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武官員設置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襲隋制。《新唐書·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為首的封建國家體制，在唐高祖武德時期就比較完備地建立起來。皇帝掌握着國家的最高權力，操有對一切臣民生殺予奪的大權。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義頒佈，皇帝有權修改法律和法令，並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約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職官體系。在中樞機構中，制令機關、封駁審議機關與行政事務機關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務機關和事務機關的職責是很分明的，監察機構也很完備。此外，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品階勛爵制度。《新唐書·百官志》說：

其辯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勛、有階，以時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

隨着社會矛盾的發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唐代的職官制度也發生了變化。“使職差遣”逐漸侵奪了原來職官的權力，新出現的一些使職，使得原來的一套官僚體系發生了紊亂。他們佔據了中央與地方的大部分權力。當時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國史補》所說的“為使則重，為官則輕”。這種現象對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響。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幾個系統：

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書省長官中書令、門下省長官門下侍中、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共議國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輔佐皇帝總領天下大政的官員。《新唐書·百官志》說：“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後來，因為唐太宗即位前雖曾任過尚書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職，便以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門下侍中、中書令號稱宰相。據《冊府元龜·宰相總序》說，自隋代以來，就有“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為輔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輕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並假借他官之稱。如唐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稱“參議得失”，或稱“參知政事”等等，名稱不一，都是宰相之職。《舊唐書·李靖傳》載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中書令（《百官志》作僕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辭極為懇切，唐太宗為之感動，說：朕觀古往今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縱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猶自強居職位。公能識大體，精神誠可嘉。於是，太宗除下優詔，令其在家調養外，又命其疾小愈，兩、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貞觀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績為太子詹事（東宮百官之長），並特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使其與侍中、中書令一樣參預宰相職事。從此之後，就有“平章事”與“同三品”的銜號，就是品級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則，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職權，只有三公、三師及中書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黃門侍郎郭侍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以後，“同平章事”也成為宰相的銜號。開元以後，為僕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結果就不能參與宰相機務，而被擠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亂以後，宰相名號又有了變化。由於代宗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書令和門下侍中為正二品，所以就廢除了“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銜。與此同時，中書令和門下侍中基本是藩帥兼領，幾乎不單獨作為宰相來設置，因此，唐後期的宰相名號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長官在門下省議事。這個議事地點稱為政事堂。《文獻通考·職官四》說：“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其後，高宗時的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張說為中書令，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且列吏房、機務房、兵房、戶房、刑禮房五房於後，“分曹以主眾務。”至此，政事堂已從“議事”之所變成宰相的辦事機關了。產生這個變化的原因是因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長官兼職的（因三省長官尚有本省常務），他們上午在政事堂議事，下午就回本省辦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辦公機關。玄宗開元以後，宰相數量少了，其職位更為尊崇，基本上是專職的（楊國忠雖身兼四十餘職，但也以相職為主），於是就有必要設立一個固定的宰相辦事機關，並列五房以處理日常行政事務。

政事堂會議是協助皇帝統治全國的決策機關。軍國大事經政事堂會議商定，奏請皇帝最後裁決；機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議論，他官不得預聞。在政事堂（或中書門下）議事的幾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稱為“執政事筆”。唐玄宗時，李林甫、楊國忠為相，他們之所以能專權用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長期竊居了“執政事筆”的職位。安史之亂后，肅宗鑒於相權集中而造成個人專斷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筆的制度，到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輪流秉筆，其用意顯然是在於防止宰相專權，但德宗以後，這個制度並沒有沿續下去，如穆宗、敬宗時的李逢吉，武宗時的李德裕都是獨秉國政的。宰相權力的大小，都是取決於皇帝（還有中晚唐時期的宦官）的態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同樣是國家最高的政務機構，分別負責決策、審議和執行國家的政務，同時把原尚書省諸曹正式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長稱尚書，副首長稱侍郎，各司正、副負責人稱郎中、員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確立，是秦漢以來封建國家中央官制不斷變化的結果。其組織較完備，分工較明確，是封建社會發展至成熟階段的一個標誌。這些一直沿續到清代，基本上沒有改變。但有一點與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書省有一個總機構，名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分管吏、戶、禮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處於行政監督地位，而左右司則兼有總務管理的性質。

唐代中書省（隋因避諱作“內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中書省與門下省，它們合稱為兩省或北省（尚書省稱為南省），長官為中書令、侍中，開元時皆為正三品（代宗時升為正二品）。中書省與門下省同秉軍國政要，中書省掌制令決策，門下省掌封駁審議。凡軍國要政，皆由中書省預先定策，並草為詔敕，交門下省審議復奏，然後付尚書省頒發執行。門下省如果對中書省所草擬的詔敕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凡中央各部、寺、監及地方各部門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須通過尚書省交門下省審議，認可以後，方送中書省呈請皇帝批閱或草擬批答，門下省如認為批答不妥，也可駁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視中書、門下兩省在中樞政務機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曾多次稱中書門下為“機要之司”。《資治通鑒》卷192記載：他於貞觀元年十二月對群臣說：

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然駁正。人心所見，至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可見唐太宗非常注意集體的智慧，防止個人專斷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書、門下協助皇帝決定大計方針，就是防止個人專斷的有效措施。

中書省，置中書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書省為西台，中書令稱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書省為鳳閣，中書令稱內史。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書省為紫微省，中書令稱紫微令。后復舊稱。中書令為一省之首官，《新唐書·百官志》云：“中書令……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為中書令之副，參議朝廷大政，臨軒冊命，若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書省的骨幹官員，掌侍進奏，參議表章、草擬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因其所掌皆機務要政，故特規定四條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緩，禁違失，禁忘誤。他們可以就省內所討論的軍國大政及報上的奏狀，發表自己的初步處理意見，並簽上自己的名字，謂之“五花判事”。省內的意見經中書令、侍郎彙集后，再交付中書舍人，然後根據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這個專門負責執筆草詔的舍人稱為“知制誥”，其餘舍人也要分別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選擇一個資格最老的，稱為“閣老”，負責處理本省雜事。舍人六人分押尚書省六部，並輔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議事處政事堂就有一個門通往中書舍人辦公廳，宰相常從這個門經過，找中書舍人諮詢政事。據《舊唐書·常袞傳》載，代宗大曆時，常袞為相，才把這個門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來”。肅宗時，常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新唐書·百官志》說當時因“兵興，急於權便，政去台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會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議：“台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但這一制度在當時似乎未認真執行過。唐代的中書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職，所謂“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是躍居台省長貳以至入相的一塊重要跳板。此外，中書省的屬官還有起居舍人2人，從六品上，《新唐書·百官志》云：“掌修記言之史，錄製誥德音，如記事之制，季終以授國史”。通事舍人16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則導其進退，而贊其拜起、出入諸禮節。四方蠻夷納貢，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進。軍士出征，則受命勞遣，並每月慰問將士家屬。又有主書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右散騎常侍2人，右諫議大夫4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

門下省，置侍中二人為省長，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門下省為東台，侍中稱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稱納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門下省為鸞台。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稱黃門省，侍中稱監，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稱左相。《新唐書·百官志》云：“侍中……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有門下侍郎2人，正三品，為侍中之副，龍朔二年改稱東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稱鸞台侍郎，天寶元年，又稱門下侍郎。《百官表》云：“門下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大祭祀則從；■則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贊獻。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闕，則蒞封符券，給傳驛。”門下省的屬官有左散騎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諫議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諫諍得失，侍從贊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個名叫魚保宗的，上書建議置銅匭以接受四方之書。武則天接受了這個意見，鑄銅匭四個，塗以四方顏色，排列在朝堂：東方青匭，稱為“延恩”，凡是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南方紅匭，稱為“招諫”，凡是論及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匭，稱為“申冤”，凡是陳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匭，稱為“通玄”，凡是告發天文或秘密謀反者投之。朝廷派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1人為使者，管理四方銅匭；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為理匭使。天寶九載（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匭”聲近“鬼”，故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復舊稱。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諫議大夫1人為知匭使。又有給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監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畢，則駁正違失。凡是詔敕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白居易在《鄭覃可給事中敕》中說，給事中的職責是“凡制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舊唐書·李藩傳》載，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后批之”。當時有人對他說，這是皇上的聖旨，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另紙寫上，那能隨便擬在聖旨上？李藩說，如果用另紙寫，便是文狀，那能稱為擬敕？李藩之所以敢於發此大言，就是因為制度規定給事中有權在認為不合適的詔敕上“塗竄而奏還”。白居易所謂“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門下省》說的“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輕重或失，則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樣。《新唐書·百官志》說，給事中可“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就是指他們可以組成“三司”，越過執法機構，受理天下冤錯案件，聽其訴訟，這種制度稱為“三司受事”或“三司詳決”。白居易所謂“有司選補不當者，則與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書·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待中而更焉。”這種制度稱為“過官”。又有起居郎2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詔命，起居郎俯陛以聽，退而書之，每季終了時交給史官。貞觀初年，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為相時，為了防止泄密，上言減少預聞機密的人員，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後，與百官同出，不得與聞機務。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詔令起居郎、舍人於入閣之日，具紙筆立於螭頭下，恢復貞觀時期的制度。

此外，門下省還設有錄事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左補闕6人，從七品上；左拾遺6人，從八品上；典儀2人，從九品下。掌贊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門郎4人，從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關之節。符寶郎4人，從六品上，掌天子八寶及國家之符節，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天子行幸，則奉寶隨從。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中書省與門下省還各有補闕拾遺，它們均分左、右置，“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左右補闕，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從八品上，均是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創置的。據《舊唐書·白居易傳》載，白居易於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過左拾遺，他說：“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弊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諫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見的機會，所以，官品雖低，也頗為時人所重。從理論上說，諫官的本職，就是建言諷諫，即使言辭激烈，也無可責難，白居易在任拾遺、補闕期間，曾盡其職而力諫，屢次上書言事，甚至當面和皇帝爭執，據《通鑒》卷238記載：“白居易因議事，言陛下錯，上色庄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是一個不得過問朝政而專門陪伴太子讀書的閑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於義憤，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而當時舊官僚集團卻攻擊他說“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並藉機加以誣陷，把他貶為江州司馬。這件事既說明了諫官有言事的特權，也說明諫官處境的艱難。

三、尚書都省

尚書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稱東台，廢尚書令，改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則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稱文昌台，不久再改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稱為都台，長安三年（公元703年）稱為中台。唐代尚書省的辦事機構設在長安皇城的承天門大街東側，位於中書、門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別稱南省或南宮。從中書門下發出的詔令制敕，均經由尚書省轉發到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州縣，或者根據詔令制敕的精神製成政令，下達到有關部門。《新唐書·百官志》說：

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按：皆公文名），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這說明尚書省的權位相當重要，據《舊唐書·戴胄傳》記載，唐太宗曾說：“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這幾句話就足以說明尚書省在中樞行政機構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說在三省中，尚書省才是行政的實際總匯。唐代的尚書省組織更加整齊嚴密，由隋之六曹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組織，則以隋之侍郎升為尚書的佐貳，在尚書左右丞下，每部有4個屬司，共24個司。

尚書省的長官是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因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職，故唐代例不復置。以左右僕射為本省的實際長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內日常事務，《新唐書·百官志》云：“掌辯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從五品上，員外郎各1人，從六品上，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諸司事務。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為左右肅機，郎中為左右承務，諸司郎中為大夫。唐初，僕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為在中樞的職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師不單獨設置，而正二品的尚書令又被廢，只有從二品的僕射官階最高，其他兩省的副官如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以及各寺、監的長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會要》稱左右僕射為“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屬”。據說僕射於都堂上書，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階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羅拜階下，僕射不答拜，可見其威權之重。自中唐以後，由於僕射被排斥於宰相行列之外，尚書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職差遣的衝擊，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漸下降了。

據《唐會要》記載，貞觀時，唐太宗曾規定：“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送僕射”。可見左右丞在尚書省內的權位也是相當重要的，其中左丞統吏、戶、禮三部；右丞統兵、刑、工三部。六部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檢后，方下達到有關部門。因為規定省內有大事才向僕射請示，其餘細務均由左右丞處理。這樣，左右僕射已漸被架空，都省的實權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執政官之一。

尚書都省所屬的六部二十四司，負責處理全國軍政、財文、兵刑、錢穀等一應行政事務。其中吏部掌文選、勛封、考課之政，下統吏部、司封、司勛、考功四司。唐代規定官員的選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親自選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報皇帝御批，吏部聽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據其身材、資歷、才能、功勞、德行、言辭、書判諸方面的優劣予以“注批”，並報請門下省審復后授職。四司官員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給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專掌選補流外官。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為尚書、侍郎之副貳。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司勛郎中，掌官吏勛級；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官員死亡后，史官要為其立傳，太常要議謚，若要銘於碑者，則會同百官議其宜記述的事迹上報，然後考功郎中通報其家屬。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戶部，掌天下財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錢穀、貢賦等，所屬有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四司。其中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婚姻、繼嗣之事；度支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省議定上奏；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管理兩京市、宮市等交易之事，並供給宮人、王妃、官員奴婢衣服；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食稟之事。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所屬有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數，為本省尚書、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員外郎，掌諸蕃朝謹之事。開元二十四年玄宗詔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這樣，禮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選授、考課、主持武舉，以及軍令、軍籍和中央一級的軍訓，但並不直接帶兵。所屬有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府眾寡、校考、給告身諸事；一人判簿籍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員外郎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解狀。皆為尚書、侍郎之副；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地圖、城隍、鎮戎，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蕃客至，鴻臚寺先詢問其國山川、風土，然後製成地圖上奏，並送副圖於職方司，殊俗入朝，則圖其容狀及衣服樣式通達於上；駕部郎中、員外郎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郎中、員外郎，掌兵器、鹵簿儀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並平議國家之禁令。其屬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諸案件，為尚書、侍郎之副貳。凡是審理大案件，可用尚書侍郎之名義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組成“三司”，共同參議。國家發佈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佈赦免名單；都官郎中、員外郎，管理俘虜，奴隸的簿錄，給以衣糧醫藥，並審理其訴訟事件；比部郎中、員外郎負責通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勛賜缺乏物資，以及軍用物資、器械、和■等事；司門郎中、員外郎，管理門禁關卡出入登記，以及各地上繳失物的處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國家農、林、牧（軍馬除外）、漁業之政，以及諸司官署辦公所需紙筆墨之事。所屬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員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為尚書、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員之職田、諸司官署公田的配給；虞部郎中、員外郎，掌苑囿、山澤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給和畋獵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管理河流過渡、船艫、溝渠橋樑、堤堰、溝洫的修繕溝通，以及漁捕、漕運諸事。

六部長官稱為尚書，正三品，副官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來，尚書的地位很高，據《通鑒》開元二十四年的記載：“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正因為如此，尚書實際上成為高官權臣的兼職，不能具體處理本部事務，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實權。唐代六部尚書分為三行：吏、兵為前行；刑、戶為中行；禮、工是後行。各部官員的遷轉就是按照這個次序的，由后而中而前的，所以擔任某部尚書，並不等於熟悉這部的職務，而只是由於資格的關係。因此，中唐以後，六部尚書基本上成為官員遷轉之資，其官稱只代表一種身分，而不一定說明所任的職務。這就是宋代六部等於虛設，而另以其他機構代替六部的由來。

四、唐代的監察機關——御史台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設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書·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唐會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綱紀，舉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發，並且只要根據傳聞即可奏劾，不需要什麼證據，更不受理訴訟，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說的“但風聞彈事，提綱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視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員各盡其責，真正起到互相檢查的作用。《貞觀政要》卷1記載他對大臣說：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斷”，結果群臣有意見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而他自己則要“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給有司商量，然後經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才能上奏施行。他為了充分發揮御史台的監察職能，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規定：凡是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閣議事，都要有諫官隨同，有不當的隨時進諫。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對於糾正官吏的違失起了一定作用。貞觀以後，御史台也受詞訟，並且設置了“台獄”，《新唐書·百官志》說：“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對於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在糾舉之前，往往要“推覆理盡，然後彈之”。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舊制，稱治書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諱，改稱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會要》“御史大夫”條云：由於“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實際上以“中丞為憲台之長”。

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御史台曰“憲台”，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武後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改御史台為肅政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監軍旅；右台察州縣，省風俗。不久，又命左台兼察州縣。兩台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稱為風俗，秋季稱廉察，以四十八條監察州縣官員。唐肅宗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台”。東都洛陽設留台，有中丞1人，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監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主持留台事務，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備。

在御史台內設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別由侍御史（從六品下）、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上）、監察御史（正八品上）居其職，合稱“三院御史”。其中侍御史6人，掌糾舉彈劾百僚，推鞠獄訟、知公廨等雜事。所謂推鞠獄訟，是指對被告發官員進行審理，這主要是“制獄”，即皇帝親自命令辦理的案子。彈劾指按朝廷行政法規指控官員的不法行為。知公廨雜事是指處理台內日常雜務。這一職務一般由資格較老的人擔任，稱為“雜端”，殿中監察職掌進名、遷改及令史考第，台內一切事務由他專決，所以也稱為“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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