們有各種手段可以顛倒乾坤。手段高超的書手，甚至能“使連阡陌者空無籍，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你說這得多囂張。嘉靖年間的一位官員霍與瑕就曾無奈地寫道：“各縣各戶房糧科，年年派糧，時時作弊。”可見當時基層之混亂。
[註釋]使連阡陌者空無籍，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與民田兩種，皇莊、學田、牧馬草場、園陵墳地、勛貴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等，都是官田，其餘為民田。田地是政府徵收賦稅的重要來源，明初曾核實天下田地，造有魚鱗圖冊，以制定賦稅額度，每一次田地的變動都要記錄在案。但是，當土地兼并嚴重的時候，富人可以田連阡陌，貧者卻無立錐之地。更可怕的是，被收買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卻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畝的富家在官方記錄中表現為無田，富家便可輕鬆逃避賦稅；而根本沒有田地的窮家卻被登記為田產豐富，需要承擔沉重的賦稅。
這筆絲絹稅，一定是當年的經手小吏在賬簿上做了手腳，才讓歙縣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遲，帥嘉謨迅速又寫了一篇呈文，簡單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來世代相繼，如果徹底掀出來，很可能會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對於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強調這個稅科是被篡改過的，是不對的。
人，可以不追究，畢竟過去快兩百年了；事，做錯了，就得撥亂反正。
帥嘉謨還提出另外一個重要論據：“人丁絲絹”明明是人頭稅，那應該就是按人口收取，單獨讓歙縣繳納，難道其他五個縣一個人都沒有嗎？
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帥嘉謨正式把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滿懷期待能夠得到回應。
應該說，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說服力，新提出的兩個證據也都很合理。可是報告遞上去，毫無動靜。徽州府這次連回復都沒有，置若罔聞。
帥嘉謨到底是數學學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學霸楊教諭。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慮到穩定和仕途，跟技術性問題無關。帥嘉謨把一個戰略性錯誤當成了戰術性錯誤，一味鑽牛角尖去查考細節，等於媚眼拋給了瞎子看。
換了其他人，大概就認命了，可是帥嘉謨沒有退縮。這個耿直倔強的數學學霸，意識到從徽州府和應天兩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進京上訪！
我找你們領導去！
這裏要特別插一句，帥嘉謨的這個行為，在別的地方可能驚世駭俗，但在徽州，還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這個地方，民風彪悍。這個“彪悍”不是說他們好打架，而是說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國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傾向，愛打官司的人，會被當成“刁民”。地方官考評，也以“涉訟事少”作為民風淳樸的標準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國人很相似，動輒興訟，有事沒事就喜歡對簿公堂，所以盛產精通法律條文的狀師、訟師——號稱“健訟”。
這民風不是明代才培養出來的，早在北宋時期，徽州人就喜歡打官司。歐陽修曾經如此描述徽州民風：“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徽州人，家家都有個小賬本，沒事就暗暗記下別人的言行，打官司時甩出來當證據，這法律意識真是夠強的。
以至於南宋時，徽州籍貫的理學大宗師朱熹也無奈地評價本鄉人：“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
所以帥嘉謨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訪，這個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風格。
不過他這個“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當時大明中樞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軍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機構，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樣的備份。南京這套備份政府，雖然權力遠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隸這片地方還是很有發言權的。
尤其是錢糧稅收這塊，南京的戶部統管南直隸、浙江、江西和湖廣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數稅賦，皆出於這裏。南京戶部的影響力，不比北京戶部正印差多少。
帥嘉謨抵達南京以後幹了什麼，沒有資料記載。但從各種官府文件透露的細節能推測出，他應該沒去找戶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遞陳情狀子。
這是個明智的決定。以帥嘉謨的身份，想直接找戶部高官申訴很難，但搭上一個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職責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歡搜集民意，風聞奏事，找他們管用。
不過他沒走彈劾的路子。對京官來說，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樞官員，專門上書彈劾意思不大。帥嘉謨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徹底撕破臉。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個態度，批幾句話，就夠了。
隆慶五年的六月初二，帥嘉謨的呈文終於被宋御史遞交上去，並很快轉發給南京戶部。同隨呈文過去的，還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語：“典有所遵，賦當均派，合從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應該遵守法典，均攤賦稅至六縣，請戶部酌情辦理。
這個批語，正是帥嘉謨夢寐以求的結論。
南京戶部接到這道文書，加了一句“候本處巡按衙門題”，轉發給應天巡撫和巡按，讓他們酌情辦理。與此同時，戶部還特意給徽州府發了一份咨文，特別指出：“轉行該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專派歙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如無相抵，今應作何議處。”
這段話雖然還是疑問口氣，但其實已經有了定論：歙縣的稅賦肯定有問題，所要搞清楚的，無非是何時開始，以及怎麼攤回到其他各縣。
獲得了戶部的支持，帥嘉謨這趟進京之旅，可謂圓滿結束。接下來，他只要趕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調查就夠了。帥嘉謨高高興興地離開南京城，踏上了返鄉之旅。
他不知道，此時一道死亡威脅的陰影，已經悄然籠罩在他的頭頂。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五縣明面上雖然對“人丁絲絹”一事反應淡漠，但私下裏十分重視。京官之中，也不乏五縣籍貫者。帥嘉謨在京城的舉動，他們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癥結，就是這個新安衛的訟師！沒他上躥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把他幹掉算了。
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間，那兩個糾纏“人丁絲絹”的歙縣“刁民”程鵬、王相，最後也是莫名身死收場。奈何橋上，不差這一條冤魂。
帥嘉謨在歸途中，果然遭遇一場絕大的危險，全靠好運氣才僥倖逃脫。具體是什麼危險，是誰指使的，沒有記載流傳下來。但帥嘉謨真是被嚇破了膽，敵人這是動了殺心。他壓根不敢回徽州，攜帶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廣江夏縣避禍。
帥嘉謨這一逃，讓好不容易啟動調查的絲絹案陷入停滯——提告的苦主都沒了，還怎麼查？於是在各方敷衍之下，這件事終於再度沉寂下去。至於朝廷戶部，日理萬機，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這個小地方。
隆慶五年，毫無動靜。
隆慶六年（1572年），也毫無動靜。
在這一年，隆慶帝終於駕崩，萬曆帝即位。再然後，張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敵，成為首輔，整個大明邁進了新時代。但徽州絲絹案，仍舊毫無動靜。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整個大明都忙着適應這位新首輔的執政風格。至於絲絹案和那個躲去原籍不敢回來的數學學霸，已經徹底被人遺忘，再沒人提起過。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爭辯什麼。
整個故事，似乎就這麼結束了。
可到了萬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絲絹案，似乎被什麼力量激發，突兀地掀起一陣巨大的波瀾，震驚朝野。
第二章六縣大辯論
萬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緝拿帥嘉謨。
逮捕令是這麼寫的：“今照帥嘉謨，既能具詞呈告撫按，必為有力之家，有謀之輩，何為捏作在外，屢提不到。中間必有主使之者，擬合行提。為此，仰縣官吏速究帥嘉謨有無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輩奸惡，漸不可長，設法緝拿解府，從重問擬，庶足以警余奸，毋得遲違。”
這個緝拿帥嘉謨的罪名，實在有點莫名其妙：你帥嘉謨有本事去兩院告狀，怎麼沒本事留下來配合調查？一直躲在外頭，一定非奸即惡！
太不講道理。帥嘉謨外出避禍，可不是自己情願的。何況戶部隆慶五年下的文，時隔四年，徽州府這才想起來指責別人不配合調查，這反射神經未免也太遲鈍了。
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倉促擬成。從逮捕令的字裏行間，我們能感受到徽州府濃濃的焦慮，有點氣急敗壞，似乎有什麼大事要發生，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快行動。
這份急就的逮捕令，很快下發到了歙縣。知縣姚學閔倒是沒耽誤，立刻安排人手聯合執法——因為帥嘉謨是軍戶，隸屬新安衛，所以這事必須跟衛所協調。
軍戶歷代都得當兵，戶籍寄在各地衛所之下，自成體系。地方民政部門如果碰到涉及軍戶的事，必須知會衛所。
半個月以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衛的協助下，歙縣總算逮到帥家的一個親戚，叫帥貴。一問方知，帥嘉謨帶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縣沒回來過，只留下帥貴看家。
知縣姚學閔迅速把這個情況回報徽州府，然後還特意加了一句“無憑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執法，跨省執法需要憑據，我們歙縣可拿不出來。
歙縣在捉拿帥嘉謨這件事上，一點也不熱心，畢竟帥嘉謨是在為本縣利益奔走。徽州府對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說什麼，只好先把帥貴拘押了事。
沒想到，這事才過了十幾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帥嘉謨。
在這篇呈文里，帥嘉謨舊事重提，先把關於“人丁絲絹”的前因後果重述一遍，然後回顧了各級各屆領導對此事的批示。緊接着，他解釋了一下自己的行蹤：“回途遇害，羈縻遠避，未申情款。”
帥嘉謨並沒說這危險是什麼，也沒提誰是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兇手從何而來，昭然若揭。這一句指控，真是綿里藏針。
當然，對於徽州府，帥嘉謨的態度還是很誠懇的：“今奉爺台仁恩催議，千里奔歸，伏乞作主，憐憫偏苦，洞察奸弊。”意思是，今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趕回，希望您能為小人做主。
這句話，算是針對徽州府“屢提不到”給了一個解釋。
在呈文的最後，帥嘉謨又提出了一項新證據：順天八府，也有“人丁絲絹”這個稅種，皆為諸縣分攤，沒有例外。
這個順天八府的稅種雖非決定性證據，但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旁證。同樣是“人丁絲絹”，人家都是分攤解決，怎麼就你徽州府這麼特殊呢？
看來他在江夏縣這幾年，根本沒有心灰意冷，仍舊在孜孜不倦地搜尋證據，還把視野擴散到了全國範圍。
不過帥嘉謨提交這一篇呈文的時間相當蹊蹺。
徽州府的緝拿令發於三月初九，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縣才搞清楚帥嘉謨的下落。即使他們立刻派人趕往江夏通風報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而到了四月初十，帥嘉謨的呈文竟然已經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頭。
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帥嘉謨從接到報信返回徽州，到撰寫呈文提交官府，只用了十七天時間，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
除非，這封呈文，帥嘉謨早就準備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動向，歙縣早就已經向他通報了。
這才符合實際情況，帥嘉謨為歙縣萬民請命，歙縣怎麼可能會無動於衷？明面上歙縣鄉紳們不便公開支持，但私下肯定會給予支持。
從種種蛛絲馬跡能感覺到，帥嘉謨和歙縣之間，早在暗中密切聯絡，而且他們在策劃一個很大的動作。
無論如何，帥嘉謨的再度出現，讓徽州府鬆了一口氣。大概是嗅到空氣里什麼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態度，徽州府這回的態度積極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兩天之後，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帥嘉謨的呈文轉發給歙縣，說有人向本府投訴人丁絲絹案，你們好好詳查一下。
這個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這件事應該是六縣合議，再拿出個章程。你現在不通知其他五縣，讓歙縣先去詳查，豈不等於讓原告自己去審犯人嗎？
沒想到，歙縣比徽州府還積極。詳查文書發出三天之後，歙縣竟然就發了一篇申文給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長一篇。
這篇申文，出自知縣姚學閔之手，代表了整個歙縣官方的態度。申文的開頭氣勢十足：“歙縣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懇恩遵照《大明會典》，均平絹賦，以蘇偏困事。”
姚學閔的申文，簡單來說就是兩點：第一，《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輸“人丁絲絹”8780匹，從來沒提過讓歙縣單獨交；第二，“人丁絲絹”被人篡改成了“夏稅生絲”，以致五縣之稅落到了歙縣頭上。
這篇申文，基本就是複製帥嘉謨之前的論點。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書，這一次卻是知縣大人親自背書，不光背書，還要赤膊上陣。
此前帥嘉謨也提過戶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話說得太明白，只能隱晦表示。而姚學閔根本不多顧慮，直接撕破了臉皮，指着戶房那些書吏的鼻子開罵。
知縣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戶房，一直以來都是由五縣胥吏把持，世頂名缺，從來沒有出過歙縣籍的糧官。歙縣沒人在府里，只能被人欺負。所以“人丁絲絹”被篡改成“夏稅生絲”這件事，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戶房糧科的書吏之手。
[註釋]世頂名缺：明代的官員有嚴格的人事迴避制度，不僅不得在本籍任職，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盤根錯節的勢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說。戶房的書吏，是衙門內六部胥吏的一種，負責辦理夏稅秋糧的徵收、丁差徭役雜課的派遣，絕對是大有油水的肥差。
這故事的真假，沒法查證，反正姚學閔說了，這是“父老相傳”。
姚學閔一介知縣，怎麼突然變得如此生猛？謎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
為了壯大聲勢，姚學閔找了本地的一批鄉宦聯署。這些鄉宦大多是退下來的本籍高官，雖然無權，但在當地仍舊擁有着絕大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事實上，這些鄉紳鄉宦才是歙縣真正的統治者。他們下對基層平民控制力度相當大，上有官場的人情網絡，又坐擁數量巨大的田畝與各項產業。如果不獲得他們的支持，歙縣知縣什麼也做不了。中國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政府機構必須靠這些“鄉賢”的配合，才能真正對底層實行有效統治。
現在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現出肌肉。
[註釋]皇權不下縣：根據費孝通先生的論述，在帝制中國，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但他並不能憑藉一己之力管理整個國家，官僚體制即為皇權的執行者或工具。而實際上，中央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縣以下沒有任何行政單位。所以，在縣衙門到百姓家門口這個範圍，是地方鄉賢、宗族在發揮重要作用，中央的權力進入不了與人民日常有關的地方公益範圍，故有“皇權不下縣”之說。
看看這份聯署名單的前幾名吧：
汪尚寧，歙縣竦口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相當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汪道昆，歙縣千秋里人，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文名極盛，和王世貞並稱南北兩司馬，為“后五子”之一。後人猜測《金瓶梅》的作者時，汪道昆也是被懷疑的對象之一，可見這人的實力。
[註釋]兵部左侍郎：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的兵權分為兩部分，五軍都督府負責軍隊的管理與訓練，而徵調軍隊的權力歸屬於兵部，二者互相制約。兵部左侍郎，正三品，兵部尚書的副手，輔助尚書負責各地駐軍的糧草、軍隊的調動以及軍隊官員的任命，相當於現在的總後勤部、總參、武裝部、國防部等部的副部長。
江珍，歙縣溪南人，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
[註釋]貴州左布政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朝的地方政府權力乃是一分為三的，承宣布政使司負責民政，提刑按察使司負責刑名，都指揮使司負責軍事，最高長官分別為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三權並立，互不隸屬。貴州左布政使，從二品，為貴州省最高行政長官，相當於現在的貴州省省長。
方弘靜，歙縣人，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註釋]南京戶部右侍郎：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廷原本定都金陵，明成祖朱棣奪位后遷都北京，但依舊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改稱南京，並設置了南京六部。其中，南京戶部右侍郎是南京戶部尚書的副手，輔助尚書徵收南直隸與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的夏稅秋糧，督責漕運和全國鹽引勘合，負責全國黃冊的收藏和管理。雖不及北京的戶部侍郎，但也可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副部長。
程大賓，歙縣槐塘人，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
[註釋]貴州按察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按察使，執掌一省司法監察之權，糾察官員風紀，澄清吏治，剷除奸暴，斷案平冤；並對布政使、都指揮使有監察之責，將情況上告吏部、都察院，以備考核。貴州按察使，相當於現在的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政法委書記的總和。
曹樓，歙縣雄村人，進士，官至江西右參政。
[註釋]江西右參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各布政司內參政一職，從三品，人員不定，因事而設，分管糧儲、屯田、軍務、驛傳等事，分擔布政使的職能。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設有督糧道一人，負責徵收、押運漕糧；督冊道人員不定，負責督造魚鱗圖冊、黃冊等，以作為當地徵收賦稅、攤派徭役的根據；分守道人員不定，負責向各府、直隸州傳達催辦布政司的公事。曹樓所任之江西右參政，即為上述三道之一。
江東之，歙縣江村人。此時他還沒進士出身，要到後年才考中。再後來，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馮保開炮，也是萬曆朝中一個名人。
[註釋]御史：江東之彈劾馮保時任山東道御史。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都察院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品，主要負責糾察內外百官之風紀。若在京，則稽查兩京衙門審理刑獄案件有無拖延、枉曲，並巡視京營、倉場、內庫、皇城等；若外派，則為巡按，代天子巡狩，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位卑卻權重，負責糾察地方官吏、舉薦人才、斷理冤案、督察稅糧與戶口、督修水利等公共設施、檢查學校教育等。山東道御史，相當於現在中紀委派往山東的巡組組長。
要說徽州，真是人傑地靈的學問之鄉，底蘊深厚。區區一個歙縣，隨隨便便就拽出六七位還在世的進士高官助陣，個個身份顯赫，地位不凡，簡直就是全明星隊，別人眼睛都要被閃瞎了。
有他們背書，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從聯署名單就能知道，歙縣這次突開重炮，絕對是籌謀已久。從徽州府發文到歙縣回復，一共就三天，若是臨時準備串聯，哪裏來得及？
歙縣鄉紳們一定是早早開始籌劃，就等着突發奇襲，打五縣個措手不及。
可是，歙縣哪兒來的膽量，把所有的矛盾都擺到枱面上跟五縣打對台？就算有鄉宦聯署，也不至於這麼直白大膽吧？
很快答案就來了。
五月十日，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說歙縣申文干係重大，必須仔細地檢閱會典、府志、賦役等文件，會同五縣通查，一有結果，立刻上報。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內，歷屆應天巡撫、按兩院給的批複，都是“仰府查議報奪”，沒太多傾向性，就算催促六縣合議，也是不急不忙。
但鮑希賢這次的口氣明顯偏向歙縣，反覆強調這次五縣通查，一定得查出一個結果來。而且鮑希賢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複，而是讓兵備道發出憲牌。
[註釋]憲牌：在明代，官府發出的公文告示，稱為信牌，而兵備道、巡按御史、巡撫等均屬監察官員，他們發出的信牌，稱為憲牌。
所謂兵備道，是大明中後期在地方上負責整飭兵務的機構，獨立於地方官府而存在。它雖有軍方色彩，但兵備道長官卻經常掛着一個按察使副使的頭銜，所以兵備道也算是半個司法線上的機構，有受理訴訟的職能，而且手裏有武裝力量，必要時可彈壓地方。
南直隸沒有按察使，但是有巡按御史，同樣屬於兵備道的上級主官。
徽州附近的兵備道，全稱叫作“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道”，簡稱徽寧兵備道，由兵備副使馮叔吉兼領。由他出手發出憲牌，是暗示徽州府，這次別再用“恐生民亂”當理由了。真鬧起來，兵備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說明早在徽州府發文緝拿帥嘉謨之前，歙縣就已經跟上頭打點好了。
這一回，上有應天巡按、兵備道副使支援，下有鄉宦明星隊搖旗吶喊，上下一起發力，怪不得歙縣申文寫得氣壯山河，底氣十足。此前一直是帥嘉謨單槍匹馬，獨闖敵陣，這回則是數路大軍集結一處，擺明車馬要做正面決戰。
面對這空前的壓力，徽州府自然無從抵擋。五月十日兵備道的憲牌發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轉發給五縣，催促他們前來合議。大家要注意，這個五月十四日，是憲牌送到五縣的時間。也就是說，徽州府幾乎一收到兵備道的文書，一點沒耽誤，立刻轉發出去了。
可見徽州府是真嚇壞了。
面對歙縣蓄謀已久的突襲，其他五縣一時間蒙了。這事不是早黃了嗎？什麼時候又鬧得這麼大了？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們準備申文，過來商議。這回，五縣不能像上次一樣裝聾作啞了，必須有所表示才成。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婺源縣。這是僅次於歙縣的大縣，實力位居五縣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鄉貫故里。知縣吳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發回申文，算得上神速了。
可惜速度雖快，質量卻很糙。這篇申文的論點，和當年績溪楊教諭的一樣，指稱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被罰補交“夏稅生絲”8780匹，歷年輸送，與其他五縣無關。至於“人丁絲絹”，那是南京承運府的事。
這個論點破綻很大，無甚新意。不過這也沒辦法，一共沒幾天時間，吳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帥嘉謨精心準備了幾年的證據相匹敵。
不過吳琯到底也非庸人，他後來官至給事中，說明頭腦很好使。他在申文里，還提出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案：
查閱黃冊。
黃冊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賦稅檔案，上面征派賦役，都要依據黃冊來施行。它是一手資料，最具權威。黃冊從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攢造，十年一屆，從無中斷，涵蓋每一個大明府縣，具體到戶，是中國檔案史上的一個奇迹。
吳琯的邏輯是：如果《大明會典》和府志記載無誤的話，那麼在黃冊的原始記錄里，一定會有相應記載，後者的可信度要高於前者，只要去查黃冊檔案，自然知道誰對誰錯。
按照規定，每一屆的黃冊都會抄送數份，本縣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冊送交南京戶部。你可以說本縣本府存的黃冊可能會被篡改，但南京戶部的原冊絕對是準確的，一查便知真偽。
吳琯此舉，獨闢蹊徑，給解決紛爭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縣，拉來了本縣的一批鄉宦助威。雖然陣勢不如歙縣，卻也有四位進士出身的高官壓陣——徽州真的太厲害了，只是轄下兩縣打架，就能拽出這麼多名人。
三天之後的五月二十五日，績溪縣也加入戰團，同樣是知縣領銜。
有了婺源縣爭取時間，績溪縣準備得更加充分。知縣陳嘉策選擇了另外一個辯駁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獨征生絲”上。
帥嘉謨當初有一個質疑：徽州一共六縣，為何獨獨在歙縣徵收生絲？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縣均輸。他還舉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進貢茶葉，《大明會典》裏就寫明“征於宜興縣”；寧國府進貢木瓜，也寫明由宣城縣專輸。所以如果獨在歙縣徵收生絲，《大明會典》一定會單獨寫出來“征於歙縣”。
陳嘉策針對這個質疑，羅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綠豆，只由華亭一縣徵收，上海縣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藥材，只由山陽縣徵收，睢寧、贛榆兩縣不用交；金華府的麻地，只征武義縣，至於絲、紗二項，則從湯溪徵發，其他縣不必繳納。
列完這一大堆，陳嘉策表示，一府獨征一類物資於某縣實屬平常，《大明會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帥嘉謨的質疑，純屬見識太少，毫無道理。
哦，對了，績溪作為六縣中最小的一縣，手裏沒有活着的進士，只好翻箱倒櫃，請出了三位舉人聯署。
婺源、績溪兩縣打起頭陣。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寧、祁門兩縣終於桴鼓相應。
休寧的知縣陳履，應該也是個學霸級的人物。他準備了將近一個月，兵強馬壯，索性撕開那些彎彎繞繞，挺槍直刺歙縣的核心要害——數字。
歙縣或帥嘉謨最核心的質疑，在於兩項稅賦的數字不符：
歙縣“夏稅生絲”補夏麥9700石，折絹4000多匹；而每年歙縣卻要繳納“人丁絲絹”8780匹。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該其他五縣負擔！
關於這個質疑，陳履給出了自己的調查結果：
他發現，在乙巳改科中，行中書省除了查獲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還在其下轄的登瀛、明德兩鄉，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以及抄沒程輝祥、葉忠兩個大地主的田地。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冊，然後重新計算徵稅。
虧欠夏麥、拋荒桑園田地、抄沒田地，這三項加在一起，歙縣新增的賦稅一共是生絲10974.3斤。每24兩生絲，折絹一匹，所以總數是8779匹整，沒有任何問題。（原始資料即如此。）
陳履的調查成果，還不僅止於此。
歙縣明明不產絲，為什麼要以生絲為賦稅折色呢？
陳履考察了一下，發現歙縣下轄的登瀛、明德、仁禮、永豐、孝悌等幾個鄉里，本來是有桑園的，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過。顯然，生絲是歙縣特產土貢。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樂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這筆賦稅的數額都有調整。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絲折絹的比率，從24兩調整到了20兩，但定額8779匹沒有改動過。
雖然歙縣現在不養蠶，得去外地買絲，但當年它明明可以靠自產。朝廷征絲絹稅，只可能是從歙縣收。
至於《徽州府志》上為何沒提歙縣原本有桑這件事，很簡單，因為《徽州府志》是歙縣籍的官員帶頭修的，當然得摻私貨啊！
至於為什麼在《大明會典》的記載里，只寫“人丁絲絹”征於徽州府，沒寫獨征於歙縣，陳履的解釋就三個字——沒必要。會典是國家級檔案，只記錄到府就夠了，沒必要寫到縣這麼詳細。更何況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況，拿外府的例子來質疑本府，根本荒唐。
陳履的回答，是目前為止五縣反擊中最犀利的一個。帥嘉謨就是當面辯論，恐怕也會感到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業的祁門縣，申文寫得極其乏味，無非老生常談加哭窮而已。沒辦法，因為祁門當時的知縣開缺，申文由縣丞劉守德代理撰寫。
又過了一個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姍姍來遲的黟縣終於把最後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吳琯、陳嘉策、陳履三員大將坐鎮，黟縣知縣陳正謨就顯得輕鬆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複了一遍前幾位知縣的意見，然後說了句略帶萌感的風涼話：歙縣那麼大，就算減了絲絹稅，也不過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條船而已；我們黟縣現在超級超級窮，再加哪怕一點點賦稅，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烏頭一樣，根本扛不住呢！
於是在萬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說般的盛況：六個縣的官員騰空而起，紛紛祭出法寶與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揮灑，肆意互噴，口沫四濺。六縣的鄉宦們也在暗暗輸送內力，支持知縣們拼個你死我活。
五縣經過反擊，和歙縣堪堪戰了一個平手。可是神仙們打架的動靜太大，結果當地民眾全都被驚動了。田賦一事，對百姓來說最敏感不過。他們一打聽，立刻坐不住了。贏了還好，萬一知縣輸了怎麼辦？咱們不就平白要加稅了嗎？
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聲勢搞得越大越好！於是在鄉宦們的刻意鼓動之下，一時之間，六縣民眾摩拳擦掌，紛紛投身到這一場大辯論中來。
徽州風俗一向健訟，百姓一碰到問題，第一個反應就是上訪告狀。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腦門子官司，沒法調停這個糾紛。於是六縣民眾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級的政府機構。
在接下來的半年裏，整個江南官場可真是熱鬧非凡。有歙縣的老百姓去找兵備道告狀，有婺源縣的不平士人去應天巡撫那兒告狀，有績溪縣士民跑到應天巡按那裏訴苦。只要和徽州事務沾邊的衙門，幾乎被他們騷擾了一個遍。兩院、兵備道的衙署門庭若市，告狀的比送禮的人還多，幾乎演變成了全民大訴訟的熱鬧局面。
面對這種窘境，兩院除了連連下文催促徽州府趕緊拿出個結論，還在文書里反覆強調：“仍禁諭士民不必紛紛告擾。”可見上級主管部門真是被騷擾得不輕。
可結論哪兒那麼容易拿出來啊？或者說，徽州府怎麼敢拿出結論來啊？如今爭議已經不只在官方層面，連民間都爭吵不休，甚至已經導致了幾起跨縣鬥毆。六縣民怨都在蓄積，誰敢去惹？
眼看僵局要演變成亂局，到了萬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絲絹風波的始作俑者帥嘉謨終於再度出手。
帥嘉謨手裏並沒有什麼新的證據，不過他把之前的所有資料統合起來，給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裏，國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絲絹”8780匹，均攤六縣。結果徽州府戶房小吏是五縣人，遂哄騙歙縣先墊上。等到歙縣應承下來之後，戶房又把這筆稅賦篡改入“夏稅生絲”的科目里。從此以後，徽州在歙縣徵收“夏稅生絲”，向上繳納“人丁絲絹”，瞞天過海兩百年。
對於吳琯、陳嘉策、陳履三個人的反駁，帥嘉謨卻未置一詞。
徽州府拿到帥嘉謨的呈文，再次轉發六縣，要求合議。這篇轉發公文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解釋了原本漠然處之的徽州府為何在年初突然重啟絲絹案的調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級主管部門對絲絹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頭。從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牘流轉的蛛絲馬跡。
原來早在年初，南京戶部下發了一道文書，責問徽州府，四年前讓你們查勘“人丁絲絹”的事，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這才想起來。
隆慶五年，帥嘉謨進京告狀，曾經成功促使戶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後來帥嘉謨失蹤，緊接着趕上皇上駕崩，徽州府以為上頭把這事給忘了，也就擱置不理了。
誰知道，時隔四年，戶部突然想起來這碼子事了，來文催促。而且這次催促的性質可不一樣，文書前頭寫得清清楚楚：“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奉聖旨？這是驚動皇上了？
不對，萬曆皇帝那會兒還小，這個“奉聖旨”，其實是代表內閣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輔張居正的想法。
驚動了這麼一位大神，你說徽州府慌不慌？所以從萬曆三年二月開始，徽州府一反常態地積極推進絲絹案的查證，而且處處偏袒歙縣，結果惹出來了一場六縣大辯論。
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轉發帥嘉謨呈文，行到五縣。五縣立刻跳了起來，合著我們的質疑他一條都沒答，純粹在自說自話。
這次五縣不單幹了，正式抱團，合著發了一篇《五邑民人訴辯妄奏揭帖》。他們懶得多費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條，即此前婺源知縣吳琯的提議：“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如系六縣公賦，甘派無詞；如系歙縣額科，乞嚴將帥嘉謨等正法治罪！”
咱們去查黃冊的原始記錄，是不是，用證據說話！
歙縣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諷：“節蒙牌提各縣丁畝文冊並取有無何項錢糧相抵迴文，豈各縣抗違不回，延挨會計，歙苦無伸，懇恩差人守提，早賜均攤歸結。”
翻譯一下：大人早就將通告發了下去，讓各縣速將各自的人丁、田畝文冊都拿出來，仔細核查，看看以前的錢糧到底是怎麼繳的，查明白了好回話。哪知他們竟如此大膽，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結果，害我們歙縣有苦卻無處申冤！懇請大老爺差人提檔核查，早將這筆重稅分攤六縣，以示公平！
你們自己都不肯把縣裏的檔案拿出來對賬，百般拖延，還好意思提查黃冊的事？
然後兩邊又跳起來開撕，撕得昏天黑地。
巡按宋儀望看到這一幕，趕緊寫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積憤已久，五縣紛爭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雖有偏心，無可復置私喙矣。”
可見上頭也知道六縣此時鬧成什麼模樣，生怕釀成民亂，所以話里話外透着一股“別講道理了，和和稀泥，趕緊把這事平了”的意味。
上下的壓力，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過不好年，你們誰也別想過好。
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給五縣下達了一封催提公文，態度前所未有地嚴厲：“將該縣人丁田畝數目文冊一併，星火申報，毋徒執詞混擾，致礙轉奪，此系至緊事理，難容延緩，如違，提究該吏不貸。”要求五縣把縣存檔案都上交，不許拖延，不許不給。
按說這會兒距離過年只有半個月不到，按中國人傳統，有什麼事過完年再說。現在徽州府連這個傳統都不顧了，看得出來，知府是真急眼了。
於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縣吳琯再一次披掛上陣。
吳琯這一次，帶來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帥嘉謨的幾個論點咬。
第一，帥嘉謨說“人丁絲絹”和“夏稅生絲”折算出的數字不對。
他算錯了！
乙巳改科，是在當年四月一日發生的。歙縣一共虧欠9766石9斗3升6勺——這個數字估計是一個處女座的人查出來的，所以針對該縣輕租民田3646頃，每畝額外徵發四錢生絲。這筆賦稅，在洪武年間正式記入黃冊檔案。
而按照當時的折率，生絲1兩折麥7升。歙縣虧補的9766石9斗3升6勺麥子，補生絲9041斤，算下來正好是7升麥子補絲1兩。完全對得上。（原始資料即如此。）
吳琯還順嘴嘲諷了一句，這事帥嘉謨你怎麼能拿銀子來算？國初到現在，銀錢變化太大，根本無法做參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帥嘉謨說，《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徵收“人丁絲絹”8780匹，沒說具體由哪個縣交，那麼當然是六縣均攤，否則該註明是歙縣獨輸。
他弄錯了！
此前陳履已經舉了不少反例，這次吳琯準備了更充分的“彈藥”。
浙江的“夏稅絲綿”，是從杭州等八府徵收，溫、台、處三府不用繳。但《大明會典》裏只寫浙江布政司征“夏稅絲綿”，為什麼不註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為這是《大明會典》的寫作原則：在直隸，言府而不言縣；在各布政司，則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註明，《大明會典》得多厚啊？
再說帥嘉謨舉的那兩個例子——常州府茶葉註明產自宜興、寧國府木瓜註明產自宣城，那是特產貢品好吧！跟田賦有什麼關係？
第三，帥嘉謨曾經提出一個理論：歙縣虧欠夏麥的同時，其他五縣也虧欠，六縣虧欠的總額，恰好與“人丁絲絹”的稅額對得上。
他算錯了！
吳琯對這個疑點，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調查。
乙巳改科之前，歙縣產麥19,632石，產米17,688石；婺源產麥8315石，產米8315石。次年歙縣產麥虧欠的同時，婺源產麥8000石，確實虧欠300石麥，但是大米豐收了，遠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補麥，自然更不需要轉嫁到歙縣頭上。
第四，帥嘉謨說戶房的五縣小吏偷偷篡改稅收科目，哄騙歙縣。
吳琯對這個質疑，簡單回復了一句：歙縣長官又不是白痴，就算歙縣長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這麼大的稅額，都要真金白銀往外掏，哪裏是改改數字就能瞞過去的？
說完這個，他又不陰不陽地補了一句：“你說徽州戶房被五縣小吏把持，但別忘了，現在的南京戶部尚書殷正茂可是你們歙縣的。”潛台詞是，你說把持戶房的人會徇私偏幫本鄉，那把持戶部的堂官豈不更會徇私嘍？”
吳琯提到的這個殷正茂，來歷可不簡單。他是歙縣人，當年巡撫廣西，跟俞大猷聯手平定了韋銀豹的叛亂；總督兩廣軍務時，擊破了打着“倭寇”旗號的海寇，光復了惠州、潮州兩地，可謂戰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此時正好改擢為南京戶部尚書。
而南京戶部，恰好管着絲絹之事，所以吳琯把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會偷偷偏袒歙縣。
在文章末尾，吳琯又強調了一次此前五縣揭帖的要求：儘快查詢洪武十四年的冊籍，搞清楚怎麼回事。
兩天以後，帥嘉謨沒回復，反而是歙縣知縣姚學閔拍馬而至。
不過這回他沒有大馬金刀地跟吳琯力拚，反而施展出了纏鬥功夫，顧左右而言他。
“我們歙縣的稅負，實在是太重了。大老爺請看，徽州的四司銀16,212兩，歙縣要負擔5361兩，其他五縣共負10,851兩。磚料銀708兩，歙縣負擔234兩，其他五縣共負473兩。軍需銀12,215兩，歙縣負擔4032兩，其他五縣共負8183兩。這些都屬於正稅之外的雜稅，歙縣負擔了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無比。你們怎麼忍心把‘人丁絲絹’又砸在我們頭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從道理這個層面，勝負的天平開始傾向五縣。吳琯的犀利攻勢，幾乎擊潰了歙縣的每一個論點，讓姚學閔不得不採取守勢，不再正面搏殺，改打感情牌。
不過事情總算有那麼一點進展。在申文結尾，姚學閔也同意，應該儘快調查黃冊，找到原始記錄。
這份申文，並沒有立刻得到回應。沒辦法，發出時間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麼事還是等過完年再說吧！
於是爭吵幾方各自回家，熱熱鬧鬧地過了一個大年。一直到萬曆四年（1576年）的二月，祁門、績溪、休寧、黟縣才相繼回復。他們的態度很鮮明，支持婺源縣的意見，催促儘快開查黃冊。
與此同時，五縣又扔出一條更具爆炸力的證據。
他們把自己縣內的土地檔案翻出來，合編了一部《五邑查明絲絹緣由呈詞》。這篇呈詞很枯燥，但是相當有殺傷力。裏面是每一縣從乙巳改科后繳納的賦稅定額與增減之變，極為詳盡。
原文既長又煩瑣，我姑且貼出其中休寧一縣的賦稅報表，讓大家看看效果。
原額夏稅麥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糧米一萬八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麥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該銀二百一十四兩八錢五分一厘三毫。加米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該銀五千七百四十七兩九錢七分一厘七毫。麥米共銀六千六十二兩八錢二分三厘。該縣國初錢糧當歙三分之二，今照數平抵外，比歙多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七錢三分五厘，歙將何者相抵。
細緻到了這地步，可見古人在數據方面一點也不含糊。
注意看最後一句“歙將何者相抵”，每一縣的報表結尾，都會加一句“歙將何者相抵”，意思是我們的賦稅清清楚楚，你們歙縣哪個稅目相抵了？
每張報表重複一遍，一共重複了五次，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質問。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縣大事不妙。歙縣也覺得這個實在難以回應，立刻辯稱這是各縣自己修的，未必準確，還得看朝廷黃冊才能定奪！
於是，雙方經過將近半年的大辯論，慢慢地把焦點集中到了黃冊上。
萬曆四年四月，歙縣和其他五縣幾乎同時上書，正式要求調取洪武十四年黃冊。頭大如斗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戶部提出申請調閱。
黃冊是朝廷的重要檔案，歷代的檔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玄武湖——庫房。這些都是朝廷機密文件，不能隨便調取。想查詢，必須得到南京戶部批准。
其實在這之前，歙縣早已經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搶個先手。不料戶部直接把去的人踢了回來，理由是“越申”。因為黃冊庫是戶部下屬機構，不是什麼小州縣都能隨便來查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請。
休寧縣、婺源縣也偷偷派人去申請查詢，被黃冊庫以同樣的理由踢回。雖然三縣都未得逞，但可見彼此在水面下的鬥爭有多麼激烈。
這次徽州府出面申請，南京戶部終於批准。徽州府趕緊組織了一支調查團，由歙縣縣丞、婺源縣縣丞、休寧縣學訓導組成，準備開赴南京查閱。
應天巡按宋儀望是個老江湖，他有點擔心就算查了黃冊，恐怕徽州人還是會糾纏不清。無論查詢結果對哪邊有利，另外一邊一定會大鬧特鬧。為了避免這些麻煩事，宋儀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江西余幹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審閱黃冊的隊伍。
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騷亂，宋儀望還指示徽州府，把諸縣帶頭鬧事的幾個人先控制起來。去年六縣大辯論的時候，除了幾位知縣唇槍舌劍之外，民間議論紛紛，湧現了幾個意見領袖。這些意見領袖在縣裏影響很大，要麼為本縣搖旗助威，要麼頻繁越級上書、上訪、上告，還隨時會向老百姓通報最新進度。百姓聞勝則喜，聞敗則怨，民間全靠他們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聲勢。
在宋儀望看來，下面的民怨都是被這些大嘴巴忽悠起來的。眼看查閱黃冊在即，可不能讓這些人生出變數，先關一陣再說。
於是連同帥嘉謨在內，還有五縣的黃棠、程文昌、汪福髙、吳敏仕、胡國用等影響力最大的幾個老百姓，被盡數控制起來。不過帥嘉謨很快被釋放了，因為他作為首倡之人，必須趕赴南京。
消弭了這個變數之後，徽州府調查團於萬曆四年七月十三日動身，於七月二十三日晚抵達南京。二十六日，調查團向南京戶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見。戶部尚書殷正茂勉勵了他們一番，說：“二百年黃冊，豈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後派了負責后湖管冊的一個姓王的戶科給事中、一個許主事予以協助。
不過這兩位一聽調查團的請求，都面露難色，說時間這麼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調查團急了，我們大老遠過來，就為了看一眼，無論如何還請協助。
八月初二，調查團終於進入后湖，見到了夢寐以求的黃冊。緊接着，他們眼前一黑。
黃冊十年一造。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黃冊攢造的時間，從那時候算起，到萬曆四年，一共造了十九批，積攢起來的黃冊數量，可謂浩如煙海。
別的不說，單是徽州府相關的黃冊就裝滿了足足二十個架子。光是搬運工人，就得臨時僱用一百五十人。而調查團能查卷冊的呢？一共就歙縣縣丞、婺源縣縣丞、休寧縣學訓導三個人，外加一個編外的帥嘉謨。這四個人埋頭去查，估計查完得八月底了。
關鍵他們還不能親自入庫去查。黃冊庫的規矩，外人不得入庫，以防有篡改塗抹的情形。想查怎麼辦呢？得由黃冊庫的官吏找到相關檔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發給他們。這麼做很安全，很負責，就是效率極其低下。
可是，又能怎麼辦呢？等唄！調查團的幾個倒霉蛋一擼袖子，開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紙堆來。
這些可憐孩子沒料到，就在他們辛苦工作的同時，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縣一個叫許一純的生員，突然上書徽州府，提出了一個新理論：“黃冊的記錄，並沒那麼可靠！因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實在太容易了。而《大明會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權威性。如果黃冊跟《大明會典》矛盾，應該以後者為準。”
這一下子，五縣輿論嘩然。在他們看來，這個主張實在荒唐。黃冊是國初朝廷派員監修，當地人怎麼可能篡改？而《大明會典》是政府法規手冊，二手資料怎麼跟原始資料比可信度？
不用問，這是歙縣知道黃冊查詢結果對自己不利，開始造勢了！
五縣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擊，兩邊的話越說越難聽。你罵我“罔上規避，侮文蔑法亂政”，我罵你“五縣奸刁，妄行捏奏”，甚至還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門口，哭着要求“懇天作主，剿虎安民”。瞧瞧這用詞，剿虎，這是恨不得把對方當土匪給剿了。
結果正如宋儀望所擔心的那樣，鬧事者關了一批，又來一批，抓都抓不完。在他們的煽動下，諸縣立刻又沸騰起來，局勢又一次大亂。
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處安撫，一面催促南京那邊儘快拿出一個結果才好。
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調查團終於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從洪武十四年到隆慶六年的黃冊抄件。
隨之而來的，還有帥嘉謨的一份報告。
在報告裏，帥嘉謨說，洪武十四年造的黃冊，缺損甚多，尤其是最關鍵的“乙巳改科”以及當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記錄，完全丟失。
沒了？
沒了！
所有人聽到這個消息，都傻眼了。
六縣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黃冊來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說得那麼熱鬧，現在你告訴我，檔案丟失，死無對證，那怎麼辦？
帥嘉謨對此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地在報告後半段寫道：從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冊，前後差了十六年，很有可能五縣改竄黃冊、府志在先，造冊在後，不足為信。然後拋出一句話：
“切思《大明會典》乃祖宗立法垂統之憲章，黃冊乃民間遵文攢造之圖籍……豈奸反指府志黃冊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會典》、部劄為私書。”
意思是說：朝廷存的黃冊原始記錄已經沒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大明會典》的權威性。
得，事情轉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
全白忙活了。
說實話，帥嘉謨這個主張，實在強詞奪理。資料彙編怎麼可能比原始記錄還可靠？無非是《大明會典》對歙縣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咬住這一點。
消息傳回徽州，給本來就激烈的輿論又潑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各縣民眾幾乎氣炸了，放棄了講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擊。再後來乾脆開罵，污言穢語，什麼都潑上來了。六縣幾乎到了開戰的邊緣。
第三章稀泥與暴亂
徽州府的這個亂象越鬧越大，戶部終於看不下去，迅速下發了一道公文。
在這份公文開頭，戶部自己承認：“本部若徑依歙縣之奏，則五縣不從；若徑依五縣之奏，則歙縣不從，告訐日增，終非事體。”
你們天天這麼罵，也不是個辦法。既然黃冊已經沒有了，那麼怎麼解決呢？戶部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由戶部和應天巡、按提供一個徽州府的部額和府額（即每年解送戶部和解送應天的稅額），然後請徽州府統計六縣丁糧，加上存留本折麥米、官府辦公費以及各項額外錢糧，總算總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絹算進去，而數字均平的話，說明絲絹稅是歙縣分內的；如果數字不均平，說明絲絹是額外多出來的，就不該歙縣獨負。
戶部給的這個算法，似乎有些無理。六縣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級的田地、賦稅額度和內容也不相同，這麼大筆一畫，均平折算，未免太簡單粗暴了。
戶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麼會提出這麼一個糊塗點子？
奧妙就在“均平”二字，這已經是這個詞第二次進入我們的視野了。
上一次還是在隆慶年，帥嘉謨用這個詞，成功地響應了國家號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這一次，戶部用了這個詞，自然也有用意——因為當朝首輔張居正大人正在醞釀把一條鞭法推廣至全國。
雖然張居正真正開始着手清丈田畝要等到萬曆六年（1578年），正式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是在萬曆九年（1581年）。但在萬曆四年這會兒，各種前期準備工作已經逐步開展。南京戶部作為稅法執行部門，對政治風向自然最為敏感，他們必須緊跟中央新形勢。
在戶部看來，徽州為什麼會起糾紛？是因為稅種太雜太亂，什麼“人丁絲絹”、什麼“夏稅生絲”、什麼“虧欠夏麥”，這麼多科目夾纏不清。一會兒交生絲，一會兒交夏麥，亂七八糟，折算複雜，正是舊稅制的弊端，不出問題才怪。
如果能重新統計出徽州府的丁糧田畝之數，再把所有稅賦合併，兩下一除，均攤下去，再折成銀子，這事就算徹底解決了。
這個思路，恰好就是一條鞭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稅、雜稅都合併起來，歸於田地，計畝統一徵收銀兩。
也就是說，南京戶部認為，徽州的問題，是舊稅法的錯，只要改成新稅法，問題自然消弭。因此，現在應該擱置歷史爭議，推行均平賦役之法。
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一件往事：徽州絲絹案在隆慶五年本已歸於沉寂，到了萬曆三年年初，南京戶部突然“奉聖旨”舊事重提，這才讓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啟調查。
會不會從一開始，這就是戶部——或者更大膽地猜測一下，首輔大人——為了推行新政所謀划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絲絹案引發一場大辯論，才能凸顯出舊稅法的弊端。屆時民意洶洶，都要求改革，朝廷從善如流，即時推行一條鞭法，豈不是順水推舟？
戶部的這個方案發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本來六縣都快打出腦漿了，你們戶部非但不解決，還添亂。可這是上頭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頭皮開始了艱苦的核算。
不過仔細想想，黃冊已佚，賦稅來源已成無頭官司，兩邊各執一詞，根本無法解決。這麼快刀斬亂麻，把歷史遺留問題全數切割，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徽州府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總算趕在十月結束前，把整個六縣的數字捋了一遍。與此同時，應天巡、按兩院的稅吏，也完成了部額與府額的梳理。兩邊數字加在一起總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個結果。
在這個算法之下，歙縣各項錢糧，已經超出了各縣平均之數。也就是說，“人丁絲絹”確實是額外的負擔。
結論的語氣很曖昧，態度卻很清楚：“人丁絲絹”這筆賦稅當初到底怎麼來的，不必深究，但現在均平之下，再讓歙縣獨輸，顯然就不合適了，以後得六縣一起承擔才是。
消息傳到徽州，五縣嘩然，群情激憤。這些人一想，戶部尚書殷正茂正是歙縣人，不用問，他肯定徇私枉法，偏幫本鄉。
一時之間，整個徽州府除歙縣外，對堂堂尚書大人罵聲不絕。有說殷正茂“知虧無解，藉手戶科條陳事例，遂藉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論源流、不論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為變亂之計”，還有的連整個戶部都罵上了，“以戶部私計而市私恩，以尚書大臣而變亂成法”。什麼難聽的話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南京，打了多少個噴嚏。
民間罵聲滔滔，官面上卻得繼續解決問題。
根據那份均平報告，歙縣負擔了額外稅賦，必須予以減輕。但具體如何操作，還得由地方上具體商量。
不過這事，可不能讓六縣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來不可。
巡按宋儀望對上頭的精神心領神會，把這事委託給了當初調查黃冊的三位監督官員：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萬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員齊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撫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
“人丁絲絹”繼續由歙縣獨交，8780匹絲絹摺合白銀6145兩，不予撤銷。但歙縣在四司銀、磚料銀、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減去5260兩，分攤給其他五縣來交。
這裏要特別說明一下，所謂均平銀，指的是嘉靖年間出現在江南的一種役法改革的產物。
大明百姓除了要繳納田賦之外，還要負擔徭役，無償為各級政府提供勞力服務。徭役的種類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銀，就是讓官府計算每年需要的徭役總數，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銀兩，分攤到每畝地里去，讓老百姓按畝繳均平銀。需要力役時，官府就從這筆銀子裏撥款僱用人手。
換句話說，老百姓不必親自去服徭役，交錢就行了，不耽誤自家農時。政府也很高興，僱人幹活，總比一家一戶拽壯丁來得方便，工作效率更高。而且攤役入畝，也大量減少了政府工作量。一舉三得。
這個做法經過數年試行，頗受歡迎，因此各府紛紛這麼搞。徽州府也每年編列均平銀，各縣分攤統收，再分配到各個用途名目下。四司銀是衙門日常雜役費用，磚料銀是公共設施修葺費用，等等。
這個太平府方案，即是將田賦稅額轉嫁到役銀上去。這就能體現出一條鞭法的好處了，賦、役皆能折算成銀子，互相合併轉移非常方便。
唯一的問題是，它換湯不換藥，怎麼騰挪，五縣都是吃虧。因為他們本來一分錢都不用出，現在卻要替歙縣補5000多兩銀子到均平銀里去。
這個方案報到兵備副使馮叔吉那裏，被駁回了。
沖抵均平銀這個方式沒問題，但吃相實在太難看了。一共6145兩的絲絹賦稅，轉嫁了5260兩到五縣頭上，等於歙縣只負擔14%，其他縣86%，這很明顯是拿總稅去除縣數，平均而得。
問題是，歙縣的經濟體量佔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這麼簡單地平均了事。你們偏幫歙縣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這麼明顯啊。
馮叔吉大筆一揮，推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把5260兩改成了3300兩。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銀子的絲絹稅，歙縣和其他五縣分別負擔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經濟比重。（具體的計算方式很複雜，因為均平之後諸縣或多銀或少銀，彼此沖抵折算，這裏不贅述。）
這個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黃冊與《大明會典》拋在一邊，也不去計較絲絹稅的來歷——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總之現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虧，這事就算完了，別鬧了。
這時候，已然到了萬曆四年的年根。過年期間，諸事停滯。等過完萬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才把這個方案上報給戶部，請尚書殷正茂酌定。對於馮叔吉的這個方案，殷正茂十分贊同，連批了三句話：“其名尤正，其言尤順，其事尤易。”滿意之情，溢於言表。他把這個方案上報到北京，於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發聖旨。
其時萬曆帝還未親政，這基本可以視為是首輔的意見。
聖旨下發戶部，戶部再往下發，一級一級傳到徽州府，時間正是六月初七。考慮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離，再加上內閣以及各級官府的處理批閱，這份文書的流轉算是極其罕見地高效。
對這份聖旨，六縣的反應截然不同。
歙縣人民欣喜若狂。他們本來的主張，正是要求絲絹稅由六縣均攤，這個分配方案可謂正中下懷。
從此以後，他們頭上的賦稅，少掉了3000多兩銀子。從隆慶三年到萬曆五年，八年抗戰，終於大獲全勝。
其他五縣，則望着聖旨呆若木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們的抗辯白說了？黃冊白查了？道理白講了？歙縣每一條主張，都被我們駁得體無完膚，結果戶部一句“均平”，就全給抹掉了？
五縣明明已經提出了極為有力的證據，可因歙縣這麼一鬧，最後還是讓它得了偌大的好處。
對於這個太平府分配方案，五縣嗤之以鼻。保留一個“人丁絲絹”的虛名空殼，換成“均平銀”的名目就想糊弄我們？最後還不是要六縣均攤負擔！婺源有一位知名鄉宦如此譏諷道：“這是朝三暮四之術，拿咱們當猴子耍呢。”
一時之間，五縣群議洶洶，無不義憤填膺，跟開了鍋似的。可是，這不是府議，不是部議，而是聖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眾人縱有不滿，也不敢公開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機好生安撫，說不定他們會咽下這個啞巴虧，接受既成事實。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徹底引爆了整個局勢。
就在馮叔吉把方案上報的同時，帥嘉謨也悄悄地第二次趕赴南京。他懷揣着歙縣鄉宦提供的一筆資金，進京運作。聖旨發下來以後，帥嘉謨勝利完成任務，高高興興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終於得到實現，他實在太高興了，覺得該犒賞一下自己，就用這筆贊助費從有關部門給自己弄了一副冠帶。
朝廷對於鄉里年高德劭的耆宿，有時候會授予冠帶，叫作冠帶榮身。偶爾也會授予見義勇為好青年，叫作冠帶義士。這是一種榮譽性的裝飾，和現如今胸口掛個大紅花差不多。
帥嘉謨覺得自己為民請命八年，差點連命都丟了，弄個冠帶戴戴，不算過分。
歙縣的老百姓，也是這麼想的。等帥嘉謨回到歙縣時，全縣的百姓都擁出來，熱烈迎接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稅的大英雄。他們搞了一個盛大無比的歡迎儀式，個個手執紅花歡呼，旁邊還有樂班吹奏。帥嘉謨進城以後，在百姓的簇擁之下遊街慶祝，所到之處，呼聲群起，儼然英雄榮歸。
這邊廂歙縣鑼鼓喧天，那邊廂五縣民眾可都要氣炸了。縣城裏傳出的每一聲歡呼，都化為一記耳光，重重扇在他們的臉上。抗爭八年，被歙縣佬把這個便宜占走了不說，居然還賣乖！尤其是看到帥嘉謨這個奸佞小人此時在街頭耀武揚威，再想到以後繁重的稅負又要沉重幾分，五縣民眾內心的火山再也無法壓制，徹底噴發。
你們歙縣不是靠鬧事鬧出一個減稅嗎？好，我們也鬧！
六月十一日，聖旨轉送到婺源縣。其時吳琯已經去職，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臨時代理政務。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進賀表，還沒來得及走，衙門就被數千憤怒的婺源民眾給堵住了。他們手執木棍、火把，在衙門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應，停止這種不公正的加稅方案，不答應就不準走。
面對快要爆炸的民眾，徐廷竹不得不口頭允諾，然後惶惶離去。隨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縣。
舒邦儒算是這個太平府方案的發起人之一，他接到任命后，知道這事極為棘手。可是任命在手，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邊趕路，一邊琢磨着該怎麼安撫婺源民眾。沒想到，他剛過休寧縣，還沒到婺源呢，就被當地憤怒群眾給攔住了。
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斷。站在人群最前頭的，是當地鬧騰最凶的幾個人，身後還有一排排有身份的鄉紳。他們攔住舒邦儒的隊伍，向他遞了一篇抗議申文，請他轉交徽州府。
[註釋]里排：據《明史·食貨志》記載，明代編輯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選家中丁糧多的十戶人家為里長；餘下百戶編為十甲，每甲十人，一人為甲首。每年由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負責催征賦稅。如此排序，十年為一個周期，是為排年。故某一年輪值的里長，被稱為里排。
耆民：耆，年老，指稱六十歲以上之人，故耆民為年高有德之人。
說是申文，其實應該算是戰鬥檄文。上來就痛罵戶部尚書殷正茂是“權奸變制殃民，勢壓無容控訴”，罵完了殷正茂，又罵歙縣“歙逆恃戶部而變戶法，以歙人而行歙私”——聽見沒有，都已經用上“歙逆”這種詞，幾乎按敵國來對待了。
往後的話，更是難聽：“欲赴闕上書，以聲歙人變亂成法之罪，欲興兵決戰，以誅歙邑倡謀首釁之人。”聽見沒有，都要興兵決戰了。
罵完以後，更發出威脅：“一旦更派，縣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時處分，誠恐釀成大變。”
舒邦儒接了這份申文，臉都嚇白了。休寧人沒客氣，把他的隨行書吏和僕役拽出來痛打了一頓。幸而舒邦儒有官身，還不至於有人敢動他。但看這個陣仗，他也只能做小伏低，接下申文答應幫忙轉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過休寧，來到婺源，以為能鬆口氣，結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數千人聚在一處，遮道鼓噪。
又來了！
這回是婺源民眾，在當地鄉紳的帶領下聚了五千人，他們就這麼圍在長官身邊。遠遠地，有一個叫程天球的鄉民，居然還在縣城外豎起一桿大旗，上面長長一條橫幅：“歙宦某倚居戶部，擅改祖制，變亂版籍，橫灑絲絹，貽毒五邑。”那氣勢，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個字了。
在這一片詭異的氣氛中，舒邦儒戰戰兢兢地進了婺源縣城。他沒想到的是，等在前頭的，是一番更詭異的局面——婺源縣，居然自治了。
前面說了，婺源的知縣吳琯已去職，代理縣政的徐廷竹又忙着準備進京之事，整個婺源縣在六月份出現了短暫的十幾天權力真空期。
偏偏此時又趕上絲絹稅鬧得民意沸騰，當地豪強爭執不休，群龍無首。於是，婺源縣裏的一個有心人趁勢而起。
這個人叫程任卿，是當地的一個生員，原本負責司理署印。他在整個絲絹案中的地位，僅次于帥嘉謨，不過他的重要性，要到整個事件結束之後才體現出來。
程任卿是個有豪俠氣質的人，他敏銳地注意到婺源縣的權力真空，如果利用當前局勢做點驚人之事，可以在鄉梓刷出極高的聲望值，對未來大有好處。
於是他四處串聯，拉攏當地大族和有影響力的鄉紳鄉宦，同時對普通老百姓宣講煽動，聲言若朝廷不肯把絲絹稅改回去，就要鬧事。程天球那桿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裏都扛着。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風凜凜，又有人要為民請命，情緒無不高漲，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時之間，程任卿聲望大漲，風頭無二。
當程任卿覺得已經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後，作為整個運動的最高潮，他率人突然佔領了婺源縣衙隔壁的紫陽書院，成立了議事局，儼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註釋]議事局：程任卿等人在婺源縣成立之議事局，乃是民眾自立的草台班子，被官方判定為非法組織，也是程任卿的重要罪狀之一，官方認為他聚眾百餘人，自任長官，捉打公差，支用糧米，甚至要向全縣徵收稅糧入自己的口袋，實在罪大惡極。實際上，現代意義上的議事局進入中國，同樣是在萬曆年間，為寄居澳門的葡萄牙人所建立，又稱作市議會、市政廳，負責管理租界內葡萄牙人在行政、經濟、軍事及宗教方面的各種內部事務，是其維持地方治安的最高權力機構。
紫陽書院，一聽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關。朱熹朱老夫子，恰好是徽州婺源人，所以這個紫陽書院，正宗到沒法更正宗了。程任卿佔領這裏，顯然是早就謀划好的。
這個所謂的議事局的創建目的——或者說對外宣稱的目的——是組織、協調諸縣的民眾抗議絲絹稅。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準備了大量標語，上書“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義之日”之類的話，貼得十里八鄉到處都是。
他甚至還亢奮地放言：“但有里排一名不出，我等趕上其門，有一縣不來，我等趕入其縣，遍傳鄉鎮。”這是要把熊熊烈火燒到其他四縣去。
至於那桿大旗，就戳在書院中間，威風凜凜。它已經成了程任卿和諸縣的標誌性約定，並有一個名稱：激變旗。
那會兒徐廷竹還沒走，他覺得你們隨便折騰，但這大旗實在是太礙眼了。激變旗？啥叫激變，就是鬧事啊，你們是唯恐別人不把你們當反賊？
迫於官府壓力，程任卿讓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議事局的工作絲毫不受影響，繼續如火如荼地開展。他先後策動了幾件大事。
一是千人圍攻縣衙，逼迫徐廷竹代傳冤情；二是動員休寧縣半路攔截舒邦儒，代遞申文；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眾向舒邦儒示威。
在先後數次大舉動上，議事局展現出了很強的協調能力，短時間內造起了極大的聲勢。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趕緊發動他們徵集捐款，每一石糧米征銀六分，用以維持運營。老百姓看到好幾個當官的都被迫妥協了，覺得這個議事局確實能幹大事，紛紛慷慨解囊。大筆大筆的錢財，就這麼流進紫陽書院。
這個議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無賬簿，也無監管，收多少錢，花多少錢，全由程任卿一言而決。如果他想要從中漁利的話，實在是再容易不過了。
財帛動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乾淨的，也沒法保證別人不眼紅。議事局裏有另外一個生員，叫程文烈，他看到這大筆款項，貪念頓生，暗中策劃把管局這個位置奪過來。
這個計劃的實施，就定在了舒邦儒進婺源縣城的次日，萬曆五年七月一日。
書接上回。話說舒邦儒戰戰兢兢地進了幾乎進入自治狀態的婺源縣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畫卯。程任卿作為議事管局，也來到縣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着接見。此前在休寧和婺源城外，議事局讓這位大老爺吃了兩次虧，下馬威也給夠了，現在面談，可以爭取到足夠的利益了。
幾個人正在談話，正好來了一個歙縣送信的快手，名叫王學。婺源人一聽是歙縣來的，登時臉色就不太好看。
“快手”不是現在那個“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負責傳喚官司、傳遞文書的差人，和負責緝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捕快”。
偏偏這個後生態度還很囂張，說你們不要妄想絲絹稅恢復舊制了，我們歙縣花了700兩紋銀，搞定了府里的戶房程德煥，就連你們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他拍着胸脯說可以說服五縣認繳絲絹稅。
憤怒群眾一聽，大怒，這還了得，立刻叫囂着把婺奸程德煥、程任卿拽出來。程文烈趁機和其他幾個人鼓噪吶喊，帶領群眾沖入縣衙。
可憐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勛，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賣婺源的反動分子。他大聲抗辯，可是根本沒人聽，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幾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興奮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說給我狠狠打！這夥人打到興頭上，還拿出刀來，把他從縣衙脅迫到紫陽書院，繼續施暴。
特別要指出，這一段詳盡描寫不是筆者憑空想像，真的是史料里明文記載的。
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個兩敗俱傷，反而讓另外一個叫何似的讀書人漁翁得利，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去挪用公款，結果一查箱底，還剩六兩白銀，又惹起一陣內訌。
舒邦儒一看這架勢，鬧得實在不像話，正要寫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擔心議事局的醜事曝光，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攔截了，不允許傳遞。舒邦儒坐困愁城，這下連消息都斷絕了。
婺源議事局這邊大亂，休寧那邊也是一片喧騰。
在吳大江、程時鳴幾個當地讀書人以及豪強的帶頭之下，一萬多鄉民聚集起來，搭着木梯，直接翻上縣衙牆頭，把告示榜文全數撕毀，砸掉一切和歙縣有關的商鋪設施；然後又高舉黃旗，日夜圍着縣衙鳴鑼吶喊，挾持知縣陳履；他們甚至找了幾個人，身穿青衣小帽，手執鎖鏈，聲稱要直接把所有參與絲絹稅方案制訂的官員鎖拿進京。
休寧人也向婺源人學習了“先進的”信息管制經驗，在各處派人把守，任何過往文書，都必須審查以後才能通過，要求“一票一揭，必經休民人驗而後發”。
有了婺源、休寧兩縣帶頭，其他三縣也相繼發出檄文，一起鬧將起來。五縣人民買賣也不做了，地也不種了，專門在徽州府與外界的各個路口圍堵歙縣商人，見一個打一個，貨物全部截留搶走。甚至有一夥激進分子，聲稱要闖入殷正茂在歙縣的產業，燒祖屋，刨祖墳，好好給這位戶部尚書點顏色看看。
一時之間，徽州境內烽煙四起，政務為之癱瘓。整個徽州府，這回是徹底亂了。
徽州府這下可再也無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臉黑線，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幾任知府姑息搞出來的事，結果這炸彈卻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實在太欺負人了。
可憐他一介知府無權更改絲絹方案，又不敢瞎許諾什麼，解決不了深層次的矛盾，只能含糊其詞地發了無數公文試圖安撫，效果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徐成位顧不上體面，急忙向撫、按兩院及兵備道發文求援，請求上級迅速拿出個辦法來，不然徽州今年怕是連稅都沒人交了。
上頭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徽州變亂又掀起一股離奇巨浪。
婺源縣裏有一批駐軍，帶頭的軍官叫趙淶，也是歙縣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軍法森嚴，不敢擅動。這次趕上暴亂，他連夜帶兵撤出婺源，直奔歙縣而去。為了掩人耳目，趙淶還派手下歙籍士兵到處散佈流言，說婺源人要暴動。（這個說法來自婺源，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姑妄聽之。）
[註釋]把總：根據《明史·兵志》的記載，明代京營分為三大營，設千總、把總等領兵官；各地方總兵之下，也設有把總領兵。故，把總在千總之下，領兵幾十人至百人，為軍隊中的基層領兵官，相當於現在的排長或連長。
婺源人聽到歙縣人造謠說他們造反，勃然大怒，議事局立刻派人到處散播謠言，說真正想造反的是歙縣人。負責協調的人到了休寧，休寧這邊的帶頭人吳大江表示，你們玩得不夠狠，看我們的！
此前他們已經挾持了休寧知縣陳履，所以官印可以隨便亂蓋。吳大江遂以休寧知縣的名義，給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布政司衙門發去飛報，聲稱休寧、婺源兩縣遭到一萬多名歙賊的入侵，休寧知縣陳履被擄走，婺源署理縣事的推官舒邦儒慘被毆打，連兵備道都被圍了，歙賊不日將越境四齣，情況十萬火急！
萬餘“歙賊”入侵，真虧他想得出來，想像力太豐富了。
休寧縣的偽造公文發得痛快，那些接到急報的外省布政司衙門可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如果這裏發生暴亂，整個東南都要為之騷動。因此對這份軍情急報，東南諸省都很重視。
可研究來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門覺得很奇怪。
徽州府的上級主管是應天巡撫，按道理出了亂子，應該先往南京那邊報才對。如今休寧縣的告急文書越級不說，居然還跨省，難道……南京已經被“歙賊”佔領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時就下來了。
“歙賊”居然囂張到了這地步，當年倭寇也沒這麼厲害啊。
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動，諸省嘩然。誰能想到，徽州府出了這麼一個厲害的縣，敢和整個江南單挑。在那幾天，“歙賊”風傳江南，人人聞之色變，充滿了黑色幽默的荒誕。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個東南都震動了，大為不滿，責令徽寧兵備道儘快查明這“歙賊”到底是怎麼回事。
徽寧兵備道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職責，鬧到這個地步，他們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馮叔吉趕緊率先做出反應，連發兩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語氣嚴厲，讓民眾各自回家，“如有隨途跟走，群呼類引，嚷亂有聲者，即系惡少棍黨”。后一道語氣柔和，說馮副使準備巡看五縣，仔細傾聽百姓呼聲，不過天氣太熱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遠道迎接，留幾個人問話就是。
這不是客套話，馮叔吉真的親自趕到徽州，還帶着不少兵馬。他一是巡視五縣，彈壓民亂；二是要查明“歙賊”的真相。徽州府也趕緊發出禁約，禁止六縣民眾互相仇視傷害，否則嚴懲不貸云云。
至於應天巡撫，他正忙着給那些受驚擾的外省衙門解釋，南京沒事，徽州也沒有亂賊流出，大家不要驚慌……
無論徽州府還是兵備道，此時的態度都還好，只是溫言勸慰老百姓別誤會，並沒擺出一副趕盡殺絕的嘴臉。可熟悉官場的人心裏明白，這只是因為官員們要儘快平復亂局，等事態平息，就要秋後算賬了。
一直到這時，五縣裏的鄉宦們才意識到，這回可能有點玩大了……
起初五縣鬧事，這些鄉宦一直在背後推動，希望藉此施壓，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了。
休寧縣有位鄉宦叫汪文輝，在當地極有地位，官至尚寶司卿，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積極支持五縣維權，可到了這會兒，他覺得不對勁了。汪文輝緊急聯絡了幾個有力之人，說這事得往回收，咱們是維權，不是謀反，真鬧大了，有理也變沒理了。
汪文輝連忙準備了一份揭帖，上書徽州府，語氣懇切地解釋說五縣並不打算鬧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穩而已，外頭傳言什麼遮道毆打、豎激變旗什麼的，都是謠言，我們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筆頗佳，一邊解釋，一邊還不忘告狀：“今各縣憤激，事實至此，釁孽始萌，猶可杜息。其指斥之實，惟知切齒於殷門；其號呼之狀，惟欲求申於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於君父。”
三個排比，層層推進，既把暴亂這件事洗得乾乾淨淨，又指出亂源在於殷正茂這個王八蛋——我們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帶頭，其他幾縣也紛紛上書，調門一致降低，都態度懇切地表示：小民只是驚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爺把絲絹稅改回去，我們都是順民。
鄉宦們的呼籲，讓民間的熱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後朝廷的脾氣就上來了。
七月二十日，這次不是兵備道，而是更上一級的巡撫都院氣勢洶洶地發出安民告示。這次的口氣截然不同，沒有含糊地稱“五縣”或“六縣”，而是直接點了休、婺、祁、黟、績五縣的名，殺氣騰騰地表示：
“如有一縣一人敢倡言鼓眾者，先以軍法捆打，然後問遣，決不姑息。”
耐人尋味的是，與這份安民告示一併送達徽州府的，居然還有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公文。
在這份公文里，逮捕帥嘉謨的理由特別值得一讀：“以歙縣津貼之費，輸納冠帶，誇張梓里，以致五縣居民憤恚不平，哄然群聚。”你這是詐騙歙縣百姓的公款，去給自己買冠帶榮譽，還到處顯擺，這才導致了五縣民眾鬧事。
這些錢有多少呢？一共四十兩。
看得出來，上頭為了儘快平復亂局，只能拿帥嘉謨的人頭來安撫五縣民眾了。你沒罪，也得挑出點罪過來——可是，帥嘉謨一手促成絲絹稅改革，這個立場是經過聖旨確認的，從這裏實在挑不出毛病。兵備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亂找了個理由，說他挪用公款買冠帶。
誰讓你小子到處顯擺，惹出這麼大亂子，不收拾你收拾誰！
於是，這位一心為歙縣謀利益的英雄，稀里糊塗地以詐騙罪進了監獄。
當然，帥嘉謨在牢裏並不寂寞，因為沒過幾天，巡撫都院發出數份公文，點了五縣裏鬧事的一群首惡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吳大江、程時鳴等幾人都在名單里，要追究他們的責任。
隨着這些責任人的入獄，以及各級政府的強力彈壓，加上當地鄉宦拚命安撫勸說，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徽州之亂，總算逐漸恢復了平靜。
可無論是撫、按兩院還是徽州府，心裏都明白，此時的平靜是暫時的。暴亂的根源在於絲絹稅，這個不解決，始終是個隱患。
因此他們也紛紛上書戶部，表示這個絲絹稅的改革，雖然是聖上批准過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時徽州之亂的影響，已經不局限於當地，兩京官場都有震動。南京禮科給事中彭應時、湖廣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岳紛紛上本，說徽州大亂肇始於絲絹稅的改制，可見此事還需要仔細斟酌。戶部尚書殷正茂身為歙縣人，即使沒有偏袒之心，也該避嫌，這次出事他也有責任。
其實他們對於徽州絲絹案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在彈章里只是幾句話寥寥帶過。他們擔心的是，此事持續下去，會讓整個江南都變得不穩定，這才是關乎利害之處。所以說，誰有道理誰沒道理根本不重要，趕緊把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應時彈章里說的：“奏請（皇上）定奪，毋得依違以杜釁端，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
[註釋]奏請（皇上）定奪，毋得依違以杜釁端，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聖上萬萬不可猶猶豫豫、模稜兩可啊！懇請聖上裁斷是非，以正視聽，杜絕此類爭端，但願能永保地方太平無事！
在重重壓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書謝罪請辭，不過並未得到批准。
他戶部尚書的位子暫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眾的意見都太大了。絲絹稅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經有了聖旨，也得改。
只不過，皇上金口玉言，豈能出爾反爾。這臉，不能讓皇上丟。所以朝廷給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這麼說的：“雖令由欽定，始有專擅之情，事屬鄉邦，不免有可疑之跡。”意思是，聖旨雖然欽定了絲絹稅的改革，但你們在具體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員的籍貫落人口實了吧。
朝廷定的調子是對的，是底下的人給唱歪了。誰唱歪的呢？到底還是讓歙縣出身的殷正茂背了這口黑鍋。
上頭既然同意修改絲絹方案，下面各路官員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議。萬曆五年十二月，絲絹稅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終於出爐。
這個方案與原來相比，本質上沒什麼區別，只不過對五縣多讓了一步。
歙縣絲絹稅不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由五縣均攤。
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白銀的絲絹稅，實際上歙縣出4145兩，五縣出2000兩。
五縣民眾這次沒敢再鬧民變，可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你當這是菜市場討價還價？一塊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體統了。我們要的可不是這個！
負擔就是負擔，一分銀子也是負擔！
老百姓鬧了這麼久，早就輕車熟路。抗議申文和請願書化為無數雪花，紛紛飛向各級衙門。官員們面面相覷，還能怎麼辦？繼續再議吧！議到大家都滿意為止。
這一議，就將近一年。一直到了萬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總算硬着頭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縣均平方案》。
此方案對歙縣來說，沒什麼太大變化。絲絹稅照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調整到了2530兩。
而這2530兩，並不會攤派到五縣頭上。
在隆慶六年，戶、禮、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價銀，減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賬上。同時還有一筆軍需銀，每年都會剩點結餘。徽州府每年從這兩項合計抽走1950兩，替五縣補進均平銀里，諸縣再均攤50兩，一共是2000兩整。如果以後每年軍需銀的結餘不足，則從五縣征派補足。
繞了好大一個圈子，等於是徽州府把這筆稅扛下來了。
這樣看起來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這個稅是每年都交的。徽州府料價銀是隆慶六年的減免所得，數量只會減少，早晚用光；而軍需銀結餘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萬一是負數，那麼這筆錢，還得讓五縣來承擔。
換句話說，這2000兩銀子的來源，是不穩定的。
前面三個方案，是橫向朝三暮四，讓絲絹稅在六縣之間來回騰挪；這第四個方案，卻是縱向朝三暮四，按時間軸來的。五縣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隨着時間推移，幾乎可以肯定會逐年增多，最後回到原來的水平。
而且這裏還有一個問題。
對歙縣來說，減免均平銀的數量是2530兩。而從料價銀、軍需銀和諸縣分攤中抽走的，是2000兩。
還有530兩無法沖抵，賬不平啊。
歙縣和五縣已經打滾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線，讓誰多扛一分，估計都得爆炸。
要麼，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從其他科目里進行調配？
一般的調配，是不成的。因為你這裏減交，那裏就要多交，算來算去，總有一個科目要吃虧。一干能吏高官，就為這區區五百多兩銀子愁眉不展。
這時，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如果這個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讓它吃虧，豈不就正好兩便嗎？
什麼？怎麼還有不合理的稅收科目？
有哇，兩個字：協濟。
所謂協濟，是指當一處官府出現資金緊張時，由上級出面協調，組織臨近州府進行援助。這種援助一般來說都是臨時性質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為了防備倭寇，徽州府協濟蘇州、松江海防16,000兩銀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為了鞏固長江防禦，徽州府協濟鎮江駐軍1300兩銀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載圳前往封國，徽州府協濟池州10,000兩，用於迎接儀仗開銷。
這些大的協濟，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錢就不用給了。可還有一些瑣碎的小協濟，雖屬臨時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規，變成一項長期性的稅負。這是大明稅制的一個特點，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輕易更改不得，日積月累，形成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鏈條。
這些瑣碎協濟，往往與軍事密切相關。因為軍方的駐屯調動，不依行政劃分而行，經常跨數府數縣。比如兵備道副使馮叔吉這個“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的頭銜，就是依長江而備，跨越六府。若想尋求地方支援糧餉，非得靠徽寧兵備道來協調。
因此，兵備道對各地的協濟情況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員的建議，請兵備道出面，清查一下協濟費用，看哪一項有不合理之處，取消便是。
兵備道也想儘快從這個泥沼里脫身。於是在副使馮叔吉的授意下，兵備道清查了一遍賬簿，很快從中挑選出一個科目：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
這個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稱是領金華、衢州、嚴州兵備道，它的駐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沒什麼關係。徽州為什麼要給它兵餉？而且這筆銀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裏明明是徽寧兵備道的駐地。
明明是徽州協濟金衢道的費用，卻要送去徽寧道的池州，這賬目流向也太亂了吧？
仔細一查，原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為了防倭，朝廷設立了應天兵備副使，統一協調包括徽州在內的長江防務。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這個機構被裁撤，卻沒有下家來接盤。徽州府在那段時間，處於沒有駐軍保護的空白期。
本來朝廷覺得倭寇氣焰不復往日，徽州地處內陸安全得很，這事不用着急處理。沒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鬧了一次礦上騷亂。一群來自金華的礦工化身流賊，沖入婺源縣大掠一番，徽州六縣為之震動。
當時的應天巡撫劉畿手裏無兵可派，遂移文鄰近的金衢道，希望他們就近協防。協防需要兵餉，這筆錢自然得是徽州府出。於是徽州府專門安排了一筆兵餉，每年解送衢州。
後來到了隆慶六年，朝廷設立了徽寧兵備道，把徽州防務從金衢道接回來。按說這筆餉銀該隨之轉過來，相應科目名稱也要修改，可徽寧兵備道打起了小算盤，覺得可以從中漁利。
首先，徽寧兵備道先從徽州府徵收一筆兵餉銀，於情於理這都是應該的，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徽寧兵備道給金衢道移文，說徽州防務我們接手了，兵餉銀以後歸本道所用。金衢道覺得這也合理，辦了移交手續。
最關鍵的手法來了：徽寧兵備道並沒告訴徽州府，兵餉發生了轉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中間加上“解池州府”四個字，意思是，以後你們交給金衢道的兵餉銀，送到池州來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沒覺察這個小手段，還覺得挺高興。因為解送兵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這麼一改“解池州府”，我們還省了一筆運輸費呢。闔府上下，都讚頌兵備老爺體恤民情。
經過這麼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兩筆兵餉銀，名義上一筆給金衢道，一筆給徽寧道。其實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這兩筆銀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寧道手裏。
說白了，這算重複徵稅。
有人也許有疑問，交兩次錢，徽州府難道傻嗎？
奧妙就奧妙在這兒了。從徽州府的財務角度來看，這是兩筆不同的支出，一項是給外地駐軍，一項是給本地駐軍。如果不知道“協濟金衢道”的前因後果，根本看不出兩項其實是同一項。
要知道，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里，政策的執行是有慣性的（比如說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慣例，即使周圍情況發生變化，官員仍舊會機械地繼續執行，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懼變化。所謂“祖宗成法”，就是這麼來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納“協濟金衢道兵餉銀”，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既然沒人通知取消，那麼就繼續交下去好了，也沒人追究它是怎麼產生的。那筆絲絹稅也是同樣的道理，歙縣不也默默地交了兩百年嗎？
大明的正稅不多，雜稅和隱形稅卻無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體制內悄然形成的。積弊一旦生垢，便難以清除，積少成多，演變出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途稅鏈，賦稅比賬面上要沉重數倍。
看到這裏，我們大概能明白，六縣為什麼糾結於這些稅目數字了。
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熱愛興訟，實在是負擔太重，不堪承受。從這次爭議中能看到，除夏稅秋糧的正稅之外，徽州府還要徵收南京承運庫的人丁絲絹，給地方政府的六項均平銀，給工部、戶部的物料銀，還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協濟……
若是再碰上徽寧兵備道這樣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運作出一筆額外的稅收，負擔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員甚至還想藉機運作一下，增加一點官府辦公費。
更可怕的是，這些數字，只是解到庫的稅額，還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補平、內府鋪墊等，這才是老百姓最終要承擔的稅負。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個部門分別解送稅賦，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會翻一倍。
就這樣，地方雜稅和臨時稅不斷增加，附加成本隨之提高，效率直線下降，整個體制逐漸變得臃腫無比，同時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間。大部分稅額，就在這些煩瑣、細碎的流轉環節中，被各級操盤手們吸走。老百姓交的錢越來越多，朝廷收入卻不見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里被消耗了。
長此以往，地方民怨沸騰，政府束手無策，最後的結果，就是調控失靈，天下大亂。
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治標不治本，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產生“雜稅”的機制，只能略微擴大稅基，把問題的爆發拖延一段時間罷了。
大明滅亡的原因，徽州府的這筆小小稅賦，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咱們書歸正傳。
前面說了，“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這筆稅銀，本身並不合理。徽寧兵備道一直很擔心，萬一又碰到一個類似帥嘉謨這種愛較真的人，說不定會再起波瀾。這一次既然有人提議，兵備道索性順水推舟表示，為了徽州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們吃點虧，從這筆兵餉銀里抽出530兩來，把最後的虧空補上吧。
這筆原本是重複徵收的稅，就這麼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備道高風亮節，解決了最後的問題，諸位官員看到了成功的曙光，連忙又經過一輪討論，做了一點微調，使之更加完備：
減免料價銀的庫存有限，不能支撐逐年抽調，直接併入軍需銀。
五縣額外負擔的那50兩也算了，省得他們啰唆，直接也併入解池州府兵餉銀。
於是，在萬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爐了。
人丁絲絹6145兩，仍由歙縣承擔，但他們負擔的均平銀，則減少2530兩。這筆均平銀怎麼補足呢？由徽州府軍需銀抽出1950兩、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合計2530兩，轉入均平銀賬目沖抵。
這個方案，可以說是集妥協、折中之大成，把負擔壓力分散到歙縣、徽州府、兵備道等諸多方面。這樣一來，歙縣少交了2000多兩銀子，心滿意足；五縣一點負擔不用加，也心滿意足；徽州府和兵備道略吃了點虧，但消弭了一場大亂，杜絕隱患，也合算。
對朝廷來說，一則上交的稅款並不短少，二則趁機清理冗稅雜役，統一錢糧，對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這個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難怪執筆者得意地稱其為“共免兩全法”。
這一次，上上下下俱鬆了一口氣。兵備道趕緊發佈大字榜，通告六縣新的稅制，並得意揚揚地宣佈：“自萬曆七年為始，明載賦役冊，永為定規。”
我相信，在張榜公佈的一瞬間，這幾個字轟然化為斗大的金黃色大字，配着恢宏的音樂，在徽州官場大小官員腦海中旋轉。他們此時一定百感交集，涕淚交加。
不容易啊，這一場肇始於隆慶四年的大紛爭，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先後五版解決方案，至萬曆七年終於徹底消弭。中間多少波折，多少折騰，總算熬過去了。
塵埃落定，生活還得繼續。
讓歙縣人感到高興的是，曠日持久的絲絹紛爭，把各種細節、征派原理都討論得很透徹，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腳，反而會主動找別的稅目設法再減免一點。這時又趕上了朝廷推行一條鞭法，所以歙縣所承擔的人丁絲絹，不必全以實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銀或折色折銀，不必先賣糧食再買絲了，無形中又少了一層負擔。
據學者考證，萬曆七年之後，歙縣真正實交的人丁絲絹稅，其實只有額定的七成。
這一切，都是拜那個學霸帥嘉謨所賜。
而帥嘉謨後來到底怎麼樣了呢？
第四章秋後算賬
萬曆五年七月，兵備道拿住帥嘉謨，把他關在監牢裏待審。同時被捕的，還有包括程任卿在內的一夥五縣鬧事分子。
兩個月後，徽州府終於拿出了初審判決：帥嘉謨、程任卿以及其他幾個人，被判充軍。其中帥嘉謨的罪名是“將不幹己事情，捏造寫詞，聲言奏告，恐嚇得財，計贓滿貫”“以陳奏而斂取”。
在狀詞裏，徽州府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帥嘉謨自誇有手段，向歙縣老百姓收取銀錢，說你們補貼我上京告狀，我自有辦法幫你們免征賦稅。他利用歙縣民眾的恐慌心理，收斂了大量錢財，假公濟私——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帶，用的就是公款。
這是一個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決，翻譯過來就五個字：“誰讓你多事？”從官府視角來看，這起紛爭根本是無中生有，完全是帥嘉謨一個人挑起來的，當初你如果乖乖閉嘴做你的數學作業，哪兒還會有後面這麼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猶豫地犧牲掉帥嘉謨，來換取五縣的穩定。至於這個罪名是否合理，並不在考慮之列。法律問題，咱們政治解決。
初審意見提交給兵備道。可是馮叔吉很不滿意，覺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給判輕了，不足以警誡別人。於是馮叔吉把這些人提到太平府，讓安慶、池州、太平三府會審，再議一次罪名。
這次商議，最終給帥嘉謨定的處罰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這個判罰，從他本人角度來說實在是冤枉，但從官府角度，沒弄死你，算是很講良心了。
萬曆六年七月十九日，這份判決意見得到刑部尚書嚴清的支持，具題上奏，並於二十日拿到聖旨批准。一切都塵埃落定。
然後，帥嘉謨在官差的押解下離開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邊之路。他當時是何心情，後來又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縣民眾並沒忘記這位幫他們減賦的英雄。在《歙縣誌》裏的義士一項，專門記載了帥嘉謨的事迹，以及一段評語：“以匹夫而塵萬乘之覽，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雖遭謫戍，而歙人視若壯夫俠士。”
不知道在隆慶三年那個炎熱的夏日，當帥嘉謨翻開歙縣賬簿第一頁時，如果預知到未來有這麼一場巨大風波，他是否還會繼續。
絲絹案的始末和帥嘉謨的經歷，就講到這裏，不過故事還沒說完。
因為英雄並非只有他一個。
在五縣民眾心中，也有好幾個慨然倡義、奮勇抗爭的大英雄。如果沒有他們的拚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萬曆四年就把歙縣的負擔強加過來了。
這些人，也都是當之無愧的五縣義士。
比如曾經捲入議事局風波的何似，在等候判決期間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遺書，寫得十分慷慨激昂：“身雖殞歿，而生平義氣之正，鼎鑊甘如飴，刀鋸不足懼者，必不與囹圄而俱泯。”
不過在官府眼中，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頭，欲除之而後快。於是這些人和帥嘉謨同時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斂騙財，有的是聚眾鬥毆，有的是尋釁滋事，判罰也輕重不一，從杖責、下獄到流放充軍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議事局，僅這一項就和別人的性質截然不同。
官府對他的判詞裏說：“以欺眾罔利之徒，轉為犯上作亂之漸，建旗張局，召號者數過萬餘，縛吏侮官，陸梁者狀非一出，造飛言於達路，則江、浙、閩、廣亦各驚心。毀禁示於公牆，則山澤閭閻幾為解體。”
這些罪狀，都是大犯忌諱的事，從判詞來看，距離謀反只差了一線。
所以程任卿的判決最重，居然是斬監候——相當於死緩。整個徽州大亂中，被判處死刑的，只有他一個。
程任卿真是個奇人，在監獄裏得知這個消息，沒有哭訴哀號，而是慨然上書自辯。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帶訟師光環，洋洋洒洒寫了一大篇，居然探討起判決書里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實的適用問題。
他沒否認那些指控事實，但是聲稱判決引用的法律條文不對，性質不適用於本案。一點、兩點、三點……論點鮮明，邏輯縝密，旁徵博引，簡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風雲》。如果說帥嘉謨是數學學霸的話，那麼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時的法律達人。
這些抗辯，並未能改變他被判死刑的事實。不過斬監候這個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麼時候執行卻沒說，這就留下許多可以操作的空間。
在許多有心人的保護下，程任卿並沒有秋後問斬，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監獄裏。徽州府考慮到五縣民眾的情緒，不敢輕易執行死刑，索性一直拖着。
程任卿在監獄裏待久了，窮極無聊。他決定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寫書。
獄中寫書這事，在中國屢見不鮮。不過程任卿要寫的這本書，和尋常的可不一樣——準確地說，他不是寫，而是編書。程任卿聯絡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諸縣友人，把圍繞絲絹案的大大小小的文書，都搜集起來，彙集成冊。
要知道，絲絹案持續了這麼久，中間各個利益集團無數次爭吵議論，留下了大量文字資料。鄉紳們的書信、題記、狀書，諸縣申文，諸府、兵備道、撫按兩院一直到戶部的各類揭帖、告示、憲牌、奏文、判決書、保書，等等，應有盡有。
徽州又有健訟傳統，健訟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資料基礎，因此各縣都有保存檔案的習慣，私人還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編這本書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編撰成一本書。
不知出於什麼目的，程任卿給這本書起了一個特別容易讓人誤會的名字，叫《絲絹全書》，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講怎麼造絲綢的，以後可以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放在一個書架里。
《絲絹全書》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卷，從隆慶四年帥嘉謨上書海瑞開始，到萬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終（其實最後還附了一篇何似的臨終說帖），一共收錄各處文書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個徽州絲絹案從官府到民間的全部重要文獻。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編這本書的目的，是剖白心跡，表明冤屈。很難得的是，程任卿並沒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他雖然自認冤屈，但對《絲絹全書》沒有進行任何裁剪修纂，始終保持客觀中立。哪怕是對他和五縣不利或謾罵的文字，照樣一概收錄，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註，略微辯解幾句。
《絲絹全書》裏的很多歙縣文獻，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個貪圖小利、沽名釣譽的丑角。不知道程任卿編撰到這一部分時，是不是會搖頭苦笑。但他嚴守立場，未做塗抹，而是原封不動地抄錄進去，堪稱史學家的典範。
中國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記錄大要而忽略細節，重結論而輕過程，多高層而少下層，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間的事件——記錄語焉不詳，框架雖在，細處缺失。後世之人，只能從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去猜測。像徽州絲絹案，在《明實錄》裏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個，研究者恐怕只會當其是一場普通民變，一掠而過。
感謝程任卿，能保留下這麼多材料，我們才得以窺到當年那一場大辯論的真實風貌，從起因到結果，從官府態度到民眾反映，無不歷歷在目，生動無比。
這篇小文里有大量細節描寫，絕非“鍵者”杜撰腦補，實在是《絲絹全書》裏收錄的資料太細緻的緣故。明代民間縣一級事件，能記錄到這種程度的，可謂絕無僅有。
（附截圖一張，足見裏面提供的史料詳細到什麼程度——差不多可以當電影腳本來用了。）
程任卿的這個斬監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後來有個做官的同鄉叫余懋學，上書給他喊冤，最終得以改回充軍，並被發遣到邊疆。程任卿這人也真有能耐，戍邊期間居然還立了大功，當上了把總，最終榮歸故里。
婺源人民，始終記得這位抗爭英雄，也在《婺源縣誌》裏的義士傳里留了一個位置給他。而《絲絹全書》，也因此流傳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這麼結束了。
但絲絹的故事還沒完。
萬曆二十年（1592年）前後，距離徽州絲絹案已經過去十幾年。這件塵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開一角，顯露出了一個此前幾乎沒人留意的驚天細節。
掀開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員——南京戶部右侍郎余懋學。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釋絲絹大辟疏》，為程任卿乞求減刑。在這篇疏里，余懋學講述了當年徽州之亂期間發生的一件隱秘往事，而且牽涉了一位曾經的大人物——張居正。
萬曆三年，余懋學時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以敢言直諫而著稱，先後數次上書，批評張居正的種種政策太過操切，言辭十分激烈，是變法的反對者之一。尤其是萬曆五年“奪情”事件之後，張居正把余懋學削職為民，趕回婺源老家永不敘用。
余懋學返回婺源之時，正趕上徽州之亂爆發。
當徽州絲絹案爆發之時，有人來找余懋學助威。余懋學為人比較警惕，沒有答應，只是寫了封信給徽州知府，勸說恢復舊制。結果戶部尚書殷正茂誤以為他也參與其中，還寫信來詢問。余懋學忽然意識到，這是張居正余怒未消，打算藉機懲治自己，便行事更為謹慎，閉門不出，也不與別人來往。
萬曆五年八月前後，暴亂差不多結束了，官府開始四處抓人。可奇怪的是，無論是兩院還是兵備道，首先發出來的緝拿令，都口口聲聲說是豪右宦族作亂。
余懋學這個說法，在《絲絹全書》裏也有佐證，其書里收錄了《查豪右牌面二張》《按院再議均平查訪豪右憲牌》《都院再訪豪右憲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級官府的明發文件。另外還有一份歙縣人的舉報信，說五縣暴亂的主謀，在於“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為什麼把矛頭對準當地土豪鄉宦？余懋學認為，這是得自張居正的授意，試圖把他也攀扯進來，好進一步報復。
按照余懋學的說法，在事件期間，張居正給應天巡撫胡執禮寫了封密信，指名說婺源大亂的根源，在於前南京尚寶司卿汪文輝和余懋學；同時張居正還指使都御史王篆，寫了一封信給應天巡按鄭國仕，說余懋學和另外一個叫洪垣的婺源鄉宦是主謀，一定得嚴懲。
甚至連殷正茂，都親自給徽州知府寫信，暗示余懋學和暴亂的關係。
種種壓力之下，各級官府不得不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捕當地豪強。可命令傳到了徽州府這一級，態度陡然消極下去——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與基層之間隔着一道鄉紳，要實施有效統治，不爭取到他們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聽從上級指示，使勁打擊當地豪右，那會得罪一大片人，以後管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徽州府給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無豪右申文》，不用看內容，光看標題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談不上抓捕了。”
胡執禮和鄭國仕本來也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才發牌捕拿。現在徽州府否認，加上余懋學在北京的幾個朋友王錫爵、陸光祖、李世達等人也寫信過來勸其守正，撫、按兩院樂得順水推舟，改口說既然不是豪右作亂，那一定是生員鬧事，改抓他們吧。
然後，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動作。
在給這些人議罪之時，張居正因為找不到余懋學的罪碴兒，心裏很不爽，又聽說余懋學跟程任卿關係不錯，便特意指示刑部要嚴辦。結果原本給程任卿判的是充軍，被張居正這麼一插手，最後變成了斬監候。
這些八卦，余懋學本來是不知道的。他後來起複，重回官場。李世達和鄭國仕給他出示了張居正和王篆的親筆信，他才知道當年自己處於多麼危險的境地，自稱當時嚇得“毛髮猶為悚然”。
至於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學認為不過是代他受過罷了。
余懋學這次上疏，希望能夠申請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軍流放。他還特意提及，當時的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以後，隱居歙縣，也一直為釋放程任卿而奔走，說明他內心有愧。
余懋學是言官出身，筆法厲害，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評了一通朝廷對徽州絲絹案的處理意見，先後列舉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誣捏、四不協，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個徽州之亂，張居正得負首要領導責任，是他強行偏袒歙縣，強令戶部、應天兩院改稅，五縣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擊，是有大義名分在的，不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民變”。
余懋學講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從推廣一條鞭法的角度出發，張居正確實對徽州之亂施加過一定影響力，但若說整件事情就為了針對一個回家待業的前言官，未免太過陰謀論了。最多是張居正摟草打兔子，順便而為罷了。
徽州之亂，究其過程，跟余懋學本人真沒什麼關係，他單純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別看余懋學對徽州絲絹案有諸多批評之詞，卻隻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後不忘補上一句：“乃若絲絹均平，處分久定，臣不敢復置一喙，以滋紛擾。”
什麼意思？現在絲絹案已經過去了，我也不好多說什麼，免得再生變亂。
余懋學心裏很清楚，徽州的“人丁絲絹”稅惹出那麼多風波，費了多少力氣才算談妥。他身為徽州人，可不敢輕易言改。萬一因為自己一言而再起紛爭，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張居正容易，再辯論一次徽州的絲絹稅？還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