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抱打不平一

有一天我在百度楊廣時看到了這樣一篇文章。文章如下：

同志們，最近我越想越氣憤，為我們的楊廣不值呀。他是個有作為的皇帝，卻被人這麼說。我們一同聯合起來為廣翻冤吧。人多力量大。最好集體致名給研究隋唐的歷史家們！

為廣翻冤，為廣翻冤，為廣翻冤，為廣翻冤。

特此獻上一首廣的詩表達現在我的心情以及廣的心情。

野望

寒鴉飛數點，

流水繞孤村。

斜陽欲落處,

一望黯消魂。

文章讓我想起兩百多年前的清朝三朝大臣阮元，他在挑燈閱讀時，從那歷代史官的塗改和粉飾中彷彿明白了什麼，於是衝動的冒着大雪去尋找楊廣荒蕪已久的墓址，重新立上那早已不見墓碑。於是我衝動了，也許不能為這個在歷史的長河中沉睡了千年的真正楊廣平反，但我真的衝動了。

楊廣（569年—618年4月10日）是隋朝的第二個皇帝，隋文帝楊堅、獨孤皇后的次子，開皇元年（581年）立為晉王，開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為太子，仁壽四年（604年）七月繼位。他在位期間修建大運河（開通永濟渠、通濟渠，加修邗溝、江南運河），營建東都遷都洛陽城，開創科舉制度，親征吐谷渾，三征高句麗，因為濫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亂直接導致了隋朝的滅亡，公元618年在江都被叛亂的部下縊殺。《全隋詩》錄存其詩40多首。

楊廣死後，其孫楊侗謚其為世祖明皇帝，農民義軍領袖夏王竇建德謚其為閔皇帝，曾經的隋臣後來的唐朝開國皇帝李淵謚其為煬帝，這也就是楊廣被稱為隋煬帝的來由。因為李淵建立的唐延續了幾百年，所以他對楊廣的評價成為以主流並成為歷史。今天的我們知道楊廣沒有了他的豐功偉績只有他所謂的荒淫無道；看書籍看電視看電影沒有不是他奢侈好色、信任奸臣、不務國政的香艷形象。這些的形象在我們的腦海里沉澱並成為一種定性的思維一楊廣不是一個好皇帝也不是一個好人。而這些楊廣的歷史書籍形象是我們根據歷史的記載來描繪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的記載是取代隋朝的唐朝來編寫的。這就是楊廣的不幸，因為從唐朝那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李世民開始，歷代的統治者開始插手歷史書籍的編寫。從那個自私的開端之後，歷史的記載就成為了成功者文功武治的鬥豔場，失敗者遺臭萬年的十八層地獄。

每當我在看寫關於隋朝歷史的書籍或者看像《隋唐英雄傳》的有關隋朝的電視劇時，我不由地在想如果唐朝的建立者不是曾經也在楊廣的朝堂上向楊廣高呼“吾皇英明”的臣子時，唐朝的史官會不會對那段隋朝輝煌的歷史公平一點呢，會不會對那個為歷史為後人留下不可磨滅貢獻的楊廣寬容一點呢，會不會給予楊廣更多的同情少一點落井下石呢？可是歷史留給我的就是這樣的現實，不可能因為我的假設而有所改變，歷史就是歷史，歷史僅僅是歷史。其實我想唐初那些為皇家編寫歷史的史官比我更無奈更痛苦吧，頭頂頂着前人的“秉筆直書”的偉大宗旨，心裏藏負着“為史執筆”的崇高夢想。到頭來卻只能在別人的監管下編寫着歷史。僅僅是因為他們趕上了一個奇迹的時刻，他們的史官隊伍里正式地加人了一個新人—他們至高無上的皇帝。史官從此真正變成了御用文人，沒有了史官的獨立性與史官的尊嚴。

楊廣最大的不幸不是他被臣子宇文化及逼死亡國，而是碰上了李世民這個宿敵。宇文化及只是結束了他的生命與夢想，李世民卻讓他的一切歷史成就磨滅的同時再讓他遺臭萬年。李世民或許是一個好皇帝但絕不是一個好人。他通過以帝王之尊直接插手史官的記載，打破了歷代帝王明着插手史官記載的禁忌。而他的這種無恥的行為使得後人有模學樣，使得歷史變得模糊不清，中華的幾千年文化變得支離破碎殘缺不全。這不僅是歷史的悲哀更是中華文化的悲哀。

我們總是說我們中華民族有着五千年的輝煌的歷史，而說這話的底氣是來自我們有着清楚的文字記載，這些文字的記載就是我國歷代的史官抱着為史執筆的態度一筆一筆寫下的。我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中國的幾千年歷史就是在後者的筆墨下呈現給今天的我們，讓我們民族成為一個有根可尋的民族。

千年來史官雖然一直伴隨着歷史的腳步存在，但是史官的存在與其作用卻在時間的推移下有着本質的改變。對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與演變，唐朝劉知幾著《史通》有詳細記述。他認為史之為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大事。假如沒有史官，就會善惡不分，是非不辨，功過不清，結果是“墳土未乾，妍媸永滅”。因此他說：“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實，對於“史之為用”，歷代帝王心裏也很明白。不過，他們設置史官，沿用“君舉必書”的春秋傳統，並不考慮什麼彰善癉惡、激濁揚清的問題，目的只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流芳百世。《史記？孟嘗君傳》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后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侍史記些什麼?後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記述他“好客自喜”的善舉，總不會讓侍史記述他在路經趙國時，只因趙人出觀，笑稱他“乃眇小大夫”，便擊殺數百人的罪行吧。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幹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乾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干歸干，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